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也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这句话背后，是对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探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关键不在于讨论某些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是项羽所谓“一人敌”，科学方法是所谓“万人敌”。
现代知识和教育体系的建立，背后是放弃儒家的四书五经，建立严复所谓的“群学”——这是科学最早的说法。什么是“群学”？按照严复的说法，“名数质力”是第一层，“天地人”是第二层，其中人的知识又分为主观的、客观的，体的和用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学是主观的，是体；技术性的工程、机械、制造是客观的，是用。划分清晰。我们后来的学科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群学”划分的启发。
当然，这与我们采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有区别。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
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大传统。
第一是马克思所代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它立足于分析社会各阶级与社会各集团，把劳动阶级视为生产力的主要体现；
第二是权力分配或者权力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分析一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其特定的统治方式，比如说是神权的、王权的、封建的、官僚制的、党派的等；
第三是所谓风尚或风气的分析方法。包括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社会病理的分析。
什么是风尚或者风气呢？五四时期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新青年》最早的编委之一），在《社会与教育》中详细讲解了“风尚”。他说，古希腊有一个固有的词，讲一个社会特有的习惯、标准、观念，叫“ethos”，我们翻译为“伦理”，这个词是理解希腊城邦政治的关键，罗马后来把这个词叫做“Mores”，我们翻译为“道德”。它表示什么意思呢？陶孟和说，这是最难解释的方法问题，五四时期称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而孔夫子理论称其为“儒家伦理”，其实指的都是社会风尚、社会风气，我们翻译为“伦理”似乎太狭窄，翻译“道德”，似乎又失之过高了，很难精准解释。
这是一种科学分析方式，其前提和研究的出发点，是把人作为一种体格与性格进行研究。首先它是天地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特定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卢梭还是孟德斯鸠，他们的方法的起点都是如此，强调要研究人的体格与性格的形成。希腊特别强调城邦制度对于形成体格与性格的作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这是他们的基本方法。从这个基本方法入手，才能理解他们的著作。
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在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当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组织方式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方法，对于结果——即现代劳动生产方式对于现代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塑造，分析得很少，劳动人民的身体情况、精神状况，这种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太明显。
韦伯代表了权力分配的方法，在权力支配下的特定人格分析。他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卡里斯玛（Charisma）的人格，什么是官僚的性格，他对权力支配方式的分析更加生动。
弗洛伊德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代表一种病理化的分析，那就是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对于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有什么影响。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循环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加上权力的支配方式，塑造了人的体格与性格、身体与精神。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活动是这种性格演变的历史，也就是卢梭以及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与风尚演进的历史。毛泽东所谓学风、文风、党风，就代表了这种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方式。
我们把这三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就会了解，历史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那么简单的公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力图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尽可能用很短的话进行概括，马克思自己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最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首先是从典型性格入手。韦伯式的典型性格，是社会风尚和风俗最集中的表现，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典型环境造成典型性格。最伟大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从路易·波拿巴人格的分析开始，展开法国史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的高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峰。
弗洛伊德的方法更进一步，是社会病理分析，或者叫症候分析，他抓典型性格，以此来分析和揭示形成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他所谓的典型性格是病态的性格，因此去分析社会的病态。
社会科学是从研究人格出发，去研究典型环境，就是风俗、风尚的形成，例如五四的学问、学风的变化，引发文化运动、社会风俗的变化，以及背后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权力支配方式、制度变化，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到党派政治，等等。
从弗洛伊德的病理分析，到韦伯的权力分析、风尚的分析，然后才能抵达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典型环境的分析。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力图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的基础。
