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续）
很多人看来，五四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领导中国，那么，五四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李大钊所代表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元培在演讲里说的——学生自我牺牲的精神，国民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大钊最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精神。毛泽东认为，这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为有牺牲多壮志。
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易克嶷，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先驱，他们都坚信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这使他们不可能相信工农、相信劳动人民。陈公博、周佛海也是这样，他们都有学问，但他们只相信学问大的，看不起学问不如自己的，他们看不起毛泽东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张国焘的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弟弟张国庶，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上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但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犯了错误，后来叛变了。他与邓中夏完全不同，邓中夏至死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他的牺牲是最有感召力的。段德昌是在肃反中被夏曦杀害的，他牺牲的时候说，砍死我吧，留着子弹去打敌人，他并没有改变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授衔，大家摆不平，毛主席就讲段德昌。讲段德昌的时候，毛主席痛哭失声。他在七大的时候说，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牺牲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缺点不能改正，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吗？
什么是五四的精神，什么是北大的光荣作风？自我牺牲精神是基础，五四精神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当然也不是陈独秀作风。
邓中夏：分道扬镳
说起五四运动，从1918年5月新华门请愿，到举办平民演讲团，创办《国民杂志》，到领导五四运动，邓中夏都是最杰出的领袖。他开创了社会调查的学风，也是第一批到工人那里去搞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也是很受他的启发。邓中夏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等一系列文献，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他牺牲了一切，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最大的光荣与骄傲。从留下的照片看，他非常帅，几乎每个人回忆他，都会说，他非常干净，非常美——邓中夏这一辈子，与“油腻”二字沾不上边，他永远年轻。
邓中夏创办了《国民》杂志，这本杂志最早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伟大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邓中夏也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诗人，他的诗比胡适的好太多了，但在如今的各种白话诗选本里，几乎无一留存。
1920年5月，邓中夏放弃出国留学，去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那时他写过一首诗：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唤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1964年编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总理说，把这首诗放到史诗里吧。但谁知道这首诗是邓中夏写的呢？
1920年6月，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国留学，其时，同为学生领袖的邓中夏也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淡然放弃了。他说，中国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劳动者，中国的劳工不站起来，中国永远不能站起来。就在那个月，一部分学生领袖出国了，而邓中夏放弃出国，去了长辛店，从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谁能想到，从此一别，就是两个阵营了。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代，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他领导的，蒋介石很忌惮他，他是北大平民演讲团的头，能演讲，善作文，会煽动，关键是他手里有枪。
诗人往往理想主义，但邓中夏知道政治归根到底是实力。大革命失败之后，邓中夏率先提议举行南昌起义，因为他知道，枪一丢，再如何空谈革命都没用了，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指出的，需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枪是能够打死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再也不能有“缴枪”这种事。
邓中夏去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校长是于右任，不管事，实际上邓中夏为共产党办了一所大学，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请去讲课，自己也讲课，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学吸引去的。可以说，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时期，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是最好的，他在上海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基础是社会调查、社会分析，邓中夏是开创者。邓中夏的学问好极了，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时，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写文章，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划分为封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
邓中夏在洪湖根据地时，用一个旧式的账簿，凭记忆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史稿》，交给郑绍文保存，说总有一天可以出版的。1932年8月，国民党进攻洪湖根据地时，郑绍文丢失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这部党史。邓中夏牺牲前，在南京监狱遇到难友郑绍文，得知稿子丢失，遂叹息说，“再也没有机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1932年12月末，邓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为王明掌权了，所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李英）在日本纱厂做工的每月七块钱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块钱。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尽了酷刑，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治来看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被莫斯科回来的那几个小流氓欺负出卖到这样，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觉得，在这些小流氓统治下，中共还会有什么前途吗？你这样的了不起的学者，这样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与他们为伍呢？邓中夏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们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你们站在劳动大众的对立面上，你们连人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可怜我！这是很著名的对话。
杀邓中夏，是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一方面认为，邓中夏出身官宦，却脑子进水，要为工农要平等，另一方面是——他人长得太帅，煽动能力太大，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说，邓中夏是“卡里斯玛”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能闹起来，全凭这样的人物。
蔡元培与蒋介石有个共同的朋友是张静江。邓中夏曾经写文章批驳张静江，张静江认为，邓中夏这种“好人家的儿郎”竟然去替工人说话，做工人领袖，这是新文化运动走了歪路的结果。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张静江被蒋介石抬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和张静江兴高采烈当了蒋介石的枪。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前，在卖了自己又帮蒋介石输光了本钱之后，张静江终于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失败，是败在本党同僚、利益集团手上。不回应工农的诉求，一个无论怎样标榜革命的党，早晚要亡党，国民党的失败在于本党同僚，即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乡绅资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邓中夏出身于统治阶级，官宦人家，但他放弃出国留学，他参加创立共产党，他为劳动人民求平等，乃是发自初心，发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亲无法劝阻他，王明、蒋介石更不能阻挡他，世界上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邓中夏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杨昌济有三个好学生，毛泽东、邓中夏和蔡和森。当年，湖南一师的毛泽东与高等师范的邓中夏经常一起爬岳麓山，谈天说地。
