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村隶属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地处哈尔滨市东北角的城乡接合部，今天的红光村最初是由农、牧、渔业互助组起步，1955 年实现合作化，又从大寨式大队转化过来的。当时，村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难以利用的泥洼、沼泽地，房舍也都是“披头散发流眼泪，里倒歪斜拄拐棍”的泥草房，村民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工分。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红光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农业用地1200亩、工业用地84万平方米，246户、798名村民的新时代农村。

“黑龙江省第一村”

红光村和村办集体企业——红光锅炉集团公司是红光村“村企合一”的组织形式，是40多年的“老典型”。改革开放40年来，红光人以敢为人先、锐意创新的气魄，率先在黑龙江省农村实行乡镇企业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改革奋进、艰苦创业、科技兴企、共同富裕”的兴工强村之路。经过全体村民的团结奋斗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当年我们村集体兴办的锅炉厂，是哈尔滨市锅炉行业规模最小、效益最差的“老疙瘩”（“最后一名”），但我们立志“全国争一流、全省争排头、全市争第一”，现在已经发展成东北地区最大的工业锅炉制造企业，全国工业锅炉行业1700多家企业的前十位，全国风电塔架制造的前三强，全国工业锅炉协会副理事长单位，荣登黑龙江企业100强排行榜。

1990年，村企投资兴建了两万平方米、四栋六层的楼房，282户男女村民凡结婚的每家都分到一套“五全”的住房，这个举措当年轰动全省，红光村被誉为“黑龙江省第一村”。退休村民不仅每月享有2000多元的国家社保、医保，而且企业还每月额外补助退休村民文体娱乐费1000元，年节都要分发福利，年末还有股份分红，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元。2017年，村办集体企业红光锅炉集团逆市飘红，销售收入达8亿元，利税实现7500万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全省村级单位纳税的第一名。在黑龙江省近万个村中，红光村始终位于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和村民基本养老金的全省第一名。我们红光村还十分注重承担社会责任，吸纳周边村民和社会下岗人员近千人就业。

改革开放四十年，红光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百强特色先进村”、“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诚信守法乡镇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新农村建设百强示范企业”等诸多荣誉。“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是全国锅炉厂中的唯一获奖单位。2018年，红光村又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首批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新时代新农村的带头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员要做改革先锋。我个人成长随着社会的需要去工作、去奋斗。1965年我入了党，当上了红光畜牧场的副场长。我们从填“泡”造地到兴办锅炉厂，成为艰苦创业的模范、科技兴企的火炬手、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我是1959年初下乡来到红光村的老知青，至今已60年。我主持红光村和村企工作至今已51年。改革开放后，1984年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大邱庄“以深圳速度发展乡镇企业”的报道，我到大邱庄去现场考察，走街串户走访了大邱庄的村民，深入每个工厂和作坊学习。论基础条件，我们红光村并不比大邱庄差，差的是思想没解放。回村后，我提出了改革设想，制定了新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分配制度等一整套改革方案。改变生产大队的管理模式，推行现代企业的公司化管理机制。

改革就牵涉到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再分配。党中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社会上一般做法是书记厂长先富，我觉得不妥。我认为改革开放应当是解放生产力，让生产第一线的员工先富，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保质保量保工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工分制，在生产第一线率先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当年九月最忙的季节，两个当了孩子妈妈的女电焊工月薪达到740元，而我是书记兼厂长只开了72元，她们的月薪比我工资的十倍还多。这件事轰动了全厂，也震动了全村，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连续五年，企业产值和利税每年以50％的速度递增，实现了由小作坊向规模效益型企业的跨越。

1998年以来，村办集体企业红光锅炉集团公司已经实现从E级到A级锅炉制造资质的持续晋级。压力容器制造资质由I类发展到Ⅱ类、Ⅲ类，达到最高级别，2009年又取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认证“S”（动力锅炉）“U”（压力容器）授权和钢印，并成为中船重工第703研究所红光锅炉制造基地。在同行业率先通过了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我们致力于科技兴企、创新发展，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我们详尽考察了风电市场后，毅然决定涉足风电制造新领域，新上了风力发电塔架制造厂，生产的风电塔架设备受到了丹麦维斯塔斯、西班牙歌美飒和美国GE公司等国际风电巨头的认可和好评。针对风电发展的强劲趋势，为发展海上风电配套，我们于2010年3月在辽宁兴城启动了海上风电塔架及附件项目。当年施工，当年投产，我们的村办集体企业实现了新跨越，为红光村集体经济的更快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红光村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几十年来，为红光的发展我倾注全部心血，将一片炽热的情怀献给了父老乡亲。从1959年春节16岁下乡来到红光村当饲养员，我60年来没正经休过礼拜天，50个春节都是从年三十早上上班、除夕夜再值一宿班，到初一下午才能回家。近年来我多次提出退休要求，但村民就是不答应，每次选举我都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企业董事长，只是2017年不再兼任总经理职务。2009年我荣获“全国十大杰出村官”，并作为黑龙江省6名特邀代表之一参加了北京“国庆60周年庆典”。2018年又荣获中国村庄“孺子牛”村官。1978年，我作为农民代表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候补委员，从1979至1988年连任中共哈尔滨市第六、七届市委委员。1988至2012年连任哈尔滨市第九至第十三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从1972年参加哈尔滨市第十三届劳模会开始，连续46年保持省市劳模、省市特模、全国农业劳模和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连续5届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

风清气正是立企之本

我们倡导“风清气正立企之本，诚实守信兴业之魂”的企业文化。几十年来一直用党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来规范我自己。坚信风清气正是凝聚人心的根本。人不能忘本，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省委书记、省长来企业视察，在大会上说红光员工的厕所比一般饭店还要干净，大学生的办公室比国营大厂的都阔绰。省领导一定要看我的办公室，看到我依然在用已经使了五十多年的办公桌和木板椅，随行的记者说，这把木板椅现在只能在偏远的农村小学校才能找到，省委书记摸着三匣桌挂着的老式铁锁说，“这把铁锁现在可买不着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苛刻，我说：“艰苦创业首先得我带头，这张桌椅时刻警示自己别忘本。同时也是告诉我们领导班子，永远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精神，更不要忘记珍惜员工弟兄们辛勤劳动的汗水。”

党的干部要当表率做模范。我要求领导班子和管理干部一定要做到两袖清风，才能一身正气。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干净，只有自己干净了，依法治企才有底气。要求领导班子从我做起，领导不准接受下级请客送礼，不准给我庆生日，年节不准任何人到我家串门拜年，不接受任何人的金钱礼物，自觉接受大家的监督。红光村没有给领导请客送礼的，没有拉帮结派的，干部住医院都不让大家知道。我曾住过四次院，两次做手术，想方设法地找借口隐瞒，不让厂内干部和员工知道，我用手机躺在病床上指挥工作。我回来后再向班子检讨，扣除病假工资。当时医院大夫都不理解，说我没有人缘，一个来看望的都没有。来红光村工作的100多位大学生，都觉得轻松和谐，没有年节给领导送礼的负担，没有社会上“不请客不办事、不送礼不提拔的”职场烦恼。我们红光村的党组织严守“三严三实”，力求风清气正。

民主管理，科技兴企，共同富裕。我们坚持阳光下经营、阳光下管理。财务人员经过公开考试，村民投票民主选举，红光村企60多年的账簿和单据一篇不少。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我和全体干部时刻警钟长鸣，提醒自己不要做错事，要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和考察，让全体员工没有后顾之忧。每逢大会，我的开篇第一句话都是：“感恩红光的父老乡亲培养教育我五十多年，感谢企业的全体员工支持帮助我工作五十多年，我们就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工作做好。”省委党校说红光是党的一块“净土”。我们要以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感化人、引导人，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2003年实行村企股权改革时，市区领导和村民都要我拿51％的股份，但我只拿了10%。我觉得如果自己拿51%的股份，不就成了新的地主周扒皮，而村民们不就成了新的高玉宝了吗？这事我绝对不能干！我推行全体村民、来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参股。在兼顾岗位、工龄和贡献等因素的基础上，凡是在村集体企业工作的村民，无论是在岗的、退休的，还是已故的（只要有后人在企业工作的），每个人都量化了股份，家家都有股份分红。改制后，村集体当年拿出400多万元，为村民补交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村民全部享受到市区社保局开支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解除了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了村民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红光村企坚持“质量是生命、信誉是灵魂、科技是先导、品牌是效益”的经营理念。“为客户负责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坑害客户倒霉的是我们自己”；积极倡导员工“文明做人，诚信争先，不贬同行之短，广学百家之长；科技兴企，创新发展，追求质量第一，服务客户至上”；主张“科技打造第一品牌，质量铸就红光未来”；提出“工作缺陷零容忍、产品质量零缺陷”的工作目标，要打造全国最好的产品面向市场，贡献社会。

    近三年来的每年春季，我都身先士卒，三次带领技术、生产、工艺、检查、安装等各部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行二十多人的队伍回访客户，每次都二十多天、行程一万多公里，走访遍及12个省市的一百多个用户。按照规定，我们白天要抓紧赶路，不准停车吃饭，午餐只能在车上解决，每人两个烧饼、一根红肠、一袋咸菜、一瓶水。晚上住小店，吃小馆，不准接受任何客户的招待饭，不准给客户添麻烦。我们直接到用户的锅炉房提供服务，为用户排忧解难，查找目己产品的不足，以便不断改进设计、制造和安装质量，让产品提档升级。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拉练回访，虽然行程艰苦，但大家看到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也和他们一样同车同住，都很乐观，情绪饱满，乐于接受挑战，在艰苦创业的氛围中锻炼自己。在2017年年初的回访中，我在天津用户那里看到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的燃气锅炉很有特色。经过现场了解和详细考察，回来后我组织了技术、工艺工程师和第一线的生产制造人员，在美国、德国的产品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发和攻关，并吸纳凝聚了跨行业工艺的技术专长，生产出自己的燃气锅炉产品。这款新产品参加了哈洽会等国内各城市的供热机械设备展，轰动了全国。参观的客商一致评价，红光的产品质量要比他们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好，价格却只是进口产品的一半。这印证了企业的理念，“我们红光人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功；我们红光人正在做的事，一定要做的最好！”2017年全国工业锅炉行业都不景气，刚过10月就没活儿了，可红光锅炉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期。2017年的锅炉订单增长了100%。红光锅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力打造全国最好的产品面向市场，贡献社会”的发展理念。

1990年12月，红光锅炉集团公司被树立为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1991年6月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乡镇学团结，企业学红光”；2015年我们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确定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2018年1月2日，《黑龙江日报》又在头版头条长篇报道了我们发展村办企业的事迹。就像村民说的，“红光就像一盆火，围着火盆都暖和，人人加上一把柴，火盆越烧越红火”。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本文呈现了浙江省缙云县好溪村探索集体经济建设的自主实践。好溪村通过村集体积极引导，把市场机制引入土地流转与旧村改造，形成了民宿观光、生态农业与福利养老等有机融合，推进新村建设、实现了部分贫困户脱贫。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 浙江省好溪村 土地流转

谁来振兴乡村，如何振兴乡村，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键问题。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部分农村经济改革的探索实践表明，乡村集体经济对乡村经济发展、社会重建特别是文化重塑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近年来，农村集体经济在全国各地始终保持自主尝试、努力突围的态势。2016年11月，浙江缙云县18位村干部联名倡议要求强化村集体所有权，再次激起全社会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激烈讨论，缙云县好溪村集体经济建设实践也由此备受关注。2018年7月，吕新雨教授带领华东师大传播学院调研团队再次来到浙江省缙云县壶镇好溪村进行调研，对好溪村如何发挥基层村委会的主体作用、探索与发展集体经济的在地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并对振兴乡村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予以剖析。

好溪村集体经济的建设成效

好溪村位于浙江省缙云县东北的壶镇境内，紧邻壶镇古镇。壶镇是台、婺、处三府通衢重镇，地处缙椒高速公路、金温铁路等交通要道，位于仙都、黄龙等风景区半小时交通圈内。好溪村（含李庄自然村，文中如无说明皆指行政村概念）现有耕地面积150亩，园地120余亩，山地300亩。下设11个村民小组，有户籍人口1527人，687户，党员71人。^[1] 好溪村在缙云县曾是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较为落后的村庄之一。

近年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与“农民老龄化”被喻为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2] 在重振集体经济、推进新村改造之前，好溪村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2012年前好溪村有30多名大龄村民没有结婚，原因是没有稳定的收入和新房，破旧老房很难用来安家娶媳妇。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养老问题，目前全村有80岁以上的老人68位，90岁以上老人5位，他们平时住在老房子靠务农维持日常生计，已无力改变居住环境。此外，村里还发现个别吸毒少年，这对仅有千余人的小村庄来说已然是社会大问题了。它反映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以及当下“乡村衰败”现象背后的复杂社会问题。

好溪村发展的转折点，是2011年新村委班子的成立。在党支部书记郑理坚带领下，村委成员、村民代表和党员先后前往省内“明星村”如航民村、滕头村等30来个“新农村典型”参观考察，大家意识到，依托村庄特有的自然条件优势和村集体能动性作用，是带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根据2011年省委、省政府文件“扎实推进村庄整治和农村新社区建设……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建设新农村”的精神^[3] ，好溪村“两委”依靠集体力量，积极推进新村建设、重振集体经济，全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城市化进程和村里人口增加，好溪村由过去人均4分地变成如今人均1分地，村民已不可能再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致富。村集体希望通过统一规划，发展民宿旅游经济和生态观光农业，从而带动村民走上集体经济致富道路。因而，如何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村集体进行统一规划、利用，就成为好溪村推动新村改造建设、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好溪村具体实践是：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土地集体化；强化村集体地位，盘活资源回馈性。

2015年以来，好溪村相对贫困的村民陆续搬进了由村集体建造的低价公寓——农民公寓“东方红大厦”，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与此同时，好溪村在村委干部带领下自行探索集体经济建设实践，推动完成了土地流转回村集体、新村规划建设及集体经济发展，成为了当地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

                                  好溪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

推进土地流转和新村建设，实现“居者有其屋”

推进新村建设。好溪村请杭州某建筑公司作新村建设规划，其中包括统一安置联排别墅和农民公寓、整治环境、改建道路以满足消防车进出，以及建设地下管道处理雨污分流等等。这些统统需要村集体对土地进行重新规划，势必涉及每位村民的个人利益。

新村建设，以旧换新，首先要进行宅基地流转。村委会经过缜密研究，提出了村民住房“以旧换新”方案。方案包括村民联建“联排别墅”（置换），和购买村集体建造的农民公寓（换购）两种模式。在符合政策法规的前提下，村民依据自愿有偿原则，将宅基地流转至村集体进行整体统一规划。小区环境道路、房屋水电等配套设施由村集体承担投入。通过这一方式，村集体将零散宅基地纳入统一规划中。自建房也必须按照村集体统一规划。

村集体针对自建联排别墅和农民公寓两种选择，制定了相应的方案，拥有宅基地的数量和自身经济实力是影响村民取舍选择的关键。在置换模式中，村民自建别墅的先决条件是拥有80平米以上的宅基地，并且需要联系建筑公司，建筑公司须先向村集体交付100万元的安全保证押金；若其原居是木屋结构，村集体提供100元/㎡的拆迁补助金，如原居是砖混结构则按450元/㎡予以补偿。在换购模式中，村民选择农民公寓，首先将自家宅基地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按2000元/㎡赎买），或换购给同村需要的人（按市场交换价5000元/㎡），再购买村集体统建的农民公寓（售价1200-1500元/㎡）。据好溪村郑理坚书记介绍，制定不同的拆旧补偿金标准是要引导村民更多地选择公寓，节省下来的土地可以做长远规划；一旦出现村民想要建造联排别墅但宅基地面积不足的情况，那些选择公寓的村民可以提供多余面积，由村集体联系供求双方。^[4]

鼓励村民承包地向集体流转。村“两委”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逐年提升土地租金，利用价格杠杆作用，引导村民主动流转土地。村集体提供的租金价格，第一年是800元/亩，次年1200元/亩，第三年固定为1500元/亩；同时承诺，土地在未实施规划前仍旧归承包户耕种使用，以保证村民能在流转后继续获得收益，不至于让土地荒废；在实施规划后，村民每年仍然可获得1500元/亩的租金收益。通过这种方式，好溪村的土地流转方案实施效果显著。2011年首年便有1/3土地流转回村集体手中，经过3年多时间，村集体将原好溪自然村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流转了回来，为后续新村改造和集体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村集体提前将土地集中后便拥有较强谈判能力，可以避免村民个体在土地流转中出现利益损失。

2014年，好溪村正式开始了新村建造。到2018年，全村400户人家，320户拆掉了旧房子，170户左右住进了新居，其中120户选择自建联排，50户左右选择农民公寓——两幢东方红大厦。郑理坚书记表示，通过“拆旧建新”置换宅基地的方式，还实现了村里许多相对贫困户脱贫。

村集体找到致富路

好溪村于2015年成立了好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设缙云县好溪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好溪村惠农金融担保公司等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恢复农村自己致富的“造血功能”。

好溪村把区域优势、新居建设与生态农业有机整合在一起。好溪村毗邻仙都、河阳等优秀旅游资源，但这些景点比较分散，各景点民宿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接待能力有限。为了发展旅游观光和民宿经济，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建造了停车场等设施，成为来往游客的集散地；新村改造后，每家每户都有可用空间改建为民宿、农家乐等服务设施，游客可以住在好溪村，由旅游公司提供游览附近景点的接送服务，临近的赤阳山风景区也是不错的景点。在规划中，流转回集体的连片农田还可统一种植，发展生态农业，供游客采摘体验，增加集体旅游收入，村庄南面的临水空地还可挖出一片人工沙滩，供儿童嬉戏游乐，提供沙地排球等娱乐场地。而村民采取自愿加入集体的方式，统一调控资源。

