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国企是锚，是压舱石
《指导意见》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一个重要文件，是中央的战略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就是配合和策应中央的战略部署。关于国企改革的研讨，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信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的系列活动。同时，基金会与国资委研究中心也有一个着眼长远的战略合作，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做一些事情。基金会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是中信集团党委委托我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很大。基金会也是国有企业承担政治责任的尝试，还要应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但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这个文件第一个特点是是全面，把国企涉及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和部署。第二个特点是是意义深远，它的近期目标是2020年，还有更长远的目标。第三是空间大。我认为《指导意见》在理论上探讨的空间很大，在实践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也很大。如果把它具像到各个企业，“因企施策”，按照总的精神去做，我相信国有企业会迎来一个灿烂的时代。
长时间以来，我们还没有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做这样明确的界定：它是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是锚，是压舱石，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国企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们会继续努力！
周渝波*：深刻领会国企改革的方向、逻辑和举措
这次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是按照1+N的形式出台的。N的文件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完善体制、加强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其中有的已经出台，有的马上要出台。如何领会这些举措，可能要把1和N的文件放到一起学习才能把握好。我想从改革的方向、逻辑和举措三个方面谈谈体会。
第一个方面就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总书记反复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指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其中有两点至为关键。第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改，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私有化，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坚持贯彻好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即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另一点是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期，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不久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这个要求，《指导意见》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在贯彻的时候要进一步细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第二个方面是国企改革的逻辑。《指导意见》系统总结了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将继承国企改革成果和深化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在历史的桎梏中固步自封，必须在继承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创新，在保持改革延续性的过程中深化。《指导意见》继续确认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明确国资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好出资人职责的定位，强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等。在此基础上，《指导意见》又进行了大量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创新，比如要求国资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加快职能转变，进一步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改革企业薪酬分配制度等。
第三个方面是国企改革的举措。《指导意见》既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又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注重顶层设计和审慎务实操作结合起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整套政策体系中，《指导意见》作为其中的1，是牵头抓总的性质，着眼于通盘考虑，顶层设计。而作为N的文件则主要对1提出的6项改革任务进行细化，制订了专项改革方案或意见，针对性、操作性更强，为审慎务实推进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思路。
常振明*：国企改革迫切需要国企理论
《指导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意见》怎么落地，我认为并无时间表，也不能都搞成一种模式，重要的是要按照这个纲领去实现“一司一策”。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通过调研我深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先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太迫切了。
目前，全世界都在探讨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比如英国的中央银行就给汇丰银行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全球最重要的银行，那么是谁在控制你们，谁在管你们？”控制银行的是股东吗？汇丰最大的一个股东持股才占3%，股东也没有出资人代表。是董事吗？董事会里只有3个执行董事，有16个独立董事，是这16个人，或者是这19个人，再或者是这3个执行董事吗？到底是谁在控制这家银行？出资人代表又是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治理体系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汇丰银行就如何监管制定了一套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反复强调“大而不能倒”，探讨的问题全是围绕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这说明，企业理论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企业就治理不好。
同样，如果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的概念说清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的“混合所有制”和“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以管资本为主”等问题就说不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注册时没有刻意贴上“国企”或“非国企”的标签，只是根据出资人不同来判断国企和民企。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没有统一的公司法，企业一般按各州或各地区的法律设立，日本的《进出口银行法》就是专门为成立进出口银行设立的。西方国家的国有资本一般并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间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有的不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国有企业，完全是公益性质的组织。而中国的企业在1993年以后全都是按照《公司法》执行注册。从法理上讲，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注册是一样的。这一点如果不搞清楚，就分不清中国国有企业和西方国有企业的区别，就会引起许多争论和误解。所以，关于国企的理论研究是特别迫切的需要。
