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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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长征——复兴(三)

韩毓海 来源: 2019.11.19 15:18:33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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