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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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长征——复兴(七)

来源: 2020.05.26 16:01:29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1]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政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理解“新时代”,需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因为“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

经历70年的奋斗,我们党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今天看来,中国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其实是“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推行和落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我们曾经着力于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很少考虑,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规则和法则。

实干兴邦,我们的行动能力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在思想能力、理论能力、话语能力上做到强大——所谓强大,是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面对世界变化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的地位。

晚清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总体来说是“倒逼性”的,打不过洋人,方才有了洋务运动这种器物性改革。洋务运动暴露出体制机制的低效和腐败,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这种制度性改革。戊戌变法再失败,这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种面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改革。而因为到头来一切改革都失败了,所以才爆发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开始的革命是旧中国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正因为一切变革往往都是“倒逼性”的,所以面对挑战,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了一个问题,就制定一个章程去解决,难以主动思考制度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更难以主动去思考现代世界治理法则的问题,只是追随别人制定的法则,即被动地“与世界接轨”。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于道路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思考,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明确指引,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全面思考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规律问题,并不遗余力地用这样的思想去教育党、培养人。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其中根本在政权建设,而政权建设之根本在于制度建设。[2]

所谓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能力问题,这一切指的就是政治能力。

如果丧失了制定规则的自信与能力,我们就只能被动追随别人制定的规则,而这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长期以来,我们最大的“短视”,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思考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以为那些问题是“虚”的。而历史证明,正是这样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害了我们。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制定的那些规则,甚至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征粮派款”,在政治上唯西方马首是瞻。所谓“一手强,一手弱”,就是指政治建设上的问题。

要解决短视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一系列法则与规则。现代化能力归根到底是制定法则的自主能力,而今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就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就必须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的问题,就必须直面我们制定法则的能力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两个目标的结合出发,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为标志,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必须清醒看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一直存在各式各样的议论,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思考和表述,还不够明确、清晰。怎样理解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怎样理解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所谓“思想上清醒”,就是指我们要对自己的奋斗史有一个连贯、严谨的叙述,以说明我们的事业的历史合理性。

一段时期以来,按照一些人的主张,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确立一个西方式的制度。因此,无论要不要搞司法独立,要不要搞宪法司法化,要不要搞多党选举——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我们没朝着西方制度去改革,他们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稳定,未来还要改,只有改成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才会真正稳定。一遇到风吹草动,这种声音就会甚嚣尘上,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就是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完善”放在第一位,这首先就是落实邓小平说过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根本方向已经定了下来——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绝对不是回到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但更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

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这就是向世界宣示: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治理体系,一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另一种就是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中国所倡导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什么是政治正义?这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在于其私有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在西方,确立主权者、确定治理者,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要建立主权,只能通过暴力。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西方世界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革命、动荡、分裂与宗教战争,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治理体系,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法的治理者,以此来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直到通过宗教战争,国家完全垄断了暴力,国家成为私有财产的保护者,欧洲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

西方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何其艰难。简而言之,除了动用大规模的、持续的暴力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战争和暴力革命史。

西方的老百姓接受暴力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不得不接受,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暴力才能保护私有财产——这就是日耳曼人的思维,也是一切西方“宪政”的要害所在。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就是掠夺、积累私人财富的工具——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实质,也是西方制度的实质。

美国在立国之初,面临的就是主权者和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治理者,所以只能用一纸合同把13个州统合起来,而这个合同就是美国宪法,这也是美国宪政的起源。

通过南北战争,美国人才真正领悟了《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的教诲:民主制度容易造成内部的党争,因此是不可取的;市民社会的财产制度会导致贫富分化,从而瓦解一个共同体,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建立一个一致对外的霸权制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去海外掠夺财富。

正是所谓“西方文明”把人类推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觉醒了的苏联率先走上了劳动者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路——社会主义道路。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西方的制度就是暴力压迫和掠夺财富的制度。其核心是绝对私有制,它远离了公平正义。因此,马克思指出,西方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即离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在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没有谁能够否定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始终伴随着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保护与确认。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西方制度和法治的优越性,恐怕都难以否认:保护并扩展私有制,这是西方法治的主题,也是西方制度的根本。在这样的法治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不可能有制度的稳定。实际上,如果规则的制定者不掌握压倒性的暴力,这个制度就不可能维持。