好溪村还围绕“福利养老、红色教育与生态农业”为核心功能，建设现代乡村社区。在集体经济建设规划中，种植有机农产品，打造“好溪大队”品牌，村集体可以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督。在好溪村新村建设规划中，好溪村幼儿园、好溪村老年养老（活动中心）、好溪村红色文化宣传长廊等都内嵌于社区发展，这些规划都是基于集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

强化村集体主体地位，使资源回馈村庄

村集体组织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主体，在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充分发挥出这一关键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村振兴才能形成内生动力机制。好溪村新村建设中的旧村拆建、农民公寓建造、流转农民土地等项目，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顺利与否。好溪村集体充分发挥了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建筑公司安全保证押金、村民参与新村建设的“意向金”以及成立惠农金融担保公司等多渠道争取到建设资金。在设计新村建设方案时，好溪村通过把村集体、建筑公司与村民建房的资金关系整合起来，以村集体名义形成谈判机制，调动了外部资金回馈村庄发展。比如，建筑公司要入村承接工程，就需要给村集体提供100万元的安全保证押金，这样一来，好溪村不仅可以凭借村集体名义与建筑公司协商谈判，以确保建筑公司的建筑资质和工程质量，又可以通过这种缴纳安全保证金的方式，拥有流动资金以满足村集体其他建设需求。在郑理坚书记看来，“村集体经济建设也是市场和集体相结合的，关键就是要村两委班子要团结。”^[5]

2012年，浙江省就开始在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农村金融服务的新途径与新模式，^[6] 这也为好溪村探索内置金融实践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2013年，郑理坚和村委会为了推动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曾探索性提出“意向金方案”：他们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示村民若有意愿参与旧村改造，可以每户交予集体2万元“意向金”，一年内无利息，第二年开始年息一分。最终，村集体成功筹得600万元意向金，但是后来由于部分村民质疑意向金使用意图和对旧村改造“期待降低”等原因，有近半数意向金退回村民手中。2016年，郑理坚在参观考察河南信阳郝堂村“村社内置金融”模式之后，借鉴其经验在好溪村尝试发展惠农金融项目。在县金融办支持下，好溪村在完成村集体100万元金额集资后，县政府将提供20%的资金配套，并指定一家银行与好溪村进行合作。该银行在120万元基础上给予10倍授信，即可提供1200万元贷款额度。于是，当年“好溪村惠农金融担保公司”注册成立，这也是缙云县首家农村金融担保公司。在好溪村惠农金融方案中，农民通过担保公司向指定银行贷款的利息为4厘多，同时向担保公司缴纳2厘利息，便可获得远低于同期其他银行利息的贷款，每位村民贷款的最高限额为20万元。金融担保公司将通过由村委成立的监督小组对贷款人进行信用审核，村民在享受贷款流程简化与低息服务的同时，村集体也可以通过收取2厘利息补贴集体收入。

好溪村集体经济建设的未来挑战

按照村集体规划的蓝图，好溪村将成为一个集内置金融、民宿观光、有机农业、儿童与社区教育、福利养老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目前，好溪村的社会福利建设还处于规划和设想阶段。村集体初步的设想，是建设村集体公共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首先是建设一个属于村集体的“养老院”。养老和医疗实行集体和市场相结合模式，即对内合作化、互助化和福利化；对外市场化。在教育方面，创办村幼儿园和建设红色教育基地。2016年，好溪村在集体经济负债的情况下，一共发出了8000元奖励金，奖励了村里考学的学生，截止到2018年底，教育奖励金已到发放了近5万元左右；在随后回访中也了解到，好溪村两委、党员与群众代表等也通过了表决，从2019年起对全村65岁以上老人按“每月发放大米15斤、每三月发放食用油1斤”的福利标准，所有物资由村集体统一提供，从而体现村庄养老的集体优越性。村社一级基础教育设施和村社居家养老条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在村子里奔跑嬉闹，老人们在夕阳下喝茶交谈，乡村又将重返生机。

好溪村认识到，村庄要想提高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靠外部输血；盘活村集体经济，恢复农村内在的“造血功能”才是关键，而村集体则是集体经济建设的能动细胞。村集体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带领农民不断探索农村发展道路的积极尝试，这种探索实践取得一定成绩，但其中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矛盾与挑战，同样值得反思。

积极探索基层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7] 在好溪村，凡是涉及两万元以上支出的事项均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每次开会又需向参会村民代表支付每人每天60元误工费。这对于持续展开一系列村级事务诸如土地流转、新村改造等事项的好溪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村集体介绍，好溪村目前集体年收入为50万元左右，而“误工费”开支就占了将近20万，其中又以村民代表大会误工费支出占据比重最大，尽管参加村民代表大会属于集体劳动范畴。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设计基层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才能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现实作用。新村改造与土地规划使用本是长期建设过程，但村民基于个人的眼前利益，容易与村集体的长远规划产生矛盾。为防止村民“坐地起价”影响整体规划，村干部没有及时解释村庄规划或更改设计方案，村民因不了解村集体做的具体规划，难免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进而对村集体决策产生抵触情绪。乡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宗族、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民主形式有时容易发展成勾心斗角和扯皮。这是对基层民主有效性的挑战。基层集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村民的支持和参与，理解与信任。如何重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中的领导力，发挥农村基层自下而上的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这是乡村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现有基层干部任期制也对乡村建设的延续性造成挑战。我国法律规定，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连选连任。^[8]然而，乡村经济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新村建设需要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村委换届频繁，不利于村务规划的顺利实施。不过，2017年全国两会有人大代表就提交了基层组织5年换届的提案，已有包括浙江在内的部分地区展开了试点。

农村土地流转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在好溪村新村改造与土地流转中，村集体充分尊重村民土地权益，运用市场机制协调村民之间宅基地供需，对土地资源进行有效调配，从而实现“居者有其屋”，并使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但是，尽管在浙江省宅基地实际“市场化运作”已有20余年，但这种运作尚未在法规层面得到确认。现阶段，农村土地的有偿转让与调剂，也只是建立在主体间合同契约的基础上，一旦出现利益纠纷，很难得到有效解决。按缙云县有关规定，在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城市资源与农村土地资源结合进行合作开发。不过“合作开发”的实际界限不很清晰。实际上，当下农村宅基地的不少市场化运作都是以合作开发之名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如何确保合作开发中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同时避免农村土地的资本化，这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农村宅基地的规划及使用需要得到上级政府审批。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9] 农村村民建造住宅使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而浙江省自2013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等“三改一拆”行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是责任主体之一。但是“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是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在现实中，在土地征用和宅基地的使用上，村集体与上级政府间的博弈长期存在。从好溪村调研情况来看，上级政府与“村两委”之间长期存在互换条件，例如政府征得多少土地，才给村里多少宅基地指标。

除此之外，尽管国家层面一直鼓励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浙江省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业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仍然没有予以村集体以相关合法名义，使其拥有注册金融担保公司的准入资质。这也是好溪村内置金融计划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阻碍之一。因此，农村的集体经济建设仍在期待制度层面的不断供给。

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应对市场冲击

好溪村在集体经济发展规划中，通过兴建农民公寓和联排别墅实现新村改造，有望凭借低于市场价的房价优势，将村民吸引回村居住。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会对乡镇及以上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房地产市场往往与地方经济发展、地方财政收入等存在密切关系。地方政府寄希望于发展乡镇房地产来支持经济，同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政府债务，这样地方政府更希望尽可能扩大征地面积和支持房地产项目，对新农村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则不那么积极。

此外，好溪村规划中的养老模式，是集体与市场、公益与商业结合。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还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好溪村的村集体经济能否持续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市场化道路如何走，如何坚持模式对本村村民的公益性，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编辑  杨利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应聚焦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上。

新时期创新体系建设面临新任务

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新形势对创新体系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建立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

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加强和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作用。使得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链条有机衔接，创新理论更加科学，创新效率大幅提高，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第一，我国的创新能力已经从过去的“跟跑”为主，转向“三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但“并跑”和“领跑”主要还体现在少数技术应用领域，比方说我国的高铁、特高压输电、火电和水电机组等在新技术应用和改进创新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技术的基础科技源头主要还是在外国。

第二，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但是企业创新能力呈多元结构：我们有华为这样典型的创新型企业，但大部分企业处在跟踪模仿阶段。

第三，全球技术进步加快，许多重大的创新出现在交叉学科、出现大量跨界融合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相互融合。

第四，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些平行领域，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在加剧，甚至遭到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打压；从商业化角度来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在部分前沿领域，我们的技术发展没有了参照，正如华为任正非所说，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可控能力。

所以，我们的创新体系建设，要从过去的主体建设，转向加强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和加快培育高素质的要素市场。

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的有关问题

第一，明确创新体系中“政产学研”的定位

首先，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分工的创新体系，关键是要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的优势，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并不等于创新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要在企业内部完成。企业主要作为技术集成、科技成果专业化应用和市场开拓的平台。在科学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等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应该发挥优势和作用，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的优势主要是在学术兴趣和探索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应该加强以重点学科建设为主的大学基础研究及人才培养。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经片面强调大学要搞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两年开始有所变化，大学办的公司改成股份制，大学主要是参股。但目前大学的研发投入当中，应用研究接近50%，试验开发投入超过10%，基础研究占40%。

科研机构或产学研联盟应作为科学研究的集成平台，重点从事需求导向的科学研究的系统集成，主要是竞争前的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等等。根据统计资料，最近国家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中，试验开发超过55%，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支出分别不到30%和15%，说明其前端科学研究投入不够。

企业的优势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和技术集成，提供面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开拓市场。因此，应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技术集成，成果产业化当中的主体作用。而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提供者，共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其次，在资源分配方面，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技术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这里明确把市场机制定位在上述几个方向发挥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在外部性较强的领域加大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和重大战略领域的关键环节，以及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

政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创新链的前端。在我国政府的研发投入中，目前40%以上投在实验开发，20%投向基础研究，其中，中央财政R&D支出中基础研究不到30%，各级政府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的约占15%，40%以上投向试验开发，基础研究还不够。我国全社会R&D支出中，只有5%投向基础研究，加上应用研究支出也只占R&D经费投入的16%（2016）。与国际上横向比较，欧美日等国R&D 支出中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在10%以上，有些高达20%。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使得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不牢，很难有原创性的成果。

政府还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政策的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等等。

再次，我国处于从技术追赶阶段转向技术前沿的换挡期，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应有所调整。

在技术追赶阶段，技术和市场都比较成熟，看准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的计划并加以实施。目前一些企业处于前沿技术的领域，市场和技术都存在不确定性，应该更重视市场选择的作用。政府一方面在前期基础研究，共性技术方面加大投入，在应用技术和新产品研制阶段则由企业决策，发挥市场选择的作用。政府可以作为早期用户，通过政府采购政策，让企业的创新成果有市场检验和改进的机会。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应该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突破创新链的“死亡谷”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的过程，不同阶段的风险不同。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风险高、回报不确定，所以一般以政府投入为主。到后边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阶段，其市场价值比较明显，这一阶段主要由企业来做。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市场化程度和风险不同，所需要的资金性质不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图1 创新链各环节的特点

创新链的“死亡谷”是指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阶段

如果进一步细分，其中有几个重要环节我们还要加强。

根据美国NSF（国家科学基金）统计，他们所资助的科研成果，从提出发现到应用，一般要经过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进一步细分创新链的环节，我们应注重几个重要环节之间的过渡和联系。

一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也可称为应用基础研究）阶段。基础研究大部分是教授在做。应用基础研究有一定的需求导向因素，在这个阶段，应该建立应用转化科学基金，促进有前景的科研成果继续进行应用研究，在这个阶段，企业应该参与项目的评选。现在我国在这一方面相对薄弱，管理层对此重视不够。比如企业存在实际应用问题，要请大学教授来研究其原理；实际上大学有了一些基础研究成果，也可以供企业选择。

二是从实验室到产品开发或者到可产业化阶段，也就是中试阶段。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应该加大中试和示范项目的投入。中试需要的资金量很大，投资也有不确定性，目前企业在这方面投资较少。应该吸引企业和资本市场加强投入。在战略性领域，政府要引导市场，比方建立产业化基金，加大中试和示范项目的投入。

三是在科研人员早期创业阶段，要加大天使基金的投入，引导风险投资向创业初期的投入。

四是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中，应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作用。我们强调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时，往往强调科研人员的责任。我认为应该发挥专业经理人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科研人员的精力还应该放在潜心研究上。因为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中，又懂技术、又懂市场、又懂资本和企业经营的科研人员太少了。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在科研成果转化中发挥专业技术经理人的作用。

多措并举，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原始创新

关于增强创新能力，要特别重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里重点谈谈如何通过综合措施促进基础研究的转化问题。

一是要通过立法推动大学科研院所的成果转移转化。美国有拜杜法案等，现在我们已有这方面法律。

二是政府要支持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比方美国有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转化科学计划，这个计划在基础研究成果中选择一些有可能转化、且有商业应用前景的课题，支持它继续进行应用基础的研究，并在美国各州建立应用转化中心。

三是建立政府技术转移资金，促进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向中小企业转移和扩散。比如谷歌和高通在创业初期，都获得过美国政府中小企业投资基金（SBIR）的支持。

四是实施战略目标导向的RD&D一体化科技计划。利用国家的重大科技计划，实行科学研究、试验开发和示范项目一体化，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直接转化应用。比方说，美国有先进制造计划、纳米计划、脑科学计划等，我国也有重大科技专项等等。但是，我们重大科技专项有一个重要问题，往往将基础研究和应用产业化同步进行，而前边的基础研究往往没有超前部署，一些资金直接投到了后道应用环节。比如关于集成电路项目，国家花了不少经费，形成了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化能力，而一些卡脖子核心关键技术还没有突破。美国的国家重大计划，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然后再列入国家重大计划，而且科学研究超前部署。

按照创新链条各环节的性质和特点来确定资助模式和评价机制

要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体系。根据项目的性质进行分类评价，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实验开发建立差别评价指标。

第一，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引导研究人员心无旁骛的进行扎实研究，培养一批国际水平的科学家。目前，我国在部分领域进入技术应用的并行和领跑阶段，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创能力。我们去日本JST访问，了解他们为什么近些年出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长期稳定的支持，使研究人员能够长期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建立以质量为主的评价机制，不能过度强调成果数量和成果转化。比方我们到英国去考察，他们对大学教授5年考核一次，两、三篇好文章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的评价是数量型的，若急功近利，评价与利益挂钩，就不可能以学术为主。现在要求硕士也要在期刊发表文章，博士生还要有两篇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才能毕业。结果现在我们的所谓核心期刊成了发论文评职称的工具。

第三，改进评价方法，提高研究质量，增加原创技术供应能力。基础研究以同行评议为主，重点看其原创性，是否有新的发现或新方法。要长期跟踪评价。应用研究重点考核应用目标的实现、成果转化和利用等。

第四，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严格打击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建立科技道德规范。

第三，改善科技决策和组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对创新链的各环节特点和各环节主体的责任认识清楚之后，需要改善创新投入的组织。要改进科技决策机制和组织模式，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科技计划形成机制。

基础研究项目应实行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

自由探索，主要是瞄准前瞻性、原创性（包括颠覆性技术）的课题，以科学家为主体。

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也就是应用基础研究，主要是解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比如，企业在实践中提出需要解决的课题、或根据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倒推的基础研究课题。我们处在追赶阶段，要适当加强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在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比例的同时，要加大对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

应用研究项目应重点聚焦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产业生态链的关键环节

比方芯片的产业链，可以分解出一些关键环节，但一定要防止洒胡椒面。我们的重大科技专项投入不少，但每个项目参加单位多，分摊到每个单位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一定要改进我们的资源配置，集中力量突破关键环节。

提高产业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决策程度，增强科技计划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这方面可以参考美国科技计划的形成机制。

一是美国的转化科学计划。在形成基础研究的成果之后，请一些大企业参与分析，如果哪些是有应用前景的，就被列入转化科学计划，这时企业就开始参与到成果转化过程。如果这时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信息脱节，就会出现一个个分散的科研成果不知给谁用，很难形成拳头产品。

二是美国能源部的R&D计划。美国能源部在制定R&D计划时，分别由科学家和产业界（能源协会）各提出一套计划和规划，然后将两个计划进行比对，如果两个计划相同的项目，可以列入到R&D计划。剩下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自由探索性质的基础性研究可以科学家的意见为主。现在我们有了像华为等具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可以提高产业界参与科技计划制定的参与度。

三是美国智能电网计划。美国能源部组织利益相关者参与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的论证，包括电力企业、设备制造商、用户、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等部门代表参与讨论，出台了“Grid 2030”计划，并委托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对规划作了全面的成本效益评估。最终将国家支持智能电网的重点放在配电和用电的智能化上。

四是欧洲的“智能专业化”（简称RIS3）决策机制。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公共科技资源配置决策机制。采取恰当的方式，尽量鼓励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政府计划和政策的决策过程，确保政策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其作用是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增加了政策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提倡新技术开发与技术推广并举，提高创新的社会效益

最近我们和世界银行开展合作研究，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指出，美国的要素生产率提升有50%来自于新技术扩散，而中国在技术扩散方面相对不足。我国的创新优势之一就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有利于发挥技术创新的规模效益。我认为在技术扩散方面应加强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体系，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二是建立中小企业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比方说智能化、机器人，如果没有人为中小企业量身订作设备，就很难实现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推广。