这个理论，我认为在实践当中首先应该把概念说清楚。比如什么叫混合所有制？国家出资50%以上就算国有企业，出资50%以下就不算国有企业？还是按照控制力来分，如果国资在企业当中只有10%的股份，但实际运作有百分之百的控制权，这算不算国有企业？如果不把概念说清楚，国有企业的分类就分不清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是什么？是民营企业入股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变成混合所有制了？还是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就变成国有企业了？民营企业现在不太愿意与国有企业混合，还是因为这些概念没搞清楚。
我经常向孔丹理事长请教这些问题。我建议，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多做研究，并把案例整理出来。1945年以后，英国等很多国家都说要搞混合所有制，但他们是从私有制向更加社会化的方向混合，实际上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的是西方国家。所以我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特别需要国有企业的理论支撑。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是混合所有制的，中信集团做了一个模型，就是中信股份。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60%的股权。中信股份的定位是以盈利和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的，60%的股份是国家的，40%是社会的，已经实现了股份多元化，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国有资本。中信集团99%的资产在中信股份，而中信集团100%的资产是财政部的。中信集团的定位是践行国家战略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它有中信股份，中信股份分红给中信集团，每一分钱集团都不会动用，而是由财政部决定如何使用。当然，中信股份这个模型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完善国企理论积累一些经验，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摸索出一条新路。
陈小津*：军工行业要建立国家层面军民高度融合的体制
这个意见很重要，很全面，在学习贯彻落实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联想到军工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和特点，提出一些建议，目的是强调一下军工行业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严格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军工行业是没有的。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尤其是军工行业，1949年我们国家是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国防工业，军工工业都是在那个时候一步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成立了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还有八机总局。
改革开放以后，六机部曾先改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后相继各部改为核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兵器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之后，这五大总公司变成了十大军工集团。这十大军工集团都是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国资委。这十大军工集团的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在国资委成立后自然而然的边缘化了。军工的首要任务是国防力量的建设，它的任务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军工行业有它的特殊性，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大阅兵大家都很兴奋，都很震撼，展出的那些装备都是十大军工集团的产品，可见其重要性。何况，如何应对、如何克服经济运行下滑的压力，加强军工是非常重要的途径。现在各个中小城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起来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好像地皮都挖开了，比比皆是。但是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讲，加强军工无论如何也不比它们差。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性肯定是有相当作用的，比其他行业强得多。
纵观军工历史的形成，或者说这几十年来军工行业、军工集团的发展，它完全是一个军民融合的大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每个军工集团95%以上是军工任务，没有民品。确实那时候困难，必须要军民结合，必须要走向市场，必须要走向国际市场。军工任务就是国家任务，但是由于军工任务不足，因此那个时期的军工行业都面向市场。拿船舶工业来说，就在那种形势下，造了出口船，现在倒过来百分之八九十是民品了，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但是军工任务还有百分之二三十。现在军工行业如何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这个改革的深化意见，我想提一个建议。
1+N，N可不可以再加1，我希望N再加1。这1是军工，当然这个图画怎么做，要且看且行。但是这里面有几个根本总是不可变的。
军工行业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意志，然后再面向市场，再面向多元化，这个根本任务不可改变。相应的今后对军工集团的考核，首先要以军工任务的完成与否为根本，首先要听军工集团面对的甲方的意见。甲方是谁，是军委，是总装，是海陆空三军。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一点不能含糊，对它的考核要把这个突出出来，放在首位。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军工集团的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他们完成军工任务的考核。
目前1+N里暂时N还没有加1，但是我希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从看大阅兵的那些场面之后，真正应该有一个军工特殊企业办法。要制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改革方案，建立国家层面军民高度融合的体制机制，转变军工集团管理模式。转变军工集团管理模式。
中国军队的大改革即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军工集团要跟上，乙方军工集团永远要跟着甲方走。我再讲讲另一面。所有的军工集团都以军品为主，又不能太单一。或者说军工集团就是要搞好军工为主，可以多元化，多几条产品线，但不能太多。确确实实有的集团，我们讲大数，按比例说吧，按百分之百的销售收入，它的76%是非主业，这是什么概念？它1000亿的产值有700多亿为超市、手表、房地产、物流，它的主业为24%，这是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的。客观的分析，当家的老总怎么把握这个问题。马凯副总理一句话很精辟：“他的精力能集中吗？”但是你要客观地分析领导部门、领导机关的导向或者说考核标准，使得这个集团没办法，要凑数啊，数不上去不行啊。因此领导机构的导向非常重要，要有正确的指导方向。这是我对军工企业改革的一些想法。
杨凯生*：国企做强做大不等于垄断
《指导意见》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句话引起了社会不小的反响，议论不少。有人说你国有企业还想垄断，有人说这是“国进民退”，挤压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是改革的倒退等等。
那么，目前我国的国企是否存在垄断？我想要用数据来说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以银行业为例，不少人认为它是国家垄断色彩最浓厚的行业。
