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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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思考

韩毓海 来源: 2017.12.04 14:09:47

 

 

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关头

 

首先,党的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大会,更是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谓是英雄造时势。这样的历史大势,形成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全国人民的自信和信心空前高涨。

第二,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体现、恢复了“共产党人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官的”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新的领导集体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脑部,打破了官僚主义、科层制,坚持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人设位,使我们党的领导层核心更加突出,力量更加集中,使夺取伟大胜利的把握更大。

第三,十九大报告既是习近平同志思想的结晶,也是全党思想的结晶,其中: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矛盾与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第五个现代化理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命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届一次人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宏图的雏形开始确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总书记的论断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会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1992年算起的30年,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之后,要向历史提交的重要答卷。

第二,我们要实现总目标,就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去研究人类制度的发展,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全国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聚焦总任务。

所谓深厚的历史眼光,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立足中国大地。中国自身有着漫长的制度建设的传统,其传统制度的核心是礼制,法是礼制的一部分。什么是礼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致福轩”,曾是前清的军机处。“致福轩”墙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经国序民,莫重于礼,礼在《五经》,礼有二意,曰持曰祭,持以章德,祭以天地。礼制,一是讲天下秩序的结构平衡,二是讲治理的基础,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即同心同德。故头一句可以概括为“大道之行”,后一句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根据这样的治理体系,去选拔有治理能力的人才,就叫“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可以说,西汉以降,中国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来治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宋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礼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儒家思想大致有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新法派”。王安石认为,后代对于礼制的理解脱离了制度思考和制度设计,经学成为与治国理政无关的纯粹学问。所以,他认为改革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改革学术和教育体系,恢复《五经》中治国理政的内容,使治理之道在于学。王安石也改革了学校制度,以学校制度的改革,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或者道学派,他更加强调对治理者进行道德约束,使先天的道德,即他所谓的“道”与“性”作为士大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朱熹把士大夫作为治理的主体;同时,鉴于唐代之后,门阀士族已经崩溃的事实,朱熹重视宗族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宗族作为治理的基础,使得礼由“天子之礼”,变成乡规民约和宗教家礼。朱子学在明代成为中国和东亚的官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第三个流派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对于前两派都有继承,即一方面是恢复儒家治国理政的传统,一方面则把治理的基础放在基层。上述思想,对于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康有为、魏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成分。

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治理的优秀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启发人民觉悟,使人民同心同德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这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不忘初心。同时,把天下秩序的结构运动,努力转化为现代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党。而大国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制度。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必须有充分的自信。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费正清曾经向美国人民阐释新中国的制度。他说,中国革命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新的礼乐政治(Rule of Virtue)。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提供的是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则是启发人类广泛觉悟和同心同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费正清所阐述的,在中国文明中,法是礼制的一部分,法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离开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离开人民普遍觉悟,离开了人民赞成不赞成,法制建设就没有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制度建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深入研究中国制度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西方制度和法制做出片面理解。例如:我们应该研究分析法德制度与英美制度的区别,避免以英美制度、海洋法系作为西方制度的唯一圭臬。康德、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都尖锐地批评说:英美法系将权利等于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排他性的。这样的法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研究西方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的经典,应该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推进我们的制度建设。

第四,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改革的实践。例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审判过程当中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当事人和律师为核心,以保护当事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这容易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学术界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工作,主要落实在加强《民法》即市民社会法的建设之上,这是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无民法,中国发展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也忽视了中国革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探索与成就。

第五,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既要看到,传统中所包含的民间调解机制中,有丰富的遗产需要继承,更要看到,从以家族、父权制为基础,到以人民为本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继承传统遗产的时候,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我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是根本问题。古往今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关键就在于制度合法性的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颜色革命陷阱”。习近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深刻提出并且以广阔的视野,阐释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的党,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这些重要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雄伟气魄,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推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离总书记的要求,离我们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的要求,离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甩开膀子加油干,以严谨深入的学术工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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