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关系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农民转移、土地流转规模化和城镇化进程应该怎样互相适应？目前农村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怎样？我们面对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的问题。

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于2014年12月15日召开了“农村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研讨会”，邀请部分资深专家和经验丰富的基础干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谷彬*：农村改革需要统筹兼顾多种目标

（国家统计局）：农村的改革，需要全面、综合、系统的评估，统筹兼顾多种目标。我们基于实证研究和大数据分析，对土地流转中的一些信息进行了挖掘和梳理。

1992年，全国有473.3万农户转包（转让）农地1161万亩，占承包地总面积的2.9%； 2007年流转面积6372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5.2%；2008年流转面积达到1.06亿亩，2012年达到2亿亩。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占农户承包面积的26%。经营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287万户，家庭农场87万个。近两年，工商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年增率达到30%-40%。[1]至2014年6月底，农地流转面积达3.8亿亩。

户均包入耕地面积持续高于户均包出面积，表明土地规模化正在形成。中部农地流转比较活跃。东部1995-2000年包入面积高于包出面积，2002-2007年包出面积高于包入面积。

图1  户均土地流转包入与包出面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签订合同的流转面积比重不断上升，表明规范化程度增强。

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的面积比重比较稳定。

土地流向的主体：规模最大的是农户，其次是专业合作社。流向专业合作社的面积增速最高、但不稳定，流向企业的面积增速平稳提升。

图2  土地流转方向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平均每万亩流转土地发生的纠纷数持续下降，表明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度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流转纠纷处理率则不断下降，表明土地仲裁机构的效率较低。

流转形式：转包规模最大，但增速较低。股份合作制，以及土地银行、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其他形式仅占6%，说明新型流转方式需要更接地气。

图3  土地流转方式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2012》

关于农业企业：中西部地区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东部地区内资、私营企业比重较高。

融资渠道：大多省份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占据主要地位，其比重高于银行、信用社贷款户比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的官方认定标准模糊，大量原来的合作社、龙头企业为获得政策支持而“改头换面”。

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主要是在制度和政策不明朗时，农户担心权益受损，不会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土地流转涉及面广、关联要素多，土地流转在欠发达地区阻力可能小些，那里对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经营的需求更迫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还要走很长的路。

初步建议：农村改革，必须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与之形成互补和共赢。依法流转、制度建设、规范透明、标准操作，稳定农户预期，理顺相关机制。随着政策路线渐趋明朗，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信托的制度性阻碍将逐渐得到消除。社会资本和金融业服务“三农”将是大势所趋；信托因其综合制度优势，将获得较大的发展机遇。中信信托在推出中国首单土地流转信托的基础上，继续践行法制信托、规范信托、透明信托，可能成为行业标准与规范的制定者与引领者。

蒲坚*：以金融创新推进土地流转、服务三农的试验

研究我国的土地和土地流转问题，首先要明确内外两方面的约束条件。内部约束是：一要按国家宪法的规定，设定土地流转研究的基本理论开端和法律逻辑；二是土地流转要依据我国土地所有制形式为立足点；三是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外部约束包括国家安全、能源和粮食安全三个方面。要在上述约束条件下探索土地流转的实际操作。

不久前，中信信托在哈尔滨市兰西县流转了全县的土地，收购了黑龙江的粮食交易所，并和黑龙江农业科学院达成了股权交易，其目的是解决土地流通、科技引入和资金引入的问题。当然，要有完善的方案设计，设计的方法包括三个关键点：第一，研究土地流转和三农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构建土地资源的流通和收益的监督体制，体现出它们的优势；第二，土地流转要实现的目标，是实现农业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优化，实现土地在规模化经营后知识化和科技化的展现，解决土地流转的资本转化问题，实现资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第三，土地流转的制度安排，既符合社会主义，又符合市场经济，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农民、投资人和市场的共赢。

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我们创立了“二次委托代理”模式。把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统一在一个流转模型下。一是要使流转的过程本身就成为确权的过程，保证确定的权利是均等化的，从而能够解放农民，让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成可携带的财富，让土地收益权跟着他流动。这是一个典型的登记过程，我们设计了土地的信托凭证，使得共有制的土地固化到每一个特定的对象。第二，为使这个凭证具有可携带财富的性质，这个信托凭证现在可以在信托公司登记。国家银监会和证监会正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信托凭证流转中心，未来拥有信托凭证的农民就可以拿它在市场上流转。第三，使信托变成一种信托的金融凭证，使其具备资本的属性。

关于盈利方式。土地流转是这个方案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以土地为标的，运用互联网逻辑，重构土地的经济实体。凭借经济地位和规模优势，集成和分享知识、社会关系和资本，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实现科技和土地的结合，打通上下游环节、延伸产业链，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解决和市场对接的问题。我们运用金融机构的信用中介功能，解决可能面临的资金、信用和流通的风险，并致力于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扩展。中信信托利用土地形成的物联网，和已经建立的贴近市场的金融互联网，以解决农副产品的销售问题，最终建立一个完整的闭环信用系统。

运用信托模式实现土地流转，有几个好处：第一，方便融资，为金融资本支持农业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标的，保障农村生产资金；第二，实现农民的再就业，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一部分就地转为农工；第三，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大规模生产也将促进农机机具的升级和大型化。

周萍*：用信托工具推进农地规模流转和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信托是一个创新的事物，2013年10月10日我们做了首单土地信托交易，到现在已做到第七单，每单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交易结构设计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二次代理”模式。通过这一方式，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土地市场化经营。

“一次代理”是委托，村集体的成员作为所在农村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每个合法成员对共有的土地拥有一份平等而无差异的权利），依据自己意愿，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或和政府相关的一个公共机构），后者成为土地使用权代表（代理），行使社会赋予形成的权利。“二次代理”是信托，是村委会（或和政府相关的一个公共机构）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二者之间是土地使用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可以有效监督代理人（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运用市场化运作高效经营资产，提高科技含量、避免对市场误判，保障农村土地的增值，并保证农民获得充分信息、保障其利益不被侵害。信托公司直接将土地的固定收益和增值收益分配给农民本人，不经过村委会或有关机构。

在整个交易结构中涉及到的主要关系人有：农民、政府、中信信托和农业产业公司。这四者的相互关系、权利责任，在一个信托计划中，通过相关协议进行关联与界定。并进一步通过相关法律协议的签署，将信托关系人绑定在一个信托计划中，农户是最终受益人；政府是委托人和受益人代表；中信信托是受托人、财产管理人和知识资本引入人；其他农业企业是土地承租人、使用人。

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对我们用信托工具推进土地流转很赞赏，他评价：“中信的实验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英国著名法律专家梅特兰所著《国家、信托与法人》中，把信托提高到和国家、法人同样重要的地位。梅特兰说，信托的最大意义是打破了罗马法所有权观念，形成了‘财产权利束’；信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实验工具。”

李昌平*：以郝塘村为代表的村社内置金融试验

我们是想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达到把农民减少的目的。现在我国人均GDP已经7000美元了，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离城市化目标还很远。在鼓励农民进城和土地流转时，就要考虑：我们到底是要把农村的问题转换成城市的问题解决呢，还是把农村的问题放在农村解决？

我正在进行一些相关实验，就是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推动农民组织的再造，以农民的再组织带动农村的再改革、生产的再发展、农村的再建设。这与解决土地流转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实验是信阳市郝塘村的实验。我在村社组织内部建立起一个内置金融。它的好处是：一是农民可以用自己的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很方便。利息收入村里用来养老。土地在银行不能抵押，在村社内部可以抵押。二是我们不是用行政手段推土地流转，你可以自愿把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参照农户间转包的价格产生一个溢价，包括连片后10%的增加部分，可以保证农户收益。这样方便连片经营，不需要人为造一个大户；也没有通过政府补贴抬高地价。即使地价抬高了，收益也是他们的。三是内置金融设立后，方便了成员权的流动。比方谁要进城，家里有房有地，无偿退出不可能，但可以抵押变现，然后走人，或者甚至把你的成员权变现。这样有利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内置金融的资金不是问题。开发商是把农民搞上楼，但我们搞建设不需要开发商操作。集体统一开发土地，土地的增值收益归农民共享，资本拿不走。

这就使村社变得团结了。集体有收入，就可以向农民提供服务；其中一部分收益分给老人，养老问题有人管了。这对农村的治理，对基层班子的建设，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都有好处。我带了5万元进去，政府给了10万元，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村里的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现在集体资产有好几千万元。通过村庄改造，发展旅游，农民收入有很大提高。政府进行了基础设施投入，农民建房由政府提供贴息贷款，村子建造得整整齐齐。

我把这个经验带到武汉附近的三元村梁子湖，建了“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一个村引导资金100万，我拿出30万，用来引导农民的钱入股。开业时资本金为195万元，逐年增长。农民可以选择，如果土地加入合作社，可以作价作为存款。比如说一亩田年租金300元，相当于1万元的银行利息，那么土地的价值就是1万元；存10年回报6%，15年7%，20年8%。你随时可以把钱取走。闲置的宅基地可以30年为限作价存进来。6个月内，农民的土地基本上都进了合作社。后来武汉的一个龙头公司（国企）来把土地全部流转，价格是4-5万元。用这种形式把土地集中，同时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也回应了政策的需求。我们坚持了集体所有制不变，在新的条件下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同时也改善了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的地位。

第三个实验是在珠海的斗门，那里渔业发达，一亩塘可以产1-1.5万斤鱼。当地的农民要从商人那里买饲料，饲料商拿到的出厂价是5500元/吨，农民买到手是8000元/吨。我们用内置金融把农民组织起来，降低采购成本。如果一个联合社统一采购，饲料成本更低，还有议价能力，可以稳定鱼价。比如，上个月鱼的价格是9.5-10元一斤，月底突然跌到6.8元。合作社跟农民签了个协议：你现在不要卖鱼，每个鱼塘给你10万，三个月以后低于8元，我按8元收；高于8元，高出部分五五分成。我们测算，只要10%的农户不卖，价格就可以提升20%到25%。两周后，鱼价从6.8元轻松回到7.5-7.8元。

我们是民间机构，专做这种服务。每建一个内置金融合作社，政府就投入一笔钱，给我们一笔服务费。2014年我们可以做8个合作社，再形成联合社，涉及一两百个村子，按照这个方法，启动资金虽然不多，但可以把农民通过金融的形式组织起来。

合作社不仅把农民组织起来，还可以进行资源整合。比方说一个村有1000亩养鱼户，饲料1万吨，30个村就是30万吨，如果统一买，对厂商就有决定权。今天的农业，不是农业技术不发达，而是金融组织不发达。一些大公司搞农业一投就多少亿，而我们通过类似金融的机构去组织农民，促进生产关系改变，巩固集体所有制，按照宪法推进农村改革。

温铁军*：规模经营、机会收益和交易成本

黑龙江的土地信托试验，通过大规模经营取消了田埂系数，一般应该会增加15%左右的耕地面积，还节约了租金；再把农业相关产业的规模经营收益都纳入这个项目，增加的这一块非农收益可称作“机会收益”。比如沙县项目，那里虽然土地资源有限，但农民大部分外出去经营“沙县小吃”，有很多弃耕土地，土地信托能够成功的条件也是存在的。再比如安徽宿州，如果能做到立体循环经济，也许能产生综合经营收益。[2]

郝塘村的内置金融，是把金融要素拉回到社区内部来，和其他农村生产力要素分享平均收益率，而不是异化到农村经济之外占有超额收益。与此同时，通过推进合作把交易费用内部化处置，降低了机会风险。李昌平的试验和中信信托的试验存在共融的可能。

中信信托的试验，产生机会收益的一个前提是它降低了交易成本。但这是否为行政性的处置，真正委托土地给你的是农户还是村、乡两级政权？如果形成机会收益并合理分配，交易成本不会暴露出来。但如果遇到欠年或价格下跌等情况，机会收益下降，就会导致潜在交易成本的爆发。所以要完善，比如把信托凭证证券化，变成可流转的金融产品，但前提也是没有交易成本爆发的机会，不形成对这个证券信用的打击。

内部的风险是交易成本，现在还没有暴露；外部的风险主要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农业没有保护。现在中国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作为地板价，在国际市场天花板价格之上。粮食平均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15%。现在是国家实行保护价收购，同时还要给生产者各种补贴。我们当年谈判加入WTO时对农业不设保护，现在负面后果正在逐渐表现出来，它会直接打击国内越来越资本化的规模农业。小农经济的退路在于兼业条件下外部（自然或价格）风险户内均衡。如果中国进一步推进农产品贸易的全球化和激进市场化，国际市场的低价格农产品，将会覆盖中国的农产品市场。这次跟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就将给国内养牛业、乳业带来灭顶性的打击。

孔丹*：土地流转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李昌平的内置金融实验很有价值。既坚持了方向，稳定了乡村，又能够解决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资金缺乏问题，金融也是低风险的。他的文章[3]涉及乡村建设，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基础性问题。

中信的实验也很有价值。土地信托是为了促进土地流转，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很好总结。比方说用行政方式，但没让农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保障吗？这里可能有地区差异的因素，东北和南方山区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土地信托包括经营规模，农产品质量，减少中间商盘剥等，是真正为农民服务。信托有金融功能，产业链也要发生交易，也需要到银行借钱，提高产业链价值。不仅是效益问题，设计业务模式一定要想到农民。农民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主体。信托金融平台要实现双赢、多赢，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证。要在实际中消除人们对“金融大鳄”的疑虑，以及如何在产业链中得到一个可以分配的增量的疑问。

李昌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效果怎样？

我想谈谈基层的实际情况。

展望土地流转的前景，农地向大中型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的集中将提速，资本下乡的趋势不可避免。在新的条件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有没有意义？以推动土地集中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是不是反映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从分田到户开始，土地流转总体上一直是畅通无阻的。随着城市化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流转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那个县土地流转规模已超过80%，官方统计是60%。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特点是：自愿互利、规模较小、短期或不定期、口头约定为主、农业内部流转（极少进入非农领域）等。一般不经过发包方（村委会）同意，村委会也不干预。这种自发进行的土地流转，通常当事人双方相安无事，没有大的矛盾纠纷。

总体看，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没有抓手，没有必要，更没有利益驱动。不过，一些地方的政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如发展烤烟），会采取带有强制性的措施推动土地流转，这样政府和农民都有好处，这也不是不顾农民的利益。

真正改变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是钱的力量。第一是资本的力量。要注意土地确权不能向私有化发展，那不仅违反我国土地基本制度，也违背了中央文件规定的原则。第二是财政的力量。国家财政扶持资金大部分给了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等，其实这些经营主体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甚至就是为了骗取国家资金。温老师说下去听反映，扶持的合作社基本是假的。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建议调整扶持大户的财政支农政策，转而更多地扶持中小型农户。

在土地流转中，因为力量悬殊，单个分散的农民利益受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被“资本大鳄”吞噬。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林地流转。我们那里山林面积大，林地流转十五六年前就开始了。村组两级的集体山林几乎全部卖光，林农个人的山林也差不多卖掉30%。十多年前木材便宜，山林每亩才几百元，现在木材价格大涨，山林转让价也涨了十多倍。集体、林农都没得到好处，村集体却因此都变成了“空壳村”，买了山林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买山林的主要是政府机关（尤其是林业部门）的干部、社会上的各种强势人物、香港甚至国外的老板。林农没了山，没了生活来源，只有出去打工。

二是农地流转。这些年有不少城市资本到农村买（转包）地，承包面积几十亩、数百亩都有，且租金较低，一亩才几十元。这和上面讲的买山是一样的，考虑通胀因素，10年后这个土地等于白送。如此若干年后，农村土地将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被消灭了的土地食利阶层可能重现，同时将出现众多失地农民。“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来农民的追求，难道新一代农民真的不需要土地了吗？没有土地的保障，9亿农民的前景将会怎样？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资本下乡是双刃剑。要保护农民的权益，首先农民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二是要解决农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要防止黑恶势力侵占农民的土地，四是乡村两级要帮助农民把好关。现在基层政府的责任很大、权力太小，不少政策隐含着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有一些政策严重脱离实际。

农民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地现象严重。许多农民并没有按承包合同的要求，履行好保护耕地的义务，毁地抛荒、污染耕地、占地建房、买卖土地等现象司空见惯。对这些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去管，也管不了，因为大家都把承包地当成农户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权益几乎无边界，势必造成大量耕地被破坏和流失，这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我们天天讲保护耕地、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现实中破坏土地的行为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去关注，更遑论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

对土地确权中的问题要清醒。中央要求用5年时间在全国开展土地确权，但这一政策与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需求有距离。可以说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1982年分田到户，土地权利是清楚的。说土地确权是为了流转，但实际情况是，土地产权越清晰，可能越不利于流转，并将导致农业规模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以及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难以落实。

我到一个村里调研，村干部说有几个组确权搞不下去，原因是农民不同意按勾图的实际面积发证。农村的土地面积是按土壤质地、而不是实际面积评估，现在要按实际面积发证，就可能出现：张三原来的5亩地变成8亩地，而李四原来5亩地仍然是5亩地，李四少了面积坚决不干，因为日后按面积分配的国家补助、征地补偿就少了。所以农民只是要原来分配的“账面数字”，不要真实面积数字。但书斋里的“专家”们弄不明白这个理，以为面积越实越好。农村分田到户30多年了，很多地方农民自发进行土地调整，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经过多年的适应和磨合，很多与土地有关的矛盾已经大体摆平，相安无事。现在来了一个土地确权，结果原有的平静被打破、大量原来积累下的隐性矛盾则显露出来。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违背常理。有人自以为干了件好事，实际上伤害了农村原有的公平和公正。比方有些上了大学参加工作的，当了干部的，还拿着村里的地，很不合理，但你却收不回来。所以，确权从某些方面看其实是限制了流转（承包权调整）。比如我们那里土地抛荒比较严重，全县比例大概是15%到20%。这些抛荒地不种粮还要领国家补贴，一分钱都不能少。乡村干部绞尽脑汁想把它利用起来，但非常困难。因为100户中只要有一户不同意就没办法。你地不成片，人家也不会包你的，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剧”。假如土地产权不是那么“清晰”，村组织的功能强一点，流转起来就容易得多。

农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观念。根据《民法通则》，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是村委会。但这只是文本制度，与农村的实际状况不符。农村集体财产基础本来定的是生产队（现村小组）。这些土地是本地的先民开垦的，理应由他们的子孙后代共享。某部门调查了1200个村的农民，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村的占34%，认为归村小组的占65%。

过去村小组有队委会，现在就组长一个人，也没有印章，哪块地开发就是组长签一个字。在南方多数省份，村委会从来不管村小组土地的事，也无权处置村小组的土地，小组卖地村里也拿不到钱。如果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或可作为一个选项；否则，在不能重回集体化的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问题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

有人说，农民的观念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承包地就是自己的，但有些地方3-5年就调一次。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分田后出生的和迁入的人是集体组织成员，有权承包集体的土地，这是法律规定的。同时，农民通过承包获得了经营权，但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村小组没有机构来代行所有权，所以农民认为土地就是他自己的。

土地经营规模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要保持一定弹性

城镇化和工业化吸引农民进城，造成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趋势，但农地的流转集中也可能将农民“挤”向城市。在这过程中，怎样照顾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利益，重视农村基层的建设？它和工业化城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李昌平说：“我1985年担任乡党委书记。1985年粮食大丰收，仓库装不下，上面要求消化粮食，搞多种经营，大面积搞专业户。到后来因为种粮食挣钱，专业户自然被消灭，因为农民开始要地种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粮食收购价在1995、1996年上涨，而1997、1998年跌，这就没人种地了，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村干部下死命令搞种粮大户，最大一户是2万亩。2003、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种田又挣钱了，把土地还给农民，大户又没有了。现在我们又开始弄大户。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有时候农民愿意进城，有时候又要回农村去。所以应该有足够的弹性处理这个问题。”

孔丹认为，经济发展，没有弹性是有风险的，否则就没有抗经济危机的能力。但支持农民离开农村也有很多例子。我们鼓励农业规模化，但也要考虑农村的建设，保护农民利益。

温铁军教授说：“原来的过剩劳动力是留在农村的，当时是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镇化，两者同步进行，由此造成20世纪80年代靠内需拉动发展。到1995年，乡村工业已占工业增加值的54%，乡村（非农）就业已经达到1.96亿，没有大量流出。当年就是中小企业加城镇化，农业的低效益是从乡镇企业回补的。1992年后只讲农业政策，不讲农村政策。1993年后取消对乡镇企业的各项扶持。一是要把过去按销售额缴纳1%到3%的综合税改为全国统一税率。二是改变乡镇企业占用农地的办法，全面改成按城市工商业用地管理，本来农村企业用地零成本能够掩盖企业的高负债，隐形土地收益没了，高负债问题也就爆发了。三是乡镇企业之前可以获得按百分比增加的银行贷款，乡镇企业一垮，农行负债率一下子增加到了30%多。这样乡镇企业就卷入了当时私有化的大潮，也就不能担负农民就业和补足农业低收益的任务。”

贺雪峰*：2亿农户是种田主力，他们的出路是关键问题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或家计模式。一个农民家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一代主要留村从事农业生产，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这种情况大约占全部农户数的70%甚至更多。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份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支出比较少，家庭有盈余，日子就比较好过。

若农民全家进城，父母年龄大的在城市难找工作，而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其结果，多数家庭的生活必然更加艰难。这就是为什么在全国普遍形成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结构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即使农民在县城买了房子也不住的原因。中老年人在县城无事可做，在农村可以种田获得收入；年轻人在县城难找工作，打工收入远低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只有为子女入学的原因，农民在县城买了房才会去住。

中国农户这种普遍的半工半耕模式，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目前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欧美日的大约1/7，且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这就使进城农民工难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条件。而正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中国农民可以相对体面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不至于落入到城市贫民窟。

我在不久前出版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引用湖北孝感经管局的一个调研例子：地方政府要发展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动员一个村300多户，将800多亩耕地流转集中，给大户耕种。地方政府还筹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全村耕地实现了排灌自如、机耕机收。结果耕作条件改善了，很多老年人却把田要回去了。老人要田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条件改善了，种田不像过去那样是重体力活，年纪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

这个例子很生动，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只要具备基本农业生产条件，老年人是愿意种田的，种田同时具备收入、就业、意义、价值多个层面的含义；二是老年人种田无法解决超出一家一户的共同生产事务。实际上小农种田都存在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公共事务，需要有超出农户的村庄集体来提供帮助。

当前，中国仍然有接近3亿的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47岁。总体来讲，只要能找到机会的中青年人绝大多数已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务农的，大多是缺少在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全国有大约20亿亩耕地，劳均不足10亩；20亿亩地的2/3种植大宗粮食作物。总的讲，粮食耐储存，国家保护价收购，且种粮所需农资绝大多数是市场上随处可买的标准化商品。也就是说，无论是购买农资还是销售产品，种粮与市场对接并非很大的问题。

在当前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户均耕地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农民种田所耗体力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是一个自然过程，春种到秋收之间有个漫长的田间管理过程。老人种粮通常很精心，精耕细作。我们几乎所有地方的调查都发现，老人种粮的亩产量几乎都远高于规模经营的亩产量。

