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很重要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1]——习近平对2016年7月4日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的批示

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工业企业界普遍面临困难。在2002年之后的10年高速增长期工业投资活跃，同时大力鼓励非公经济，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至40%左右，私企在钢铁水泥等重工业领域也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其中不乏低端技术产能。但是很多经济学者，习惯于把民企理想化，把问题困难都推到国有经济头上，“去产能”也习惯性地首先拿国企开刀。

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用什么标准指导去产能，只能以国家工业竞争力为依据。

产能过剩行业和地区：非国有企业户数占绝对优势（二级标题）

从工业领域和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基础数据支持的观点是：这轮下岗的行业和地区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同时，它们也是就业主体。对此，建议有关方面组织有关专项研究。

     第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产能过剩突出的工业领域中，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352546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8197户，占比仅为5.2%。其中在产能过剩明显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975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仅为12.5%；在钢铁业中，有规模以上企业1103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仅为3.7%。就企业数量而言，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应当以私企等非国有企业为主要对象是大概率判断。

第二，面临“去库存”严重挑战的房地产业，国家数据显示，在不同性质企业的投资构成中（不含农户），私企等非国有单位占比为74%，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26%。而91444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仅为1.9%。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去库存”的主体也绝不是国企，而是私企等非国有企业。”[2]

第三，从地区数据看，被普遍认为“国企多是其落后主因”的东三省，经过几轮国企改制后，国企户数已很少了，在按控股情况分类的企业法人单位构成中，辽宁省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3.1%，吉林省占比为4.2%，黑龙江省为5.4%。2014年末，东三省仅个体私营部门，就业人数达1912.2万，远远超过三地国企就业人数，民营经济已占东三省的50%以上。[3]相比之下，2014年浙江省的占比为65%，江苏省民营经济占54.5%，均低于2015年的辽宁省。[4]

显然，东三省的根本问题应该并非所谓的“民营经济不发达”，应该另寻主因和对策。实际上，从东三省工业领域产业组织的阶层结构看，振兴东北的一大关键，应该就是通过“多管齐下”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由此带动其他配套性中小微型企业等的发展，当然也要发挥少数非公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2016年5月，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时就落实“振兴东北”重大战略曾指出，“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 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和原则问题。

另外一些地方，如钢铁、煤炭行业较发达的河北、湖北、山西等省，2014年的企业构成情况与东三省也差不多。这些地方的就业结构也是以私企等非国有企业为主。而在这三地的GDP构成中， “民营经济”在河北省占67.9%（2016年一季度），在湖北省占54.5%（2014年），在山西省占54%（2016年预测数）。[6]其中，河北省GDP构成中“民营经济”的比重已明显地超过了2014年的浙江省。

第五，东三省、河北省等重化工地区与“长三角”GDP构成的比较也说明，一个地区“民营经济”比重的大小，并不是其增长状况如何的决定性因素。上海市作为“国有经济重镇”，多年来经济增长状况一直较好，但“民营经济”比重非常低的事例（2014年该市民营经济仅占GDP的26.6%），更能够说明这个道理。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学至今仍然在探索。如果有人站在“惟产权论”的立场上，将一个地方非公经济（即所谓“民营经济”）的多少归结为促进、保持经济良性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不专业，也不符合国际经验的。

就全国而言，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3/4以上。[7]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8亿人。[8]其是包括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6000万左右就业人员的约4.7倍，是国企就业人数的约9.3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不足2000万。可见，在全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构性改革中，把“产能过剩”全推到国有企业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按照这一判断指导去产能、去库存，可能导致战略性失误。

工业亏损企业构成：非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二级标题）

在产能过剩突出的工业领域，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构成看，亏损的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个数，是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7.3倍。纳入国家工商总局有关私营工业企业等数据后，说亏损、停业的非公企业有上百万个也是可能的。建议有关方面利用数据优势进一步组织研究该问题，并做出实事求是的政策性判断。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亏损企业数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企业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亏损企业累计为34055个，增长5.2%。这些亏损企业是同期国有亏损企业数（1308个）的26倍，是国有+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数（9492个）的3.6倍。同期，外商及港澳台亏损企业为17501个，是国有亏损企业数的13.4倍，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数的1.8倍。[9]