因此,只要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与了解,就可以懂得,当今世界的严重不平等、不公正,暴力与剥削,都与西方文明的扩张有关,也都会认识到,今天,照搬西方政治的发展道路不是人类的出路。

马克思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定居文明”。马克思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

马克思指出,定居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稳定持久的公共工程、公共设施,而中国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就是在修建、维护和管理这些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在迁徙和掠夺财产中形成的军事游牧组织——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是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佳注解。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自秦统一以来,就致力于建设比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其鲜明特点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所针对者、国家所管理者,就是道路、灌溉、长城、盐铁、文字——这些资源是公共的。与西方的政治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不同,中国的政治是维护公共财产的工具。对政治的理解不同,这是由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起码是在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老百姓之间分配的,而国家对于土地有着根本上的支配与调控权。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西方那样的绝对私有制,这是根本的“中国特色”,是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

总结历史,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汉唐的发展之所以没有持续,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不够完善。放任门阀士族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导致政治和政府丧失了公共性,丧失了权威。

而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的问题大致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所谓“法愈严而政愈疏”揭示的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随着外部发展空间和市场的萎缩,中国所建立的治理体系则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是致力于消解社会生产力发展集聚起来的能量。

特别是明代以来,当西方奋力开拓世界海洋市场,攫取白银资本之时,中国的治理者不但没有自觉应对世界大变局,反而使治理体系更为极端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僵化的治理体系的“反作用”下,中国的发展被抑制了,最终造成了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千年以降,最早走向“近世”的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革命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层治理、大学之道在亲民、勇于担当、勇于斗争、调查研究、文明互动等,这些先进的政治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总体来看,寻求富强与开放、追求稳定与有序,这是中国长期治国理政遗产中彼此联系、不可偏废的两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政治与治理乃是一项公共事业,“天下为公”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主题,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抑制绝对私有制,防止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者异化为公共财富的掠夺者和盗窃者,并不断强化治理者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与革命的一个根本主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习了建立和改造现代社会的学问,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华文明“天下为公”传统的继承,如果没有对于中华传统文明最优秀成分的支撑,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比较远大的。习近平指出,推进政治建设,我们必须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种资源的融合点,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政治的根本基础在民心与正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离开政治、政权建设,离开党的建设,经济、军事、社会建设就没有基础。从这个角度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

 

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雄厚,而我们的不足则在于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照搬西方的东西,文化自信心不强,对自己的东西说不清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正向推动能力有待加强。

政治制度建设关乎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总结概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我们首先就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想清楚、讲明白。

习近平深刻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

话语权,在根本上是文化领导权。丧失话语权,就是丧失文化领导权。

现代西方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体系”的面目出现的,而这一法治体系以程序的正义掩盖了其为了保护、积累和掠夺私有财产,必然进行残酷的斗争与镇压的实质。米歇尔·福柯指出,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逻辑之上的,而在结构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化为一架法律机器,我们在其中只能看到程序的逻辑运行,而看不到西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历史。

制度和法治的核心不仅在程序,而且在其“目的”与“运行”。法治与制度的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里讲的就是目的问题。法治需要人去推行,任何治理体系都不能离开治理者,一切政治都与治理者的能力有关。离开了制度的推行者,程序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

必须认识到,无论在中文还是西方语言中,“法”与“律”都不是一回事。“法”所涉及的起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法层面,包括宗教律法、理想信念、道德规矩、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国家层面,即“律”的层面,包括立法、司法、释法,也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三是民间习惯法层面,包括乡规民约、家风家教、地方习俗。

实际上,“法”包含着“律”,而不等于“律”。进一步说,“治国理政”包含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但“依法治国”与治国理政之间并不是“等号”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着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自然法”缺位、主权缺位、正义缺位的背景下,被动追随程序化的立法。这就把政治制度建设等同于“法治”,又把“法治”等同于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中国的一切制度改革、立法改革都不过是照搬一些西方的条律。旧中国之所以“无法无天”,就是说旧中国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旧中国的一切司法改革,无非没有目的、没有基础的形式化改革。

