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芯片的诞生

1999年，夏晓东前往美国的一家芯片公司，此时他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兼技术中心主任。与他同行的是海信集团负责电视研发的同事。他们与对方就开发电视芯片项目进行了“异常艰难”的谈判，确定了合作关系。

异常艰难的合作

在合作中夏晓东发现，海信能获取的，只不过是一些功能方面的知识，而对于代码、设计流程等技术细节，对方讳莫如深。这家美国公司的某款液晶芯片出货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但芯片设计研发也就是七八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既然这么少的人能做研发，掌握了研发流程，海信开发芯片是不是指日可待？

当时的家电市场，由于技术革新带来显像管的成本下降，价格战硝烟弥漫。但惨烈的价格战的背后，是产品的同质化。

周厚健说：“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却不掌握核心技术。这就像做电脑，芯片基本都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做电脑的利润其实很低。” “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这意味着自己决定不了电视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

2004年，我国有68家彩电企业，年产彩电7000万台，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生产国。这些电视机使用的核心视频处理芯片均为进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所用芯片大部分来自国外。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仅2004 年上半年，我国用于芯片进口的外汇即达262亿美元，国产芯片仅占使用总量的3%，而中国企业设计的芯片占国产芯片的使用量比例为0。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电子信息企业，多数是将别人的芯片焊接到电路上，这是一种出力多、利润低的经营模式。

当时的日韩家电企业一边垂涎着中国市场，一边又对中国企业嗤之以鼻：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研发能力，长期下去，大多数中国企业将在未来消亡。

周厚健说：“我国制造业越发展，芯片的消费量越大，设计、生产芯片能力薄弱的问题就越突出，我国企业就越发受制于人。如果我们不能在核心技术上突破，恐怕日韩企业的预测就要变成现实。”

芯片是家电的神经中枢，也是一种隐蔽性权力的载体。它的生产商打着自由交易的商业伦理旗帜，却又让交易的另一方惴惴不安。

周厚健决定行动。敲开美国芯片公司的大门，只是一次小小的演习。1999 年，周厚健和集团内一批工程师开会，讨论自己研发芯片有没有可能？会上，反对声淹没了赞成的声音。多数人认为，既然眼前不冒险就可以赚钱，将家底压上去做虚无缥缈的事情不值得。何况芯片设计生产的周期性强、技术要求太高，海信目前暂无技术储备。

决心自己做芯片

2000年，海信集团成立了“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决定自主设计芯片。

6月的上海是梅雨季节，潮湿、闷热，让北方人战嘉瑾难以适应。他和同行的三个研发人员落脚在一个四人间宿舍。战嘉瑾团队的任务是研发电视专用核心芯片。

战嘉瑾1995年大学毕业就来到青岛海信集团， 1997年就承担了海信自主开发的100HZ机任务，以后成为海信电视研究所所长。他熟悉海信使用过的各种外国品牌芯片，他内心的愿望是，一定要用上自己设计生产的芯片。经历了1999年与美国芯片公司的合作，这一愿望便更加强烈。200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上海市随即在市中心黄浦区建设“科技京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就设在这里。当上海有关部门了解到海信自主研发芯片的意向后，派人专程与周厚健联络，随即战嘉瑾团队就受命到上海组建海信ASIC（专用集成芯片）上海研发中心。

当时，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低迷期，海信的决策受到不少人质疑。团队调研了10多种产品：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数字电视解码芯片、全球定位系统GPS芯片等等，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当时国内还流行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集成电路。有的公司做逆向设计——把其他公司的芯片拆开研究，直接模仿。逆向设计的风险小，但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边。与此相反的正向设计，是以整机的功能和性能定义设计目标，自己从头做起。走对了就是领路人，走错了，前路不通，时间、金钱、精神受到三重打击，甚至满盘皆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到2001年冬天，海信确定做正向设计，做专门提升画质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战嘉瑾说，海信做芯片要考虑到整机的优势，“项目一旦完成，就可以参与技术的高层次竞争。拥有了核心技术，才能与合作者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

几年后，《中国企业家》杂志问周厚健，万一研发不成功，有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周厚健说：任何一个开发都可能失败，特别像这种难度比较高的开发，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搞了几年投入几千万，如果最后失败了，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企业更可怕。我们应该冒险这个险，把我们的技术力争再有所提升。

海信愿意赌一把

“这就像做菜一样，原料可以有无数种搭配，你要找出自己擅长和合口味的方案。芯片设计也是这样，不是说哪一个理论上的流程最好，而是哪一种符合你的需要；而且芯片设计仅是最前面的一环，离不开后面的芯片加工、整机应用等。当时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多在台湾和欧美，我们对后面的相关环节也不很了解。”战嘉瑾说。

在电视领域，核心的芯片有三类，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以及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因为没有统计标准，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没有固定程式，开发难度很大。

他们开始疯狂补课。看专业书，向业界专家请教，团队讨论、分享、争吵、消化。坐在出租车里思考芯片，听音乐时想着芯片，满脑子都是芯片。大家没有功夫聚会，每天熬到深夜。这是一种“不疯魔，不成佛”的状态。

产品开发同步推进。2002年，他们完成了一项工作，就是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实现项目。一张比A4 纸小的电路板上，团队的心血和代码汇集成了300 多万个晶体管。

完成FPGA 项目是一种突破。它起码在两个方面证明了海信芯片团队的实力：首先，是开发流程的可行，其次，是集成电路设计拥有了正确的方法。

在完成FPGA 项目的基础上，团队完成了对算法和电路设计的验证工作。此时，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乎让上海团队陷入了停摆。

2003年8月，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进行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完美的东西，在验证阶段却是一团乱麻，经过多次校正修改之后还是无法发现问题。

整整两个月，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答案。经过一番讨论和争吵，他们决定同时用两个办法：一是对原有模块进行大幅度修改，另一个是做一个优化的模块。最后，两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

研发的流程管理，强调科学、高效、协同的机制。但是起初，上海团队对项目的管理属于激情管理，只是强化了个人的激情驱动，弱化了相互的协同。芯片团队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地撰写极具个人风格的代码，但整个项目组却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因此，各自不同的代码风格无形中提高了排查问题的难度。芯片团队重新梳理了研发中的节点性问题，形成了设计规范，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增强了抗击打能力。

这里不能不提到刘卫东。他在海信有三个头衔：现任海信电器首席科学家、电子信息集团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芯片公司总经理。他主持了芯片研发，主导了模组研发和产业化，并牵头研发了多项行业领先显示技术成果，以及他带领团队开启激光电视的关键技术研发。这四项，分别代表了，艰难，艰难，艰难，艰难。

周厚健是工程师出身的董事长，而刘卫东则是其镜像。通过他，我们才能知道周厚健到底在想什么。

刘卫东指出了家电行业的问题：对外合作不够，完全靠自主研发远远不够，要跟外部合作。“自主核心技术，很多需要对外搞深层次合作解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周厚健建立了一家技术立企的公司，需要技术能力服众，没沾染官僚习气，能敢于直言反映问题，较真，专业，又有奋斗精神的技术人才。这个合适人选是刘卫东。刘卫东也需要痴迷技术的领军人，他强调，研发工作最深的体会是，“要敢于做最领先的技术产品，你没有这个胆气就真的可能一事无成。”

一颗“中国芯”是这样诞生的

2004年6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青岛海信集团考察。周厚健陪同温总理进入海信展厅。在电视机展区，温总理被海信的芯片吸引。海信人介绍：这款海信自主研发的专用集成电路，应用在视频类产品的核心数字处理部分。中国年产彩电6000万台，而且产品正在升级换代，由于未掌握芯片制造技术，产品常常受制于国外企业，同时要付出大量的专利费用。海信芯片的推出，将彻底打破国外垄断的局面。

这个演示的调试平台是从上海运到青岛的。

周厚健汇报说：“这个芯片对我们视频行业的意义太大了。虽然我国的电视生产量很大，但主要芯片都是国外的，我们在选择产品上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这样下去我们只能赚取廉价劳动力的辛苦钱。”

温总理说：“你说得对，我认为现在制造大国都谈不上，只是加工大国。”

周厚健介绍：“我们这颗芯片推出后的成本只有3美元多，而同样的国外芯片都在15美元，便宜的12美元。这就是自己拥有技术的价值。”

温总理：“因为是你自己的知识产权，竞争力自然更强。”

战嘉瑾随后演示了海信芯片的效果。

温总理：“看到了，你们的芯片主要应用在视频领域中吗？”

周厚健：“是的，可以应用在各类电视、视频处理设备中，应用面广。如果这些芯片在视频领域上机成功，这将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颗电视核心芯片被批量使用，它对提升整机产业的水平和能力意义非常重大。这颗芯片将在近期上机试验。”

温总理还问了一个问题：“中国年产6000万台电视，还有2.9亿部手机，还有数码相机。你们的芯片能应用到这里面吗？”

周厚健回答：“目前还不能，手机、数码相机的视频应用与电视应用还有一些差别。总理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们将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应用，我们一定会努力。”

随后，总理观看了海信的网络安全设备演示。讲解者说：“由于我们国家在芯片开发等基础科技方面与国外还存在差距，所以我们的产品与国外的产品相比，在硬件性能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听到这里，总理的表情很严肃。

总理离开海信集团后，周厚健便在想，一定要给总理写信，说明“中国芯”是可以诞生的，还要告诉总理，“中国芯”是如何诞生的。

此时的周厚健为这颗芯片想好了名字——“信芯”。这是海信自己，也是中国家电行业、中国制造业的信心，是中华民族的信心。

从这以后，芯片的研发速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在温总理考察海信之前不久，芯片进入到关键的流片阶段。所谓流片，就是设计完集成电路后，先在流水线生产几片几十片供测试用，测试通过，即可批量化生产。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内外部质疑是最强烈的。此前芯片团队的辛勤研发就如同沙盘推演，而到流片阶段就是实战。

不确定，上海团队不确定，青岛总部不确定。

周厚健说，在团队为他做项目演示的时候，他曾严肃地批评他们：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产品，搞不出来不要紧，出一点错误也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

高密度地汇报、高密度地质疑、高密度地修改。芯片的性能等问题逐步地解决。

2004年，他们艰辛而又高效地推进工作。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电路的设计和验证；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到了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的全部设计工作，直到交付加工前夕还在不停地调试、检测。密密麻麻的晶体管，十几万行的设计代码，一个纰漏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一场海啸。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流片后不工作、如果需要改动(哪怕只在代码上改动一个小标点)，海信的这100万元就等于付诸东流。他们天天加班，不断检查，反复验证。他们充分利用晚上人们休息时间，让机器运转起来，之后才回去睡觉。

11月27日，海信芯片完成MPW 流片，专业测试通过了验证。这款芯片成功地应用在支持1080P高清显示格式的电视机上。反复的测试表明，海信设计的芯片一次流片成功。而流片的一次性成功，在国际芯片知名公司中也不常见。

2005年5月19日，“信芯”经历了反复数次的工程批生产和验证。6天后，海信第2000台与信芯对接的整机下线，通过与国际产品严格的比较验证，运用信芯的电视整机产品与采用国际先进芯片的电视相比，技术性能毫不逊色。

山东省科技厅在4月份完成了对信芯的鉴定，认为信芯在视频处理算法、芯片体系结构、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此时，周厚健给信芯取了个全名“HIVIEW信芯”。

2005年6月26日，海信在北京发布了“信芯”，它通过了信息产业部（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鉴定。周厚健那封写给温总理的信终于完成（几天后温总理对此做了批示，鼓励海信再接再厉。）在信中他写道：“信芯的名字，既代表了海信之芯，也代表了中国彩电人的信心。”他谈到行业命门：“企业在积极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同时，要立足于自主研发，踏踏实实地潜心专注于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我们深信，唯有如此，彩电企业才能逐步解决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从彩电大国锤炼为彩电强国。”他谈到技术信仰：“海信之所以四年如一日进行投入并承担可能随时发生损失的风险，就是希望证明一件事情：中国企业有能力，也有毅力向核心技术挑战，‘中国制造’有决心、也有魄力上升到更高层级的竞争，中国工业靠智慧和创新挣钱的日子终将不远。在外国大公司依靠技术日益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的现状下，中国本土企业只要树立攻克核心技术的雄心大志，牢牢树立永不言放弃的精神和‘技术立企’的信仰，中国企业是可以扭转行业的不自信的！”

他谈到了人：“我们年轻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项目研发团队4年多来封闭在上海，潜心研究，刻苦攻关，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下，克服了浮躁与诱惑，埋头专注于一件或许失败概率很高的研发项目。”

周厚健打心底赞佩芯片团队。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不容易，我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获得突破，从事情的整个过程上也很不容易，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五年时间对他们是太珍贵了。他们作了如此大的付出，对企业的意义也很大。五年前，他们不知道项目将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失败了，工作业绩是个0。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在前途未卜的2001 年，海信孤注一掷的勇气、攻克核心技术的雄心、永不言放弃的决心令人钦佩。

2005 年7 月2 日，时任青岛市市长夏耕与周厚健亲自为彩电装箱。海信分布在青岛、辽宁、贵阳、淄博和临沂的五大彩电生产基地，同时下线装有“信芯”的彩电。下线仪式后，海信还将首批100台信芯彩电捐赠给了西部的30所海信希望小学。

那年夏天，海信信芯科技公司成立。芯片产品可以提供给海信集团下属的上市子公司海信电器使用，但芯片是独立运作，它需要在基于商业买卖的关系上，赢得海信电器的认可。

海信的芯片，需要争取到海信的客户。他们需要考虑：芯片如何满足中国市场？如何提供更多的功能？如何满足营销？

信芯，由一个团队转变成了一家公司，他们需要将一个松散的研究组织转型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司。

周厚健说：“我们在等市场效果。一定要给大家树立一个概念，不是从实验室出来就成功了，就结束了。你的成功必须体现在市场上，市场上成功你才算成功了。

海信电器已经开始使用信芯。谈及回报周期，周厚健说：“信芯”使用量达到10万颗的规模就可实现盈利。肯定的讲，即使仅仅海信使用，使用规模也大于这个数。海信的芯片从技术上取代进口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行也要使用，更多的中国企业，甚至是国外的企业来使用这个芯片，还希望海信芯能出口到国外的电视制造企业使用。量越大，我们的成本会越低。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说服其他电视品牌商放下复杂的心理情结，使用信芯。在海信的计划中，国内排在第一梯队的家电企业是信芯的重点营销客户，另外一部分就是海外市场，毕竟在海外，还有许多的家电企业。

信芯，需要经过市场的千锤百炼。首款芯片虽然具有符号性、开拓性的意义，但是它在跟竞争对手的比拼中，要继续壮大。用周厚健的话说，好的技术，就是同样的成本我的性能更好，一样的性能我的成本低。

海信的计划是，在现有芯片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开发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同时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等，开发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HS3700 芯片历经10年研发

2015年11月23日，周厚健在一封邮件里表示：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的资格。这是海信对芯片战略的重申。两天后，海信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正式发布了HS3700 芯片。

坚持坚持再坚持

从第一款产品到HS3700 芯片，中间跨度10年。这段时间，是海信芯片团队的波动期。2009年前后，上海的芯片团队很多人离职。这和所处地域有关，外面的诱惑也很大。

平稳过渡后，海信芯片的研发能力更上一个台阶。3700芯片是画质芯片。在周厚健看来，画质就是海信的差异点，大屏时代，画质芯片是差异化竞争的武器，这是海信芯片仍然坚持的路线。从它推出后，海信的芯片研发速度大幅提高，做出一款芯片的周期从两年提速到一年；海信高调兼并的海外企业开始源源不断为芯片研发提供新的技术、新的思路。芯片公司正式走向市场化，在销售意识驱动下，拥有了诸多外部的客户。

曾小光参与了3700 芯片的整个研发过程，他善长于软硬件开发，思维活跃。2007年，他加入海信上海芯片团队，考虑到上海团队人员流失，集团决定将芯片研发挪到青岛。

曾小光觉得，破釜沉舟才能做事。“我不想让自己有退路，否则就不会全力以赴。”当然，海信的吸引力也是重要原因。曾小光说：“我一看这个环境和氛围很拼，就是我想呆的地方，想住的企业。

芯片在物理属性上比玩具小，但如同钟表的机芯，越小，越意味着只有大代价才能换来丝毫不差的精确。

一般来说，芯片的调试大概需要三个月，而曾小光他们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就完成了。工作方式就是一个，天天加班。有一次加班熬夜太晚，他带着同事们开车回去，突然睡着了，他说睡着0.7秒后，就被同事拍醒，“如果睡了1秒，可能就出事了”。

对于上游的生产伙伴来讲，海信的芯片体量并不大，若想拿到优先生产计划，便需要调整自己的时间，去适应生产商的节奏。方式，还是加班。

芯片每次到就是当天贴片、通电调试。团队下午四点从苏州封装厂拿到芯片，就要立即飞到青岛，晚上十点到实验室贴片，主板到海信实验室就是凌晨两点，初步测试通过就得凌晨四点。早上八点，有人接续，继续更多的测试。

对画质及系统稳定起重要作用的DDR模块，需要做到万无一失。

芯片设计师们很多时候就得干通宵。4个月时间，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过。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这头的人坐在地铁，那头的人正在刷牙，电话在凌晨一点响起也是常事。他们在细节上争分夺秒。国庆期间，有人到黄岛园区生产跟线，有人在实验室通宵调试，IC、硬件、软件、算法都几乎全公司部门的人都开始熬夜。发现问题讨论分析，涉及同步返回验证……

加班。加班。加班。

芯片不能只让海信品牌的产品使用，集团希望要做外销。这是周厚健自第一代信芯出生后，一直秉持的观点，信芯要放在市场上，跟人竞争，不仅增加营收，还能证明并锻造出海信的芯片的实力。

2017年春天，周厚健到上海芯片研发中心调研（经过一段沉寂后，芯片团队又在这里落脚）。他听取了几个项目的汇报后，给工程师们提了要求：“作为研发人员，如果你不知道整机公司有什么需求，就很难把自己的潜能挖掘出来。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唯一保证。我们一直讲客户很重要，大家一定不要把‘客户是衣食父母’当成是一句套话，客户确确实实是衣食父母。”

卖芯片不像卖电视，需要真正懂这门技术的人。曾小光答应了。几年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卖不好芯片也必须卖，这是死任务，不容商量。这几年下来，他又有了一番跟研发不一样的体验。他注意与客户交谈的各种细节，展示自己的诚意，通常他不会直说自己是卖芯片，而是在卖方案，在卖海信的口碑和影响力。

3700芯片是海信芯片正式对外销售的开始。第一年的增长形势不错。“要逼自己，特别是做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留退路”，曾小光说。自从他开始做销售后，周厚健也是这么跟他、跟员工们说的。

高压下信芯提速

2018 年春天，一场关于芯片危机的大讨论发酵。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经过三个月的斡旋，调整，沟通，中兴在缴纳4亿美元保证金、获准10年的暂缓期后，几乎瘫痪的主营活动才恢复正常。

2019年，华为遭遇更严厉的制裁，低调的创始人任正非被迫面对媒体，接受连轴转的采访。

他们卷入制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芯片，在通信领域，他们需要借助美国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提供的芯片。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5411.3亿元，同比增长24.8%。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但主要的产品却严重依赖进口。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的芯片，而且连续多年位居单品进口第一位，2017年达到260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根据赛迪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世界排名前20的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企业占13家，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合计是667亿美元。其中，高通、博通、美光有一半以上的市场销售额是在中国实现的。在电视主芯片领域，MStar（晨星半导体）绝对领先，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前三大供应商为Mstar、Mediatek（又称MTK 或“联发科”）和Novatek（联咏科技），它们的市场份额大致为40%、16%、15%，这3家均为中国台湾的企业。

对于一家电子设备公司来说，如果重要的芯片依赖进口，那将被人卡着脖子，如果遇到不可抗拒的外力而失去了进口渠道，那就是卡死脖子，继而是挣扎和休克。这就是20年前，周厚健决定做芯片的动机。当时，周厚健拿出一堆数据，仔细分析，那是他决策的一个逻辑参照物。现在，这些数据中数字正在变化，中国的芯片产业正在发展，但差距还在那里摆着。就在芯片大讨论愈演愈烈之时，周厚健关注的是一个海信正在研发的高端画质芯片。