第四，加强产学研的合作组织和协同机制

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各种产学研合作的支持

根据国内外经验，产学研合作主要有以下模式。

一是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如，美国的先进制造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ERC），还有SEMITECH等创新联盟等。国家对此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我们工业部门的一些创新中心，过度强调市场化，将很难开展长期性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产学研合作平台难以持续运行。要完善科研组织体系的建设，建立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二是建立“资源配置+研究组织”平台，比如德国的弗朗霍夫研究所，既是一个产学研合作的非营利机构，又具有配置来自政府和产业研发资金的职能。

三是实行产学研战略性合作项目。比如美国当时搞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的开发。日本搞集成电路开发也实行这一模式，政府牵头，五家大企业参与，研究经费政府和企业各出50%，如此组织产学研合作，实现半导体技术的整体突破。

建立共性技术平台

共性技术平台可以是行业级研究机构，也可以组织技术联盟，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可以因业而异。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各工业部都有部属院所，这些院所主要从事行业的共性技术以及部分产品的技术开发。以前这种院所过多，定位不清，经费分散，效率不高，但不少院所对行业的技术研发推广是有贡献的。这些院所转为企业之后，却难以再为行业提供共性技术。我们现在是否需要一些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机构，他们在的创新体系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建设区域性创新服务平台

鼓励地方建设各类区域性创新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改进国家资助科研项目和成果的管理体制

改进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根据国家2006-202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第一批布局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目前，又有新的一批重大科技专项，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好。

国家科研项目管理要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比如芯片，中低端芯片我们已经可以做了，但更先进的高端芯片还是有较大差距，要依赖进口。其重要短板就是前期基础研究不足。在基础研究领域要加强责任制，关键是要选对人和选对机构。我们现在有些项目是请大学的某系、某个实验室的某位教授负责，但教授们还有其他工作，要接受大学的其他考核，不能全心全意投入项目研究。美国大学为什么能承担这些任务并有能力牵头，因为它们不少国家实验室是委托大学管理，一些研究型大学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相应的研究团队，有能力牵头管理一些重大项目。如何选择牵头企业也是大问题，例如有些专项的产业化项目是由企业牵头，但有些企业后来经营困难。因此，要选好承担研制任务的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参加，也要发挥好优秀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作用。

改进国家资助科研成果的管理体制。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收入，而是要提高公共财政的科研支出的效率，促进这些项目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建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技术转移机制

首先，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应多发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的作用，培育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

其次，要改革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成果管理办法。国有机构的科研成果及其专利是无形资产。不能用管理固定资产的办法来管理无形资产——比如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应用过程要增加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且有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其最初的定价于后来形成的价值往往具有较大差距，用管理固定资产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差距，就成为国有资产流失。要切实落实科研成果的“三权”（处置权、收益权、使用权）下放政策，落实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调动研究机构和人员参与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再次，鼓励企业加大产学研合作和转化投入：如委托研发、建立合理的知识产权分享机制。注意平衡发明人和投资人的收益。鼓励企业利用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和专利。根据科技成果转化法，政府出资设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可以将成果转移、转化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奖励职务发明人和团队，而不是将职务发明专利权在单位、个人和团队之间进行分割。如果将其分割给不同的单位和个人，将阻碍科研成果的转化和继续改进，增加谈判成本。同时，由于一些制造产品，如计算机有上万个专利，将难以界定某个专利带来的价值。

                                     （编辑  迟晨光）

有人说，美国的创新能力强大，是因为发挥了市场的伟大力量，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在发挥市场经济优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美国政府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基础研究和前沿科学发现（也有人称之为“竞争前研发”）给予充分的指导和资助，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是研发综合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政府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其后在应用技术方面的创新就将是无源之水。尽管这种说法常常被人抨击，但实际上，政府的作用的确是最不可替代的。

很多美国的文献都印证了这一点。2017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一篇《保持美国创新优势的战略框架》报告，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简称ITIF）发表了一篇《理解美国的创新体系》报告，以及美国学者戴维·F·诺布尔所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等，上述文献从不同方面阐释了美国创新体系中政府发挥的作用。

美国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推动作用

 美国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计划、规划和战略来确定创新的方向

    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由政府的科技计划引领的。著名案例如：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1957年的“阿波罗计划”；1983年的“星球大战计划”；1993年的“先进技术计划”（Advanced Technology Plan，简称ATP）、“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要求在全美建成通达全国各地的信息高速公路，一个由通信网、计算机、信息资源、用户信息设备与人构成的互联互通的泛在网络）；2006年的“美国国家竞争力计划”；2009年的“国家宽带计划”（又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1年的国家纳米计划（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简称NNI），这一计划到2017年总投资超过240亿美元，2018年又追加预算12亿美元；以及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简称NSTC）发布“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2018年9月，NSTC发布美国“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战略计划”，等等。美国政府不断制定科技计划，而且一直坚持实施，每年都实实在在为计划进行投资，政府始终紧盯前沿科学技术的进展，不断通过国家计划推动本国科技创新的进程。

从2009年开始，白宫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年度报告。在报告中，列出一批政府鼓励优先发展的产业（表1）。有人说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事实并不是这样。2018年10月，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列出了美国产业发展的三大目标：“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教育、培训和集聚制造业劳动力；扩展国内制造供应链的能力”，还列出了未来发展的五个技术重点领域：未来智能制造系统，先进材料和加工技术，先进生物与医药技术，领先集成电器设计与制造以及粮食与农业制造业。其性质和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样的。

二、创造并且维护激励创新的环境

    首先是专利保护体系。美国人说，专利体系是美国成为科技和工业强国的基石。美国专利保护系统“已经成为且始终保持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专利保护系统之一”。该系统拥有一套成熟完善的专利法体系和强大的专利审查及批准体系。

 美国还出台了很多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20世纪中叶，为应对前苏联和日本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挑战，美国先后通过了史蒂文森-魏德勒法案、拜杜法案、国家技术转让法和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开拓了一批项目以促进创新，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简称SBIR），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简称SBIC），以及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简称CRADA）等；实施了政府强制采购研发税收抵免，并降低资本收益和企业税率；设立了鲍德里奇质量奖和国家技术奖章等等。这些政策激励与扶持方式并不比中国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鼓励企业创新活动的几项政策。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规定：研究和开发的年度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包括国防部），每年必须拿出不少于0.2%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支持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目前这一比例提升到不少于3.2%。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简称STTR）则规定：研究和开发的年度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部门（包括国防部），每年再拿出不少于0.15%的研究和开发经费资助产学研合作，尤其是技术转化。目前国防部已将这一比例提升到不少于0.45%。而且这两个计划都规定：政府支持研发的对象，其公司法人必须是美国国籍，公司必须设在美国本土，员工中至少51%是美国公民。所以它对于企业本土化的要求是很高的。

另外，政府制定实施对企业研发开支的税收抵免计划。1981年的《经济复兴法案》首次明确了企业研发支出可以税收抵免。后来出台的“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简称ACI）规定：对增加研究预算的公司实施永久性减税。2007年减税规模为46亿美元，10年来累计减税规模为860亿美元。另外，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采办对研发协议企业的补贴规模也很庞大，像对波音公司研发的支持就非常典型，世人皆知。美国国防部和波音之间的合同，60%是可以不经过公开程序的。

    值得一提的是“拜杜法案”。这部法案是美国1980年通过的惟一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主要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门享有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进行重新设计。国家投资研发所形成的成果，本属于公共产品性质，原来的规定是，国家出资的成果属于国家所有，转让收益也归国家。后来政府发现，研发部门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些国家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的比例也很低。所以“拜杜法案”把原来的“谁出资谁拥有”，改成“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国家只保留优先获得许可的权利。美国政府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和激励机制，来加快成果转化速度和提高创新效率。

三、整合创新资源

    有人争辩说，美国的计划跟中国的计划不一样，美国的计划是引导性的，不带有强制性，且国家不直接插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美国的科技创新计划中，政府部门不仅出面组织实施，而且财政投入也是真金白银。

    比如“曼哈顿计划”，共动员15万人，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阿波罗计划”参与单位包括上百个研究机构、120所大学、2万多家企业，共计30万人，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

尤其是“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简称SEMATECH），是美国政府整合资源、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与芯片科技直接相关，这主要是国际半导体产业竞争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势头凶猛，在国际半导体贸易中一度超过美国。但为什么后来日本放弃和美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竞争呢？这和美国政府的打压、特别是和美国SEMATECH的成立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联盟是1987年由美国政府主导成立的，政府每年为其提供10亿美元预算补贴，把全美14家顶尖的半导体制造业企业组成一个战略联盟。联盟规定，成员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公司，外国企业及其在美子公司不得加入，像日立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曾申请加入，也被拒绝。联盟内部有400多名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实现技术共享、成果共享。这一联盟后来发展到负责管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全行业的解决方案，形成一个庞大的“巨无霸”。

    2016年，为了应对“工业4.0”的发展趋势，美国政府又创立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简称NNMI），它把全美7个重要的研究机构联合起来，这些研究机构原来分别致力于包括3D打印、先进光子学、先进复合材料、混合电子在内的先进制造技术领域。最新的例子是美国“量子信息国家战略”。联邦政府认为，量子信息科学是即将发生新一代技术变革的领域。为此，建议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量子信息科学分会，以统一协同这一领域的科研方向与资源整合，促进形成由政府、学界和企业组成的“美国量子财团”，同时宣布美国能源部在年度内努力把该领域28个研究所和9个研究室结合在一起，并发放2.2亿美元以资助85个研究项目。

   当然，美国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是非常到位的。但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整合资源，贯彻国家意志方面，推进应用科技和相应产业进步方面同样做得很到位，而且做得更好。

四、直接或资助进行“种子研究”

    美国人认为，政府是产生并资助基础科学的唯一行为主体。因为私营企业要讲商业回报，第一它没有足够的实力，第二没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基础研究见不到回报，重大的突破性创新所包含的失败风险，企业也无力承担。只有“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防部和能源部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联邦政府会进行或资助进行基础和竞争前研发，并承担私营部门不愿意接受的初始风险”，基础和竞争前研发也就是“从0到1”、“把钱变为知识”的科研活动。

    在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像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基础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另外，像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更不用说互联网最早的雏形“阿帕网”（ARPANET）。

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曾经说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研发，而私营部门其实是无所作为的。”有些人只强调企业才是创新主体，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国家的角色是太重要了。

美国国防部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布局、发现、辨识和培育具有潜在军用价值的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带动全局的科技创新。美国国防部下设10个研究机构、10个实验室，负责布局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美国国防部下属DARPA，它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辨识和培育那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美国国会在一个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中说，DARPA 鼓励、资助并管理军界、工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项目。该局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推动了互联网、隐身战机、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人机、平板显示技术和“大脑-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报告结论认为，“旨在促进战后美国创新的最卓越政府机构当属五角大楼的DARPA。虽然这只是一种稍微夸张的说法，如果没有DARPA 富有远见的研发资金，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硅谷的存在”。比尔·盖茨讲过：“我仔细研究过，DARPA用钱效率非常高，比私营部门的效率高得多，我建议政府给它两倍的项目，给它四倍多的钱。”最近的动向是，美国于2015年成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小组（后改称“国防创新小组”），任务是更快地对创新活动作出反应，更快地从民间找一些“黑科技”并应用于军事领域。

我国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

     2018年，美国对我国两个重要的信息高技术企业实施打压，即中兴与华为事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我们认为，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已经从“当量”时代的“核讹诈”，进展到“比特”时代的“芯片讹诈”。在热战或机械化战争时代，各国比的是“当量”，所以核武器是霸权国家进行军事讹诈的最重要利器。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比的是基于信息体系的作战能力，芯片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高科技战争，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声称美国先进导弹中的各类核心芯片，多数必须依赖日本，这引起了美国朝野普遍恐慌和高度重视，刺激美国进一步推行系统的支持半导体产业的政策。

我们都知道，一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必定是战略性的，它面对的是国际竞争。我们不仅仅是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必须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突破，而且还要更好发挥国家和政府在推动自主创新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中作用，并不是否定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开发性研究以及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实现中扮演了主体角色。美国的一份报告写道：“企业（私营部门）的重点在于研究与开发中的‘开发’，事实上也本应如此。私营部门擅长采用成熟技术或接近成熟技术并将其转换为具有商业利益的产品。而其在可实现长期回报的‘种子’研究方面并不擅长，直接原因在于周期太长，投入太高，不确定性太大。”所以，企业与政府需要在创新链路上不同环节进行有效分工，共同推动创新浪潮。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出台了基于技术成熟度的创新管理模式。（图1）

图1 美国创新管理模式

从图1可以看出，在技术成熟度1（基本原理发现和报告），到技术成熟度6（原型机的验证），主要都是由政府进行投资。当技术成熟度推进到4（即部件技术或子系统技术得到验证）这个阶段，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可以开始介入。而企业的投资，一般都是在原型机验证已经成功以后，将这一成果交给企业进行转化。这一阶段的研发也是企业最擅长的。对于一个动态的体系性创新过程而言，基于不同技术成熟度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企业在创新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协同创新的最后一环，同时又是下一轮创新活动的起始环。没有企业的参与，技术将无法完成转化，知识转换不了钱，创新链路无法完成。也正因为知识转化不成钱，政府也就没有钱去进行新一轮的基础研究投资，新的创新环路也无法起步。由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太重要了。

    “中国芯”无法发展成为主流，最关键的就是商业化没有完成。我们已有几家主要的芯片研发单位，技术成熟度大约是4到5级，但是缺乏企业将技术进行商业化。

    “龙芯”在部分国家重大装备中的应用，实际上已经打了成千上万个补丁，越来越好用。实际上，微软不也是在用户应用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不断打补丁才逐步成熟的吗？如果我们从那时起就坚决上龙芯，基于龙芯开发软件，投入应用，开始时用户体验度可能不好，但是慢慢通过打补丁和不断升级，我相信现在也会一样好用。关键是要先用起来。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有的高科技企业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也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在核心装备和元器件上长期习惯于依赖国外进口，关键领域被人卡住脖子、甚至失去经营主权，没有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有的高科技企业在卖产品的时候要求国家与用户支持民族产业，当需要它去支持国产自主技术时，就高喊“市场决定”、“遵循国际通行规则”，这显然说不过去。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利用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发挥本国市场定义产品和标准的权力，通过政府采购“首台套”政策、强制性标准的工具，以及产业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即使刚开始性能低一点，也要把自己的产品用起来，在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政府应该是一个“农场主”的角色，它负责选择与培育种子，负责土壤与耕种的环境。国家科研机构应负责育种与育苗，也是全程的“技术人员”。企业主要负责后期的管理与“收成”，而且负责把“收成”转化为下一轮耕作的资本，把知识变成钱。国防部门是农场主的“代理”和最重要的“帮办”，承担“育种”，又负责全程的引导、调度和指引。

                                                                          （编辑  杨利红）

西方管理理论的主要缺陷

中西方管理理念分歧的基本关键在于，西方管理以物为本。作为劳动生产者，人只是把生产对象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成为物化的工具；企业追求的是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和效益；微观指标是企业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宏观指标表现为一度在我国流行的“GDP主义”。

存在决定意识，经验局限思考，西方无可选择地被困在这种管理思路之下，人被看作是企业投入的资源。有些自命开明的企业宣称，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背后的理念却是企业“拥有”人力资源，也就是经济学所称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之一。人只是手段和工具，因而顺理成章地被当作奴隶和机器来管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往往不惜随便裁员、解雇，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之事，其实，这更是无情无义的奴隶主逻辑。

这种西方管理思维笼罩着西方社会各个不同领域：

1.企业为股东服务，向股东负责。

在产权至上的奴隶主心态指导思想下，股东拥有企业，企业只向“主人”（股东）负责。开始时企业大都为个人或家族所拥有，股权较为稳定，企业还有一个固定的负责对象，而股东也普遍有企业主人翁的心态和较长远的眼光，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部分还与每天相处的员工建立了一定感情关系。

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权逐渐分离，因而西方的管理理论全部以这一事实为基础。企业员工只对股东委聘的代表（董事）和代理人（经理人）负责。作为有任期限制和有限授权的代表和代理人，在任期内需要有明显的业绩表现，因而其视野自然会缩短收窄。

如果是上市公司，在公司上市之后，由于公司股票交投频密（历史数据显示股东平均只拥有股份6～7个月），短期业绩的压力大大提高，这对于一家理论上应该永续发展的商业实体来说，就构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投资者对一家企业不但谈不上感情，事实上一个成功的股民更不能“跟股票谈恋爱”，要冷酷无情，只盯住股票的价位，够低便吸纳，够高便脱手；如果被“套”，当股价跌到预定止损价位便要义无反顾地抛售。在2008年西方金融风暴之后，出现了大量频密的计算机程序买卖交易，更把股东平均“寿命”缩短到荒谬的11秒！企业要对如此飘忽短暂、对企业和员工毫无感情和责任感的股东群体负责，企业员工要对如此不稳定的群体代表和代理人负责，在伦理上甚至逻辑上都成了彻底荒诞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此不但坦然接受，反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道德上、法制上还给予充分保障。

近年来流行“企业社会责任”，各大学商学院都纷纷开设课程，不少企业更以此为标榜，每年从巨额利润当中拿出少许做公益，有些企业还动员员工参与志愿者的无偿公益活动。事实上，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从社会中吸取资源，其产出也在社会中流通，企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社会中进行，并产生各种社会效果，在情在理企业都有其该负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看，所有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应该向其利益攸关者，包括投资者、供货商、银行、顾客、员工、政府部门等负责。但是西方企业从来都只管赚钱，只向买了股票之后便不再需要对企业负任何责任的股东负责；在缴纳了由聘用律师、会计师等设计的千躲百避、避无可避的税费之后，其他责任全部推给社会。这些企业的私有产权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轻重完全不成比例。员工作为企业最核心和最忠贞稳定的利益相关者，反而是被管理、被剥削的一群人，不允许参与管理决策，不能分享利润，还要分担企业亏损、收入减少、裁员等风险。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为投资者涂脂抹粉的表面文章而已。