比如,清末的所谓“法治改革”,其实质就是“修律”,同时也就是废除“礼制”,全盘接受西方的“律治”。无论“立宪”还是“修律”,之所以都没有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这些移植来的法条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在割断了法治与社会联系的同时,也割断了中国的历史。

国民党于1948 年实行“宪政”,1949 年政权垮台。当国民党把《六法全书》搞出来的同时,这个政权也走到了尽头。这无非证明:国民党与晚清统治者一样,都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公平正义上,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如此政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连治国理政的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依法治国”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开辟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因为我们明确了法的目的、制度的基础就是公平正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劳动法》第一次赋予普通劳动者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障法,更规定了妇女的一系列权利,使法律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和女性的权利,在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有那么多的农民士兵和劳动妇女无怨无悔地跟随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路,他们铁了心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初心”,就是革命乃是实现他们权利的唯一道路。

政治上的先进,是最根本的先进,只有政治先进,法才能先进。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起到的是“自然法”的作用——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而这是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切法治、一切制度,都离不开为谁服务的问题。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而不是从程序上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被写入了党章。“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理”,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自然法基础,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和“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追求天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这是中国制度文明的根本特征。如果翻译为西方的说法,这就是把自然法、国家法令和人民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使中华法系有了一些鲜明特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其关键就在于运用法治的规范性的话语把中国的制度说清楚。

第一,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所谓“依法执政”,首先是依照党章、党规、党法来执政。

第二,宪法统帅的国家法体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包括国家立法、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

第三,特别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民俗、乡规民约是制度有机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法体系,这叫法治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法治体系的第一部分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这解决的是自然法层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解决的是国家法的问题;第三部分,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解决的是法治社会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指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都讲到,而且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才是全面依法治国。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目标,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高度统一。这种制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长期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批判地继承了包括西方法治传统在内的人类制度发展的成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进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改善的能力。

这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中华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中清晰准确地论述了什么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不仅能够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治理好,而且可以努力推动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中国与世界,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的成功不仅是指技术和经济上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核心在于制度的成功,在于政治上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始于1927 年。在这一年的8 1 日和99 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场起义的目标都是打回广东去,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重新进行北伐。

从江西到广东,直线距离不过1000 里。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这就是通向胜利的距离。

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仅是此后的万里长征,就需要纵横两万五千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实际上,正如地上本没有路一样,历史上本没有“井冈山”这个地方,中国共产党经营最早、最成功的“红区”,是指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具体来说,就是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与湖南的茶陵、酃县之间。“井冈山”之得名,其实来自毛泽东的一篇名文——《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那些可以耕作的平地被称为“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小“五井”。所谓“井冈山”,就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由“五井”构成的山地。是毛泽东发明了“井冈山”这个名字,这个美丽的名字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和制度的凝聚与升华,蕴涵着中国土地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初心——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条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光辉灿烂的道路就此开辟。

192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数百年未遇的冷冬,这一年的1125日,在滴水成冰的冻雨季节,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雄文。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4项任务: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关于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围绕着这4项任务,从井冈山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中外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那个伟大力量称为“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4]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学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历程中所形成、产生的学问。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上的学问当做学问,把外国舶来的东西当做学问,而忽视了我们自己手里这门最大的学问,那么我们的学问和知识就是比较渺小的。

大国大党,应该有也必须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问”。

为了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基础、思想能力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胜利、渴望胜利,但我们的本钱还是不够。这里的本钱主要是指思想的本钱、文化的本钱。

目标确定之后,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定力。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所讲的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这样指出: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5]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5000年的长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习近平拿出打开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瓶颈的钥匙[EB/OL.2017–02–05 . http://politics.pe ople.com.cn/n1/2017/0205/c1001-29059193.html.

[2] 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M//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

[3] 习近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6.

[4]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⑥[EB/OL](. 2017111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13/c1001-29642348.html.

[5]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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