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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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前因后果

黄纪苏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06期 2014.06.24 19:23:42
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及预后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骗子走而不跟你走呢?

这本书[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的一个最重要的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尽管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解先生和我们一块儿谈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梁启超,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一种间接的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沙龙里进进出出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长宜子孙、天长地久,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方面的诉求“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政治保守主义一路走高;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的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被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同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同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冲紫禁城的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请安,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文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 —从1927年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让居民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要乡愁,您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 —— 这简直是把刘汉刘总和谷XX将军的人生轨迹揉一块儿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及预后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骗子走而不跟你走呢?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便要大行其道: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完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

附录一:友人双石来信

有人说中国没有地主,无非是祭起了“江南无地主”的翻版,说民国那会儿阶级分化没那么严重,土地兼并没那么严重。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民国那种发展趋势是不是朝着社会矛盾尖锐化飞跑?当年沙龙中的大小布尔乔亚们,有没有什么非革命的办法能应对这种趋势?站在人性高度作傲岸批评总是很容易的。解决社会矛盾无非就是两种办法,一种是缓和,建立足够的权威(或者说宪政吧)有效遏止、节制矛盾各方利益的碰撞;一种就是干脆抽去矛盾各方的基础,再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应该说,这种社会性的实验迄今也没有扯出个子丑寅卯来。但一旦没法节制,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不断地被碰撞乃至侵吞,那么第一种办法显然就无效,第二种办法也就成了没得选择的选择。真到了那般光景,不知那些竭力想以宪政之名固化现有社会关系的大小布尔乔亚们,又该如何是好?

民国大佬陈诚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文曰:中国农民之中七八成是佃农,“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纵然(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1941年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三年多减租……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

陈长官的结论是无可奈何的。当然有人可以拿台湾和平土改来说事儿,可那是在百万国军枪杆子下完成的(后遗症还多多)。民国迁台后与台湾土地主在没有利益和感情联系的情况下,以大陆带过去的黄金作储备搞土地债券,这套办法在大陆是整不成的。“民国范儿”吕思勉老先生说得极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发现之个人,绝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天下有自觉觉悟之个人,绝无自觉觉悟之阶级。

附录二:友人曹豫生来信

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联想到今天,我想说: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于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得如何好听,它取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时过境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对于革命的正当性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恰成一个有趣的对照。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教材如何不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第二是革命的成因问题。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既然那些地主士绅被今天文人们说的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的,为什么普通民众放着“好”日子不过,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这说得通吗?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无比的黑暗,多数也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革命是很难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常见说法,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但“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还有,革命尽管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但以毛的能力也未能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公平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但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只能有相对的公平。

我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但不是为了促成革命。要真正追求共同富裕(当然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来防止“革命”的爆发。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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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剧作家,社会学者,中国社科院《国际思想评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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