我国关于企业的概念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国，企业是家的延伸，宾主之间是类家族关系，长期朝夕相处，有情有义，相互信赖，彼此扶持。从这种观念出发，社会也是家的延伸，只是关系较疏远一点而已。

    2.企业和员工只是买卖合约关系。

    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员工和企业只是一种冷冰冰的买卖关系，成了简单的利益交换，当中不涉及感情、更没有人情，跟我国传统的宾主关系大有不同。这种买卖关系短则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工作关系，长期的话，彼此的权利义务则需根据合约规定，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是雇佣合约，并且合约由当雇主的企业来拟定，所以主要保障的往往是企业利益。之后，由于劳资纠纷增加，劳动法规日渐完备，政府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尽量保障员工的最低权益。

从另一角度看，企业高层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要挤出更多利润。西方常见的紧缩成本的做法就是把某些工种大量外迁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区，最后连肥水都流到外人田，而本国产业则日渐空洞化。经济增长红利和企业利润大部分不能落到员工和广大人民中间，宏观上造成社会贫富悬殊拉大，内部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就企业内部而言，追求短期效益必然会鼓励短期行为，导致道德沦亡、罔顾法纪，设施服务水平下降，业绩充满水分，更有甚者造假和转嫁危机成了企业常态行为。21世纪初，美国出现了Enron（安然公司）丑闻，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个别事件，但往后很多企业丑闻不断、官司不断，反映出西方整个金融系统以及许多产业都长期存在瞒上欺下的行为。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政治、经济、社会整体危机而不能自拔。[①]

从宾主长远关系出发，企业和员工是合二为一的利益共同体，一起把饼做大，共同分享，结果是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这样企业和员工彼此都可以有较长远的规划，企业从发展考虑，放手投资员工，使其积累知识和提升技能，建立一个知识型企业，长远而言，这样一定会跑赢较短视的竞争者。与此同时，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可以练就一身好本领，在市场中有较高的“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因而企业必须要善待员工，并且与其建立感情，才能把人才留住，企业必须长期投资才能得到充分的回报。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而言，经济内部分配较为公平合理，不但社会稳定，而且容易维持整体购买力，能够为经济持续平稳和较快速增长提供必要的前提。

3.员工价值的体现在于薪酬。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传统手段，发效益奖金、分红等。这些短期行为的后果会出现各种道德风险，对企业最终有害无益。长期而言，培训可以视为员工个人自我增值的行为，如果企业不予资助，或像部分企业惯常的做法，只做条件苛刻的赞助，那么培训增值的效益自然属于个人所有，员工理所当然会把个人投资增值回报最大化，短期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长期作为跳槽的资本，而不会把学得的知识积极转化为企业累积，为企业创造最大效益。

赫茨伯格（Herzberg）认为，薪水只是企业防止员工对工作不满的“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只能买员工的时间，买不到他们的心；后者需要如责任、升迁、增长、认可、成就等“激励因素”（motivation factor）。根据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金钱和金钱所能买的物质，只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在此之上，人类依次需要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些都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另外，在家族式的长远和紧密关系中，除了物质满足之外，其他非物质因素都完全具备，员工在工作中能够享受到家人般的关爱，工作成绩获得内外的认可和表扬，个人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中成长、学习、工作，可以不断精益求精，实现自我价值。这样员工的所得就远远超过他每个月的金钱收入，即便是功利的计算，他也会愿意付出更多。

4.人民和政府是社会契约关系。

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于17世纪中期，由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并且衍生出现代企业的概念，以及劳资的合约观念。早期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合约和法律基础上成立的一种社团组织。社会契约关系最早应该源于犹太教的“十诫”，它是犹太—希腊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契约理论由法国卢梭于1762年提出，是现代政府和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西方主流认为，人民和政府是社会契约关系，也是某种利益交换关系；这跟我们中国人把国家看作家族的延伸，个人与国家形成集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很不一样的。

在现代西方人心目中，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有时限的。人民有如股东，授权经理人管理国家。西方每隔几年一次的元首大选，就等于人民通过群众大会跟政府根据“经理候选人”的政纲重新建立契约。经理候选人和其背后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为了获得管治合同，从而取得公权和公权所掌握的巨大公共资源，投放大量资源去做宣传游说工作，并且以寅吃卯粮的手段和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绩承诺来吸引选票。因为有政客承诺利益在先，才有之后的选民行动做交换，所以事实上这是贿赂行为，本质上与买票无异。一方面，选民眼光短浅，加上与各经理候选人和其背后的政党及利益集团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选民往往被短期排山倒海的一面倒宣传蒙骗，做出并非最佳的决定；另一方面，经理人是被政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捧出来的，只可能以政客个人利益、政党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先，之后是政府的官僚利益，最后才是人民利益。无论如何，经理人一经选出，获得通过选举程序的授权之后，权力便被合法化，他们一般便能自行其是，并一定会给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大量回报。这种短期投标合约代理制，在西方叫作“民主”。数百年来，西方实行“民主”的客观效果是：人民永远只是每几年被捧几个月，而被推举的政党领袖整体政绩平平，国家负担沉重。这个制度的弱点和其本质上的不公，近年来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的辩证式管理理念

在中国人心目中，国是家的延伸；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是家的前提。历史惨痛的经历教育了中国人：“国破家何在”？“没有国，哪有家”？人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绝对不是疏离的、功利的对立契约关系，而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密不可分的融合关系。

    客观而言，企业挑选和考核主管都远比西方挑选最高领袖更加严格。中国不可能效法西方，只走“一人一票”的形式主义程序民主。今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无一不是从数百人中挑一的公开考试开始，经历数十年的培育和考核，以及通过地方与中央的历练与政绩考核挑选出来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免不了少数领导干部腐化变质，但多数人还是廉洁清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足以证明，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是过硬的。至于贪污腐败，诱发因素很复杂，但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有强大的自我反省和修复能力，西方民主不能解决这类问题。

  在西方，“转变管理”（change management）在管理学中是一门新显学，中文尚没有“转变管理”的概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观念落后、保守，对于经历过5000年有详细记录无数天灾人祸历史的中国人来说，早已知道“居安思危”，“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变化才是永恒”的道理。起码自有《易经》以来，转变管理的理念便已经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首先是道与势的矛盾统一。中国人知道“万变不离其宗”，变化中永远有不变的一些基本原则，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变，更不会为变而变。与此同时，《易经》教导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形势天天在变，我们被迫也要顺势而变，有时更要主动乘势而变，不可错过时机，千万不可逆势而为。因为“形势比人强”，我们深知这世界正处在不断地变化中。

    在信息时代，我们能够掌握大数据，并且拥有越来越精密的计算机分析工具，能提供各种指标帮助我们掌握大势和预测未来。表面看来，人类已经有能力去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泛滥的问题，五花八门的信息反而使我们不知所措。如何处理“常”与“变”的矛盾统一，什么要变、什么不变，何时变、怎样变，归根到底靠的是感觉。就是说，经历数百万年不断进化升级的人类生物计算机比什么都强。

当一切都在快速变化的时候，“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说到底，我们唯一的指引就是凭感觉、凭良心、看着办。我们相信良心会顺应天理，带领着我们何时何地都不会迷失。从这个角度看，“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走着瞧，顺天应人，既顺着势，同时又创造新条件，这就是“转变管理”。邓小平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但革命如果突然爆发，无须管理，往往也无法管理。搞改革不可避免要与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对着干，但同时又要做出某种妥协，需要细致拿捏，难度远比搞革命高。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谦逊包容的态度最适合改革开放，走着瞧，顺天应人，顺势而为。从已知走向未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许多时候改革失败就是革命的开始，改革者则会身败名裂。我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说不上一帆风顺，但其前无古人的骄人成绩，中间每一个阶段都不容有重大的失误，也不是侥幸得来的。

    在商业领域，大家都已经习惯在推出新产品之前，在市场调查之后，先找一些小市场做尝试，但却远没有像我国政府那样严谨和彻底。与外国人的观察刚好相反，我国并非他们说的什么威权主义、领导瞎指挥。我国所有重大决策都先由很多专家学者先做各种相关的调查研究，并参考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也并非西方概念中那种中央集权，中央在开始时通常只是发出十分宽泛的政策目标，同时鼓励各地做不同的尝试，系统地设置多个试点，试验不同的模式，之后再总结经验，把政策细化，最后通过立法向全国推广。在此之上，短期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做增容改革，让更多人尝到改革的红利，进而支持改革，使反对者无机可乘。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转变管理”的独一无二的成功做法，举世无双。

    要应对转变的环境，离不开终身学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西方，领导被称为最具智慧和能力的人，其功能之一是当导师，教导和指导下属。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一样，我国中央领导人定期进行学习并到基层考察，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做法。我国企业主管大都经常读书和考察，终身学习，被称为“儒商”，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荣誉。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尊重知识，尊重学习，“接地气”；认为领导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接触基层群众，才能不断接触最新、最现实和最前沿的知识，才能有效地恒常做出较为正确的决策，创新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与之相比，在西方，管理人员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整天坐在空调间里看文件，听报告，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视察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的提法。

在学习方面，中国人深知核心记忆对创新的重要性，因而坚持某些背诵是必须的。而西方教育却长期把创新与背诵对立起来看待。跨国研究显示，西方学生经过10多年的基础教育之后，阅读、数学、科学等核心能力都大大不如中国学生，这证明了在学习中一定程度的背诵记忆是必要的，单方面着重个性与自由无助于创新。西方已经承认他们的教育失败，正向我们靠拢，我们无须舍长取短，向失败者学习，轻视背诵记忆。

 创新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只是一种环境、态度、习惯上的有机组合。中国就有这种环境，学习态度和习惯。中国人的创新能力长期被世界低估，但是事实证明，过去数千年的发明创造，大部分源自中国。至于应变能力，中国经历过100多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后复兴，这一人类史上的奇迹已经雄辩地给出了答案。

 把握人本管理和规章制度的关系

前面论证了人本企业氛围之下的优越性和“人治”的必然性。但如上所述，这一思路对人的伦理道德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很难有质量保障。从企业的角度看，它必须面对外部的各种制约，特别是法律和市场的制约，而且通常无法左右；员工的表现能较客观地评核，上司弄权的空间较小，还会很容易立竿见影地招惹惩罚。但是对非经营性的机构，业绩往往是上司“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成员习惯了“唯上”，各级党政第一把手更往往独揽大权，无从监督制衡。我们不迷信法治，但“无规矩不成方圆”，也绝不可低估规章制度等的重要性。“管理”一词中的“管”，就是规范的意思。因此，在公共管理方面，我们除了不断在社会中推行伦常道德的规范、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之外，更需要在制度上层层把关，设立各种客观的业绩指标和外部的监督制衡机制，不能太依靠人治。因此，本书的主要应用范围说到底还是企业管理，而不是公共管理。

 人本管理是在一个彼此互信程度颇高的环境之下，给予每个员工颇高的自主权和酌情权，让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机会尽情发挥。但人本管理又意味着，管理对象是一个“熟人社会”，企业人数不可能很多，即使加上现代科技手段，允许的企业规模始终会有一个颇为狭窄的极限（比如500人）。随着企业发展到了某一规模，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员工之间的关系，都免不了逐步疏离，慢慢退化为“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那便再不能依靠彼此互信和高道德标准来管理，只有逐步依靠僵硬的法规和制度。人本管理像核融合一样，威力强大，但很难驾驭，把控不好便有失控的可能。如何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大企业中实行人本管理，的确是一大挑战。笔者提倡的“项目小组打法”，就像现代战争中的特种部队打法一样，通过项目管理等手段，打破条条块块，把大企业的具体运营微型化，并智能地、有机地整合为灵活反应和适应的个体。这是对应方法之一。这种办法在西方企业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还需要大量的实践去丰富和深化。此外，还有一大片未经探索的领域。

 我国文化特点虽然有其包容性，但从来不定于一家。我国武术向来都有很多流派，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佛教流传中土后很快出现很多宗派，光是禅宗，在六祖之后便“一枝分五叶”。可见，在一个自由人社会，在大家同意的基本原则之下，也可能出现各有所长的门派。我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事物看得比西方更加通透，许多方面比当前西方的管理学更具有普适性。如果以后现代的角度把它初步总结起来，我相信将来肯定会发挥全球性的影响，就如今天的中国功夫一样。

 在一般人看来，人本管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主义管理模式，但是在理念上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这一套，而且在革命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境界的存在和所能引发的力量。人类是要进步的，核能都已经逐步被驾驭。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已被证实是先进和有效的人本管理，要知难而进。利用当代的先进信息技术，例如从线上到线下联动、虚拟社区、大数据分享等，以及今后一日千里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我们将逐步完全掌握目前还是“艺术活”的技巧。说到底，管理是人类反熵化的重要手段，是文明进步的根源之一；21世纪初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明显是西方管理失效的结果。我们千万不能让管理滞后成为下一阶段人类文明发展的瓶颈，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性技术要有所贡献。

                                                (编辑  季红)

十多年前，笔者的博士论文即将杀青提交答辩之际，导师王绍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来十年将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和王绍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译了两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论文集，第一卷为《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1] 第二卷为《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

十年后，回头再看，这两本译文集只是冷盘、甜品。王绍光教授的新书《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3] 作为其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连同写作中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和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间倾力做出来的正餐、硬菜。

人们对抽签顾虑重重。抽签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看上去抽签的组织成本更高；抽签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预期性。总之，抽签像是儿戏不值一提，抽签的民主性只是潜力而非实力。

但是，抽签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恰恰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4] 自从选举取代抽签成为政治选拔的主要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混合寡头制”就大行其道，这并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选举弊端所致。选举很容易让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泥沼，也很难让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悦诚服。[5] 代议制民主已经千疮百孔，人们有必要重新重视随机决策的长期传统，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签民主的理性潜能。[6] 这是因为，抽签是立足现实政治经验、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轻重相权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把选择交给神意、偶然或运气。[7] 抽签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也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抽签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强大，它有能力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的多样性，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简言之，抽签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无论是理性化的社会，还是“后理性主义”社会，抽签都是必要的。[8]

抽签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9] 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签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难免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适宜的美好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这也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10]

在此基础上，《抽签与民主、共和》告诉人们，无论古今，抽签都是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签和选举一样用途广泛，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11]、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重新将抽签融入政治过程之中，英国国会的一些工党议员希望用抽签组建的公民大会来化解“脱欧”僵局，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试验也已经方兴未艾。

不过，无论是两卷本的《选主批判与超越选主》，还是三卷本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为了证明抽签唯一正确，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它们想说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不应单轮驱动，而应票选、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多轮驱动。[12] 遗憾的是，相对于票选、公众参与、群众路线这些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抽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的关注都非常不对称，尤其需要补缺拾遗。

2008年，王绍光教授用《民主四讲》开启了他对选举式民主的严肃质疑和深刻反思。[13]十年后的2018年，《抽签与民主、共和》更上层楼，通过系统梳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与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内在价值和实际功用，回应现代人对抽签有什么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的疑问，进一步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想象力。

学术是常为新的，斯书是范。

内容摘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关键词：民主、抽签、代议民主、抽选民主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刚出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我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此书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来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20世纪60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从1840年前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 [1]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1）。

图1：谷歌Ngram中“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亨廷顿驳斥“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说，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让民主缩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终结”。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再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福山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在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的著作《虚无之治》，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2）。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图2  谷歌Ngram中“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 ，副标题是 “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 ，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3]：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4]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他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5]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在最后一部分“迈向第三次转型”中，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6] 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7]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尔之后，20世纪70年代对抽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统计学者、决策学者，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书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义的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的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的议员仍由选举产生。[8]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9]

在接下来的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10]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12]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两年后，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3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其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如图1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16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3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10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7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9本专著。[13] 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14]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15]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16]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年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17]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8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方式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是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18]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个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编辑  季节）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保利）于1993年在保利科技有限公司（1984年成立）的基础上组建，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中央企业。改革开放之初，保利承担了国家赋予的军队装备现代化改造的特殊使命；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曲折探索，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21世纪初，保利抓住了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企业跨越式发展；2013年以来，保利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前，保利集团已成长为拥有国际贸易、房地产、文化、民爆、轻工工艺五大核心业务板块的大型企业集团，员工超过9万人。2017年营业收入2501亿元，利润总额300亿元，净利润221亿元。2017年底，总资产为8910亿元，净资产接近2000亿元，在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中，利润总额排名第12位，净利润第11位，在2017年世界500强中排名第341位。保利军品出口业务连续12年稳居全国前三甲；保利剧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剧院管理和演出运营集团企业，已成为全球同行业第一大平台和品牌；保利拍卖居国内第一，全球第三；保利民爆炸药产销量位居国内首位。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保利正在试水进行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启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集团资源配置，开展由“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的实质性工作，实现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转身。

保利征程四部曲

保利从军中走来，在红旗下成长，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保利从创立至今已有35年，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创业开拓期（1984-1992年）、探索成长期（1993-2001年）、跨越发展期（2002-2012年）、深化改革期（2013年至今）。四个时期均呼应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发展背景，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大趋势。

