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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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对民主的想象力

来源: 2019.02.13 14:14:28

 

 

十多年前,笔者的博士论文即将杀青提交答辩之际,导师王绍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来十年将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和王绍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译了两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论文集,第一卷为《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1] 第二卷为《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

 

十年后,回头再看,这两本译文集只是冷盘、甜品。王绍光教授的新书《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3] 作为其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连同写作中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和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间倾力做出来的正餐、硬菜。

人们对抽签顾虑重重。抽签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看上去抽签的组织成本更高;抽签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预期性。总之,抽签像是儿戏不值一提,抽签的民主性只是潜力而非实力。

但是,抽签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恰恰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4] 自从选举取代抽签成为政治选拔的主要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混合寡头制就大行其道,这并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选举弊端所致。选举很容易让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泥沼,也很难让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悦诚服。[5] 代议制民主已经千疮百孔,人们有必要重新重视随机决策的长期传统,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签民主的理性潜能。[6] 这是因为,抽签是立足现实政治经验、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轻重相权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把选择交给神意、偶然或运气。[7] 抽签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也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抽签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强大,它有能力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的多样性,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简言之,抽签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无论是理性化的社会,还是后理性主义社会,抽签都是必要的。[8]

 

抽签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9] 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签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难免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适宜的美好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这也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10]

 

在此基础上,《抽签与民主、共和》告诉人们,无论古今,抽签都是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签和选举一样用途广泛,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11]、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重新将抽签融入政治过程之中,英国国会的一些工党议员希望用抽签组建的公民大会来化解脱欧僵局,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试验也已经方兴未艾。

不过,无论是两卷本的《选主批判与超越选主》,还是三卷本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为了证明抽签唯一正确,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它们想说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不应单轮驱动,而应票选、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多轮驱动。[12] 遗憾的是,相对于票选、公众参与、群众路线这些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抽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的关注都非常不对称,尤其需要补缺拾遗。

2008年,王绍光教授用《民主四讲》开启了他对选举式民主的严肃质疑和深刻反思。[13]十年后的2018年,《抽签与民主、共和》更上层楼,通过系统梳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与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内在价值和实际功用,回应现代人对抽签有什么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的疑问,进一步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想象力。

学术是常为新的,斯书是范。



*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 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

[2] 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即将出版。

[3]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

[4] 欧树军:抽签的民主潜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

[5] Alex Zakaras, “Lot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 Modest Proposal”,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55-471.

[6] 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7] Richard 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8]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 23-50.

[9] 屈原:《楚辞·卜居》。

[10] Otto Neurath, “The Lost Wanderer of Descartes and the Auxiliary Motive”, in O. Neurath (edit.), Philosophical Papers 1913-1946,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转引自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11] 欧树军:代表与民主的新盟约,《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1期。

[12] 王绍光、欧树军: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8期。

[13]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版;2018年,三联书店将其列入“当代学术”丛书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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