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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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长征——复兴(六)

韩毓海 来源: 2020.07.15 16:13:02


危与机

危难中见真情

“发展是个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却被一些人理解为“发财是个硬道理”。

21世纪,恰恰是以发财这个“硬道理”的破灭开始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这个一心发财、一心赚钱的国家倒在了骗钱的道路上。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5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 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伟大精神,“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新中国品格,浴火重生,感天动地——千金难买民心一片。在灾难面前,金钱微不足道;在民心面前,山河为之动容。这是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复活的重要标志。

灾难锻炼了中国人民,警醒了我们党。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的人文精神、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救中国。

灾难过后,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刻,向世界展示了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20097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一事件警醒我们:建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信念遭遇了重大挑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建国庆典上,当“开天辟地”方队簇拥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在《东方红》的旋律中阔步走来时,这一刻成为历史转折的鲜明标志。这个方队由清华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个方队从历史中走来,它宣示了一条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割断这一整体的企图,都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它再次说明: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进步岂能由金钱引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凝聚人民的共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是用钱可以摆平的。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开始侵蚀社会风气。贫富差距正在拉开,腐败开始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环境——随着经济的迅疾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后果也接踵而至。

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高楼大厦坏了可以修,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坏了,那就不是一时可以补救、修复的。

企业以赢利为导向,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事业也以赢利为导向,那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人民的健康,牺牲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投入的金钱不计其数,但是到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更有甚者,一部分群众把教育、医疗和住房看作“新三座大山”。

当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人民满意的教育、医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改革等于赚钱”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引向了“绝路”?在抗击“非典”和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治理体系,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起来,成果也不能保住。

中国需要全面和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提出了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也难以搞上去。

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即比较少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仅仅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保护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没有十分重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去重视其主体——人,特别是没有注意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的,这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治理体系。但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前,这些规矩主要是强者为弱者、统治阶级为老百姓定规矩。为强者、执政者定规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为自己定的规矩。同样地,我们的建设与革命也是有规矩的。中国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根源就在于强大的产业基础,就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就在于比较均衡的发展结构,就在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形式,就在于社会平等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只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建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更完善的治理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力图用简单的市场化教条破除我们改革的规矩。

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按照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实行市场体制的结果,而且只应归功于市场化。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世界上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沿着所谓市场竞争的道路,西方国家没有走向自由贸易,而是走向了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至于说到“企业家精神”,勇于探索和执着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后一种“企业家精神”,中国行会和商会发展的漫长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仅仅凭行会和商会的逐利“精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矩,但市场教条主义无视今天世界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过剩”,而是优质产品的短缺。所谓优质产品也不仅是高技术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大城市的住房。这些产品过去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产品,而事实证明,通过将这些公共产品简单地推向市场的方式,不能解决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反,只能造成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人们打破一种规矩,为的是建立更合理的规矩。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结论。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教条主义不但无法解释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市场在某些舆论中已经理解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就是鼓励和放任少数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赚钱、发财。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靠少数既得利益者发财,非但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强化和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回应政治民主和稳定的要求、社会和谐与平等的要求、文化自信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丧失了内生的动力。

说到伟大成就,我以为有三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是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就是干事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能干事、敢干事、想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伟大复兴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第三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不是什么先发优势、后发优势,甚至不在于什么单纯的要素优势、资源优势,而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有组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初心

193910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第一,经过建党以来18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武装斗争;第二,在18年的斗争中,我们经历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我们学会了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打交道的办法。

在迈入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有类似之处。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增长了经济建设和竞争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历了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不同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增加了与世界上各种力量打交道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的现象,但许多人对于西方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的阅读,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被动地、甚至是盲目地追随。

我们走过的路很长。中华民族5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彼此联系的不懈奋斗的历史。不过,我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否就有充分深刻地理解、认识和总结呢?一些人只是搬用西方18—19 世纪的理论教条,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就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做过深刻的批判性总结。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段时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风气十分淡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工作就更少。一些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摆设,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需要抛弃和批判的东西来对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所谓“能力不够”,也较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那三条:系统地研究世界现状的能力不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能力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不够。

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比较来说,我们的思想上的财富非但不够,而且还是比较贫乏的。

什么是“以人为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指出,人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人道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资产阶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不全面,指出我们的发展观还不“科学”,这无疑是思想上的极大深化。但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发展什么?经济怎样发展才能协调和充分?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发展的是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的认识和理解。

破解问题的答案千万个,而根本的答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去寻找,必须从我们正在干的事业中去寻找,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宏愿,就是要求政治局的同志每人选一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认真阅读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读书体会,并结集成册。他准备自己带头,为《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导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个宏愿没有实现。真正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工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

1997年,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的故乡,一份叫做《福建论坛》的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习近平当时,他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就是新时代的先声。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阐发。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目标?就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建立新社会,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根本上在于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真正坚持这一标准,而今我们应该防止什么呢?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实践的主体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

