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究竟代表谁？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西方治理体系的描述最为周详。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批判》，就是对该书的解读。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国家代表了法。法的基础是什么？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公平正义？黑格尔的说法比较直率：似乎是没有。他说的公平正义是德意志民族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他所谓的“民族精神”，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现代民族国家”。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物权法”，公平正义只能在公平交易中得以集中体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追求财富的商业精神中得以集中体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法无非就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其实就是代表财富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代表无财富者，更不代表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于普鲁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他认为，普鲁士国家代表的其实只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国家官僚体系以及一批“官方知识分子”，另一种人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这样的国家与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与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治理体系的特点
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僵化造成的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这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就能看出。
中国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公平正义的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皇帝的角色极为特殊和重要。皇帝的意志之所以高于王朝、国家和法，就是因为皇权必须与“民彝”和“天理”保持一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一直是在不断改革的，以大历史观之，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这是至理名言。
中国的法治官僚政治是从秦的统一开始确立的。秦始皇制止了战国攻伐局面，秦的治理体系，目标极为明确，就是维护法治。官僚只是维护法治的工具，不是利益集团。
秦选拔治理者的办法，与后世不同。秦的郡县官吏皆有推荐、保举和选拔官吏的权力与责任（荐举），而继任者一旦犯法，则保举、推荐、选拔者都要与之同罪（保举连坐），把“连坐”制度嵌入了官员选拔制度之中。依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吏，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这也是一种好的制度，柳宗元以为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失误在于苛政，不在制度，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司马迁说，汉武帝所得在“富强”，所失在“王道”。汉武帝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重用商人为官，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成为“官学”，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铸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贵族集团。魏晋隋唐，士族门阀专权，士族就是官僚，官僚就是贵族，被秦废除的封建制实际上是以士族门阀专权的形式复辟了。
唐宋之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主要集中在官、产、学一体化的士族门阀势力身上。所以，宋代要全力克服的是汉代铸成的“贵族官僚制”问题。宋代的制度创新着力于稳定，其核心就在于比较成功地以士大夫官僚政治代替了贵族官僚制度，造成了一个小农社会。宋代以来的皇帝，就是官僚的首脑。它不像汉唐那样完全代表着有产大家族的利益，但它也不代表天理，不代表小农的利益，而是把维护官僚体系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国家只是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那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弊端：治理者缺乏治理能力。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官僚们嘴上讲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的作为却是“地上为私”。
宋以来的治理者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即士大夫阶级。但科举考试和官员选用乃是一种精妙的排除机制，它打破了门第，用读书人取代了贵族，且使读书人垄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恰在于用伦理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读书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却是以伦理关系维持社会和谐。宋以来，以儒家思想代替法家思想，改变了法治的核心内容，法由富国强兵的保障变成了皇帝制定的家法和规矩，这是一种极大的倒退。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而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叶适曾经对其进行比较：秦汉唐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而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宋代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但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官僚执政的工具是文牍，即收发文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 官僚治理体系，到了晚清，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集中表现就是规矩太多，机构太臃肿，且机构多为“管人”而非“办事”设置，以致限制了人才，脱离了实际，最终耽误了大事。因此，光绪皇帝概括说：“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材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中国者在一私字。”
钱穆曾经说，政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事，另一部分是制度。这一说法简短有力。总体来看，秦汉唐在人事上是比较积极的，表现为治理者比较能干，缺点是有些太能干了，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能够约束、规范强权。宋明清在制度完善特别是约束治理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宋代不经“二府”通过，皇帝讲的话也不算数。连皇帝本身也受祖宗家法和规矩的约束。其缺点就是不能抓大放小，以督促人去办事，而是一切细枝末节，莫不有成文规定，这样就完全不能办事了。于是，官员遇到事情，便将一切都推给祖上的家法、国家的制度去负责，而无真正负责任的人。
对于这样的国情，20 世纪初的刘师培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其实是“无为而治”，中国的学术主流，对于人民的态度既不是尊重和解放，也不好说是暴力压迫，而只能说是“置之不理”。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道家又欲废灭一切人治。汉之治世，宰相治国仅靠自然法即“变理阴阳”之道，对于国法所及之财政司法，则不闻不问。
传统治理体系的一大弊端，更在其脱离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治理者不关心经济问题。国家制度和治理者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既不起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好说是采取刻意的压迫手段，这样的作用往往就是“没有作用”。[1] 国家和百姓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互不关心，也互不信任，最终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民骗官、官骗民、基层骗中央、朝廷骗皇帝的情况，而这从根源上说，就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中国面对的迫切问题，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为好，而是人民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以为一切政治都是欺骗，只要是国家出面，就一定没有好事，人民对法律彻底绝望，对于一切为法律所保证的权利，老百姓都认为是需要逃避的“愚民”圈套。
宋以来的治理体系代表的士大夫官僚——“没有一个人负责任”的中国陷入了一盘散沙。
问题在于怎么办。
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他简单地认为，问题就在于清朝这个治理者不行，所以他要倡导“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他要变法改良，把三省六部改为十二部，县令直属皇帝；孙中山算是中外皆懂，他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问题，于是，他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然而，无论改革还是革命，究竟由谁来组织、由谁来担当，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顾炎武最早看到基层的家族势力。他认为基层社会要恢复“封建”才能有力量，即使外敌入侵导致中央垮台，基层社会也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就是基层的家族，这就是他在《郡县论》中表达的苦心。
孙中山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帮会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洪门会，即今天致公党的前身。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就是洪门大哥。洪门会有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孙中山的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会党。孙中山看到，中国的行会是官僚体系之外的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过去中国人看国家兴亡，往往忽略工商业组织的变迁，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盲区。
