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读着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成长起来的,并不知道或不认可中国传统经济学。我国国情复杂,仅靠西方经济学难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加强本国经济运行的系统研究,建设本土经济学思想体系,应是经济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中国不但有自己的经济学——国计学,而且它历史悠久、理论精深、体系完善、流派交织,曾焕发出璀璨光芒。国计学也适用于当代经济,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源头就来自国计学。博采国计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国情相结合,对于完善政府调控理论和工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国计学是较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国计,是中国历史上宏观调控的经典用词,如平章国计。自古“会计”即国民经济统计,至唐明确定为“国计”,如《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统计国家财政收支。我们将中国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称为古典国计学。古典国计学注重国家经济运行平衡,强调实物流与资金流匹配,合理调配国家资源。当代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古中国已是治国常策。
中国古典国计学主要由中国古代的上层主流精英提出,一般形诸相国、大夫这样的阶层,并在实践中予以系统实行和检验,具有实用性、系统性、高效性和简洁性。
春秋战国,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新的超级国家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封建”的英文是feudal,指西欧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形态——由国王分封贵族,公侯伯子男等贵族都有自己的采邑,自治和世袭其领地,拥有亲兵卫队等。此所谓西欧资本主义革命前的封建社会。
但在中国,这样的制度到战国末期就已崩溃。虽然以后也有皇帝分封有功之臣的现象,但还是由中央派出官吏到全国各地,管理地方事务,征兵收税。用美国汉学家Herrlee G•Greel 的话说,“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已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形态”。
因此,必然要出现与此新国家形态相适应的“超级国计”理论。以公元前700多年的管仲及其理论为例:
第一,实物财富理论。管仲对财富有深刻认识。管仲指出,货币不是财富,“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人民和实物才是财富,“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若实物财富没有增加,虽货币很多,也只能算穷国”。
可以说,管仲的理论已经远远走在了欧洲重商主义之前。
第二,货币认识理论。管仲虽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此认识也远远走在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货币中性、货币幻觉等理论之前。
第三,公开市场理论。管仲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若国家卖出储备大量收回货币(上),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而西方国家直到美联储建立,才开始公开市场业务。
第四,货币总量、通胀、通缩与投资理论。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就设置了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管仲指出,贫富差距将导致货币被储藏,市场资金紧缺,倒逼国家增加投资、扩张货币以缓解危机;而新扩张的货币又不断被储藏起来,从而出现投资不断增长、货币总量不断扩张,货币不断被储藏、市场资金不断紧缺,而储藏货币又造成潜在通胀威胁的局面。在此,古典国计学第一次指出,货币总量过分扩张与经济紧缩相联系。
第五,扩张财政理论。管仲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系统的扩张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先提出国家储备思想,然后提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应当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并强调此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平国策”。因此,管仲很清楚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
第六,财政预决算理论。管仲强调国家财政预决算不能有过多盈余,否则货币过多存在国库,市场银根则将紧缩。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第七,国富与民富关系理论。管仲深刻认识到国富与民富之关系:“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他认为国家与人民对财富的着重点应不同。民间紧缺的物资,国家不能加倍收敛以获利,否则将加剧物资紧缺,价格恶性膨胀;民间多余的物资,国家不能大量抛售以减负,否则将加剧物资过剩,物价恶性下跌。《揆度》说:“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为大治。”
第八,价格平准理论。古典国计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为平准理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
平准理论也是西方国家货币调控手段之前身。1889年的圣路易斯同盟大会上,麦丘恩提出货币改革计划,其设想跟管仲一样,国家买卖谷物来完成与经济总量相适应的货币调控,以脱离金本位。此即联邦储备制度的前身,再后来西方公开市场业务才吞吐证券。而即便是有价证券之吞吐,中国也早在元朝就开始了。
第九,系统价格理论。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价格总要找个独立稳定的标准,即所谓“锚”,典型如金本位。当代西方金融学中,资产价格是孤立的随机过程。但在古典国计学中,价格要随系统需要而变化,不能孤立于系统而稳定存在。“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第十,赋税理论。管仲反对一味轻税,认为其无法平衡财政收支;同时又反对重税,认为其会减少税收。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在管仲这里早已有清晰的表达。管仲提出了针对级差地租的级差税制和关税等,其理论和税种都比较完善。级差地租的“相地而衰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学者才认识到不同赋税对地租的影响。而在关税方面,管仲曾召集诸侯协商共同降低关税,建立周朝经济一体化,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差别不大。可想见当时诸侯谈判之激烈程度,未必在今天世界诸国的WTO谈判之下。