正确的社会科学方法，一定要注意分析社会情绪，从精神的角度分析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乃至情感。对于人类历史，消极的情绪与积极的情绪的观察，即所谓人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就特别重视正确发挥积极因素、避免消极情绪去分析社会，分析历史。
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后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时，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开始讲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我讲的是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的现代人格、现代风尚，与中国特殊的现代历史处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仅仅是罗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特点，人家就会问，难道这些特点西方没有吗？这种争论如果完全是抽象的、概念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这样进行概念的抽象争论的人，其实完全没有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同文馆的建立与“鬼子六”人格
郝平在《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中讲述创办京师同文馆之初的情景，恭亲王奕?和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两个人物的精彩博弈和较劲。这两个人的争论，在郝平的书里非常亮眼，郝平的基本观点是北大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它是要有人去做的，关键是谁来做，是怎么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理解一个时代，不能从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入手，而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入手。郝平炉火纯青地运用了马克思倡导的方法。
如果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入手，当时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本朝是以忠孝治天下，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里面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传统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体与用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以倭仁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与“鬼子六”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
如果我们从历史人物的人格或者性格分析出发，恭亲王“鬼子六”是个非常亮眼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意识形态都不信，他就信实力和权力，他相信实力起决定性作用，管他白猫黑猫，能把事情办成就是好猫——这就是恭亲王的信念，他代表的不是哪种意识形态，检验一切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有用没用，有效没效。分析这样的人物，从意识形态出发是完全不行的，分析清王朝的历史，分析近代以来变革的动力，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也是完全不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真理。
马克思说，正确的办法是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如果把生产力换成实力，那就好理解多了。马克思在描写鸦片战争的时候说，这是一幕天才也想象不出的戏剧，在这场冲突中，天朝帝国和“野蛮人”代表的是道德和文明，而大英帝国代表的是贱买贵卖的粗鄙的法则，是利益和实力。最后是粗鄙战胜了文明和道德。这就是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去观察晚清的历史，从实力与道德的冲突角度去分析，那么，第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鬼子六”。他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太能干了，能干就是他的缺点。有了这个特点，他就没有机会继承皇位。道光之所以没有让他继承大统，因为他是所有皇子里面文韬武略最强的一个，人人都说，“鬼子六”太聪明了，于是就不厚道，就不仁义。所以，道光就选了文韬武略远不如他的四皇子奕宁做皇帝，奕宁的人格症候是很明显的就是木讷，因此稳当，犹豫不决，关键时刻下不去手——但这就是厚道。
从韦伯的分析角度，清王朝的权力分配机制，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历史的大变局，为核心权力层这种性格的强化提供了典型环境。
咸丰死后，恭亲王联合两宫皇后发动辛酉政变，当时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26岁，诛杀五大臣之后，作为五大臣同党的曾国藩等，继续得到提拔和大胆任用，同治中兴因此开始——这是能力的胜利。如果没有辛酉政变，清王朝可能早几十年就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
所以，办新军，办新学，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洋务运动，敢于废科举、办学堂。这些都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能力出发的，从实力考量出发，从权力考量出发。对“鬼子六”来说，大清的存亡与强弱，这是唯一考量，选贤举能的标准在实力，至于意识形态和孔夫子，该去哪里去哪里。这一点，他与慈禧是一致的，只不过慈禧比他还进一步，当她儿子同治的权力受到一点威胁，小叔子“鬼子六”就将该去哪里去哪里。非如此，不能理解晚清大刀阔斧、血雨腥风的改革。
如果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出发去分析历史，那么倭仁代表儒家意识形态，“鬼子六”代表西方的洋务意识形态。但实际上，“鬼子六”根本就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他们彼此看不上的原因在于：“鬼子六”认为倭仁无能无用，而倭仁认为“鬼子六”滥权、庸俗。用陈寅恪的话说，那个时代的症候是，满朝文武，要么腐败无能，要么能干腐败。
办同文馆是让进士们在读圣贤书之外，也能学习外语、数学和天文，增加一点实际的能力，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今的读书人根本没有啥实际能力，没有真本事。恰恰就是这点，触动了倭仁敏感的神经。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最忌讳的人格弱点：思想和意识形态不顶用，能办事才是硬道理。