海信的芯片正在提速。

2015年11月25日，3700芯片研发成功。

2017年1月18日，3710芯片研发成功。

2018年9月24日，3720芯片研发成功。

2019年投资5 亿元，成立芯片公司。

信芯研发的经验，缩短了芯片的研发时间。芯片的性能一步步改进，而到了3720 芯片，则实现了一次飞跃。旗舰机配置了这款高端画质芯片。根据海信的介绍：这款芯片通过内置AI-HDR引擎技术和顶尖的图像处理技术，大幅提升了电视画面的色彩、清晰度、对比度和流畅度，全面优化了电视的观看体验。

2018年，海信以3.55亿元的价格收购东芝旗下TVS业务后，3720芯片的研发可以借助TVS的画质技术积累。据悉，TVS 的三个IP用在了这颗芯片上，TVS之前的一颗芯片的价格是20美元，而海信、TVS合作的3720芯片在成本、价格上都极具竞争力。

海信一直是在高压下负重前行，压力的传导机制不会松弛。美国对中兴、华为的打压，给中国制造和中国家电企业敲响了警钟。芯片是战略资源，不能寄希望别人手软。海信早早决定做芯片就是出于这种紧迫感。紧迫感不仅催人快马加鞭，也能激发一家制造企业的野心。

日本厂商在画质芯片上有几十年的积累，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原来海信的画质芯片一直紧跟台湾的公司，现在，他们要对标世界高端芯片。周厚健和芯片团队不断讨论，他们希望在画质芯片上打败日韩的对手。海信正在研发的是SOC芯片，这是一种系统级别的芯片，可以理解为多种软件的集成，它可容纳多芯片。曾小光说：“这对于我们这个也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因为它真的很难，如果你能做出SOC芯片的话，你就可以活得让别人害怕。”

自3700芯片研发以来，部分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迁移。曾小光说：“画质芯片跟SOC是有耦合度的，而SOC芯片更重要。画质芯片是在SOC里技术积累最多的。”在SOC芯片上，我们的差距很明显。目前，芯片公司尚未盈利，未形成自身的造血能力。从信芯到3720，周厚健还在等待一场胜利。

（编辑　季节）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潜在危机

　　改革开放起步时，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当前农业面临新的潜在危机正在逐渐显现，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中，农业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三点：

　　1.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退租或“跑路”现象较多，分散种植农户弃耕撂荒屡见不鲜。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滑，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目前农民家庭经济中，粮食种植的比例逐渐下降，演变为家庭副业。据有关调查，粮食生产收入仅占农民家庭收入的10%-20%，种粮成为支撑家庭温饱的“最低生活保障”。单纯依靠有限的承包土地产出，已无法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租金在规模种植成本中占比过高，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对稳定，导致种植大户退租或“跑路”、土地撂荒现象逐渐增多。

　　种植业收入受限，土地流转租金成为农业生产的沉重负担，必然阻碍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进程，并导致分散小农户的生产效率逐年降低。如不解决，我国农业将陷入困境。

　　2.农产品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对外依存度达到25%左右。

　　当前我国因人口增加、城镇化、膳食结构升级等因素推动，对农产品需求呈持续刚性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提高到0.45吨，但还不到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1.1吨）的一半。同时，由于城镇化导致耕地不断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等因素，农业产能潜力提升有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产品供需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近年来，我国每年粮食（含大豆）进口量都在1亿吨以上，约占国内粮食产量的近20%；加上其他农副产品进口，共换算为6-7亿亩耕地当量；按照国内18亿亩耕地产出估算，我国农业生产对外依存度已达25%以上。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掣肘。

　　3.返乡农民工数量增加，土地承载压力增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出口订单减少，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从此，农民工由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2015、2017、2018年，全国返乡农民工分别为242万、740万、780万人。农民工返乡，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增加；由于土地生产效率增长低于返乡农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土地的净收入将大幅降低。农民总收入的减少和农业生产净收入的降低，将是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风险。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广大农村已经实现从人力、畜力的小农耕作到机械化、科技化的本质性转变，农业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基本上仍停滞在40年前以“一家一户”耕作方式为主的状态。目前我国共有2.3亿土地承包户，户均7.5亩，包括少量流转土地在内、经营30亩土地以下的承包户仍占96%。这种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耕作模式，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结论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与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规模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理论。生产关系滞后会制约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超前，同样会制约甚至破坏生产力。

农业合作社更适应当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生产关系的演变。据调查统计，截至2015年底，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超过250万户，其中农民合作社达153万家，流转耕地8838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8%；家庭农场（种植大户）87.7万个，经营耕地1.76亿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

　　实践证明，分散农户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规模大、产量高。我国农业已经进入“小而粗、大而精”的规模化发展阶段，机械化、科学化的耕作模式，在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潜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相比，前者的平均规模比后者大5倍，亩产高20%左右。可见，两种规模化生产组织中，合作社更适应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

　　2019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全国24个典型合作社中，出现了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合作社，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金沙河合作社就是华北地区的一个实例。该合作社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加入该合作社的不但包括南和县几个乡的农户，也包括相邻的沙河市的几千农户。最近安徽省涡阳县也有上千亩耕地加入该合作社。　　实践证明，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合作社，而不是只有种植业的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或合作社，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使我国农业生产力在当今技术条件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农业规模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国农业发展应发展新型规模化

　　世界农业史证明，规模化是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众多、而人均土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期，要确定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实现规模化，其判断标准是看在这个水平上，是否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最佳配置，是否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是否使各经营主体获得合理的分配份额。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家庭承包制以后的“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家庭联产承包的能量已经充分释放的情况下，在农业生产力已经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我国农业发展应该再度踏上新型的规模化之路。

新型规模化的原则与方向（三级标题）

　　1.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不变。发展新型规模化，是要改变承包制下的小农生产方式，而不是恢复平均主义主导的人民公社制度。当前土地承包权是国家赋予农民的基本保障性福利制度。加快农民社保制度的建设，是加快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的必要条件。

　　2.坚持市场化方向，尊重农民意愿，破除行政区划界限。新型规模化要尊重各方经营主体意愿，破除现有行政区划对于种植经营组织方式和经营规模的限制，不设置规模上下限，赋予经营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严禁设行政命令定指标、强迫农民流转土地。

　　3.坚持市场机制与农民利益保护机制并重的底线思维。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确保农民承包土地“不贬值、不流失、不亏损”，而且能够及时足额获取权益，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原则。中央要求“探索实行农民负盈不负亏的分配机制”，对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行“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就是要建立农民利益保护屏障，要探索创新农户参与的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防止在规模化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4.防止在规模化过程中非农化、非粮化。我国土地资源稀缺，但40年来土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严重。不少地方在土地大规模流转过程中，借“土地流转”之名行“工业化、商业化”之实，严重违背土地规模化流转的初衷，破坏土地用于粮食生产的基本功能。应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的约束刚性，确保我国农业规模化的正确方向。

　　5．工商资本下乡。在更大范围实现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首要条件是解决融资需求。没有资金支撑，其他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无法整合，就不可能实现生产力的提高。新型规模化，融资需求巨大，包含种养殖业和经济作物在内，所需资金以数万亿计。而农业规模化生产可以创造的财富，将远远高于资金投入的成本，这已经被许多实例所证明。

　　6.科技创新驱动。新型规模化向广度和深度进展，将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未来农业发展将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发展的轨道上来，也将对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提出更高要求，并由此催生出巨大的高端农用物资内生需求动力。

　　7.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的老一代农民已经无力耕作，绝大多数新一代农民不愿意从事传统农业。当前我国农业最为缺乏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是使用各项先进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如果一位职业农民平均种植管理500亩土地，全国约需要400万职业农民来承担18亿亩土地的耕作，那将是我国农业提升到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8. 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新型规模化不是种植业自身的扩张蜕变，而是要实现农产品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解决小农户长期游离于农产品生产流通体系之外的难题。我国农业的新型规模化发展，要紧密依托第二、三产业的渠道、市场、资金、管理等多方优势，通过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传导和反馈机制，使得农业能够及时根据市场波动，调整种植结构，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

以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为基础，构建农业安全生产全程可追溯体系，实现农业生产源头管控，将有效解决规模化农业的市场销售问题，有效防范终端市场风险波动。

农业新型规模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使现有土地生产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农产品。新型规模化之路，蕴藏着巨大的产能和利润的提升空间，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显著提高产出效率。根据调研，金沙河合作社粮食亩产比普通农户增加100-200斤，增产10%左右。散户养殖奶牛每头日产奶量仅有15公斤，大型养殖场奶牛每头日产量达30公斤。可以预期，我国实现农业规模化，总体上可增加10%的产出，相当于增加2亿亩耕地。

　　2.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如果我们将规模化提升到一定水平，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进口，农产品自给率的提升不但增加了国民收入，也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实力。

　　3.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根据金沙河合作社的数据，单位土地净收入的分配，提供土地的农户获得70%，职业农民获得20%，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企业获得10%。但提供土地的农户每户只有几亩地，70%相当于每户收入6000元左右；职业农民种植经营几百亩，每年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

　　4.对农业生产力各要素的有效需求大大增加。农业规模化不但可以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也将提高，从而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对高档农机等需求将成倍增长，也将刺激国内制造业科技创新。由于这类需求的前提是农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是对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

　　5.为我国过剩资金提供市场空间。我国货币超发，资金过剩，法定准备金率处于世界高位。可以预期，农业新型规模化之路可以吸收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资金下乡，并可以提供不低于工商业的回报，这将为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6.必然推动农村的变革。农村的生活方式必然发生根本性变革，由分散化居住转化为集中居住。一方面会释放出大量土地供给，农民宅基地总规模会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这一变革将产生巨大的就业需求，同时为返乡的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总之，农业新型规模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的组成部分，形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发展新战略。作为“一二三产融合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南和县金沙河合作社是一个有意义的范例。

（编辑  宋斌斌）

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的判断

    我们党的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曾经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做过四次重大的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新业态、新机制不断涌现。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取得了具有历史性、开创性、全局性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创立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通过推进扶贫攻坚奔小康，培育和造就了亿万农民改革创新，奋力拼搏的伟大精神。三是建立健全了乡村振兴的制度性框架。四是制订创设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体系。五是农业为国民经济积累奠定了实现全面小康和持续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八大以来，三农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是带有基础性的。

    当前，我们处在三农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农业农村进入了一个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已经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挥了基础性、保障性的作用。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我们从烟台看，基层党支部的建设明显加强。通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反腐倡廉，通过打黑除恶等等措施，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明显加强，而且基层党的组织在乡村振兴、两个现代化、扶贫攻坚奔小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我国农业已连续16年丰收，连续6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较高的、比较稳定的、阶段性的水平。

    三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显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达到56%。而且农业信息化建设成为突出的亮点。

    四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明显增加。到农村调研的所见所闻，这一趋势十分明显。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经营方式、经营机制，正在转换成新动能。

    五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正在从根本上进行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

    六是农村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力度明显加大。现在各地在大力开展农村乡村治理综合整治，包括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治理，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的绿色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七是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20年年末，这两个攻坚战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八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力度明显加强。在各地农村基层进行的扫黑除恶这一项大的斗争非常重要，使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幸福乡村的建设落到实处。

    这八个“明显”，体现了我们三农工作新阶段的特色。

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

    我们既要看到成绩，看到我们处的历史方位，也要看到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

    一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要进一步跟上新的科技革命给农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创新机制，深化农村改革，探索新的办法。现在农村生产力发展很快，生产关系要深化改革才能适应。我们要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而且“统分结合”中，统在分之前。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分”得比较彻底，但“统”得不够。当然，所说的“ 统”不是归大堆、不是回到人民公社以前的“统”，而是新的机制下的“统”。我们提倡农业种植“六统一”，[1] 比如实行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管理，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等。这些措施还还没有跟上农业发展的要求，需要通过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如发展集体经济）来逐步地加以完善。

    二是当前农民的就业和增收，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压力。现在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在降低、就业领域在收窄，外出就业的增速在减缓，农民收入的增幅也在放缓。搞家庭经营的农户，他们的收入的渠道和增长率，也受到了种种制约。

    三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现在我们的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家庭，与其成员的很大一部分处在长期分离状态。好多集体经济的组织成员在城里打工，还有一些党员也在城里打工，留在乡村的家庭成员多半是老人和儿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亟待建立健全新的领导方式、新的活动方式和新的管理方式。

    四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我国农村已转移出2.88亿劳动力，多半是青壮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而在农村地区是深度老龄化。我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压力在向农村转移，因为农村离开的青壮年很多人不愿意回到农村去。所以，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的性别比失调也比城市明显，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是农村的人才制约日益显现。我们搞城乡现代化，乡村人才在哪里？未来谁来种地、谁来振兴乡村的问题摆在面前，是迫于眉睫的问题。

    六是多数地方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处在原料生产阶段。多年来，我们强调农村要搞产业化、搞产业集群，但现在实际上还是有产品没有产业，有产业没有产业化，有产业化没有产业集群。这样，农业的比较效益、农业的产业兴旺就受到制约。

    最后，以美国霸凌、破规、退群为特征的恶性贸易摩擦，给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也在加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我相信，中央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来推进三农工作的发展。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政策体系，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来稳农业、促振兴。未来在三农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政策的取向，我认为主要是调控“四个拉大”。

    （1）调控农产品、工业品价格差拉大。现在很多地方农村土地撂荒或退租，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低，和工业产品价格差在拉大。种粮收益低，农民没有积极性。有的地方农民说“三斤稻谷买不了一条中华烟，一斤玉米买不了一瓶矿泉水”。要用政策来调动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要解决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的问题，要理顺农产品的价格机制，这是一个问题。要看到，中国的农业始终是弱质产业，农业成本高、效率低，这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粮食的增产路线和美国粮食增产路线截然不同，美国粮食增产只需扩大播种面积，我国增产粮食要靠大量投入，靠投入现代农业技术要素来提高单产。这样我国粮食的成本和价格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自然就降低。

    （2）调控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差距拉大。为什么农民都去打工？他在城里打工两个月的工资，抵上在农村干一年。现在我们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包括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人口负增长，需要通过政策来调控。

    （3）调控基本农田、承包田和农村建设用地之间、农用和非农用地之间收益的差距。一块地种粮，一亩玉米年收入不过几百元，远低于工业用地的租金收入。这个差距就造成了农村耕地和基本农田流失的一个动因。

    （4）调控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拉大。这些年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公共服务的便利性随着信息化的进展不断提高，市民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在农村，特别是很多贫困地区、山区和边远地区，公共服务还没跟上。现在农村里包括县城的人都往外走，县城的科局长都到地级市住，地级市的领导都到省会城市住，农民工都往大中城市走。现在在特大城市郊区的居民中，农民工占60%；在长三角发达地区，没有户籍的人是有户籍的人的3倍；在中等地区，没有户籍的人是有户籍的人的2倍。我们从人口结构和流向就看出，收入的差距和服务的差距，是造成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所以我们要围绕这个差距的扩大，制订政策，进行调控，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建议：深入推进城乡融合，从根本上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体制，建立健全新型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当务之急是要推进五个方面融合：一是促进新型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融合。以往的新型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两张皮，各搞各的规划、各搞各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几个规划统筹合一，在资源配置上融合优化，在工作上有机地安排部署、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节约资源，提高质量，加快步伐。二是促进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要把大中城市和小城市的资源要素要向农村辐射，进入一二三产业。三是促进产业城镇和乡村的融合。四是促进城乡市场和国内外市场的融合。五是促进城乡居民权益的融合，我们正在逐步放开户籍制度，但城乡居民在就业、医保、教育、养老方面的待遇的差别、二元结构留下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 

    第三个建议：大力推进农村系统化、集成化的改革。我们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深化改革会议、包括最近召开的深改会上强调，改革要提速、要扩面、要集成。

    我的理解，过去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改革初期，农村改革极大地推进了城市的改革。但是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改革往往是行业性的、单向性的改革。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我们现在农村的改革一定要系统化、集成化。

    （1）农村各项改革内部的纵向集成。比如坚持基本经营制度，农地的三权分置、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产品流动体系改革等，过去各搞各的，虽然这些改革都有成效，但是往往改革的效益被互相抵消。现在要把它系统起来，统筹起来，集成起来。

    （2）农村改革外部的横向集成改革。推进农村改革效益外部改革的配合，主要包括农村户籍制度、基本养老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制度、农村金融保险制度、财政支农制度、税收制度等等，要和农村的各项改革相融合、相配套。这样才能够起到农村改革的乘数效应和叠加效应。

    第四个建议：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的发展质量，推进转型升级。

    （1）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总体处于下降通道，其中九个省份已大幅下滑，这一趋势将严重削弱我国粮食区域供需平衡的能力，加重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我曾经讲到，优化农业结构上，要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粮食功能区，要防止粮食功能区弱化，防止粮食大省滑向粮食小省，防止粮食调出省滑向粮食调入省，防止粮食少量调入省滑向粮食大量调入省，防止粮食平衡省滑向粮食主销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功能不减弱，基础不动摇，才能够实现习主席所要求的，把饭碗牢牢地端到自己的手里。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2）优化畜牧业结构，特别是要加大对动物防疫的控制。非洲猪瘟带来的影响使猪肉供给短缺（当然还有其它的因素），警示我们要加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力度，优化畜牧业的结构。

    （3）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各地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发展主导产业。像烟台的主导产业是苹果，栖霞苹果是当年农业部推动的海峡两岸农业试验区的一个成果。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比如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态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加工产业、休闲产业、体验产业，一定要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产业发展起来了，产业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才能提高，集体经济才能增加收入。

    河北有一个黄杏之乡，黄杏成熟后产量很高，而且质量非常好，又大又黄又甜。但是，黄杏成熟后挂在树上只有一周的时间，如果来不及摘，就会落地腐烂，还会影响环境、传播病虫害。这个乡就利用每年春天杏花盛开的两周时间搞了一个“杏花游”，前来的游客很多，这一项旅游收入比卖黄杏的收入还要高。

    还有像盘锦水稻产区，水稻田一片绿色也很漂亮。但他们选出一片地种五彩稻，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稻田里呈现各种图案，变成了花园。果园变成了公园。到了国庆、中秋黄金周，前来参观的游客，所带来的旅游收入，都提高了农业的效益。所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还有很大的空间。

    （4）优化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村的人才结构，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同时也要支持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提高工商企业、民营经济企业在新型经营主体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5）最后，村落结构也要随着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五个建议：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扩大、培育、创新农村的消费需求。现在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其中，农村的消费需求是大体量的需求，是一个宝贵的经济资源。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资源的需求在加大，消费需求在增长。而且我们的农村的消费需求是一种重要的、独有的，别国不可比拟的经济资源，也是一种优势和竞争力。这个巨大的消费需求是任何贸易战都无法抵消和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创新农村的消费需求，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一个是现代农业技术和智能装备发展的新需求；二是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新需求；三是现代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需求；四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新需求；五是农村生态环境整治的新需求；六是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需求；七是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新需求；八是农村居民生活设施改造及建设的新需求；九是农村山水田林湖草综合治理的新需求；十是农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需求。

这些新需求既有传统需求的提升，又有一些新型的消费需求。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农村的消费需求，基础坚实、领域广泛、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势头强劲，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开发出来，就会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

（编辑  碣石）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鉴于农民合作社涉及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等敏感问题，全党应当解放思想，形成共识。　　

　　我认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发展社区型农民股份合作社，在农村实行以农民股份合作社为主体、双层经营体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有效载体。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应当在生产力发展标准上形成共识。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第一次飞跃”，让农民直接与生产资料相联系，成为土地经营的主体。但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一户只有一至几亩地的小农耕作方式，所带来的个体生产与机械化操作、产业化发展、技术性提质相矛盾，导致生产边际效益递减，抗风险能力弱，农民收入低；同时，由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导致信息不对称，农民之间同质竞争，中间商在农户和市场两头赚差价，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弱，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这两种情况同时产生作用，导致农民纷纷“弃农打工”，“空巢村”“留守村”和农村“撂荒”现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品种不断推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和产业链延伸；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农产品销售方式的变革，农产品电商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天桥”；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城市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促生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农业的产业化既有“接二连三”，也有三产融合。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农业实行品牌化产品、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标准化加工、网络化销售、冷链式配送、体验式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发展农民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次革命”或“第二次飞跃”，就成为一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相比较，农民合作社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聚集、整合和流动，做到优势互补，提高种植效率，降低种植成本和风险，减少个体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提升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新型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小农户与现代化、专业化生产之间，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实现有效衔接，这也正是农民合作社的优势和生命力所在。