创业开拓期（1984-1992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起步，当时国家财力有限，不能满足国防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保利集团的创业开拓期经历了两个阶段：1984年至1989年，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我国库存军队装备换取外汇，以进口一批西方先进武器；1990年至1992年，保利开拓了中苏（俄）之间的易货贸易，出口国内轻工业日用品，换取苏式先进战机等武器装备，推动了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探索成长期（1993-2001年）

1993年，保利科技改组为保利集团，进入了探索成长期。初期以业务多元化发展为特色，在发展中通过结构调整，确立了集团三大主业：贸易、地产和文化三大主业。

1993年，面对军品贸易逐渐下滑的趋势，各地很多曾经服务于军民品贸易的军队特运办（特种物资运输办）转为保利下属地区公司，各地方下属公司根据具体情况从事多种经营活动。其中广州保利房地产开发公司发展成为本地最有信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保利在上海、武汉的子公司三利、华中公司，也建设了上海证券大厦、武汉白玫瑰酒店等城市地标建筑。由于当时集团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各地方公司各自为政、盲目投资于多领域，造成资金浪费。1998年12月，保利集团与总参装备部脱钩，划归中央企业工委领导。此时军贸陷入低迷，各地子公司缺乏明确定位，当时保利一度被称为是无主业、无发展目标、无战略的“三无企业”。

1999年，保利集团领导班子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专业化重组，突出主业”的方向。2001年底，保利集团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改变了过去发展规划缺乏长远聚焦的局面。集团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2002-2006年），定下“1235”战略规划：树立保利品牌，做大做强贸易、房地产两个主业，培育和发展文化、旅游、高科技三个产业，力争用五年时间再打造一个保利。通过这次关键的战略抉择，集团完成了内部的结构调整和专业化重组，奠定了以后10年高速发展的基础。

跨越发展期（2002-2012年）

在1998年国家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2001年底加入WTO，保利抓住机遇，按照既定企业战略，聚焦主业，快速发展，实现了收入、利润的“百倍增长”。

在传统的军贸领域，保利科技创新商业模式，针对客户国家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综合防务咨询、承接其军事装备规划，使军贸业务走出低迷状态；此后又开创资源、工程业务，开拓买方信贷，将业务扩展到几十个国家。

在房地产板块，打破区域化管理旧体制，把广州保利升格为保利地产，使其成为集团房地产业务的核心主体。2002年保利地产进行股份制改制，整合集团大部分地产业务，沿着京广线与长江沿线“十字格局”布局大中城市；2006年在A股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2002-2012年，保利地产新房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迅速突破1000亿元，为集团的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除了保利地产之外，保利集团还将上海、深圳、香港等地的地产业务整合为保利置业，注入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新海康，实现集团地产两大载体并驾齐驱。

在文化板块，21世纪初设立了保利博物馆，拍回圆明园兽首，此后保利集团逐渐在影视、剧场经营、拍卖业务上实现业务规模化。其中，剧场经营业务独具特色，至2012年扩展为自营加管理全国29家大型剧院，成为国内剧院第一平台。2005年启动拍卖业务，2010年，保利成交额位列世界中国艺术品拍卖之首。这些独特的业务，使保利文化成为保利集团与其他文化企业差异化的亮点。

深化改革期（2013年至今）

2015年，保利集团制定了集团公司整体改革方案，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这一时期，保利将其目标定为争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板块上进行了深度调整、整合，逐渐明晰集团公司“管资本”的职能定位。

从2014年起，保利集团坚持每年年初召开改革研讨会，结合上级指示和自身瓶颈短板，充分发扬民主，汇集集体智慧，明确年度改革任务；年中召开推进会；年底全面检查验收。改革任务逐步推进，使改革常态化、制度化。实践证明，这一做法能够有效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成为保利改革发展的特色。

保利在主业上进行有目的的进退：巩固提升军贸、地产、文化业务行业领军地位；进行资本整合，打造国内第一的民爆业务；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两家地产平台整合；调整主业结构，实现与中轻集团、中国工艺集团两家中央企业的重组，战略退出能源业务，并购重组中航工业地产板块，受托管理中丝集团等等。

近5年来，保利集团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营业绩稳步提升。总资产从2013年的3828亿元增至2018年5月的1.01万亿元，增长1.6倍。1993年集团组建时，中央军委拨付了2亿美元注册资本金，迄今集团资产总额增长600多倍，净资产增长了150多倍。2014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逐年前移。

保利与改革开放共成长

保利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每个业务板块，都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它的发展历程，是不断攻坚克难，在摸索中成长的生动写照，几代保利人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军贸业务：拼出一条生路来

改革开放之初，军队亟需装备现代化改造。1983年，时任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提议成立一家贸易公司，以企业为主体，把库存军用装备销售到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换取外汇，为军队引进亟需的新型装备。1984年1月，经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总参装备部和中信公司共同组建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受总参装备部领导，主要从事武器装备引进和出口业务。随后即承担了引进美国黑鹰直升机、进口苏-27等重大任务，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引领作用和重要保障作用，并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军贸关系。

1990年7月，我国做出引进苏-27飞机的决定，启动对苏军事技术合作。采用的方式是以军民品易货贸易为主，保利成为对苏（俄）易货贸易的先锋，1992年第一批苏-27从俄罗斯飞赴中国，中国轻工业品也开始大规模输往俄罗斯，品类覆盖暖壶、毛巾被、狗皮大衣、罐头、羽绒服、丝绸等诸多轻工产品。这对于当时我国的轻工业状况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商机，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区的轻工业大省竞相和保利洽谈业务，这些地方的轻工业企业得以运转。其间，保利人经历了大规模组织产品供应的考验，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承担了组织包括数万件狗皮大衣、数十万件羽绒服等大批货源的任务，提高了业务能力。整个90年代，保利人的身影始终活跃在对俄易货贸易的现场。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成立的保利集团把重心转向多元化发展。此前，1998年军队与企业脱钩，作为保利根基的军贸业务开始萎缩；2000年军贸业务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在此关键时刻，保利主动开拓市场，为客户国家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新商业模式，量身定制“防务规划”，形成打包性产品组合，签署一揽子协议，实施分期付款。通过这种模式，保利科技的军贸业务出现反转，以每年30%的速度持续增长。2004年，保利通过开拓远期支付、与中国信用保险和相关银行合作推行买方信贷业务，“防务规划”的综合解决方案生意得以快速落地，加快业务周转速度。到2005年，保利军品出口签约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而一揽子服务又加强了和客户国家的关系，带动了工程业务和资源业务的发展。借助军品贸易主业，保利在民品贸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品牌汽车等高端消费品进口领域进行布局并获得成功。保利科技凭借军贸业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享有的良好声誉，为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海外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地产业务：从12万元起家到年签约额突破3000亿元（三级标题）

对保利而言，在高速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地产业务。地产业务源自90年代起家的广州保利，后来发展成为保利集团地产业务板块的主力军。

上世纪90年代初，军队各地“转运办”转变为保利的地方子公司，保利南方总公司在广州应运而生，下设广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保利）。当时公司设在沙河一间20平米的办公室，开办资金只有12万元，在硬件上无设备、无资金、无土地，在软件上无技术、无经验，是一个“2人皮包公司”。

12万元无法启动任何开发项目。公司创办人李彬海骑着自行车跑遍广州寻找商机，通过为广州中环广场提供服务获得300余万元管理费，销售苏联解体时乌克兰钢铁企业的2万吨存货赚得600万元。以这1000万元为基础，于1993年参与了南航员工宿舍的建设项目，以争取到的土地赚了5500万元土地出让费和项目管理费，并主导项目建设，从而获得了最初的建筑行业经验，就此获得立足之地。1995年，在经历了南航宿舍项目的全过程锻炼后，广州保利投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项目，即从拿到地块开始，直至建成红棉花园（1997年）。这是保利在广州商品房建设的里程碑项目。此后滚动开发了保利花园等若干项目，成为广州本地知名的房地产商，形成了“花园”系列等若干享誉南方城市的品牌。

21世纪初，中国城镇化刚刚开始，居民改善住宅条件的需求强烈，房地产在当时是有较大潜力的领域。2002年，保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就是做强做大广州保利，通过股份制改制，实现在A股IPO的突破。为此，保利集团全力支持广州保利团队，打破原来的集团管理原则，变区域化管理为条块管理，使之成为集团房地产业的主体。通过内部资产重组把集团优质的房地产资产都归入广州保利，在资金方面对广州保利全力支持，其经营规模迅速达到上市条件。保利集团一方面全力扶持保利地产，控制风险，进行监督把关；另一方面放手让保利地产团队开拓市场，不干涉企业的日常经营细节。

保利地产制定了以“大十字”闻名业界的战略。即抓住当时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广州走出去，主要沿着京广线（纵轴）和长江沿线（横轴）进行布局。先北上布点武汉、长沙、北京，再沿长江布局到两端的重庆、上海，在这个基础上扩展到国内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如沈阳、西安、成都，再进入其他省会城市。

保利地产成立后，当即启动向资本市场的进军。到2005年底，保利地产已经成为在全国十大城市布点，总资产超过100亿元的大型房地产集团，综合实力跃居全行业前5名。2006年7月，保利地产在A股市场上市，2007-2009年连续进行了两次股份增发和公司债融资，累计从资本市场融资214亿元，其中股权融资达到171亿元，企业股东权益从2003年底的4亿元上升到2012年底的425亿元。在雄厚资金支持下，保利地产迅速建立了诸多经典的品牌系列，为客户提供了高质量的住宅产品，保利地产逐渐成为保利集团的主要形象代表。

保利地产的快速发展，使得保利集团的核心经营指标在10年内增长了60-100倍，销售额从十亿规模到百亿规模，再跃迁到千亿规模。保利地产在2008年后成为当时国内房地产前四大企业“招保万金”之一。保利地产在集团中的净利润占比从2003年的不到20%，跃升到2012年的73%。

在保利地产板块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利花园为主力的中端住宅系列，保利中环、中辰等商业综合体住宅系列，保利天悦等高端住宅系列等知名品牌。同时，保利地产在旧城改造方面承担了社会责任。在广州市中心区域，保利地产主导建设了广州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琶洲旧城改造项目。琶洲村曾是海珠区比较落后的地区，有2500多户、1万多名居民，在改造前是船上人家聚集区，是典型的城中村，常遇内涝，交通不便，街区脏乱。2010年3月改造项目动工，半年内拆迁完毕，2014年11月回迁房全部交付完成，2500多户村民得到了近6700套住房，村民同时获得了集体物业，取得长期稳定的收益。琶洲村项目成为广州市城市改造的示范。

2014年以后，房地产行业再次出现了结构性变化，部分民营房地产企业借力海外发债等多种融资手段，将杠杆融资发挥到极致，颠覆了原有的“招保万金”格局。2015年起，房地产业依次在一、二、三线城市掀起新一轮热潮。保利地产保持了冷静头脑，没有卷入这场杠杆游戏中，而是相对放慢步伐，谋求转型，开始进行新业务布局。在养老地产方面，开拓和熹会项目并取得成功；在社区服务方面，把500万保利社区居民作为长远的合作对象，进行社区服务的探索。

文化业务：从抢救文物到文化强国的践行者

近十几年来，保利最引人关注的业务还有文化板块。中国在入世之前，文化产业大部分由事业单位唱主角，保利在文化产业上主动担当，引领培育、塑造文化市场。

保利文化，源自1998年注册的保利博物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与国外商人交流中，保利人发现，一些过去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正在被海外商人低价抛售。出于为中华文明“留下有意义的东西”的责任感，保利集团以意想不到的高价格，出手购买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并同步建立了一套严谨的鉴别机制。保利筛选了适合北方环境的青铜器和石刻佛教造像，以此为基础开办了博物馆。2000年，保利博物馆刚开张一年，三尊圆明园兽首在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上公开亮相，引起国内公众的义愤。时任集团总经理贺平和副总经理陈洪生在得知信息后，立即要求保利参拍，以总价3000多万港元的重金购得三个兽首。2003年又得到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博士的馈赠，共四件兽首国宝汇聚保利博物馆。当时，这些购买文物和抢救国宝的行为，在保利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正值保利最艰难的转型时期，这些投资能否产生经济效益并没有把握，只是一心考虑要为国担当。贺平总经理当时表态：“总要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一点东西吧。”不过，以兽首为代表的这些文物为保利集团赢得了“有责任有担当” 的美誉，塑造了保利集团的文化品牌形象。

保利文化真正的产业起步，是从保利剧院做起的。1992年，保利购买了北京东四十条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大厦作为总部，更名为保利大厦。该建筑主体原本的功能就是做剧院，但内部设计不尽合理，保利收购后投入1亿元对剧院进行改造，2000年10月重新开放，成为北京市当时最高档的剧院。到2008年国家大剧院开业之前，保利剧院一直是首都文化场所的龙头。21世纪初，很多大中城市纷纷在其新开发区建设了大剧院，其外观多为现代时尚设计，但其经营大多没有跟上，很多剧院一年排不了多少剧目。2003年，保利集团成立剧院管理公司，向上海、东莞拓展，承接了当地剧院的运营管理，介入上海浦东文化艺术中心、东莞玉兰大剧院等地标性项目。此后一路扩张，到2018年5月，保利剧院的管理范围达63家剧院，是全国乃至全球剧院产业最大的管理平台，覆盖21个省57个城市，12.8万个座位，占全国剧院行业16%的票房份额，2017年票房收入达到13.7亿元，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剧院产业最大的管理平台；目前平台还在继续扩大之中。保利剧院年演出计划9000场，接待900万观众，其中40%的场次是国外剧团演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最佳平台之一。保利剧院管理平台还承担了中国剧院行业管理标准的制定工作，从剧院管理的参与者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体现出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和行业对保利剧院的肯定和信任。

艺术品拍卖业务直接和保利博物馆有关。保利文化作为国宝买家参与国际拍卖，由此对于行业发展有较深的感触。从2001年开始，保利参与组织中国艺术品拍卖，从2005年开始做大业务规模，由保利博物馆馆长组织专家资源，树立专业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赶上了嘉德、荣宝斋等国内品牌。到2007年，保利拍卖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拍卖公司，实现了当年春秋两大拍合计15亿元的成交额，创造了保利拍卖超高额利润的时代。从2007年到2011年，拍卖额达到年150亿元的巅峰，之后逐渐稳定在70-100亿元之间。保利拍卖秉承“社会效益第一”的理念，为回馈社会，率先开展了公益和慈善拍卖。2008年，为汶川赈灾筹资举办了“情系汶川”慈善拍卖会，拍卖所得8480万元全部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此后，保利拍卖每年至少举办5-6场慈善拍卖，合作机构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国家扶贫办、残联等，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配合拍卖活动，保利博物馆的展品经常巡展，全年接待人次超过百万。在剧院演出和文物拍卖等项目中，建立了平台，做大了市场，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动承担起引导社会审美的责任。

此外，保利文化还介入了电影产业各环节。保利文化的业务，与其他主力业务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配合，不仅兽首巡展赋予地产项目以良好的文化形象，作为城市名片的经营者，保利剧院还提升了保利的企业形象。

2014年3月，保利文化在香港成功IPO，发售募资总额24.9亿港元，有效撬动资本市场，壮大中国文化产业。

民爆业务：迎难而上，整装再出发

民爆业务（炸药、雷管）属于特殊行业，是保利目前唯一的制造业主业，源自整合并入保利的新时代公司。在国外，民爆产品的生产已经高度自动化，且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像美、澳等民爆品主要生产国各自只有3家企业。国内民爆行业分散，经过2010年以来大幅压缩，目前仍有100家，主管部门希望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升级。

2013年，新时代公司并入保利集团，相应改名为保利民爆（济南）公司。并入后不久，当年5月20日，该公司就发生了特大安全事故，造成惨重人员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公司被停业整顿。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保利集团当年在国资委的评级从保持多年的A级降至B级。是否继续做民爆产业？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迎难而上，不退缩、不放弃，坚持做大做强做优民爆行业。

保利集团领导多次亲临济南公司现场指挥，推动工厂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努力化解职工安置和抚恤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组织开展新公司的竞聘上岗工作。最终，济南公司取得工信部及山东省工办下发的安全生产许可。企业面貌焕然一新，职工人数从原来的600人精简为200人，工厂从劳动密集型转为高度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集团不仅化解了危机，还实现了民爆业务的整体跃升。民爆板块通过兼并收购，实现整合式增长。2014年初，中国民爆行业的地方巨头——贵州久联集团提出收购保利民爆业务。但经过谈判，保利集团反而说服久联加入保利。保利以“现金+股权”增资久联集团，组建保利久联，作为保利民爆产业的整合平台。经此次整合，保利民爆总体产能达36.6万吨，居全国第一。2014年产销26.6万吨（其中久联集团16.4万吨）。2015年，保利民爆再整合贵州另一重要企业——盘化集团，当年产销达31.1万吨（其中盘化7.29万吨），保利民爆板块收入达到48亿元。

至2017年，保利民爆业务产能居国内首位，并与世界最大民爆企业——澳大利亚的澳瑞凯公司组建了合资公司，旨在推动国内民爆技术和产品升级，并加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进行布局。此时，保利民爆产业积极向下游爆破服务延展，形成了纵向一体化。

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创新之路

保利集团成立34年，改革了34年。通过持续的改革和创新，保利集团从承担国家使命的被动承揽模式，转变成能主动进行业务的取舍聚焦、具有战略规划和布局能力的实体，走出了向大型综合性现代集团企业演变的路子。

重视党建，加强党组织核心作用

保利集团党建工作做法完备，形成了一个“闭环”：每年年初集团第一次党委会审核通过全年的党建工作计划。计划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队伍建设，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群团建设和统战工作。2018年党建计划包括7个方面40多项工作，并且分解到每个季度。

