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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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重读毛泽东》意大利版序
韩毓海 来源: 2018.06.06 10:03:34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精神,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需要理性,而人欲改造世界,则需要意志与热情、信念与想象。黑格尔认为,宗教和艺术比哲学高明,哲学又比科学高明。一个缺乏信念与想象能力的“理性人”,他的认识越客观全面,往往就越无所作为,因为意志让他行动,理性却劝说他必须顾及代价不要行动。鲁迅也曾经自我反思说:看事太细,既多疑虑,往往不能勇往直前——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期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访问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家”,是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他24岁时,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做了1.2万多字的批注。那时的毛泽东,关注的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他认为: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精神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毛泽东也曾经是“青年康德派”,后来的马克思并不是抛弃了黑格尔,而是“颠倒”了黑格尔,他认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经济交换活动,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同样的,后来的毛泽东也不是抛弃了康德、黑格尔,而是“颠倒”了他们。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你没读过马克思,如何谈得上反对马克思,你没读懂毛泽东,谈何“非毛化”?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精神不等同于理性和知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精神活动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叫知识,二部分叫理智,三部分叫信念,四部分叫想象。一、二部分合称理性,三、四部分合称意见,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后者产生了前者,因此他说:理性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实在世界与产生世界的关系,就是辩证法。

康德发展了这个说法,他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的三大批判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劳动者要掌握机器、掌握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不是“理性”,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都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只有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精神还包括信念、想象,还包括热情、意志。因此,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去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那么长的书,竟然被他翻烂了。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

看不起毛泽东的人,说他没读过北大,比较没有知识。但在毛泽东看来,北大人是有那么一点知识,但缺乏的却是精神,是信念、是热情、是想象力。所以,他们充其量是些被知识压垮了的哈姆雷特,不但精神上萎靡不振,而且身体上也萎靡不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不是青年,而是老年。

中共一大代表中,北大学生起码有三位,会议主席张国焘、北京代表刘仁静、湖北代表包惠僧,结果是一位叛党、两位脱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上很强,但相比于知识能力,这三个“学霸”的信念和意志能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认识毛泽东,认识现代中国

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192177日,《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一篇《短言》,算是中共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足够短,只有千把字,但却如电光石火般照亮了中国与世界。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势必把中国和中国的劳动者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中国未来的前途,一个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是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中国就不能避免革命。宣言说:中国跟着日本人走没有希望,跟着美国人走也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参阅俄国人的路——而这就是结论。

如今一百年就要过去,看看世界和中国走过的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预见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认识了真理,而且人家用千把字的“短言”,就说清楚了真理。

但是,更要紧的却是:认识真理、说明真理,与践行真理——这期间相隔不啻十万八千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何其聪明,但他们先选择跟汪精卫,后来又当汉奸,绝非一念之差。而正是他们的聪明和理性,正是他们的“智商”害了他们自己。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哪一位不聪明,哪一位不理性?哪一位不学霸?他们难道一点不明白冒险主义会葬送革命?他们难道丝毫不懂让向忠发、博古领导党,让李德指挥红军这是开玩笑?但是,关键时刻,恰恰是个人权位的“理性考虑”战胜了理想信念。

在一大、二大期间,中共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中共设立健全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从三大始。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便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这不是白当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企业是汉冶萍公司,而毛泽东则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协助他的刘少奇,则是毛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到苏俄留学的。

张国焘回忆说,正是在三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实干家。实际上,早在中共四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陈独秀总书记的设想,理由就是:陈不是领导国共合作的理想人选。而据郑超麟的回忆,那个时候,最有资格竞争总书记位置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在国民党中最能干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却对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弃置不顾。郑超麟说,这恰恰说明,毛泽东的境界,要大大高于其他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而当官非我所愿。

邓小平负责了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后来说,在八七会议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刚开始发言,就被打断了。毛泽东很守纪律,人家不让说话就不做声。八七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州,然后中共中央由武汉搬到广州去。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赶来,要求推迟或者取消起义,为此,谭平山和周恩来一起对张国焘拍了桌子。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他是张国焘的北大师弟,也是一个大学霸。而周恩来与张国焘也因此结怨。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周恩来说,“说许多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觉者,他们个个都是人杰。如果说他们都不想当党的领袖,那不是事实。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哪一个没有领袖欲?如果说其中有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这个领袖没人想干、也没人能干,那就是在湘江会战之后,是在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到36千人之后,而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山穷水尽的时候,被硬推出来的,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

1935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是:“看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气。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此前这些道理,毛泽东讲过多次,而毛泽东坚持这些道理,并不是要做党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正是因坚持这些道理而被多次撤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当总政委,而莫斯科派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又反对张国焘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被一致推举,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而毛泽东对此的感慨是:你们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毛泽东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书先生,从来没想过当党的领导人——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有聪明人才能当官,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聪明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不“聪明”。因为认识真理与践行真理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理性,后者则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信念与意志。中国革命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更是践行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举了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也不差。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搞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哪个不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他们都想,而且不是假想、是真想,只是都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是什么?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西方的资本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贷款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情谊”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苏联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60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这样写到: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穷棒子社”——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

毛泽东曾经预言: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斗争更伟大,道路更艰苦。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冷战”就已经开始了,195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西起巴格达、东到日本的新月型包围圈,从南边把中国围起来了。1960年以来,苏联又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看看世界地图,很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被最强大的两个世界霸权及其阵营在四周包围。

中国共产党过去讲“反围剿”,讲的是反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壁合围,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种包围,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如果说“反围剿”、如果说“突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围剿”和“突围”,才是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而“站起来”不容易,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说,严峻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那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即发展“比较优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重工业、军事工业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用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核武器,不能用,研制、保存起来很费钱,这是高投资,但没有产出的东西。生产钢,它也不顶饭吃,也不能穿。但是,为什么要生产呢?道理很简单,你没有这个,人家就打你。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不是不懂比较优势,不懂市场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建国之后,陈云就提出来,要搞重工业,就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因为轻工业、农业产品能赚钱嘛!赚了钱,我们才有积累去搞不赚钱的重工业,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即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简而言之,用今天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用市场来补计划。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中国与苏联道路的区别,就是尽可能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础建设服务。农、轻、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后来说,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发展来的。这就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怎么叫“站起来”?总的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重重包围之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走了我们自己的路,这样才真正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突破空前的封锁的过程,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突围的过程。

中国突破封锁,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是代价空前。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苏联封锁我们,他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拖到了泥潭里,这样,才有尼克松的访华。他们也是代价空前。

所以,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美国是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才向太平洋的那一边,向中国伸出了和平之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包围,哪来的突围?没有代价,哪来的和解?

因为要理解毛主席,就必须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理解鸦片战争以来170年,建党以来97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思想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说,功成不必在我,他还说,不需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他更说,如果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毛主席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得罪苏联呢?为什么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跟着苏联走,不是更安全更省力一些吗?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党,就会像苏共那样垮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瓦解。没有毛主席奠定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不仅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而且更是为后人扫清前进的道路,为开辟新的伟大时代奠定基础,真正理解毛主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只有理解了五千年、170年、98年的一以贯之,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时代。

伟大也要有人懂,如果不懂历史,那就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三个法宝

现在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角度需要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苦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编辑  迟晨光)



*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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