中老年人耕种10亩粮田，年收入1万元，兼搞些副业、庭院经济，再有1万元。农村自给性强、生活成本低，不仅温饱不愁，而且还可以有一定盈余。若子女进城务工还有更高收入，这个农民家的日子就比较好过。种粮食也等于就业，有春播到秋收的期待，人生就有价值，活着就有意义。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就会结成村庄熟人社会的关系。

关于三农问题，一种意见主张土地通过流转，搞规模化农业，鼓励公司下乡，把农地流转给资本。另一种意见是在现有基础上搞家庭农场。全国20亿亩土地，假如一个家庭农场100亩，只能容纳2千万个农场。那么我们还有2亿多农户怎么办？我认为，今天代际分工、半工半耕的小农，只要有适当的支持条件，他们是愿意种田的。但我们为小农提供的服务很微薄，国家投资越来越倾向资本。且不说资本下乡的效益，关键是农民有没有出路。在中国与土地有联系的有9亿人，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也应该是我们农业政策首先考虑的出发点。政策核心是要保护粮农的利益、中老年农民的利益，就是占农民大多数的小农的利益。站在农民角度考虑问题、而非单纯从农业角度考虑问题，这个是关键。

温铁军：从全球视角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社会成本

我们在发达国家没有见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见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

第一，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装备系数）非常高，因此必须以大规模扩张土地形成绝对地租总量，才能支付资本化的成本。但资本的不断深化，将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提高，最终使美、欧、日三种类型的农业现代化都属于高补贴型。它们都不可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谈判的框架下，允许农业自由贸易。欧洲农业规模比我们大很多，但它的补贴比我们要高很多。日韩农业基本上是“30亩地一台拖拉机，老头搞农业”。他们农民的总收入中，农业收益不到40%，其余来源于其他产业和政府补贴。所以，我们想象的靠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有出路，目前还找不到成功的经验。

第二，从发展中国家看，拉美城市化率在70%以上，很多国家高达8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下乡搞规模化，小农不得不流入城市住贫民窟。进城的贫民缺少就业机会，生活费用高于乡村。拉美国家的土地由跨国公司大规模经营，只生产初级产品，所有的物流、加工、包装变成食品，都是从海外返销回来的。因此，拉美国家的食物价格普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种不成功的城市化，直接影响到它们的国家安全。看北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等等街头政治，几乎都有同一个问题：当它的农业连带物流、加工、食品工业都被跨国公司掌控的时候，吃进口粮食的贫民窟居民的境况必然恶化，一经挑动就上广场闹革命；但换谁上台都不可能解决本国农业不能为本国百姓解决吃饭的安全问题。巴西是世界上农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那里也有大量吃不上饭的贫民窟贫困人口。卢拉竞选时的口号是“保证两年消灭饥饿”。外国人会感到奇怪：你这么好的资源怎么会挨饿？

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农业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从全球视角看，土地制度和世界农业的分类有关。

第一类是大农场农业，只有殖民地国家才有，它绝对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农场农业，之所以土地资源广大，在于外来殖民者推行的恰恰是土地的“国有化”，确切说是“殖民者才有决定土地归属的权力”，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统统被外来人占有。到这些国家看大农场，几乎没有一家是原住民办的。

第二类是亚洲典型的“原住民大陆”。这些原住民是小农经济，很难被大农场改造。亚洲唯一被的改造只有菲律宾，400年的殖民史。外来殖民者是大农场主，土著人是农工，实行相当于包身工的农奴制。

第三类是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欧盟国家，那里应当叫“小农场经济”而不是大规模农业，正因为如此，欧盟农业的补贴率全球最高。60%以上欧盟农场的经营主体是市民，而非农民。那里的农业早就实现社会化、市民化、生态化、三产化了。

与蒲坚讨论土地信托收益时了解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三产”（包括统一提供资金、承担保险业务等等金融服务业）。在一个体系内，三产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比较规模的时候，这叫“非农机会收益”。它是农业得以直接和三产结合形成的一块追加收益，可以内部化地用三产收益来补贴农业的不足。这在欧盟国家是很普遍的。

日韩农业之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因为它们农业的主体是综合性合作社，其主要收益来自于金融、保险、超市、批发、餐饮等，而纯农业的收益不到20%。日本的农业政策长期禁止外来企业参与农业竞争，因为外来企业只做一个领域，综合农业合作社的企业要做全产业链。日本为什么长期维持稳定？因为它的综合农协是城市六大财阀之外的第七大财阀，是一个垄断经营的体系，因此能保持社会稳定。

西方学者也说过农业三大类问题。我们现在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以为提升农业规模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不会提高土地产出率。土地产出率不因装备（资本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反而是相对下降的。

为什么大量的产业化经营搞了15年了，大多数却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农村三要素长期流出的时候，小的资本进入，就能使农村中的资源要素被资本定价。比如原来我这个地撂荒，租金很低，现在一下均质化了，所有的地租都是500元起价，这就使得所有要素在这个范围内被定价。比如过去劳动力挣不到钱，现在要按市场价付工资。如果到了打农药一天要300元的时候，你就只好用无人飞机洒农药，被迫提高农业装备系数。这个过程会不断进行，规模扩大获得的总量增加的绝对地租，不足以支付不断追加的成本，就得要求补贴。这就是15年农业产业化走到今天，走不下去的一个内在规律。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思讲过，当你面对的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今天我们应该加强的是组织建设。但因为“大包干”被“意识形态化”了，一定要把家庭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中国市场经济几千年怎么没有解决问题？当你与高度分散的小农户谈判、交易成本过高时，一定会产生“精英俘获”。比如政府的专项投资到农村基层，干部怎么去找农民？农民是高度分散的。你一定是找到一个跟你有分配关系的人去执行投资，那就把财政普惠制投入演变成精英占有。

我们认为，今天的农业政策困境，需要重建问题意识。例如，三农问题主要的表现是三要素长期性流出：先是资金流出，接着是土地大量被征占，然后是劳动力要素。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农业劳动力被市场、被工业定价了。农业能不能支付工业定价的劳动力价格？所以1992年以后，农业成本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0%，到1997年就变得不可维持。客观地分析，当农业完全被外部定价，农业自身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以现在的发展方式，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再说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是农业自身问题，主要就是外部资本需要解决契约化流转问题。从农业“大包干”那天起，土地流转问题就在大量发生。土地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还是承包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设计中就都拿去做实验。在9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还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调”叫做调账不调地，五年就要调地。调整是按家庭基本人口变动进行的。这么多年不让调了，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为制造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定的地步。这时候确权，千万要谨慎，必须有配套政策。不能把确权向私有化方向引。搞农村政策工作切不可意识形态化。

乡土中国，包括形成乡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城市经济危机软着陆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千万不要轻易破坏农村基本制度。政府不能替私人去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只能追求安全为目标的政府理性。

摘句：

蒲坚

“二次委托代理”，是把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统一在一个流转模型。流转的过程本身就成为确权的过程，保证确定的权利均等化；能够解放农民，让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成可携带的财富。通过规范的登记过程，使得共有制的土地以信托凭证的形式，固化到每一个特定的对象，使得他们具有均等化的收益

崔之元

信托的最大意义是打破了罗马法所有权观念，形成了“财产权利束”。国内多年来介绍科斯理论，而信托的“权利束”恰恰是说财产权利不统一

李昌平

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进行组织的再造，带动生产再发展和农村的再建设。在村社组织内部建立金融合作，农民自愿把土地承包权按实际转包价折价入股。集体组织保证收益，农民可以用它抵押贷款，利息收入用于村里的养老。村社成员离乡进城，可以用此抵押变现。这方便了成员权的流动，有利于城乡的优化配置

温铁军

土地信托试验产生机会收益（整合相关产业链提高项目收益）的一个前提，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内部的风险是交易成本，现在没有暴露；外部的风险主要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农业没有得到保护

孔丹

乡村建设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基础性问题。中信的实验也很有价值，这是一个过程。6年了，应该总结，有什么问题，什么挑战

李昌金

从分田到户开始，土地流转一直是畅通无阻的。政府在土地流转中没有什么作用，

真正改变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的是钱的力量。财政补助资金有一部分投向龙头企业和大户，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农民违规用地占地情况普遍，政府、村委会不管或管不了

李昌平

如果说我们的土地制度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农转非的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原来规定两个5%，现在大家都违背制度。凡是守法的都亏损，凡是违法的都受益，这么做伤害太大

贺雪峰

主张土地通过流转，搞规模化的现代农业，鼓励公司下乡，关键是农民有没有出路，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而非单纯从农业角度考虑问题

温铁军：

我们想象的靠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有出路，目前还找不到成功的经验。拉美国家城市化率70%以上，因为资本下乡搞规模化，小农流入城市住贫民窟，缺少就业机会。日韩农业的主体是综合性的合作社，纯农业收益不到20%。日本长期禁止外来企业参与农业竞争。我们的产业化经营多数失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来资本进入使农村中的资源要素被定价。结果，规模扩大获得的总量增加的绝对地租，不足以支付不断追加的农业成本

乡土中国，包括形成乡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城市经济危机软着陆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千万不要轻易破坏农村基本制度。政府只能追求安全为目标的政府理性。

* 谷彬，国家统计局副研究员。

[1]参见《都市快报》2014.02.24，摘自新浪微博。

* 蒲坚，中国中信集团副总经理，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

* 周萍，中信信托公司金融实验室副总经理。

* 李昌平，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

*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本刊2014.10月号。

* 孔丹，《经济导刊》杂志总顾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3] 李昌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和路线政策选择》，参见本刊2014年第12月号。

* 李昌金，江西省宜黄县政协委员。

*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近些年来成为一个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在未来是否仍然具备，使我们对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变动趋势了然于胸，从而增强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提高政策制定的预见性。

所谓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指对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持续地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基本因素。这里集中讨论经济因素，而将一些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国内政治稳定、无严重国际冲突，作为研究的既定背景。经济因素又分为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环境条件三类。供给条件主要包括影响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应状况的因素，需求条件包括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个方面需求的主要因素，环境条件则包括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对经济活动的承载限度的各种因素。供给条件决定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需求条件决定经济能否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环境条件则会对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相互作用决定的经济增长绩效形成进一步的限制。

本文以2010年为基期，将“中期”定义截止到2020年，“长期”定义截止到2030年。我们假设2010-2020年我国GDP将翻一番，2020-2030年再翻一番作为全部分析的基本参照。

依据对影响供给、需求和环境三个条件的重要因素的逐一分析，我们得出了关于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条件的一系列结论和政策建议。

供给条件分析

劳动生产率提高将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不利影响

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缓慢甚至可能减少，是不利于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但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前景，却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提供了最重要保障。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认为我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所谓“人口红利”的流行说法，得不到统计数据的支持。未来20年，在劳动生产率继续以足够速度提高的的条件下（年增长8%，即不低于过去20年的水平），老龄化带来的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等不利后果，是可以被抵消而有余的。

2010-2030年我国的储蓄率会维持在47.1%-42.9%之间的较高水平，以较充分的储蓄为基本依托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多年来，推行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所带来的科技成果，将成为我国未来保持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保障。

土地和水的供应能够支持GDP翻番目标

在自然资源供给方面，土地的供应并不会形成对未来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限制。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土地与粮食安全的矛盾，可以通过土地的集约经营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以及合理的城镇规划得到解决。尽管水资源供应被某些国外学者视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事实上，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就支持未来经济增长而言是充足的，而且多年来用水效率的提高是明显的。

自本世纪以来，中国每万元GDP耗水量持续下降。2010年万元GDP耗水量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60%，年均下降率达到8.63%。未来20年，中国用水效率仍会持续提升。

土地和水这两种基本自然资源的供应，在未来中长期的增长过程中，是能够满足GDP翻番的需要的。但应当强调的是，土地和水资源的供求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保持，是以在未来继续实施并强化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以保证土地和水的利用效率持续提高为前提的。

对石油、铁、铜、铝等矿产供应持谨慎乐观态度

在自然资源中的矿产方面，从我国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期的情况看，尽管一些重要矿产的进口依存度很高，但供应大体上有保障。这些矿产的全球已探明经济储量和已形成的开采能力巨大，足以满足世界各国上百年内持续增长的需求。在正常情况下，资源生产国的经济增长也要靠出口来支撑，它们没有理由长时期、大幅度地减少出口。对未来中长期内石油、铁、铜等矿产资源的供应，总体上可持乐观态度。但这是谨慎的乐观，因为很高的进口依存度毕竟意味着较大的潜在风险。

在我国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中，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在2020年之后有可能降低，但石油、铁、铜、铝等矿产的进口依存度2020年后仍会提高。这些矿产品的使用强度（每生产1万元GDP的消耗量）在过去十几年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未来20年很可能延续下去。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制造业中机械及装备制造行业比重的提高，机动车辆的增加和航空运输的发展，等等，都会使得对这些矿产资源的需要增加。我们可以采取节约措施减少各种有关产品生产中这些资源的消耗，例如采用降低消耗的技术，对废旧材料加以循环利用，等等。但是，由于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增大，光靠节约措施，很难使这些资源使用强度的上升趋势发生逆转，也难以改变相关矿产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在国外供应商处于垄断地位，我国有关企业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会不断上涨，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会不断被推高。在极端情况下，普遍的成本上升可能使整个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同时原料的短缺又使实际产出减少，从而出现滞胀局面。此外，有关资源的供应还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发生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国内生产的波动。在所需资源大多需要海运回国的情况下，保障航路安全也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总之，石油、铁和铜等重要资源的稳定供应，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应当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采取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减少潜在风险的冲击力。

对资金流出应实行“有限度、有选择”的管制

资金供应是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影响供给条件的因素。在未来中长期，我国仍然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同时，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也规模较大，资金供应不应当有大问题。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由于资金净流出增大，未来中长期资金供应的增长速度将大大低于2010年之前。虽然目前资金净流出占全部资金供应的比例还不算太大，但如果资金净流出规模在未来中长期持续加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会受制于国内投资需求的资金供应不足。

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有比较充分的资金供应，不仅是因为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大规模引进外资，而且是因为没有放开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控制，对资本流动进行了较严格的管制。国外有学者指出，不为完全解除资本管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所惑，坚持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未来20年，为保障国内的资金供应，我国不能盲目放开资本管制。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放弃“走出去”的战略，但“走出去”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为准则，实行有限度、有选择的资本流出管制。所谓“有限度”，就是要将资金净流出的规模，控制在不会造成国内资金供应小于国内投资需求的范围内。所谓“有选择”，就是要限定对外投资的领域，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用在保障国内短缺的战略资源、获得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开拓本国产品的国外市场等与国内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领域。在实行有限度、有选择的资本流出管制的同时，还应当以不影响国家安全为基本条件，增加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使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长。

从总体上说，在未来20年（2010-2030年），在供给条件所包含的诸因素中，不存在使得设定的GDP翻番目标无法实现的短板。这意味着，在2030年之前，我国潜在的GDP年增长率不低于7%。2030年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将落到7%以下。

需求条件分析

2020年前后可能出现需求缺口

通过相关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相对于设定的GDP增长目标（即总供给），在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需求缺口，其规模为目标GDP的3.19%；而在2030年前后，则可能出现供给缺口(这意味着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到7%以下)，其规模为目标GDP的1.99%。要弥平缺口，实现目标GDP条件下的均衡增长，须在前后两个时间段分别实行扩张和紧缩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宏观经济政策。2030年之后，由于我国投资率达到峰值而趋于下降，供给缺口很可能因此逐渐收窄以至消失，短期内可能存在的较轻通胀压力也会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届时有可能不必实施紧缩措施。即使有实施的必要，由于缺口不到GDP的 2%,需要的也只是十分温和的紧缩。因此，将集中考虑如何在2020年前后实行需求扩张政策。

提高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填平需求缺口

相对于通过增大净出口和投资来实现供求平衡的可能性而言，扩大消费需求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最终消费需求由居民和政府两个部门的消费支出构成。如果要通过增大居民消费需求来扩大总需求，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可以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但在实际中，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平均消费倾向主要由抚养比和基尼系数决定，其中抚养比由长期形成的人口特征决定，即便现在立即完全中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人口特征。而基尼系数的变动，则受到既有经济结构的制约。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进入下行通道：2009-2012年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五年间年均下降0.0034。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随着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而趋向于缩小，同时城镇化、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也将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基尼系数的下降应该能够成为我国未来一定时期的趋势性现象。但在既有的经济结构条件下，要达到较快降低基尼系数，必须立即实行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实行高额累进税，使转移支付水平大幅提高，同时在初次分配领域推行劳资集体谈判等制度安排，而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做到的。同时还应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必然导致储蓄率的相应下降，从而引起投资率的相应下降。这样一来，如果不能相应提高净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总需求缺口将仍然存在，而提高净出口比例又与减少顺差、实现贸易平衡的政策取向相矛盾。

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办法来增加居民消费，同样不可行。在预测居民消费需求时，已假定居民可支配收入与 GDP同步增长。从2009年以后的发展看，在未来中长期中，无论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存在有利于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条件。就初次分配而言，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将发生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提高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城乡的全面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也发挥着促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增大的作用。

但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则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超过GDP增速。同时，在居民平均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不仅增加消费，还会增加储蓄，从而引起新的不平衡。因此，增加政府消费才是扩张最终需求的可行途径，也是一条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增加的政府消费应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消费所包含的人员和办公经费应排除在扩张范围之外。具体说，需要增加政府消费支出的项目有：（1）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扩大其范围的支出（包括低保、失业救济和医疗等方面）；（2）用于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支出（例如，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增加中小学教师工资和培训经费、增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投入等）；（3）加大对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的价格补贴范围和力度；（4）增加国防经费。

在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条件下保持较高常态投资率

在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三、四年内，由于实行反危机的强刺激政策，我国经济中确实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投资率过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使得经济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应有的平衡难以保持。但是，在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也不能犯“矫枉过正”的错误。过高的投资率固然不可取，低投资率也会导致经济停滞的灾难。世界上经济业绩较差的国家，无论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具有低投资率的特征。相反，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以投资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持续上升势头，然后稳定在适当水平为特征的。保持适度的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将投资与消费绝对地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我国是一个刚刚迈过中等收入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20年，要经历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而成的向发达阶段前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需要盖更多的房、修更多的路，需要用大量先进技术装备来提升各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的投资率应当比已进入发达阶段的国家更高。而这又意味着，在消费率上，我们还无法向美国、西欧等老牌发达经济体看齐，甚至也不能与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攀比。现在虽然要下调反危机时期的超高投资率，但不能过度，正常状态的投资率还应保持在43%-44%的较高水平。对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以翻番为目标的增长来说，这个水平的投资率较合理。也就是说，在最终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的条件下，我国的消费率在未来20年中仍应处在低于60%的水平。在2020年的预测值（52.9%）基础上加上政府为填补当年需求缺口而额外增加的消费（3.19%），当年消费率应在56.09%左右。较大的投资规模加上投资的较高效率，是推动我国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

住宅、城乡基础设施、交通和先进制造业应成为投资重点

未来我国对服务业的投资与过去相比会有较大增长，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大的各类服务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增大社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在不能过度投入。就投资重点而言，城镇化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因而城镇居民住宅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将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从近现代经济史看，从英国产业革命开始，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是由证券交易、娱乐、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发展铺就的。国家富强的基石，始终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我国目前正经历产业升级过程，第一、二产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设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由它们的发展引致的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的更新改造。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也应当得到更重要的保障。

在服务业投资问题上，一个尤其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抑制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虚拟经济领域的投资需求。这类投资风险较大，一旦结构比例失调，金融虚拟产品大于实体投资比例，将导致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继续实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度，以渐进方式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进口较快增加、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合理下降的条件下，我国的出口规模仍然具有扩张潜力。虽然世界贸易还没有走出2008年危机的阴影，但由于世界市场范围广阔，各国贸易互惠空间巨大，贸易量稳步增长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同时，由于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仍然具有优势地位。随着进口规模和出口规模的同步扩大，我国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会进一步增加。到2030年前后，这个比例可能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接近。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这个发展进程的基础。

2005年至2013年8年间，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超过35%，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30%。同时，作为“币值被低估”重要指标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最高值10.1%，下降到2013年的2.1%。现阶段人民币升值压力实际上已经得到较充分的缓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也改变了过去关于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不客观论调，称人民币“币值略微低估”。有西方学者指出，人民币现在已相当接近“公允值”。2014年初人民币汇率短期迅速下调的现象预示，人民币汇率未来不再会强势连续升值，而将进入一个由我国外贸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购买力平价长期变动趋向决定、在市场供求短期小幅波动影响下的缓慢升值过程。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未来中长期，仍然有必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外贸规模的扩大和购买力平价的变动状况相匹配，呈现出在市场供求短期小幅涨跌影响下缓慢升值的态势，避免其强势快速变动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同时，应通过扩展人民币境外结算中心和鼓励以人民币结算的双边贸易，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从长远看，这样一种逐步国际化过程，最终会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的主要币种，从而形成对以美元为核心的现有货币体系的挑战，而这将威胁到美元的地位。对于因此而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博弈，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设计应对对策。

环境条件分析

既定环境控制指标不构成GDP翻番的限制

就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两个指标而言，只要近些年形成的下降趋势不改变，不仅《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相关控制指标不会被突破，而且还存在提高控制指标的余地。同时，我国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规划也不构成对GDP翻番的限制。因此，对未来20年翻两番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环境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环境控制指标的再提高

200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依次是0.957公斤/万元、0.186公斤/万元和0.22公斤/万元。虽然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一直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但按此速度得到的2030年预测值，仍然远高于德国和日本在2008年的水平，只略低于美国2008年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今后20年的经济增长，在不影响翻两番目标实现的前提下，环境控制指标还可适度提高。

综合以上所有分析，可得出这样一个总体判断：在未来中长期中，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条件。为了今后20年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需求管理。2030年之前的多数年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调控方向应当是使总需求保持在能够使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水平上。中国人既不应为不负责任的吹捧而头脑发热，更不应为别有用心的唱衰而裹足不前。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增长自信”。

[1] 本文为作者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之内容摘编，课题项目号：13AJL003。

某种程度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甚至改变过很多国家命运的思潮和信念已经破产。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不仅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投机性金融资本主义和美元霸权的神秘光环；更重要的，金融海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颠覆了许多人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颠覆了盎格鲁-撒克逊知识精英和统治者数百年来深信并不遗余力灌输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甚至包括种族观）。对于那些毕生致力于传播此种迷信和教条的人们（包括许多经济学者)及其追随者来说，2008 年的金融海啸和随后长期的经济衰退无疑是一记重大打击。

6年来，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检讨和系统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这就是：从大历史角度和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逻辑来考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哲学和历史观念造就了华尔街的极度贪婪和疯狂投机，造就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过度增长和泛滥，世界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文化学者，都在全方位深入检讨华尔街金融海啸最深层次的根源。因为它暴露的正是金融体系和货币秩序、经济发展模式和生存方式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全球各国共同命运。曾经弥漫世界的思潮和迷信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简洁的名称：新蒙昧主义。

