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战”
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几亿农民的发展目标是要搞饭吃、搞钱花，要“富起来”，而工业的发展目标则有所不同：一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巩固公有制地位；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二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强国”，不是简单的“赢利”。
在农村社队企业产生之前，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就是企业利润上缴，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1953-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43%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完全是“先生产后生活”，用当年的话来说，这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1952年，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为30亿元，而1984年则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34倍。国家投资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
1979年起，国家分步骤对“统收统支”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即企业发展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其余留在企业作为自主发展资金。同时进行了国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包括企业的生产、购销、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改革初期的思想碰撞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但80年代，是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活跃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报告，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这个报告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周扬的文章从辩证法出发，讲解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讲到了极端，当然也会走向反面，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反思。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异化”的说法，其要义在于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异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打击“敌人”的武器变成了打击“朋友”和革命者自己的武器。这篇文章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代替“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容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是否定），这可以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邓小平对此深感震惊。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想到党内会有人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原理出发，对周扬的观点进行批评。
1979年，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了小说《苦恋》，小说描写了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0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有人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邓小平看完该片的感受是：这部电影宣传的是中国不好，爱国主义不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复进行的运动是厌恶的，因此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高度拥护的。平心而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很多干部群众有怨气，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怨气在20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演变成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这就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得不简单了。
“新启蒙”思潮因此而起。一批学者要求重估历史，“告别革命”，回归“启蒙”，并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
国际大气候：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采用了向资本集团让利和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
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改革的进程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两只手的结合：一只手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只手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完全的市场化”。即资源配置完全有市场竞争决定，由市场价格引导资本的走向，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就抬高，资本就会涌入，自动达到供需平衡。政府只需起“守夜人”的作用，发展只需靠“招商引资”（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反映的只是资本家的赢利需求，而非社会真实需求，因此，供需平衡的假定毫无意义）。
第二，“私有化”。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都要上缴，所以企业和企业家没有积极性。要真正确立市场价格导向，就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使企业私有化。
第三，“利率稳定化”，即反通货膨胀。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货币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抢购，生产者囤积居奇）。而实质上，这是要使货币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持高额利润率。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4.8%，东欧4.4%，而美国为3.2%，日本3.8%，西欧3.1%）。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在满足人民需求、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导致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品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
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错，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整套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呼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套改革方案的目标并不是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也不是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而是以此为旗号，全面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全面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乱局，邓小平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上层建筑，“改革开放”是指经济基础。毛泽东说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保护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合法性；假如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没有，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没有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而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如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维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而是维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东西。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一致性上看问题。针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简要地说，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在晚年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贫乏的大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我们始终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思考我们的制度选择。
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然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战略性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中国就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于教育和人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中国就将丧失劳动力这个最大优势，而这些都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保证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当时的人们一度不能理解：何以讲人道主义，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了呢？何以思想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呢？邓小平是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呢？
无论周扬、白桦还是大多数新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和出发点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混乱，他们的思考仅是从自身的切肤之痛出发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心胸与视野都不够开阔，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不够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缺乏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判断局势是从“国际大气候”出发的。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会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起全面攻击。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认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不是偶然发生的。
西方封锁和中国短缺时代的结束
1991年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垮台？
真正击溃苏联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西方不遗余力地向对手输出“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向西方世界学习“民主”而付出了最大代价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国家，民主造成的就是暴乱、政权更迭和血流成河。
以推行民主为政治武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攻击的同时，美国和西方世界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和“自由民主”，其真正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结合在了一起，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严重社会动乱。这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做了深刻的注脚。
邓小平坚决制止了动乱。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1989年的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
在邓小平无情地戳穿了西方“以民主输出动乱”的战略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时起，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过剩”。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自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以来，中国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成功调整，继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品第一次出现了过剩。这里的过剩，一方面是指实际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相应的购买力跟不上，过度竞争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自1982年实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以来，企业就把利润作为基本的目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产品的过剩。
1990年12月11日，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出现经济过剩，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需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仅仅靠国内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经济开放的道路。
中国高层及时采取以下三种手段应对：一是压缩生产资料生产，“甩包袱”；二是尝试建立资本市场，采用债务工具；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不太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人把“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片面解读为“天下已经太平”，这个认识一度成为主流。按照这样的判断，经济活动的重心应放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先进设备只需从外国进口；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使命的观点则被判定为陈旧过时的，甚至愚蠢的。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七个机械工业部进行改组，其中六个从事国防工业的专业部要按照“军民结合”方针，走“军转民”道路。在当时，为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不能不缩减。但一个时期内国防现代化建设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事实。
随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20世纪90年代是从一场残酷的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开始的。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用40天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伊拉克退出科威特。首先，这是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圣战”，它使战争的意义回到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时代。其次，这是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战争，在信息技术支配的西方战争机器面前，伊拉克所谓先进的机械化军队完全不堪一击，整个作战系统成了聋人和盲人。