农民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客观要求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农村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应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共识。

　　土地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40年前，当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之后，虽然这个“魂”还在，但却是“魂”与体的分离，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无法体现出来，广大农村绝大多数变成一家一户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换句话说，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并没有产生集体所有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润，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受到很大削弱，农民家庭因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以及其他外在因素影响而自然产生两极分化，农村已缺少或没有调节两极分化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由于缺少集体经济的调节和引导，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农民的指导力度有限、约束欠缺，农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基本上由农民根据上一年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自行决定。虽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但却难免市场自发调节的风险，且在事实上导致政府对农业调节和服务的不到位。当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的组织缺失，市场流转的结果主要是向经营大户集中。 

　　虽然农业经营大户也是市场经济主体之一，是农业政策鼓励的对象，但是，如果经营大户成为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它所带来的两个可能的后果则是无法预料的：第一，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限长、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弱，土地向大户集中的结果可能会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导致新一轮的“地主—雇农”现象；第二，当经营大户成为农业经营和市场的主导力量时，中国人的饭碗虽然还端在自己手上，但却只能由少数大户来决定，倘若这些人中再有一部分受境外势力的影响，那么，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缺少保障。

　　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兴建休闲农庄，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或者打造一些娱乐设施，虽然对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与老百姓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村民很难与之融合。虽然能带来一定的资金需求，但是，在城市调控房地产的情况下，要警惕地产商到农村搞新一轮变相“圈地运动”。

　　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全面启动，农村土地确权登机发证工作正在进行，村一级集体经济联社清产核资有条不紊，有的县还成立了集体资产管理中心，这就为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契机和前提，为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专业化社会化，农产品销售的物流化和电商化，农村环境生态化和农产品体验式服务所带来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提升和融合，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二次飞跃”创造了基础“硬核”；广大农民对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自身利益的渴求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期盼，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走集体化、集约化，提供了动力支撑，这就在发展的大趋势上使“二次飞跃”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要求。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社这一集体所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经营主体，在发挥市场调节决定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和宏观调节作用，这样才能让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端在自己手里。

农民合作社能够推动农民职业化落地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鼓励和引导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参与主体、振兴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客观要求，应当在激活生产力要素和振兴主体回归上形成共识。

　　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帮扶力度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固然重要，但农村的主体是农民，没有一代新型职业化的农民队伍，就不可能有乡村的持久振兴。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与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农村发展缺少产业支撑，农民“身份化”而非职业化和货币化，农民的利益低端化。在城乡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推拉效应”作用下，农民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的“空巢化”和“留守化”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农民工现象”促生了“打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还有不少人通过打工融入了城市甚至还成为企业家和管理者。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大城市城市功能疏解，熟练工人供过于求，很多人将很难找到稳定满意的工作岗位，除少数技能人才之外，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还是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产业链向二三产业延伸以及休闲和康养农业的兴起，从而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产业支撑和就业岗位支撑；发展农民合作社，让农民股东化和职业化，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利益支撑；通过农民合作社组织新型农民的培训、认证、使用和待遇一体化，使农民的职业化真正落地，由此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自身发展的动力支撑；各级政府的创业新政和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制度保证与农民天然的故乡情结相联系，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价值支撑。这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一定会导致乡村对劳动力的“推拉效应”首次发生历史性转变：由“溢出”效应，转变为“磁铁”效应，使游走在城乡边缘的农民工群体真正实现“进得了城，回得了乡”，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和长治久安，又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赢得主体力量的回归，同时，还可以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进行有益的探索。

由此可见，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吸引乡村振兴主体回归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是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要素反作用的重要体现。

农民合作社能够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推动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结合，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结合上形成共识。

　　发展农民合作社，走集体化、集约化之路，要以土地的“三权分置”为前提；以“三资”转变为渠道——集体经济中的资源、资产、资金分别转变为资本、股本和股金；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基础——入股之后，农民既可以分红，又可以做其他工作获得另外一份收入；以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农民合作社党组织书记，既能促进农业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缩短农业政策对基层的引导周期与推广周期，又能及时反映农民的意见要求，推动党的主张与农民意愿的统一，还能协调农村社区与农民合作社的关系，推动农业与农村的联动发展；以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为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贯彻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原则；以利益共享为核心——使集体经济成为农民致富的主渠道、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通过农民合作社这样一个以利益共同体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广大农民结成命运共同体，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相连，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构建食品安全的“溯源体系”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构建食品安全的“溯源体系”，推动食品安全的社会化，应当在“进口”的国计民生问题上形成共识。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也是战略问题。但食品安全必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以发展农民合作社为抓手。过去之所以食品安全问题较多而监管往往失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中，生产者都是小农，消费者都是个体，双方都过于分散且信息不对称，在无法对接和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双方都做出了理性但却错误的选择：生产者用一切降低成本和快速产出的方式生产，产品自然不安全；消费者在无法确定绿色、生态、无公害的前提下，只能选择价格更低的产品；而质检机构面对众多分散的个体和不规范的销售，又往往力不从心。

　　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建立健全村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以检测检验的权威性、检测指标的标准化、检测结果的公开性，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把每一个产品检测标准、检测结果与该产品的生产者信息在所销售的产品上一同公示（这里有四大关键要素：资质认证、检测标准、品牌市场、实名销售，缺一不可），以最严格的的“溯源体系”，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而这些专业化的检测、程序化的环节，面对小农生产时是很难做到的。

农业合作社有利于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城乡的均等化服务与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化同步推进，从而实现农村、农业、新型城镇化建设一体化推动，应当在城乡融合发展和解决主要社会矛盾问题上形成共识。

　　过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虽不乏成功的经验，但却有两个共性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脱节，农村城镇化缺少产业支撑，有镇无业，既不能就地吸纳农民工就业，又不能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二是城镇化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脱节，农村城镇化缺少聚集效应和城市引力，有城镇无服务，既不能推动生活的社会化，又无力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两个脱节”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城镇发展滞后，城镇化功能缺失，难以吸纳一亿人就地就近转移到城镇。

　　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社区型农民合作社，既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专业化生产、专业化销售、社会化服务等产业支撑，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创造条件，又可以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还可以通过社区发展推动就地转移农民生活和服务的社会化，为老龄化“银色浪潮”的来袭未雨绸缪，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成为康养休闲和度假的首选地。这方面农垦系统大多数农场的发展经验都足以示范。

　　当然，发展农民合作社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产关系“大跃进”不同：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以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为基础，以农民拥有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为前提，以农民自愿协商和利益共享为纽带，以村民自治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为原则，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以土地承包入股为主要形式，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而不搞生产关系“一大二公”式的一刀切，也不搞“一窝蜂”“一阵轰”式的运动模式。

　　发展农民合作社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并不矛盾：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不变，并不代表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方式长期不变，否则，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此外，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主要目的是保护农民利益，但农民的利益能否真正实现，则取决于种什么和怎样种。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通过承包权入股、发展股份制农民合作社，恰恰可以通过规模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既能帮助农民解决农田撂荒问题，又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边际效益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发展农民合作社，应根据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和农民利益实现的需要依法推进。政府应按照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改进登记与注销制度，促使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空壳社”和“冒牌社”退出。同时，防止个别地方搞脱离实际的数量指标；要把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与过去业已存在的“空壳社”和“冒牌社”区分开来，净化新时代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环境。

　　发展农民合作社，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理，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同时，整合农业、人社和教育部有关资源，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人员培训基地，强化对职业农民的培训教育，像重视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一样，重视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通过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建立新型主体力量。以此来解决“钱从哪里来”和“人（合作社主体）从哪里来”的问题。

　　总之，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必然选择，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螺旋式上升”和“第二次飞跃”。对此，应当广泛凝聚共识，切实加以推动，尽快出台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错失机遇，我们又将要付出几十年一轮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契机！

（编辑  杨利红）

    产学研合作的提出，是基于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需要。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各自优势，按照风险共担、利益互补的原则，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路线是沿着产业链的正向线性扩展，在推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科研成果最终要为生产所用，这就演进形成了“政产学研用”的合作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在各行业发展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技术联盟。其主要表现为以企业为主导，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实现价值链的双向互动式扩展。

    目前，国内高校科研经费中约有30%来自企业，各类科研机构来自企业的经费比例超过了70%。中央企业牵头或参加的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联盟有600个左右，年度经费支出约10亿元；参与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多达1.5万个，累计支出经费近200亿元。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的实践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普遍重视产学研结合，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清除合作障碍，促进各方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州立高校就提出，要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发挥高校促进本州经济发展的作用。随后的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创立了多种合作模式，并陆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如美国1980年的《斯蒂文斯—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和《贝赫—多尔法案》要求加强和扩大产学研三方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推动联邦政府支持的技术成果推广转化。1992年《中小企业创新法》提出支持中小企业与高校及研究机构间的合作。1993年美国政府设立了国家科委和科技政策办公室，统筹协调各部门与科技、产业界的科技政策与合作，其陆续发布的一系列科技战略规划，均对产学研合作进行相应的政策支持。

    1986年，英国成立了工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旨在促进工业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同时制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英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报告鼓励企业向技术投资，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与高校合作，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2004年《英国10年（2004-2014）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11年《促进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等文件，均提出鼓励官产学研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培育发展机会。

    日本政府1956年发布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6年《研究交流促进法》、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都把增强产学研合作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作为重点。1996年，日本启动5年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7年的《教育改革计划》明确推动和支持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支持高校成立科技中介机构。1999年发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民间企业赞助的在国立高校或政府实验室进行的委托研究，如果获得知识产权，可全部无偿归赞助企业所有。2002年发布的《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还为产学官合作项目提供税收优惠。

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始终将推动产学研合作放在核心地位。如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都重申了这个提法。

    新时代“科技举国”和计划经济时代“举国体制”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由国家层面动员社会资源，集中于重点建设领域，取得突破，带动全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五”工业化建设，以及“两弹一星“、大庆石油会战，都是坚持了自立更生的方针，运用举国体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要看到，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化和充分开放环境下进行的，情况比较复杂，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又很大区别。

   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的条件要素包括以下几点：（1）管理体制无差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都是国有（公有）制，在上级号令下，大家能够目标一致去工作；（2）社会成分无差异，参加重大项目的成员基本要求是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3）目标和价值取向一致，大家为一个共同目标集中精力去奋斗；（4）以行政方式组织调度；（5）资金集中管理；（6）人员集中管理；（7）成果集中管理，共同使用。

    目前进行举国体制的条件，和过去有很大不同：（1）体制多元化。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所属单位不同，体制内外的差异很大；（2）参与重大项目的社会成分差异较大；（3）社会多元化导致各人目标价值取向不一致，参与者各有所需；（4）项目管理和组织调度方式多元化，包括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方式；（5）资金管理较分散；（6）人员管理分散；（7）成果的归属和管理分散。   

   在市场化环境下实行商业化原则，由于存在多重利益诉求，以及太多的限制约束，导致精力严重分散。现实中经常有反映：现在的科研人员同时还是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开题论证和应对检查、财务报销、课题研究时间各占三分之一，科研人员很难集中时间和精力做科研。另外还有大量行政性的事务的干扰。

目前制约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因素

    长期以来，隶属于不同系统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由于客观上受制于体制藩篱，往往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作，强调“企业出钱、学校和科研院所出力”。大部分采取“点对点”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多以“短平快”的合作项目为主，以局部的、阶段性的合作方式为主，以解决一般性、临时性的技术问题为主，基本上是“一锤子买卖”。各方合作人员、机构、项目、经费等都不稳定，难以实现对某些重点技术领域开展持续、稳定的联合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在知识积累方面、人才培养方面也都缺乏好的体制支持。

当前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不利于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障碍。

    尽管目前全国科研投入的重点主要放在企业（政府研发投入仅占30%），但在政府牵头的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中，企业虽有主体地位（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但仍然缺乏主导作用和足够的话语权。一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只是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配套。

    另一方面，企业对借助产学研合作获得技术突破的信心不足。实践中，企业往往做两手准备，一手搞产学研合作，一手不断进口国外技术，实际是对产学研合作自主研发不抱希望。所以我国的产业发展被外国企业卡脖子，往往是“一卡一个准”。现实中那些被全面封锁的国防科技领域，没有了引进希望，大家集中精力自主研发，最终搞出成绩。例如我们在航天方面能够实现飞船绕月，却造不好自己的汽车发动机，其原因也在于此。

    据浙江省调查，近年来产学研合作项目占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比例超过50%的企业仅有10%左右。只有不到40%的企业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对企业帮助较大或有所帮助。

    第二，很多产学研合作项目集中在创新链的后端，存在竞争性冲突。

    在竞争性领域的产学研技术合作，由于高校、院所和企业各方对知识和技术掌握的程度不同，互相又缺乏信任，各方往往不愿意将新知识新成果与对方分享；在选择创新项目时，往往选择接近最终成果和商业化的技术研发链后端环节。在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产学研的合作很少，导致成果的创新性不足。同时，各合作方也容易产生冲突：企业想尽快进入市场，学校和科研院所想把成果直接转化，双方在收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上容易产生冲突与矛盾，也会影响到双方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合作各方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存在着制度协同的障碍。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在人事管理、人才评价、考核分配、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管理模式和制度差异很大；考核目标也不相同，学校考核论文、科研院所考核专利、企业考核效益。由于高校对课题评价、成果转化，以及教学人员的考核评价标准，常常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在职称、成果奖励上，产学研成果的份量较轻，导致高校人员普遍对合作项目的研发积极性不高。

产学研合作中，一旦涉及到跨行业、跨系统的人才流动，还要解决调动者的户口、房子、待遇、社保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难以顺畅地办理调动手续。特别是从学校向企业的流动，还会造成科研人才的福利损失。长此已往，形成产学研各方人员只能在内部自我循环，各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改进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几点建议

    首先，把新型举国体制与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比较强调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看，它们的创新体系建设已进入创新生态建设。制度建设的特点是刚性的、从上到下的；而新型创新生态除了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外，还包含了各类创新组织（技术园区、小企业、风投资金、联盟团体、孵化器、中介机构……），明确各类主体角色定位，强调共生栖息关系，开放、包容，协同、协商，互相支持，有序发展，营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氛围。硅谷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次，落实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作为科研项目“出题人”的同时，企业也应该在合作项目中把握研究方向、组织开展科研活动。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要提升企业的话语权，选题过程应强调自下而上、上下互动，应当多向企业征集具有科研意义且能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课题。

    作为知识创造的主体，大学和科研院所要成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涌现优质人才、知识、技术的源泉。在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大学和科研院所过分强调成果产业化和创造效益，就容易因定位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角色错位。

    第三，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目前我国应用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因为要考虑回报，企业的科研课题一般集中在竞争性（创新链后端）领域；而院校的科研优势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方面，搞那些能够直接转为生产力的技术研发比较困难。作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应用基础研究，应该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往往设施不足，建议鼓励行业骨干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产业联盟和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合作开展竞争前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建议在国家科技规划中设立“应用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规划”，对产业重点共性技术问题，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由财政或其它基金资助，这样可以持续稳定地支持产学研合作。

    第四，完善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

    应当出台更为积极的科技政策和法律制度，以推动产学研合作，如政府补贴、成本分摊；高校和科研院所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建立健全鼓励产学研合作的考核、评价、激励体系。

同时，还应当鼓励建立“旋转门”机制，推动企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之间人才的有序流动。比如，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引进高校及院所人员在企业做兼职服务；高校、科研院所为来自企业的科技人员设立兼职研究员等岗位，可以不受编制指标和工资总额等限制。

（编辑  杨利红）

危与机

危难中见真情

“发展是个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却被一些人理解为“发财是个硬道理”。

21世纪，恰恰是以发财这个“硬道理”的破灭开始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这个一心发财、一心赚钱的国家倒在了骗钱的道路上。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 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伟大精神，“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新中国品格，浴火重生，感天动地——千金难买民心一片。在灾难面前，金钱微不足道；在民心面前，山河为之动容。这是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复活的重要标志。

灾难锻炼了中国人民，警醒了我们党。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的人文精神、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救中国。

灾难过后，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刻，向世界展示了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一事件警醒我们：建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信念遭遇了重大挑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建国庆典上，当“开天辟地”方队簇拥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在《东方红》的旋律中阔步走来时，这一刻成为历史转折的鲜明标志。这个方队由清华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个方队从历史中走来，它宣示了一条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割断这一整体的企图，都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它再次说明：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进步岂能由金钱引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凝聚人民的共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是用钱可以摆平的。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开始侵蚀社会风气。贫富差距正在拉开，腐败开始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环境——随着经济的迅疾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后果也接踵而至。

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高楼大厦坏了可以修，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坏了，那就不是一时可以补救、修复的。

企业以赢利为导向，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事业也以赢利为导向，那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人民的健康，牺牲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投入的金钱不计其数，但是到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更有甚者，一部分群众把教育、医疗和住房看作“新三座大山”。

当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人民满意的教育、医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改革等于赚钱”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引向了“绝路”？在抗击“非典”和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治理体系，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起来，成果也不能保住。

中国需要全面和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提出了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也难以搞上去。

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即比较少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仅仅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保护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没有十分重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去重视其主体——人，特别是没有注意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的，这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治理体系。但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前，这些规矩主要是强者为弱者、统治阶级为老百姓定规矩。为强者、执政者定规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为自己定的规矩。同样地，我们的建设与革命也是有规矩的。中国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根源就在于强大的产业基础，就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就在于比较均衡的发展结构，就在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形式，就在于社会平等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只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建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更完善的治理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力图用简单的市场化教条破除我们改革的规矩。

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按照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实行市场体制的结果，而且只应归功于市场化。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世界上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沿着所谓市场竞争的道路，西方国家没有走向自由贸易，而是走向了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至于说到“企业家精神”，勇于探索和执着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后一种“企业家精神”，中国行会和商会发展的漫长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仅仅凭行会和商会的逐利“精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矩，但市场教条主义无视今天世界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过剩”，而是优质产品的短缺。所谓优质产品也不仅是高技术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大城市的住房。这些产品过去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产品，而事实证明，通过将这些公共产品简单地推向市场的方式，不能解决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反，只能造成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人们打破一种规矩，为的是建立更合理的规矩。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结论。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教条主义不但无法解释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市场在某些舆论中已经理解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就是鼓励和放任少数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赚钱、发财。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靠少数既得利益者发财，非但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强化和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回应政治民主和稳定的要求、社会和谐与平等的要求、文化自信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丧失了内生的动力。

说到伟大成就，我以为有三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是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就是干事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能干事、敢干事、想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伟大复兴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第三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不是什么先发优势、后发优势，甚至不在于什么单纯的要素优势、资源优势，而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有组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初心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第一，经过建党以来18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武装斗争；第二，在18年的斗争中，我们经历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我们学会了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打交道的办法。

在迈入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有类似之处。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增长了经济建设和竞争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历了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不同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增加了与世界上各种力量打交道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的现象，但许多人对于西方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的阅读，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被动地、甚至是盲目地追随。

我们走过的路很长。中华民族5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彼此联系的不懈奋斗的历史。不过，我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否就有充分深刻地理解、认识和总结呢？一些人只是搬用西方18—19 世纪的理论教条，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就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做过深刻的批判性总结。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段时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风气十分淡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工作就更少。一些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摆设，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需要抛弃和批判的东西来对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所谓“能力不够”，也较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那三条：系统地研究世界现状的能力不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能力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不够。

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比较来说，我们的思想上的财富非但不够，而且还是比较贫乏的。

什么是“以人为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指出，人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人道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资产阶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不全面，指出我们的发展观还不“科学”，这无疑是思想上的极大深化。但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发展什么？经济怎样发展才能协调和充分？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发展的是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的认识和理解。

破解问题的答案千万个，而根本的答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去寻找，必须从我们正在干的事业中去寻找，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宏愿，就是要求政治局的同志每人选一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认真阅读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读书体会，并结集成册。他准备自己带头，为《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导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个宏愿没有实现。真正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工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

1997年，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的故乡，一份叫做《福建论坛》的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习近平—当时，他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就是新时代的先声。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阐发。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目标？就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建立新社会，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根本上在于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真正坚持这一标准，而今我们应该防止什么呢？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实践的主体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

