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在即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起航
城市群IP的升级
珠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提升中国地位作用的必然选择。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珠江三角洲是其中之一。论规模,论目前的实力和综合竞争力,长三角是最强的。由于珠三角具有毗邻港澳得天独厚的优势,2008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实施珠三角改革规划发展纲要,将珠三角的改革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托港澳为窗口,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群。现在我们发现,城市IP打破了区域内珠三角九个市的行政分割,通过产城融合,产融结合,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三大经济圈协同并进的局面。这就使得珠三角一体化格局进程加快,城市群与粤港澳形成了大都市圈。
首先, 实现途径包括六个“同”:规划同编、产业同步、金融同创、设施同建、环保同治、公共服务同享。这使广东成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区域,GDP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GDP1.7万美元,增速年8.3%。工业化的进程也比较快,先进制造业占了工业总值的54%。珠三角区域城镇化水平达到84.8%,比整个广东省高19个百分点。
从2003年的CEPA到2008年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再到2014年的深圳、珠海、南沙自贸片区,我们的侧重点都是整合粤港澳三地资源,为国家战略大局服务考虑。港澳是世界级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中心。把珠三角城市的发展、进而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仅是从区域城市群向国际城市群的价值提升,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参与国际高端竞争的周期载体。2015年,广东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2016年国家正式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列入了“十三五”规划。2017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现在这一规划已经开始启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香港、澳门互利合作”。
世界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翻开世界的版图,我们会发现一个全球性的规律。沿海的湾区聚集了发展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国际一流湾区普遍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度发达的经济、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应该是具备向一流湾区、世界级大城市迈进良好的条件。“一国两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制度红利。我们有三个关税区和三个自贸片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核心城市,还有七个拓展城市,这完全可以和纽约、旧金山比肩媲美。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人口6600万。2016年大湾区的GDP为1.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的规模;进出口总额、机场客运量、港口吞吐量在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将它打造为世界级的城市群,一点不过分。
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的城市群,构建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合作的平台,既是粤港澳自身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助推国家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客观要求。它肩负着三重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3地融合发展和集聚创新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和世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同时联手港澳,探索世界高水平的投资贸易的规则,构建开放型新格局。
第二个使命,构筑和“一带一路”对接融汇的战略枢纽。面向广大南亚、东南亚市场,通过资源对接,把世界的工厂变为世界的市场。使中国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中找到自身的国际定位,提高话语权,甚至掌握一定的定价权。
第三个使命,构建区域合作新机制。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起到协调、带动的作用。同时拓展港澳发展的空间,促进港澳长期的繁荣稳定。
中国样本: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作为世界级的城市群,也必须打造中国特色的样板。
中国样板的目标,是跻身国际第三大湾区和世界第三大城市群。我们打造世界最大的湾区,在硬实力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但软实力、包括创新人才方面还有差距。目前世界三大湾区,东京湾是产业湾区,旧金山是科技湾区,纽约是金融湾区。而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城市群的IP,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下,最终实现“产城融三结合”的大湾区,实现经济共融、城市共享、产融共兴、生态共美、体制互补。我们要形成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让基础设施更为完善、完备、便利,资源配置和集聚外溢的功能更为强大,生活圈更加优质和优美,东西方文化和谐共融。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贸易、航运、智造、服务和创新中心,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的样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定位,一是全球最发达、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三是全球科技产业的创新中心,四是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圈,五是世界闻名的互鉴高地。
粤港澳共建世界级城镇群空间格局示意图