第十一,社会保障理论。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较完善。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被提及。亚当•斯密认为,此制度造成中国人口众多,可见当时欧洲缺乏这样的制度。
管仲时代齐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严密细致,即便今天看来也令人惊叹。《入国》中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第十二,国际贸易理论。管仲所处时期正是中国类欧洲诸侯小国林立的时代。诸国多次召开“国际会议”,以降低各国贸易壁垒,促进“天下”经济一体化。列国诸侯于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两次会盟于宋,盟约关税降到百分之一(关赋百取一),但实际执行起来有困难,即便齐国自己,也只执行了百分之二(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管仲推动列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并非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别国财富,而非让本国财富更好地为别国使用。《山至数》中提到:“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 管仲否定片面追求外贸顺差,认为物价过低时,外贸顺差意味着本国实物财富流失。管仲还专门举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失国的例子。
第十三,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管仲正确阐述了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说:“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好处,但若过分压缩消费内需,依赖外需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国家财富流失,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
第十四,正确处理国有与民营、权力与资本的关系。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是国有经济的财政思想,掌控国家自然资源、盐铁经济命脉,获取利润,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目的。管仲同时注意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轻重乙》中,桓公曾建议对盐铁彻底实行国家垄断,管仲阻止说不可。煮盐炼铁均放开由私人经营,国家仅统一收购搞“总批发”,市场销售仍由私商经营。
但管仲不允许资本侵蚀政府权力,要严肃法纪。《权修》中管子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意思是说,官商结合,则财货经过贿赂而流入朝野。《八观》上更为严厉:“上卖官爵,七年而亡。”《立政》中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八观》还提到:“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
第十五,市场经济思想。管仲关于“官山海”之观点,已说明管仲是一个市场经济之实行者,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管仲明确提出自由市场的观点,则体现在《乘马》“右立国”的论述中:“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预决算的原则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第十六,反垄断理论。许多学者把管仲的反垄断政策误认为是均贫富。实际上,管仲说得很清楚,反垄断是为防止大富豪与国家经济政策抗衡。按现在的话说,即不允许市场上有“庄家”。此理念在西方的财政经济管理中也是很重要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设立时,在较早的格拉斯方案中,银行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有少数经由成员银行选举产生的代表,被威尔逊总统坚决否决。威尔逊认同“政府的政策与金融家以及大企业愿望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质问银行家们,“您们中间有哪位先生能告诉我,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国家曾让私人利益代表参加重要的政府控制委员会?”
以上仅是管仲的部分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国计学是大国结构调控的视角,强调人、物和资金的系统匹配,是一门可验证、可操作的科学。
国计学是经济复杂系统的解决方案
经济复杂系统的特征
宏观经济是复杂系统。何谓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基本标志即解的数量趋于无穷,或至少相对于人类计算能力来说趋于无穷。最简单的复杂系统范例,就是围棋。
下围棋时,围棋规则是博弈双方的共同知识,棋子也是双方共同知识,符合西方经济学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然而优化过程和结果却无穷无尽,西方经济学想通过跨期优化方法来求得围棋的最优解,就决无可能。故理性预期或有效市场在围棋范例中不可能存在,而人类经济远比围棋复杂。
理性预期在经济正反馈系统中也无法存在。所谓经济正反馈系统,就是当人们的行为朝某方向偏离时,所获收益最大。而此收益将反馈回经济系统,推动收益最大点的行为更加朝此方向偏离。
负反馈系统下,对系统的随机扰动会被负反馈损耗,从而降低噪声,提高预测准确度,因此具有稳定概率分布,可以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在正反馈系统下,对系统的随机扰动可能被正反馈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震荡,不具有稳定概率分布,无法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
金融市场上,顺势而为是金融操作的基本原则。故正反馈的追涨杀跌是金融操作的基本手法。实体市场上,经济蓬勃发展时,利润提高刺激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刺激信贷增加,信贷增加刺激物价上扬,物价上扬又刺激利润提高;经济萧条时,利润降低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导致信贷萎缩,信贷萎缩导致物价低迷,物价低迷又导致利润降低。此亦实体经济经济周期的正反馈机制之一。
经济复杂系统的解决之道
首先,国计学把握复杂系统的出路,是从宏观到微观建立起经济流量勾检 分析。 宏观经济各流量的边界条件、勾检条件,都具有国计簿意义上的确定性,这是经济系统的硬性约束,与市场自发行为无关。通过此约束可获得诸宏观要素间的联动关系,构造宏观流量分析模型,建立基于物理定律而不是心理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来确定性地描述经济社会,使其成为科学。