集团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念沙提出“听党指挥、能创佳绩、作风优良”，这三句话已成保利人的座右铭和自觉行为。

保利党建工作在“互联网+党建”上做了很多创新，要求员工和党员及时通过网络集中学习中央精神，有的单位跟供应商、施工队建立联合党支部，一起学习讨论，并处理一些业务合作中的问题。地处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公司党支部提出“海拔越高，斗志越高，风沙越大，干劲越大”。

党建和企业文化有机结合，把企业文化作为党建的一个载体。2014年是保利集团成立30周年，集团开展了“五个一”活动，即制作一部宣传片，搞一次图片展、一次征文活动、一次摄影比赛和一次演唱会，通过这些活动全面梳理保利精神和保利文化。改革开放40周年，保利集团布置各单位党委书记讲党课。

保利的党建工作实践证明，旗帜引领方向，信念凝聚力量。将党建和企业文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指导范畴，是加强国有企业管理、推动企业改革发展事业不断引向深入的制胜法宝。

传承优良作风

保利虽然已经和军队脱钩，集团员工中转业军人的比重不足3%，但是保利人仍然传承了军人的优良作风。保利人信奉“使命必达”，以国家利益为生命，以企业需要为己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公司每个员工而言，当公司需要自己的时候，都能做到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服从大局，遵从调遣；为公司的改革发展敢于冲锋陷阵，经受各种考验，充分体现了保利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保利科技员工常年驻扎海外，两三年回不了家，春节等节日假期在海外度过是常见的事情。驻斯里兰卡的工程总经理和驻伊拉克总代表，就曾经先后三五年没有回国。在中部、西部非洲等条件极为艰苦的国家，家人不便随行，热带蚊虫叮咬，平时缺水缺电，上个厕所遍地虫卵，需要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练。2015年，西非塞拉利昂等国埃博拉病毒肆虐，每天有几十人死亡，恰逢保利的货物运到，为清点和保护财物、教会用户使用产品，保利人选择了坚持。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大部分中资企业都已撤离，保利科技的总代表却坚持到最后，直到按合同发来的货已到齐、妥善处理了代表处人员后，在大使馆的一再催促下才离开大马士革。近几年在各个动乱地区，保利科技往往是最后坚守阵地的中资企业之一，有效保卫了中国的海外信息安全，并保障中国侨民的安全离开。

完善公司治理

集团注重发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作用，切实做到职责清晰、相互制衡。集团建立了外部董事为多数的董事会，而且让专职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的核心委员会，作为有职、有权、有责任的管理监督者。

集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坚持从一线选拔优秀人才。各级领导班子成员都有基层工作经历，组织能力强、业绩突出、作风深入，赢得了广大员工的信服。集团大力推进国企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使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紧紧绑在一起，有效调动了企业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积极性。

集团坚持“小总部”，长期实行“一人多岗”的复合型人才模式，讲求办事效率，实行扁平化管理。在企业人员结构尽可能向业务部门倾斜、权力下放给主业板块的管控模式下，公司实现了最大的业务经营自由度，使旗下人才的经营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显然具有借鉴意义。

有效管理国有资本

保利集团在3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国有资本的有效利用和增值的途径。集团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2亿美元，至2017年，企业净资产增长了150倍，实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2017年，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轻工集团、中国工艺集团整体并入保利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保利集团按照“既重资产重组，又重产业培育”的原则，认真开展产业调研，形成“重点培育、正常运行、战略退出”三类指导意见。在地产板块推进“两板整合”，由保利地产收购保利香港（旗下主体资产为保利置业）50%股权，实现保利地产与保利置业系统整合，并完成对中航工业地产板块的并购。2017年8月，保利集团受托管理中丝集团，之后调整企业经营理念和考核方向，强化管控，并通过保利提供增信、置换10亿元高息贷款，降低了财务费用，理清了中丝集团在财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保利的一系列举措，为其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开了一个好局。

党的十九大指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前，保利持之以恒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系统谋划世界一流企业的培育建设。

                             （编辑  季节）

中美两国像一对隔大洋相望的冤家。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两国间就大动干戈。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相互伸手握在一起，为1978年两国建交开启了历史的大门。冤家宜解不宜结，此后风风雨雨40年，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2018年岁末，耄耋高龄的基辛格在访华时发出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看来，已届不惑之年的两国关系，正面临大惑：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通往未来的线索，常常就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之中。

寻求合作：两国关系的开端与纽带

中美间由敌对走向合作，是基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在冷战时代，为平衡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美两国需要联手合作。可以说，寻求合作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也是维系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至今的纽带。

1890年前后，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引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关贸组织（其后的WTO）、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四大支柱，在其之上建立了美式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重心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进行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逐步建立了美国提供金融投资和高端技术、其他国家进行制造、制成品贸易的顺差，以购买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回流美国的全球经济环流。推动了美式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当时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中国在该体系中处于产业经济链的低端，而服务业占GDP84%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通过提供资本和服务获取主要的收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因垂直分工而形成的这种互补型经济结构，成为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两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原因。在一个体系之中的经贸联系，事实上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关系中，美国占据全面优势、是主导一方，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与“纳入”的战略。居于弱势的中国，一直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寻求“接轨”机遇，积极争取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是历史因素和两国力量差距所造成的现实。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都十分重视彼此的合作关系。在两国关系破冰之初，毛泽东与尼克松就是从世界大势的角度观察和处理两国间的矛盾；邓小平与卡特也是从全球格局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建交问题。其后的中美领导人也在努力巩固中美关系，妥善处理矛盾，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1993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在1997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访华时，中国提出“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中美是“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又提出，建设“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中国的提议，总体上做到了相向而行。作为一种响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2013年提出“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美方有人还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中美应形成G2关系等提法。

2019年元旦，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信件，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表示要维持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这表明，寻求合作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目标。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间现代国家关系的建立，始于在朝鲜半岛的不打不相识。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出发，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朋友。相互博弈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从中美“上海公报”的草拟开始，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与博弈一直延续到今天。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的协奏曲中也存在着诸如炸馆、撞机、对台军售、南海自由航行、技术封锁、贸易战等等不和谐之音。斗争与合作的辩证法，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脱虚向实，如由奢入俭，是美国社会难以承受之苦。向外、特别是向中国转移国人怨愤与转嫁危机，成了美国政客的基本策略。挑起贸易战、打压中兴、晋华、华为等中国企业，说明美国政府的产业“逐中”的决心已定、撕裂全球供应链的行动亦已开始。这些对中国极限施压的举措，与针对台湾、南海、西藏问题的跨领域打压组合，意在造成中国多方受压的局面而被迫做出更大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动向表明，中美经济体系的分手过程，将会是复杂而激烈的国家博弈，甚至具有美国所提倡的“混合战”的特征。

实际上，目前美国的制造业提供的利润无法达到金融资本所需的水平。美国金融资本获利的基本方式，还是要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霸权形成的“合法加害权”，驱动国际资本定时、定向、定量的流向美国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制造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断波动，才能营造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大环境。在全球制造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生存和赢利的必要条件。华尔街资本通过对华盛顿政客的控制，把维持自身经济生态的需要，变成了美国的国家行为。为此，美国需要制造一场又一场“可控的危机”，通过危机驱赶国际资本，以实现在金融市场上获利。如果说，当年的产业资本主义意味战争；那么，如今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危机。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做出重大调整的美国对华战略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从2017年底起，美国政府相继发布了5份战略报告，即2017年12月18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19日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1月30日的《总统国情咨文》、2月初的《核态势评估》、2月底的《全球威胁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这些报告的共同结论是，与恐怖主义相比，中、俄等大国竞争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国际战略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作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式将这一共识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公之于众。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竞争对手。

除了美国政府官员之外，美国国会也加强对华施加压力。2018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部授权法案，其中有许多涉台条款，要求美国国防部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鼓励美军参加台湾军事演习。这一举动与国会先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一道，在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国会于2018年11月连续发布两部长篇报告，一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116页的《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另一份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长达529页的《2018年度报告》。这两份报告以“中美竞争”为战略背景，从经济、军事、信息技术等方面对中美对抗进行了全景式的长期分析。2019年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其中涉及许多涉台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以往主张对华采取接触的“知华派”学者，也加入到对华施压的行列之中。2018年11月29日， 32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联名发表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以213页的篇幅分析所谓“中国大举渗透美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该报告宣称，中国虽然未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或挑起两极分化，但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干预比俄罗斯“更为聪明有力”。通过巨大资金支持，中国“积极渗透美国的政治圈、教育机构与美籍华人社团”。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成了一个漏洞”，让中国得以“挑战甚至损害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因而建议，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要“提高建设性警惕”。著名知华派学者夏伟甚至提出，为对冲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应实施对中国访美签证的限制。如今，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人士被戴上“拥抱熊猫派”的红帽子，渐渐在对华关系的决策圈被边缘化。

在战略上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除了蓄意挑起贸易摩擦之外，美国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压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把中国是长期对手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进而把这种战略演变为打压中国的实际行动。

美国行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原因

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敌手的共识，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思想和认识基础。但是，这一共识所反映的仅为全球力量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从美国立场分析，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的主要原因，说到底是三个不适应，即美国原有的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变化、不适应中美两国力量消长的现状、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的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源自于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全球格局。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美对华战略虽经多次调整，但仍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华战略虽然存在打压的成分，但基调仍是接触与纳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主义体系遭受重创，那种由美国提供金融服务、其他国家从事实业生产的全球分工模式对美国经济与社会遗祸深远，导致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回归实业”成为两届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也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根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逐步放弃了原有体系下的承诺、责任和做法，试图以美国本土为中心重构全球产业链。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恢复实体经济的最大阻碍。

在美国看来，具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如果加快科技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就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再依赖美国技术、市场与投资的经济体系，不仅难以为美国提供超额利润，还会成为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者。因此，必须及时、果断地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美国必须要改变对华的“纳入”战略，选择排斥中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来打压的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美国主导世界的力量基础，扭转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是基于全球局势变化和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即使是希拉里上台，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美国对华战略都会做出类似调整。只是调整方式、实施步骤、具体手段上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调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美两国力量消长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在美国看来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如今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达到了成为美国全球挑战者的临界点。

中国继续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为全球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前景；中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冲击着原有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有阻断、甚至颠覆现有资本全球积累模式的可能性，危及到传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既有利益，甚至危及到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存续，因而被视为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异己力量。尽管中国曾经通过、并希望持续保持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是，美国是根据中国的力量而不是中国的意愿，把中国定位为“挑战者”和“长期对手”。

原有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目前美国国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对立，以跨国公司和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化美国，希望延续甚至是扩大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以铁锈州为代表的本土美国，则希望发展本土经济、回归实业、更多实现就业。全球化美国和本土化美国的尖锐对立，导致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冲突。“两个美国”的矛盾，是支配今日美国内政的主要因素。外交是内政的体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战略之中。分裂的美国有需要共同的敌人，以团结内部。

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把中国描述成美国就业不足、收入减少、经济停滞、贫困化的根源，通过攻击中国唤起民粹主义思潮，以赢得民意支持；有的人甚至通过著书立说宣传中国威胁而成了政府阁员。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只足以充分动员内部力量、不致遭受强烈反制甚至能够从中获利的“替罪羊”。而美国对华战略，成了被民意绑架和政客操弄的牺牲品。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并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一些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世界格局、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美国维持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代美国的想法，在行动上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历史宿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要从历史趋势、世界格局、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这是中国在复兴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成长烦恼。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最后，美式全球体系的式微与瓦解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即使中国全面让步、大幅放慢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步伐，美国也难以再把中国继续容纳在自己的船上。这是中国国家体量决定的结果。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顺势而为，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按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说法，“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是一切美国病的根源。据统计，近70%的美国人储蓄还不到1000美元；全美有1606万个家庭、即占全美20%的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美国社会充满了愤懑情绪，这直接推动了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利益集团的特朗普上台，对主要维护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进行颠覆性修正。修正的核心，就是要在美国恢复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因而，即使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也难扭转美国在本土和北美核心区重新塑造完整产业链的战略选择，无法改变美国排斥、打压、遏制中国和其他主要制造国家发展的战略决心与行动。

此时与其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不如细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基础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由美国主导的单一国家体系转向多元世界体系的大势，正在坚定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脱美化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推动以往由美国主导、基于垂直分工经济结构的中美关系，转向在多元并行体系基础上的中美新关系。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不自立。脱美后的中国经济，将会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在新基础上，中美关系将出现积极的质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经济体系取代传统大国的过程，通常要在新技术发明、推动产业升级、获得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往往还需要战争充当最终的清道夫。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13亿人的小世界，拉动30亿人的中世界，影响70亿人的大世界。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期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这种博弈式并行的中美新关系，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

从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目前在中美之间的确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也不是中国更依靠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美国实际是在和中国赌一把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如果危机失控，导致一拍两散、中国将被迫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固然对中国当下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骤然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美式全球霸权的两难困境在于，让中国逐步完成产业升级、似乎是在等死；而与中国全面对抗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即时分裂，这是找死之举。所以，尽管美国摆出要驱逐中国的逼真姿态，实质还是为谋取实利的虚张声势。由此，在中美在此轮战略博弈中仍存在“斗而不破”的基础，即中美两国都难以承受遽然分手的巨大代价。

中美关系将从斗而不破走向斗而并立

与美苏冷战时代处于扩张期的美国不同，引发全球危机并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的美国实际上处于战略收缩期。特朗普总统对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付出更多成本持否定的态度，从全球收缩是此届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如今所表现出的张扬姿态，其中隐含着虚张声势、换取利益、以便后撤的策略。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中美博弈的长期目标是走向“斗而并立”。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也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中国目前脱美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也不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和直接打压的结果。

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火太旺的表现，面对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的情况，美国只能通过不断挑事的方式把虚火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毕竟，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互利合作。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2018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与上年持平，但大多数国家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全球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低位，各国通货膨胀率有所提高。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较大，金融市场可能进一步出现动荡，各主要国家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全球贸易战可能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地缘政治风险和部分国家的社会动荡也将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国际金融

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3.3%快速上升到了3.7%，提高幅度达0.4个百分点。2018年没有持续这一趋势。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3.7%、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3.2%[1] ，增速与上一年持平。

当前世界经济六大特征

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没有持续上年各国强劲回升的势头，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的增速继续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

2018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GDP增长2.9%（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2.0%（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7%（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英国和加拿大GDP增长率同比分别下降0.3和0.9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2017年经济增速普遍回升，但2018年明显分化。2018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增长6.5%，仍保持世界最高增长率。除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其他主要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均有所回落。印度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6.7%上升到2018年的7.3%，而中国GDP增长率从6.9%下降到6.6%左右，东盟五国基本持平。新兴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6.0%大幅降至2018年的3.8%。其中土耳其因受经济制裁和货币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从7.4%降至3.5%。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1.3%下降到1.2%，其中阿根廷从2.9%降到-2.6%，委内瑞拉从-14.0%降至-18.0%，巴西从1.0%提高到1.4%。中东北非地区的GDP增长率从2.2%上升到2.4%，俄罗斯从1.5%升到1.7%（受石油价格回升影响）。伊朗因受美国制裁，GDP增长率从上年的3.7%降至2018年的-1.5%。

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尽管世界经济增速下行，但除少数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市场国家之外，全球总体上处于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时期。这表明世界经济处于从繁荣顶峰刚刚出现回落迹象的阶段。

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9月，美国失业率为3.7%，相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同期，美国失业人数为577.1万（同比减少78.5万）；就业人数1.562亿（同比增加170万）；私营企业员工平均时薪为27.25美元、平均周薪937.40美元（同比分别提高2.8%和3.1%），2018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62.7%至63%之间波动。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也在持续改善。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整体失业率从7.5%降到6.7%，欧元区失业率从8.5%降到8.1%。和前期相比，欧洲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从2016年9月到2017年9月欧盟失业率下降0.9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下降1.0个百分点；而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失业率下降0.8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下降幅度为0.4个百分点。

日本属于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2018年9月，其经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下降到2.3%，再创本世纪以来最低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分别从2017年9月的5.6%和5.5%，下降至2018年9月的5.4%和5.0%。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较大。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3.95%降到3.82%。俄罗斯的失业率从5.0%降到4.5%。阿根廷的失业率从2017年6月的8.7%上升到2018年6月的9.6%。南非的失业率保持在27%以上。土耳其的失业率则从2018年4月的9.6%上升到2018年8月的11.1%。

通货膨胀率稍有提升

美国季调后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6月1.6%逐月上升，此后稍有回落，2018年10月为2.5%，季调后的核心CPI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从2017年6月的1.7%上升到2018年10月的2.2%。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7月的1.5%上升到2018年7月的2.4%，至2018年9月PCE价格指数和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均为2.0%。

欧洲总体物价水平稍有上升，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其核心通胀率相对稳定且略有下降。2018年10月，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同比增长率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欧元区的HICP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而欧盟核心HICP的月度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8月之后在1.1%-1.3%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2%。欧元区核心HICP月度同比增长率同期在0.9%-1.1%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1%。

日本物价水平继续回升。2018年1月至9月，CPI各月同比增长率均保持在0.5%以上。其中2018年2月曾达到1.5%，此后有所回调，并在1.0%左右波动。至2018年9月，其CPI同比增长率为1.2%，比上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有小幅上升。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俄罗斯的CPI同比增长率从3.0%上升到3.5%，同期巴西从1.6%上升到4.0%，印度产业工人CPI从2.9%上升到5.6%，南非基本持平。阿根廷从24.2%大幅提高到45.1%，土耳其从11.2%大幅提高到25.2%。中国的通胀率也稍有提高，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1.6%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2.5%。