同期，全部非国有企业亏损企业数也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数。2016年2月份，全部非国有企业的亏损企业累计为69046个，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数（9492个）的7.3倍。[10]

更重要的是：切莫忽视200万个左右规模以下私营工业企业中的亏损、停业情况。在国家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2016年2月私营企业才21.7万个。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3年末，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为320.3万个。[11]假设其中建筑业类私营企业有100万个并被扣除，再加上2013年以来的发展，我国规模以下私营工业企业不少于220万个应是成立的。

此时，如果再看这些大量规模以下的工业类私营企业，估计其中的亏损、停业企业要更多。因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亏损企业都已经增加不少了。按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的经验估计（当时上千万个私营企业中，有“有营业执照”却“无经营活动”企业占比高达55.3%），[12]说其中有上百万家私营企业亏损、停业应该是误差不会太大。与之相比，2016年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两万余个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或其中的亏损、停业的部分）只能是这些巨量私营企业的九牛一毛。另外，2016年3月份非公企业集中的中、小企业PMI位于收缩区间。四月份小企业PMI继续下降，持续低于临界点。同期，私营企业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大幅回落。五月份世界银行又下调全球增长率。由此推测，2016年下半年私营工业企业等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数量可能还会增加。

    以上数据和分析意味着，在工业结构调整或“去产能过剩”中，非公（或非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可能更多。目前，没有见到各类型亏损、停业工业企业裁员的统计数据发表。估计统计城、乡非公企业“下岗工人”或单位裁员人数比较困难。但是，很可能 “下岗工人”、单位裁员就是会集中在亏损企业多得多，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的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中。这类型企业也是工业领域就业的主体。当然，这种估计还有待相关直接数据来进一步验证。目前，如果有关方面还缺乏这类数据，建议想办法尽快补上、分析并发布。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重要问题是，“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流转。全国2.3亿户承包土地的农民中，6600万户或多或少地流转了土地”。[13]其中由中、外私人资本集中经营的一部分还很不规范。这些情况可能导致农村缓和经济下行时失业冲击力的功能已今不如昔。此时，如果放任市场自发调节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待遇和就业，可能在城乡激化更为普遍的社会矛盾或冲突。近日，唐山市非公钢铁企业被裁职工组织维权的活动，就是一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行业政策问题（二级标题）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要科学地、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重化工内部及相关地区“产能过剩”、“企业亏损”及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差异化评估标准和政策。切忌“一刀切”。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等因素的严重影响，现在重化工领域“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在其集中的一些地区可能整体经济困难较大，恢复较慢；一些有关大中型企业，及不少从事配套生产、服务的小微企业（含国有和非公有成分）也会是困难较大，亏损较多，且恢复、重组、转移起来成本较高、时间较慢。这些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 “斩钉截铁”式改革在这里行不通。[14]在这方面不仅有国内的现成经验，即使是G7国家也不例外。英国的国有煤矿，及私营部门主导的德国鲁尔工业区、美国“铁锈地带”等经过长期调整，还效果各异，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15]日本的多数所谓“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也是以多年的调整、忍耐和等待经济形势好转为背景的。[16]所以，如果简单地拿国内这些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情况，与产业结构轻型化地区经济调整，效果较显著、企业效益恢复较快做比较，对其求全责备、横加指责，那是非常不专业和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关方面要不要制定差别化的评估标准和政策，警惕有人借题发挥，攻击和瓦解国企，搞乱国家的重化工体系。

