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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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长征——复兴(一)

来源: 2019.09.17 14:11:32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7

[3]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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