这些话，发聋振聩。

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鼓舞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去刺激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变成了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金钱导向，这个口子一开，贪污腐化就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彻底性和反潮流的气概，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当了7 年农民，他对人民的感情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就是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他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想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静夜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这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充分”。最大的不充分，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充分，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性，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和远大前途理解不充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重视不充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治理体系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化”的矛盾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随后的9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仅为4.9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6%，而德国是3.99万亿美元，法国是2.35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就折合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2018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第一次超过了其经济总量。。

尽管美国是一个在财政上面临破产的国家，但它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之间的矛盾。

这使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所思考、论述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它的核心就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1993年，欧盟诞生。建立欧盟，旨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发行欧元，创立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基础上的欧洲新秩序。但是，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在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自发”产生的欧洲治理体系的存在。美国认为，欧盟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定规矩，并修改美国定下的规矩。这就是欧盟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所在。

1999年，美国以南联盟发生“种族清洗”为名，高举“人道主义干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几乎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了欧元，造成了巴尔干地区流民遍地，难民问题成为欧洲发展的重大威胁。

美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全球治理体系，残酷打压竞争对手，这是其得心应手的一贯战略，打击欧盟只是其一、另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制定的《反海外腐败法》。《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一开始它针对的只是美国国内企业。这项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企业巨头的质疑，因为它们是在全球各处行贿的“大户”，这项法律会束缚它们的手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反海外腐败法》自颁布以来，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执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行业巨头转而提出，为了打击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迫切需要将这一法律加以修改。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从此后，“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1]而“9·11 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更以“反恐”的名义赋予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和员工的权力。同时，美国还以“反腐败”这一正义的名义敦促经合组织成员加入《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忽悠”各国进行反腐败立法。一旦加入这一公约，就等于授权美国司法部肆无忌惮地起诉该国企业的权力，而这些掉入“美国陷阱”的国家与企业却无法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和反制美国。

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能力在不断下降，但是美国以法律手段“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却大幅跃升，它找到了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武器。这是因为美国不但有对世界“征粮派款”的能力，而且掌握了一项对全世界的企业“罚款”的武器和法律工具。自《反海外腐败法》修正案通过以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罚款高达88.72亿美元。美国转而成为一个以“法治”为名的“世界警察”实行“世界治理强权”，而这一强权则是由美国强大的武力和立法能力支撑的。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突出地表现为全球治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比较100年前的世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大的变化。

第一，100年前，世界被以武力扩展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支配，而今天的美国已不是这个意义的“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失去，美国诉诸武力所维护的乃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名的世界治理体系。今天的美国总是以执法的“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100年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萎缩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美国的治理体系和“暴力执法”压榨出来的、最令美国欧洲统治阶级头疼的，是难民的涌入。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是西方世界长期输出“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世界严重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权”就是西方世界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而今，美国和西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维护的，不过是信基督教的人的权利。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难以继续唱“人权”高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变穷了。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在中东打了19年仗，阵亡5000多人，伤残56000人，花费了7万亿美元，而目前战争仍未结束。而欧洲变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繁荣与稳定，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即国家以投资和税收的方式调解劳资矛盾，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投入，致力于培养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先后放弃了国家调节，再次走向了自由放任。随后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大规模缩减。许多欧洲人感到：当自己将要沦为低收入者的时候，就不能再让外来人占便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

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宛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复现：由于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造成的政治脆弱，人民普遍对政府和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变得更加容易，民粹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受到青睐。

在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就一致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治理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可以对抗内部的民主与党争，可以协调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可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里的“外部”就是指非基督教的人的世界。美国的立国者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只有扩张和进攻，才能免除“外部世界”对的威胁。因此，从立国之初，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础、以法治为名义的治理体系。

500 年来，西方世界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就是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和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而今，美国要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以全世界的难民化为代价的。

100 年前，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李大钊把这场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

100 多年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要制止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殖民地化，而今，欧洲陷入的动荡不是什么“民粹运动”，而同样是一场“庶民的起义”，只是今天构成“庶民”的是融入的难民和本国的穷人。

今天，美国所说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

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走向复兴的新路

西方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发展中国家路走，这个世界就无路可走了吗？这就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13年秋，访问中亚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奋力共建新路，而建新路可以从重建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始。

他说，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连接着东西方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其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也应该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现在，正是加强经济联系、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良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应该携手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从根本上说这是有限的。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中国致力于全面开放，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金融投资网络，建一条世界交通的“新路”，让它们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而这条新路，就是“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

500年前，西方殖民者开辟的“海路”改变了世界。当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决定开辟新路，决心为世界的开放与联系，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一条走向新生和复兴的新路。

正像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要在军事上充当世界霸权。美国怕中国，就是因为美国不能掌握和支配中国的命运，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3]。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编辑  季节）

四十四年了，每年到一月八日，我们就会格外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每到这一天，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其西花厅的子女们就会自动地聚集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纪念室，献上我们的心香一瓣。

最近，我重拾起一张偶然间发现的儿时照片。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群众大联欢，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玩“钓鱼”的游戏，全然不知敬爱的周总理就在我的身后。

幸亏记者捕捉到这一珍贵的镜头，几十年后在一幅挂历上，我大哥惊喜地发现了这张照片，我珍惜地把这张照片镶嵌在像框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周恩来总理仍然与全国的少年儿童同在，他老人家仍然在向人间释放着大爱，他老人家仍然在注视着我，必须努力，再努力！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又到一月八，又到伤心日。清晨醒来，打开手机，怀念周总理的悼文、视频、诗歌如雪花一样飘来，将眼哭花了，将心揉碎了。

44年前，1976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月八呀？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哭声动天，撕心裂肺。人们觉得天塌下来了，主心骨没了，老百姓、老干部的贴心人走了。

毛主席病重，四人帮猖獗。祖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命运在哪里？刚有起色的拨乱反正还能不能继续？小平同志还能不能站得住？新中国从来没有像1月8日这一天，全民族把安危系于一人之上。

人们扶老携幼伫立在寒风里，呼唤着总理的归来；普通百姓跪拜在天安门广场上，哭天喊地，为的是再见一眼人民的好总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就是民心民意，千古绝唱！都说民心可以载舟，1月8日这一天，民心载着周恩来远航！

远航的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然而祖国的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好总理。看，一月八日的花，看，一月八日的诗。人们在用心灵呼唤着周总理，人们在用感情呼唤着周恩来精神的回归。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无疑，这六点是党中央对周恩来精神最精准、最全面、最权威的概括。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位跟随周总理四十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红军，也就是我的父亲罗青长，他是怎样用心去领悟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

1979年，父亲随邓颖超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到日本岚山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在飞机上，国学和宗教大师赵朴初突然问父亲：“青长同志，你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你能否用几句简短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父亲思考片刻，对周恩来精神作了如下概括：“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临危不惧，冒死犯难；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等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言以蔽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朴老听后说，“青长同志，你不愧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突然向你发问，你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周恩来精神给出了这么全面的概括。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改一个字”。改什么字呢？赵朴老说，“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总理生前死后都在为人民服务，即便死前，还交待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做肥料，他生着为人民服务，死了也要为人民服务。

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吗？”因为有了这一字点睛之笔，我父亲称赵朴老为“一字之师”。

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在周总理故居欣然题字“全党楷模”。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完人。”

谢觉哉的夫人、老红军女战士王定国（上图）曾大声疾呼：“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在党的形象受到玷污、党的风气受到败坏的今天，我们是多么需要周恩来精神啊！我们是多么需要在党的旗帜上赫然添上周恩来精神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啊！

人民公仆的高尚品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老一代革命家永远不变的底色和本色。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让工作人员清理了他和邓颖超的积蓄，总共5709元，总理一句话，把它们全都交党费吧。一位泱泱大国的总理，死后分文未留！

相比较现在的一些贪官污吏，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贪，他们何功何能之有？他们有何脸面面对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有何脸面面对我们鲜红的党旗？这些人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能力水平离老一代革命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让他们来治国理政还不把国家折腾的一塌糊涂。

我看到网上，网友将周恩来高尚的品格概括为 “六无”：

死不留灰（完全彻底的无产者）；

生而无后（为革命顾大家舍小家）；

官而不显（平易近人，平民宰相）；

党而不私（立党为公，从不拉帮结派）；

劳而无怨（相忍为党，不计名利）；

去不留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老百姓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无私无求无暇无疵无基无碑无子女”；

下联是“有才有智有勇有谋有功有德有来人”。

我加上了一个横幅；“人民公仆”。

这才是人民的公仆！

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拿老一代革命家的一些错误缺点来说事。一段时间以来，戏说历史、歪曲历史、调侃历史、抹黑历史已成为一种博眼球的“时尚”。

把领袖从神坛上请下来是可以的，但人民群众将永远把为他们谋幸福的领袖置于心坛之上，这是谁也撼动不了的，因为他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回归于人民，已经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

不可否认，周总理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大家凭心而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谁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是我们全党应该总结的教训。为什么对周恩来同志就要苛求呢？更何况他殚精竭虑，为党为民鞠躬尽瘁，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独撑危局，哪怕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弥补“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挽救党与国家于危难之中。

评价一位领袖的功过是非，主要看他是将历史推向前进了，还是把历史滞后了。是功劳大还是错误大？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能走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革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我党探索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道路上，在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在我党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耗尽了精力”。这是党的《历史决议》给周恩来同志做出的公正而正确的评价。

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2周年时，千万不要忘记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奠基人，这就是周恩来。如果没有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没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外交局面，也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没有周恩来解放并使用了大批懂经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吃水不忘掘井人，这一切，人民更是发自内心感谢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党性原则、理想信念感召了一代人，凝聚了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曾经是党的希望，人民的寄托。

1976年“四五”运动是一次民心、党心的展示。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彩，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他还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陈毅元帅也很感慨地说：“真正廉洁奉公，以正治国，恩来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满怀感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习主席的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呼唤周恩来精神的原因所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不仅功在今天，更功在明天，功在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日久弥深。

祈福周恩来在天之灵护佑中华

3月5日，是敬爱的周总理的诞辰纪念日。而今年的3月5日，又是一个格外不平凡的日子，堪称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之日。网上有传言“大疫始于雪（去年12月7日）衰于惊蛰（今年3月5日）”。我从来不信鬼神，而今年的3月5日，我要特别祈福周总理的在天之灵护佑中华，企盼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

如今，在荆楚重镇，在神州大地，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在弘扬和实践着周恩来精神，每一位抗“疫”勇士不计报酬、不计生死、全心为民。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上甘岭。今天抗疫，明天抗敌，有共产党员在，谁能跨越！说什么人民战争已经过时了？放眼看去，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并没有丢。一位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张文宏在生死一线高呼：“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我也上。”有这样的党员，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瘟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陈薇、乔杰、张伯礼、仝小林、黄璐琦等等，战斗在一线的科学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真舍不得落下其中任何一个名字。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一遍遍默读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既是院士又是战士，他们更是我们的恩人。

当你看着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火车餐桌上疲惫打盹的镜头，当你看着73岁的李兰娟院士脱下防护服、脸上露出清晰可见的压痕时，谁人能不落泪？

你看，那些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为大我的医护人员，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裳，口罩在他们脸上留下了瘢痕，一天只有一顿盒饭，一个晌午只能片刻小憩，和衣而坐，席地而睡，含泪翘望咫尺天涯的儿女，让我们看得眼酸心痛。他们太了不起了，那些纤细的巧手，那些朦胧的双眼，那些满头的银发，那颗赤子之心，拯救了多少生灵，挽救了多少家庭，拯救了多少绝望。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阳光，看见了希望，认识了什么是白衣天使。

你看，那一个个志愿者，一个个社区基层干部，一个个公安干警，一个个快递小哥，一个个的哥师傅，一个个保安，他们都是无冕之王，奔波在风险之路，行走在生死钢丝，独守在恐怖战场，但他们无怨无悔，恪尽职守。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他们干着不平凡的事。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说一句：“国家有难，咱不奉献谁奉献？”这些平凡的人，数量多得我们数也数不过来，平凡到大家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草根百姓，但活出了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你看，那些冲锋在前的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质量、第一服务，抢占战“疫”制高点。他们最早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火神山，最危险的关头——疫情蔓延，承担最危险的任务——从死神口中夺人，疫情严重的地方都有子弟兵的身影。人民群众说：“解放军来了，就有希望了！”这是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莫大的信任！以命相搏即可！难道还有比这更深的鱼水情吗？要打赢人民战争，赢就赢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上，胜就胜在人民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上。

当年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大疫面前，这句话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3月5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一天，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护佑中华！

（编辑  季节）

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尚不存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谁能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500万人丧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时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就感染了5亿人，使全球5000万-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有效防控传染病需要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社会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还存在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在今天，传染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终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个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更为宏观。它需要考虑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以结果为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找到维持社会秩序与流行疫病防控的平衡点

在流行疫病防控上，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类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类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将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发生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呈现为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在有限的信息判断基础上，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政府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政府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的快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来看政府的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因而必须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349例，香港死亡299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19-2020年度流感季致死人数达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2009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关注，将被纳入“常态化”管理。

4.2020年新冠肺炎（NCP）：

（1）中国内地：NCP源自冠状病毒，在对这项疫病流行病学了解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保守起见，采取了等同SARS（而非流感）的应对方式，而且推出的手段比SARS时期更为严厉，旨在最短时间内遏止疫情。

（2）中国香港：也经历过SARS，并目睹了中国内地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措施。作为响应，香港也采用了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手段（包括封关、限制人口经内地进入等）。但香港社会目前总体正常运行，开工开市，大多公共场所开放，人群正常聚集，和SARS时期差不多。

(3）新加坡：新加坡的决策，已经有了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现有信息，判断NCP较流感严重，但远远不及SARS。在SARS和流感二者之间，NCP更接近流感，因此采取比照流感的“常态化”应对方式，并表示会动态调整。

显然，不同地方找到的平衡点是不同的。不仅历史体验、治理模式不同，而且在决策时所依赖的流行病学信息不同。

我们对NCP的了解是持续发展的。截至2020年2月10日，我们还在讨论钟南山关于NCP特性的最新论文。在2月10日晚间，香港青衣爆发了疑似本地粪口传播案例。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还在不断增加。

钟南山团队依赖了上千案例，但现在全球已有4万多确诊案例，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才能补充我们对NCP的认识。

越是发现NCP难以在短期消除，抗疫越呈现出“持久化”的特征，社会就越需要在抗疫与生产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笔者在之前文章援引过战争的案例。“全面战争”（total war，例如抗日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例如对越战争）是不同的。全面战争是举国投入资源打仗，将其作为眼下涉及生死存亡的第一目标。局部战争则是常态化的，可以与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并存。（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一直处在常态化战争的状态，从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中东及全球各地进行的代理战争）。

伴随对NCP流行病学认识的发展，中国社会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找寻一个更加“平衡”的应对方法。

在举国体制下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体制犹如大象，在进行“全面战争”时，动用举国体制全民抗疫，肯定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与中国比拟。但如果需要不断根据更新的信息，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要有许多微观的、细化的安排，就不容易了，这就犹如让一个大象做出许多优美的精细化动作。

春节之后，中央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在保证疫病防控的前提下，对重点行业陆续复工，抓生产、保秩序、维稳定。（毕竟今年是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之年，对经济增长是有期望的）。这是一个多重目标，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要宣讲防疫、改变行为，可能造成某种恐慌情绪，产生厌工。要防止疫病扩散，就要限制人群聚集，这就会影响经济。诸如此类。对于如何平衡和实现这些目标，处理其中的矛盾关系，没有更多的说明，需要由上至下一层层治理者去诠释、领会、落地成为具体政策，由第一线去具体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多重目标意味着绩效指标的含糊。一线官员的倾向是启动某种“底线思维”，即根据经验，在多重目标中找寻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这将是最大程度影响自己业绩的目标，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政策，兼顾到其他目标。

大象使出全身齐力，奔跑冲撞，赶走来犯者可以，但是奔跑且迈出优雅精细的姿态，就很不容易。

对2020年的NCP，笔者相信它的危害性比SARS而言更加接近于流感。因为特有的流行病学特征，它可能不能在短期内消除，而作为一个更加长期的存在，伴随我们度过2020年的前两个季度（另外如果不找到中间宿主，甚至可能在2021年复发，成为季节性事件）。政府为了避免SARS再次出现，在一开始以最谨慎的方式采取防控。但伴随对NCP认识的加深，必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应对这次疫情，将目标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上。

在疫情的恐慌之下，人们的心态很难一下子改变，对行为模式、组织方式和实体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基于此，2020年NCP有可能成为发展基于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新形态经济的历史契机。

（编辑  季节）

我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已经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疫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改变经济向好势头？国内外有不少担心。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明显冲击，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冲击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冲击，完全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长远来看，以防疫斗争为契机，可以抓住机遇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该做而没有条件、没有共识做的事，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 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

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并可控

这场疫情病毒来势凶、疫情传播烈、范围扩散广，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如果不及时控制，确实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总体可控

从去年12月份，疫情开始蔓延，中间还包括春节这个本来就较少生产活动的时间，感染人数也远低于已导致14万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国流感规模。[1] 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稳下降，正在积极复工复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时间上是有限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人员流动、流通和预期，而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没有受到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很快就能恢复生产生活。从疫情影响的行业看，工农业等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影响比服务业小，疫情之后，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带动服务业恢复繁荣。我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替代线下，完成大量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为减缓疫情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疫情国家的比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深受传染病困扰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治理薄弱、社会动荡的国家，只要疫情及时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响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美国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国流感季，3000多万人被传染，3万多人死亡，但都没有改变其长期经济趋势。2016年，巴西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确定为PHEIC，有近150万起感染病例，但当年巴西经济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涨，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约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为防范病毒遗传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质量却提高了。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更好、应对疫情能力更强、制度优势更突出，就更能有效应对疫情，减缓对经济的冲击。在疫情早期，社会对疫情和经济增长前景一度出现恐慌，近日来，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这种由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我国经济比“非典”时期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本身也在进行深度调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经济风险，实质是早已存在、迟早要爆发的问题，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原有增长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矛盾，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压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把应对疫情和供给侧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减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同“非典”期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已经减弱

有人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强。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区间，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更严重，这种分析其实不成立。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依赖程度很高，企业一旦停产就直接降低供给，拉低经济增速。而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规模型扩张的依赖正在减弱。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疫情对劳动力、工时、原料甚至资金的暂时影响，都可以通过复工之后提高产能利用率补偿回来，能够快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好比，同样是摔个跟头，跑得快时很可能比跑得慢时摔的要更严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增强了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三级标题）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叠加，一些风险实质上并非由疫情导致，而是长期存在、已经和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优势，缺乏创新和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产业结构碎片化，一旦产业链关键节点“失守”，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部分企业平时缺乏风险意识，杠杆率过高；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平时难以完全暴露出来，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扭转脱实向虚、补上创新驱动等短板，取得了积极成效，缓解了企业负担，创造了有效需求，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增强了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全国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次强制性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是有粘性、滞后性的。在正常条件下，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容易面临各种既得利益关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当于宏观经济上的一次紧缩，对现金流结构不合理、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行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产业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过剩产能，利用短期的休止，为那些潜在的新动能、新业态腾出了发展空间。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复工，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通知湖北籍员工弹性办公，并全勤计薪，既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又符合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这些在客观上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有好处。

补足卫生健康事业短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这次疫情爆发，同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讲话不到位、仍然存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错误导向有直接关系，同一些领导干部希望通过医疗卫生市场化“甩包袱”来拉动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疫情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政策是一次警醒。疫情深刻警示社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果医疗卫生偏离公益性方向，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将给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和损失。经此一役，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从而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带来强大动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GDP有巨大带动效应。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投资1美元在疾病预防上，就将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以及延长寿命方面为社会带来至少7美元的回报。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医学研究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2]，对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实现人均GDP0.8%的增长[3]。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为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严重不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仅有14%；2.9亿高血压患者、4000万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专业照护力量。经过防疫斗争，全社会一定会有更大共识，尽快补上这些短板。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这些都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补足公共卫生短板，对促进投资和就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每万人全科医师数仅为2.16，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古巴在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优于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却只是美国的5%，成为全世界的样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古巴给每120-150个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个家庭医生诊所，设在这些家庭附近。家庭医生上午在诊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访出诊。2009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古巴时，专门考察了全科医师诊所，称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古巴这种配置水平，我国大约需要400万名家庭医生，按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两倍（每年16.5万元）为全科医师发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亿元费用，仅相当于目前每年卫生总费用的增量，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压缩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财力办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这种配置，不仅将成为基层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可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让每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和消费。