打造中国样板,必须优化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格局,构建“一环三带三格局”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一环三极,包括香港和深圳、广州和佛山、澳门和珠海三大极,引领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三带包括多个节点:大湾区群落打造沿海发展带,大西南拓展带对接北部湾地区,东南拓展带做强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五个节点城市。从而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区域,带动广西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并对接东南亚、南亚、欧美市场。
实现的路径:由于“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遵循的最大方针,也是最大的制度红利,城市IP就是要坚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构建一个政治上两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的世界级的城市群。
中国样板的保障体系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是政策的保障,争取国家更多的先行先试改革权限和政策支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二是机制保障,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央-省区高层对话机制,发起设立国际湾区联盟,促进IFF国际会融公共外交和F20国际网络建设。第三是投入保障,政府出资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基金,推广城市运营PPP模式,撬动更多的资本搞建设。
要凸显中国特色,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中国元素。首先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发达完善、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的现代综合网络,共建一个世界级的港口群、机场群、轨道交通网、海陆空综合交通物流中心枢纽和城市综合管网体。现在要提前考虑的是,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在把香港连接到珠海、再连接到深圳以外,还有粤港澳五个大机场加上多个通用机场的资源整合,以及城际轨道连通,水资源的跨境保护等等。这里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中信集团与汕头PPP合作的广东模式。
中信集团以500亿元撬动数千亿的社会资本参与,打造了一个168平方公里、可容纳90万人口的高端化产城融合的滨海新城,实现了从房地产开发商向城市综合运营商的华丽转身。这也是在孔丹董事长任内中信创造的模式。建一个新城不是房地产,而是产融结合,产城融合的合作模式、市场化运营、分类别开发的运作模式,多种类基金,多手段等资的融资模式,提升低价、分享溢价的盈利模式,合同法定,风险分担的风控模式。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尝试,这个模式受到省长高度重视,推动了广东省PPP模式的展开。
第二个元素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依托珠三角广深及七个城市的自主创新示范区,我们将建设四个创新级----香港、深圳、广州、珠澳,形成一个科技创新走廊,共建粤港澳地区分工合作的全球产业创新中心,凸显它在世界级大湾区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现在要考虑的是大湾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创新人才的发展制度,还有原创性、前沿技术的突破等等。
第三个元素,构建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发挥大湾区各城市产业优势,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实现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品牌化,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基地的集聚区,构建起高端引领、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要超前考虑的是,大湾区中香港与广深国际金融核心圈的构成,如何让香港成为离岸的人民币定价中心,以及形成粤港澳跨境的高端产业园,怎样实现利益共享。
第四个元素,实现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完善口岸和人员、物流往来便利化机制。要实现湾区群落居民来往港澳和内地通行证便利化,推动扩大内地与港澳高端人才互认互用,成为全球资源和资本配置的重要节点。现在考虑的是广东自贸区如何在湾区里扩区,允许自由港放宽外国高层次人次签证。
第五个元素,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推进产城融合、产融融合的城市化进程,构建蓝色生态湾区、世界级全域旅游区、智慧城市群等,成为人民富裕文明程度最高,公共服务最完善的一流城市群。
第六个元素,打造湾区更多的国际重大合作平台。正在展开的国际合作平台有三个新区,还有中新、中德、中以、中韩等方面的合作。粤港澳深度合作的平台包括产业合作的平台--南沙、前海、金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园。
第七个元素,也就是第三重使命,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圈层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任是要向内地拓展,以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群”为核心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辐射带动泛珠三角8省区,推动南中国趋势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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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城(余姚)
城市IP的提出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这最初是一个法律词汇,随着近几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IP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不仅应用在理念和概念方面,而且出现了以IP为标的物的市场交易行为,交易规模大、频率高且成果颇丰。我们将IP概念和城市运营理念、城市运营三要素(产业、土地、资本)相结合,提出了城市IP。
我们当下正生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产物是什么?是IP——知识产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知识产权(IP)创造、保护、运用”,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综合这些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表述,可以理解为中央正在创建中国未来IP时代。
