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欧阳修问题”
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也有“深刻的片面”。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他的任务当然就是批评，但是他的批评却有两个弱点，第一，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所谓的“三代之制”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他为了批判现实而幻想出的理想世界；第二，欧阳修做了一辈子太平官，然而像他这样的“太平官”并不明白，所谓“老百姓的生活”，绝不仅是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这种“日常生活”。他尤其不明白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里，除了过太平日子之外，还有饥馑、灾荒、战争、瘟疫和逃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时刻，特别是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关乎百姓安危、生死存亡。此急事不容缓办，如果不能面对危机而建立制度，倘若这个制度不是“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如果不能处理“急务”，不能面对生死存亡，那么一切理想方案都是画饼，一切政策不免宽严皆误。
知易行难，这句话是说：“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难，办一件具体事比坐而论道的批判难。而看不懂、且看不起“簿书、狱讼、兵食”这些急务，更将商鞅以来一切改革家视为“酷吏”——这恰恰就是欧阳修这种士大夫出身的“太平官”的极大缺点。
毛泽东主席是洞察中国历史的“欧阳修问题”的，但是，谈到唐宋以降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老人家比较推崇的，并不是欧阳修的《礼乐志》，而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
倘若往简单里说，毛泽东深知、并且时刻痛感着：办事很难，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办点事、成点事，这尤其难。
实际上，从唐立国以来，围绕着施政之重心，究竟应放在“制礼作乐”还是“刑名责罚”，究竟是恢复“封建”还是实行“郡县”，进行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在唐代长期争论中产生的文献，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划时代的文献。
《封建论》开篇指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不能、也不会因为我们头脑里幻想的“理想世界”而回头，靠“三代之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这恰说明这些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急务，而只有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才能考虑过日子的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不得不然，说白了——不施霹雳手，难开菩提门。连急务都解决不了，老百姓也就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好的制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克服的急迫问题。制度不是抽象的，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从这种历史大势出发，而不是从头脑里的黄金世界出发，即不能“开历史倒车”。
柳宗元与欧阳修，对历代治理之得失，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当然与柳宗元和欧阳修不同。“民治”不等于封建，更不等于无政府。实现建立在人民团结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三代以降”的退步，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儒家关于“三代之制”的想象是错误的，确属“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陷入胡适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政客的诡辩，他曾经说过，“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因为我们看一个政府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它是不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看一种治理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老百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点，仅靠刑名责罚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种治理，完全脱离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竟完全变成了以各种条条框框去“治民”，那么，这就是把“治理”与“制度”完全对立起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那穿越的质疑，又总是发人深省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该书有许多了不起的创见。这本书是钱先生应国民党军政治部的邀约而写，不免要从历史角度，对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反省、总结。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有感而发。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发点，便是钱先生所谓的“人事”与“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非“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关系。钱先生所论“人事”者，其实不过就是“官事”，而与“民事”即人民群众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这本书里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民群众”这四个字。
从“制度”与“治理”之间的矛盾和有机联系中，去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而能够这样做、这样看问题、看历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不仅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更凝聚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深刻总结。这两句话，前一句强调的是“制”，后一句强调的是“治”，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制”与“治”——这两个方块字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意，如果不追本溯源，其中博大精深的深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便驾着马车南下，其中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另一支则经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而威胁着商的鬼方，灭了西周的赤狄和白狄，也都是驾着马车而来——那个时候中原的步兵，很难抵挡战车的冲击。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秦始皇和郡县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为了对抗来自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才有了“令民为什伍”这空前严厉的刑名责罚制度。因为“赳赳老秦”处于中华文明的最前线，秦时刻面对着紧急状态，非如此组织起来，非实行空前严厉的制度，老百姓便不能生存，当然，非如此，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春秋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这就是为秦所开辟的中国历史的主题。
汉武帝创立了丝绸之路
重视盐铁，奖励军功，汉代的这些政策，其实也都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紧急状态而产生。而汉武帝在治理上最大的改革，并不在于划分内、外朝，而在于把过去搞“礼乐之制”的内朝，改造为一个治国理政、处理急务的机制。正是凭借着这些改革，汉武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制度——丝绸之路制度。当然，也因为这种立足于激励-约束的制度走向偏颇，过于鼓励贤能干将，而忽视了力田小民，因而不可避免地为后世门阀士族阶级的专政埋下伏笔。
唐鼓励百姓的政策
与汉武帝鼓励商人、鼓励武夫的政策不同，唐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鼓励普通基层百姓的政策——这就是均田与府兵。也正是靠着这一壮举，唐努力平衡了魏晋以来贵族制度的偏颇，而这样的土地制度，由于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方才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壮丽的盛唐。
两宋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设计
至于唐的瓦解，有诸多内部原因，但是，离开了世界局势的巨变，离开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开了唐与阿巴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史之乱”，正如离开了伊斯兰对于波斯的占领，也就不能解释唐何以对中亚地区失去控制。
秦鼓励农战，汉鼓励商人和武夫，唐鼓励农民，而如果说宋代鼓励什么，结论自然是——与历代不同，宋鼓励的其实就是士大夫，宋代的士，是文士，不是武士。
文士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不是办事，而是写材料、画表格，是制定条条框框。
我曾经以叶适在《外稿》里的话来说明宋代的治理问题，叶适说：宋代治理的大问题在于：“持法密而为政疏”，且“持法愈密，为政愈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订了一些条条框框就能够办事，如果条条框框太多，而许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阻碍办事而设计的，那就完全不能办事了。极端的结果便是：危急之中，要想办点正事，就不能不破格违规，而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其中大部分原都是体制内的忠臣、能臣，但不幸却是各个犯法。
宋代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于无奈中形成官吏二分，即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并行的胥吏组织。这是因为：正式的组织运行不能应对时势之变化，加之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日渐消磨，于是，就不得不用非正式组织办事。国家的一切制度全为“以官治官”而设计，而办事的是吏不是官，胥吏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了法外之人。既然官不作为，一切不过官面文章，那么一切实际权力，便都操持在宋江这班胥吏手中，于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水浒传》那种“阅读效果”：大宋数万官僚精英，殚精竭虑，先忧后乐，其中当然不乏王安石、叶适、陆九渊这种高瞻远瞩之人，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班循规蹈矩、不能作为的庸官、贪官，望之使人不喜；倒是梁山泊一班草寇，上窜下跳，可圈可点，敢说敢做，使酒撒泼，其效果就是可看可叹，颇能吸引眼球。