化危为机，采取战略性举措，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疫情的发生是坏事，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所以明确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聚焦资源进行投入，从而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许多行业和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甚至已经走到了前沿，这种“后发优势”逐步削弱，部分行业和企业一时难以确定新的投资方向。而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打下进行更深入评估的经验和条件，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疫情打击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只是暂时被抑制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只要顺势而为，疫情之后化危为机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费。受影响较大的零售、餐饮、旅游、会展、娱乐等行业，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非典”期间取消五一黄金周，200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从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弹到22%。2003年，国内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长27%。2003年，首都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弹到51%。疫情还给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契机。2月3日，就有1000万家企业使用某平台进行在线办公，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通过网络在线上课。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虚拟商务、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产品形态将更加细分和丰富，从而催生了有潜力的新业态。

二是加快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投资考虑的是长期收益，传染病作为短期事件，对投资影响有限。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本已出现投资动力不足，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技术和项目储备有限，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等短板领域，由于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国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达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制药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仅为5%左右，而同期美国接近19%。医疗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线上咨询平台，指导公众居家预防、合理有序就医。健康信息化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计划，投入超过750亿美元，创造了21万多个工作机会。疫情防控呼唤现代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交通、物流、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这些领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转化为新的投资空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全能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向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弥补疫情对投资的可能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时有部分闲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为其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运营的质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形势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结束导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颈。而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处理对外经济问题的大逻辑。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我国党和政府处置此次风险的措施和力度，对中国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踏步走出去，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支持，树立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和绿色发展。疫情有利于促进经济布局优化、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返城推迟，这同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撑的增长方式有关。这种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威胁了生物的多样性，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降低人的免疫力。尽管疫情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还不完全确定，但这次疫情确实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否则一切经济增长都等于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微循环”。

当前，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生产力宏观区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鼓励回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既能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也能够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以人们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契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启动农村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再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能再造青山绿水和健康中国。

五是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个春节，飞速发展的中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让人们警醒和反思“唯GDP论”的发展方式，许多人认识到牺牲健康去埋头赚钱是不划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竞争力；为保经济增长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也是不划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经济活动暂时减缓，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过去对生产要素的透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次疫情还是一次局部战争的考验，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全民大动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压力测试，是一次应对紧急情况的大演习。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风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卫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社区工作、基层党建等，养成更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域不一定直接产生GDP，但是却能带来现实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织牢织密社会安全网，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充分借鉴和发挥我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次疫情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也相当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优势，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将来应对更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我国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旧中国瘟疫遍地，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新中国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优势，短时间消灭了旧中国肆虐的肺结核、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三级卫生保健网等被国际组织誉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医疗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战胜了更加严重的疫情。应充分宣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推动公共医疗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中国经济有应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经验。新中国遭遇过侵略者的细菌战袭击，遭遇过封锁禁运和百万大军压境，遭遇过核战争威胁，遭遇过重大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从容果断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1964年，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争威胁，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军事威胁，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以“备战备荒”这个底线思维去谋划发展，对今天是有启发性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金融危机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发展、南海岛礁建设等重大举措，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在重大危机面前有效迅速做出决策，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集中力量进行投入，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局，并赢得重大战略主动。这一优势也必将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作用。

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经过防疫斗争，全国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强，更加认同“四个自信”，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发自内心的说，让他们打心眼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信心和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充分肯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不计一切代价进行“饱和式救援”，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在灾难面前陷入党派倾轧、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缓慢、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结盟发“国难财”的体制不可比拟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金融体系形成合力保障资本市场稳定，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国有经济表现出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应该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编辑  季节）

隔离防疫与复工复产两难下的博弈

这次始发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仅导致武汉市骤然封城，也导致内地几乎所有省市、社区和村庄采取不同程度且日益趋紧的防控手段。

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中国疫情提高到PHEIC级别后，许多发达国家与我国进行人员和商贸隔离。如果绝大多数非重点疫区现行的完全隔离的政策持续周期较长，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制造”中多数行业及其供应链体系可能面临较大风险，甚至被其他国家相关行业替代或边缘化，其中包括最为关键的机电产品、汽车、服装、纺织和化工行业等；而农业则可能损失关键的春耕时令，造成全年农产品欠收；加之中美贸易战依然有极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刚刚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一旦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供应链体系遭到系统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现实中，非重点疫区的过度防控和层层加码，已经使得城市间、社区间和村庄间出现各种交通隔断，人流、物流和商流大面积停滞、断链，导致除生活必需品、防疫和医疗等相关行业之外的大多数产业出现大面积停工停产，国民经济中核心产业链和供应链几近中断，造成经济和社会秩序失控风险加大。充足的必要物资是隔离区内生命延续及疫情遏制的重要保障，保障不足将削弱重点疫区的系统防控能力。

隔离防疫和复工复产属于典型的“两难”问题，关键要把握好“度”，分区、分类、分级实现差异化精准防控。但由于此次疫情很强的不确定性，差异化的精准防控需要各级组织真正细致的排查、分析和勇于担当的魄力。

处理好“两难”问题的“度”之后，同时抓好“两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之匹配的物流供应链体系构建。以隔离为主要手段防治疫情影响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物流业；而疫情的不确定性破坏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体系。物流直接连接生产与消费，既是重点疫区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核心保障和重要支撑，更是非重点疫区复工复产最重要的体系保证。

如何做好重大疫情下的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要从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衔接，从平时、应急和战时三个体系融合，从组织、资金、物资、信息、技术和机制六个维度集成构建，并存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合理之“度”。

防疫与复工并举面临的问题

无论从疫情防控角度还是从复工生产角度审视，当下的应急/平时物流供应链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向疫情防控

从组织上看，重灾疫区内单纯依靠原有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政府机构和官方行业协会的路径方法，在响应速度、作业效率、供给精准度、渠道安全性和组织信用度等方面严重不足，造成已有重要防疫物资的供需匹配严重失衡，而联防联控尚处于初级阶段，绝大部分行政机构远未达到应急压力测试标准要求。

从资金上看，反应在过去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不足，造成疫情防护及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此次应急备用资金及临时追加资金只对头部企业助力较大，对贴近实际需求的广大小微企业难有作用；同时资金整体转化为应急物流供应链的资本配置严重滞后，造成应急物流供应链企业经营现金流严重不足，融资现金流更加困难，严重影响从事应急保障专业人员、专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有效、及时、安全和规模化投入。

从物资上看，在疫情防控初期，专用医疗资源如病房、床位、装备和专业人员等在重点疫区严重匮乏，而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和消毒酒精等防疫必备物资则出现全社会甚至全球性紧缺，多数企业复工复产的防护物资无法保障，员工无法复岗也是重要的干扰因素。

从信息上看，供需信息、指挥信息、物流信息、流程信息和安全溯源信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或隔断，严重不对称的信息自然助长了不实信息的蔓延，加剧了供需匹配失衡，还引发医用口罩等重要防护物资的民众恐慌性囤货、不良商家囤货居奇等，另有部分“假冒伪劣”物资和非专业物资的混入，进一步加剧了医护人员对于防护物资的供需失衡。

从技术上看，建设已久的预测预警、应急指挥、监控反馈及协同决策等软件平台和技术系统缺乏足够的预案和压力测试；应急物资的集采运储仓配等本应成熟的物流供应链技术也凸显运行失当，各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机制上看，为动员举国努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央负起了全面部署指挥抗“疫”战斗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也尽量考虑了不同区域特点，目前已开始部署由条件的地区复工复产。不过还是要注意防止管理机制的“一刀切”、“走极端”情况，要充分考虑到疫情复杂性、信息复杂性、社会复杂性和资源复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行政力量和发挥市场机制能力兼顾。

面向生活必需品的物资保障

归功于我国强大的实体零售业连锁渠道、电商平台和快递体系，归功于全体国民的消费降档减速，整体物流供应链响应情况略好。

面向生产型产业链

当下生产型产业链完全被中断，复工复产面临各种资源匮乏。从资本上看，对中小微企业支持更少，如果疫情时间周期长于3个月，将有大批企业因现金流断裂而被迫关门。从物质来看，绝大多数产业链上涵盖原材料、供应商、设备、物流保障和销售渠道的全供应链体系都是暂时中断或断裂，更存在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和边缘化的概率。从信息和技术上看，离开实体生产供应链的信息化平台和先进技术/装备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精准把握现有的资源优势

尽管面临此次疫情发展强度和时限周期的极大不确定性，但中国基本上依然具备防控重大疫情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要素，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指令依旧通行无阻，城市社区基层干部在正确理解政策指令后依然能尽职尽责，还有长期善于自救和热心互助的百姓群体，而更多需要的是结合市场资源和政策协同的资源配置优化，具体呈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疫情发展不确定性降低。在各地严控严防大环境下，除重点疫区湖北省在感染人数统计上依然存疑而需要严格排查之外，非重点疫区已经呈现新增下降状态，很多地区新增已经为零。当然还需要考虑随着复工复产带来的人员集中出现新增的可能，总体上可以通过分区、分类、分级和分业精准确定防控等级并逐步降低不确定性。

其次是改革开放42年所奠定的强大经济基础，特别是在供给侧和流通渠道上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以及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经过压力测试的商贸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在生活必需品等物质保障上，显示出最大保障能力的是完全放开并经过全球性市场竞争考验的产业，包括连锁超市/社区超市、电商平台（包括生鲜电商）、快递/速递、网络出租车、移动支付、移动导航和共享单车等，主要以民企为主，定位在流通渠道；同时强大的“中国制造”业以超高速度跨界投产于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酒精等低端技术产品，不到一个月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产能，而这方面主要是国企和民企并行，主要定位在生产端；消费端也同样具有强支撑，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尽管当下因为疫情，许多生活必需品消费已经接近最低水平，但传统消费的巨大惯性依然让生产端、流通渠道具有规模化的低成本控制能力。

第三是自上而下庞大的党政军协金字塔型组织体系和自下而上更为庞大且可自组织的自救民众、个人慈善机构和商业团体。前者对国家资源有着法律上授权的调动和动员能力；后者体察民情和需求，根植于全球市场，早期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酒精等就是利用全球采购、商业物流而达成的。

第四是得以广泛普及和可商用的互联网和信息平台。得益于开放后拥有的世界级消费市场、风险投资和互联网企业，中国同样具有了世界级的软硬件信息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黑科技也随之具有了世界级应用场景。

第五是持续而强力的国家财政收入使得政府有能力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强力的金融支持。

最后是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完备，可以相应作为地方应急物流的重要补充。

近期应急/平时物流双供应链体系构建

从目前到疫情在全国范围宣布结束的这段时期，对于重点疫区以应急物流供应链为主，强调应急防疫保障；对于非重点疫区以平时物流供应链为主，强调复工复产保障。但两条主线均将受疫情防控的制约，两条主线也都有各种的辅助供应链作为副线，必须同时处理应急物流和平时物流的双供应链体系构建。

重点疫区以防控物资的应急物流保障为主，以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障体系为辅，为防止疫区物资携带病毒，加上物理上的交通隔绝，基本上排除生产性物资的物流保障。

非重点疫区以生产性物资的平时物流保障为主，但必须涉及因各地层层加码的隔离措施而产生的应急物流保障作为辅助供应链；防疫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也应是平时物流保障为主，应急物流保障为辅。

应急物流主要以防疫及医疗专用物资为主，生活必需品为辅，但还包括疫区/非疫区的疫情发生社区的医用废弃物和社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这是逆向应急物流，因此应急物流包括正向和逆向两个方向。

在正向应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服务的响应速度、及时性（不是准时性），而后关注质量和成本；而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逆向应急物流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质量和准时性，以保证供应链每个环节的处理规模适度，而后才考虑成本和响应速度。

从横向来看，不确定性是供应链最大的敌人，些许的需求波动就有可能导致供应链在各个环节将误差级级放大，而应急供应链则需要通过将不确定性的需求划分为固定的稳定基数需求和浮动的变动需求，形成两条互相补充的供应链。

从纵向来看，应急物流应分为省际（城市间）干线物流、城市内配送支线物流和城区配送毛细物流。此次重点疫区的核心措施就是物理隔离（隔绝），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干线物流供应链被中断，为减少物流各环节人员接触，“无接触配送”、“无接触物流”和“无接触供应链”必然成为物流新模式。

从干线运输考量，省际城际运输应以铁路物流和航空物流为主，因为铁路网络和航空网络自成体系、相对封闭。运维人员与城市居民隔离相对容易，驾驶人员也无需对接，本地公路货运则在隔离区域内进行落地仓储和配送，实现公铁、公空多式联运。铁路货运量大而全天候，航空货运迅捷而覆盖广。

而公路货运由于响应快、服务灵活、成本低廉和直接“门到门”服务，在干线物流中处于绝对优势；而在防疫特殊时期，干线物流可以通过甩挂运输方式实现公路货运，在省际城际间设立甩挂交接停车场，减少异地司机跨越隔离边界。

在支线物流和毛细物流上，则需要尽可能利用多式联运、自动化分拣、自动化立体仓库、无人机、无人车、物流机器人和无人仓库等先进模式、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实现无接触配送，特别是利用好共享仓库、共享配送点和共享智能快递柜等，如美团外卖、天猫超市等生鲜电商都在重点疫区完全改为无接触配送，而宝供物流等则构建一站式物流商城倡导无接触物流。

在组织上，应明确党政军协是一条主线，而市场、联盟和志愿者是一条辅线。擅长在固定模式按部就班服从指令的党政军协组织体系应为满足固定稳定基数需求的物流供应链提供组织保障，统筹指挥和合理利用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已有国家应急/储备物流体系和地方商用物流体系；而一条辅线则由独立于党政军和官办行业协会的商业企业联盟组织负责，满足浮动变动需求的物流供应链，查漏补缺，及时响应。两个组织在信息和物资上互通互连，互通有无，确保物流供应链的及时性和覆盖能力。

在资金上，要确保除军队保障体系之外的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物流企业的现金流，或者及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补偿或者定向支持。

在物资上，更多是提供给物流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链体系运营的必需品保障，如防控装备或物品等，尽可能在保障优先级上给予提升。

在信息上，尽可能利用一切技术手段提升需求数据的真实准确度，及时、充分的保护性共享和有针对性的公开披露，利用信息共享减少信息失真、信息扭曲，使得应急供应链尽可能少地因为需求与供给的不确定性造成“牛尾效应”，如合理利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平台有效对接广泛用于商业社会的阿里大数据、腾讯大数据、华为云和百度云等数据平台。

在技术应用上，尽快将成熟的“黑”科技及其产品应用到应急供应链相关场景中，特别是利用“大云移物智”及区块链等技术和产品在应急供应链各环节的供需精准对接、无接触式移动支付、电子仓单、电子回单、全程监控、全程溯源等服务上给予有效支撑。

在机制上，既要发挥党政军协这只看得见的宏观调控之手，保证可预测准确且能保证供给的物流供应链保障能力；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之手，利用对疫区覆盖广泛且特征各异的差异化需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和保障。

水运物流、航空物流更是受阻于各国对华疫情采取的隔离政策，航线货源极度匮乏，马士基、地中海等海运公司部分停航，节后港口吞吐量同比下降20% 左右；中美货运航空大幅度减少。唯一能够快速恢复生产的是铁路运输，甚至还维系着中欧班列；但由于疫情影响，原本不畅的海铁多式联运、公铁多式联运更加受阻。应该说，生产性物流供应链保障所面临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应急物流供应链。

尽管国务院已经将公路通行费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免除，但此项成本必然转向供应链上下游的客户身上，公路货运企业并未得到补偿，而且复工复产的物流企业将承担更大的经营成本和运营风险。当下，中小微物流企业最大的痛点是现金流严重不足，因此应在政策上给予引流，在税收上给予更多豁免，确保政策红利可以留在物流企业。另外，就是鼓励成立以核心企业为主体、基于商贸合同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在以供应链金融为核心的产业链生态构造上给予财政或税收支持。

物流企业应主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构成暂时或长期的命运共同体或产业链联盟，减少因信息不实、不畅造成的物流成本提升和库存浪费，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应充分发挥国铁集团的央企支柱作用，利用铁路网络的标准化、全天候、大运量、网络化和长距离优势，突破省际间和城际间隔离政策，在国家政策红利和金融支持的引导下，利用“接取送达”优势与以民企为主的公路货运企业结成联合服务机制，实现“门到门”服务，保障生产性供应链的服务。

远期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融合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涨、极端气候频至，包括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和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2年1月达沃斯会议上就公布了《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白皮书，其中第一项就强调了自然灾害带给美国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因此，除了做好各种应急预案，尽快构建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之外，本文也在最后阶段对未来的平时/应急/战时物流供应链提出几点设想：

第一，在任何灾情初期，都只有灾情波及的民众更有对现场事件特别是对资源需求的发言权，自救、互助和商业团体此时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可能其防灾救灾能力大于政府体系的常设机构，就应该充分发挥民众团体、商业团体乃至个体慈善机构的作用，平（时）（应）急战（时）融合、军民融合、政商融合和协（会）（联）盟融合。

第二，如何让灾害在处于强不确定性期间减少影响物流供应链的恐慌性囤积造成的供应链牛尾效应，影响防灾救治，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上推动储备长期有民众公信力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组成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第三方智库；或者要求地方党政主管常年聘请固定数量的辖区外专家顾问组成智囊团，每遇重大决策应先与辖区外的相关专业智囊交流，再行决策。

第三，应形成新的物流供应链业态或新主流。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政策推广但难以普及的诸多物流模式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应用，如甩挂运输、带板（/盘）运输、电子回单、电子仓单和机器人分拣等。经营者和投资者增加投资和优化新流程，而包括软硬件的技术、装备和平台得以完善和成熟，新物流体系将成为新常态。

第四，本次疫情需要的无接触物流与疫后正常市场需要的无接触物流本质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却能引发包括经营者、投资者和制度制定者的关注、思考和系统规划。可以想见，无接触物流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物流的发展方向。

第五，以往无接触物流只是在物流供应链的局部环节得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既包括成本高企和效率低下，也包括许多技术、装备和平台尚未成熟，特别是最为核心支撑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尚未达到期望或构想的程度，但整个物流体系的无人接触模式则可以提前进行布局以推进发展进程。

装载无人车/配送小车可以自由行驶到末端配送的社区或企业，由最终的快递员或无人自动分拣装载与社区可移动（固定）智能快递柜进行有人/无人对接，形成无接触毛细物流，从而完成全系统无接触物流。

新冠肺炎疫情只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很短暂的一个时期，然而，它将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物流供应链产业发展趋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编辑  季节）

2020年1月17日至18日，应温敏总统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缅甸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温敏总统举行的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和交流项目，同包括昂山素季国务资政在内的缅方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会谈，并见证签署达成29项各领域合作文件，双方还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时值中缅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新年伊始对缅甸的出访，将在中缅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进一步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以及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中缅“胞波”情谊新起点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共有2200多公里漫长的边境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缅语指“一母同胞”兄弟）相称。根据文献典籍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两国人民的先祖就打通了贯穿川滇缅印的商贸通道，公元8世纪，两国著名艺术家留下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记。中缅两国都曾创造过辉煌壮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同样在近代都曾遭遇到严重的民族危机，先后成为西方列强宰割、奴役的对象，国双方有着携手反抗殖民统治、一起反对霸权压迫的共同经历，在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又共同努力探索富强道路。

自建交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各自国内有何变化，中缅两国始终互视对方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借助的重要力量，双方均一致认为两国共同利益广泛、合作基础深厚。上世纪50年代，两国携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妥善处理了复杂的边界问题，不仅成为中缅交往史上的一段美好佳话，也开创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两国建交70年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两国的前途命运早已紧密相连、交融共生。目前，中国不仅长期保持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来源国地位，也是缅甸开展外交活动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合作伙伴。

如今，中缅都已进入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两国战略利益愈发契合更进一步推动彼此互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

自2015年缅甸政治改革后，新成立的政府将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作为国家建设的工作重心，缅甸新政府非常清楚增强自主和永续发展能力需要与中国展开深度合作。缅甸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站，在中国外交战略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位置。中缅同处发展新阶段让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站在了新起点，随着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推动了两国深厚的“胞波”关系在合作新平台上再出发。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就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实现中缅合作的广度、深度、高度同步晋级填充新内容、注入新动能。

推进中缅合作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案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是通往南亚、中东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连接的交通枢纽。缅甸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节点之一。

