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对民主的想象力

十多年前，笔者的博士论文即将杀青提交答辩之际，导师王绍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来十年将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和王绍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译了两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论文集，第一卷为《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1] 第二卷为《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

十年后，回头再看，这两本译文集只是冷盘、甜品。王绍光教授的新书《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3] 作为其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连同写作中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和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间倾力做出来的正餐、硬菜。

人们对抽签顾虑重重。抽签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看上去抽签的组织成本更高；抽签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预期性。总之，抽签像是儿戏不值一提，抽签的民主性只是潜力而非实力。

但是，抽签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恰恰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4] 自从选举取代抽签成为政治选拔的主要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混合寡头制”就大行其道，这并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选举弊端所致。选举很容易让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泥沼，也很难让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悦诚服。[5] 代议制民主已经千疮百孔，人们有必要重新重视随机决策的长期传统，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签民主的理性潜能。[6] 这是因为，抽签是立足现实政治经验、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轻重相权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把选择交给神意、偶然或运气。[7] 抽签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也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抽签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强大，它有能力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的多样性，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简言之，抽签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无论是理性化的社会，还是“后理性主义”社会，抽签都是必要的。[8]

抽签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9] 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签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难免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适宜的美好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这也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10]

在此基础上，《抽签与民主、共和》告诉人们，无论古今，抽签都是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签和选举一样用途广泛，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11]、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重新将抽签融入政治过程之中，英国国会的一些工党议员希望用抽签组建的公民大会来化解“脱欧”僵局，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试验也已经方兴未艾。

不过，无论是两卷本的《选主批判与超越选主》，还是三卷本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为了证明抽签唯一正确，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它们想说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不应单轮驱动，而应票选、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多轮驱动。[12] 遗憾的是，相对于票选、公众参与、群众路线这些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抽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的关注都非常不对称，尤其需要补缺拾遗。

2008年，王绍光教授用《民主四讲》开启了他对选举式民主的严肃质疑和深刻反思。[13]十年后的2018年，《抽签与民主、共和》更上层楼，通过系统梳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与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内在价值和实际功用，回应现代人对抽签有什么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的疑问，进一步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想象力。

学术是常为新的，斯书是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