实用主义，这是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在人格上的通病，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长处。帝师倭仁反对建同文馆的理由冠冕堂皇，他认为为什么要“师夷”？我们到底以谁为师？当然应该以孔夫子为师，中国处在危亡当中，最需要的是忠孝节义，对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天文、数学就是所谓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有，他还特别举出了墨家和大禹的例子，我们既然从来就有这样的能力，何必向西方去学习？
倭仁的结论是：满朝文武中最没有能力的人是“鬼子六”，因为他读书太少，竟然不知道天文和数学。倭仁认为中国最好。
争论摆在了慈禧面前，同文馆办不办？这是对慈禧的考验，此时可以看出慈禧是什么人。慈禧将倭仁慷慨激昂的奏折批给“鬼子六”，要杀杀他的威风，你别觉得自己有能力，在人家眼里，你读书太少，根本没能力。而奕?的办法是甩锅，是以退为进，他说既然倭仁学问大，他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懂科学技术的人，那就请倭仁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好了，何必用我呢？于是，慈禧再把“鬼子六”的奏折批给倭仁，让倭仁把全国懂天文数学的人两个月内立即召集起来。倭仁软了，他说我这个帝师是把握大方向的，我懒得去办这种小事，“鬼子六”坚持要办，那就让他去办吧。慈禧说，恭亲王，那就请你大胆去办事吧！读外国书，也是读书，也是增加能力。同文馆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慈禧对于“鬼子六”的态度一贯是要用，但是要控制使用，要随时杀杀他的威风。
要理解晚清以来的中国改革，不能简单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奕?来说，改革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只要能够加强国家能力，管它姓中还是姓西，都可以办。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鬼子六”具有改革人格，他判断一切的标准是实力。在慈禧看来，对于“鬼子六”这种实务派、能力派，关键时刻必须用。没有“鬼子六”，她自己不可能上台，然而“鬼子六”的能力太强，平常要整整他，以防止他野心膨胀，防止他出圈、走歪路。因此，这个时候讲意识形态正确性就非常有用，就需要倭仁这种人出来起掣肘作用。
“鬼子六”这一辈子，几起几落，反复挨整，他的体格也不是很好，65岁戊戌变法的时候去世了。对于他的一般评价是：恭亲王心狠手辣，不善于团结人，大家都怕他，他也希望别人怕自己——他有威无信，但能够很好地分析整个社会的症候。
现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就是过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所在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同文馆，都是恭亲王奕?创办的，当年“鬼子六”就是在这里办公的。而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家也在这里。五四前夜，蔡校长就是从这里出发，徒步走到北大西宅，向学生们痛陈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会导致亡国。
这说明改革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改革是为了增加国家实力，那些追求实力和能力的人发动了改革，但没有权，你怎么改革。在晚清中国，就是那些能办事的人，拯救了晚清的危机，比如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他们造成了同治中兴，而提拔这些人也是这些人的突出代表是恭亲王奕?。
所以，从能力出发，从生产力发展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剖析历史，才能深入了解历史。
严复：人有病，天知否
鲁迅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从医生的视野去看社会，认为中国社会是有病的，国民的体格与人格都是有问题的，他也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出发点。
鲁迅这种看病的方法，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第一个发明者是严复。他出任同文馆译书局的总办，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第一个从诊断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人，通过翻译来揭示中国社会、知识的痼疾，而他自己也是这种社会痼疾的受害者。
严复是一个非常不得志的人，虽然是海军出身，还是伊藤博文的同学，但他科举考试很不顺利，一直没有得到功名，所以才到了同文馆的译书局。
严复认为，西方的知识是黜伪崇真，西方的制度是屈私为公，西方的知识是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是追求公平。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说，严复理解西方的方式，令西方人自己也感到吃惊，似乎西方经典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等于公平，而这种公平就是为了反衬中国之不公。我想这与严复的心态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北大这位学海军的第一任校长，坐视甲午战败，没有得到专业任用，科举他也考不上，满肚子海军知识都废了，只能去搞翻译。这种愤懑的心态，决定了他翻译什么、怎么翻译。比如说，他选择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给中国制度定位于“专制”，这种专制不是法治，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专制。
孟德斯鸠认为，法的基础是风俗与风尚。中国的法不好，是因为中国的风俗不好，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一种坏的风俗之上，任人唯亲，家长里短治天下，分不清家规与国法，专制就是家天下，就是一家一姓的独裁。
严复的翻译，不仅仅是要提供一些新知识，而是要改变中国的风俗，他与风俗相对抗，因此他是很孤独的。孤独是近代改革者的一个特点。
严复翻译的作品影响了孙中山以来一批的革命者，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这可是奕?当年创办同文馆所未想的。他怎能想到译书局里招来了一个如此愤愤不平的人，用清王朝自强的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专制的帽子。
严复选择的《国富论》就是为了给大清看病而写的，亚当·斯密确实有三处提到当时的大清王朝。其中一处讲劳动生产率，举了大清为例。他说大清王朝虽然非常富裕，但这个富裕背后掩盖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因为劳动力的价格被不断地低估和刻意的压低，而这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专政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结果。士大夫治理的特点，必然是把体力劳动视为可耻。
斯密举了一个例子，说欧洲的行会师傅很幸运，坐在自己的店里坐等顾客就可以了，而中国的行会师傅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找顾客，因为行会师傅的手工劳动、体力劳动在中国被轻视，这造成劳动力价格一路走低，造成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说，劳动力便宜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是，按照斯密的说法，恰恰因为劳动力价格不断降低，中国就会长久锁定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地位上。落后经济就是历史学家伊懋可所说的高度平衡陷阱。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发展机器生产，用人比用机器要便宜也是因素之一。