今天看来，宋代的一切制度均为承平之世而设计，且自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两宋果处承平之世乎？抑或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乎？倘若是后者，则以承平之制，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乎？以文牍奏对，应对八百里军情可乎？以理学空谈，应对弯弓射雕可乎？
说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元朝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
大概是受了《资治通鉴》开始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是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如果忽视元，那我们自己的“来路”恐怕就说不大清楚了。
《春秋》的要害是“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既有中原的一统，也有塞外的一统。
元先是实现了“塞外”的大一统，然后又把中原、江南纳入到这种“大一统”之中，元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来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不能把元作为中国历史的“异类”来对待。
元朝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横跨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而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去。
丝绸之路制度，到元朝终于奠定完善，由此，中国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随后，美洲才被带进了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想在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分一杯羹，它们开始“撕咬”，致力于破坏这个贸易体系。既然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元朝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它们就联合起来，瓦解、拆散这个网络，最终，将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解构，大卸八块，瓜分豆剖——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彼此争霸的世界。
西方创立的世界体系
这就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来路”问题，如果你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那你就必须漠视蒙古——特别是元代中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漠视世界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与来路；反过来，你如果认为是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人不过是占据了元代中国所开辟的世界网络的不同部分而已——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是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而是阻碍了、破坏了开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17世纪中叶，欧洲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一、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召开的第一个世俗国际会议，此前的会议，都是由教廷主持召开的，讨论的都是天上的事，这次会议，破天荒讨论的是国家间的事，它标志着由“神权”到“主权”的过渡。二、它清晰地划分出各国的边界，此前的边界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存在着模糊地带，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混战之后，而今西欧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打出来的，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利益，所以要锱铢必较，划分得一清二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不过是西方军事学说的一种，它是在划分战争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三、战败者必须割地赔款，战胜者必有所得，而战胜者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这就是条约制度的实质。
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世界上推行的就是这套东西，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国际法的根源。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家国而至于天下，而西方的“国”里面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在西方人的所谓“国际法”视野里，人类以国家为单位互为仇敌，人类没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制度确立之后，西方所谓敌人，也就是“敌国”，然而它们还公然把自己吹嘘为“文明”，而把世界视为“野蛮”，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公然包装为“文明打击野蛮”。
什么叫“天下情怀”？全人类要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它是贫困、是疾病、是灾荒、是瘟疫、是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的毁灭，是那种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挑唆全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而彼此仇杀。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有着共同利益，也就有着共同的敌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宣示的那样——各个国家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则，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与地中海文明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那种以战争赔款制度为基础的条约体制，当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英特纳雄纳尔”？那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结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敌视状态，团结一致，去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去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向疾病、灾荒、环境破坏，向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做斗争。
那么，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魏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清代中国完成了“塞外”与中原的一统、“居国”与“行国”的混同之后，面临着以“海国”形式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与数千年不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问题，在近代成为混同“居国”、“行国”与“海国”的问题，而在“海国”的冲击下，中国数千年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崩溃、瓦解的大危机。
只有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看，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时刻放在心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什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把唐代鼓励农民的“均田制”发挥到了极致，他把“礼乐之制”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他以延安整风，彻底改造了有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恶习，他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的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分五裂的中国得以重新凝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前提。
毛泽东把中国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英特纳雄纳尔”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我是毛泽东时代出生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而在他去世之后，我却经常想念他。想念他，我就读他的著作，而读他的著作，就更加想念他。
我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的，小平同志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充满活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刻认识到：仅靠以刑名责罚为核心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本身，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必须回归这几个常识：一、中国人民好；二、中华文明好；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些常识，是血和泪换来的，是铁一般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今天，我们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明白基本的事理，那就要看其是否明白并承认这几个常识。
说到制度与治理，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这就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懈的学习和教育基础上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这就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等等。
中国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深刻概括，以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并对此充满自信，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短板，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公共安全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各种不足，“国虽大，忘战必危”，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不能以为长期和平发展，就忘记了国歌里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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