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缅两国形成以产能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金融投资和油气管线为新增长点的合作新格局，规划中的中缅经济走廊也已显现雏形、初具轮廓。随着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两国关系呈现出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深度合作、文化上广度交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的鲜明特点。基于此，习近平主席将缅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中缅交往史上堪称一次里程碑式的外交活动。根据此次出访双方共同达成的协议，两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从如下方面用力。

第一，推动以基础设施合作为龙头的互联互通建设。基础设施是当下缅甸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短板和瓶颈，已经成为严重制约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例如，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共有104个油气开采区块，约有1.6亿桶石油和20万亿立方天然气。但由于缅甸的炼油厂破败不堪，运输管道年久失修，油井设备正常维护以及油气储运和炼制的成本节节攀升，导致产能无法满足日常生产和居民生活需要，时常出现燃料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一带一路”前期成果推动中缅在能源管道、交通运输和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但距离满足缅方实际需求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鉴此，中缅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皎漂经济特区、仰光新城三端支撑走廊、边境经济合作区，协调推进公路铁路、电力能源等互联互通骨架建设，既能够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和增进双边互利合作，又可以充分发挥缅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具独有的经济走廊作用。

第二，推动以产能对接为主线的经济发展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国在科技、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都已具备较为雄厚的实力积累和技术底蕴，中国在工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综合实力，已经步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中高端层次。缅甸自然资源丰富、先天条件优越，农业和矿产采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对外贸易仍然是以初级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的原料加工产品为主体出口货物，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处于较低的层次。中国与缅甸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的客观差距，决定了两国在开展产能错位合作、产业转移对接方面拥有巨大的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

因此，中国和缅甸依托“一带一路”载体进行产业对接，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惠及两国民众，更有利于缅甸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大力度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扭转长期依赖木材、铜铁矿石、天然气等原材料出口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

第三，推动以人文交流为抓手的民心相通建设。“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充分交流和相互了解，要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营造彼此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良好氛围。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少不了政策对接、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软”助力。

历史上，中缅边民之间友好往来的源远流长，促成边境沿线“两国一家”、“跨境同族”的人文亲缘特色，铸就中缅“胞波”情谊历经千年始终如一的内质品格。两国跨越千年、绵延至今的“胞波”情谊，既是维持民间往来高位运行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推动人文社会交流和双边关系发展的活力和资源。中缅可以通过联合开发、经营共有民族的文化产业资源，共同举办文化艺术展演、体育赛事活动，进而涵养、形塑两国合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公众民意和舆情生态。除此之外，双方还同意将2020年确定为“文化旅游年”，中缅可以借此共同规划开发旅游线路、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两国人民通过旅游观光来增进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和心灵沟通。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缅甸的访问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成果丰硕，体现了对中缅胞波情谊和深化中缅关系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在新起点、高平台上规划、部署、实施中缅合作的深切愿望，标志着中缅关系开始步入新阶段、迈入新时代。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缅甸全国上下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的支持，捐赠防疫物资，捐物捐款。3月份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缅甸400多家纺织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有27家企业濒临停工倒闭，当地时间3月17日晚间，15吨纺织原材料从中国广州包机运抵缅甸仰光，缓解了缅甸企业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还向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捐赠防疫物资。中缅两国守望相助，共同对抗疫情，正是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见证与写照。

（编辑  杨利红）

2020年年1月18日上午11点，缅甸内比都总统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见证下，我代表中信联合体与缅方代表交换了皎漂深水港项目《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文本，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重要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十年磨一剑！从2009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缅期间见证中信集团和缅甸政府签署《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到2020年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缅并见证皎漂深水港项目换文，前后经历了十年时间。中信集团坚守初心和使命，坚持不懈推进皎漂项目，历经提交规划报告、招标、竞标、中标、中断、重启等诸多阶段，以及和缅甸三届政府的谈判协商，最终取得皎漂深水港项目签约的实质性成果，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

用大榭岛开发理念为缅甸建设经济特区

中信集团成立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点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去开展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国际运营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信集团开始进入缅甸市场，为当地建设了实皆省德畔塞水电站、耶瓦水电站和勃固省多功能柴油机厂等项目。2006年多功能柴油机厂项目竣工后，中信集团开始规划如何进一步拓展缅甸市场，继续推进中缅经贸合作。

彼时，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合作的“大通道”的概念。中信集团在缅甸深耕多年，对于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了解。经过一系列调研，我们认为仅通过建设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通道”思维，还不能发挥缅甸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的优势。

中信集团从1993年开始对浙江宁波大榭岛进行成片开发，将其建设成以能源中转、临港石化、港口物流委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我们将这一经验借鉴到缅甸，提出要以同样的开发理念建设缅甸“深圳特区”的宏远规划。按照这个思路，中信集团初步制定了一个名为《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方案，方案包括100万人口的城市、若干工业园、皎漂深水港、铁路以及铁路沿线辐射的经济带，将成为缅甸对外开放的特区和试点。当时，缅甸政府已经被西方国家制裁几十年，亟需一个契机改变形象，提升经济实力，并以此带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因此，缅甸政府很快接受了中信集团提出的计划，中缅双方得以在2009年签署关于皎漂特别经济区的谅解备忘录。

用皎漂项目的示范带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皎漂特区是缅甸政府设立的三个国家级特区之一，也是中缅经济走廊重要支点，被两国政府确认为该走廊框架下优先发展的三个项目之一。

皎漂深水港是天然深水良港，根据中信联合体投标文件规划，可停靠目前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货轮。皎漂深水港建成后将成为缅甸和东盟通往世界的门户，连接印度、非洲和中东，并以中东地区为基石联通欧洲市场，提升缅甸整体基础设施水平，有效降低缅甸的物流成本，将成为区域最经济和高效的多用途集装箱港口之一。

 另一方面，皎漂深水港项目建成后，中国通过皎漂和缅甸从西南部进出口货物，相比运输到东南沿海港口，可以节约5000公里航程和一周左右时间。皎漂项目也将加强中国西南部地区通过缅甸与东南亚、印度、中东等市场的联系，促进西南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

皎漂项目也在习近平主席访缅期间多次被两国领导人提到。1月16日，在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前一天，习近平主席在缅甸媒体上发表题为《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提出双方要推动中缅经济走廊框架从概念转入实质规划建设阶段，着力推进皎漂经济特区等项目。这一表述也写进了1月18日发布的两国联合声明当中。当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内比都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会谈再次提到皎漂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发挥好皎漂项目对中缅经济走廊的示范带动作用。

用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项目最终签约

皎漂项目从达成意向到最后签约，经历了十年不平凡的历程，中间不乏曲折和反复。

根据2009年12月中缅双方签署的《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中信集团于2011年向缅甸政府提交了皎漂特区概念规划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但项目此后由于缅甸政府原因暂时陷入停滞状态。

2014年9月29日，缅甸政府就皎漂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标。我们联合泰国正大、中国港湾、招商局、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竞标联合体，并在北京组织了近200人的投标筹备团队，连同21家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夜以继日地编制标书，于11月24日正式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深水港和工业园两个项目的标书文件。

2015年1月13日，中信联合体被定为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的首选竞标人。随后，中信与缅方进行了11个月的艰难谈判，从缅甸发展前景、中信集团海外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等方面反复向缅方说明中信投资皎漂项目的商业初衷和发展愿望，从项目所在地基础设施缺乏、技术资料不足、建设资源贫瘠等角度向缅方阐述建设成本的合理性。12月30日，缅甸政府正式宣布中信联合体中标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

但2016年3月底缅甸政府执政党更迭后，长期未能组建新的特区管理机构，皎漂项目的谈判停滞一年之久。此后，经过多方努力，缅方终于重启谈判。2017年4月，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信集团与缅方共同签署关于开发实施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缅甸新政府确认了中信联合体的中标结果，为后续与缅甸新政府的谈判奠定了基础。2018年11月8日，双方正式签署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

据统计，从2015年1月被缅方确定为“首选竞标人”以来到最后项目签约，我们与缅方进行了几十次的正式商务谈判以及百余次的非正式会谈。在长达4年多的漫长征程中，我们竭尽所能做实做好各项工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皎漂特区管委会以及相关缅甸政府机构开展友好协商，一步步地将项目往前推进，最终中缅双方就皎漂深水港项目达成一致，项目得以在习近平主席访缅期间正式签约。

用3P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缅成果丰硕，开启了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皎漂项目承载着两国政府及人民的深切期望，中信联合体深感责任重大，必将砥砺前行，全力落实皎漂项目，致力于将皎漂项目打造成中缅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根据缅甸政府提出的皎漂特别经济区概念规划和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方案，中缅双方将充分遵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开发过程中坚持贯彻“PEOPLE（社会人文）、PROSPERITY（经济繁荣）、PLANET（生态友好）”的“3P”理念，主要包括：

一是带动当地就业。如能达到招投标预测的条件，当港口和工业园全部投入运营后，将为缅甸当地提供10万个工作岗位；项目全部运营10年后，时机成熟的时候，约90%的管理岗位都由当地人担任。

二是促进经济发展。如能达到招投标预测的条件，在50年的特许经营期内，港口和工业园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分别带来约65亿美元和78亿美元的税收。工业园全部运营后，年产值将达到约32亿美元，园区内人均年GDP能达到3.2万美元。

三是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把皎漂项目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我们的目标和宗旨。我们将聘请国际知名的第三方咨询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估，依据缅甸法律法规制定环保方案和措施，并严格落实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我们不只是规划。在皎漂项目筹备阶段，我们已积极投入当地民生事业。中信联合体投标5年内已累计投入约400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开展公益和民生项目，包括捐款设立基金为当地农户提供低息贷款，捐赠救灾物资并提供直升机水灾救援服务，免费为当地青少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中信联合体的投标文件，皎漂项目启动建设后，中信联合体在前5年每年投入100万美元、后续每年投入50万美元，用于在皎漂当地开展民生和公益项目，为皎漂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皎漂深水港项目已经正式签约，即将扬帆启航。我们将积极筹划做好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为建设中缅经济走廊和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  季节）

占全球人口千万分之一的顶级富豪赚取了海量的财富，且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仍在加速集中，超级富豪所占据的份额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从1996-2014年，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超过500％，而同期的全球总收入仅增长为148％。富豪越来越富有，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贫富分化的趋势引起了世人的担忧。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发达国家中，依靠财富继承和白手起家的富豪比例大致相当，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新贵主要是白手起家。

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是创新的关键，因此应得到政策的倾斜，然而，大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高效的增长需要资源无缝地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使之尽快做大做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偏袒大型企业，而是要确保清除制约优质企业成长的不利因素。同时，降低企业准入的门槛至关重要，帮助具有竞争力的新创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快速成长。对外贸易也很关键，它将引导生产要素向最高效的地方聚集，并为竞争力强的企业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中爆发型成长的创新企业

1999年，中国杭州的一位英语教师在他的公寓里开办了一家公司，将中国小型出口商与海外潜在的客户连接起来。这位教师名叫马云。他的公司——阿里巴巴，为他铸就了当今中国首富的辉煌。马云已将阿里巴巴建成了一家拥有24000名员工的企业巨头，其销售的商品超过了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2014年9月，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市值超过了“脸谱公司”。几个月后，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了沃尔玛和通用电气，马云的身价跃升至210亿美元之巨。

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药物分销工作之后，迪利普·桑哈维（Dilip Shanghvi）从他父亲那里借到了1000美元，于1983年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生产一种可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锂片药物。公司于1987年开始销售产品，1989年对外出口，1991年开始投入自主研发。1994年，太阳制药(Sun Pharma)成功上市，2014年市值达到270亿美元，桑哈维（身价达128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太阳制药位居印度制药公司的榜首，拥有16000名员工。

1959年，15岁的艾哈迈德·那齐夫·佐鲁（Ahmet Nazif Zorlu）从高中辍学，之后进入其家族在土耳其巴巴达格（Babadag）的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佐鲁成为工厂老板。他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整合物流，进军全球市场，将公司转型为生产窗帘和聚酯纱线的大型工厂。20年后，公司的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佐鲁将现代生产技术和分销方式应用于纺织品经营，并扩张至其他行业，他收购了破产的电器制造商伟视达（Vestel）使其名噪一时，通过一系列重组改革，到2000年，新公司已经占领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电视机市场，并成为洗衣机和冰箱的主要出口商。佐鲁集团的员工数量达30000人，出口总额占土耳其制造业的3％以上。佐鲁的身价也达到了20亿美元。

这些例子表明，致富不一定是裙带关系、不公平的商业优势或自然资源控制、垄断和政策优惠的结果。事实上，新财富阶层中，创新、创造力、原创性和商业运作并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他们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创造了令人钦佩的记录。

在中国，像华为、联想、阿里巴巴、小米、中兴、海信和腾讯等全球名列前茅的公司，都是中国新经济的领跑者。目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值已占中国GDP的20％多，其中近80%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桑哈维只是印度众多制药公司的领导者之一，雷迪博士实验室（Reddy's Laboratories Ltd.）、西普拉（Cipla）、鲁宾（Lupin）、奥罗宾多制药公司（Aurobindo）、卡迪拉保健（Cadila）、吉友联生命科学（Jubilant）、易普咖实验室（Ipca）、托伦特制药（Torrent）和沃克哈德（Wockhardt）都是印度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印度以外都设有生产工厂，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药品生产国，其大多数的创始人都位居富豪之列。

有赖于佐鲁和其他家电生产商的成功，土耳其在欧洲以生产高性价比的耐用品而闻名。在土耳其，伟视达（Vestel），连同KOC集团的阿奇立克（Arcelik）和倍科（Beko），为土耳其贡献了8％的GDP 和10％的出口额，并成为财富500强中唯一的土耳其公司。KOC家族也是土耳其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在新兴经济体中[1]，创建大型企业的实业家越来越多。这种井喷式的现象属于21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发达国家之外的绝大多数超级富豪，往往是通过财富继承、资源开发，或借助政府关系获取垄断优势及在私有化进程中不当得利起家的。

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多成功建立大型企业日益加快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争夺全球客户和投资机会的新生力量。200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587名富豪中，仅有20％来自新兴经济体。十年后，在全球1645名富豪当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3％，新增的50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富豪中，非资源型、非金融类的企业创始人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他群体。

企业百强榜的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鉴于目前的态势，到2025年，预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富豪将占据财富500强企业的45％和全球富豪榜的50％，其影响力业已超越了本土市场的范畴。许多企业家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强化全球竞争力。

新兴经济体发展呈现的重要趋势

大型企业的创建以及与之伴生的巨额财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数的案例表明，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部分充满活力的企业会迅速成长为巨型企业，同时也迅速充盈了其创始人的财富。虽然外商投资会催化本国经济进程，但经济转型的起点主要仰仗国内大型创业企业崛起，新兴企业的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占领本土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他们越来越多地瞄准全球市场，着手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斥资并购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

成功的企业是发展进程的产物，他们也积极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200年中，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商业巨头经济”，这种现象并非巧合。

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集约配置对于释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潜能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其整体经济就会高速发展。数据证明，即使在同一产业，某些企业的生产率也会远远高出同行。因此，想要获得更加强劲的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不仅需要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同时必须流向这些产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例如，如果服装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食品产业，要获得营收的增长，不仅需要将资本从食品产业转移到服装产业，还要将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率最高的服装企业。因此，少数几家能够高效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商业巨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三个重要的趋势：大型企业的崛起，巨额财富的集聚，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关数据证明，这三种趋势是紧密相关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普遍增长迅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生产要素在生产力高的企业中合理分配，并促使其成长为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将劳动力从田间劳作吸引到工业生产中来，这又助力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能力，这些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获得蓬勃的发展动力。随着这些企业聚集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其创始人的财富也不断增长。根据钱德勒的分析，无论是在过去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麾下的超大企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也在与日俱增。

巨额财富的积累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每100万人口中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以及人均GDP的散点图，两者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经济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阶段。例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美元跃升到2019年人均GDP 10000美元，其增速之快，表明中国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步性。相反，当国家达到了非常富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则处于低位。新兴经济体中超级富豪人数的增加及比例的提高，紧扣其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而这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却不甚明显。将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在迈向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富豪的数量越多，则全社会就业机会也越多，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则没有很强的关联性。相比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其所有者而言，贸易活动则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财富、大型企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数据证明，巨额财富的积聚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的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吸引并聚集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得以更加高效的利用，随之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驱动所在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大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不断改善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使最广大的国民受益。

在新兴经济体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贫困并获得更多的进取机会，而非围绕财富分配的多寡而怨声载道。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低收入群体的福祉，将对不平等问题的忧虑推向了政治高度，继而激起了民众对经济条件不公的抗议。相关国际机构认为，财富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更重视如何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这需要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包括健全产权体系、降低企业进入的壁垒、坚持市场开放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些政策组合可以将生产要素引向收益更高的经济领域，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保持市场开放，可以确保巨额财富的积聚来源于公平竞争。

超级财富如何崛起

谁是超级富豪

2015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超级富豪崛起的议题。乐施会（Oxfam）的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说：2014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全球中下阶层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到2015年，这一数量减少到了80人。她认为这种极度不平等现象是令人担忧的。代表一家巨型营销集团WPP的马丁·索瑞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则反驳道:30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如今，我的集团拥有179000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111个国家，集团每年至少投入120亿美元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对此我自感问心无愧。他的言辞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巨额财富一律贴上不义之财的标签，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的财富积累来源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同时也使许多其他人从中受益。

那么，全球财富加速集中的趋势，无论是否取之有道，是否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还是如索瑞尔（Sorrell）提出的那样，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意涵了违法背德的敛财方式，如国家特权、政策偏袒或者不公平的优势（继承、抢占资源或垄断）？还是体现了新兴企业的壮大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所带来的繁荣？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乏力的国家而言，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够带来诸多裨益，因此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其中产生的巨额财富？

世界超级富豪当中，创新创业者的份额日渐增多。但那些依靠金融交易或攀附权势等寻租类活动而发家的人仍占多数，占比仍在70%。

全球财富的总体趋势，往往会使人忽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新兴经济体中的富豪更多是白手起家的，而财富继承者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发达国家中各类财富群体的比例相对稳定，继承者和公司创始人的份额略有下降，而金融类、寻租类和政府相关的财富在增加。巨额财富的积累可以划分出五种类型的富豪：财富继承者、公司创始人、公司高管、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以及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家的富豪。

超级富豪如何创造财富

相关经济理论为巨额财富近几十年来的惊人增长，提供了三种解释。

商业巨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首创了“商业巨子理论”，该理论认为，巨额的收入和财富的集聚，其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杰出的才能、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根据这一观点，巨额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些商业奇才准确地把握了时局，将创新型的企业做大做强。“商业巨子”理论认为，新技术为人力资源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发挥了规模效应，而全球化又大大降低了国家间的市场壁垒。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可以统领其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贸易、投资和洲际差旅壁垒的降低，营造更大范围的客户基础，这又促进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流程。公司领导层获得了巨额的回报，而与此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却迟迟没有增长。由此可见，许多行业，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商业巨子可谓炙手可热，待遇优厚无比，而对于那些掌握普通技能的员工而言，人才市场的需求则平平淡淡，甚至呈现衰退迹象。但科技新贵并不是富豪企业家群体里的唯一宠儿，贸易和技术也让杰出的制造商赚得钵满盆盈。

寻租收益：

寻租收益是巨额财富增长的第二大来源。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机制不够完善，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普遍。另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公司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变迁等，这些都会让少数资本所有者积聚大量的寻租收益，但是其实际生产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种类型的浮财并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例如，政府向私营部门出售石油企业时定价过低，致使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一夜暴富，这是新兴市场中典型的寻租形式。俄罗斯的伊戈尔•马卡洛夫（Igor Makarov，福布斯排名828位）于2012年首次登上榜单，而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和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tneft）组建的合资企业。

遗产继承：

遗产继承是财富增长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如果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迅速累积，通过遗产获得的财富将会得到极大的巩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劳动回报率，富有的人便会更加富有，除非全球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遗产继承在该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不均。法国的Liliane Bettencourt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是将继承的财富用于快速增值的绝佳例证。2000年，她的净资产估值为150亿美元，而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竟然翻了一番，高达380亿美元。这一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她在欧莱雅和雀巢两家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