“新蒙昧主义”的渊源

所谓新蒙昧主义，我这里引用毛泽东的精彩描述。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著名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这篇言辞犀利、充满激情和智慧的文章里，他嘲弄那些真心期望美国总是会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幼稚而可爱的人们，说他们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这的确就是对新蒙昧主义最简洁、最形象、最生动的概括。推而广之，上述那种弥漫全世界的思潮和迷信就是：美国不仅仅什么都好，而且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的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我们曾经以“旧蒙昧主义”来描述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欧洲的专制黑暗时代。那是宗教迷信和教会教条统治人们思维意识的时代，是异端权利和思想自由惨遭迫害的时代，是罗马教廷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时代。历经千辛万苦和无数天才斗士的不懈努力，欧洲终于摆脱了旧蒙昧主义的统治。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将黑暗的欧洲改造成为全世界多领域的领袖和开拓者。尤其是人口仅仅数百万的英国，率先发起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到了19世纪，英国竟然统治着地球一半的土地和70%的海洋。然而，人类命运的确符合物极必反的辩证哲理。当摆脱旧蒙昧主义的欧洲各国凭借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一种新蒙昧主义也应运而生。一直奉行的理念就是“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其核心思想认为，唯有欧洲（主要是英国）代表着人类的前途。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哲学伦理、语言文化乃至吃穿住行，欧洲都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向。当然，西方中心论的背后，是殖民征服的利益。大英帝国最强大、最悠久的殖民先锋——英国东印度公司，其使命不仅仅是要为帝国攫取无限的财富，而且要将大英帝国的思想文化传遍世界各地。必须承认，大英帝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至于当年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实，是英国和美国讲同一种语言。”

然而，西方中心论或者说新蒙昧主义，直到20世纪才达到登峰造极。最极端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精英阶层发明的“历史终结论”。作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当年曾经联合数百名美国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公开签名支持布什攻打伊拉克。福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新蒙昧主义最极端的宣言书。历史终结学说宣称，“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冷战之后，各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譬如，美国外交战略的所谓单边主义，正是历史终结论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实施。

1994年，基辛格博士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大外交》，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整个20世纪的历史，就是美国试图依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整个世界的历史。苏联东欧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给美国重塑世界秩序提供了最佳机会。基辛格写道：“冷战谢幕，美国迎来本世纪第三次机会。它郑重宣告：要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以此来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冷战谢幕让美国第三次登上世界舞台之巅。1918年，美国完全主宰了巴黎和会，因为美国的欧洲盟友是如此依赖美国，以至于他们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二战’结束之时，罗斯福和杜鲁门同样高居世界之巅，有能力以美国模式来重塑整个世界。冷战谢幕给美国以更大的机会和更难以遏制的冲动，要完全依照美国的构想来重建国际秩序。”

新蒙昧主义的核心：美国模式的神话

什么是美国模式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得最清楚：“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强化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或者说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其广义和宽泛的概念，包括美国信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宗教信仰、哲学文化直到好莱坞大片和华尔街赚钱方式。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大棋局》里面，不无自豪地宣称：“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并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美国被广泛地视为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我们批评新蒙昧主义，绝不是全盘否定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优秀成分，绝不是不承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赖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任何稍知美国历史的人，都对美国的开国史和建国史充满敬意。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每一个的民族制度和文化，公正客观地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把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偶像化、抽象化、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不把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不分彼此地强加给所有国家，不以推广如此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发展模式为借口，去抢夺、侵占或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恰好是新蒙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相反，将美国模式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美国模式不分条件地强加给所有国家，将美国模式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统治方式”，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新蒙昧主义最赤裸和最极端的表现。

新蒙昧主义是一个世界现象。客观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英国、美国和欧洲统治着世界主要地区，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抢夺和创造的巨大财富，让世界上许多人士都衷心佩服乃至崇拜西方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全盘西化”曾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流行，至今仍余音袅袅。美国、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确有大量知识精英和各界人士，深信美国模式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他们是真诚的，因为在他们的信念里，并不掺杂多少个人私利的成分；他们希望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角度，证明美国模式代表人类的未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出了他们希望说的话，这本书也因此曾经广泛流传。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他们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深深明白：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或强占其他国家的财富，最好的办法是依照美国模式去彻底改造那些国家，让那些国家从心理上、精神上、法律制度上完全服从他们的要求。如此一来，最大限度地占有那些落后国家的财富就不会再背上侵略和掠夺之名，反而是以大救星或大恩人的姿态，心安理得地去享受殖民者的荣耀和财富。与此同时，那些甘愿替西方主子或老板献身的“利益集团”，尽管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优越论，但眼前的巨大利益却让他们成为新蒙昧主义最勤奋的传播者和实施者。

新蒙昧主义的经济宣言：“华盛顿共识”

世界范围的新蒙昧主义已经存在数百年了。当今它们的具体表现方式譬如：国际战略领域推行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政治制度领域推行的美国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经济领域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宗教领域信奉的基督教一神论或科学论，娱乐领域推崇的好莱坞和百老汇。

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的新蒙昧主义，已经到了非常完善和非常简洁的形态，那就是众所周知或者说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本文只是简要概括“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政策主张及其危害，以及为什么说“华盛顿共识”是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最完善的形态。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正是金融资本主义泛滥全球、酿成多次全球和地区性金融危机的思想根源。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力主张和努力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它们包括：(1)主张不论任何条件的彻底私有化，包括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地允许外资掌控本国所有的产业和企业；(2)主张不论任何条件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完全放任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包括对一切国际投机资金和各种对冲基金完全不加监管；(3)主张绝对静态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比较优势原理，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的民族产业和战略产业，反对一切形式的进口替代和产业政策；(4)主张完全自由放任的浮动汇率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汇率稳定和汇率干预；(5)要求或强压发展中国家尽快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6)主张肆无忌惮地、不受监管地发展衍生金融交易和推广一切形式的金融创新。

任何稍知西方经济思想史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上述主张绝对不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历史的正确总结，也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界一致的、或毫无争议的主张或真理，更没有任何严格的逻辑和事实依据。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试图蛮横地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国情的极端政策措施。一些学者正确地将“华盛顿共识”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推销浮动汇率、解除金融管制、实施金融和外汇交易的彻底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着起哄，充当美国国际金融战略的急先锋，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历史已往证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方案不仅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稳定增长，反而酿成巨大灾难。当年迫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几个亚洲国家早就将其摒弃。事实上，尊重真理的经济学者几乎不会认同所谓“华盛顿共识”，然而，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依然到处贩卖。

它们竭力贩卖“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当年欧洲反其道而行，创造欧元与美元抗衡。美国政府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用“欧元将重新把欧洲拖入战争深渊”的论点，强烈反对欧元诞生，因为欧元被视为唯一有希望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美国最不愿意谈论和实施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是该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2014年，美国国会粗暴地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改革计划，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都直率地批评美国的自私和傲慢。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改革方案是2010年30国集团伦敦峰会所确定的，美国政府当时有明确承诺。美国国会断然拒绝投票权份额改革，就是不愿意让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中国）获得较多的投票权。即便完成此次改革，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仍然牢牢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数份额，但美国一些政治精英们却颇有“铁公鸡一毛不拔”的顽固劲儿。

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最近30年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一旦世界各国真的依照“华盛顿共识”去做，完全彻底放开金融市场、彻底取消外汇管制、完全彻底实施浮动汇率，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对美元的依赖就会更加彻底，美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可悲的是：中国某些经济学者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什么“只要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中国就能够拥有自主的货币政策”！再没有比这更加荒谬的无稽之谈了。30多年的历史彰彰在目：汇率越是浮动，一国货币政策就越是受到外汇市场——当然就是美国的牵制；汇率越是浮动，中国所需要的美元储备将越多，而不是越少，其结果只能是货币政策将更加不自主！

其实，美国国内就有一些学者强烈反对“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曾经担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荣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如假包换的西方经济学大师。2002年，斯蒂格利茨专门著书，力斥“华盛顿共识”之非。他的精彩论述直接以中国为例证：

“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坚信：就他们从事的金融行业而言，中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实。”

斯蒂格利茨警告中国：“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意味着旨在控制热钱忽来忽去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绝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蒙昧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危害

中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华盛顿共识”是新蒙昧主义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最突出、最完善、最明确，自然也是危害最大的集中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是对“华盛顿共识”最有力的驳斥。然而，我们必须警惕，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蒙昧主义思潮，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学术发展乃至金融货币方针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金融、货币领域的新蒙昧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莫过于相当一批人执着于如下信条：(1)美国模式、尤其是华尔街的赚钱模式，就是中国的明天和未来，中国必须老老实实地以美国华尔街为师；(2)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开放、投机热钱不受监管是历史必然，因为那是华尔街老师们所谆谆教导的真理；(3)中国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必须完全对外资开放，最好让外资全部控股，而美国金融体系却不需要对等地对中国开放，因为那是华尔街大佬们的利益所在；(4）美元霸权、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某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货币体系，各国应该完全服从，一切挑战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的想法都是徒劳的；(5)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和民族产业，依照“美国老师”谆谆教导的比较优势原理，永远做低端产业、做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打工仔”才是中国唯一出路；(6）中国所有产业和企业都要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和让外资参股和控股；(7)中国学生和教授都要老老实实地拜读“美国老师”的教科书，哪怕是美国的三流学者所写的三流著作，中国学者也必须将它们虔诚地翻译过来，奉为至宝；(8)中国不需要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体系已经穷尽了人间的真理；(9)中国学者以中文发表文章和著作是算不得学术的，必须要到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去发表英文文章，才算得上学术，美国和英国的标准就是中国学术的最高标准；(10)中国自己人的观点和建议是不值得听取的，我们制定政策，必须要请华尔街的大佬和他们在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充当最高顾问，因为只有他们才代表着真理和前进的方向。

然而，还没有等到我们可爱的新蒙昧主义者们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新蒙昧主义本身就已经江河日下，甚至是彻底破产了。毛泽东嘲弄当年那些迷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说：“学生的确希望老师对他好，却发现老师总是来欺负学生，甚至侵略和屠杀学生。”同样，迷信“华盛顿共识”、崇拜华尔街模式的人们，被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和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完全搞蒙了。财雄势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顷刻间轰然崩溃；全球财富所蒙受的损失高达数十万亿美元；毫无约束的美元霸权和华尔街肆无忌惮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于引爆炸毁了全球金融市场；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投机资金的快速流动将爆炸的巨大冲击力瞬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

彻底抛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全球金融体系依然高度动荡，世界经济衰退和萧条已成长期趋势。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反思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反思华尔街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内在弊端，反思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泛滥的巨大危害。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完全不需要听从美国政府“御用智囊”和华尔街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更不需要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推销的“华盛顿共识”。一句话，我们必须彻底地抛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经济学、金融学和其他一切学术，同时最充分地借鉴所有国家的优秀学术文化思想。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标准，不能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一个没有独立自主学术思想文化体系的民族和国家，永远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全世界都在持续反思和批评美国华尔街模式，持续辩论如何重建国际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华盛顿共识”纵横全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际货币的“战国时代”正在来临，国际政治格局已经进入多边时代，单极世界已经终结。我们即将看到学术思想文化真正的多元时代。再过30年，中国不仅会成为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学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1]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本文摘编自其最新著作《新资本论》。

要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体系建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希腊所生发的民主理念与实践、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转变和深化、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排序既是时间性的，也符合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古希腊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民主（dēmokratía）一词，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降，希腊人按照统治者的构成，对其城邦政体进行划分的产物。它意味着一种由dêmos进行统治与支配（krátos）的政治共同体。dêmos既意味着民社，即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公民大会制度；又意味着从事这一政治活动的城邦公民整体[1]。这一意义上的dēmokratía，既是公民政治活动的产物和载体，又是此种政治活动得以可能的原因，是政治活动与政治主体的有机统一。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讲演（油画）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将占城邦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妇女、儿童排除在外，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主制度是基于普遍化的奴隶劳动而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被其认定为具有合法资格的城邦公民（polítēs）体内部，政治权利-权力的分享与实施，达到实现了即便在当代民主实践中都很难达到的平等状态[2]: 平均每年召开不低于40次的公民大会（在全盛时期公民人数达到4万的雅典，与会人数至少要达到6000）；设立以500人议事会为代表的公民大会常设机构，以抽签选举的方式从雅典10个部落中分别各自产生50位代表；议事会席位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任何公民一生担任议事会成员不得超过两次，这意味着至少有7500个公民可到议事会任职，占雅典公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所有议事会成员中，有十分之一的人以执委（prytanís）身份长期在举行公民大会的广场上办公乃至住宿，以体现公民政治的在场性特征；除10位将军及财政方面具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位外，各机构的官员均通过抽签方式选取；由抽选产生的民众构成法院，听取案件的控辩陈述，并根据投票的多数原则进行审判裁决。这种职位的周期性轮替与统治权更替的对应关系，被欧里庇得斯在戏剧中表述为“民社-人民（dêmos）年复一年地轮替执政”。

伴随这种高度公平的职位-统治轮替制度的形成，政治平等（isonomía，直译当为法权平等）理念被普遍承认，平等原则融入此前被视为核心政治理念的神订善好秩序（eunomía）中，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属秩序发展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而对雅典人而言，这种平等不但体现为质的相似（hómoios），更体现为量的均平乃至等同（isos）。如果参照亚里士多德有关“算数平等”与“几何平等”的区分，雅典民主制所贯彻的恰恰首先是算数平等，这直接体现在作为民主制核心价值的一系列以isos为前缀构成的词汇上：isonomía不但意味着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平等，也指涉物权的平等分配与处置），isokratía（权力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平均分配）, isēgoría（言说平等，特别是公民大会上平等的发言权），isomoiría （份额平等，特别是土地份额的平均分配）。这正是古希腊民主实践中直接民主与多数决定原则的鲜明反映，这一原则意味着“整体寓于作为一体的多数之中”。

这种贯彻算数平等精神的民主制度，导致雅典贵族阶层在知识、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几何式的差异结构）无法有效地体现于政治权利-权力中，该阶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位。那些出身于贵族而认同并投身民主制并成为民主领袖的人物，如米尔提阿得斯、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被柏拉图比作讨好民众（dêmos）、填满其物质欲望的糕点师。

亚里士多德在其影响深远的《政治学》一书中，列举了3种良好政体的代表，并提出了作为对照物的败坏堕落形式的3个变体。3种追求城邦整体利益的良好政体依其高下，依次为王制（basileía）、贵族制（aristokratía）、共和制/民主善制（politeía）；而3种追求局部利益的败坏变体依照其危害程度之高下，分别为僭主制（tyrannís）、寡头制（oligarchía）、民主制（dēmokratía）。按照这一划分，共和制是良好政体中最弱者，而其变体民主制则是败坏政体中危害最小者。显然，这是后来所谓“民主是一切政体中最不坏的那个”这一说法的理论来源，尽管是以歪曲的方式。

不同于后世常见的将人民（dêmos）贬低为乌合之众（óchlos）、将民主恶政称作“暴民统治”（ochlokratía）的做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选择了以dēmokratía作为民主政治之败坏形式的命名，用富于多重含义的politeía一词来指代民主善政，而这个词在全书中还可以指一般意义上的政体、4种非君主制的政体和包括王制在内的3种良好政体。这一异乎寻常的命名，似乎指向一种在城邦（pólis）、公民（polítēs）、政体（políteuma）、民主制之间的特殊关联，甚至在暗示，惟有善好的民主制才是最符合城邦政体本意、因而也最合于自然的政治形式。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于3种败坏政体评论道：“僭主制是为了统治者利益的个人统治，寡头制是为了富人利益的统治，民主制是为了穷人利益的统治”，“对于寡头制和民主制而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纯属偶然——无处不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区别是贫穷和富有”。

这段话清晰透露出来的民主制所代表的利益关系与社会/阶级结构，连同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雅典出现的政治权利向平民阶层高度集中的历史，构成了后来长达两千余年民主制度及其理念被西方精英阶层恐惧、忧虑、贬抑和拒斥的内在动因与心理阴影。

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

针对各种政体善好者难以持久、持久者易于败坏的情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混合政体”（他使用的正是politeía）的概念，即一种权力由公民中所有类型的团体（君主、贵族、人民）分享的政体形式。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公元前2世纪为希腊人书写的《通史》中，用这个概念解释罗马的政体结构。虽然罗马人所坚持的共和体制（res publica）与这种依照希腊眼光提出的混合政体具有重大区别[3]，不过它确实为罗马人创立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某种系统的、哲学化的解释理路。人们甚至可以在罗马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部族大会（coitia tributa）3种公民大会形式中，分别见到倾向于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痕迹[4]。

尽管此种混合政体的学说不乏深刻，但在罗马人中全无影响，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也很少为人提及。直至16世纪以降，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壮大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混合政体学说才真正引起各方的重视。1642年6月21日，距离英国内战正式爆发两个月前，查理一世颁发名为《陛下对两院十九条提议的答复》的文件，宣布英格兰实行的是混合政体而非绝对君主制，政府分属国王、领主、平民三个阶层，这个体系的健康和生存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平衡[5]。这可以视作混合政体学说被现实政治力量认可，并正式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标志。它呼应并见证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所开启的罗马古典共和传统的复兴。

作为这种传统复兴的有机组成，在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建国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中，罗马式共和政体均被表彰为现代政治值得追随的典范，而对这种共和政体的解释，几乎均突出其混合政体的特征。美国建国者所设计的宪制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体制，其核心便是总统对应之君主、参议院对应之贵族、众议院对应之人民三者间的平衡关系。民主，尽管已经成为共和政体需要正视、包容并内在化的要素，但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它更多地仍是与骚乱、暴力、放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需要被时时警惕和限制的对象[6]。

因而，19世纪以来政治概念史上最值得重视的现象之一，便是民主逐渐取代共和-混合政体，成为最具正当性、最有力的政体表征。或者说，是事实上的混合政体不得不将民主作为自己最核心的特征，并加以肯定和宣扬。这种深刻的转变，源于作为民主基础的“人民主权”理论的证成与普遍传播。

自16世纪以来，伴随着欧洲封建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化，对应于绝对君权的绝对国家主权概念被建立起来。博丹在《国家六书》中将主权定义为“国家拥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主权以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并构成一切法律之有效性的来源。作为主权者的君主，“是上帝在尘世的影子，藐视君主就是藐视上帝”。这种主权学说，一方面使得正当性得以确立，一方面仍在沿用神学的逻辑论证主权者的神圣。

致力于完全重建政治统一性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主权描述为处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in omnes)之自然状态的人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通过签订契约将权利让渡给国家，通过对国家的服从来结束这种自然状态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成为主权者的君主-国家，其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从而将主权的来源由神授替换为自然法意义上人民出于自我保全而进行的权利让渡。

作为这种契约论理论的延续与突破，卢梭对于人民主权的确立提出了决定性意义的论证：作为整体的人民不可能通过契约将权利转让给某个外在于自我的强者-君主，恰恰相反，一种有效的社会契约意味着，每一成员将其自身及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了整个的集体，在公意（volunté générale）的指引下，全体人民将作为个体的自我结合到一个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中，“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7]。在此，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人民整体的主权者，作为主权者成员的个人和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获得了逻辑的完满统一。

这一逻辑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契约论假设，又几乎同时超越了这一假设。尽管有足够多的研究表明，早期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种这样的社会契约与权利转让，但人民主权论的有效性无需依托这种契约论：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特别是作为这类运动高峰的人民革命，构成了人民主权在现代世界中的真正基础，进而促使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正当性的基础。国家主权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历史性转化，决定了民主相对于共和政体-混合政体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与正当性的优先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民主的名义下，现代政治必然呈现为真实与虚构、神话与反讽交错纠缠的复杂情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

19世纪以来，基于人民主权论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制度建设，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实践，根本上突破了民主只能施于小邦而无法行于大国的传统政治学框架[8]。尽管美国的民主本质上是假民主之名行混合政体之实，但政治体对于民主名义的借用，客观上形成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作为这种逻辑的延展，民主在事实层面也得以部分地实现，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主作为政治基础的正当性。这种“循名以责实”和“考实而正名”的实践，在长达百余年的过程中相互促进、激发、扩展、转化，使得民主从虚名而渐近实相。伴随民主的逐步实相化，以洛克观点为代表的所谓“洛克调整”，即将政治参与权严格限定于有产者及其上层同盟，通过财产、土地、教育程度的限制公然排斥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劳动者的公民权，以保持代议制政府和资本主义高度一致的制度方案，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9]。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逻辑上平等的公民权与事实上不平等的财产权之根本矛盾之上。作为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资本一方面致力于瓦解扫除各种针对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劳动者得以自由地成为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力。这种基于资本-劳动自由交换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极大地扩展了劳动者的自由权，特别是作为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雇佣支配始终以实现资本的增殖运动为目的，摆脱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重新陷入对资本-财产权的高度依附之中。资本主义民主一方面肯定一切个体依照其意志与资本订立劳动交换契约的正当性，肯定作为分散孤立的原子式个人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则否认劳动者作为整体拥有共同意志的可能，否认建立在这种共同意志基础上的整体性的人民，否认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

作为这一矛盾综合体的资本主义民主，呈现出如下特征：

主奴辩证法：承认的政治

依照资本逻辑，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因而政治共同体只能被描述为诸多原子式个体以类似布朗运动的方式构成的组合，这一组合被命名为市民社会，其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的人，把自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其他的人只是这个个人达到目的之手段[10]。在这一社会中，任何成员只是为了实现我的目的而存在的工具，因此他们是平等的且根本是平等的。这种普遍平等的原则，要求以一种无歧视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体。然而与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对人的尊严的重视恰恰相反，这首先是将人作为物化的对象而达到的平等，它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平等的基础：资本不歧视任何能满足其自我复制-繁殖要求的事物，它指向某种普世无差别的国家或世界。

作为这种普遍平等原则的延伸与激进化，一种强调尊重任何个体（或在此基础上的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价值和独特性，反对“无视差异”的歧视行为、进而将任何有可能取消或弱化这种差异性的言行均归为歧视的“差异政治”应运而生。它在分享普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要求针对各种独特性与差异实现政治承认。

这种承认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源于一个个体遭遇另一个体时，从“自在”转为“自为”，从将一切对方排斥于自身之外、对方与自己相等同的状态，转入与对方进行生死斗争以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斗争的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主人通过被奴隶承认为主人而获得真正的“自为”存在，奴隶通过被主人承认为奴隶而变作为对方而存在[11]。

在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中，这种主奴辩证法的逻辑，化作了各种被压迫、被奴役或感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奴隶”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政治实践。不同于从压迫-奴役的维度解释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改变的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将这种压迫-奴役的全力关系解释拓展到阶级、族群、宗教、文化、社会、家庭、婚姻、姓别等各领域，它要求对一切在上述领域处于“被歧视地位”的个体-群体的存在-行为予以包容与承认。这貌似大大拓宽了个体的自由权，却因其陷入对无数次要矛盾支离破碎的讨论及无限放大，而忽略遗忘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根本的主要矛盾。这种承认的政治，以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配合了资本对一切批判力量分而治之、圈养驯化的策略。

民主-选主

有别于采用直接民主形式的雅典，现代民主制度一般均采用代议制。这既是缘于民主施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上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城邦-市镇，也因为代议制形式本身能更有效地保证精英阶层对政治的控制，并获得一种代表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代议制与精英政治的密切关联，直接决定了代表的产生有别于传统上被认为符合民主制本性的抽签制[12]，它采用了贵族制/寡头制下常用的投票选举方式。