另外，全面、客观地看问题，还应该承认，（1）虽然东三省有一批困难国企，但也有一批先进的优势大国企在逆境中奋力支撑着地区经济，乃至国家竞争力的进步。如除当地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明显提高外，也有一批生产民品的大中型国企表现不错。如老牌东北国企——沈阳机床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i5智能数控机床已打开销路，“当国内许多工业企业为订单发愁时，沈机上上下下却在为‘爆炸性的市场需求’提升产能而奋斗。”国外垄断企业在华高价销售的智能数控机床也被逼大幅降价。[17]（2）这些年来，东三省的“民营经济”亦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对其不可抱过高期望。中华全国工商联2015年版的《民营经济蓝皮书》就客观地指出，东三省“民营经济”的 “自身素质不高，转型困难”、“创新能力不高”、许多企业主“顾虑重重”。[18]如有人指望其能大规模代替东三省的国企，或依靠其来进行国企混改，从而提高国企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竞争力等，将严重脱离实际，事与愿违。（3）所以，综合东三省国企和非公企业的情况看“振兴东北”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很重要，即必须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19]

产业结构轻型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含“去产能过剩”）等，是拥有一些独特优势，但其问题并不少，也在艰苦奋斗中。如果有人希望这些地方的非公经济能够驰援东三省，发挥重大作用，不仅存在产业、企业难对口、水土不服等问题，从其当前的财务状况评估也可能是缺乏现实性的。例如，2016年上半年央行的有关调查显示，这些地区私营部门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拖欠贷款的问题不可轻视。如央行在浙江省的一课题组“以民营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浙江台州为例，对辖内银行开展调查”的报告就披露：“在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大背景下，‘僵尸企业’（指‘民营僵尸’——引者注）长期占用资金等资源却难以产生效益，对银行‘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及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产生较大障碍。”[20]个体私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浙江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何？估计是会更差一些了。其中潜伏的局部性金融风险和可能的“共振效应”，不可不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张承惠研究员也曾指出，“近两年新增不良贷款中80%来自中小企业。” [21]相应的，工信部的信息显示，这些“中小企业中的90%是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当中99%也还是中小企业。”[22]有些教授不断地说“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23]这是需要决策部门和金融机构注意的误导性观点。

要重视私营部门亏损、破产、停产、裁员问题（二级标题）

一些人对国企还报有“就业刚性”这一陈旧观感，实际上，国企“铁饭碗”体制已经有了实质的改变。

一分为二地看，中国国企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最高值1.1亿人，已经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5000万人，并给其不少后代人的健康、学业和人生道路带来负面影响。就是在近几年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国企从业人员数据也一直在波动不已，有时甚至减少百万人以上。如2014比2010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就减少了204万。[24] 2016年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今天的国企改革，是要建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机制”，[25]而非从零或ABC的初级阶段去开始“实质性突破”。

另外，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国企数量大幅减少，被重组、转产、出售、破产、停业的企业并不少。如1998年至2014年，仅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就减少了45929个，剩余的企业为18808个。[26]

简言之，仅从邓小平提倡的改革以来看，国企“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进程就没有中断过，且在不断增强，并不“僵”呢。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而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企也有过公司化改革、重组和裁员等等，并承受着全球国家竞争力比较下的巨大压力，有着“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竞争动力，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l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5％, 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27]

当然，现实中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各类型企业职工被裁减的现象可能只是结构性改革“初战”的结果，以后情况会更严重一些。与此同时，关于私营企业和外企等破产、停产、裁员、降薪、降社保缴费，及“老板跑路”，并违法抛弃成百上千职工的信息也是不断 。对此，决策部门及所属研究机构应有足够的重视，不可对在结构调整中，作为就业主体的私营部门不断产生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或轻描淡写。

有人认为，现在私营部门增长非常快，2016年初私营企业已突破两千万个，对就业增长贡献很大。但是，如前引用的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所以，对于国家工商总局的有关数据也要科学评估，不能盲从。过去的改革中，职工下岗数千万，社保体系建设没跟上，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在经济下行的今天，职工就业问题再度尖锐化，需要慎重对待，适当增加流动性，但一定要保骨干企业，骨干员工。