《国富论》不是为了攻击大清王朝，可是在严复眼里就是为中国写的，他是带着问题，从为大清王朝看病的角度去从事他的翻译的。
毛泽东说，人有病，天知否？这句话，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要从问题出发，从人民疾苦出发，从改变风气出发，从改变党风、作风、文风出发。他在延安时说，对人要猛击一掌，说，同志，你有病啊！还说，我们的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严复提出“群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在逻辑、数学、化学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由这个知识体系支配和改造的现代世界。对真理的追求是重要的，但是关注人的情感和情绪的世界也是重要的。
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知识与开风气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三个重要人物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废除了科举之后产生的读书人。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代表，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什么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过去是皇权，宋代以来皇权的结构，是由士大夫-官僚-地主来支撑的，这个结构在废科举之后瓦解了。中国的力量之后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靠什么领导？五四运动的结论是靠科学、民主，靠新文化、新道德，这也是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共同出发点。
最坚信知识分子是领导中国、改造中国力量的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与严复不同，一贯是知识体系里的翘楚。他曾高中进士，是翰林院编修，曾游历欧洲，对于西方文化非常崇拜，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坚信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蔡元培领导北大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蔡元培还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并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虽然他是官，但他看又不起官，这与他对何谓领导的理解有密切关系。蔡元培认为官并不是领导，知识分子和知识才是社会的领导者，他毕生的理想是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服务。沙滩红楼是蔡元培工作的地方，在红楼的后面，也就是今天《求是》杂志社的旁边还有一座楼，那里是蔡元培创办的中央研究院。
无论是谁，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只要它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蔡元培就不与之合作。他还提出了“劳工神圣”。对蔡元培来说，如果劳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那它就一点也不神圣。当他发现劳工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赞成“劳工神圣”。严复主张竞争进化，优胜劣汰，蔡元培主张互助进化，弱者也可以进步，比严复更讲平等；章太炎主张俱分进化，就是善也进化，恶也进化，人的弱点也会进化。劳动阶级是有缺点的，是有毛病的，这种毛病是会遗传的，也是会进化的。并非社会条件改变，劳动者地位改变劳动者的缺点就可改正，他们那些缺点是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
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是中国三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却是三个不同类型的典范。蔡元培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领导，他懂知识分子，也迁就知识分子，他成功地缔造了北京大学，缔造了中央研究院，他是北大之父，中国知识分子之父。但是，蔡元培改变中国了吗？进一步说，他坚信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领导力量的信念，是正确可行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蔡元培的信念没有改变中国，这是蔡元培的悲剧。
李大钊是典范，他首先是道德的典范，他的道德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李大钊对学生如同慈父一样，受他资助的学生非常多，那么多北大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受到李大钊的道德感召。安葬李大钊时，北大的教授纷纷出资，他们说，我们虽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佩服李大钊的人格。
李大钊道德的基础，就是自我牺牲。他说，最壮烈的风景，在于崇高，最壮烈的人生，在于牺牲。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说到了李大钊的道德。李大钊与毛泽东共同的地方，在于站在整个宇宙中看人生，一放眼就是一万年。几百年对他们来说不算回事儿，个人得失不算事儿，所谓成就无非就是负担，因此要永久奋斗。李大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道德和牺牲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人类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所以，李大钊牺牲的时候，蔡元培看到报纸放声大哭，知识分子的领导力，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李大钊的作用。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担任过五届总书记。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风尚，他是开风气的人。他的《敬告青年》就是开风气的宣言。开了什么风气？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青年是好的，老年是不好的；西方是好的，中国是不好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不好的；进步是好的，保守是不好的；实利是好的，虚文是不好的；发展是硬道理，开放是硬道理，有钱是硬道理，年轻是硬道理，其余都是虚的。这就是陈独秀的作风。他开创了这种作风，这种作风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他当了五届总书记，靠引导风气来领导，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中，陈独秀风气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这种风气是他开创的，至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这种风气，就是北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