中国的行会出现得很早，它是有自身信仰的组织形式（如墨子就被推为手工业行会的领袖），特别是信仰关帝。行会立足于家族手艺承传，又与同乡会结合在一起，有会馆、商馆，有严密的会员组织。到了宋代，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会已经成为有能力与官方博弈的力量。王安石之“市易法”，目的就在于由国家提供资本给小商贩，而打击行会所代表的大商业资本的垄断。中国自近代以来“苦力帮”也在壮大，其中典型者如青帮，源于清代运河一带土匪横行，令漕运不便，朝廷遂决定由白水村最大的土匪团伙出面，包运漕米，至1855年运河中断，他们的势力已扩散到沿运的各大码头。[2]行会订立行规，调停诉讼，结盟绝交，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重要组织力量。因此，无论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都借助过帮会的势力。辛亥革命依靠的是会党，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依靠的主要还是行会。
传统的士大夫政治既然已经失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便希望以西方的政党政治来解决中国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是从戊戌变法的“民政”中发展出来的，几乎都是地方豪强的组织。这些政党既无信仰，也无主义，他们眼里的问题无非都是毛泽东说的所谓的“枝节”问题，而不是“大本大源”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而皇帝倒台之后，治理者缺位，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国变得更加衰弱，就连孙中山也不知道变革中国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哪里。
大梦先觉，但却走投无路。这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象征。
新 路
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相对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指：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制度既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代表官僚集团，而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新中国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公至正”的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义所在。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指土地的公有制，它体现为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切个人与组织对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只具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500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摸索新路。近代以来，梁启超、严复畅言“群学”，思考将国家、社会与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这种融合的真正办法。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够改变中国。谁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制度，谁就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
说出这个伟大真理的人，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他领导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离开了土地革命，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为什么不是重复西方的道路，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新路”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以“变”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贡献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一种应对“极端状况”的“超常能力”。
毛泽东是在晚清和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很注意传统中积极的东西，他能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这些积极的东西发扬光大。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读书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别开生面地论述了商鞅。在他看来，商鞅能够认识到国家的能力就是人民的权利、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地方则是把社会关系改造为生产劳动关系。他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确实是唯物主义的道理：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力，而制度和法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此前，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商鞅，也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肯定中国历史中的先进成分。这篇作文令他的老师大惊失色，在批语中预言，“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7 年秋，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写下了《伦理学原理》批注。这篇长达4 万字的笔记结合德国古典哲学，重新阐发了陆王心学。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什么特别留意德国古典哲学？其之所以拨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心弦，是因为这种哲学呼吁：国家不仅是一种机构，而且是国民精神生活的向导。德国虽然被法国打败了，但在精神上不能倒下，而只有重新树立起精神的力量，才能实现德国的复兴。毛泽东为什么又格外留意陆王心学呢？陆王心学认为，读书人仅仅掌握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读书人最缺乏的，第一是信仰（这就是“心”），第二则是抵抗外在压迫的斗争意志（这就是“性”），第三是到老百姓中去“致良知”的觉悟（这便是“行”）。
在毛泽东看来，康德哲学所说的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明心见性”，而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心与性，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里讲的信仰、情感和意志，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宣扬的“永久奋斗”这种精神的力量。青年毛泽东从德国的命运反观了中国的命运，用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照亮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重新发现了陆王心学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是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明修养、比较系统的德国古典哲学知识，把这二者融会贯通之后，又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的道路。无论中国的老路，还是被近代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道路，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都是变化得来的。世界上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有治理失败，而没有灭亡，人民、土地都在那里，怎能说灭亡了呢？只有不断改造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只有不断革命，文明才能真正生存下去。
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本大源”问题，就是：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中国？变革中国，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当时，对这一问题最鲜明的回应就来自梁启超发表于1902 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乃至“中国梦”这一说法最初就来自这篇重要的作品。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小说预言：60 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
哲学家只重视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相比，毛泽东对于西方的道路与方法没有那么推崇和迷信，因为他的学问根蒂在于湖湘学派和中国传统。尽管当时的潮流是用西方的方法去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毛泽东倾向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因此他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的调查，比学习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更重要。在“阅读西方”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毛泽东却主张首要在于“阅读中国”“读懂中国”，这是他拒绝去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五四的主题是“以西洋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那么毛泽东的主张则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这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显得特立独行，而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真正开一代学风。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了。辛亥革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是主动逊位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更与革命不沾边。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已经有了一条现成的路——自由主义的路，其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也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沿着这样的道路走，结果是国家随之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残酷的现实证明这条路不能救中国。在帝制瓦解之后，中华民族依然并没有找到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办法。