海湾战争不仅显示了西方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西方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向世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武力示威，它向世界昭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武力相抗衡。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灾难与挫折的时代，以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 世纪90 年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回归”。
1991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就是在这一天，苏联宣告解体——“红旗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在历史中，“卷旗缴枪”，毛泽东的预言被残酷地证实了。
苏联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歧路。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兼顾经济发展的改革路线不同，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华盛顿共识”的规划，采取了“休克疗法”。随着国有企业短期内被私有化、被西方收购，苏联的国民经济一时陷入崩溃和混乱，工业体系被瓦解。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拍卖了。与改革初期的中国不同，苏联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被这些人出卖的。
培育并放任资本家的改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腐败，混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崩盘。最终，国家的大量财富被西方财团轻而易举地收购。前苏联时代强大的工业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生产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机的科研制造基地，在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钢铁处理掉之后，乌克兰沦为一个无安全可言的三流国家。
1992年，乃是资本主义的“千禧年、狂欢年”。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即人类历史以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也就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意识到，面对经济调整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双过剩的现状，说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洲四小龙”这些“西方盟友”所掌握的市场，“转道”或“借道”进入世界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传遍世界。这次谈话吸引了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资金和产业进入中国，而它所换取的就是借助“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渠道，中国产品得以进入世界市场。
与“亚洲四小龙”接轨，这是在西方严密封锁市场下所做出的选择，它必然使中国经济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加工组装业的“替代”。
从注重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立自主到注重商品生产与出口，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邓小平的设想是：开放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目标还是壮大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中就包括：随着“亚洲四小龙”将低端加工业转移到了中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中，中国付出的是“劳动租”和“资源环境租”。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加工业被引进中国的，是大量不同技术含量的外国设备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前30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有装备制造业体系，一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沉重的经济代价是40万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4500万职工下岗失业。至于政治代价，则是企业“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和社会上“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乃至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如何推进经济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赢利，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利润率低的生产资料领域退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着政治使命、安全使命，而且国有企业也能赢利，说国有企业不能赢利是一种流行思维的误导。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本来没有病，由于工业生产资料领域是牢靠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中国经济的毛病，国有企业的一切毛病，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治出来的病”。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失之偏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的基础首先在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现代工业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这件事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向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的根本出路。正是对生产资料部门强有力的投资，才有工业装备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才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谁就处于现代化生产的上游，就掌握了制造现代劳动工具的能力。产业竞争不仅是下游加工业的竞争，更是上游生产资料生产的竞争。
我们说国有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向生产资料的投资风险巨大，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得到回报。不少发达国家由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甚至转向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资作为支撑，需要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的支持。离开了这两条，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分别论述了生产劳动体系、商业交换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体系是由这三个体系之间的配合与循环运动组成的。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国家计划调配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商业交换和货币金融体系要服从计划调配。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投资是国家的事，企业不过就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工厂。对大多数人而言，市场销售和融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现代企业的任务不仅是生产，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为保证生产销售活动和扩大再生产，经常需要融资。如果仅靠“统收统支”，企业发展将始终受到资金的限制。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去思考。
改革所遭遇的难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正深化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特别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把功能单一的工厂改造为“现代企业”，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改革把企业由单纯的生产部门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融资为一体的现代经济体。在这场变革中，国有企业由“工厂”变为公司和企业集团。
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企业。为什么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效率不高？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隶属关系，靠行政指令进行经济调控，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隶属关系，赋予企业以销售和融资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抛弃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解决国民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地私有化或市场化，更不能打乱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扩大企业功能，使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经济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改革。这一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与调整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短板补齐了，企业变成了具有生产、销售、融资功能的公司和集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在封锁中被解体、被私有化，而且空前地做大做强了。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的功能明确为：积累国有资本，确保中国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确保制度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相关国家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话来说，就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2001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只是到了2001年“9.11”事件后才算告一段落。自1989年西方开始制裁中国到2001 年，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打压持续了10 年以上。在这艰难的10 年中，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发的战略思想，在牵制对手的同时，通过改革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保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和战略性科技和产业力量，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基本条件。最终，中美关系在临界点上峰回路转，中国再次赢来了一次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在金融资本家的操纵下，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家。按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统计数据，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而这1%的富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资本投资，而非劳动和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这个历史上一贯标榜平等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正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搞垮了美国。
以税收壮大公共财政，抑制内部贫富分化，以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公共财政推动美国健全的产业体系，这一切原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复申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基石。但是，在21世纪，这一切写入美国宪法的信条，都被美国的垄断金融集团抛弃了。由于大规模地、持续地为金融集团免税，鼓励拉大贫富差距，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公共财政上全面破产的国家。公共财政的破产与美国的教育、医疗全面实现市场化相伴随。美国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的医疗保险机构剥夺和挤占了，美国的企业因此丧失了竞争力。占美国人口1% 的财富集团搞垮了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打出了以“99% 反对1%”的社会主义口号。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轮产业调整之后，走投无路的美国企业只有一条生路——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有配套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只要和中国合作，企业就会获得丰厚的收益，反过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扩大生产。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的打压给了中国以力量，正是美国的错误、贪婪和愚蠢给了中国发展以巨大机遇。中国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极其迅速地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这是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
找回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里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今天看来，我们付出的最为惨重的是文化的代价、人的代价——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接轨的倾向，在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期，支撑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站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广泛抛弃，并遭到知识界的耻笑。
1993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封锁的结果。讨论的一方竟然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结果。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就是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在面临西方残酷的封锁与打压时，中国的一部分读书人却幻想用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空想的资本主义来抚慰在封锁中求生的中国。这场讨论深刻地暴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误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才有“人文精神”，而中华民族5000 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什么“人文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全盘西化”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遭到打击和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操纵这种软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卷旗缴枪”。毛泽东当年的担忧被证实了。
在这场讨论中，张承志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诉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他痛感：面对西方的围剿与封锁，中国知识界丧失了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他更站在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声音被彻底污名化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