伴随着“洛克调整”的日渐式微，20世纪30年代后，普选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基本实现。这是世界范围内民主运动不断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视竞争性选举为民主最重要、甚至压倒性特征的思想倾向生发出来。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批判了将人民放在首位而将选举代表置于其后的“古典民主观”，提出应将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在将人民相对于其代表的优先地位进行颠覆后，“民主已不可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一个标准，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

此说问世后，为二战后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处于守势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某种可验证甚而可量化的政治指标，因而自50年代以来一直被奉为西方民主观之主流。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间接民主”，被刻画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一切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政治制度，均被冠之以“专制”之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主观成为二战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一。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将民主从“人民当家做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做主”，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降格为作为利益主体的选民，将民主简化为选主，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取消了民主最核心之灵魂——人民主权。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而这恰恰源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被消解，蜕变成了消费社会意义上的大众。通过竞争性选举这种政治狂欢和政治娱乐，民主蜕化为一种大众快餐式消费品。

利益博弈

消解人民政治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否认现实存在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将作为个体总和的大众分解为若干因利益而勾连起来的利益集团，并将这些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博弈的过程描述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这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被描述为自利的个体通过与特定的秩序相结合，从而使其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会客观上推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本质上无别，也正是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所在。然而，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以个体自身利益为最终目的市民社会只是达到作为伦理现实之国家的一个环节，而依照资本的逻辑，这被视作是政治的终极形态。

不同集团所进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触及阶级结构、所有制与财产权等核心问题，即不动摇资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围绕各种次要问题展开。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外部资源，必须不断放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贬抑乃至抹杀对立集团诉求的正当性。这种行动不断推高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对立与紧张，造成公众对于各方的陈述无所适从与无以置信。

当此类博弈集中体现为代表各自利益团体的政党竞争时，则在此意义上的政党充分验证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做的论断：“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或集体的利益”。以党派政治体现出的利益集团博弈，更进一步放大了原本就内在于社会结构的利益群体规模与其现实影响力的差别。

这种以回避核心矛盾、突出次要矛盾为特征的利益集团博弈，造成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大事往往无从讨论或久拖不决，而次要矛盾则不断被夸大激化。此种格局确立之初，由于各主要利益群体的利益界限尚未划定，民众对于竞争性选举有较高的热情，故而政治往往呈激亢状态，众多一般性矛盾升级为对抗性矛盾甚而成为不可调和之矛盾，常以人为的方式造成族群乃至社会的撕裂。而当其进入老熟阶段，因各种主要利益界限早已分明，各种利益群体不过循惯例各行其事，而民众则往往因见惯种种表演，无力改变现状而陷入政治冷漠乃至麻木状态。

政经分离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的基础上，进而衍化出个人与群体、社会与国家、私有产权与公共权力、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依照这一范式，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的政治权利，只能在公共领域的国家层面行使，而不能施用于经济这一私人领域。

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把民主权利排除在外的理论，其核心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最具权力的集体组织形式——现代企业法人视作是私人的，从而将个人的资格与权利扩大到法人这一非人（nonperson）实体上。然而现代企业法人的根本特点，恰恰在于它对资本的非人占有所导致的资本所有权的非人化，即社会化[13]。

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兴起、发展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决定了其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必定超出私人领域，而成为最普遍、最具活性的公共事务，是公共领域中极重要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在以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法人形式下，不但资本的积累与占有方式已经社会化，从而部分地扬弃了资本所有权的私人属性；而且资本的生产方式与管理职能也同样经历着社会化，从而使得社会化生产及资源配置也部分地摆脱了资本所有者及私有产权的支配。与企业法人对应事实上的资本社会化，与将企业法人作为虚拟个人、将其财产权置于私有产权框架之下的法律规定形成对立，这是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当代最突出的体现。

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不但无助于克服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权利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也严重地阻碍着事实上已经发生并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的经济权利平等与社会化趋势。这种建立在虚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之上、牵强地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拒绝民主权利的理论与现实，恰恰证明，民主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是人民主权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民主是人民主权在资本约束下通过人民运动部分实现的产物。它一方面确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乎覆盖所有社会阶层的平等政治权利，使得人民对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它受制于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基于这种不平等而形成的各种新型依附关系，始终无法让人民得以真正自主命运。当这种民主被称作“自由民主”时，自由一词既非民主的修辞限定，也不表达二者为并列关系，旨在强调自由在价值论上对于民主（平等）的优先性。这种作为至高价值的自由，是要求摆脱一切限制、进行自我复制-繁殖的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它意味着，资本主权高于人民主权。这是一种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

当我们对照上述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考察中国民主的现状，就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情态，某些领域还带有前者极深重的痕迹。这是内有资产阶级法权、外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当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表述，不但应包含已经发生并正在延续着的民主实践，更要阐明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应有之义，要让合乎社会主义本质的期待照入当下的现实中。其特征概括如下：

师生辩证法：学习共进的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真实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即作为整体的人民成为有行动力的政治主体。惟有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作为整个集体的一部分，形成共同而统一的意志，整体的人民才得以形成。这种人民统一的意志，不是构成人民的单个个人意志的总和或其平均值，而是这一系列个体意识作为有机整体的一种决断。通过这种决断，单个个人放弃了自我孤立的存在而与其他个人构成一种共同体，并以这一共同体的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根据[14]。也就是说，不是单个个人的思想与意愿，而是这种整体决断的意志与共同体意识决定了人民之为人民。

作为整体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马基雅维利致力于在《君主论》中探讨一个能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的君主（principio）应具备的特质。马基雅维利将那些在实践中一直被奉行而从不公开予以承认的政治行为准则公开出来，从而使 “那些不谙此道的人”与那些深知此道的政治人物在认识上变得平等了。

作为整体的人民要让自己成功地上升为君主，即能够自主行使命运主权的政治主体——主权者，就必须要学习作为“君主”进行统治与管理的技艺与知识，摆脱在以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切与“主人翁”地位不相匹配的、对被压迫奴役状态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甚而美化神圣化的思想、感情、意识、习气、礼俗。这种学习是长期的、艰苦的、极为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一种整全的新型人格的重建，要求有一种将大破与大立有机融合的复杂工程。由此，一对矛盾浮现出来：作为这一学习过程的参与者，人民需要自己的教师；而人民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无法教育作为整体的自己。作为教育者的人民与作为被教育者的人民之间，需要一种有效的中介：它既源于人民，又高于人民，而始终属于人民、服从和服务于人民。这个中介，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本质，是一种先锋队组织。它吸纳来自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达到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成员的要求。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我解放的前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的教育，是让他们所本有的先进意识、觉悟、理想与主观能动性得以从狭隘的利益、欲望、意识形态及一切造成人的本质扭曲的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从朴素自在的存在上升为成熟自为的存在。献身于无限伟大的事业整体而超越自我生命之有限性，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作为教育者的党，是人民达到这种自性之觉悟状态的呼唤者、组织者和指引者。

党作为一种先进性组织，其先进性突出地体现于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的辩证逻辑中。人民越信任服从党的指导，党就越要保持对人民的谦卑尊重。人民在思想意识和工作实践领域取得的所有进步，都同时是党的进步；而党在路线方针政策制订贯彻中的所有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

这种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和学习共进的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核心的特征，是群众路线的精神所在。

主体参与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人民作为主体行使主权、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人民的这种主体性，集中地体现在领导、团结、组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产党身上。

党以自己的主体性，将分散隔膜、各谋私利、各怀私心、一盘散沙的个人组织起来，上升为具有共同利益、追求、价值，进而具有共同意志、行动的人民。人民以自己的主体性，理解、支持、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纠正党在理论和实践中发生的偏差与失误，防止党在后革命时代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主体性的官僚体制或利益集团的代表。

共产党的主体性与人民的主体性是通过集体生活、集体归属、集体认同相互成就的。离开高度主体性的人民，就无法有效保持党的主体性，党就会由人民主权的行使者、捍卫者蜕变为破坏者、压迫者。

因而，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全面深入持久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是摆脱各种僵化教条和形式束缚的，是严肃而亲切、团结而自由的，是充分尊重每一成员又能凝聚统一意志的。它不需要以竞争性选举的形式人为地制造党与人民的对立，而能保证党和人民作为能动主体的有效沟通与协同一致。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代表与人民代表，这是由知识与分工高度细化、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现实情态所决定的。但为了更有效地体现人民主权的直接在场特征，部分代表以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可以作为对代表选举制的一种极为有益的补充。这能够保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机会超越财产、职业、学历、阶层的限制，可感可知地参与政治，行使民主权利。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组织者，可以较有效地弥补抽选制下代表因专业知识或经验不足所导致的民主权利实施中的缺陷，这是社会主义民主较之古希腊民主在直接民主层面上具有优势所在。特别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而言，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抽选产生代表，就其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对管理层进行咨询、考察、监督和评议，给予建设性意见，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国有企业“所有权虚置”的问题。

平等协商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还保留着私有产权和基于等价交换原则的商品与市场，就仍有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相应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就有基于利益差别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斗争。

这种矛盾，当它没有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共识的情况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构成人民的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矛盾。实事求是地看待这种矛盾的本质，就应承认，在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内部矛盾中最主要也最突出的是阶级矛盾，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构成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矛盾关系内在地包含着剥削压迫和斗争反抗的逻辑，因而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最易于激化乃至发生质的转变。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不应也不能回避、否认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的作用恰恰在于，让这种矛盾和斗争不越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共识的界限，始终处于可控的、非对抗性的、斗而不破的状态。

这要求共产党绝不能演变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而要始终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以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旨而不带任何自利动机的先进性组织，并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来自不同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成员的思想意识、精神气质、情操修养发生革命性转化，从而作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理想信念、主体精神的“政治人”，扬弃与超越遵循动物本能、单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

具有这种政治主体性的党，能够在各个阶级和阶层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平等协商机制。在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原则指导下，召集、促进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以诚意对话沟通的方式，以顾全大局、相互谅解、共同发展的态度，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出现的矛盾，努力避免使用容易引发矛盾激化的对抗性手段，共同寻求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在这种格局下，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依然会存在。但这种矛盾的斗争形式将不再只反映矛盾内在的否定性，也将反映矛盾关系的相互转化即矛盾的同一性，反映通过斗争而实现的团结共进[15]。

综合一体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深化与成熟，意味着构成人民的每一个体从包括私有产权在内的一切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建立在资产阶级法权基础上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划分将被扬弃，人民主权将不再只是作为政治权利得以展现，而会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从政治解放迈向人的全面解放[16]。

这必然指向一种超越私有产权的限制、让广大人民得以在经济过程中行使其主人翁权力的新型经济制度：它将打破基于资本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独占，让资本服务于人民而非役使人民，让人民知晓并参与资本的运作与管理，让资本所代表的人与物的逻辑服从于人民主权所代表的人与人的逻辑。它不会否定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的合理性，但会将之视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也必然伴随这一系列条件的全面转化而消亡的历史现象，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神圣永恒的存在。

在经济生活的主要环节中，它将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使一种合于自然的均平之道得适于用，并以其均平而适用无穷。这种均平之道，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算数的平等”与“几何的平等”的有机结合，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个体差异的同时，使社会整体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趋于平等。

这种民主权利向经济领域的延伸，是人民将自己的政治主体性能动地施加于经济基础。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与相应的阶级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又将引发整体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构成一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能动而有机的循环。这种超越机械的、形而上学之“决定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意义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可能的基础，也是这种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本质所在。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作为觉悟的主体，自己做自己主人、管理国家并管理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超越由自利的、孤立的个人构成的市民社会，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因平等而民主，因民主而自由。

平等在此不但意味着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无差别的权利，更意味着一种觉悟的状态：人民中的每一个体意识到，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才能成为自己；只有认识共同体的本质，才能把握自己的本质；只有解放与自己拥有同样命运的一切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彻底地克服自我的有限性。体证这种平等并建立在这种平等基础上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  王生升）

[1] 梅耶（Christian Meier）,《古希腊政治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50-52页，272-75页。

[2] 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3， 89-107页。

[3] 罗马人并无希腊所特有的政体轮回经历，也不曾在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抉择。罗马军队严格的等级结构将公民兵完整地摄纳到体制中，从而造就了公民对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绝对权威的高度认同，这由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正式名称罗马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即可分辨：元老院不但作为独立的存在与整体人民并列，甚至还具有优先地位。参见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160-65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145-59页。

[5] J. P. Kenyon(ed.),《The Stuart Constitution, 1603-1688》, Cambridge 1966, 21-23页；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译林出版社2013， 377-88页；《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283-90页。

[6]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12⁴，25-33页；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4²，165-200页，特别是180-94页 ；G. A. 波考克，《德行、商业与历史》，三联书店2012， 394-409页。

[7] 卢梭，《社会契约论》，22-26页，所引段落见25-26页，黑体是文中本有的。

[8]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政府的力量与政府的意志始终互为反比例，因而国家扩大则意味着公民自由的缩小，进而以为“国家愈扩大则政府应该愈紧缩，从而使首领的数目得以随着人民的增多而按比例地减小”（III, 1-2）。这决定了他虽然认同人民主权作为政治的最终基础，却无法超越民主制只能施用于小国甚至小的城市的时代观念。

[9]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3,38-85页，特别是57-6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二章，182-187节。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一。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第二卷，二。

[13] 鲍尔斯/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24-25页，86-119页，221-22页。

[14] 这种使得人民成为人民的共同意识，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延展。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98-142页，特别是104-105页。

[15] 丁耘，《矛盾论与政治哲学》。

[16]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这样描述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2014年，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在“新常态”的大局中，审视全面改革元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我们会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四个新变化、新特征。

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变化、新特征

一、正确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越来越明确。一年前，在全面深化改革之初，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首先健全完善了改革的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精心谋篇布局国有企业改革这篇大文章，为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引领航程。国资委紧紧抓住《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顶层设计这个核心，对中央改革领导小组部署的涉及国资委的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研究，制订了初步意见方案，并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对国企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重大改革方案制订取得重要进展。

改革方向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科学把握改革方向，抵制各种“去国有化”、“去公有制”错误主张，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二、准确把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政策。这次是在深水区推进的改革，对改革政策的要求非常高，不容许犯颠覆性错误。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就在细则。我们深入研究政策细节，预研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力提高顶层设计的针对性和政策细节的精准性。比如，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严格按照中央确定的界线来制定政策，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宜独资则独资，宜控股则控股，宜参股则参股，不定目标，不搞一刀切，一企一策，大力提高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政策的公开透明，坚决防止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坚决防止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名、行减少国有经济比重的错误倾向。我们按照三中全会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要求，明确区分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区分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区分垄断收益和竞争收益，一切非商业性目标带来的成本都应当由公共财政足额补贴，或者在考核中给予确认。将国有企业初步按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为两大类，通过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实现分类改革、分类监管。这些进展为明年全面推进改革奠定了体制基础。

三是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步骤越来越扎实。在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国务院国资委奔着问题去推进国企改革，在中央企业启动了“四项改革”试点，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董事会授权试点，并开展了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试点。“四项改革”试点目的就是在做好国资国企改革有关政策制定的同时，针对改革重点难点问题，从实际工作出发，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完善政策，有序推进改革。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啃硬骨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

四、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革步伐越来越协调。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国资委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先易后难，易的先做，难的抓紧谋划。按照中央的要求，及时研究解决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问题。截至2013年年底，各级国资委系统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16593个，从业人员178万，2013年企业办社会负担支出1384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7337个，从业人员70万，支出932亿元。我们加大力度，研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措施，提出分类别、多渠道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建立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政府要承担责任，但不能全部依赖政府买单，企业也要发挥积极主动性。这项改革虽然不涉及体制制度，但对搞好国有企业意义重大。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统筹全局，系统推进，为下一步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公正的平台。

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七大任务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要靠改革来激活。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新常态需要新动力，新动力要靠改革来激活。2015年国有企业处在改革发展攻坚破难的关键时刻，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激发发展动力和活力。从国资委职责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七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要深入做好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工作。要对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明确其主要特点、发展目标、改革方向，分类推进改革调整，加强分类监管、分类考核。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权政策，明确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重要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明确对具体中央企业的商业目标，包括保值增值、经济增加值、利润率、负债率、可持续分红水平等财务指标，完善整体的配套评价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在分类之后，急需尽快建立对国有企业的科学评价体系。比如，2014年1～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业每100元营业收入纳税率，国有工业企业纳税率为8.53元，私人企业纳税率为3.02元，外资企业纳税率为3.03元，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2.6倍。怎么建立客观评价体系、完善公平竞争政策，任务很重。亟需研究分类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分类考核的问题，解决考核中存在的过于重视当期利润、中长期考核激励不足、考核标准“一刀切”、董事会考核权不足等问题。亟需研究企业分类后的分类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等问题。

第二个任务，要稳妥、规范、有序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一企一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防止大轰大嗡，防止“一混了之”。2015年，亟需研究混合所有制的政策细节。

我们前一段考察淡马锡公司所属企业，其股权结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目前，淡马锡公司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其中14家为独资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2家有限责任公司。新西兰政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明确规定：政府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保留至少51%的股份，不允许出现基石投资者（即除新西兰政府外，禁止任何单一投资者持有超过10%的股份）；新西兰公民与机构享有优先购买权，新西兰公民与机构持有的股份（包括政府股份）不得低于85%；国有股份出售必须通过IPO上市发行，禁止协议出售；国有股权减持的收益用于发展新产业或购买新资产等。这些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必须搞好顶层设计和操作细节安排，需要高度重视和明确以下几点：一是中央企业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有企业，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二是混合所有制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优先考虑中国投资者；三是搞混合制出售的国有股权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国有经济的新投入，不能吃光分净；四是混合所有制要一企一策，不刮风、不搞倒计时、不搞运动，防止犯颠覆性错误；五是混合所有制操作，优先鼓励IPO上市发行进行混合，必须进场交易、竞价交易，禁止协议出售。目前，改革的关键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规范国有资产评估，完善国有资产定价机制，严格操作流程，确保公开透明，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亟需研究员工持股的政策细节，选择部分企业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开展。

第三个任务，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规范董事会建设，强化制度创新，健全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着眼于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力争在解决“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减”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提高企业运营的透明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努力打造“阳光国企”。2015年，亟需研究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可操作性政策。目前国有企业冗员问题严重，相当一批企业的冗员幅度超过1/3，必须尽快解决。亟需研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政策，建立与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周期一致的发现、评价、任期、激励、约束制度，制定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市场评价、市场选聘、激励约束制度，推行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减少行政任命管理人员，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企业干部制度不改革，其它改革都会落空。

第四个任务，要积极推进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加快完善相关政策，多渠道筹措资金，务求实效。积极做好“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工作。

第五个任务，要加快推进“四项改革”试点。各试点企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胆试、大胆闯，重点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狠下功夫，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并及时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以点带面加快推进改革。

第六个任务，要稳妥推进薪酬制度改革。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按照要求抓好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国务院国资委为此已专门发了通知。在组织实施中，要注意把握工作的重点对象。本次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对象是中央和国资委管理的领导班子成员。需要研究市场在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央企业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国有企业内部职工的薪酬分配，要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由企业自主决定。

第七个任务，是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资委作为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自身是为改革而生，应当充满改革的DNA。1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委存在管得过多过细、干预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国资委监管工作的改革不能是只动其皮毛的修修补补，而必须是动其筋骨的大刀阔斧改革，甚至要脱胎换骨。对此，国务院国资委要带头进行自我改革、自我革命。各级国资委都要勇于变革，以聚焦监管内容、调整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为重点，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授权一批，下放一批，收缩一批，移交一批，把该放的坚决放到位，把该给的坚决给到位，同时对该管的也要管到位。按照四中全会要求，研究完善国资委履行职能的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决策程序，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实现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形成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作风，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慵懒、懈怠。同时要大力推动公共管理部门的简政放权。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更好融合。在推进改革中，要注重把该企业行使的权力都放给企业，把不该企业负担的包袱都卸下来，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已经走过了目标明确、步伐坚定、强劲有力的改革元年，需要全国的国资国企系统的干部职工万众一心，继续胜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大业，也更需要和理论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一起，齐心协力、创新鼓劲，共同为创造性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1]楚序平，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27日在广东国有企业改革论坛上的发言节选。

“混改”，话题再起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若干问题重大决议》“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节中，出现了一个“新颖”的名词：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如今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世界级龙头企业的中联重科就是混合所有制的一个模范样本。

中联重科的前身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拥有50多年历史。在公司成立的20多年间，中联重科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母公司改制、H股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目前已形成了湖南省国资委、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战略投资者、国际投资者及其他流通股东共同持股的多元股东结构，最大股东所占股比已不及20%，在股权层面，公司已不折不扣的实现了混合所有。通过基于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利益制衡，中联重科形成了较好的治理结构，既控制了国有股东一股独大问题的发生，也有效避免了管理层持股过大形成内部人控制。由此，中联重科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目前成为世界排名第六、国内排名第一的工程机械企业。湖南省国资委副主任张美诚在谈到混合所有制的经验时说，“湖南省国资委在中联重科的持股比例虽然从最高的49.83%降低到最低时只有14.26%，但是对应市值在最高时放大了800倍。”[1]

在央企层面，“混合所有制”不乏成功案例。国药集团是国内的医药销售巨头，过去它的利润创造能力与其市场地位相去甚远。2003年1月，国药集团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共同成立了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严格调整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花大力气在决策机制、管理方式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聘用了多名外部董事。改革的努力为国药换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公司战略更加清晰，并购整合的效率也逐步显现。2009年，国药控股营业收入由成立之初的81亿元增长到471亿元，迅速占据国内医药流通第一位。2009年9月，国药控股实现在香港上市，市值达到600亿港元。目前，国药控股已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市值名列全球医药分销企业第四位。

正如硬币的两面，在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海外资本进行联合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混合所有制下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治理僵局的质疑和非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方针后，国有企业开始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相应政策的缺乏、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缺少科学的市场化定价依据，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了的大量违规操作、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对土地、房产等有形资产部分按原购入价评估；对专利、商标、商誉、品牌等极具价值和增值潜力的无形资产不予评估；还有的甚至将公有财产无偿量化给管理层和职工。同样的质疑也出现在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过程中，2004年，在获得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但此后，国有银行上市历程却颇多坎坷，以建设银行为例，为了引入先进的管理运营模式、提高竞争力、保证IPO过程中能够获得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认可，2005年6月到8月，建设银行分别引入美国银行、淡马锡两家海外战略投资，其中美国银行以25亿美元购买建行9%股份；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则斥资14亿美元购入建行5.1%的股份，对应市净率分别为1.15倍和1.19倍。2005年10月，建设银行成功登陆港交所，发行价格达2.35港币，对应市盈率为1.96倍。尽管两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提前加入为建设银行的后续发行上市的成功提供了支持，但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国有银行“贱卖”的质疑。尽管多数企业家、学者、专业人士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却始终难以平息社会上的质疑，巨大的压力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与上市的全过程。

如何解决“混改”

