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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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多少事,浩荡我神州(下)

来源: 2020.07.21 10:49:16

 

怎么看待“欧阳修问题”

 

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也有深刻的片面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他的任务当然就是批评,但是他的批评却有两个弱点,第一,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所谓的三代之制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他为了批判现实而幻想出的理想世界;第二,欧阳修做了一辈子太平官,然而像他这样的太平官并不明白,所谓老百姓的生活,绝不仅是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这种日常生活。他尤其不明白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里,除了过太平日子之外,还有饥馑、灾荒、战争、瘟疫和逃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时刻,特别是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关乎百姓安危、生死存亡。此急事不容缓办,如果不能面对危机而建立制度,倘若这个制度不是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如果不能处理急务,不能面对生死存亡,那么一切理想方案都是画饼,一切政策不免宽严皆误。

知易行难,这句话是说:改造世界解释世界难,办一件具体事比坐而论道的批判难。而看不懂、且看不起簿书、狱讼、兵食这些急务,更将商鞅以来一切改革家视为酷吏”——这恰恰就是欧阳修这种士大夫出身的太平官的极大缺点。

毛泽东主席是洞察中国历史的欧阳修问题的,但是,谈到唐宋以降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老人家比较推崇的,并不是欧阳修的《礼乐志》,而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

倘若往简单里说,毛泽东深知、并且时刻痛感着:办事很难,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办点事、成点事,这尤其难。

实际上,从唐立国以来,围绕着施政之重心,究竟应放在制礼作乐还是刑名责罚,究竟是恢复封建还是实行郡县,进行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在唐代长期争论中产生的文献,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划时代的文献。

《封建论》开篇指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不能、也不会因为我们头脑里幻想的理想世界而回头,靠三代之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这恰说明这些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急务,而只有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才能考虑过日子的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不得不然,说白了——不施霹雳手,难开菩提门。连急务都解决不了,老百姓也就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好的制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克服的急迫问题。制度不是抽象的,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从这种历史大势出发,而不是从头脑里的黄金世界出发,即不能开历史倒车

柳宗元与欧阳修,对历代治理之得失,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当然与柳宗元和欧阳修不同。民治不等于封建,更不等于无政府。实现建立在人民团结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三代以降的退步,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儒家关于三代之制的想象是错误的,确属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陷入胡适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政客的诡辩,他曾经说过,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因为我们看一个政府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它是不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看一种治理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老百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点,仅靠刑名责罚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种治理,完全脱离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竟完全变成了以各种条条框框去治民,那么,这就是把治理制度完全对立起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那穿越的质疑,又总是发人深省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该书有许多了不起的创见。这本书是钱先生应国民党军政治部的邀约而写,不免要从历史角度,对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反省、总结。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有感而发。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发点,便是钱先生所谓的人事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非制度治理之间的关系。钱先生所论人事者,其实不过就是官事,而与民事即人民群众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这本书里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民群众这四个字。

制度治理之间的矛盾和有机联系中,去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而能够这样做、这样看问题、看历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不仅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更凝聚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深刻总结。这两句话,前一句强调的是,后一句强调的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这两个方块字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意,如果不追本溯源,其中博大精深的深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便驾着马车南下,其中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另一支则经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而威胁着商的鬼方,灭了西周的赤狄和白狄,也都是驾着马车而来——那个时候中原的步兵,很难抵挡战车的冲击。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秦始皇和郡县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为了对抗来自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才有了令民为什伍这空前严厉的刑名责罚制度。因为赳赳老秦处于中华文明的最前线,秦时刻面对着紧急状态,非如此组织起来,非实行空前严厉的制度,老百姓便不能生存,当然,非如此,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春秋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这就是为秦所开辟的中国历史的主题。

汉武帝创立了丝绸之路

重视盐铁,奖励军功,汉代的这些政策,其实也都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紧急状态而产生。而汉武帝在治理上最大的改革,并不在于划分内、外朝,而在于把过去搞礼乐之制的内朝,改造为一个治国理政、处理急务的机制。正是凭借着这些改革,汉武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制度——丝绸之路制度。当然,也因为这种立足于激励-约束的制度走向偏颇,过于鼓励贤能干将,而忽视了力田小民,因而不可避免地为后世门阀士族阶级的专政埋下伏笔。

唐鼓励百姓的政策

与汉武帝鼓励商人、鼓励武夫的政策不同,唐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鼓励普通基层百姓的政策——这就是均田与府兵。也正是靠着这一壮举,唐努力平衡了魏晋以来贵族制度的偏颇,而这样的土地制度,由于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方才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壮丽的盛唐。

两宋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设计

至于唐的瓦解,有诸多内部原因,但是,离开了世界局势的巨变,离开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开了唐与阿巴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史之乱,正如离开了伊斯兰对于波斯的占领,也就不能解释唐何以对中亚地区失去控制。