然而，依靠继承得来的大笔财富并不一定能够一路增值。皮凯蒂认为，相对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只是一个综合判断，其中包含了所有新增的和原有的不同形式的投资组合。例如，墨西哥的Carlos Peralta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制造和建筑集团，得益于政府颁发的手机牌照，他把业务扩张到了电信领域，从而使他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得以持续位列福布斯榜首，成为世界首富。而到了2005年，随着墨西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他的资产大幅缩水，其身价也名落榜单。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也使他受到重创，迫使他卖掉游艇和位于特朗普大厦的公寓。

山水轮流转，财富在易手。一批新贵在诞生，一批老富翁在陆续消失。由于财富更迭，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继承类财富的份额并没有什么变化。

巨额财富的决定因素

一些研究认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公司治理的变革是巨额财富增长的关键。[2]

针对新兴经济体中巨额财富激增现象，私人银行和咨询公司已经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Company）发布了大量关于亚洲超级富豪的报告，认为它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考察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每一位富豪的个人信息，以确定其财富基本来源——是自力更生创造的，还是通过继承获取的。2013年，Kaplan和Rauh对1987年、1992年、2001年和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进行了分析，将其区分为三类人群：白手起家型，财富继承型，（中等规模企业）继承发展型。他们发现，2012年美国和全球的榜单中，通过继承中等规模企业并将其发展壮大致富的比例均不足10%。通过对比白手起家者富豪和继承者这两类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分布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一个国家影响财富增长的机理。

通过数据调查，反映出三大特点。首先，即使对于财富继承采用了严格的界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白手起家的富豪还是占了大多数。第二，发达国家中，白手起家的富豪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6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有显著上升，在2014年达到近80%。第三，在相同年份的同一类型的富豪中，其数量和财富价值的比例相对接近，没有显著的差异。

非财富继承类富豪：

非财富继承类超级富豪可分为四大类：公司创始人、高管、政治关系或寻租型富豪，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私有化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是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也有许多金融业富豪大亨，在促进了创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建立了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过，这种限定性的分类很可能低估了企业家阶层的规模。此外，一些继承财富的富豪，比如拉丹•塔塔（Ratan Tata）或李健熙（Lee kuno-hee），也带领公司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同时，资源类相关的财富也可得益于经营能力，比如明智的投资决策、规模扩张、技术改进和降低运营成本等。

公司创始人：很多富豪是依靠创新致富的，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2014年，Facebook收购了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程序Whats App之后，其创始人Jan Koum和Brian Acton（两人的合计身价为100亿美元）首次登上富豪榜。奇虎360的周鸿祎和齐向东两个人的身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4年首次登上榜单。他们提供免费的基础产品，并以增值服务收费，从而占领了中国互联网安全市场。

也有一些富豪是凭借政治关系而暴富的。1990年，俄罗斯的Vagit Alekporov（身价140亿美元）被任命为石油天然气副部长，第二年则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Lukoil的首席执行官。1995年，爱尔兰的Danis O’brien （身价53亿美元）在政治资源的庇护之下，拿到了价值连城的手机牌照。[3]

在我们排除了金融和房地产类、自然资源类、和政治关系类的公司创始人后。公司创始人正如那些商业巨子富豪，发明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产品，优化了生产流程，丰富了产品多样性，降低了消费价格，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公司高管：第二种白手起家的类别，包括那些通过在公司任职而获得财富的高层管理人士（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这些人的财富与政治关系、金融或自然资源无关。在富豪榜单上，那些没有被定义为公司创始人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公司领导层都被划分到高管类别。高管也包括那些拥有公司的个人，他们未必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在公司里担任某一高管职位。比如，继承了一家商店或工厂的富豪则归入此列。

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依靠政府关系或自然资源致富的，则划分为政府关系或寻租者类别。[4] 如果有报道称某富豪的财富与其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在政府工作的近亲或者通过走后门拿到了某种特许牌照，那么这些人富豪就被归入政府关系类别。

虽然私有化确实会带来更优的公司治理，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然而通过私有化过程积累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财富，则意味着交易价格过低。这种情况下，寻租收益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私有化过程，而非个人才能。如果富豪白手起家者的财富来源于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和煤炭等，也归于这一类。矿藏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司必须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来获得许可证。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早期投资创新企业的那部分金融业富豪，可被视为商业巨子。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很多受益于政治关系、监管不力和内幕交易的案例，很难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者，尽管其中有些人的确具备创新的才能。其中一些人通过高明的决策，将资本注入高速成长的公司，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一些人找到了确保市场合理定价的新方法。

也有一些金融领域的富豪得益于政府监管不力、幕后交易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极端腐败。Michael Milken因证券欺诈而入狱22个月，但其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依然名列福布斯富豪榜。[5]中国的黄光裕因内幕交易和行贿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6]

这一类别也包括房地产界的富豪。其中一些人得益于政府的土地出让，另一些人得益于城镇化进程，大部分人从以上两方面获取了暴利。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是地产大亨云集的国家，他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但在一个土地国有、私有企业需要通过租赁获取使用权的国家，许多地产大亨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富豪的区域和行业分布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中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而且大量的财富都对全球化公司的创建者青睐有加。例如，印度的Cyrus Poonawalla创建的免疫血清研究所致力于生产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Miguel Krigsner创立的巴西第二大化妆品公司Grupo Boticario，市场也遍布世界的多个国家。

东亚国家尤其活跃，其中很多都家喻户晓，比如代工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创始人郭台铭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与过去不同，更多的新公司产生在贸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相对竞争性的行业），而不是在资源和电信行业。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里，政府关系和资源类的财富仍占主体地位，但公司创始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十年前，非洲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

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些白手起家的创始人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除外。在南亚国家，政治关系和金融相关的超级财富越来越多，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继承财富则愈发居于主流，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

巨额财富的来源可分为五大领域：资源类、高新技术类、贸易类、非贸易类和金融类。

资源类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和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煤炭和铁矿石）是资源行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该行业也归属这一类别。“高新技术类”反映了计算机和医疗技术变革对超级富豪财富的影响。建筑业归入非贸易领域。房地产归为金融领域，因为该行业的投资属于资产性的，其产出不属于用于消费的商品或服务。

新兴经济体中，除欧洲在2006年至2008年占据主导地位之外，东亚富豪的总财富净值占比最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富豪财富迅速回升；相反，南亚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财富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2010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富豪财富略有增长。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源千差万别。东亚是最具活力的新兴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财富新贵，其中大部分是公司创始人。相对于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拥有最多的继承财富。新兴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财富积累更多依赖政府关系。在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欧洲新兴经济体和南亚，资源相关和政治关系仍然很重要；其中，除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外，寻租收益获取巨额财富的比例在下降，同时公司创始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香港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崩塌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不经投票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无需花时间协调整合，随即迅速通过参议院版本，并于当地时间11月27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11月23日，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香港人”，表扬港人“捍卫权利及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和香港“民阵”副召集人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代领奖，后者发言称“香港现时面对黑社会、政府、警察的暴力，……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及支持香港”。

此时，香港仍然深受黑衣人暴力横行困扰，地铁站等公共设施在不时遭受破坏，道路交通仍随时被蒙面黑衣人堵塞，街道仍旧是遍地砖头等障碍物。几成炼狱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刚刚得以基本清理环境，理工大学则遍地狼藉，发出恶臭，重建不知何时，耗资更无法估算。在这样的当口，美国通过了香港问题法案，同时给“香港人”颁奖，这要是说美国不是幕后黑手，或说美国不是火上浇油，简直是对不起美国的“努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警方最初包围有逾千名暴力分子在内的理工大学时，被包围者中有人在网上平台“连登”向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亮出自己的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并求救，收到的回应是让求助者“按照香港的相关法律办事”。另有一些人向美国呼救，在网上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前来营救。因身体不适从理工大学撤离的一名“厨师”，身体虚弱需人搀扶，走出校门时却还手持一面美国国旗。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后，香港“网民”发起了活动，一些父母带着孩子，由西区中山纪念公园徒步跑往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者排列成SOS形状，声称向国际求援。香港回归22年后，在中国的国土上，这些香港人公然如此认美国为父，动辄祈求国际干预，丝毫无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就连香港近年兴起、并不断被加强的所谓“本土意识”、“身份认同”也都弃之不顾，洋奴嘴脸和行径暴露无遗。世界上不管是幸灾乐祸的，还是痛心疾首的，恐怕都不免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直面深层次问题，完善《基本法》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暴露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找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主席伍淑清女士说，只能放弃香港这一、两代人，她的表态招来了黑衣暴徒对其父伍沾德所创办美心集团旗下所有店铺的疯狂打砸。其实，她说出了很多人真正的认识和感受。当然，不管问题有多复杂、多艰难，都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不是束手放弃。要着手解决，首先必须改变过去一些思维套路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析香港问题。其次，如果继续沿用回归以来所奉行的所有对港政策，不思重大改革和改变的做法，已行不通了。对香港现状的分析判断，已经不容再用以往常见的那种肯定大局、指出微观不足的套路了。必须在直面问题、解决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以坚定的立场、意志和巨大的改革勇气，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不能让香港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和包袱。

在如何落实一国两制中“一国”这个根本前提上，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深层问题使中央政府善意的“不变”的承诺和愿望，与香港不断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基本法》起草初期，英方通过港英政府，向中方提供了一套对香港管治的经验，鉴于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英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中，堪称最为成功的管治范例，中方自然愿意吸纳大部分港英政府提供的经验。为使这颗“东方之珠”收回时仍能保持其繁荣稳定，所以对香港已有的一切，中方基本上抱定维持不变的原则。客观地说，制定一部《基本法》的基本目的就是将香港原有的一整套制度，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确保“不变”。但经验老到的英国人，一边向中方推荐各种维持不变的管治经验，一方面又在香港开启了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变革，这一导致矛盾产生的做法，在英国政客彭定康来港当末代港督时力度更加大，导致后过渡期中英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

《基本法》颁布后至香港回归前，正是香港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也就是说，《基本法》的立意是让香港成为一个在世人眼中、也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眼中的“理想社会”。而现实中，从《基本法》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了一切都将改变。这种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已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难以摆脱，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行政主导”原则。该原则是港英当局向中方力推的一条重要管治经验。港英时期，行政、立法局成员都是由港督委任，港督不仅能控制行政、立法机关，就连司法也可说是在港督掌控下，因为港督在法官的委任上也有角色，而伦敦来的首席大法官与港督在思维、理念和管治目的上基本一致，所以行政主导是港英政府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管治原则。这一原则给中方官员的印象和接受程度之深，不仅是《基本法》起草之时，直到今天，涉港事务官员仍然时常宣之于口。但口头宣示不等于现实。因为港英在回归前引入了选举制，使得行政主导原则已变得不可能。这是中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意识不足、也难以防范的。加之，《基本法》全文并无“行政主导”四字。一位当时参与回归事务的中方主要官员曾解释说，《基本法》虽没有明确写下“行政主导”，但该原则是通过《基本法》第七十四条等条文具体体现的。第七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在当年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和中方官员的眼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会议员可提议案的范围，就是体现了行政主导。然而，回归后的实践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形成了“三权分立”的现实，具体行使权力上的某些限制，根本难以确立行政的主导地位。相反，随着立法机关挟选举获得的民意而变得强势，《基本法》中那些限制立法会议员提案权的有关规定，逐渐成了被诟病的对象。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应以《基本法》指导原则

“三权分立”是另一值得一提的例子。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创始人，也是《基本法》起草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可以说为《基本法》起草设立了一个指导原则。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基本法》确立的体制并非“三权分立”，这样的说法，在起草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内地草委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萧蔚云教授有关《基本法》的著述中都能找到。但不搞“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确认下来，《基本法》第四章中，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分节的具体内容，使那些强调香港“三权分立”的人理直气壮，时至今日，似乎连中央官员都不再提香港并非实行“三权分立”了。

需要选择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制队伍

另一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源自“不变”的承诺与管治力量的“不济”之间的分裂。特区基本上承接了港英统治时期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体系，而这一套体系和运作方式，原本是以殖民统治者为主体，在既适应其统治，又能维护其利益的原则下建立的。管治队伍虽在回归前匆忙实行了本地化，但回归后接过整套体制的原殖民地精英，却并不是原殖民者本身。这些所谓殖民地精英，即使自认为深得殖民管治的精髓，但在港英时期毕竟从来不是“操盘手”，他们在心态上对殖民统治者也以仰慕为主，鲜有具有大胆决策能力和手段者，管治经验和成效与港英统治时相比有明显落差，加上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依靠中央政府良好愿望维持的不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错配。越维持不变，错误和荒谬越多。

在各种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中，许多人不便明言、但实际存在的一个根本点是，实现真正的回归，落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需要有一支从民族感情、国家认同上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治队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香港事务的管理者不能只爱香港，不认同中国为祖国。这里所指的香港事务管理者，应该包括《基本法》第四章中所包括的政治体制中所有成员，即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地区组织中成员和所有公务员。香港已回归22年，这方面的情况比回归前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

“修例风波”暴露出多方面问题，例如青少年教育问题，社会上“反中抗中”之风长盛不衰的问题，经济发展缺乏新方向等深刻影响香港社会的现实问题，虽各有其个性的原因，但其共性是，都与特区政府的作为（包含不作为）和管治有关。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香港社会反对派从来没有停息反中央政府、反特区政府的各种操作。意识形态分歧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辐射，特区政府的管治弱化，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和渗透，经济缺乏新动力和新起点，传媒的偏颇舆论引导，教育政策的失败，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房屋的严重短缺等等问题，都是影响香港社会局面的因素。其中一些内部因素导致近年民怨上升。

一个难解的现象是，中国内地对香港社会困境的分析，大多会从民生等角度，指出香港的住房狭小、居住环境差，贫富极端悬殊，社会资源过于垄断，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阶梯和机会少等等，往往还是比较客观务实的，但香港本地的不满与诉求，基本是政治上的；普选的争夺成为港人最大的诉求。

“恋殖”情结和“去中国化”在“修例风波”中爆发

香港人一个重要社会心理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难以言说的“恋殖”（即留恋港英殖民时期）情结。香港现在的本土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港人“恋殖”情结的产物。不少关于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论述，都会套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之说。这个对港英治下的香港简单的描述，不仅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如此，对大多数因战乱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此地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借来的时空的不确定性，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使命感，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并不紧密，而与如果大家都是“自己人”相比，多了一层克制与客气。这种基本的人性反应，给港英政府的统治带来不小的便利，也使社会呈现表面的祥和安稳。当时的港人不可能有什么“本土意识”，更没有现在高昂的所谓“身份认同”。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岁月，港人没有了被殖民统治的屈辱感，同时因香港的繁荣富庶以及将国际和内地的窗口联系作用，为所具有的国际身份和特殊作用倍感自豪。“国际化”到今天仍是港人最骄傲自诩的特征，另一特征是让内地民众感受较深的崇洋心态，港英时期则表现为港人对港英统治者的尊崇。回归时期，对部分港人而言，从前与殖民统治者并不太紧密的关系，却因英国人离香港而去变得让他们无比怀念。在上述基本社会心理状态下，港人对要他们接受心目中与“国际化相反”的内地的一切是不情愿的。但舆论上和观念上有民族大义的约束，这种不情愿，要么不便公开表露，要么就是以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变相表达。

不甘心回归“一国”的部分港人，对“港人治港”下的本地人中产生的特首表现出百般挑剔，缺乏尊重。只要其管治的路径是朝“一国”回归，遭遇就不会有什么分别。香港要求双普选，而且试图冲破西方选举中也不可能有的提名机制，并非他们相信普选就能选出最有利香港发展的人，而是他们希望选出最能抗拒内地，甚至能带领香港投入英美国家怀抱的人。“港人治港”并不能真正让他们满意，而“高度自治”却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最佳借口。

始于2019年6月、持续近半年的修例风波，举世瞩目，所暴露的问题之深、之严重，尤其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之强大，让内地绝大多数人震惊和气愤。在这次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原本还有几分难以言说，或者说难以启齿的“恋殖”情结，这次都堂而皇之宣泄出来了。打英国旗、港英旗和龙狮旗（张扬香港独立的旗帜）者有之，打美国旗者有之，甚至有人打欧盟旗，总之，这些人只要不是五星红旗就行。“去中国化”的表现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检视香港近年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从现象看似是文化，其实是政治性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对香港社会情况的严峻性就难以有足够的认识。

向“一国回归”必须调整对港政策

近几个月来，香港针对内地人的暴力行为和黑色恐怖，显示香港社会所谓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已因全面政治化而产生了质的变化。香港一些仍在声称“违法达义”的暴力人士，不惜公然践踏他人的民主权、财产权以及生命权，反证把民主、自由和建设公民社会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建立公民社会和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在与中国内地进行区隔。配合文化上日益深入的“身份认同”，近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而“我地（即我们）香港人”成为一种看似文化的、实则政治的表达。正如一些评论者早就指出的，身份政治推到极端就是不包容，甚至可以极端到种族清洗的地步。香港社会部分人目前就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一国之内，在一个哪怕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地区，出现如此近乎极端的社会氛围，实现“双普选”的要求，形成这样的社会土壤，注定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部分港人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化”，或脱离中央政府控制，力图通过实现普选来选出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行政长官和反对派占主导的立法会，与中国内地相区隔；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少在现阶段，很难开放将可能导致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整体利益的双普选，而部分港人越是达不到目的，就越会将“双普选”置于其他一切诉求之上。近月来，以步步升级的暴力破坏害香港的人，提出“揽炒”的口号，普通话的意思可以说是“焦土政策”。最初香港内部很多人都难以当真，因为香港一向是一个经济城市，港人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唔好阻人发达（不要妨碍人赚钱发财）”，他们认为高叫“揽炒”，不过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暴力示威者的意气用事罢了。内地不少民众更是对“揽炒”豪言嗤之以鼻：认为如今香港经济面本来就已窄小，把香港经济搞死了喝西北风吗？而当暴力横行旷日持久，没有因对经济和生活造成的影响有所收敛，且各种数据证实了香港经济已整体下行，旅游、零售、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已严重衰退，不仅暴力破坏者本身没有收手的意思，连那些支持他们的“高端人士”也坚持不与他们割席，完全无视经济严重受损的后果。面对如此违背常理的社会现状，必须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式，面对再一次巨变的香港进行思考。

这次修例风波中，反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人士将国际因素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几个月来，游行队伍中打出各种西方国家国旗的现象，表明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已不在这些人所关心的视野。有人说香港已“化身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也有香港学者和所谓“青年导师”不断论述香港这场运动的“国际意义”，甚至从不同角度将香港与历史上在血与火中寻求独立的北爱尔兰的情况相比，并亲自为香港的示威网络争取国际联系和支援。香港的知名政客则分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更有黄之锋这样的“艺高胆大”之徒，向美国国会和政客递交香港选举名单、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西方国家自然也给足了这些人心理与实际上的支持，受宠者们晒出的照片中，西方政要与他们合影时都笑容灿烂。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反政府力量已经完全不在乎香港的经济前景了，他们志在把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城市，至少在目前，西方和其他一些势力给予他们的物质和经济支撑，让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们也不虞未来。邓小平早就预言，香港回归后，可能会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他的语言已应验。

香港抗拒内地和反政府的力量，能否充当他们自诩的全球先锋，能否真的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内地的坚实基地，其志在此，已昭然若揭。忽视或认识不到这点，就难以对症下药。

当香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变成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基地，而他们又拥有对抗中国实际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时，中央政府已不宜仍旧仅以经济上对港的各种支持和惠港政策来化解矛盾了。目前美国愈益明显地把香港作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基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冲击，要重建各项秩序，让香港重新上路，仅对原有管治体系和运作小修小补，恐怕无济于事。

（编辑  季节）

高强度奋战60小时完成火神山医院设计、超过1亿元抗疫捐款、4000+好书免费畅听畅读服务430万读者，近两万名医护人员，提供给一线抗疫工作者的免费餐食超过6万份……这一连串数字彰显的是中信火速驰援的速度、多措并举的力度，和多方合力的广度，汇聚在一起，就是中信特有的温度。

速度

速度，在即刻承担的责任里，在与疫情拼争的赛跑里。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应急项目组在接到火神山医院设计任务当晚，5小时完成场地平整设计图，24小时完成方案设计图，连续奋战60小时顺利交付全部施工图，为疫情防控争得宝贵时间。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公司专门组成“防疫消毒机器人”小组，不到10天时间，就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可自由回转的防疫喷雾消毒机器人，可以在医院、车站、广场、超商等人员密集场所代替人进行防疫。

