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处于欧、亚、非三大地理板块的陆路交通要冲，因曾是世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交汇的十字路口，成为历史上希腊、波斯、匈奴、突厥、契丹、阿拉伯、蒙古、沙俄和英国军事争夺的焦点。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大国战略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和调整，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将是未来地缘战略核心地带之一，与中国战略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加强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分析与研究，准确把握政策，与中亚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对理解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周边外交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确保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的长远意义。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中亚地区与中国和平发展息息相关
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周边的重要邻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上讲，是通过务实合作共同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防范各种安全威胁因素渗透的缓冲区和隔离带；从促进经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讲，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空间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携手中亚战略伙伴打造可靠的利益共同体，对中国近期和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中亚地区是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外交空间。中国曾是传统的以陆权为主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快速走向世界，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已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近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东邻一些国家（地区）频发事端，对我和平发展构成挑战。而中亚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各国与中国间双边关系友好健康，目前均达到战略伙伴水平。另外，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地区政治、安全、经贸合作的成熟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以平等协商方式可有效解决地区内共同关注的问题，化解风险。继续用好和拓展中亚地区这一重要外交空间，有利于中国在发展转型中缓解压力和规避风险。
其次，中亚地区是转化大国博弈能量的缓冲带与合作区。2005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了“大中亚”概念[1]。涵盖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成为美国实施“改造后苏联空间”和继续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框架。而俄罗斯则持续启动整合独联体的一体化建设，拉拢中亚国家参与统一经济空间—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的梯次进程。中亚国家独立后选择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巧妙利用大国间地区利益的差异和竞争的缝隙，求得发展空间。中亚各国的开放性态度，吸引了全球各大权力中心对该地区的普遍关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欧盟、中东、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相邻，多元、多方向、多形式的发展对本地区最有利，任何一个大国在该地区都不形成绝对优势地位。从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的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特点和观念，为中国参与地区博弈提供了同等的机会和条件。适度使用这一机会和条件，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大国力量出现对撞和冲突的风险，为保障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条件。
第三，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能源需求不断上升，据报道，2014年1—5月我国进口原油1.2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9.87%。天然气进口也占国内需求总量的30%以上[2]。中国能源进口在源头上主要依赖海湾地区，在通道上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通道的安全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东地区的动荡可能在未来持续一段时期。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中亚各国自独立，就重点发展能源经济，并希望打破苏联时期形成的单一输出途径困局，将中国作为能源多元出口战略的重点选项。2005年12月，由境外通往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哈萨克斯坦阿塔苏—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境外全长813公里）竣工投产；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霍尔果斯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基本贯通（境外全长1833公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外全长1000公里）也于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时正式开工。四线全部建成投产后，可满足中国天然气消耗量的10%。届时，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能源安全通道，在中国新世纪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中亚地区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与核心区域。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标志着中国向西开放及与中亚地区各国的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其意义不仅在于拉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中国整体经济水平进入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地位，也预示着为改善中亚地区经济结构、突破中亚各国多年封闭的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中亚地区北连俄罗斯和南欧、西临里海和西亚、南邻印巴可抵南亚次大陆，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中枢地带。同时，中亚各国普遍与中国已经形成多年经贸合作基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主要国家还建立了与中国合作的政府间专门委员会。近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独联体经济区遭受不同程度打击，中亚各国有意搭乘“中国快车”带动本国经济走出低谷，总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持积极态度。在较成熟的睦邻合作基础上，选择重点国家务实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和“试验田”，可为在更加广泛的区域中实现这一重要战略性构想产生示范效应。
第五，中亚地区是维护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毗邻，“9·11”事件后联合反恐军事行动虽重创危害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ВТ）、“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Тахрир）等极端主义组织，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依然曲折，一些政府失控的部族地区成为残存“三股势力”的避难所。坚持颠覆世俗政权的极端主义组织仍伺机作乱中亚，妄图分裂中国的“东突”势力也以中亚邻国为渗透跳板和蛰伏落脚点。中亚各国深受“三股势力”危害，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态度坚决，对国际安全合作也有高度的需求。现中亚各国已与中国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建立起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通过情报交流、人员培训、联合军演等有效方式，使地区整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缓解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压力。