毛泽东是在独自的奋斗中得出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西方梦。李大钊说得很明白：“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毛泽东则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既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也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只是密切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在这种摸索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必然要被新民主主义代替。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趋势是什么？列宁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根本形式不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这些不过都是形式与皮毛而已，当前西方国家的实质就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这样的国家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
那么，一切被压迫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并不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所谓“先进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能力抵抗资本的掠夺，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而言，当务之急是实现民族统一，以劳动者为基础，这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帝国资本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人民国家。
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东西。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多党议会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者政党执政、法治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
新路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照搬的是美国的宪政，以宪政处理各州之间的统合问题。但是，历史证明，靠“宪政”、靠一纸宪法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孙中山临终前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切探索都失败了，新路究竟在哪里？结论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未来新的国家形式将是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这就是革命。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以劳动者的暴力去对抗和推翻少数人的暴力。
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赞成马克思的路、俄国人的路，更不认为那是一条出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更不会从“生产劳动组织”的角度分析生产关系。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家族社会，中国是个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国是个士大夫统治的社会，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社会。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洋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治的标准在区分敌我，这句话既是至理名言，也是常识。
但是，宋代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目标就由“化解矛盾”逐步走向了“无视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矛盾”的地步，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猖獗，造成的是连“敌我关系”都被取消了。历史证明，掩盖和取消敌我关系，自然也就取消了政治。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确实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区分敌我”的政治高度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认为，中国有阶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立足中国国情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从社会关系看，最重要的关系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倘若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看作人与“土地神”的关系，把佃户与地主的关系看作“宗族”关系，就是不会从生产关系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
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农民究竟算不算一个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既是一个阶级，但也不是一个阶级。要改造中国，就要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关系。要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必须从基层组织农民，以农民的组织代替土豪劣绅的组织。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宋代之后，官僚在任有官田，退休有职田，作为当地贤达，他们又掌握着学田，官田、职田、学田统统集中在官僚手里，这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官僚地主阶级”。毛泽东说，正是他们掌握了基层，从而构成了“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这种分析，立足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阶级是“买办阶级”，顾炎武的《钱粮论》最早触及了这些在钱粮改银中形成、壮大起来的阶级。随着白银贸易的扩张，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沿海口岸，买办阶级壮大起来。与孙中山所理解的传统的商会、行会、帮会完全不同，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这个阶级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服务的，诸如宋氏家族这样的势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会，而是毛泽东所说的“买办资产阶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三民主义”掩盖的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实质，掩盖的便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白银贸易发展起来的买办势力，它是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个新的阶级。
毛泽东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而“苦力帮”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与帮会结盟，蒋介石方才成功瓦解了共产党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中国革命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通过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改造中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说明，中国人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独立奋斗来寻找。因此，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就可以照抄照搬俄国人的路，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已经确立起城市对于农村、工业对于农业的支配地位，因此，掌握了城市，就可以控制农村，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忽视了这种国情的根本区别，他们革命的办法就是立足城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在城市的罢工和起义，都失败了。
自宋代以来，中国所奉行的都是“国家权力不下乡”的政策，这一政策到了毛泽东这里方才彻底改变、扭转。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中国的穷乡僻壤，而这就是井冈山的道路。
新型的国家政权在农村建立，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在瑞金颁布，这是千年以降第一次。
1930—1934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这时期是他在党内遭受排斥、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基础、财政和赋税的来源，其实就是农村。因此，任何真正有力量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立足于中国衰弱的城市而建立。反过来说，中国有力量的政权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只能依靠中国的农村而建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国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党内那种希望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的设想是不符合国情的，也是一再失败的原因。夺取城市，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而那种在革命低潮时散入农村打游击的设想，同样是错误的，因为那就是不能成事的“流寇主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于林彪的批评就是基于此）。
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便是首先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寻找“新路”的唯一正确方法。
寻找出路和新路，不能靠书斋里的争论和辩论，因为这需要实践。而在现代中国，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实践，首先是指暴力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新路”和“出路”，也是一条血路。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