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2018年国际贸易表现出价格涨幅扩大、实物量增速下降的特点。[2]

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3%和12.4%。其中价格涨幅分别为10.5%和9.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3.6和5.3个百分点；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8%和3.2%，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5和1.3个百分点。

亚洲地区国际贸易量增速回落幅度最大。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亚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7%和3.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3.6和2.9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货物出口量增长速度下降最为明显。

欧洲整体国际贸易量的增速也有一定回落。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欧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均为2.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0.2和0.3个百分点。欧盟整体出口量增长率分别提高0.2和0.1个百分点。中南美洲出口总额增速快速回落。2018年第一、第二季度，该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1%和8.0%，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9.5和3.1个百分点；实际出口量在二季度为1.8%的负增长。

美国对外贸易形势相对较好。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国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5%和7.1%，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1和2.8个百分点；出口额分别增长了8.0%和11.2%，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5和5.4个百分点。

全球债务水平继续上升

2018年全球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104.5%微降至2018的103.8%，政府净债务/GDP从2017年的75.1%下降至2018年的74.4%。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8.7%上升到2018年的50.7%。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2.8%上升到2018年的44.1%。

美国政府总债务/GDP继续提升，2017年为105.2%，2018年约为106.1%。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237.6%上升到了2018年的238.2%。欧元区政府总债务/GDP于2014年达到最高点91.7%，此后一直回落，2018年继续回落至84.4%。欧元区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有所回落，但仍有个别重债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在继续上升。希腊政府债务/GDP在2018年达到188.1%，比上年增加6.3个百分点。2018年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债务/GDP分别是87.5%和96.7%，分别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欧元区仍然存在主权债务风险。

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比例继续上升的有安哥拉（80.5%）、阿根廷（62.7%）、巴西（88.4%）、巴基斯坦（72.5%）和乌拉圭（68.1%）等。低收入国家中该指标情况相同的有老挝（66.7%）、莫桑比克（112.9%）、苏丹（167.5%）和赞比亚（70.9%）。这些国家隐藏的债务风险比较大。

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也不断累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从2016年至2017年，全球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34.4%上升到了244.5%，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到了246.1%。其中，发达经济体从2016年的264.4%上升到2017年的276.0%，新兴市场经济体从2016年的183.3%上升到了2017年的193.8%。全球债务总水平的持续攀升，正在威胁全球经济稳定。

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2018年国际金融市场呈现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全球股市震荡，二是美元持续升值和其他货币不同程度的贬值。

截至2018年11月20日，以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编制的明晟指数（MSCI指数）来衡量，全球股指从年初以来下跌5.71%，其中新兴市场股市指数下跌14.69%，发达市场股市指数下跌4.46%。全球股票价格震荡与世界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有密切关联。

2018年美联储已经数次加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仍然维持负利率环境，美元明显升值。2018年10月相对于2017年12月，名义美元指数升值5.8%，实际美元指数升值3.3%。美元升值导致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从2018年年初到11月1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4.9%，英镑贬值了5.4%，日元贬值了0.1%。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了更大幅度的贬值，其中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6.2%，印度卢比贬值11.8%，俄罗斯卢布贬值13.4%。

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五个关键因素

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

2018年除美国等少数国家仍在强劲增长之外，其他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已经开始下行。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有可能再一次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率回升；如果美国经济近期内出现增速下行，则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因此，美国经济走势对2019年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不断上升。2016年2季度的增长率为1.3%，至2018年3季度已达3.0% 。从采购经理指数（PMI）等景气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仍然非常强劲。但是，美国经济也出现繁荣到顶迹象。首先，美国失业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劳动力已经被充分利用，工资已经开始上涨，且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其次，美国私人投资实际增长率，从2018年1季度的6.2%下降到了2季度的4.6%。再有，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开始出现高位回落迹象。2018年9月，美国三大股指均创新高，但在10月初均同步连续下挫。

一般来说，微调型的货币政策能够延长繁荣时间，防止经济出现快速过热和过热后的硬着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是3年，即连续加息3年后经济会出现回落。这一轮加息周期是从2015年12月开始的，到2018年12月已经是3年。加息周期的结束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再一次明显下行。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值应该为3.0%，离目前2.25%的政策利率还有0.75个百分点的差距。再有2至3次加息就能达到长期值。可见，从加息节奏上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时间不会太远。[3]

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会出现下行，它们对美国GDP增长率的预计：2018年在2.7%-3.1之间，2019年在2.5-2.8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2.9%，2019年2.5%；世界银行2018年2.7%，2019年2.5%；经合组织2018年2.9%，2019年的2.8%；美联储2018年3.1%，2019年2.5%）。[4]

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程度

当前的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或者进入衰退，引起其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染。这三类危机可能以个案的方式发生，但也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三类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已经使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很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这种传染效应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

美国股市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危机引爆点。从2009年以来，美国股市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以前股市最繁荣的2007年，其市值最高也没有超过19万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股市最繁荣的时候达到5000点左右，在2007年股市又一个繁荣顶点时仅达到2800点左右，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8000点。美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10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恶化，使美国股市未来仍将有较大下跌风险。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应对下一轮衰退的政策空间

如果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衰退，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不如10年以前。这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方面都有体现。

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的时间内将利率降至0.25%，其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仅有2.25%，即使再有两三次加息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下行，估计也只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息空间。英格兰银行目前的政策利率仅有0.75%，降息空间不足1个百分点。而欧洲中央、日本央行目前还是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出现经济衰退，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体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此时，欧洲中央和日本央行完全没有降息空间。

当然，在基准利率降息空间有限或者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各央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当前美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06%和0.11%，欧元区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为0.41%，[5]

长期利率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也有限。另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再一次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膨胀，使央行成为政府或者重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者，从而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降低金融体系在资金融通和金融中介方面的作用。欧洲已经明确规定欧央行持有的债券余额不能超过债券发行者债务余额的33%。量化宽松的空间也是受到限制的。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债务没有明显下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均比危机以前高。各国财政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尤其是欧盟国家。欧盟国家普遍面临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的压力，很难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政府的债务可持续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其政府债券的持有人主要是国内主体，因而不容易发生外债危机以及引发的货币危机，二是日本央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占日本政府债务余额的40%以上，这也导致日本央行资产总额已经超过日本GDP的100%。但是这种由央行直接向政府透支的融资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已经引起疑问。

另外，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当前的国际格局也不如10年以前那么有利。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宣称要实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优先政策选项。危机催生的G20首脑会议机制，目前也难以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的作用。如果下一轮衰退来了，各国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则以邻为壑的政策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国家。

全球贸易战的演变

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9月进一步升级，未来还将继续升级；2019年年初还可能发动汽车贸易战。美国受影响的进口商品价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受贸易报复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将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受影响的国际贸易还会更多。中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已出现出口增速回落迹象。世贸组织已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也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2018.9.27）。

贸易战打破了世贸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贸易战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等，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美国也可能和中国达成停止贸易战的协议，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钢铝和汽车关税方面的协议。但是，不管中美之间，还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都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未来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上，而且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由于制度安排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美国在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该法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去阻止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国外的技术出口。该法一方面扩大了受管制技术的范围，将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纳入技术管制清单，另一方面要求相关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制申报接受审查。这一制度将阻碍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如果欧洲和日本模仿美国建立类似的技术管制和投资审查制度，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

另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2018年9月30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包含不利于跨国配置价值链的规定。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协议第4章关于原产地规则的内容中，提高了众多制造业产品的本地增加值比例。比如，以净成本法计算，认定原产于美墨加区域内的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要求区域内价值含量达到66%，且以后逐年提高，到2023年要达到75%。该协议还规定，乘用车、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生产必须使用70%以上原产于美墨加的钢和铝，这些汽车才能被认定为原产于美墨加地区。过高的原产地标准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价值链。协议生效后，美墨加区域外企业将更难以在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组装进口中间品再出口到另外两个国家。如果高标准的原产地要求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美墨加协议中还出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规定。在一个自贸协定阻止协议方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条款也是不利于全球化的。这种排他性条款的蔓延将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和世界经济的动荡。

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2.1%，美国增长2.5%，欧元区增长1.9%，日本增长0.9%，其它发达经济体增长2.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7%，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4%，俄罗斯增长1.8%，巴西增长2.4%，南非增长1.4%。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2018年持平。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比2018年持平；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0%，比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上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战的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另外，我们预计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比2018年略有下降，全年原油平均价格将处于65美元/桶以下。

                                        （编辑  迟晨光）

今年达沃斯论坛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危机、逆全球化和中国这三个原因引起的。

算起来，我到达沃斯论坛来不下10次，从天气来讲这是最好的一次，没有雪，阳光明媚，气温也不太低。但从气氛来讲，可以说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大家的交谈，充满了焦虑。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

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之间。现在美国的复苏是最好的，去年即使在特朗普那么大的减税幅度之下，美国经济增长也只有2.9%，而且会持续乏力。按照现在的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到2.5%，后年可能为2%。从2008年以后，欧洲国家就在1.5%上下增长，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增长。

危机已经10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复苏？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10年内，发达国家普遍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到零或是零以下来支撑经济。本来这么低的资金成本是应当进入到实体经济去投资，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但是发达国家把这些资金拿去做投机了，投资到股票市场。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去当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当时美国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是12000点，世行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还有其他从事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太高，泡沫太大。直到现在，实体经济没有复苏，但是道琼斯指数高的时候可达26000点，现在是24000多点。为什么呢？那么低的利率政策，只不过鼓励把钱投机到股票市场去了。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股票市场却翻了一番还多，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泡沫已经很大了，现在泡沫是不是更大？因而每当市场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像惊弓之鸟一样，一下子就跌几百点。

    在这次论坛上，我听到很多人讲，可能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可能在2019年，或是2020年发生，用“调整”这个词是不愿意危言耸听，用另外的话讲就是可能出现股市崩盘的危机，所以大家情绪上面比较低落。

    第二个原因是逆全球化。达沃斯论坛本来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来了很多跨国大企业家，很多政府领导人，都在倡导全球化，但是现在全球化受挫了。过去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反全球化的推力仍是来自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不少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工人的真实工资，三四十年没有增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在美国，在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正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剧恶化。当这些问题和全球化同时发生，不少人就认为，发达国家出现这些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把它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全球化。如果进行比较好的分析，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个观点。比如说，发达国家像美国，工资长期不增长，并不是说它那些工作被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抢走。因为中国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卖到美国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很低，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生产的。现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不是因为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被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抢走，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高，企业就用自动化替代工人，这是主要原因。

    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化对一般家庭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但是他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真实生活水平应该是提高的。

   另外，中产阶级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恶化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使很多财富利润集中到华尔街去，以及80年代以后高科技发展，创造了很多科技神话，让一些人转眼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但一般人不在金融机构就业，也不在高科技产业就业，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工资没增长，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以及高科技的精英，他们的财富急剧增加，造成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些让人不满的问题。

    可是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只是看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也感受到了财富分配不均、工资不增长的压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风点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造成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逆流。它的结果大家也清楚，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法国在闹黄马甲抗议，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中国有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达沃斯是一个推动全球化的论坛，感受到这种全球化的逆流的压力也就特别大。

    第三个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30%来自中国， 2008年以后，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而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的压力。

    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行。2016年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增长为6.6%。

对这个6.6%的增长，可以从其它指标来佐证是相符合的，造假不了的。可是，大家对国际经济、对发达国家经济没信心。如果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减速的话，就更增加大家这种悲观的情绪。

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中国来讲，前面讲的这些问题都存在。今天下午听了王岐山副主席的演讲，他指出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世界做了最大的贡献。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去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以及为什么2018年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突然增加。对此问题，学者有很多分析，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比如国企的比重太高了，国企没有效率；有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达到顶点，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这些问题都存在，但都是老问题、长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慢变量的问题，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过不少分析，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问题。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加速下滑？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主动地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每个国家都在讲结构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中国是提出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做得比较多的其实是前面三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这些都是压缩性的，都是把经济增长往下压的。而且不止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企业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去产能。主要是指属于上游部门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行业。产能适度调减以后，好的结果是供给量减少了，价格上升了，所以2018年上游部门的盈利状况是增加的，上游部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2018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了。但是，另一个结果就是让下游部门承受了更大的成本压力，而下游部门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去杠杆。去杠杆信贷资金减少，可贷资金减少了以后，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规模比较小的，在借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紧缩信贷，第一个感受到的是民营企业。再加上现在银行以盈利为主，下游的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获利空间小了，那么银行给它的贷款也就更少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讨论是不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对民营的前景感到悲观。其实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政策，政府一直坚持发展国有和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民营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政策总是要调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觉得状况会有所改变，也就像王岐山副主席讲的，做好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做好中国的事情里面有一点，稳增长，稳就业，这是必要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会继续推行，但将有所调整。因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会继续加强，而是巩固成果。第四项降成本、第五项补短板，我觉得在2019年、2020年会在这上面下更大的力量。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税收成本，这一点其实政府已经在去年年底给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一年的营业收入在300万以下的这些中小企业，它的所得税率降到了10%。在100万以下的，它的所得税率已经降到5%。这是非常显著的降税，会有利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补短板。中国还有很多短板要补。我们有一些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是，这些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中国还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产业。我们的基础设施可以继续完善，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不足。我们环境绿色发展也要投资。中国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一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的地方。

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多投资，但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当它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不像我们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到处都是。它的环境是好的，它的基础设施应该都齐备了，无非就比较老旧，但它城镇化已经完成了。

在投资这一点，中国的回旋余地较大。我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还是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资平台等等的负债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就是GDP的60%，而且中国跟其它国家的财政赤字有很大的不同，其它国家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投资的，是有净资产的。如果用净财政赤字衡量，那么比前面讲的GDP 60%低多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出了一个报告，指出在讲政府财政赤字的时候，一般只看它名义负债，但现在要看净负债。如果政府的投资创造了资产，这笔净资产应该把它抵扣掉。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较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在2019年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我们可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我相信，中国在2019年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6.5%，要看国际，要看国内。但是，我相信，不管国际形势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  季节）

作者题记：本文尝试以历史的眼光、全局的视野、辩证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机床工业的40年做出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估，希望能够在机床工业未来30年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中有所助益。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道路，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机床工业在这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擘画的“两个一百年”发展蓝图，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前景，“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机床工业已经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艰巨，挑战严峻复杂。理性客观地对机床工业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对于我们明确未来30年① 的发展道路和优先任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40年主要成就与进步

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基础源于“一五”时期（1953-1957）开始实施的前苏联援建工程，② 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展的“三线建设”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规划建设。改革开放前已经形成产品门类比较齐全、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产业布局均衡合理的机床工业体系，基本承担起装备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任务，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这一体系，带有计划体制的种种问题，如企业缺乏活力，装备陈旧落后，技术进步缓慢。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床工业已经全面进入了数控机床时代，而我国的机床行业除个别较简单的产品门类外，数控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相比形成了明显差距。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机床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产业能力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体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机床是工业化生产最为典型的生产资料。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机床工业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和公有制（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包括“十八罗汉”①）和研发机构均由一机部直接管辖，其产、供、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甚至连一台很小规格的仪表机床都不允许计划外生产和流通。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材料供应、人事用工、工资福利等基本经营活动都实行统一管理。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经营主体。

改革开放后，这种单一结构和僵化管理模式逐渐被打破。1983年2月，机械工业部发布《机械工业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的试行办法》，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并行的管理模式，正式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1984年7月发布《国务院批转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的通知》，将原机械部直属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标志着以政企分开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全面展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准入、产业准入全面放开。原有的国有企业多数实施了不同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外资企业大量涌入。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机床工业的体制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机床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切削机床为例。2015年，规模以上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为739家，其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资（含港澳台）控股的企业数量分别为71家、533家和105家，占比分别为9.6%、72.1%、14.2%；上述三类企业拥有资产占比分别为38.3%、48.8%、10.4%；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18.4%、68.7%、10.8%；实现利润的占比分别为-12%、97%、13.4%。① 其中，国有企业除了占有资产指标（近40%）之外，在其他几项指标上已经失去优势，在利润方面拖了整个体系的后腿（-1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不仅在企业数量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占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资产占有贡献了近七成（68.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润，正在成为机床工业新的主力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已经形成，这是机床工业40年来最为显著和最具积极意义的变化。这一变化带来的竞争活力，使机床工业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数控机床技术全面普及

数控机床技术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控铣床。由于基础技术方面的制约，在此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数控机床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和微处理器（CPU）的问世，推动了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数控机床的大规模制造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创造了条件。70年代中后期，数控机床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美、欧、日等国相继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现了机床产品技术的代际升级即数控机床化。如日本山崎马扎克（Yamazaki MAZAK）公司在1982年就实现了机床产品的完全数控化。

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研发起步并不晚，195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就合作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数控升降台铣床（采用分离元件技术），比起世界第一台数控机床不过晚了6年。但其后的20年，我国数控机床技术进步十分缓慢，除了技术因素的制约，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从1973年开始，国家组织了数控技术攻关，但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除了可以制造少量技术相对简单的数控线切割机床外，数控机床总体上仍然滞留在技术研发阶段，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

改革开放以来，数控机床技术一直作为机床工业的主攻方向。1980年，北京机床研究所通过许可证转让的方式从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引进数控系统技术，随后从“六五”（1981-1985）开始，国家连续组织了几个五年计划的数控技术攻关，有力地促进了数控机床技术的发展进步。但既便如此，数控机床产业化进程仍然进展缓慢。直至上世纪末，我国机床工业的产值数控化率仍徘徊在20%左右，产量数控化率更是不足10%。