2014年2月，中石化公开宣布将在其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其公布的计划中，中石化将在审计评估的基础上对该业务进行重组，将引入社会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并按照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思路完善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9月14日，中石化宣布油品销售公司完成引资工作，25家境内外投资者认购油品销售公司29.99%的新增股权，引资规模达到1070.94亿元人民币，对应该公司的估值3571亿元。25家新进投资者涉及基金、保险、投资、医药、物流、互联网等众多领域，复星、大润发、腾讯、海尔等明星投资者也赫然在列。进行至此，中石化对油品销售公司的“混改”已经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投资者的介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有企业在产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上实现“混改”的初衷？社会资本是否只是通过参股、上市实现财务收益？这些疑问都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解答。

“混合所有制”基本意义是一种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既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合生产或经营的经济行为。但在不同层面上，“混合所有制”还能做出更为丰富的解读。

首先，混合所有制是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特殊时期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改革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其次，混合所有制希望能够把国有企业雄厚的资本优势和民营的机制灵活优势集中到一起，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以及多种资本优势的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混合所有制’的关键不是在‘混’，而是在‘合’，要发挥国资的优势，也要发挥民资的优势，通过两个优势的叠加，使企业的优势在协同创新、改革等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

“混合所有制”也是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混合所有制”不能只理解为财产如何划分，也不仅仅是股份是否转让，更重要的是建立“制”，其实质是公司的治理。混合所有制的关键在于法人治理结构的真正完善。[2]尽管很多企业现在已经转型为混合所有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混合所有制的关键不在持股主体的多少，而在于资本是否能够发挥现代企业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考虑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的过程。尽管现在有些公司已经是股份制企业甚至是上市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总经理也并非公开招聘，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人担任总经理。只有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制度，企业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能够通过“混改”，进一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并通过不同性质资本在产业上的碰撞、磨合直至融合，实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和经营管理体系上的升级和再造，使企业回归市场竞争主体的本来角色，而不因所有制或所有者的因素制约企业行为和企业功能的发挥，这才是最为现实的意义。

到资本市场去

以上关于“混改”的理解，在目前的环境下，已经不难在观念上形成共识。但在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占比较大的现实情况下，针对国有资产进行的“混改”，为了确保企业获得混合所有制下良好的预期运行效果，我们认为，在未来“混改”的推进过程中，应将主战场放在资本市场。否则走形式或假混改之名谋私利，“混改”所期望达到的在多种所有制股东背景下企业良好运行、资本高效运转目标终会落空。

国有企业的“混改”，从微观层面上看，将引入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股东，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使企业在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各个方面引入更为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良性的委托与代理关系，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共存共融，使企业能够摆脱资本瓶颈的制约、体制机制的束缚，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谋求竞争优势，最终为国有与非国有等各类社会资本获取理想的增值回报。但这是在企业大小股东、新老股东的长期利益平衡中形成的。而在产业与市场环境波动的情况下，这种利益平衡的形成往往经过不断博弈，这就需要一个僵局的快速解决机制，使所有权层面的利益平衡迅速趋向均衡，避免僵局对企业运行带来伤害，确保“混改”后的企业具有长效稳定机制。

从国有企业的现实分布特点看，以中央企业为主体，我国国有资本主要分布在国民经济的若干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如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电信、民航等）、基础工业制造领域（矿产资源、机械制造等）、或兼而有之（能源领域的石化生产和油品销售等）。其中，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的特点是终端需求稳定而且强劲、业绩持续稳定或稳定增长，这是由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提升的需求质量所决定的。而基础工业制造领域总的特点则是受经济短、中、长各类周期的影响大，企业业绩波动性大。这样的产业分布特点决定了，在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混改”操作的过程中，企业多元股东利益的长期平衡问题，将更加突出和难以协调。在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的“混改”过程中，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的特点决定了在引入非国有的多元股东过程中，公允定价问题和公平准入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全社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凝聚最大共识，避免企业因“混改”陷入国有资产流失和涉嫌利益输送的舆论泥沼，是这类企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而对于基础工业制造领域的企业来说，由于参与“混改”企业或资产具有强周期性、业绩起伏波动大等特点，除了在引入多元股东时存在公允定价和公平准入等问题外（在处于市场低谷时这两个问题可能并不突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改”完成后企业运行期间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和僵局解决机制问题。当企业面临产业与市场环境大起大落、经营业绩剧烈波动时，多元股东利益的长期平衡将很难达成，往往会通过公司治理问题、企业文化冲突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多元利益主体难以在重复的动态博弈中达到均衡，将不可避免的在经营层面上影响企业的持续稳定运行，最终损害各方股东追求资本增值的根本利益。

中信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

综上所述，“混改”在操作上需要一套相对成熟、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制度安排进行支撑。而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只有资本市场能够为此提供了一套相对最优的制度选择。

首先，在全国性的公开资本市场，任何股权或资产都可以通过大范围的询价机制获得公允的定价，资本市场中的交易也相对公开、透明、合理，投资者能够通过平等投资参与改革的过程。因此，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是在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定价过程中，最合理也是最能被各方接受的途径。

其次，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能够给予混合所有制下的各投资主体一个公允、便利的退出通道，使得股东既能“用手投票”也能“用脚投票”，这样的机制安排有助于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在公司经营中发挥作用。有不同意见投资主体可以以市场公允价值退出，企业也可以引入认可度更高的股东，不至于因治理僵局影响经营效率，从而达到动态博弈中的均衡机制。

相反，“场外”的“混改”，由于在公允定价、公平准入、利益分配和僵局解决等问题上缺乏形成最大共识的机制，很难使“混改”达到预期的长期稳态效果。其结果要么是“混改”时社会对“定向让利”的质疑不断，要么是“混改”后国有与非国有资本难以在利益博弈中达到均衡，迫使其中一方退出走人，使企业再次回到非混合所有制的状态。从而偏离改造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引入更为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良性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注入非国有资本活力和创造力等“混改”初衷。实践中的探索也佐证了场外“混改”在操作中的这种困境。

在具有强周期特点的基础工业制造领域，以某国有大型矿业公司与民营资本的投资合作实践为例，在2002-2003年的山西焦炭增资合作项目中，当产品价格持续高涨时，民营股东撕毁合资协议，国有资本悉数退出；而在2005-2007年的贵州铁合金收购合作项目，产品价格和公司业绩波动，加之环保和安全投入加大，国有和民营股东在利益分配和僵局解决上分歧巨大，结果是国有资本对企业剩余股权悉数收购，民营股东全面套现退出。

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自身仍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问题，客观的说，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距离能够胜任“混改”主战场的资本市场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现在就断言借助资本市场进行“混改”能够取得预期中的成功为时尚早。“打铁仍需自身硬”，中国的资本市场要想担起“混改”的千钧重担，需要大的决心和力气进行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解决长久以来为人诟病的发行机制，提振市场公信力和市场吸引力。唯有如此，才能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混改”的主战场。

*沈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薛飞，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彭彭，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股本融资部经理。

[1] 王晓红、姜业庆，《国资委为何看好中联重科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联重科混合所有制改革“样本”解读》，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3月14日

[2] 厉以宁，《在调查混合所有制中发现的几个误解》，北京日报，2014年3月10日，第17版

由中国工业报杨青等人经数年考察写成的“常开记忆”，生动地记录了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开）40年发展、改革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近20年来以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为动力，推动企业绩效不断攀升，成为行业的排头兵。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体制不仅能适应市场竞争环境，而且比其他经济成分毫不逊色。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是做低压电器的地方国有企业，员工仅1000多人。2012年，主营业务产销额17亿元，税后纯利润5亿多（2014年约6亿），税费2亿多。企业的利税率将近50％，利润率在30%以上。而机械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仅4-6%。

低压电器是竞争白热化的行业，中低压开关在大工程里是不起眼的零配件。常开能够在低压开关这个领域成为业绩如此突出的专业化企业，根本原因是产品定价权。产品定价权也就是品牌领导权。常开是怎样跳出多数企业难以摆脱的拼成本、拼价格之困境的？没有捷径，就是做好企业必须的功课：坚持技术开发，引进先进技术；坚持专业化发展；正确判断市场，制定差异化战略，坚持质量第一；贯彻现代化管理；敬重市场规律，坚持用户第一、质量第一、超前服务；公平分配，防止扩大收入差距。

唐春潮1991年调任常开厂长，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奋发图强，将常开建设成一家优秀的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他们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效和可贵的探索。

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常开经历了多种形式制度变革：从国有股逐步退出到再次进入，从部分人持部分股到全员持股，到经营层持股，再次全员持股而经营层适当多持股等。在企业制度安排中，常开成功解决了职工股与大股东、个人股与国有股的关系，理顺了企业与政府、员工与高管、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重视解决利益的公平分配，最大限度地使广大员工分享改革红利。

在资本性收入分配中，常开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胸怀与情操。唐春潮在退休时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退出，放弃了每年数千万元的股权收入，并将此形成企业法规，为内部新成长起来的年轻骨干提供了机遇红利，为建设“百年常开”打下了扎实的制度基础。

唐春潮认为，改革“要有见利思义的情操，要有以人为本的情怀”，要“与职工群众心贴心，形成公平合理、职工群众普遍受惠的利益格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厂务公开，重大问题广泛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反复讲清道理，让职工群众知厂情、管厂事，充分享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企业的兴衰存亡，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核心，在于企业带头人的经营管理思想。常开在许多国企消亡的地方生存下来，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首先在于领导班子坚定明确的指导思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为职工谋利益”；在这些利益面前，个人利益要靠后放。这是常开经验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企管理的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企和一般非公企业的实质区别。

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应该并且可以发挥行业的支柱和引领作用。常开经验有力地驳斥了狭隘、短视的“唯产权论”。常开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领导团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三个重要的视角。这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案例。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中国低压电器制造行业领袖之一，世界知名品牌。

四十年前，常熟城里一片参差的灰顶瓦房间，悄然出现一座电器工厂。不到1万平米的厂区，120多员工，一年100多万元的产值，就像一颗种子，默默地播撒在寂静的原野中。

一段企业成长的传奇就此展开。

当年用简陋的工作台拼接起的生产线，也早就被一条条现代化的流水线代替，线上的设备是国际一流的，核心技术和制造工艺是先进的，管理已经信息化和网络化。

他们拥有业内独家两度获得国家科技二等奖的殊荣，还有中国名牌、驰名商标等等称号，以及许多荣誉。然而，这仅仅是最表层的东西。

回望四十年，常开走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之路，演绎出一段独有的企业历史。它既是时代珍贵的馈赠，也是上千常开人艰苦奋斗的果实。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与成千上万的国有地方企业一样，常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前后共计有8次之多。每一次都是在大环境的推动下，按照当时相关政策和法规要求，结合企业具体现状完成的，最后形成了具有常开特色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尤其是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多个阶段、多种形式，也经历了风波陡起的波折和千回百转的探索。

这就是中国转型时期，在基层企业亲身实践的一代人创造的真实历史。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马前卒。正是那些难能可贵的实践积累，多少次的碰撞挫折，才一步步趟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和道路。常开所建立的企业股权混合所有制、所执行的分配制度，是基于自身情况而建立的科学高效企业制度。相比之下，我们耳朵听出了茧子的那些舶来的私有化教条，就显得十分苍白。

读懂常开，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企业。

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左）与常开国有股权代表、终身荣誉董事长唐春潮（中）、常开董事长王春华（右）

万事开头难

从上世纪70年代建厂到90年代初，地方国企常开厂先后有6位同志担任厂领导，一把手走马灯似地换。进入1991年，步履维艰的开关厂又一次调换了领导班子。厂长唐春潮、书记吕金才前后脚上任。从此结束了常开厂掌门人走马灯般三五年一换的不利局面。

对于从常熟千斤顶厂调到开关厂任厂长，唐春潮付出了代价，他说：“1985年到1991年之间，我还在常熟另一个企业千斤顶厂工作了6年。那时为了调回常熟，我放弃了行政职务，按一般技术员在车间安排工作，几乎是从头做起，直到副厂长。后来调到开关厂，虽然是从大集体到地方国企，名头好听些，但工资收入却降了一大截，因为千斤顶厂当时是省级先进企业，工资标准比开关厂要高。开关厂连市里的先进企业都不是，所以工资降了不说，奖金也没了。这些，我从未计较过。”到开关厂那年唐春潮正好50岁。1990年，常开厂已陷入建厂以来最困难的年景，产品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困难，固定资产不足600万元，企业内亏133万元。

“瞎搞”厂长来了

1991年2月25日，唐春潮来到常熟开关厂。走马上任的唐春潮即席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讲，大概有几个内容：一是充分相信开关厂的全体干部员工，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一定能把开关厂搞好。二是，我唐春潮虽然眼睛近视，但是绝对不会带有色眼镜看待任何一个人，我们就让事实说话。

会后唐春潮就去了财务科。找到财务科长后，唐春潮问：“今年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在哪里？”财务科长答道：“什么盈亏平衡点？不懂”——有点儿情绪。唐春潮一听就急了：“怎么不知道，财务科长怎么当的？”

其实唐春潮明白对方的情绪从何而来，更清楚自己一个空降干部，在开关厂打开局面，取得开关厂数百员工的充分信任，还须假以时日。况且那时开关厂的员工非但不熟悉他，还受一些传言先入为主的影响。“这家伙来了以后是要瞎搞的，他是个铺张浪费的人”，这样的议论传到了唐春潮耳朵里。

当然，后来20年的经历，足以证明唐春潮绝不是一个“瞎搞”的人。而“铺张浪费”这顶帽子是否戴得准，那要看从什么角度说了。也许从常熟开关厂之后20余年累计投入到CAD/CAM/CAE上的费用，就达到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一项看，唐春潮在企业技改投入上的大手笔，确实是非常人所能及的。

第二天，财务科长的盈亏平衡点算出来了，850万元。但这年的销售目标才定了800万元，岂不明摆着白干还要往里搭吗。

于是唐春潮又去找两位负责销售工作的同志谈，他们哭的心都有，别说850万，连800万的销售指标，都难以完成。唐春潮坚持：“销售额指标必须调高，否则你们自己拿50万元。”话说得不容置疑，开关厂的同志领教了新厂长唐春潮的强硬风格。

尽管已经右思想准备，但真正到了开关厂，唐春潮还是为其现实情况和困境而震惊。由于企业处于潜亏状态，连正常发工资都困难。唐春潮上任后，是搭上人情向其他企业借了10万块钱，才向500余员工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一位80年代初进厂的老员工这样描述当时厂里的环境氛围：“男人下下棋，女人织织毛线。气氛浓时，男人下棋还会加点儿彩头，一盘5元钱……。”也难怪工人们闲着，那时候厂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产品，生产大路货，而那时温州民营的低压电器生产正在起来，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对市场冲击巨大。而此时常开厂受制于体制约束，机制僵化，包袱沉重，产品缺少竞争力，靠贴牌生产度日，企业的研发、营销毫无生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在短时间内翻身是困难的。

无论如何，新官上任，“头三脚”踢出去很关键。唐春潮在选择，他的“头三脚”从哪儿踢。

“唐氏”治厂重典

唐春潮上任后，碰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劳动纪律，先把人心拢起来，生产搞上来。这件事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挺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全是硬碰硬。

首先，梳理岗位，精简冗员。

其次，调整中层干部，不许占着茅坑不拉屎。

再次，整肃纪律，制定规范，严格管理。

要把产品做出来，就需要设计、工艺、制造、质量控制等等环节相互配合衔接，科学组织、生产管理成为关键。而那时候厂子里首要的问题，很像张瑞敏初到海尔时一样，竟是让人们能够正常上班和有效率地工作。有一位副厂级干部经常不上班，唐春潮毫不客气下了最后通牒：“如果15天之内还不来上班，就开除你！”

许多年后唐春潮评价那时候自己的工作作风是“法西斯式”，不过他又说：“我发现一开始必须用强硬的方式，这样才能从乱到治。”他还感叹道：“那些人就都退了吧，没有办法的呀，不这个样子就搞不下去。”

功勋产品横空出世

当时的开关厂，说没有产品，其实也有产品，但产品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说没有市场，其实也有市场，是给天水的长城开关厂和遵义的长征开关厂贴牌生产，让你贴你就能生产，不让贴就没事干了。

技术队伍老老少少加起来24个人，老的倒是5个高工，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的，几十年过去，已经不太适应新形势了。年轻的最高学历是电大，人数也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在研发上打翻身仗是比较困难的。

　　　　　　　　　　　　　　　　　　　　        唐春潮

以上两段话，是20余年后唐春潮对他刚去时常熟开关厂产品和技术的描述。

CAD，开启未来的铺陈

CM1，是常开第一代自主研发的功勋产品，长盛不衰的明星产品，打败国外同行的进口替代产品，高利润产品。

在国内外同行中，再找不到第二个以“CM1”命名的产品，因为它属于中国，属于常熟开关独有，其中饱含常开人太多的心血、理想与寄托。

而在讲述CM1的故事之前，不得不做一个关于CAD/CAM/CAE计算辅助设计的背景交代，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可能就不会有光芒四射的CM1、CW1以及后来许许多多的新产品。但是当年提出要投资建设计算辅助设计体系时，竟是阻力重重。

1991年3月唐春潮在调往开关厂之际，有一个随市里组团赴日本考察的机会。周六、周日没有安排，就想办法到工厂去参观。唐春潮在他们的技术部门，看到他们的图纸画得很精致，便留心看人家怎么画。这一看吃惊不小，人家是用计算机画图的。他问这叫什么，对方告诉他叫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他当时就做了判断，回去也要搞一个。但是那时在国内企业，要上CAD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时即使一家不大的地方国企的技改，特别是做CAD这样的项目，是需要国家的支持甚至首肯的。踌躇满志的唐春潮随常熟市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去北京，找到国家经委相关的处长，希望得到一些来自上面的经费支持。市经委的同志先说了一大段儿，女处长的头几乎都没有抬起来，但当汇报的话题转入CAD时，她抬眼定定地看过来，问道：“你企业什么性质？”

“地方国有。”

“什么规模，多少人？”

“员工513人。”

“固定资产多少？”

“608万元。”

“你想搞CAD？癞蛤蟆要吃天鹅肉！部属企业我们拨下去几千万都搞不成，你还不如人家一个车间大，哪儿有什么能力搞这样的技改。”

话音一落，唐春潮的脸色就变了。20年走南闯北的工作经历，使他的性格兼有北方人的爽直，即使已年近半百，仍不减豪勇之气，唐春潮怎么能忍受这样的轻蔑？从国家经委的办公楼出来，他连中午饭都没吃。“那个处长的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促使我下定决心要上CAD，看看癞蛤蟆到底能不能吃到天鹅肉！”以唐春潮的性格，凡事看准了，一定去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那时，即使是行业首屈一指的归口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也不看好此时硬上CAD项目。而在厂里的职工们看来，他们厂长是疯了。首先从资金上，就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引进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辅助制作设备，一期投入就需要贷款560万元，而当时刚有点起色的常熟开关厂的固定资产才680万元，万一开发不成功，拿什么去还贷？有的人指责道：“企业刚好一点，瞎折腾什么？”也有人直接对唐春潮说，“半个厂的固定资产都被你搞进去了，一台机器就要320万”。

唐春潮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下决心筹巨资上系列CAD/CAM/CAE项目。然后又大手笔招聘相关技术工程师，设立项目机构，立即开展工作。

这种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的事情，多次发生在唐春潮此后20年的职业生涯中，也令他创造了奇迹。

CM1，邂逅命运

历史的轨迹往往是交汇着偶然性与必然性，并最终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

到常开厂工作不久，唐春潮偶然从江苏省经委科技处长那里得到了一个从香港带过来的产品——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塑壳式断路器。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产品：体积小、分段指标高、飞弧距离很小，于是下决心要研制。虽然1991年经过努力，常开厂的DZ20已研制成功投放市场，但这个产品落后国际水平20年，只能算是企业目前维持生存的过渡性产品。为保证常开厂的持续发展，迟早要寻找更加先进的产品和项目。另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被唐春潮抓住了。1992年底，一位香港商人符吉祥在与苏州机床电器厂谈三菱塑壳断路器的合作生产事宜，并顺路到常熟开关厂参观。后来他与苏州方面的谈判破裂，而符吉祥也欲转去海南搞房地产，于是将手中的一台样机赠送给印象不错的常开厂。

仅仅依靠以上两个偶然因素，还远远不足以支撑CM1开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只有深刻了解当时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产销研体制背景，才会深刻理解常开在独立开发CM1时，是在多大程度上“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国传统计划体制，对国营企业实行“条块管理”。在科研体制上，实行企业生产与科研分离的方式，每个行业都有数量不等的研究所，负责全行业的科学研究，企业不承担产品科研开发的任务。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体制还没有完全打破。电器行业里唯一的牵头研究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全行业的产品设计，新产品研制与生产，实行与主要企业“联合设计”的模式。国家明确规定必须联合设计，不能一个厂搞一个产品。

例如空气开关DZ20的研制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面负责DZ20系列产品的研制，并将其中的各种型号分配到行业的不同企业去分头生产。当唐春潮提出要继续研制DZ20时，理由还说得过去。但第二年提出开发CM1，情况就大不同了。这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当时连行业级的上电所都没有开展研发，常开厂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独立开发过产品，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连研发的资质都没有。当时常开面临着外界的种种不屑与质疑：他们竟敢打破行规，凭藉的那点科研力量充其量不过是“小米加步枪”。

唐春潮就是靠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条枪”，硬是突破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科研的思路方法把CM1研制成功了。在以后的20年中，CM1也成为常开获得极大收益的当家产品。

常开厂所在的低压电器行业，是一个高度分散、充分竞争的行业。当年温州一带的低压开关小作坊如雨后春笋，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一时。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胜出，非得有一击而中的运气才行。其命门就是拿出一个好产品，且进入门槛要高，旁人无法追随、仿造。

运气可以邂逅，但命运是自己把握的。

百折不挠的攻关

要想研制一个同步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对于当时在低压电器领域里默默无闻、一穷二白的常开来说，谈何容易？

技术力量不够，就去外面招人。企业先后在各地招聘了一批本科以上工程设计等专业的毕业生。唐春潮亲自担任技术开发部主任，带领科技人员攻关。这其中发生过多少个吃苦耐劳、夜以继日、百折不挠的故事，已经难以细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唐春潮说：“那时候，就像是1958年的大跃进啊！”

时任常开书记的吕金才，是这样描述当年技术开发情况的，“新品开发走的不是常规道路，通过技术部门将研发任务层层分解，定时间、定质量、定要求，说什么时间完成就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完成，没有商量余地。特别是模具的开发，经常加班加点。我很佩服唐厂长，没有他的这种魄力，就没有开关厂的今天。”

CM1的研制成功，令厂上下一时群情振奋。紧接着，是将样品带到上海低压电气检测站去做实验。这时候，传统体制开始显示出它的力量，带着产品去做试验的同志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对方只给全国联合设计的产品做实验。唐春潮经过硬性交涉，实验一做就通过了，当时CM1的4个电流等级、8个品种一次性检测，全部合格。赶快打电话给厂里，厂里就开始放鞭炮，大家的心都系在这里。如果试验不成功，先期建设CAD投入的560万就会面对太困难的局面了。