中国的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当中，现在非国有资本占比已经超过20%。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占比大概是42%。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民营资本的占比是54%。农村金融机构中，民间资本的占比超过90%。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如果现在还说银行业是国有垄断的，这个说法起码不准确。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承认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股权多元化了，但现在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一来民营资本占比不高，二来5家银行在市场拥有控制地位，这不是垄断吗？我认为这也有误解。世界各国银行业都在关注行业集中度，即前5大银行在该国金融市场上的占比是多少。从世界十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和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银行业的集中度来看，最高的是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和日本大体在50%~60%之间。而且这种集中度的提升，恰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谓金融自由化加快以后出现的趋势。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上述14个国家中，银行业集中度和该国的金融稳定程度呈现明显相关关系，并且历次出现危机之后，它的集中度都进一步提高。比如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61%和63%。而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其银行业的集中度恰恰是最高的。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的银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上升：巴西从1990年的50%提高到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90%，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
与上述国家相反，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明显下降，从1998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40%，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这里不讨论这种趋势是好还是坏，只想说明所谓搞市场经济集中度就低，只有搞国有经济集中度才会高，这个说法不成立。
在我看来，股权结构和市场集中度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国有控股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的提法是恰当的，而媒体也需要很好地正面发声。
孔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从个人的经历以及一个国企的发展，说明《指导意见》的正确性。中国航空集团是2002年重组的，当时国际航空公司负债率高达84%，一些二级单位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并且接下来的“非典”对我国航空业的打击非常严重。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们央企是有脊梁的，是共和国的顶梁柱。2011年我退出领导岗位时，国航的资产已经达到1833亿元，负债率降到69.5%，全年实现利润接近130亿元。
之所以回顾这段过程，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央企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趋势。2004年，我们刚渡过难关，就开始筹划上市。此后，在中信和中金的帮助下，2006年国航顺利在H股上市，而且创造了当年全球航空公司H股上市的杰出案例。不久后，国航再次整合重组，回归A股市场。
从分类上看，民航属于运输行业，民航央企的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但又属于主业充分竞争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根本不存在垄断的问题。事实上，近十年来，我国航空业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按照市场规律安排运力，也会卖打折票，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双重的使命和责任。
现在习主席出访都使用国航的飞机，这种专包机体制在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是很独特的。财政部有一点补贴，但是基本由商业航空公司承担，专包机数量最高的一年曾达到83架次。
当年玉树地震时，空军的飞机上不去，国航大概飞了十三四个架次；利比亚撤侨事件中，国航第一时间飞到第利波里机场，总共运回上万名同胞。我认为，国航这样的央企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国家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从来都是挺身而出。
谈谈央企在整个行业里的重要性。2014年民航的全国旅客运输量是3.9亿人次。按照交通部的大口径统计，全国每年的总运输量大概为30亿人次，现在航空运输占到十分之一。并且，在3.9亿人次的运输量中，“三大航”就达到2.8亿人次，占到72%。在国际竞争中，国航、东航和南航也是中国的“国家队”。如今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航空国，其中央企功不可没。还有一组数据，2010年国航曾以19亿美元的利润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航空公司；2010年和2011年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航空公司。虽然美国通过重组扩大了规模，重新夺回了全球第一的地位，但是目前全球领先的巨型航空公司中，国航、东航和南航都是榜上有名的。
从国航自身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正如《指导意见》所说，在国际、国内竞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非常客观的，也需要向整个社会再次重申。
陈惠仁*：国企改革需要良好生态环境
国有企业不是孤立的，因此国企改革也不会孤立地完成。我想谈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生态环境问题。指导意见第八部分，就谈到了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国企改革营造综合配套的生态环境问题。
现在中央讲重构政治生态，那么，国企改革是否也需要重建生态环境？现在国企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去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工作，以及对地方国企的巡视，都暴露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企业的问题主要应该由相关责任人负责，不能完全归咎于企业自身。这里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影响的作用还很大。所以是主观因素加上客观环境导致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反思。
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发展离不开外部机遇，但是外部机遇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个企业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之后，好的内部制度的营造，是决定企业能否发展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做事创新的员工在企业里能够如鱼得水，庸碌无为的员工混不下去，投机钻营的员工没有市场。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企业肯定是充满活力的，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不但要克服内部的一些障碍，更重要的是要顶住外部环境的压力。一个企业内部本来建立了很好的制度，但受困于外部压力，这些制度往往又被破坏了，而且是建立制度的人自己破坏的。有的因为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有的则是因为承受的各种压力，（这些制度）不得已被破坏掉了。而这种破坏是灾难性的，一旦开了口子，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赵亚赟*：国企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我们应该强调国企在危机当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在自然灾害，还是经济危机中，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的一个“战略武器”，在中国如此，在俄罗斯也是一样。2014年因为美国的制裁，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抛卢布、换美元的时候，普京命令所有国企减少外币资产、增加卢布资产，其中包括五大国企、三大石油公司以及两大钻石公司，这个行动一直坚持到2015年3月份。市场表现最为明显的是12月23号，当时俄罗斯五大国企加上央行一起卖美元、买卢布，当天卢布汇率就反弹了1%，稳定了人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国企都坚持每天抛售10亿美元。如果是民营企业，你就没办法要求它们这样做。