疫情期间，某企业主急需建设口罩生产线支援抗疫，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从接到企业主电话和制定应急方案，到将260万优惠利率贷款资金划转到账，仅用6小时。某企业配合当地疫情防控急需进口1000万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加班加点，并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特事特办，仅仅两个小时便完成300万元的全部跨境人民币结算手续。

中信海直承担了为“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运输血样样本进行检测的海上救援任务，从凌晨2点确定应急方案到上午11时取回血样标本再到最终排除疫情，仅用时24小时。

中信泰富特钢旗下大冶特钢收到客户的抗疫应急物质生产配套需求，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克服重重困难，保质保量快速完成医用 CT机主轴承用特殊钢材料的生产并运抵客户。

力度

力度，在聚力齐心的捐款与精准发力的施策里，在接连不断的举措和马不停蹄的奔忙里。

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金融子公司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捐款，总计超过一亿元，各家公司发挥专业优势，为北京、河南、福建、浙江、山东等多地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且多为当地首单。中信银行还在前期捐款、加大手续费减免力度等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主动帮扶防疫企业和困难企业、专项政策支持重点疫区、提供绿色通道和各项优惠等“十一条”举措。

安徽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的董事长手撕员工“减薪”联名信，让很多网民感动。之后，中信银行为其第一时间提供了一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此外，中信银行还携手旗下百信银行为积极支援抗疫的海底捞提供21亿元授信额度。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不仅火速完成火神山医院的设计，之后又驰援了武汉多家方舱医院的设计改造。此外，他们还将火神山医院的设计成果全部无偿共享，目前已共享单位包括20个省市自治区的44家单位，以及境外阿联酋1家单位。

中信医疗下属多家医院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和病人救治。其中，五四一医院的10名优秀医务人员加入了当地第五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成为“最美逆行者”。

中信湘雅辅助生殖专科医院为湖北病友开设互联网门诊，已81岁高龄的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春节期间多次义务出诊。

广度

广度，从物质食粮的供应到精神食粮的滋养，从境内的协同战“疫”到境外加油支持，从抗疫一线奋战到后方强力保障。

中信出版免费提供4000+好书畅听畅读服务，并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提供全年的“好书快听”权益卡，至今已经累计服务430万读者，近2万名医务工作者领取了权益卡。

麦当劳中国为湖北、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一线抗疫工作者送出的免费餐食已超六万份，并在全国持续营运近3000家餐厅，外送服务正常提供，全国近1500医院可正常点餐。

中信农业旗下隆平高科一边通过各种措施保春耕，一边为湖北抗击疫情捐赠240万元的大米物资。

春节假期及疫情防控期间，中信环境技术下属共47个水务运营企业一直运营无间断，包括湖北地区8个水务子公司，确保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

中信国际电讯下属中企通信为企业复工复产免费提供高效安全的远程网络接入服务。

此外，还有两支特殊的啦啦队，在为中国抗击疫情呐喊加油。中信欧洲旗下捷克足球联赛冠军斯拉维亚队在2020年第一场主场比赛中，打出“武汉加油”标语，并向一线战斗的医护工作者致敬。

北京中赫国安队身着“武汉加油”球衣征战在泰国清迈进行的亚冠联赛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并以1:0力克对手。

近几年来，新媒体转型几乎成为新闻行业热度最高而又最让人焦虑的话题。在新闻史上或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悲怆与亢奋相互交织的时代。在统计数据上，传统经营业绩的持续下滑预示着其产业模式的衰退。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专业市场报告的共识，[1] 而新闻人才的流失是衰退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很多成名记者大批跳槽到互联网企业和市场公关行业。

面对困境，欧美新闻界那些蜚声全球的百年老店正尝试着更新技术、再造流程，试图赶上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新的投资尝试让Mashable、Vice News、Gigaom等行业新兵迅速成为明星，似乎也预示着行业重生的机遇。

新闻生产的后工业化转型

 在阐述新闻业的变革时，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其概括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阐述了其变化的表面现象，也适合服务于媒体组织的改革目标。但是将新闻业的变化理解为一种线性进化过程，或者将“新媒体化”作为拯救新闻业的思路，实际上都是带着旧思维看待新的变化，无法把握问题的本质。当下新闻业的变革，不是发生在行业内部由旧到新的转换，而是整个行业组织结构的功能拆分、权力转移和性质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资本的创造性破坏提供了可能，原本纵向整合的“采制——编排——出版”的专业化新闻生产流程分崩离析，新闻传播领域正在被一种后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模式所占领。

以下一些现象层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解读这场变革：

首先，“社交化”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和获取新闻信息的一个主导性趋势。根据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美国大多数成年人（62%）都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2] 而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中，Facebook已经远远领先其他媒体成为获取政治新闻的第一源头（高达61%）。[3] 除了Facebook，当然还有微信、Twitter、Whatsapp、Instagram等众多“超级应用”，这些传播领域的新贵不仅逐渐代替了报纸、广播、电视，甚至让前移动时代的互联网信息门户也已沦为日趋没落的“传统媒体”。

“社交化”的趋势首先意味着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权力。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集团正在垄断信息传播渠道。这种新的分工等于将传统新闻机构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变得处处被动。与此同时，“社交化”还改变了新闻商品的最终形态。以往，专业新闻编辑可以在众多单个新闻故事的基础上构筑一套意义系统、设置一套公共议程。而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代替了一份报纸、一套节目和一个首页，并通过不透明的过滤和排序规则成为日常新闻消费的主要对象，这导致传统新闻机构丧失了重要的议程主导权。

对新闻商品进行整体设计和分销的权力是传统媒体获得广告收入的有力保障，而社交化传播在拆分信息内容的同时，剥夺了产品分销渠道，因此，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流失就成为一种必然而致命的后果。无论如何，离开了广告，付费墙和版权交易是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传统媒体产业的。更何况，这两项收入的稳定性本身就不容乐观。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化”的趋势不仅意味着“平台”代替了“门户”，更意味着“内容采制、内容编排、内容传送、广告营收”四位一体的“福特式”新闻生产机制正在分崩离析。如果用零售业的经济结构做一个类比，那么后工业化的新闻产业就像是前店后厂的商品市场中突然崛起了一个沃尔玛式的超级分销商。由于这种巨无霸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借此集中几乎所有的客源流量，因此，众多下游生产商只能按照它所规定的标准、模式来提供商品，并根据需要改造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

信息分销终端和议程设置实体的功能被社交媒体夺取后，留给传统媒体的只剩下产业下游的内容生产部分。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专业内容生产的严重贬值。如今，一个街边路人可以拍摄巴黎恐袭和纽约警察暴力执法的震撼画面并广为传播，一个普通难民可以用手机实时报道欧洲边境人群迁徙的动态。在这样的时代，仍然奉行商品机制的专业新闻采编业务，只能沦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没落行当和处处迎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下游供货商。Facebook们正在把传统媒体逼入绝境。原本高贵的新闻人现在唯一的渴求就是能从社交平台上给他们的网站导入一些流量，但即使这点空间也正在被Instant Articles、Apple News、微信公号或者Twitter Moments这些巨无霸的新产品所吞噬。在这些超级应用所提供的“工位”里，传统大报和个人账号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在“社交化”趋势的推动下，用“机器算法”（Algorithm）来代替人工编辑如今已经成为新闻业的新趋势。这一变化是新闻传播后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实质来看，网络爬虫技术和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的记录、分析能力是“机器算法”的核心工具。爬虫技术让数字化媒体摆脱了低端的内容生产，而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推送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内容传播和广告投放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往媒体机构的信息服务、受众调查、注意力贩卖三项业务能够无缝衔接、合为一体。这种工作效率让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望尘莫及。

随着“算法”这项利器越来越成熟，“新闻聚合类媒体”（News Aggregator）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以Buzzfeed、今日头条等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这类媒体，不再像传统新闻机构那样耗费大量知识劳力来采制新闻，而是在互联网上自动抓取内容（辅以版权交易），再运用计算手段和少量的人工进行分类编排，并根据用户的社会特征和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推送。

从本质上看，传统新闻机构和聚合类媒体都是内容供应商，他们都依赖于社交平台这些虚拟的渠道供应商来实现产品的消费。而大量资本之所以选择迁徙到聚合类媒体的原因，是他们更彻底地摈弃了“传统”，更彻底地采用了信息技术来代替知识劳动，从而把商业传播的工具性和获利本质推到了极致。当然，与那些当年在市场浪潮中崛起的小报一样，这种眼球经济的工具性是以反精英主义和“受众自主选择”的面目出现的。

随着Buzzfeed、Flipboard和今日头条等公司的强势崛起，传统大报不得不在新闻生产流程上被动模仿这些新型媒体。此时，正是这些新闻业老贵族们从前所珍视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拖了他们的后腿，这大概就是很多行业专家所谓的“缺乏互联网基因”吧。

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更糟糕的故事还在后面。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不会为了某项单一功能而发展。除了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Narrative Science这类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暗示着人工智能广泛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已是指日可待。

当后工业化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开启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潮流反价值的一面。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颠覆力量之下，任何工业时代的“传统因素”都只剩下一点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辩空间，丧失了所有现实经济的合理性。新闻业的变革，改变的不仅是盈利模式和生产流程，也在改变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新闻人，这个秉持专业主义标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群体，正在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权。

竞次传播现象

在《纽约时报》2014年那份引起业界轰动的“内部创新报告”中，倡导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团队是这样教育报社采编人员的[4]：

记者的身份让我们更倾向于以内容好坏而非传播策略优劣来评价竞争对手。然而BuzzFeed, Huffington Post 和 USA Today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列清单、花边新闻、智力问答和体育报道。他们的成功来源于精心设计的社交渠道、搜索方式和社群建构等工具和策略。他们甚至常常忽视内容质量。

“常常忽视内容质量”的行业新秀代表着新闻业的未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报道水准上的传统记者则迫切需要转变思维！《纽约时报》的老板小苏兹伯格让自己“80后”的儿子带队，对美国新闻界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调研和访谈，并得出了这样的革命性观点。整个报告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采编团队从重视新闻本身，更多地转向扩大受众点击率和转发量的数字化传播手段，由此需要那些“落伍守旧”的新闻编辑室人员“亦步亦趋地与报社经营业务领域的读者开发部门进行合作” [5]。

由此可见，“社交化”和“机器算法”等新变化不仅剥离了传统新闻机构的编排和传播功能，也在改造着新闻内容生产的核心逻辑。如今，新闻编辑部的工作重心正在更彻底地从“如何报道”转向“如何传播”。任何一个长期观察新闻业变化的人都很难否认，“GOING VIRAL！”（病毒传播），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包括主流大报编辑室在内众多新闻人念兹在兹的核心追求，而“Audience Development”（受众拓展）也已经是新闻行业最热门、最时髦的词汇。为此，原本设置大众议程、引领社会风气的新闻记者开始放下尊严主动迎合大众品味和社交媒体的需要。借用社会经济领域的名词，新媒体传播中的工程师文化已经开启了一种“竞次现象”（racing to the bottom）。无论是新生的新闻聚合应用还是大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在抛弃传统的专业伦理标准，把追求“10万+”、“100万+”作为内容采编的核心目标。这不仅是一项避免被淘汰的生存竞赛，也是一种在新闻界广为弥漫的流行风尚。

新目标一旦确定，新闻的生产流程和工作方式就必然被改造。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受众互动工作组”（Audience Engagement Team）以及类似的新部门在众多主流媒体的新闻编辑部中被广泛地设立。目前，这种岗位的人才需求已经渐渐超过传统编辑记者。他们的工作通常包括挖掘受众数据以制定有效的社交媒体策略、观察新闻故事的传播趋势并调整编辑方针、管理受众评论内容等等。总之，就是建立一种24小时的实时反馈机制，以新闻内容的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来指导新闻编辑的策略和方向。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人才需求，美国众多名校的新闻院系都跟风建设了计算新闻或数据新闻的课程和学位项目。

比“受众互动工作组”更具工程色彩的，是新闻机构中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分析研究团队。如今，无论是传统新闻机构还是聚合类媒体，所有依赖于社交网络的内容提供商都在数据挖掘和开发上下足了功夫。以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理论物理学博士或统计学博士会进入报社编辑部与记者们一起工作。而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现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道琼斯新闻、《赫芬顿邮报》、Mashable等各种类型的新闻服务机构都不约而同地设立了“首席数据科学家”的岗位。在“病毒传播”的诉求愈发强烈的背景下，首席数据科学家会不会最终行使总编辑的职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数据分析方面走在前沿的是聚合类媒体。以BuzzFeed为例，他们的研究团队开发了监控和优化网络扩散过程的工具。这个被称为Pound（Process for Optimizing and Understanding Network Diffusion）的系统可以对任何一则新闻信息在所有主流社交媒体上的扩散过程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此帮助编辑判断不同情况下何种内容具备病毒传播的潜质。类似的工具在很多新闻机构中都得到了应用。通过这些实时的传播效果进行统计，数据科学家们可以指导新闻记者如何发掘选题，甚至如何拟定标题、如何措辞、如何选择图片等等。

将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工程手段引入新闻编辑流程，这个趋势的本质是消除传播效果反馈的间接性和延时性。对受众点击、转发、评论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够以最高效率促使编辑室调整内容策略。在传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技术，受众调查相对不那么精确，也不那么及时。然而，正是效果反馈的相对低效率在客观上缓解了新闻工作的市场压力，给编辑室提供了一些自主空间。在这种条件下，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在商业化传播中保留一席之地，使知识分子们完成对公共议程和大众品味的引导。可惜，在冷酷而高效的数据新闻时代，这种“精英气质”显然已经失去了立足空间。

价值和责任感的衰落很快就体现在日常的内容制作过程中。对于编辑记者来说，新闻产品的“形式感”、“体验性”、“可视化”、“互动性”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在受众互动组加入之后，编辑室内讨论最多的已经不是新闻的选题价值和采写质量，而是什么样的内容和形态更容易引发受众的点击和转发。如今，很多新闻机构甚至要求记者在报告选题时同时报告作品的呈现方式和预期传播效果。简洁的信息列表被认为是不错的手段，大量图片的使用更是被提倡，而游戏、问答等带有互动性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从前记者所追求的是发表那些有社会效益和舆论影响力的作品，而当下他们则专注于怎么样使用一个H5软件制作出“10万+”的帖子。为了批量生产病毒传播作品，主流大报和通讯社争相建设“中央厨房”全媒体报道平台，并将它作为新闻机构应对新媒体环境主动创新的核心成果。在新闻界这股风气的带动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VR、AR、无人机等新的表现手段在这个行当中会如此受到追捧。仿佛忽然之间，越来越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编辑记者变成了时髦的技术控。

当我们忽视产业结构变化而专注于业务领域的实践时，很容易将新闻编辑室的这些变革看作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实际上，当前新闻业的主流观念也确实如此。一种颠覆传统的强烈快感伴随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工具、新名词，在新闻界四处弥漫。在这种状况中，抽离视线的反思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旦我们看清了新闻产业后工业化转型的实质过程，就很难再将编辑室的改革看作是主动的创新和进步。在权力流散的过程中，所有新闻内容生产者的选择都是被动的，如果用专业的伦理标准和现代价值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改革称作一种逐渐堕落的“竞次传播”的现象。

传统实践范式的退场（二级标题）

在技术升级和媒体融合成为主流话题的当代新闻界，很少有人顾及职业群体及其实践理念的变化。然而，正是这些新闻业变革中常常被忽视的软性因素将对未来社会的舆论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将近200年前，伴随着各种争议和鄙夷，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媒体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从那时起，新闻记者们就迫切希望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自主性、专业性和进步性，以此塑造职业荣誉感，提升行业门槛，从而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媒体机构则需要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权威性，以此得到公众的授权和持续的消费。因此，传媒业的大亨们一直乐于提倡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并愿意维持记者一定的自主空间，即便这些做法在短期内会减少获利的手段，降低获利的效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磨合，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和新闻产业的增殖逻辑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而默契的平衡。

但是当历史条件变化时，平衡自然会被打破。在专业主义诞生的19世纪晚期，欧美新闻产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几家报业集团主导新闻市场的寡头垄断局面将竞争的激烈程度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这个时代的媒体垄断，是纵向整合的全产业链垄断，媒体集团对产品的最终形态有着相对自主的决定权，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性，而并不完全服膺于大众市场。寡头垄断的局面让同一行业中几个主要商业实体间更容易构建共同的伦理规范和市场规则。此时，维持专业的权威性和占领更多的广告市场基本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个新闻产业的黄金年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它让媒体机构有足够的主动空间来容纳新闻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社会责任诉求。

然而到了当前的数字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击碎了行业的壁垒，成本高昂的全产业链运营成为历史。平台型企业通过垄断内容产品分销权，将专业媒体机构打入产业价值链的下游，从而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在传播形式和内容上掌握主动、设置规范；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投资和兼并将一些内容生产业务纳入自己的版图，通过集团内部的交叉补贴解除新闻生产的短期盈利压力，以此培植有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为企业的长期目标服务。在这个时代，资本控制的集中性、隐蔽性和内容生产的分散化、小型化是一个显著趋势。传统新闻机构落入内容生产市场的汪洋大海。极端激烈的竞争局面让市场主导成为唯一的选择，没有哪个内容生产商能够容忍专业主义标准所需要的成本和耐心。

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在社交化和数字化的变革中，以往新闻机构所忌惮的社会道德约束和媒体监管机制正在失效，这也是专业主义面临危机重要原因。在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下，媒体机构的行为很容易得到观察和监控：从记者的采访，到编辑部的结构和工作流程，再到出版发行和广告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在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前台”完成。

然而在数字化时代，不仅内容生产主体的数量无限增多，而且内容传播的整个流程几乎都被转换成一套不透明的后台程序。大数据化与机器算法与其说是用科学来代替人工，不如说是用隐蔽来代替公开。这种信息传播“后台化”的趋势与网络信息发布主体的匿名性结合在一起，使得对新闻内容进行审查和问责的成本变得极为高昂，而传播危险、偏颇、媚俗信息的成本则变得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垄断了产品分销权的平台型企业还常常以自己不是内容生产主体的理由规避传播过程中的责任和风险，这给传统的媒体规制手段带来了更多尴尬和困难。

前面讲到，传统媒体机构之所以能够主动地维护专业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需要建立商业媒体的政治合法性，以此获得社会赋权，运营传播产业。如今，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带来了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低的广告收益，还带来了社会道德约束和公共审查的失效。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中，新闻机构恐怕再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各种传统的伦理和责任。当理想、尊严的保障和经济安全的保障一道消失，大批离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用行动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

当然，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条件，政治气候和政策导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人群体专业共识的形成。在专业主义诞生地美国，19世纪晚期的进步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时期的广泛政治共识都是影响新闻记者思想观念和实践范式的外在环境。正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所言，“广泛的社会共识曾经让新闻记者感受到他们可以成为精英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还保有中立和独立的品质” [6]。自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进程开启以来，这种经济安全条件下才有的从容和优雅就开始面临威胁。到了今天这个疯狂的网络经济时代，现代价值在新闻业中恐怕已经没有立足的空间了。如果像哈林所言，新政自由主义时代的新闻业是“高度现代性”的，那么当下的新闻业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后现代性”的时代。

在挑剔的批评者眼中，专业主义可能只是商业媒体赤裸裸市场关系的遮羞布。的确，与那些对专业主义持简单赞扬态度的观念保持距离是有益的——专业新闻记者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很多进步性的作用，但是都市职业阶层的历史处境和商业新闻生产者的功能属性还是限制了他们呈现社会问题的立场与视野，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只能是维系资本主义法权制度的建制派。然而，作为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把关中枢，这个职业知识群体和他们秉持的专业标准一旦被抽离出信息传播的过程必然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正如专业主义的诞生映射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变一样，专业主义的衰退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出现，它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视的问题。

随着传统新闻业实践范式的消逝，新媒体时代的很多社会政治特征都开始浮现。例如，由于缺少了职业记者群体这个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和调停者，我们已经在近年来的网络舆论中发现了意见极端化的趋势；在权威信息源逐渐弱势、信息传播隐蔽性逐渐增加的背景下，舆论安全和社会动员都成为棘手的治理问题；缺少了专业知识精英的把关，信息的无限过滤和个人定制可能正在带来公共知识的衰退等等，无论学者们的价值判断如何，新闻专业主义在信息传播领域的退场都将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值得深入讨论的现实问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