常开自主研发为什么如此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入巨资上的CAD项目，对研发、设计及工艺都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说起来，这是当时在国内同行业甚至整个工业领域都堪称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系统。可以说，没有CAD，常开的技术力量即使再强大，也不一定能够设计出CM1，况且，那时他们的技术能力完全说不上强大；而即使设计出CM1，也难以保证能够通过国家标准实验检测。直到此时，大家才些许体会到了两年前唐春潮痛下决心、不管不顾要上CAD的心思所在了。

DZ20的投产，使得常开有饭吃了；而CM1的投产，使得常开过上了好日子。在对CM1进行技术鉴定时，专家们的意见是：“常开敢为人先，走出了一条自主、自强发展的道路。若由国家投资引进国外技术生产CM1系列低压断路器，至少投资1亿元。常开仅投资1600万元，花了一年半时间就搞成功了。”

认识定价权

在CM1产品的定价问题上，由于同类产品在国内没有企业生产，因此推向市场时的价格，就只能常开厂自行确定了。当时厂部的几个负责人讨论，有人咬咬牙提出一只250元，这已经远高于当时国内同级别产品的价格，有人直摇头。等到唐春潮一开口，把在座的所有人都给“镇”住了：卖375元！大家一致反对：“以前常开的产品只卖100多元一只，还卖不出去，这个新搞出来的产品要这么多钱，谁能相信？”

大家还是不同意，375元实在太冒险了。既然意见相左，唐春潮便先放下此事。随后，唐春潮找到找了一些外国同类开关产品的资料看，又找到一个原来在上海工作时认识的一家用户企业，那里一个技术人员认为卖得太便宜了，同样的产品国外企业要卖710元一只。那时国内还没有塑壳断路器，现在做出了自己的产品，和国外产品比，就是还比较粗糙，不如人家的漂亮。但是功能、技术指标都一模一样，一点不差。那么为什么只卖250元呢？375元也便宜了，唐春潮反悔了，不是要贱卖，而是往更高卖，450元！一锤定乾坤，直到现在常开的CM1还是卖450元。

销售部门的人却含糊：“这么高的价格，我们没法卖。”

唐春潮却丝毫不予让步：“你们不去卖，我一个人去卖！”

年过五旬的唐春潮，真的就出去卖了。他用编织袋装上50公斤重的开关样品，奔走于全国各地。面对客户的犹豫不决，唐春潮会突然把手中的开关重重地摔到地上，拾起来照样开合，以此来证明常开的产品坚固耐用。直到今天，很多已经退休的老客户提及唐春潮，还记得他当年风尘仆仆的样子。

唐春潮后来总结：“CM1刚研发出来的时候，主要材料像银、铜的价格都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如果那个时候定价250元，现在日子都没法过了。过去CM1的产量只有几万台，现在年产100多万台，20年累计销售超过1300万台，总价值将近12亿元。如果一台差200块钱，就是超过2.6亿元，谁能消化得了这些材料费？现在这样多好，每年几十个亿的销售额，顺理成章就来了，有了这么多钱，这才有了开关厂的今天。后来的CW1、CM5都是我们自己定价，只要我们定价的，就赚钱。没有定价权，就没有发言权。”

20年了，CM1的价格没有一点变化，都是450元。在原材料涨价4-5倍的大背景下，对于经历过行业沧海桑田、改革激变中的国人来说，实在就是一个奇迹。

CM1的价格从来没有跟随材料涨过，也不随材料价格而跌。唐春潮说：“如果产品价格跟随材料涨跌，我认为对客户就没有信誉。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材料涨价了，你不涨，国外公司却在涨，好，这样就跟我的产品差距拉大，买他的人就少了；而国内那些假冒产品，你不涨他们涨，就把他们压死了。而且如果你涨了，他也涨，这样不是养活了他们吗？”

“咬定青山不放松”，20年来，CM1稳稳地扎根于常开的沃土中，也扎根于广大客户的心中。

改制进行曲

20世纪90年代末，正好是国企改制攻坚时刻，很多国企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当时就是宏观经济调整软着陆，1998年机械工业部撤销，整个装备工业都在谷底徘徊，企业非常困难。到了2000年左右，国务院还有个电站建设项目三年不开工的紧箍咒，市场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CM1开始投放市场，企业开始有转机。从此，常开就跟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走出了两条路子。　　　　　　　　　　　　　　　　　　　　

国营企业在改革脱困的道路上一路奋争，最终在90年代末期，取得了3年脱困的阶段性成就。但“抓大放小”政策导致了国有企业数量锐减，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告别了国有身份，通过各种途径加入民营经济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始于新中国建设初期，曾经响当当的国有老品牌，从历史的长河中隐退。

中国低压电器行业也不例外。这个行业曾经号称有五大生产基地：东北基地、京津基地、上海苏州基地、遵义长征基地、天水长城基地。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工厂：沈阳开关厂、哈尔滨低压电器厂、北京低压电器厂、天津低压电器厂、上海人民电器厂、贵州遵义长征低压电器厂。直到1990年，这五大低压电器基地的产值还占到全行业的80%以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崛起，以及外资企业的引入，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五大基地已经逐步消失，其产值占比下降到不足20%。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行业骨干企业，除了上海人民电器厂之外，其他的几家，或被并购，或日渐式微，在行业内默默无闻了。

然而就是从1998年起，常开却在整个下行的大环境中逆势而上。一招招出奇制胜，步步为营，终于闯出重围，辟出一片新天地。

1998年常开的销售额为1.35亿元，CM1塑壳断路器的产量突破20万台，比上年增加了57%，完成利润2713万元，增长了103%。常熟开关厂的《1998年度工作总结》对此的评价是：“这充分说明我厂的产品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产品，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常开在全市百强企业中的排名，也由1997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9位，在全国同行业中的排名上升至第8位。

到2001年，常开的各种经济指标更是翻着跟斗往上涨。当年的销售收入3.5亿元，比上年增长60%；全年各类断路器的总产量为51万台，其中CM1产量达到49万台，已经成为国内高质量塑壳断路器的大型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常开的利税再次创下新高，达到1.25亿元，成为常熟市属工业企业中首家利税总额突破亿元的企业。以后的许多年，常开也都名列全市各类企业乃至全国私营企业纳税额的榜首以及前列。

常开记忆——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建厂40周年的纪念报告，是有血有肉的、宝贵的企业改革发展的纪录，也是中国国企改革历程的一个缩影。

常开在改革开放中曾经遇到的各种问题、困惑与不解，当然也掺杂着人为的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以唐春潮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用责任心、事业心及创造性的工作，使其一一化解。在生产力领域，包括CMI、CWI等的研发，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常开用巨资引进CAD、CAM、CAE等先进研发工具，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唐春潮同志多年来承受的压力，文字是难以表述的。如2005年部分职工罢工，有人一再告状，诉讼案子达一二百起。但唐春潮同志发挥党的群众路线及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因势利导，使诸多问题迎刃而解。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逆境中不计委屈、敢于担当的品格，“相信党，相信群众”不再是一句空话。这一年，常开的销售收入仍略高于上一年度，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在工厂工作过13年，与工人有共同语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工作压力很大，优胜劣汰是无法抗拒的。我曾经工作过的沈阳第三机床厂，也有六、七千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因产品数控化率位居全国之首而风光一时。虽然我离开这个厂很久，但仍关注它。由于领导决策的错误，很快沈阳三机床轰然倒下，以后兼并、重组层出不穷。由此，我更珍惜常开目前取得的成绩。

常开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创新超越？如何继续深化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如何在多元化思潮中坚定正确的航向？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30多年，虎视眈眈地瞄准国有、民营企业的优质资源，如何应对？企业内怎样合理调整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说到底是要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办企业依靠谁？

常开在改革中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如在“国退民进”之际，他们引入国有股；在股东退休时，把股权退还给企业，得到相应的变现资金，使新入厂的人员也有成为股东的可能，创造了股权有序流动的规则。其分配制度既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也有按劳取酬的原则，还有按股权分配的资本主义成分。这些都会引起争议，需要各级领导部门、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家们来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能有启示意义。

我很钦佩唐春潮同志，认为他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典范。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为职工谋利益。他勤于思考，敢作敢为，爱憎分明。他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最使我佩服的是，他在退休时，和一起退休的老领导做出了“退休退股”的决定，用行动体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也为企业留下了“活水长流”的生命线，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但对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不但应该做到，而且应该宣传推广，这就是共产党员与一般老百姓的区别所在。

[1]沈烈初，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义理事长，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对现行耕地制度的评价

目前的耕地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使集体统一耕作的土地几乎全部实行了分户经营。1984年提出15年承包期，1993年又规定了30年承包期，但在1999年以前，土地承包形式和承包期都是多样化的。1999年修改宪法，把原来规定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改为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承包形式和期限就不能继续多种形式、因地制宜了。土地承包期一律实行30年不变的政策。全国实行了“一刀切”的耕地制度，并按此修改制定了相关法律。

现在的法律规定：耕地归集体所有。但在承包期内集体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承包户拥有占有、使用、乃至出租、甚至抵押的权力。但由于集体还是耕地的最终所有者，因此解决问题还是要按集体所有的制度思路去寻找方案。总而言之，目前的耕地制度从法律上讲应该算集体所有分户经营制度。

“耕者有其田”就是耕地归耕作者所有（或者耕地归耕作者长期占有）。本文认为：耕地归耕作者所有是最合理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有利于调动耕作者的积极性。耕者有其田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不耕者不能占有耕地。只有同时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日本在土地改革后坚持实行了十几年的耕者有其田制度，在此期间，出租耕地者的耕地都会变为承租者的耕地。台湾实行这个制度长达50年。但在土地私有制下，这种制度限制了耕地的集中。

实行耕地长期承包，目的是为了调动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社员承包的土地应尽可能连片，并保持稳定。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同样强调：“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稳定。”

但是，实行耕地长期承包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规定：当承租者与耕作者分离时，如何坚持承包者与耕作者一致的原则。目前高速城市化、工业化的时期，耕地承包者与耕作者的分离是必然的，而且其数量和比例会越来越大。由此，耕地长期承包制度中就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长期承包的目的是要坚持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但当承包者与耕作者分离时，出租耕地者自己不种耕地，要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已经不存；而那些租地耕种者的稳定经营则根本没有任何制度保障，他们的积极性无从调动。这样，政策实施的结果与实施的目的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承包者与耕作者分离的情况已经出现近30年了，为什么决策者们还老是强调长期而稳定的承包期，并将之视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制度保障呢？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一些政策提出者及决策者对于承包者与耕作者分离的情况了解不多。非农村工作者有必要了解一些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

长期承包制度会像土地私有一样，造成农业生产的危机。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台湾地区在坚持耕者有其田原则50年后，于2000年修改了法律，放弃这种原则。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未经营农牧业或完全自给型农户大幅增加[2]”，逐步占到总农户的16%。就是说，台湾地区有将近1/6的农户成为休闲型农户，他们占有土地，但不从事商品经营。

目前，我国农村中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不断增加，2006年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中的非农户和非经营户已经占到近11%，发达地区比重更高。这显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即农村中非农户和非经营户所占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越来越多。非农户和非经营户占有耕地，容易造成耕地荒芜或者不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现象。长此以往，中国的农业如何持续发展？中国的众多人口如何养活？笔者对此十分担心。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设计（二级标题）

在现阶段，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耕作者不占有耕地，从而保证耕地随着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断向继续务农者手中集中呢？

其实，耕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经营是可以同时实现以上三个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耕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经营制度中的具体内容如何规定。根据多年研究，笔者认为其具体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承包者承包的耕地，只要其一直耕种就应该一直由该承包者承包。这样，对耕作的承包者来说，其占有的耕地就一直是稳定的。

第二，集体有权收回那些不再耕种承包地农户的耕地。在收回耕地时要掌握以下原则：其一，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其二，对弃耕撂荒的耕地，集体有权收回，转给继续务农者耕种。其三，承包者连续3年以上不耕作或出租耕地的，在保留承包者承包权的前提下，暂时由集体转交给他人耕种。其四，中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不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许多决策权要交给村集体，由社员民主决定。

第三，因地制宜确定耕地承包期。将耕地承包期期限的确定权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其全体成员民主讨论、表决来确定。确定承包期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当地作物的轮作期，一个或两个轮作周期为一个承包期。

事实上，以上这些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个中央1号文件中都已经有了原则性规定。1984年1号文件的规定中，以上内容已经列举。1987年5号文件明确规定为：“长期从事别的职业，自己不耕种土地的，除已有规定者外，原则上应把承包地交回集体，或经集体同意后转包他人。”

对撂荒的耕地集体有权收回。1982年1号文件就对此做出了规定，但包括了不许出租、出卖等内容。1984年一号文件则明确为：“荒芜、弃耕的土地，集体应及时收回。” 1987年5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弃耕荒芜的，要给予经济处罚，直至收回承包地。”

所以，上述建议并没有超出已有中央政策的规定。如果真正按照20世纪80年代中央1号文件的规定贯彻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基本上可以得到执行。当然，由于没有把这些规定法律化，执行时产生一定的困难，并且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

目前制度如何调整

首先，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中，不能只片面强调维护农户权利，还要合理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目前承包耕地的制度中，只是片面强调维护农户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在30年承包期内，集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调整农户的经营动向。而承包户却有着30年以内的所有权利，甚至可以一次性出售、抵押3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实际上是对集体所有权的变相侵占。这种片面性是造成耕地转移和集中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农户之间的自发转包占了耕地转移的三分之二，但这种转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集体无权调整土地，使得转包的耕地无法实现连片经营。

为此，必须完善现有的政策法规，适当限制农户由承包权而引申的土地权利，并适当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调整中的权利。同时，为了公平保护所有承包者的权利，要建立完善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各种议事程序，保障全体成员的公平权利和义务。

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制是全体成员与部分成员的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当事双方不是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不同于合同法所规范的范畴。合同法的双方是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要从集体经济内部合同关系的特点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其次，要继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在我国实行分户经营后，许多人提出要将农户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在养殖业中这是可以逐步做到的。但对于耕地的经营，尤其是大田作物种植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相当部分农户进入城市，而且集体可以把他们的耕地调整给继续务农户进行耕作，使务农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相当的水准。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及健全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所以，那些让农户成为独立经营主体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赋予集体一定的权利。在出现承包者与耕作者相分离后，单纯的承包者实际上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阻力，成为集体发挥作用、调整农户矛盾的阻力。这些不在村务农者、或者在村但不务农者的利益，与继续务农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的兴趣点及追求目标与在村务农户也有极大的差别。如果村里要开社员会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不来参加（那些进城的农民根本无法参加），即使参加意见也会不同。

所以，如果政府不制定制度、法规对耕作者的诉求予以保护的话，对务农者是极为不利的。笔者认为，有必要规定：不在村、以及在村但不务农的农户，在社员大会上的投票权应与务农农户有所区别。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要剥夺不在村、不务农社员的表决权。

第三，中国农业要坚持家庭经营形式。

虽然宪法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现行的规模经营中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公司制经营，即由公司雇用大量雇工进行农业生产。

实际上，农业经营形式到底是走家庭经营的发展道路，或是走集体农场的发展道路，还是走公司化农场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政策规定都没有限制。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实行不允许公司制企业进入农业产业的制度，台湾地区也基本如此。在地方上，由于公司化的农业规模经营进展速度快，适于体现地方政绩，因此极受地方政府支持。绝大多数公司与农户的合同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使得公司制农业成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体形式。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公司化经营方式已经十分普遍，但它恰恰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真正危险。所以，当务之急是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禁止公司制企业进入农业。此事如果再拖延下去，将后患无穷。在公司化的产业模式加强之后，想改变也将十分困难，既得利益集团将形成极大阻力。

第四，在不修改耕地承包期30年的政策的前提下，必须要制定保护耕作者权益的政策和法规。

如前所述，目前的制度规定对耕地的出租者是最有利的，而对继续务农的租入户的权益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目前的政策只是规定了转包有偿，但对于接包户的合同期限、租金限制以及承租者的其他权益没有任何保护性规定。可以说，这种制度只保护了出租者的利益，而对承租耕种者的利益没有任何保护。实际生产是由承租土地的耕种者来进行的，不保护他们的权益，就是损害生产者的利益，就是不保护农业生产。国家对种植业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归承包者所有，而租地耕作者所能得到的补贴则很有限。这种情况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不利。相关决策者和领导者需要全面了解这一情况，并加快出台保护耕作者实际利益的政策和法规。

[1] 张路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2]萧彩凤：《美国农场结构简介―兼论我国近年家庭农场结构变动及其政策意涵》http://www.coa.gov.tw  2008.2.14

国际油价暴跌，国内外一些专家预判“低油价时代已经到来”，甚至认为“碳氢能源依赖的时代即将结束”。尽管“高油价”与“低油价”是相对的，很难用精确的数字加以界定，但是既然谈论的是“时代”，那就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油价基本走势。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判断，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国际能源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我国建立在“高油价时代到来”预测基础之上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必须据此进行根本性调整。

然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的国际油价暴跌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几十年内，世界仍将处在“高油价时代”，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运筹仍应立足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大趋势，而不应因油价一时下跌做出错误决定。

多种临时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油价暴跌

此次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是多种临时因素叠加所致，既与供需基本面失衡有关，也与其他驱动因素相联。

第一，国际石油供需关系失衡。过去几年随着油价不断攀升，资源国投资开发的积极性不断增高，新增产能不断扩大；加之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多国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取得进展，国际石油市场供给量增多。与此同时，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致使世界范围内石油需求增长放缓。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的非协调性，导致石油供需基本面出现失衡，这构成了国际油价下跌的基础性背景。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推波助澜。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如此大幅下跌，远远超出了供需基本面失衡产生的影响，本应拉抬油价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等地缘政治因素出现“逆向驱动”，这显然很不正常。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反常现象与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操作直接相关。美国利用石油武器打压地缘政治对手的历史，足以证明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美国决计搞垮普京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低油价显然会沉重打击对原油出口高度依赖的俄罗斯的软肋。至于美国打压油价对其非常规油气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取舍问题。沙特甘愿蒙受油价下跌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拒绝欧佩克限产保价，显然也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考量，那就是打压对手伊朗的油气产业、抑制美国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不论将美国、沙特的这些行为称作“阴谋”还是“阳谋”，确定无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对出现下跌走势的国际油价推波助澜。某些专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日益弱化”的判断，显然远离事实。

第三，国际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最近几十年国际油价暴涨暴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的多家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一直是背后的重要“推手”。国际油价从本世纪初不到30美元/桶攀升至2008年的147美元/桶，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急跌至30多美元/桶，在油价的暴涨暴跌中，炒作油价的“金融大鳄”从中牟取暴利。石油期货交易量8倍于实际交割量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知名能源问题专家恩道尔的说法，国际资本投机炒作对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的影响占到了70%。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发达国家也做出过相应的承诺，但是投机资本仍在国际石油市场横冲直撞、兴风作浪，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次油价下跌的过程中，投机资本的逐利冒险本性再次发作，这无疑是油价短期内非正常暴跌的重大牵引因素。其中是否有大国政治操作在起作用，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美元升值产生的账面影响。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计划退出量化宽松，引起世界经济对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美元对多国货币汇率升值。石油美元在国际能源金融领域、特别是期货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自然会随着美元趋于坚挺而在账面上出现相应下跌。

但是，供需基本面的失衡不可能长时间持续，市场的修复功能必将发挥矫正作用，而地缘政治因素更不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无休无止地下跌。

目前50美元/桶左右的国际油价已经过低，对世界石油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多个产油国财政收入减少，陷入资金短缺危机，高成本油田开发难以为继、产能开始收缩。特别是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各大油气公司资金紧张、开发投资受到制约，东部地区新油气田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其他高开采成本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已在叫苦连天。开发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石油的页岩油更是难以承受长时间的低油价，投资动力必然下降，就连美国的页岩油气开发也已开始收缩。深海、北极石油的开发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低油价的负面影响。在油价持续低迷、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迟早也会让位于“限产保价”合作。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主要石油产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动荡。与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问题，短时间内均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随着石油收入锐减，中东多个产油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将会下降，不排除爆发“民主动乱”并对其石油生产造成冲击。上述情况很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从而推动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扬。

另外，乌克兰危机正在“倒逼”俄罗斯加速“再工业化”进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难以改变经济和财政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存在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逐步减少的可能性。其他一些产业结构过于畸形的石油输出国，也会从俄罗斯的遭遇中汲取教训，努力摆脱国家财政对石油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这对石油产能增长及国际市场供给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石油的供给量很可能逐步减少，从而建立起新的供需平衡。如果世界经济增长不继续减速，今年上半年世界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很可能发生逆转，国际油价有可能以较大幅度反弹，尽管重回110美元/桶之虚高价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石油仍将是世界主导能源

从今后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看，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乎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这就决定了“低油价时代”不可能很快到来。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多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世界石油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占到1/3以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都居于主导地位。而石油生产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处在“煤炭时代”。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还处在摆脱“煤炭主导”的漫长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减煤”努力，煤炭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将近70%。虽然扩大天然气、水电、核能、新能源的利用有利于减排二氧化碳，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们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逐步扩大占比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存在成本、技术、储量和开发能力等诸多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其对石油的替代作用仍然有限。如果油价长时间处于低位，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可能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增大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随着经济发展进程，长时间处在增长通道上。世界级和地区级新兴经济体必然不断涌现。其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基数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将以增加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石油是其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的主要原料。由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石油消费规模的扩大很可能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石油消费规模的缩小。这意味着，石油的“消费峰值”远未到来，而且很可能迟于“生产峰值”的到来。因此，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不可能进入“后石油时代”、“廉价石油时代”，国际石油供不应求、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很可能将是一种长期现象。

世界经济转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气候环境变化的压力，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开发利用低碳、清洁、高效的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需要对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交通工具进行根本性改造，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国防部门是石油“消费大户”，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要向新能源为主转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更新，这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新能源的替代目标首先应是煤炭，其次才是石油。因此，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十年内难以动摇。

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拥有重大影响力，它是不愿看到“低油价时代”的到来。页岩革命的成功正在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美国正在由最大石油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尽管世界油价下跌有利于美国广大消费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绝不是美国石油巨头们愿意看到的。美国已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让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从油价长期低迷中获益，更不是美国所愿。今天用低油价打压俄罗斯，明天完全可能用高油价打压中国。长期看，美国必将是国际油价走高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在世界能源领域、特别是能源金融领域拥有霸权地位，美国投机资本的期货交易对国际油价拥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对国际油价走势的影响不容低估。

另外，还要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化石能源总是越采越少、越采越难。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探明储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开采同等条件下成本会降低，但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的长期趋势。所谓“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石油将成为无用资源，资源国不得不加速开发”的说法，纯属一厢情愿。

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国际油价走高将是一种长期趋势，油价的短期下跌构不成“低油价时代到来”判断的过硬依据。

中国中长期国家能源战略应立足于国际高油价

国家能源战略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国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关系运筹绝不应该因为某些专家所谓“低油价时代”的说法所忽悠，而应继续立足于“高油价时代”的长期延续。

首先，应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鉴于我国能源禀赋“多煤少油”的特点，相当长时间里仍应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而不是大规模“弃煤改油”。考虑到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应在减少煤炭消费比重的同时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力争在煤制油、煤制气领域实现实质性技术突破。