这些话,发聋振聩。

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鼓舞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去刺激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变成了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金钱导向,这个口子一开,贪污腐化就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彻底性和反潮流的气概,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当了7 年农民,他对人民的感情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就是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他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想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静夜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这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充分”。最大的不充分,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充分,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性,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和远大前途理解不充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重视不充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治理体系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化”的矛盾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随后的9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仅为4.9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6%,而德国是3.99万亿美元,法国是2.35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就折合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2018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第一次超过了其经济总量。。

尽管美国是一个在财政上面临破产的国家,但它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之间的矛盾。

这使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所思考、论述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它的核心就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1993年,欧盟诞生。建立欧盟,旨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发行欧元,创立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基础上的欧洲新秩序。但是,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在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自发产生的欧洲治理体系的存在。美国认为,欧盟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定规矩,并修改美国定下的规矩。这就是欧盟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所在。

1999年,美国以南联盟发生种族清洗为名,高举人道主义干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几乎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了欧元,造成了巴尔干地区流民遍地,难民问题成为欧洲发展的重大威胁。

美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全球治理体系,残酷打压竞争对手,这是其得心应手的一贯战略,打击欧盟只是其一、另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制定的《反海外腐败法》。《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一开始它针对的只是美国国内企业。这项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企业巨头的质疑,因为它们是在全球各处行贿的“大户”,这项法律会束缚它们的手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反海外腐败法》自颁布以来,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执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行业巨头转而提出,为了打击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迫切需要将这一法律加以修改。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从此后,“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1]而“9·11 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更以反恐的名义赋予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和员工的权力。同时,美国还以“反腐败”这一正义的名义敦促经合组织成员加入《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忽悠”各国进行反腐败立法。一旦加入这一公约,就等于授权美国司法部肆无忌惮地起诉该国企业的权力,而这些掉入“美国陷阱”的国家与企业却无法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和反制美国。

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能力在不断下降,但是美国以法律手段“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却大幅跃升,它找到了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武器。这是因为美国不但有对世界“征粮派款”的能力,而且掌握了一项对全世界的企业“罚款”的武器和法律工具。自《反海外腐败法》修正案通过以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罚款高达88.72亿美元。美国转而成为一个以法治为名的世界警察实行世界治理强权,而这一强权则是由美国强大的武力和立法能力支撑的。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突出地表现为全球治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比较100年前的世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大的变化。

第一,100年前,世界被以武力扩展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支配,而今天的美国已不是这个意义的“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失去,美国诉诸武力所维护的乃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名的世界治理体系。今天的美国总是以执法的“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100年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萎缩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美国的治理体系和“暴力执法”压榨出来的、最令美国欧洲统治阶级头疼的,是难民的涌入。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是西方世界长期输出“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世界严重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权”就是西方世界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而今,美国和西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维护的,不过是信基督教的人的权利。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难以继续唱“人权”高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变穷了。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在中东打了19年仗,阵亡5000多人,伤残56000人,花费了7万亿美元,而目前战争仍未结束。而欧洲变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繁荣与稳定,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即国家以投资和税收的方式调解劳资矛盾,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投入,致力于培养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先后放弃了国家调节,再次走向了自由放任。随后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大规模缩减。许多欧洲人感到:当自己将要沦为低收入者的时候,就不能再让外来人占便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

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宛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复现:由于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造成的政治脆弱,人民普遍对政府和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变得更加容易,民粹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受到青睐。

在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就一致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治理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可以对抗内部的民主与党争,可以协调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可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里的“外部”就是指非基督教的人的世界。美国的立国者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只有扩张和进攻,才能免除“外部世界”对的威胁。因此,从立国之初,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础、以法治为名义的治理体系。

500 年来,西方世界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就是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和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而今,美国要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以全世界的难民化为代价的。

100 年前,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李大钊把这场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

100 多年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要制止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殖民地化,而今,欧洲陷入的动荡不是什么“民粹运动”,而同样是一场“庶民的起义”,只是今天构成“庶民”的是融入的难民和本国的穷人。

今天,美国所说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

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走向复兴的新路

西方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发展中国家路走,这个世界就无路可走了吗?这就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13年秋,访问中亚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奋力共建新路,而建新路可以从重建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始。

他说,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连接着东西方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其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也应该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现在,正是加强经济联系、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良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应该携手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从根本上说这是有限的。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中国致力于全面开放,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金融投资网络,建一条世界交通的“新路”,让它们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而这条新路,就是“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

500年前,西方殖民者开辟的海路改变了世界。当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决定开辟新路,决心为世界的开放与联系,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一条走向新生和复兴的新路。

正像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要在军事上充当世界霸权。美国怕中国,就是因为美国不能掌握和支配中国的命运,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3]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美国陷阱[M. 法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33.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http://www.xinhuanet.com/po 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3] 习近平拿出打开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瓶颈的钥匙[EB/OL.2017–02–05 . http://politics.pe ople.com.cn/n1/2017/0205/c1001-29059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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