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从北大跑到了湖南，帮助毛泽东组织了湖南学联，又在北京接应毛泽东的驱张代表团，那个代表团里的李启汉与邓中夏一起领导工人运动，被敌人杀害了，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嫁给了邓中夏，他们一起坐牢，先后有四个孩子，三个夭折了，一个留在苏联的保育院，再也没有找到。邓中夏去世后，李英改名李明夏，她到延安后， 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说，期待你继承启汉中夏的遗志，为党继续工作吧。毛泽东信中说，启汉就是我的亲弟弟一样。
1945年3月1日，毛泽东给李明夏回信，第一句是：小妹同志——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宋人蒋捷的词，编者注）
这是毛泽东晚年很喜欢的词，在这词里，有邓中夏，有蔡和森，也有红楼，有当年的北大。
毛主席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一个青春之我。他晚年经常回忆那些从红楼走出去的人。82岁的时候他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邓中夏这种饱受中华传统文明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明优秀在邓中夏身上是契合的。首先是平等，这个平等是内在的。儒家讲四心，第一条叫恻隐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佛家讲众生平等，道家讲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初心。
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沙滩红楼后面，有一个吉安左巷胡同，吉安左巷8号是毛泽东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住的地方。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一墙之隔的吉安左巷6号，住着北大学生魏野畴，他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毕业后回到陕西，是陕西共产党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创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多年之后，毛泽东又从江西吉安出发，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那时魏野畴已经牺牲了。这就是历史啊，伟大的事业，如同天命。
毛主席年轻时代是相信知识分子是中国的领导力量的，是讲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他过去看工人农民脏，认为他们有病，身体与精神都有问题。但是，他后来变了，他说有病的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比较健康一些。知识分子能领导中国吗？仅靠知识分子的领导能改变中国吗？这个问题，历史已经有了答案，改变中国的不是蔡元培，而是毛泽东。不是蔡元培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大，而是毛泽东所走的延安道路。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改变中国，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必由之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中国人民的疾苦如何去疗救，他的出发点与严复、鲁迅、蔡元培没有不同，但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中国的疾病，那些自己认为是大夫的人，不仅是药方不对，而且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这些毛病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合群，把孤独看作知识分子的美德，众人皆醉我独醒，严复、鲁迅、陈独秀乃至瞿秋白，无不具有这种毛病。毛泽东说，这种风气，反映在共产党里，就是党风不正，叫主观主义，就是孤独不合群，不讲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要密切联系群众，治这种病，就必须讲群众路线。
第二是迷信书本知识。天真地认为，中国治理者不行，因为他们不读书，不学习，他们书本知识不行，这种看法，就是光绪、慈禧、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迷信书本，教条主义，这是学风的问题。迷信书本知识，这也是病，治这种病，就必须讲调查研究，必须讲实践。什么是社会知识？离不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那种唯书本知识、不讲实践的人，也有病。
第三是看天下人都有病，就是自己没有病，以名医自诩，要知道，在给别人看病之前，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病，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谓整风，就是看病，要给那些自诩为名医的人看病。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高远的，他的基础是为天下苍生作出彻底自我牺牲的道德，毛泽东在著名的“老三篇”里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毛主席对于五四和北大的反省中，也包含着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劳动人民有没有缺点？有没有毛病？
毛泽东当时的回答当然有。问题在于，如何去看待劳动人民的缺点，一是要有感情地去看，二是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劳动人民的病，是落后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是压迫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
其实，我们党一直就期望把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改造成为一个以劳动人民、以工农为主体的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把劳动人民作为劳动阶级，作为根本的领导力量，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为此，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把毛泽东视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大救星。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主席说，谁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工人阶级就要落后了，工人阶级需要改造，难道资本家就这么高明，反而不需要改造了？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所有的都要不断改造，这样才能进步。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劳动人民有病，需要知识分子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有病，需要劳动人民去改造他们。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毛主席说，所有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其实，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也是哲学辩证法的实质。
五四时讲科学，是讲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今天讲科学，是讲用技术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科学的理解。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些把科学理解为推行技术方案的人，他们没有批判精神。我为什么写《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就是说这套对科学的理解，不是五四时倡导的那种科学，五四的科学是自我批判精神，现在仍要倡导自我批判精神。
结语
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校，它是一种象征。理解北大，很难。
因为有许多的误解，这误解也是隐喻。比如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力量，北京大学总是引领前进方向的。再比如说，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传统的就是中国的。我不赞成这些说法。我们要阐述的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的方向，才是我们的方向；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北大最可贵的精神；不是改造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改造工农劳动人民，而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永久奋斗，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性格。
你是一颗火种，点燃了这块沉睡的土地。
你是一个预言，划破了那个黑暗的世纪。
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
你叙述着一个真理，救中国，救人类，救自己。
重访红楼，重访我们的前人的足迹，我们想到什么？
星火燎大原，红楼望云翥。千里江山无觅处。换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漫道谁人曾住？
旧游旧游今何处。少年梦断神州路。国际悲歌歌一曲，万里长空送君去。君且去，休回顾！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