其次,用棋谱推演方法进行宏观经济的市场驱动分析。通过宏观经济流量约束分析,可获得经济体的约束边界,但这并非全部。宏观诸流量的边界等约束条件,犹如市场中的一条条无形管道。我们知道市场中各种要素必然在这些管道中流动,但各市场主体却可自主决定流向哪条管道及其流动速度。此自主性来自人类的智力博弈,具有无穷创造性。也因此,经济体成为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常具有无穷多解,而不存在理性预期。
依据宏观经济流量管道建立宏观经济约束模型,让真实人扮演市场角色,在模型约束下完成市场行为。各扮演者发挥自主性来争取更多利益,就构成宏观经济推演系统。由于解的无穷性,每次推演都必然有不同“棋谱”;犹如围棋学习一样,棋谱数量无限,并不妨碍人们通过大量棋谱的学习来提高棋艺。棋谱推演方法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方法。
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的家计渊源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起点低于中国古典国计学,源于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背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分裂为众多诸侯小国,西方经济理论的重点解决在于庄园经济问题。Economy一词原意为“家庭管理”,即“家计”。罗马帝国统一后不久欧洲再度分裂,进入黑暗中世纪。法国、德国等国家形态,在公元8、9世纪才出现。由于缺失国家权威,信用货币缺乏发行基础,实物货币成为交换媒介,金银成为欧洲通货。
随着欧洲数学的发展,经济理论数学化成为潮流。马歇尔将古典城邦经济学进行数学化研究,但是仅仅数学化了其中成本收益分析部分,而宏观经济结构、实物流、资金流等要素,却无法使用数学语言表述。故马歇尔仅仅对微观经济学实现部分数学化。马歇尔于是将城邦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重新命名为家计学,此即今所谓新古典经济学(economics)。实际上,这是城邦经济学的倒退,因为其无法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要求。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西方才算真正有了宏观经济学。但凯恩斯理论也不能超越时代,只是引入了货币总量、利率和资产组合要素,仍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基础上的总量分析。他在《通论》中说:“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 相对而言,《通论》仍带有城邦经济学的残余,具有物流和资金流分析的特点。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兴起后,西方经济学再次倒退回纯粹的鲁滨逊经济模型,成为彻底的家计学。此即当代最前沿的跨期优化动态宏观经济学。
当把整个经济视为鲁滨逊个体经济时,经济学模型就是经济增长模型,也即个体的长期投资回报模型。此模型的数学范式,是个体根据假设的生产函数和消费效用贴现率,计算不同投资率下未来消费流的效用贴现最大值。通常还限制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数学形式,以使此模型可解且解的数量有限或唯一。
由于最大值可解,故此数学模型是负反馈系统。又因解的数量有限甚至唯一,故此数学模型是简单系统,市场中所有人的解都相同,可形成一致预期,出现有效市场、理性预期等结论不足为奇。而若现实与有效市场产生矛盾时,西方经济学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幻觉等唯心的东西。而实际上,负反馈的简单系统在人类经济中仅是极为个别的存在,人类经济总体来说是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
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中华文明成果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传向欧洲。“到1720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图书馆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中文书,接着,这个数目飞速增长……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当代西方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人并非斯密,而是魁奈。魁奈在1758年的著作《经济表》第一次把宏观经济流量数学化,使西方经济学具有可验证性的科学特征,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定量分析时代,它正是一般均衡的前身。在此框架下,产生了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范式。
《经济表》与中国古代国计簿(又称会计簿)一脉相承。与魁奈同时代的学者克雷尔说:“无论概观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思想之各部分,其恒久不变之卓见,在欧洲与世界上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但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法国已经发生了应用此原则的天才(指魁奈),今后社会制度均可以《经济表》之试金石试验一下,只要将此著作加以细心的研究,便使蒙蔽政治的云雾自然一扫而空了……”这里所说的“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就是指中国文化思想被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自然哲学。
魁奈极力主张中国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其自由程度远超斯密,以至《国富论》批评魁奈过分的自由主义。魁奈自由主义不仅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基于对《经济表》宏观流量的分析。这是中国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处理宏观经济问题的典范,也是西方经济学第一次使用流量分析的定量方法来推导出自由主义结论或垄断资本经济危机结论。魁奈的经济表为简单再生产,因此工商业只有充分竞争使利润为0,经济表才能配平,故魁奈主张完全自由的竞争经济;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沿袭魁奈,但认为资本因走向垄断而有剩余价值,利润不为0,故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再生产难以配平,必然产生经济危机。
但《经济表》是实物静态分析,这导致一般均衡理论始终无法进行货币动态分析。当代西方的一般均衡理论,更背离了《经济表》的流量分析原则,将货币视为存量纳入均衡优化中,走上错误方向。尤其在信贷经济下,货币随时通过信贷产生和湮灭,货币存量可趋于0,货币流量分析才有意义。
国计学的新发展
国计学的经济流量分析
国计学在今天的重要发展,就是在吸纳古典国计学、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础上,发展起描述社会化大生产的纵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化的纵横生产。纵向生产,指社会产品在时间上形成产品链,包括原材料采集、各级中间产品,直到最后生产消费品;横向生产,指所有社会产品在空间上同时进行生产和买卖。时空的纵横联系特征,区别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个体小生产模型。