我们这次股灾救市，据了解，除了证金公司，国有证券公司的救市资金大概在1.5万亿元，其他国企的贡献也很大。虽然也有一些民营公司表示要“为国接盘”，但更多地是要求增持，关键时刻不能像国企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
国企还具有稳定市场和信心的作用。我国大型国有银行，还有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出现时成为维护市场信心的稳定器。在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很难出现类似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信心崩溃和社会恐慌，也无需美国那种大规模的救助，透支国家信用，制造庞大的财政赤字。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还是运转困难，主要依靠发债。虽然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有所好转，但财政拖了后腿，其在国际和国内的控制力显著下降。在财政方面，我国的国企能够始终为政府预算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是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在稳定人心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国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迄今为止，通过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改革，我国国企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当初习仲勋同志最早提出发展民企（当时叫私商），但他同时指出，国家战略命脉行业要由国企来控制，国企在国家战略当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国企不倒，国家难乱。
崔之元*：从“两个空间”看《指导意见》
前两天孔丹理事长在人民大学发言时提到“两个空间”，这次对《指导意见》的评价也有两个空间：理论上进一步解读的空间大，实践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大。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一条，“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30%”。例如，山东省现在已经把30%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并划转山东社保基金。
但我认为，这句话可能存在好几种理解，有解释的空间和实践探索的空间。一种理解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要上缴30%，而是整个国资委系统有一个调剂。这次文件中，关于“管资本”有四个排比句：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集中监管。从第四条来说，我认为就是向财政上缴30%的国资收益，可能更多地还是指整个国资委（包括国家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层面，而不是某一个企业，否则不利于统一监管，不利于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二种理解，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有三个新的提法，这次文件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化。一是首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允许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二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三是划转收益的30%。对于这三个新的提法，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相支持的机制。
比如说，以管资本为主和混合所有制，一种理解是国有资本将像巴菲特那样，并不当大股东，这样才叫管资本为主。但我认为，在“巴菲特”这种比喻的合理范围之内，可能出现董事会里国资并不是大股东，或者单一国有企业的国资不是大股东的情况，但如果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在治理结构当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要体现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也就是说，当劳动者在董事会与治理结构中发挥较大作用时，哪怕劳动者和国资都不是大股东，但是劳动者和国资结合起来，可能还是占据一个大比例。
孔总提到“身股”的例子，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不是用钱来买的，而是建立了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关于职工持股，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在1974年引入职工持股时对两个制度进行叠加的做法，一个是年金制，另一个是信托，就是所有企业退休的年金，再加上信托化的管理。
2011年1月11日，我国通过了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信托业“两法一规”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执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有可能成为一种比较大规模的引入职工持股的方式，同时加上“身股”的概念，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
张喜亮*：站在历史新起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指导意见》贯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总体部署，不仅关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也关乎整个国有资本布局的全面性改革，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新起点，从全球视野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进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把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项改革创新为我国经济结构布局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指导意见》还第一次提出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构想，使国有资产监管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使命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对国有企业有制度自信。”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建立到发展，确立了基础地位和中流砥柱的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国有企业根本制度的自信，党的领导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上普遍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市场化”，貌似“市场”是不证自明、正确有效的。《指导意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强调了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和发挥国有企业党建的作用，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