秦鼓励农战,汉鼓励商人和武夫,唐鼓励农民,而如果说宋代鼓励什么,结论自然是——与历代不同,宋鼓励的其实就是士大夫,宋代的士,是文士,不是武士。

文士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不是办事,而是写材料、画表格,是制定条条框框。

我曾经以叶适在《外稿》里的话来说明宋代的治理问题,叶适说:宋代治理的大问题在于:持法密而为政疏,且持法愈密,为政愈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订了一些条条框框就能够办事,如果条条框框太多,而许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阻碍办事而设计的,那就完全不能办事了。极端的结果便是:危急之中,要想办点正事,就不能不破格违规,而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其中大部分原都是体制内的忠臣、能臣,但不幸却是各个犯法。

宋代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于无奈中形成官吏二分,即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并行的胥吏组织。这是因为:正式的组织运行不能应对时势之变化,加之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日渐消磨,于是,就不得不用非正式组织办事。国家的一切制度全为以官治官而设计,而办事的是吏不是官,胥吏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了法外之人。既然官不作为,一切不过官面文章,那么一切实际权力,便都操持在宋江这班胥吏手中,于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水浒传》那种阅读效果:大宋数万官僚精英,殚精竭虑,先忧后乐,其中当然不乏王安石、叶适、陆九渊这种高瞻远瞩之人,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班循规蹈矩、不能作为的庸官、贪官,望之使人不喜;倒是梁山泊一班草寇,上窜下跳,可圈可点,敢说敢做,使酒撒泼,其效果就是可看可叹,颇能吸引眼球。

今天看来,宋代的一切制度均为承平之世而设计,且自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两宋果处承平之世乎?抑或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乎?倘若是后者,则以承平之制,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乎?以文牍奏对,应对八百里军情可乎?以理学空谈,应对弯弓射雕可乎?

说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元朝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

大概是受了《资治通鉴》开始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是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如果忽视元,那我们自己的来路恐怕就说不大清楚了。

《春秋》的要害是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既有中原的一统,也有塞外的一统。

元先是实现了塞外的大一统,然后又把中原、江南纳入到这种大一统之中,元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来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不能把元作为中国历史的异类来对待。

元朝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横跨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而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去。

丝绸之路制度,到元朝终于奠定完善,由此,中国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随后,美洲才被带进了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想在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分一杯羹,它们开始撕咬,致力于破坏这个贸易体系。既然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元朝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它们就联合起来,瓦解、拆散这个网络,最终,将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解构,大卸八块,瓜分豆剖——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彼此争霸的世界。

西方创立的世界体系

这就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来路问题,如果你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那你就必须漠视蒙古——特别是元代中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漠视世界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与来路;反过来,你如果认为是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人不过是占据了元代中国所开辟的世界网络的不同部分而已——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是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而是阻碍了、破坏了开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17世纪中叶,欧洲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一、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召开的第一个世俗国际会议,此前的会议,都是由教廷主持召开的,讨论的都是天上的事,这次会议,破天荒讨论的是国家间的事,它标志着由神权主权的过渡。二、它清晰地划分出各国的边界,此前的边界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存在着模糊地带,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混战之后,而今西欧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打出来的,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利益,所以要锱铢必较,划分得一清二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不过是西方军事学说的一种,它是在划分战争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三、战败者必须割地赔款,战胜者必有所得,而战胜者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这就是条约制度的实质。

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世界上推行的就是这套东西,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国际法的根源。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家国而至于天下,而西方的里面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在西方人的所谓国际法视野里,人类以国家为单位互为仇敌,人类没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制度确立之后,西方所谓敌人,也就是敌国,然而它们还公然把自己吹嘘为文明,而把世界视为野蛮,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公然包装为文明打击野蛮

什么叫天下情怀?全人类要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它是贫困、是疾病、是灾荒、是瘟疫、是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的毁灭,是那种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挑唆全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而彼此仇杀。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有着共同利益,也就有着共同的敌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宣示的那样——各个国家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则,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与地中海文明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那种以战争赔款制度为基础的条约体制,当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英特纳雄纳尔?那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结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敌视状态,团结一致,去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去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向疾病、灾荒、环境破坏,向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做斗争。

那么,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魏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清代中国完成了塞外与中原的一统、居国行国的混同之后,面临着以海国形式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与数千年不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问题,在近代成为混同居国行国海国的问题,而在海国的冲击下,中国数千年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崩溃、瓦解的大危机。

只有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看,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时刻放在心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什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把唐代鼓励农民的均田制发挥到了极致,他把礼乐之制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他以延安整风,彻底改造了有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恶习,他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的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分五裂的中国得以重新凝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前提。

毛泽东把中国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英特纳雄纳尔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我是毛泽东时代出生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而在他去世之后,我却经常想念他。想念他,我就读他的著作,而读他的著作,就更加想念他。

我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的,小平同志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充满活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刻认识到:仅靠以刑名责罚为核心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本身,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必须回归这几个常识:一、中国人民好;二、中华文明好;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些常识,是血和泪换来的,是铁一般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今天,我们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明白基本的事理,那就要看其是否明白并承认这几个常识。

说到制度与治理,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这就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懈的学习和教育基础上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这就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等等。

中国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深刻概括,以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并对此充满自信,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短板,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公共安全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各种不足,国虽大,忘战必危,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不能以为长期和平发展,就忘记了国歌里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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