用语言来表达,此模型基本形式为:
当期总产出=当期消费品+为生产下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为生产再下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为生产无穷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
此模型体现了如下信息:
公式右边各项,代表各时间纵向的产品链关系,可按投入产出率表达为数学式;公式右边各项并列,代表空间横向生产关系;公式右边各项加总,即为当期消费部类与资本部类加总。此对应于投入产出表、国民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财务报表。
公式右边亦体现当前各级投资与未来消费增长的逻辑关系、未来各时点的投资收益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全式体现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根据以上各关系,很自然地引入货币流分析。研究工资收入、转移支付、消费信贷与消费生产的平衡,销售收入、转移支付、资本信贷与投资的平衡,并建立货币信贷对冲关系,分析信贷周期。此对应于资金流量表;根据货币信贷对冲原理,建立货币储备、汇率和替换关系,研究国内货币、区域货币和世界货币。此对应于央行及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根据投资收益率、货币信贷对冲原理,建立资产定价理论。将一般均衡理论归入微观激励范畴,形成与宏观流量的互动,亦在资产定价中引入宏观经济,摆脱西方金融学与经济学割裂的困境;可扩充到包含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贸易模型。此对应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收支头寸表。
如上可见,古典国计学的国家会计分析传统、货币流量分析传统和复杂系统的流量勾检传统,是国计学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
国计学是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
第一,建立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国计学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失衡性,政府则是向经济体施加负反馈以保证经济稳定的关键主体。政府在微观上可不过多干预企业,但在宏观上必须做好经济结构调整,保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这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经济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建立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国计学中,消费起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体现在资金循环上,消费是所有投资收入的最终来源。一个过低消费的国家,不可能维持高增长的经济结构。过分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可能刺激经济,但在长期可能浪费资源,使经济更加失衡,造成大量呆帐坏账。二是体现在实物循环上,消费是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投入。高素质人力资源必然需要较高的生活水平。中国要想实现集约型发展,提高人力素质是必经之路。但过分扩张消费也会导致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经济低迷。根据国计学理论,可计算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结构,使资金和实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让人民最大限度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最优,保障政府有充足的资金。
第三,完善产业发展战略。国计学提出比较贸易战略,证明在国际分工中,如果弱势方坚持从事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那么可能逼迫强势方让渡更多利益。弱势方可经过努力,将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获得长期利益。
第四,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大难题。中西部人口众多但人才资源匮乏;而东部人才过剩,房地产泡沫无法控制。国计学强调各种资源的相互平衡协调。例如,若中西部消费启动,教育投资增大,可以拉动中西部经济,改变中国局部区域过热、局部区域过冷的局面。
第五,建立科研与经济结构的平衡。国计学摒弃了西方经济学那种简单孤立的成本收益计算,强调技术发展、国家经济结构的平衡。我国科研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但国计学认为,“短、平、快”项目会缩短产业链长度,在短期内产出大量消费品,造成消费供给过剩的压力。在我国消费品已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宜发展具有一定深度的长期性战略科研项目。这样,可短期内减少消费品的过分供给,增加消费资金供给(科研费用部分作为工资成为消费资金),提高社会投资收益;增强我国长期技术竞争力,促进集约型发展。
第六,建立国际财政信贷监控与干预系统。可运用国计学诸要素关系来监控世界上重要国家的财政信贷失衡情况,建立从官方到民间的反应和干预体系,平战结合,确定我国的对外投资、贸易战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与金融危机。
第七,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计算机推演。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化已受各国重视。如美国和欧盟分别启动了智慧地球和活地球模拟器工程。这些工程固然可搜集大量数据,分析能力却必然受到理论限制。目前国际上针对经济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或者仍是简单系统的叠加,试图通过一组计量方程来地描述复杂巨系统;或者是简单经济环境下的个体经济推演。
中国自古就有将科学知识代数化、程序化、机械化的传统。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来看不能说是源自古希腊演绎倾向而是中国算法倾向的产物。珠算就是计算机出现前人类科技成果机械化、程序化的重要工具,我国至今仍在机械化数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古典国计学及其发展,也应沿袭此传统,以实现经济复杂巨系统的计算机化。以高度凝练的模型,囊括社会化大生产下经济的重要部门,推演出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赋税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外贸政策、金融市场、实物市场、国际环境等对经济的影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实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