其次，抓住每次油价下跌的窗口期强化国家能源安全。低油价不是长期趋势，每次油价下跌对于我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应抓住机会扩大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争取并购一些海外油气资产，调整国内油气价格。同时也要高度注意防范低油价对我国海外油气资产和金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三，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与核能的发展。切不可因为油价一时下跌而影响新能源的开发投入。应努力争取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中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中能否占据制高点的大问题。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似应争取越过石油主导阶段，直接跃进至新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主导。更加安全、高效的核能是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应对油价长期居高难下的重要选择之一。

其四，在改造国际能源秩序上拥有更多“大国作为”。努力推动国际能源关系“去美元化”进程，扩大油气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以应对美国对国际油气价格的操纵和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油价的炒作。努力推动新型能源合作组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的“能源战略同盟”、“利益共同体”，争取国际油气领域的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利用外汇储备优势，扩大对周边地区及世界油气主要生产国的开发投资，争取控制更多的世界油气资源、确保我国油气供给安全。（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围绕页岩气的开发，一些国内媒体与专家学者营造了如下“舆论共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依赖中小私有企业取得突破的；中国掌握油气探矿权的传统垄断国企是低效的，只有学习美国，破除低效国企的垄断，充分放开市场，让富有活力与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即私企）积极参与页岩气的开发，才能在中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从2009年起步，中国页岩气事业开展已有5年了，上述“共识”实践效应如何？下面将予以分析。

被夸大的垄断

多年来，只要一提起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某些媒体就习惯于将其跟垄断等同起来。不过，很少有人去深入解释三家油气央企到底在哪些环节、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了垄断。

1998年我国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只有拥有石油、天然气探矿权的企业，才有资质进行油气勘查与开发。目前只有四大油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3家央企，以及延长油矿这家大型地方国企（俗称“三桶半油”），拥有该项探矿开采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称“四大企业是政策性垄断企业”是有道理的。据报道，目前全国已登记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区域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控制的比例达到95%以上。

政府对油气开发设置政策门槛，主要是因为油气不仅是一种战略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而且其储量还很少。在多数国家都对油气开发领域实行专营制。

而整个石油石化行业，拥有上下游多个环节。实际上除了上游探矿开采权之外，真正具有政策性限制门槛的环节并不多。在具体采油过程中，四大油企与相关私企（如油服公司）可以进行充分合作。而油气进口已经逐步放开，截止2014年10月，已有23家私企拥有油气进口权。至于炼油与化工环节，私营炼油厂与化工厂在国内早已是遍地开花，可见这一领域的垄断无从谈起。油气销售环节也早就放开看，中石油与中石化下属的加油站数量只占全国数量的40%多一点，另外一半多则由其他国企、私企、外企的加油站构成。在管网方面，主干管道多数由中石油掌握，非主干管道有多种类型的企业参与。这种局面大致是自然形成的。

如上所述，尽管在油气领域的极少数环节实行了政策性垄断，尽管日韩等国家的石油石化行业垄断程度要高过中国，但是媒体却总是以偏概全，夸大它们的垄断程度。

被低估的技术水平

四大油企的垄断程度被高估的同时，技术水平则被严重低估。

石油石化行业是中国工业的传统强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石油石化行业就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其中勘探、开采、炼油这三个环节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大致说来，当时的石油行业做到了在别人找不到油的地方找到了油，在别人不愿采的情况下采出了油，在原油品质差的情况下完善了炼油工艺。从毛泽东时代的著名口号“工业学大庆”中，不难看出石油石化行业当时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

相对而言，化工领域当时稍显落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立即开始与西方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重点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的化工技术。目前中国的乙烯、PX生产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像中石化镇海炼化厂，它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位居全球最高效的炼化厂之一，该厂职工目前只有6000多人，但一年纳税超过200亿元。中国在海洋油气开采方面起步较晚，不过从最近中海油在南海的油气开发活动来看，其技术也是过硬的。

2010年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2012年中石化的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化应用，分别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像高含硫油气田开采，一直是全球范围的行业难题，这一问题解决不了，储量巨大的高含硫油气资源就成了废物。中石化在四川普光气田的开发中，第一个攻克了这一难关，变废为宝，其意义可想而知。

中国的油企在国外也广受好评，不管是安哥拉、苏丹、沙特、伊拉克，还是土库曼、乌兹别克、委内瑞拉；不管是勘探开采，还是承建成套项目，都有很强的实力。比如中石化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建立的沙特延布炼油厂，就是投资近百亿美元的超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几大油企离开了国内的“垄断”，在国外照样广泛拓展业务，说明它们是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

中石化引领页岩气技术“大跃进”

中国开始全力投入全球能源的“页岩气革命”

近年来，中国页岩气开发项目启动，国内舆论一致呼吁放开页岩气的探矿权，让四大油企之外的国企、私企都参与进来。政府顺应了这种呼吁，四大油企之外的国有企业自2011年开始获得页岩气的探矿权。2012年起，私企也开始获得页岩气探矿权。市场放开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如何呢？传统石油企业继续在页岩气开发中处在行业领先地位，尤其是中石化，更是一马当先。

对美国引领的“页岩气革命”，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较为迅速的。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两国非常规能源合作协议，国土资源部也部署了国内页岩气资源评估等工作。此后数年，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相继在长宁、威远、昭通、涪陵、延长等地取得了突破。中石化的进展尤为突出，它首先在川渝盆地海相地层页岩气勘查取得重大进展，进而在重庆涪陵实现了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的商业规模开发。目前，美国赖以实现“页岩气革命”的水力压裂与水平钻井这两项关键技术，中石化都已经掌握；包括从地表的压裂车到地下的桥塞等重大或核心页岩气开采设备，也全都实现了国产化[1]。美国在“页岩气革命”领域所积累的技术优势，中石化大都已经赶上。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较大规模地对页岩气进行研发，2006年以后快速发展，达至技术成熟阶段，用了将近30年时间。从2009年算起，中石化等中国企业大致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消化了美国企业30年获得的技术成果[2]。

2014年6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中石化涪陵项目遭质疑：以页岩气名义获巨额补贴》，称中石化存在以传统天然气冒充页岩气并骗取国家补贴的嫌疑。而据7月17日媒体报道，经国土资源部评审，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被认定为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同时也打消了此前对涪陵气田的质疑。

笔者在此并不想对“页岩气革命”的意义进行评估，但以页岩气开采为视角，我们能看到美国企业在页岩气技术方面能做到的，中石化现在也基本能做到。中石化等国企带头完成了中国页岩气技术的跃进，这些“垄断”油企，不仅不是低效无能的，反而拥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私企难堪页岩气开发大任

近年来，媒体一直宣扬，美国中小企业在开启“页岩气革命”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要想尽快推进页岩气开发，就必须师法美国，打破四大油企对探矿权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011年7月，国土部进行了第一轮页岩气招标。该轮招标采用了邀请制，受邀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四家传统油企，还有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这两家过去没有油气探矿权的国企。最终，4个区块中有两块中标，中标者为中石化和河南煤层气。

2011年底，国务院批准页岩气为传统油气之外的独立矿种，奠定了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参与第二轮页岩气招标的法律基础。

2012年9月10日，国土资源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第二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公告，向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公开招标出让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共推出20个区块，总面积为20002平方公里。根据公告，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本金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与已具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内资企业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均可投标。共有83家公司参加了投标，主要来自油气、煤炭、电力等领域，其中私企占三分之一。12月6日，国土资源部公布第二轮招标结果，19个区块排名第一的中标者中，并没有传统四大油气企业的身影，非油央企、地方国企与私企大获全胜。其中，永泰能源属下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资源技术有限公司两家私企，分别中标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与贵州凤冈页岩气三区块。

中标结果揭晓后，反响很强烈：“公平竞争点燃页岩气之‘火’”，“通过页岩气区块的招标，大批非油气企业、特别是民企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的进入油气领域了”，“此次招标已经翻开了中国能源历史新的一页，它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新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感慨充斥着媒体。

两年过去了，这个所谓的“被载入史册的新变革”有何具体的进展呢？

2014年4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页岩气迷局：中标后的尴尬》，报道了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的具体进展。该文直言，“中标的很多业主却至今迟迟未能开始相关的勘探开发运作。……当时参与招标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没有一点勘探开发经验的，招标时大家都不惜代价竞标，谋求中央开放油气领域的政策利好，但是一旦中标后，却发现勘探开发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等待观望，甚至谋划退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该文指出，与先前舆论的预判相反，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边是民企面临的进退不得与开发窘境，一边是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央企已实现的大规模开发场景。”

2014年6月25日，《证券日报》刊文《页岩气探矿权将再启招标 部分企业生退意》，该文报道：“有消息称第二轮中标企业全未展开勘探，部分企业甚至萌生退意。业内人士表示，页岩气开采前期成本投入高，回报周期较长。而且我国地貌、地下构造等地质特征复杂，勘探难度较大。即使是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探矿权也已经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014年7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刊文《页岩气第三轮招标启动 权力或下放地方》指出，“前两轮页岩气招标结束后，各区块的开发并不顺利，而多方在新招标区块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国土部迟迟没有进行第三轮招标的原因。”该报道借四川宏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邓学军之口指出，“民企更多要从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页岩气开发成本实在太高了，除非区块质量优秀，可以让公司看到回报，否则公司不会轻易进入页岩气领域进行开发。……即便加大了补贴，公司也仍然会综合考虑补贴与收益，因为页岩气开发中动辄上亿的投入对于民营公司来说负担太重。事实上，目前中标的不少企业大多面临地质调查困难、技术储备、资金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问题。由于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企业多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中国页岩气的地质储存条件要比美国差得多，这一点也成为中标企业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美国的页岩气主要储存在浅表地层，中国的页岩气储藏则更深，而且比较靠近地震带，地质结构比较复杂。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页岩气开发开采成本可能是美国的2-4倍。

就在“中标后的尴尬”持续进行的时候，201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发布了《关于公司所属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页岩气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公告》。该公告称：“经承担本次勘查任务的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初步估算，勘查区域内页岩气储量约为2000亿立方米左右。目前，贵州地区页岩气收储价格为2.78元/立方米，国家相关补贴为0.40元/立方米。根据上述估算，本项目将对公司的资产增值产生较大影响，并成为公司未来的效益增长点。”

消息一出，当日永泰能源股的股票开盘即涨停。不过，随即有媒体与专家对此消息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9月17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地质勘查司彭司长称，“通过两轮招标方式出让21个页岩气区块，引入的除石油公司以外的17家投资主体，经过1年半的探索，……多数区块完成二维地震、少数区块施工探井，重庆南川、城口，贵州岑巩等中标区块探井均显示良好含气性。”而永泰能源所勘查的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并没有出现在“显示良好含气性”的区块之列。

2014年8月，某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称，中国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私企甚至壳牌这样的跨国巨头依旧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产权保护”还做得不够[3]。而实际上，私企老板们都认为自己实力不济才是主因。

2014年以来，有消息称壳牌公司可能中断在中国与中石油合作的页岩气勘查业务，一位专家称，这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可是，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官Simon Henry此前在纽约向投资者解释时，却称这里面没有“体制上的原因”，而在于具体的技术因素：“四川页岩气项目的进展一直比我们先前的预期更加缓慢而且更加困难，部分在于地质原因，部分是在人口高度密集农区经营方面的挑战，这一项目规模很可能会比先前预想要小。”

摒弃“新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重庆与中石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页岩气就地综合利用

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先期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且回报不确定，风险极大。目前即使技术较为成熟了，打一口井的成本也在5000万元以上，而且打下几口井，还未必有一口能出气。可见，页岩气开发真正要取得进展，最终依赖的是实力，即资金、人力以及技术水平。企业“活力”也是需要的，但“活力”代替不了实力。一家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如果没有资金、技术、投入，那就不可能在该领域取得进展。

美国引领了“页岩气革命”，国内舆论纷纷将其归功于私有产权与完善的市场体制。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对开发页岩气的推动功不可没，不能笼统地归功于“市场自发”。而且倘若离开了美国企业的实力，“页岩气革命”也是难以实现的。跟美国拥有相同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可胜数，但唯独美国在页岩气领域实现了突破。据报道，波兰页岩气储量也很大，而油气又一直依赖进口，为什么波兰不仅没有引领“页岩气革命”，而且在页岩气开发方面至今仍没有太大的进展呢？恰恰是中国，主要依靠“垄断央企”而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复制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国家。

同理，目前世界上能制造大型客机的目前只有美国与欧盟，这也是实力的结果，绝不简单地归结所谓体制的自然产物。空中客车公司就是一家由法德英等国组建的超级国企。而在中国，只有商飞一家国企涉足中型以上客机的研发与生产，这一“垄断”现状并不是政策性的结果，而是除了商飞之外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包括私企）有实力参与干线客机的总体设计制造领域。某些经济学家宣扬，只要建立了以私企为主的市场机制，从铅笔到大飞机的所有需求就能得到满足，这样的口号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

再拿深海油气开采来说，这也是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目前，在南海进行深海油气开发的中国企业，只有中海油一家。按照某些舆论宣传的逻辑，只要破除垄断放开市场，让私人资本与其它资本积极参与，深海油气开发就会迅猛发展。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即使全面放开这一市场，也不会立即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毕竟存在行业门槛。目前除了中海油，尚没有其它任何中国企业掌握了深海采油的技术。光有政策，没有实力，是成不了事的。

不只是能源、客机领域，其他所谓的“垄断”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再如四川正在筹资兴建的川南铁路，因为没有暴利，没有私人资本愿意投资，四川政府只好再请求铁总来投资。有媒体、专家就此评论，只有政府提高客货运价格并允许进行“多种开发”（如将铁路周边地段给投资者进行地产开发），即只有靠经营铁路获取暴利，私人资本才会参与投资。可见，只要铁路建设的高投资、高门槛、低利润的行业现状不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完全放开让私人资本来投资，它们也未必投资。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舆论和媒体沉溺于“华盛顿共识”的教条，热衷于从意识形态、从所有制对比出发，来解读经济现象、提出政策建议。其中典型的观点就是“国企必然低效、缺乏创新精神，私企必然高效、富有创新精神”之类的观点。中国的页岩气开发事业，也被这种理论所笼罩着。不过，当理论还在陶醉于“自说自话”的时候，实践已经悄悄地给出了别样的答案：页岩气市场放开后，“垄断央企”不仅没有被超越，反而依旧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

从实际出发，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应当成为当前中国媒体与专家的评判起点。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时时处处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教条、从“华盛顿共识”出发来对中国进行错误解读。

* 杜建国，自由撰稿人。

[1]《页岩气开发核心技术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头版。

[2]该说法援引2014年9月17日国土资源部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

[3]林伯强：《页岩气发展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非三大地理板块的陆路交通要冲，因曾是世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交汇的十字路口，成为历史上希腊、波斯、匈奴、突厥、契丹、阿拉伯、蒙古、沙俄和英国军事争夺的焦点。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大国战略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和调整，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将是未来地缘战略核心地带之一，与中国战略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加强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分析与研究，准确把握政策，与中亚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对理解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周边外交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确保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的长远意义。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中亚地区与中国和平发展息息相关

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周边的重要邻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上讲，是通过务实合作共同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防范各种安全威胁因素渗透的缓冲区和隔离带；从促进经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讲，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空间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携手中亚战略伙伴打造可靠的利益共同体，对中国近期和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中亚地区是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外交空间。中国曾是传统的以陆权为主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快速走向世界，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已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近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东邻一些国家（地区）频发事端，对我和平发展构成挑战。而中亚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各国与中国间双边关系友好健康，目前均达到战略伙伴水平。另外，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地区政治、安全、经贸合作的成熟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以平等协商方式可有效解决地区内共同关注的问题，化解风险。继续用好和拓展中亚地区这一重要外交空间，有利于中国在发展转型中缓解压力和规避风险。

其次，中亚地区是转化大国博弈能量的缓冲带与合作区。2005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了“大中亚”概念[1]。涵盖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成为美国实施“改造后苏联空间”和继续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框架。而俄罗斯则持续启动整合独联体的一体化建设，拉拢中亚国家参与统一经济空间—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的梯次进程。中亚国家独立后选择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巧妙利用大国间地区利益的差异和竞争的缝隙，求得发展空间。中亚各国的开放性态度，吸引了全球各大权力中心对该地区的普遍关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欧盟、中东、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相邻，多元、多方向、多形式的发展对本地区最有利，任何一个大国在该地区都不形成绝对优势地位。从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的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特点和观念，为中国参与地区博弈提供了同等的机会和条件。适度使用这一机会和条件，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大国力量出现对撞和冲突的风险，为保障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条件。

第三，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能源需求不断上升，据报道，2014年1—5月我国进口原油1.2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9.87%。天然气进口也占国内需求总量的30%以上[2]。中国能源进口在源头上主要依赖海湾地区，在通道上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通道的安全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东地区的动荡可能在未来持续一段时期。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中亚各国自独立，就重点发展能源经济，并希望打破苏联时期形成的单一输出途径困局，将中国作为能源多元出口战略的重点选项。2005年12月，由境外通往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哈萨克斯坦阿塔苏—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境外全长813公里）竣工投产；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霍尔果斯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基本贯通（境外全长1833公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外全长1000公里）也于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时正式开工。四线全部建成投产后，可满足中国天然气消耗量的10%。届时，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能源安全通道，在中国新世纪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中亚地区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与核心区域。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标志着中国向西开放及与中亚地区各国的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其意义不仅在于拉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中国整体经济水平进入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地位，也预示着为改善中亚地区经济结构、突破中亚各国多年封闭的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中亚地区北连俄罗斯和南欧、西临里海和西亚、南邻印巴可抵南亚次大陆，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中枢地带。同时，中亚各国普遍与中国已经形成多年经贸合作基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主要国家还建立了与中国合作的政府间专门委员会。近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独联体经济区遭受不同程度打击，中亚各国有意搭乘“中国快车”带动本国经济走出低谷，总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持积极态度。在较成熟的睦邻合作基础上，选择重点国家务实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和“试验田”，可为在更加广泛的区域中实现这一重要战略性构想产生示范效应。

第五，中亚地区是维护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毗邻，“9·11”事件后联合反恐军事行动虽重创危害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ВТ）、“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Тахрир）等极端主义组织，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依然曲折，一些政府失控的部族地区成为残存“三股势力”的避难所。坚持颠覆世俗政权的极端主义组织仍伺机作乱中亚，妄图分裂中国的“东突”势力也以中亚邻国为渗透跳板和蛰伏落脚点。中亚各国深受“三股势力”危害，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态度坚决，对国际安全合作也有高度的需求。现中亚各国已与中国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建立起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通过情报交流、人员培训、联合军演等有效方式，使地区整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缓解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压力。

当前中国在中亚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亚地区与中国西北地区相毗邻，边界漫长，民族跨界且有共同宗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对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目前，可能通过中亚安全形势的骤变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国博弈背景下，给中亚地区政局发展带来变数。美国将中亚地区视为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防堵中国影响及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先后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等主张，通过安全、经济、人权等方面的合作向中亚地区长期渗透；同时辅以价值观外交和软实力输出，甚至启用以非正常手段或街头革命，颠覆不符合其需要的政权。俄罗斯则利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影响力，竭力维持对该地区的主导权。近期重点以“欧亚联盟”推动中亚地区加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2014年5月正式启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并计划拉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欧盟、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势力也纷纷介入中亚，使大国博弈态势更趋复杂。而中亚各国则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成为常态。外部势力在该地区的博弈，随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动而起伏，可能带来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动荡，或波及我国西北地区。

第二，“三股势力”与“伊斯兰国”相呼应威胁地区安全。近期，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宣布建立“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伊斯兰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分子参加“圣战”，也有组织地在中亚地区各国秘密招募人员。中亚五国均有不少人经土耳其前往中东参加“圣战”。[3]全球性极端主义浪潮波及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也难以避免影响，“迁徙圣战”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在新疆煽动暴力活动的新口号和新方式。[4]面对“伊斯兰国”不断蔓延的影响力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欧盟及中东各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反应不一，新反恐联盟松散无序。在这一形势下，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外溢，并与中东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形成互动。

第三，未来阿富汗发展前景和安全形势辐射中亚地区。2014年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已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军事顾问培训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不断曝出关于开小差、倒卖军火、自残友军等负面报导，让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保障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能力。阿什拉夫·加尼于2014年9月29日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后，很快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按照美方意图，确保1200名美军继续留驻阿富汗至2015年。这表明阿富汗新政权对控制国家能力的不自信，而且马上引起了“塔利班”组织的激烈反应。同时，阿富汗毒品经济屡禁不绝，反恐战争后10多年中，罂粟种植面积不断增长， 2013年达21万公顷。中亚国家与阿富汗有着漫长边境线，地理环境复杂，边防能力薄弱。一旦阿富汗形势突变，中亚地区个别国家将很难控制住恐怖主义渗透、难民潮和毒品泛滥的影响。

第四，地区危机管理缺失导致各类突发事件，引起跨国影响。中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元交错、资源分布不均，多数中亚国家难以建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贫乏，但水利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虽拥有大量油气储备，但国土地处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工农业发展需要耗费大量水，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矛盾重重。另外，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中亚地区成为地震、干旱、水灾、传染病、草原火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多发地区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度较低，尽管独立以来建立了一些地区性协调机构和组织，但因不具备应有权威和执行能力，工作效率极低。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大潮流中，中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数空白之一。

上述种种因素，以及中亚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边境管控能力的缺失，加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多发地段大多分布在与我西北相毗邻的边境地区，一旦爆发危机，难免产生跨界传导效应，对我国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威胁。

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提升中亚安全水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日益紧密，中国向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提出了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又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新安全理念。[5]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一样，这些重要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当今的中国有责任、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共同稳定与繁荣。在国家战略对中亚地区的高度定位框架下，通过发展务实合作关系与中亚各国共同经略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对维护中国西北广大周边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安全共同体意识在中亚地区落地生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消极抵御这种风险会使每个国家行为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是当前的重要思路之一。中亚各国与中国在发展阶段方面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发展需求和安全利益正处于空前一致的时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营造互利共赢的稳定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稳定、周边地区的稳定需要发展才能持续、中国愿为周边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关系中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三不原则”（不干涉内政、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谋求地区主导权），以足够的诚意和耐心，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与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将有望稳步发展。

第二，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合作安全、合作发展理念转化为地区共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与利益存在，必然触及多方战略利益，涉及问题敏感复杂，必须科学统筹、稳妥实施。要巩固深化与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互信与协作，尊重俄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联盟”一体化方案并无根本性利益冲突。其次，要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支点。第三，要关注有关合作国家的利益需求，通过双边合作重点突破瓶颈领域，以实在的成果证明，“安邻、睦邻、富邻”绝非是仅仅出于宣传目的的空洞口号。