建议取消“僵尸”这一提法（二级标题）

由1980年代某美国人发明的“僵尸企业”概念，其客观性、科学性，及对中国经济政策体系的适用性等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在相当多的场合，这一提法成为攻击国企、并以此曲解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贬义词。[28]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僵尸企业”在政府系统中还是难以形成统一定义。各部门、各地方都各执一词地去说某些亏损企业。如河北省的“发改委、工信厅、国资委、财政厅等多个部门对‘僵尸企业’的调查范围不同、口径标准不一致，造成各部门统计的困难企业各项指标不一。”[29]

2016年2月3日，国家发改委综合各方面情况提出，“至于僵尸企业的处置，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它的范围，采取具体措施”，[30]并不要求各有关方面搞个全国统一标准来“一刀切”。

2016年2月25日，工信部称，“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31]按照工信部的这种定义，可能中国的所谓“僵尸企业”会非常少。虽然它将集中针对国企，但却可能“无伤大雅”，其清理任务也容易完成。因为，国企本来就很少，其亏损企业相对各类非公企业也少很多倍，而这些亏损国企中能够满足工信部定义，如能同时获得“中央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就更少了。但是，这和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标准、名单有矛盾。如山东省的“僵尸”名单中，国企就明显少于非国企。在浙江省、河北省、广东省等的考虑中，“僵尸”也包括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且这些地方政府划分的“僵尸企业”中，很可能十分缺乏“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的国企或私企。

   财新传媒某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国务院提出的“识别僵尸企业方法”的具体表述是“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32]这种误读为私营媒体和网站大量传播。其实，他引的这段话来自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央企增效升级的决定。其有关原文是：“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33]在这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亏损”企业及“僵尸企业”三个概念是并列使用的。从逻辑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但却并不存在前者释义后者，或后者概括前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有明显的不同，差异比较大，谁也不能全覆盖对方。

当然，也有专家和个别地方官员认为，私营企业经营不善，市场就会自动出清。因此，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主要事涉国企，且是其改革的“重头戏”。但这种教科书式的判断既不符合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也不能够在事实上成立。

   目前，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方面学者指出，中国的语言非常丰富，何必非采用“僵尸企业”这种极强贬义性的外来语充当政策性用语呢？在中国的语言中，“僵尸”是一种龌龊、恐怖的形象，会令人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心理感受，没有一点中国式“幽默”的情趣。公权部门人员用这种话去定义市场中某些丧失了正常经营活动能力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等，且在客观上涉及贬低其中经营者和工人群众的人格，是不妥的。此风一开，也难免辱及其他各种主体，污染本来已不干净的语言环境。“为政者正”，有关部门的政策用语中还是弃用内容含糊不清、背景杂乱、意识形态偏向性强、口气粗暴的“僵尸企业”这一外来语为上策。

简言之，我们一是要警惕所谓“僵尸企业”成为体制内外某些自由派人士抹黑、清除国有企业，及搅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具，真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够忽视私营部门（或非国有部门）内部可能存在更多亏损、停业企业或所谓“僵尸企业”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去产能过剩行业中这类部门可能发生的更严重失业问题和波及效应；三是建议政策上弃用“僵尸企业”一词。就使用政府部门早就驾轻就熟的“亏损企业”一词，划分一下亏损企业的严重程度和不同原因，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可能更为简单易行。

结语（二级标题）

综上所述，在国家基础数据和相关事实等构成的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从方法论视角再次强调习近平说的“搞好基础数据测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命线，毫无疑问是很有必要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34]防止本末倒置甚至南辕北辙。

少数人借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抹黑国企，鼓动所谓“国退民进”是一厢情愿，故伎重演。但有关方面仍需对其于政策日程可能的渗透保持警惕。“僵尸企业”一词，摒弃为好。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