当前中国在中亚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亚地区与中国西北地区相毗邻，边界漫长，民族跨界且有共同宗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对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目前，可能通过中亚安全形势的骤变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国博弈背景下，给中亚地区政局发展带来变数。美国将中亚地区视为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防堵中国影响及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先后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等主张，通过安全、经济、人权等方面的合作向中亚地区长期渗透；同时辅以价值观外交和软实力输出，甚至启用以非正常手段或街头革命，颠覆不符合其需要的政权。俄罗斯则利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影响力，竭力维持对该地区的主导权。近期重点以“欧亚联盟”推动中亚地区加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2014年5月正式启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并计划拉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欧盟、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势力也纷纷介入中亚，使大国博弈态势更趋复杂。而中亚各国则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成为常态。外部势力在该地区的博弈，随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动而起伏，可能带来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动荡，或波及我国西北地区。
第二，“三股势力”与“伊斯兰国”相呼应威胁地区安全。近期，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宣布建立“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伊斯兰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分子参加“圣战”，也有组织地在中亚地区各国秘密招募人员。中亚五国均有不少人经土耳其前往中东参加“圣战”。[3]全球性极端主义浪潮波及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也难以避免影响，“迁徙圣战”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在新疆煽动暴力活动的新口号和新方式。[4]面对“伊斯兰国”不断蔓延的影响力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欧盟及中东各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反应不一，新反恐联盟松散无序。在这一形势下，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外溢，并与中东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形成互动。
第三，未来阿富汗发展前景和安全形势辐射中亚地区。2014年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已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军事顾问培训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不断曝出关于开小差、倒卖军火、自残友军等负面报导，让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保障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能力。阿什拉夫·加尼于2014年9月29日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后，很快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按照美方意图，确保1200名美军继续留驻阿富汗至2015年。这表明阿富汗新政权对控制国家能力的不自信，而且马上引起了“塔利班”组织的激烈反应。同时，阿富汗毒品经济屡禁不绝，反恐战争后10多年中，罂粟种植面积不断增长， 2013年达21万公顷。中亚国家与阿富汗有着漫长边境线，地理环境复杂，边防能力薄弱。一旦阿富汗形势突变，中亚地区个别国家将很难控制住恐怖主义渗透、难民潮和毒品泛滥的影响。
第四，地区危机管理缺失导致各类突发事件，引起跨国影响。中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元交错、资源分布不均，多数中亚国家难以建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贫乏，但水利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虽拥有大量油气储备，但国土地处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工农业发展需要耗费大量水，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矛盾重重。另外，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中亚地区成为地震、干旱、水灾、传染病、草原火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多发地区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度较低，尽管独立以来建立了一些地区性协调机构和组织，但因不具备应有权威和执行能力，工作效率极低。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大潮流中，中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数空白之一。
上述种种因素，以及中亚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边境管控能力的缺失，加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多发地段大多分布在与我西北相毗邻的边境地区，一旦爆发危机，难免产生跨界传导效应，对我国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威胁。
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提升中亚安全水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日益紧密，中国向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提出了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又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新安全理念。[5]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一样，这些重要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当今的中国有责任、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共同稳定与繁荣。在国家战略对中亚地区的高度定位框架下，通过发展务实合作关系与中亚各国共同经略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对维护中国西北广大周边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安全共同体意识在中亚地区落地生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消极抵御这种风险会使每个国家行为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是当前的重要思路之一。中亚各国与中国在发展阶段方面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发展需求和安全利益正处于空前一致的时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营造互利共赢的稳定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稳定、周边地区的稳定需要发展才能持续、中国愿为周边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关系中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三不原则”（不干涉内政、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谋求地区主导权），以足够的诚意和耐心，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与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将有望稳步发展。
第二，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合作安全、合作发展理念转化为地区共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与利益存在，必然触及多方战略利益，涉及问题敏感复杂，必须科学统筹、稳妥实施。要巩固深化与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互信与协作，尊重俄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联盟”一体化方案并无根本性利益冲突。其次，要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支点。第三，要关注有关合作国家的利益需求，通过双边合作重点突破瓶颈领域，以实在的成果证明，“安邻、睦邻、富邻”绝非是仅仅出于宣传目的的空洞口号。
第三，建设立体边疆，丰富西北边境地区合作和联通纽带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利益向境外的全面拓展，要求国家边疆建设的目标应超越单纯防范外敌入侵和封锁屏蔽境外不利因素渗入的基本职能。边防、公安、海关正逐渐担负起便利流通、增进友谊、促进合作的多重角色，有些部门已在联合执法、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达到较高的合作水平。可以考虑在国家高层指导与统筹协调下，由地方具体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安排小型具体的友好合作项目。另外，发动临边企业、村镇、团场积极参与立体边防建设，为多元边疆功能建设奠定厚重的群众基础。（郭君平，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秘书长兼中亚研究室副主任；许涛，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胡爱军，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1]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2] 《中国石油石化》，2014年第17期，第16页。
[3] Аскар МУМ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замечены в афганском Бадахшане,
http://www.kursiv.kz/news/details/vlast1/Kazahstanskie-boeviki-zamecheny-v-afganskom-Badahshane1/
[4] Раимберди Дуйшенбиев: Убитые на кыргыз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нешне похожи на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йгуров, а по экипировке - сепаратистов,
http://www.24kg.org/community/170282-raimberdi-dujshenbiev-ubitye-na-kyrgyzsk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