第三，建设立体边疆，丰富西北边境地区合作和联通纽带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利益向境外的全面拓展，要求国家边疆建设的目标应超越单纯防范外敌入侵和封锁屏蔽境外不利因素渗入的基本职能。边防、公安、海关正逐渐担负起便利流通、增进友谊、促进合作的多重角色，有些部门已在联合执法、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达到较高的合作水平。可以考虑在国家高层指导与统筹协调下，由地方具体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安排小型具体的友好合作项目。另外，发动临边企业、村镇、团场积极参与立体边防建设，为多元边疆功能建设奠定厚重的群众基础。（郭君平，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秘书长兼中亚研究室副主任；许涛，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胡爱军，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1]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2] 《中国石油石化》，2014年第17期，第16页。

[3] Аскар МУМ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замечены в афганском Бадахшане,

http://www.kursiv.kz/news/details/vlast1/Kazahstanskie-boeviki-zamecheny-v-afganskom-Badahshane1/

[4] Раимберди Дуйшенбиев: Убитые на кыргыз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нешне похожи на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йгуров, а по экипировке - сепаратистов,

http://www.24kg.org/community/170282-raimberdi-dujshenbiev-ubitye-na-kyrgyzsko.html

[5]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6012.shtml

《经济学人》的两位资深编辑约翰•迈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亚德里安•乌尔雷奇（Adrian Wooldridge）的新书《第四次革命——全球重建国家的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 ---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在欧美引起热议。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陷入财政和治理的双重危机。长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已让多数发达国家不堪重负，金融危机之后急剧上升的失业救济更是让它们雪上加霜。但是，危机反而引起社会更加分裂，并由此导致政治治理的失败。在南欧，经济至今看不到走出衰退的希望，而民众又不愿忍受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痛苦，他们的情绪让严肃的政治家们都望而却步。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走向极端，尽管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乏力，共和党的唯一目标是阻止奥巴马政府实施任何有效的政策，而民主党也摆出一副绝不妥协的架势，两党互不相让，在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20%，且仍然没有下降的迹象，日本政府只能依靠不断向未来借债维持；然而，面对未来日益下降的人口，这种做法无疑等于自杀。在这个背景下，这本新书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促成内部革命的最好办法是构造一个外部威胁。本书所构造的这个威胁就是所谓的“亚洲选项”，即以李光耀的新加坡为代表、并在中国大范围实施的威权—贤能体制。中国通过系统性地培养官员，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而西方政府却在沉重的财政包袱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这是两位作者拿“亚洲选项”说事的原因。他们并不是要求西方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借鉴“亚洲选项”，而是提醒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国把国家竞争力放在首位，“亚洲选项”极有可能让中国——至少是暂时性地——领先西方发达国家。这是这本书副标题的含义。

他们不认为西方民主需要根本的改造，而是把矛头专门对准了福利社会的膨胀。他们总结了西方社会有关政府的三次半革命，即霍布斯的利维坦、穆勒的最小国家、20世纪的福利国家以及弗里德曼对大政府的批判。他们所谓的“第四次革命”，就是完成由弗里德曼开创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未贯彻到底的反福利国家的半次革命。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多为老生常谈，还有一些新意的，就是建议政府采纳新兴技术手段，把政府职能尽量多的分散给社会和企业。正如两位作者自己所认可的，他们所秉持的政治倾向是《经济学人》长期的政治倾向，即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对政府的约束。但是，这个政治倾向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认识，让他们把一个宏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简化为一个关于政府大小的技术问题。因而他们所提出的重建西方国家的主张，也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三次半革命

两位作者认为，现代国家起始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利维坦》里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要使人类避免“猥琐、残酷和短暂的”生活，社会就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而在现实中，欧洲民族国家却是在战争中形成的。经过三百多年的战争，欧洲从无数的小国整合为几十个民族国家，这期间的残酷和牺牲，让中世纪人们 “猥琐和短暂”的生活相形见绌。作者认为光荣革命让英国避免了法国式的绝对主义国家

把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和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在《平等社会》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赞扬对比一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更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导致法国式专制的起点；而罗桑瓦隆却倾向于现代自由主义，他把大革命看作平等理念的起点。前者强调个人的自立，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光荣革命真的像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相信的那样“光荣”吗？它可能的确让英国进入了宪政和渐变的轨道，但它不是孤立的，而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延续和终结。和其他革命一样，英国革命也是残酷的。查尔斯二世复辟的时候，克伦威尔被从坟墓中拖出来，重新处以绞刑。光荣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在于，革命方（议会）和被革命方（国王）达成了和解。

进入19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无数农村贫民被抛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追问和谴责此起彼伏，这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谓的“社会的反动”。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理论来合理化资本主义秩序，约翰•穆勒的“最小国家理论”应运而生。约翰•穆勒留给世人的最大贡献是对“守夜人政府”的论述：即国家除了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秩序之外，应该完全不管社会。穆勒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倡导者，主张社会应该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和。但事实上，这种功利主义忽视了穷人的福利，社会可以通过增进富人的福利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和。这显然为资本主义秩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辩护：这个社会只关心个人福利的加总，而不关心加总福利的分配结构。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说法，功利主义的基础是每个人在效用单位上的平等，即富人和穷人的福利可以一比一的互换。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却可能造成结果的严重不平等。功利主义和最小国家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石：前者设定了一个允许不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而后者则为这个图景的实施提供了保证。

约翰·穆勒提出了“最小国家理论”

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把穆勒的最小国家理论看成是对国家的第二次革命。罗桑瓦隆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另一面。对于独立后的美国，两位作者和罗桑瓦隆的取向完全不同。前者大量引用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里表达的思想，即美国的民主是一种有限的民主，美国的运转不完全靠政府，社会和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罗桑瓦隆更多地关注美国革命中的平等诉求，并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理念相提并论。

关于福利社会的起源，两位作者和罗桑瓦隆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政治思潮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追思的对象不同。他们着重回顾了费边社重要代表人物悉尼•韦伯和碧翠丝•韦伯夫妇（特别是后者）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在他们看来，“英国政治传统的基石——特别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被重新定义和解释。在经典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意味着免于外力控制的自由，而平等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 …… 但是，现在自由被重新解释为免于贫瘠的自由，而平等变成机会平等（在某些情形下，也包括尊重的平等）。这导致一个关于政府的更加干预主义的主张。提供机会平等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上学机会、为出身贫寒的人才提供高等教育：教育不再是人们社会身份的象征，而是越来越决定社会身份。”

罗桑瓦隆则回顾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转型，特别是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主义”对福利国家形成的影响。在他看来，伯恩斯坦的思想促使欧洲工人运动放弃夺取政权，转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改善无产者的处境。欧洲因此实现了阶级和解，而这个和解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加强。自拿破仑之后一百年来，欧洲国家内部再次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存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战争中发扬光大。与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态度不同，罗桑瓦隆对20世纪初福利国家的建立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的是19世纪工人运动的作用。正如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型》里所指出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摧毁社会纤维，把人贬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因而必然导致社会的反抗。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反抗上升为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应运而生。工人运动的作用不仅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自身的权利，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化是统治阶层向平民阶层让渡权利的过程，没有平民阶层的反抗，统治阶层是不可能自动让渡权利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在很短时间内陆续建立起完整的福利制度，在一些国家，政府包办了民众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情。这必然导致社会部分阶层的反动，弗里德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滞胀”日益严重，保守党派纷纷掌权，并随后实践了弗里德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实施私有化，因而赢得“铁娘子”的称号。但是，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认为，这场对政府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即使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也没有显著地降低政府支出规模，因此，由弗里德曼发起的这场革命只能称为“半次革命”。

亚洲选项

两位作者对“亚洲选项”的兴趣来自于他们的一个信念：即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把国家建设当作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政府具有更长远的眼光，可以抵制民众的短期要求，专注于长期经济发展；在操作层面，中国政府依托国有企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个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成为其他新兴国家模仿的对象，俄罗斯、巴西等国也在采取国家主导的方式发展经济。但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有企业本身没有效率。最终，他们否定了亚洲选项对重建西方政府的借鉴意义。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亚洲选项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肯定、甚至赞赏中国和新加坡官员的长远眼光，另一方面又尽量否定建立在其上的经济增长奇迹。他们有意回避了亚洲选项最本质的内容，即政府官员为什么具有长远眼光？而恰恰是在这点上，亚洲选项对西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国家的政府都深受儒家精神和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贤能政治深入人心。这是指一种社会信念，即政府官员具备比常人更多的知识和能力来为国家做事。科举制度为这个信念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儒家的教诲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官员的实质性约束。在当代，贤能政治在亚洲各国的表现各有不同。在新加坡，它表现为李光耀一人领导下的高效、廉洁的柔性威权体制；在中国，它主要体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官员选拔制度上。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它在其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选拔官员。经过历次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比较平均，这使得中国政府面对社会可以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无需为保持执政地位而偏袒任何社会群体。中国政府可以卸下利益集团的羁绊，为长期建设制定统一的方案，这很好地体现在官员的选拔过程中。从乡镇一级起，官员就开始了层层选拔，要达到较高地位，须做好终生奋斗的准备。显然，如果中央政府没有长期眼光，这种选拔制度是无法推行的。

选拔制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意义在于，它能够遴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对于每位想晋升的官员来说，他必须面对其他官员的竞争。竞争的标准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增长是最显著的指标。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对于目前的中国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最容易度量，是最显性的指标。竞争不能保证选出的官员都是道德高尚的清官，但基本上能够保证选出有能力的官员，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贪腐和高速经济增长共存的现象。事实上，腐败和政治制度的关联度并不高，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并不比中国更清廉。今天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的腐败，如美国在19世纪末的情况。

选拔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另一个意义，是它能够培养出更加自信的领导人。经历了第三波民主浪潮，民主在世界广为传播，但民主的质量却下降了。其中一个表现，是多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失去了应有的领导力。两位作者引用卢森堡前首相容克的话，准确地描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旦我们做了，我们就不知道下次该如何当选。”这是民主的不幸：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当选与否可能和一个候选人的个人成就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的是和他“代表什么”有关。这样，领导人完全沦为“民意”的代表，而丧失了采取主动行动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级官员具有丰富的从基层到高层的管理阅历，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自信心。选拔体制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终极体制，但是，它的精髓可以给民主制度的改造和再设计提供有益的指导。对此，两位印度裔学者感慨道：

“值得记住的是，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差异不在于这两个国家拥抱市场的程度，因为它们都已经这样做了；毋宁说，差异来自于中国的党国体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比印度的国家组织更加主动、更加贤能，也具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印度国家组织，不仅关系到印度将有什么样的未来，而且关系到它是否有未来。”

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们被亚洲选项中的贤能政治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有意回避它对于改造西方国家政府的积极意义。一个可能原因是，实施贤能政治需要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而他们没有魄力提出这样的改造方案；或者，他们不认为民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排斥亚洲选项中的国家因素，因而恨屋及乌，把贤能政治也一概否定了。再一个可能是，两位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初衷，是提醒西方世界，中国正在把国家能力建设作为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手段，因而他们在潜意识里把国家治理方式也看作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希望西方民主制度战胜东亚政治体制。无论哪种可能，两位作者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对贤能政治的回避，让他们注定无法提出重建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效方案。

如何重建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培训体制极大地丰富了民主制度

两位作者对民主的分析以及对改造民主的建议，都是偏技术性的。在解释发达国家的民主僵局时，他们给出的原因是国家管得太多、人口的老化和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却没有分析隐藏在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对于如何改造西方政府，他们提出的方案完全是技术性的，比如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降低成本、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政府职能，等等。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僵局的真正原因，这些建议不可能完成他们所谓的“第四次革命”。

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会越管越多？根本原因，是西方民主制度陷入了民主的斜坡效应，即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节制，日益沿着极端政治的斜坡滑落下去。民主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器，除了选举，还有许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非民主的机制，如权力制衡、协商以及民众的公民意识，等等，是它们保证了民主的良序运转。民主的基础是一人一票，但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不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困境，正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加州长期全民公决确定重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后果。对于分散的投票人而言，所有增加税收的政策都是坏的，而所有增加民众福利的政策都是好的，结果当然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但是，两位作者没有对加州全民公决进行应有的批判，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在西方世界，代议制政府是在直接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平衡，而议会制是它的典型形式。就选举而言，民众选举议员，他们的权利到此为止。议员们应该是那些既代表民意，又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贤能人士，他们选择和监督政府领导人——后者通常也从议员中产生，并制定法律。尽管议员们要受到民众的监督，但是，在必要时候，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用他们的智慧引导民众。在代议制下，民众没有“做主”的权利；他们的权利是“选主”，“主”再来为他们“做主”。这是一个精巧的平衡，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里，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平衡的破坏与西方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有关。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铁幕将世界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推行西式民主，是资本主义阵营战胜社会主义阵营的武器之一。当这种民主成为一个战斗武器时，它必然要被简化为简单的原则，如个人自由、一人一票；而支持民主运作的复杂机制和社会、政治条件，则被丢到一边。苏东巨变后，西式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但是，这些匆忙建立起来的民主往往采用了简化版，几乎无一例外地仿效美国采用总统制，而不是更加精巧的议会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新兴民主政权纷纷仿效美国的时候，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却在走向堕落，其中一大症候是选举完全成为一场金钱游戏。奥巴马以“改变”的口号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竞选过程中大力抨击政治献金，但到2012年竞选连任时，他从“超级包”（Super PACs，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个人和公司的捐助，在竞选中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得到的政治献金比谁都多。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政府要想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很难，它不能摆脱无数利益集团的左右。奥巴马已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既然民主在美国都推行不畅，可见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经常失败了。这些国家既没有民主的公民文化，也没有辅助民主的其他机制，民主要想在短期内见效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第三波民主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发达国家进一步民主化。传统秩序不断受到挑战，族群和身份政治泛滥，道德相对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权威日益式微。追求权利平等和社会多元化没有任何错，但是，任何追求都应该有所节制。

如果不发生大的危机，西方民主的下坡路还很长；但一旦发生大的危机，深渊就不远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它把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在美国，这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的极端对立；在欧洲，则是民粹主义的泛滥。西方社会面临的政府财政危机，实际上是民主的危机。（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编辑 萧枫）

本报讯 ?日前，中信信托参与投资建设的亚洲最大的单体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顺利开业。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总投资额45亿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资本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中信信托自2011年起，累计提供了16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北大国际医院项目建设。北大国际医院的顺利开业代表中信信托充分利用信托制度优势助力社会资本投资大型非营利医院的探索模式硕果初成。

北大国际医院被业界称为“医疗航母”，依托北京大学优质的医疗资源优势，其硬件、软件配备均处于国内顶尖水准。医院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核准床位1800张， ICU床位159张，手术室46间，楼顶建有航空急救停机坪，信息化按美国医疗信息和管理系统学会评级7级建设，可满足日均万人次的就诊需求。北京大学附属6家三甲医院的优势学科都向北大国际医院派出了骨干医师力量，优势学科团队进驻国际医院进行多点执业，并与北大国际医院进行学科共建。（武宾霞）

2015年1月8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开幕。中拉论坛成立是中拉关系史上创举，双方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中国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提出十年目标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5，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1/3，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这是中拉关系全面深入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宝贵资源。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可以在农业、能源、科技、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方面进行深入对接，并由此带动贸易、投资、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

习近平就中拉论坛未来发展提出4点建议：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和友好协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理念，打牢整体合作的政治基础；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争取早日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坚持灵活务实的合作方式，双多边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充分考虑相关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

需要多国合力

中拉论坛只是一个开端，中拉关系不仅需要点对点的合作，也需要在全局高度考虑和拉美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比如建立跨洋铁路就需要有新的合作机制，需要多国合力参与。由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同，地缘政治复杂，通过论坛这一平台实现互惠互利能够把不同国家吸引进来，双方合作时应立足本土化，在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上齐头并进。

2015年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并发表题为《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结构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特别致辞。李克强表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也孕育希望，需要探讨应对全球新局势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2014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没有采取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5年中国将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注重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既稳定经济增长，着力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

对传统思维说“不”。中国经济要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对传统思维革新，为创新体制“叫好”，关键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和民生福祉。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会给世界带来新机遇。

首提政府市场“双引擎”。中国经济要实现上述“双中高”，必须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开启“双引擎”：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增进大众福祉，推动社会纵向流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二是要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补齐“短板”，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加大投融资、价格等体制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李克强表示，中国将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扩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和资本市场开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中国企业与各国在相互开放中实现共同发展。国际社会应坚守和平稳定的底线，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降低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虽然油价降低会对全球经济活动起到促进作用，但几大不利因素会抵消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这些不利因素包括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不足，以及各大央行已无法通过降低利率来提升通胀预期。

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而2016年则会增长3.3%。该行将美国今年的增长率预期从3%提升至3.2%。同时，该行将欧元区的增长率预期从1.8%降至1.1%。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被向下修正，如俄罗斯预计会收缩2.9%，而不是增长1.5%。

在世界银行列出的全球复苏威胁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美联储最早可能会在今年4月把利率从0%至0.25%的水平提升上来。该行担心，此举或将导致新兴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融资环境突然趋于紧张——此前它们一直享受着十分低廉的借贷成本。不过，世界银行预计2013年曾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局面不会再次出现。

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宣布放弃已实施了3年的欧元/瑞郎汇率1.2:1的联系汇率下限，并降息至-0.75%。受此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急剧震荡，瑞士股市重挫12%，欧元对瑞郎汇率暴跌，美元指数一度大涨上穿93关口，刷新近12年来高位。

瑞士央行放弃瑞郎兑欧元的联系汇率制，主要是为了对应欧洲央行推出QE 措施，避免资金大量流入对瑞士经济的冲击——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每月采购600亿欧元资产，持续到2016年9月，总额度为1.14万亿欧元。此外，瑞士央行认为，瑞郎对欧元汇率限制是在欧债危机后，瑞郎过度升值和金融市场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引入的，现在瑞郎估值过高状况整体已减弱。

瑞郎突然放弃联系汇率，将加剧瑞士境内的通货紧缩压力，并使全球外汇市场风险剧增。外汇市场是防范全球性冲击的重要减震器，各国央行的单打独斗很难带来稳定性。在欧洲央行启动量化宽松之际，瑞士央行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容易。

2014年中国股市创出自金融危机与来的最佳表现。近一段时间故事的波动性变得更加强烈，一方面央行降息引发买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放慢的前景促使投资者抛售股票，两股力量展开拉锯。股市不时出现大幅度下挫，意味着股指升势有颇多不稳因素，市场高度依赖为数不多的大型金融类股成为股市震荡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些股票在股指中所占的比重为37%。

此轮股指的大涨似乎与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脱节。对房地产投资热情的消退可能是股市活跃的重要原因。高盛预计，2015年将有4000亿元人民币从房地产市场分流至股市。外国投资者参与度上升可能提振市场。国际资金管理公司最近通过“沪港通”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入中国股市的机会。虽然沪港通发展缓慢，外国投资者持有A股占整体市场的比例约为1%，但据杰富瑞投资银行预计，到2020年，中国股市的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将增至最高20%。

最近，李克强总理的欧洲之行，让外界关于“中国企业进军欧洲”的讨论又增加了热度。

中国对英国的投资总额开始领跑中国对欧洲各国的投资。目前已有超过500家中国企业落户英国，中国在英国投资存量达323亿美元，投资领域从以贸易、运输、电信等领域为主，到向高端制造、网络营销、酒店地产等多个领域进军，在这些领域，中国企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2014年，中国企业进入意大利的资本额大幅飙升，近几个月，国家电网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和光明集团通过收购意大利企业股份的形式投资，国家电网集团单一收购，总额就高达21亿欧元，创下了对意单笔投资的最高记录。能源与科技领域是中国企业对意大利投资的重点，国家电网通过投资带动中国相关技术和设备走出国门。

最近几年，落地希腊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目前常驻雅典的中资企业有13家，投资合作领域包括港口运输、船舶制造、绿色能源、通讯技术、房地产开发，以及并购希腊本土知名企业等，其中，中远比雷埃夫斯港码头是最具示范效应的成功项目。中兴通讯公司早在金融危机前就进入希腊，但由于欧盟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欧盟自己的系统设备、考虑到网络兼容性问题，后来居上的中国企业要进入海外市场就有很大的难度。经过长达十年对希腊市场的摸索和钻研，中兴在希腊的总体业绩与市场份额才得以呈上升趋势。

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复苏较慢，此时进入欧洲是比较好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在收购欧洲企业后，更好地学习掌握欧洲的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到2020年，要统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打造50至100个高端智库。

根据意见，将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意见强调，支持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世人都知道三星是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苹果为第二位，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现在第三位的制造商，这是一家仅创业4年的企业——小米。

中国智能科技企业小米已成为世界上估值最高的科技初创企业，估值达到460亿美元，仅次于脸谱，后者在2011年的私募融资中的估值达到500亿美元，成立5年的叫车服务软件公司优布估值为412亿美元。小米刚刚完成11亿美元的融资，它将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如何达到投资者的高期望值。

按发货量计算，小米在2014年第二季度已超过三星，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当年将在全球销售出6000万智能手机，远多于2013年的1870部。当然不能仅从销量衡量小米是否真正成功，也要看小米自己移动设备操作界面MIUL拥有的8500万活跃的用户。现在投资者期待这个拥有5亿智能手机用户的企业打造一种利润更丰厚的商业模式。小米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其日益多元化的投资，小米已经买了不少中国科技企业的股份。

小米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上位，靠的是主攻中国以及附近几个高增长国家的市场。小米采取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以成本价销售每部130美元的手机，其凭借仅在网上销售的超低价手机，迅速占领了成长中的市场，它没想过以销售手机赚钱，事实上，它的大部分利润来自手机配件和应用。

对小米来说，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它能否在其目前销售手机的国家以外实现增长，比如小米还没有在美国销售手机的计划，一旦那一天到来，它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全球颇具影响力的法国经济学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日前表示拒绝接受该国的最高奖励——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此对执政的社会政府表示批评。

皮凯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得知自己被提名为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获得者，我将拒绝接受这一提名，因为我认为不应由政府决定谁该获得荣誉。”

皮凯蒂认为，政府应该更好地关注重振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皮凯蒂一度与社会党关系密切，但和总统奥朗德推行的政策保持着距离。他指责这位社会党人出身的总统未能履行竞选时的财政改革诺言，其中包括更具革新性的税收体制。

这位43岁的经济学家登上了上述声望很高的奖励的获奖者提名名单。这份对外公布的名单中其他提名者包括法国的2014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让.蒂罗勒以及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目前已售出150多万册，他尤其吸引了美国读者的注意力，还在美国会见了奥巴马总统顾问。由于皮凯蒂成为一名针对奥朗德政府的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他的这本书在法国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遭到恐怖袭击，致12人死亡、多人受伤。世界各国纷纷在第一时间声援法国，强烈谴责恐怖袭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表示中方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法国及国际社会一道，维护两国及世界和平，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

《查理周刊》是法国一家著名的讽刺杂志，经常刊登宗教和政治类报道，以大胆讽刺时政为特点。2011年，《查理周刊》刊载了一幅涉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起巨大争议。这家杂志社办公楼遭到汽油弹袭击，同时因涉嫌种族歧视而被告上法庭。

《查理周刊》遭袭，人们除了对恐怖分子行径愤慨之外，也在反思新闻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世界是多元的，很多宗教和族群有自己的崇拜图腾和禁忌，不同人群只有相互尊重，方能和平共处，不应以言论自由为名对他人无底线的讽刺侮辱。如果换位思考，给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