数控机床技术在中国的真正成熟和快速普及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在机床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数控机床技术快速普及、产量迅猛增长，数控化率持续提高。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2013年以来，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市场的消费数控化率均已超过了70%，2016年更是达到近80%的水平。① 目前机床工业领域内，凡适合采用数控技术的机床品种，均已采用了数控技术，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当下的机床用户领域，机床用户可以方便地在用工市场招聘到熟练的数控机床操作者，而普通机床的操作工反而成了稀缺资源。我们已在制造端和应用端基本实现了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虽然我国数控机床产品整体上还处在中、低档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30多年的时间，但是我国已全面进入了数控机床时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于1999年开始实施并持续10年之久的数控机床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② 为上述代际升级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

由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我国机床工业被称为是“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但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高。从专业的角度重新审视近十年来中国机床市场的实际竞争状态，可以概括为：“低端内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

机床产品的档次划分是针对特定市场的相对的和动态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尽管如此，人们习惯用高、中、低端三个类别大致区分机床产品的档次。对国产机床在本土市场与进口机床的竞争态势进行评估可知，长期以来的市场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端领域，而低端和高端领域的竞争态势一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一直是本土企业参与竞争；在高端领域，由于差距悬殊，国产机床基本上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而中端市场领域一直是国产机床与进口机床争夺的主战场，也是我们曾经濒临全面失守的领域，争夺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是多数机床企业长期以来的主攻方向。随着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中档数控机床技术不断趋向成熟，再加上本土优势的助力，国产中档数控机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市场地位日益巩固，逐步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近10年来，国产机床已经在本土中端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基本实现了由被动防守到长期相持再到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同时，我国机床企业并没有因实力悬殊放弃在高端领域的努力进取，2009年正式启动的国家高档数控机床重大科技专项（以下称“专项”）也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据统计，2009年至2018年，专项共安排课题600项，其中，近70%的课题已经完成。专项的实施，显著加快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步伐，许多高档产品品种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部分课题成果获得了市场应用验证的机会，为参与高端领域的市场竞争进一步积蓄了能量。

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中国机床制造业的经济规模就已超越德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一直保持至今。近年来，中国机床工业的总产出始终占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40年机床工业的规模增长过程，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末（1978-2000）。这一阶段机床工业的主题是体制改革、引进合作和调整提高，总体上处于培育基础、积蓄能量的阶段，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第二阶段为本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各种增长要素——改革基础、开放入世、劳动力供应、市场需求等充分叠加，机床工业随同中国经济同步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0年金切机床总产量为17.66万台，到2011年已达88.68万台，11年间产量增长了4倍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8%。机床工业这一阶段的高速发展，与整个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增长过程是完全同步的。正是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为机床工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拉动了机床工业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机床工业经济规模于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位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由于中国政府迅速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经济增长得到了快速恢复，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正是这一增长落差为中国机床工业的规模跃升创造了条件。

机床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四大红利”

从全局的角度看，40年来，机床工业的主要发展动力可以概括为“四大红利”，即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发展红利和人口红利。

改革红利

40年来机床工业的改革进程，可以以1992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的改革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上，渐次退出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在微观层面上，以搞活国营企业为目标，逐步赋予企业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地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推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和十五大（1997年9月），又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自1993年至今，机床工业在宏观层面的改革是，彻底放弃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则深入到“抓大放小”，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层面。

开放红利

回顾机床工业40年来的开放过程，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对外开放第一阶段（1978-2001）的主要特征是“引进来”。机床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不仅纷纷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以提高自身关键环节工艺保障能力，而且广泛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技术引进，以提高自身的产品技术水平。据统计，1980-1995年，机床工业共实施技术引进合作项目300余项，机床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多数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其中代表性的项目包括：济南第一机床厂与日本山崎马扎克合作生产精密车床项目，北京机床研究所引进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主轴电机和伺服驱动电机成套技术项目，济南第二机床厂引进美国维尔森公司（Verson）机械压力机技术项目等。上述引进合作项目的实施，使机床工业骨干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工艺装备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跨越式的提升。

中国加入WTO后，机床工业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除了发达国家机床制造企业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众多机床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并购。据不完全统计[1]，至今已有18家机床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项目25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大连机床集团并购美国英格索尔公司（Ingersoll）生产系统和曲轴项目、沈阳机床集团并购德国希斯公司（SCHIESS）项目、北京第一机床厂并购德国瓦德利希·科堡公司（Waldrich-Coburg）项目等等。海外并购进一步密切了机床工业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融合，培养和锻炼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机床产业新格局。近年来，为数不少的机床企业还直接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少数企业更是在国外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从而把技术引进与合作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发展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过程为机床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强有力地拉动了机床工业的快速发展。

机床工业属于生产资料供应部门，其发展直接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机床工业的发展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函数，投资增长，机床必然增长，投资增长速度快，则机床增速也相应加快，反之亦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为631683.96亿元，为1981年（711.10亿元）的888倍，36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8%。2017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为193615.67亿元，为1995年（3827.26亿元）的50倍，2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9.5%。2016年设备工器具购置固定资产投资为111869.26亿元，为2000年5846.72亿元的19倍，16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20.3%。可见近40年来，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力拉动，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床消费国，中国机床市场消费额在世界机床消费总额中的占比曾一度达到近40%，至今继续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人口红利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后来者，中国机床工业在产品技术、质量和企业效率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机床工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和服务，而支撑上述两大优势的主要因素是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增长，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机床工业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机床工业国有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于同期日本同行业企业的1/35至1/30，中国企业的人均劳动力成本大致相当于日本企业的1/30至1/25，即日本企业为1名员工所支付的成本大致相当于中国企业为25-30名员工支付的成本之和，差距十分悬殊。上述对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具有突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才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劣势，使得当时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竞争中勉强支撑。

自本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通过市场化改革、体制机制转换、内部管理升级和技术改造等综合措施，中国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且提高的速度明显高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速度，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充分显现，这正是机床工业本世纪初开始连续高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背景，也即人口红利。

正视自身问题和主要差距

尽管机床工业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必须承认，我们自身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积累的新矛盾；既有行业自身固有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既有纯技术的问题，但更多的是超越技术层面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只有客观准确地认识差距和问题，才能为未来的战略和行动提供正确的导向，否则机床工业的转型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从全局的视角观察，我国机床工业存在的主要差距和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基础薄弱

近10年以来， “大而不强”成为业界对我国机床工业的普遍评价。“大而不强”不仅指机床工业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而且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基础薄弱成为突出软肋。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主要载体的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其中的中高档部分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尤为突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基础共性技术、产业前沿技术研究方面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研究队伍和研究能力更是明显退化。

上述被动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机床工业发展战略和指导原则的偏差之外，还与其所涉及的特定产业发展背景有关。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基本完成了普通机床向数控机床的升级，而我国大致在2013年以后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由普通机床升级为数控机床，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的代际升级，同时还伴随着产业结构形态的明显变化，即由普通机床时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结构形态，演变为数控机床时代以高度社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形态。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主要载体的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逐渐分离并形成独立的专业化研发制造主体，与机床制造主体形成上下游配套关系；而机床制造主体负责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为功能集成技术和组装技术。这种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在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数控机床产业起步晚且起点低，尤其是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的发展严重滞后，在较长时期内不足以支撑产业的发展。恰逢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国外的成熟数控机床配套产品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以进口配套产品为主导的数控机床产业供应链很快形成，机床制造企业可以方便地在家门口采购到进口配套产品，用以制造出自己的数控机床产品。因此国产数控机床配套进口产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惯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压缩了国产配套产品的进步和发展空间，形成恶性循环。2009年启动的国家科技专项针对上述问题做过一些积极努力的推动，并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距离问题的根本解决还相去甚远。

显然，上述产业背景的本质是数控机床产业的供应链问题，这是机床工业核心技术缺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从供应链入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尚未形成

就机床工业整体而言，技术研发体系弱化、虚化和碎片化的背后原因，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至今并未形成。

从“一五”期间开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机床工业体系，除了重点骨干企业群体外，还包括众多的技术研发机构；不仅有“七所一院”① 这样的综合性专业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一类所”），还有由30余个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研发部门构成的更为细分的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二类所”）。上述研发机构形成了门类布局完整、层次分工合理的机床工业技术研发体系，基本覆盖了机床工业的主要技术领域，在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类所”先是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随后进行企业化改制；挂靠在重点骨干企业的“二类所”则早已随着企业一并下放地方管理。至此，原有的金字塔型技术研发体系基本被打破，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是弱化。由于“一类所”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原有的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尤其是共性基础技术研究方面的能力显著弱化，研发人员大量流失，其为行业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功能基本丧失，“二类所”的技术研发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改革开放初期，多数重点骨干企业都将技术进步的主攻方向调整为技术引进与合作，导致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严重不足，其基础技术研究工作早已被边缘化甚至彻底消失了。

其次是虚化。表面上看，机床工业领域的很多企业，都相继挂上了由各级各类政府部门颁授的各种研发机构的牌子（中心、基地、平台、重点实验室等等），但这些牌子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机床行业新型技术研发体系。真实的情况是：真正有能力、并已基本建立以自身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体系的企业并不多，不少曾经的重点骨干企业，其技术研发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较改革开放前明显下降了；至于大量新兴的中小企业，其研发能力更为薄弱，其中不少企业实际上就是“拿来主义”。与其它产业领域一样，机床工业多年来一直积极践行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模式，但是从“产学研”到“产学研用”再到“政产学研用”，其实际效果始终不明显。在机床工业领域，除了附属于企业和高校的技术研发机构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从事机床技术研发的专门机构，导致产学研合作中的“研”基本处于主体缺失的状态。

最后是碎片化。这具体表现为：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统筹缺失，难以形成合力、形成体系；政出多门，重复投资；缺乏顶层设计，往往形成“一窝蜂”、“大帮哄”现象等。碎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企业主体层面，还表现在高校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政府部门。特别需要指出，现有技术研发体系明显缺失技术共享和推广机制，而这种机制恰恰是一个成熟的技术研发体系必不可少的功能。

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风险

改革开放后，机床工业实施了一条以引进合作、跟踪模仿为主的技术路线。这种技术路线具有速度快、成本低、风险小的优势，因而为技术后来者在发展初期所广泛采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这条路线是自然合理的，也是符合技术进步一般规律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技术引进与合作在为机床工业带来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容易使其产生消极的路径依赖，并相应地弱化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损害长期发展利益。在具体实施这一技术路线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好近期效果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技术获得与能力提高的关系，应始终坚持一手抓技术引进合作、一手抓自身能力建设，两手都要硬。

遗憾的是，在技术引进与合作的具体实践中，不少企业没有把握好上述关系，相当程度地患上了“引进依赖症”。由于长期沿用跟踪模仿和引进合作的路子，这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反向工程（也称逆向工程）”也相应成为他们最为得心应手的技术手段。路径依赖的危害，不仅弱化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忘记初衷，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时至今日，有识之士早已惊觉，跟踪模仿和引进合作的路子已经越走越窄。一方面，可以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已经引进，而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技术却没有人愿意转让了；另一方面，模仿只能学到表面的东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靠模仿学到的。机床工业的技术进步路线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校正方向的时候。

产业结构整体失衡

本世纪初机床工业的连续高速增长至2012年基本结束，其背景就是机床消费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金属加工机床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32.9%断崖式跌落至-2.1%，衰退一直持续了5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的逆转使机床工业由连续高速增长一下子陷入了“产能过剩”的严重危机，被迫进入了艰难的转型调整阶段。市场变化的特点是结构性的，需求总量下降的同时，需求结构显著升级。因此,机床工业产能过剩也必然是结构性的，过剩的是与市场正在加速淘汰的那部分与传统需求相对应的落后产能，而与市场不断升级的新需求相对应的供给能力则明显不足，其本质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其背后是产业结构整体失衡。我国机床工业的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品供给能力层面的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通用型同质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严重过剩，而定制型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则显著不足。以大批量生产方式制造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产品，是机床工业的传统能力优势，前些年甚至有企业仿照汽车工业模式，重金打造机床生产流水线。这种优势在老牌国有骨干企业（包括转制的国企）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为不少新兴民营企业所效仿。本世纪初以来，机床工业的连续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上述优势。2012年以来，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而高档型、定制型和自动化成套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却快速增长，这一变化与机床工业的供给能力结构形成了明显的错位，适应传统市场的庞大产能在显著变化的市场面前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

必须指出，正在发生的市场结构性变化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不是近几年才开始，只是一度被过热的市场气氛所掩盖了。因此，清醒认识并主动适应这一长期趋势，从根本上调整自身供给能力结构，是机床工业企业的明智选择。

二是企业模式层面的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产品专业化”类型的企业过多，而“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业则凤毛麟角。前者是指专注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细分产品的企业，如车床类、铣床类、磨床类、齿轮机床类等等，我国机床工业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企业有特定而有限类型的产品，但是一般没有特定的目标市场领域，产品的普遍适用性和市场领域的广泛覆盖往往成为该类企业的追求目标。它们的突出短板是缺乏对用户工艺的深入研究，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成套解决方案的能力普遍薄弱。

所谓“市场专业化”企业，是指专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细分市场领域的企业，比如专注于汽车动力总成、汽车整车冲压工艺、航空、船舶、铁路、消费电子、模具等等。这类企业有特定而有限的细分目标市场，其产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市场针对性。它们的突出优势是对目标市场的用户工艺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是真正的用户领域专家，因此具备极强的为用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的能力。

相比之下，第一类企业是面向企业内部的专业化，是产品专家；而第二类企业则是面向外部市场的专业化，是用户专家。企业类型的不同反映了企业市场定位、经营战略的区别，也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企业特质。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受用户欢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业模式是适应高端细分市场特殊需求的必然产物，要想进入高端细分市场，最宜于采用市场专业化的企业模式。尤其那些对加工质量要求高的行业，无不对所需机床设备和服务有着专业特点十分鲜明的严苛要求，这是通用型的产品和非本领域内的专家根本不能胜任的。事实上，目前占据上述高端细分市场的企业多数属于市场专业化类型。比如德国格劳博（GROB）公司占据了中国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领域70%以上的市场份额；再如济南第二机床厂，该公司不仅在中国轿车整车冲压工艺领域占据了近80%的市场份额，还强势进入美国市场并站稳脚跟，这首先得益于企业长期专注于该细分市场的专业化战略。如果要在更多的高端细分市场有所作为，必然需要更多的市场专业化类型企业的努力。

三是产业体系层面的结构失衡。数控机床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主要包括数控装置、伺服驱动单元、主轴单元、测量反馈元件、转台、换刀机构（ATC）、滚动元件、轴承、液气润滑装置等等。所谓产业体系的结构失衡，就是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发展长期滞后于数控机床主机的发展。尽管有国家产业政策的长期支持，但时至今日，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不仅制约行业的发展，还为机床工业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上述三种结构性矛盾是机床工业“大而不强”现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因而也是机床工业转型调整的根本出发点，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产业生态焦虑浮躁

自2012年进入转型调整阶段以来，机床工业呈现出两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伴随着转型调整的不断深入，机床工业内部此消彼长的结构分化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则是产业发展生态变得焦虑浮躁。

机床工业的产业发展生态，具体指行业内部的发展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笔者观察，当前机床工业内部主要表现出两种消极有害的状态，即“浮躁之风”和“产业虚无主义”。

所谓浮躁之风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急于求成。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严重缺乏扎实做好底层基础工作的耐心；二是跟风钻营。热衷于追风口、赶时髦，张口互联网思维、工业4.0，闭口新制造、新业态，甚至盲目追求所谓共享经济、服务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三是粉饰浮夸。对扎扎实实练好内功的老实做法嗤之以鼻，却盲目迷信外部造势的影响，将一些基本的技术加以包装后以“创新”等面目招摇过市；甚至有些伪创新也登堂入室。所有这些表现，与机床工业“精实严谨、低调内敛”的产业特质格格不入。

另一表现是“产业虚无主义”。在一些人看来，机床工业是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尤其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之际，机床工业也可能和其他一些传统制造业一样被边缘化甚至被颠覆。近年来，诸如服务化转型、互联网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新业态、新制造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受其影响，一些企业开始放松甚至放弃装备制造产业正面战场的努力，盲目追逐所谓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化转型，有的企业更是参与到金融和房地产的“盛宴”之中。其结果自然是制造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衰退，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境。

相较于浮躁之风，产业虚无主义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前者的危害局限于败坏行业作风，导致假、大、空盛行；而产业虚无主义的流行将把机床工业的调整转型引入到完全错误的道路上。要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差距，恰恰在于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方面的基本功力。如果无视这些根本差距，而把主要注意力和有限资源都投入到其他方面，这显然就将误入歧途、本末倒置。

笔者认为，上述消极产业生态的产生和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社会转型期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拜金主义泛滥，投机主义盛行，财富神话频出，风口不断变换，经济和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变化增多，浮躁焦虑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二是长期存在的“唯GDP”发展误区助长了短期行为、政绩工程、虚报浮夸以及拔苗助长、竭泽而渔等不良风气的形成和蔓延。其三是虚拟经济（主要指金融服务业和已经金融化的房地产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畸形膨胀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不仅相当程度地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源（脱实向虚），而且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干扰。社会舆论一度对新兴技术的非理智追捧（诸如所谓“新四大发明”等）也难免带来对传统制造业的轻视，影响行业的心态。其四是机床工业自身转型调整的巨大压力。机床工业的整体转型调整并非是主动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从连续10多年的增长盛宴中突然跌入转型调整之中。转型调整绝非易事，非卧薪尝胆、伤筋动骨不会见到成效，当前处于转型调整过程中的机床工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也是焦虑浮躁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

正确认识我国机床工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无疑将为机床工业未来30年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有所助益。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