什么是城市IP
IP已经演变出一种新的内涵和理念,被社会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美好的、富于市场价值的事物,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推动社会和市场创新的原动力。
在“互联网+创意产业”的时代背景下,IP应用于各种产业当中。我们在研究IP概念的过程中,最先追溯到体育赛事,很多马拉松、自行车、NBA等赛事,这些赛事把一场单项的体育运动扩展到以健康为理念,带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体育赛事,这便是体育赛事IP。体育赛事的IP在国际市场上售价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一场简单的篮球比赛,植入了媒体和广告商信息之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场和商业行为。
近几年,在影视圈、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中也出现了很多IP的概念、IP的策划、IP的交易和IP的运营等市场行为,并且随着传播渠道和平台的增多,创意创新类行业的优质IP需求量越来越大,交易频率也提高。我们会听到很多朋友说,今年买了三个IP,卖了十个IP。什么叫卖了IP?实际就是卖了十个具有独特性、原创性的剧本。据统计,具有IP特性的剧本改编成的影视剧,其收视率、卖座率更高,这说明我们的观众对IP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我们将城市IP的本意和源头衍生出的市场行为,结合城市投资、城市开发、城市运营的实践,以及我们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综合分析,提出了对城市运营IP的理念。城市IP是指关于特定城市价值提升的创意及其实现过程中的资源要素整合。光有创意,没有实现的能力,没有资源的匹配,不能称之为城市的IP,只是一些无法落地的想法。
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很多大中小城市转型升级的想法,这些想法背后是以创新作为前提的。没有创新,很难达到转型和升级的目的。我们接触了很多城市的案例,城市创新的结果不应该以GDP数值的上升与否作为标准,也不是以创新了CBD的建筑高度、建筑密度作为标准,更不是以城市获得了哪个机构或是哪一项排名为标准。城市创新的结果,应该是城市IP的培育和孵化得到充分发酵,城市各类IP得到全球旅行者和本市居民的认可,城市的灵魂得到塑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构筑,这个实现的过程和结果才是城市创新的最终目的。
战略IP
住建部两年前在一个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城市不管怎么建,主要核心还是建三类城市。第一是推动建设绿色城市,例如,“海绵城市”是推动落实城市IP战略重要的方法、工具和模块之一。习总书记在浙江视察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了十九大报告,这个提法就是中国绿色城市最大的IP,这一句话解释了所有内涵。第二,智慧城市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为我们的城市在智慧型城市的转型和创新方面,给出了明确方向和具体实施的内容,这是智慧城市战略IP的分解。第三是建设人文城市。例如养老和文化创意类的产业落地一些小镇,这并不是构筑一个高科技的城镇,而是一个带有人文特性、人文关怀的城市。关于人文城市的IP,十九大报告也有所涉及,报告中提到人和自然要高度融合,和谐共生,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些非常具像的表述都是我们这些市场的运作主体应该配合地方政府落实完善的一些投资内容、建设内容和运营管理内容。
中国城市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城市IP的培育打造与长期的持续运营!
城市IP的实践
设计与创意IP
中国城市运营论坛永久荣誉主席何镜堂院士在建筑设计领域提出了“两观三性”的理论体系——我们理解其就是建筑设计和创意IP的结合。所谓“两观”就是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就是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倡导的发展中国学派、倡导中国道路,形成我们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理论体系是完全一致的。
何镜堂院士主持设计的大厂民族宫
景观设计领域的创意IP,比如俞孔坚博士若干年前提出“野草理论”,他坚决反对买国外的草种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他的“野草理论”认为,一个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中国地标——这些都是具有引领性的表述和实践。
俞孔坚博士主持设计的上海园博会中的后滩公园
特色小镇与运营IP
当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特色”两个字体现在哪儿?大家根据不同专业角度、不同利益诉求讲“特色”。我们认为“特色”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小镇自己的IP。这个IP是在把握小镇客观条件下,因地制宜,综合小镇所有可拥有的特性资源要素,形成小镇自己内在的运作逻辑和运作特征,形成可市场化、可持续化发展的有别于其他小镇的“特色”小镇。成功案例,比如乌镇的IP即是——“江南水乡+互联网”;“阿里+大数据”成就了云栖小镇的IP。
湾区经济与产业IP
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湾区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湾区经济和城市IP的关系是什么?中国湾区经济热火朝天,发展条件好,竞争力强。如果中国湾区只针对其区域的GDP、大学数量和国际湾区进行对比,那么就只能停留在GDP的比较维度,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所谓湾区经济是经济地理学概念,湾区代表一群有灵感的城市,这些具有灵感的城市群如何站在世界湾区城市之列,跳出“唯GDP模式”去跟别的国家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
我们都希望中国的湾区经济作为引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新引擎,能够形成中国湾区发展的IP,代表中国说话。
全球四大湾区数据对比
在产业结构方面,世界级大IP公司迪士尼,依靠IP不断更新产品和设施,2015年财年收入折合人民币3457亿元,超过BAT。美国的经济结构显示,美国的经济有60%到70%的比例来自IP的收入。全世界票房排名前20位的电影中由IP改编的电影有16部,也就是说在当今“互联网+产业”的影响推动下,要充分理解和发展IP产业,它在全社会的经济收入结构中占比越来越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在告别粗放型、数量型的发展,转向集约型、质量型的发展阶段,如何转型则是很难的问题。人们常说土地财政不好,但土地财政又是很实际的东西,没有地怎么实现平衡?如何让粤港澳湾区和杭州湾大湾区率先走出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倡议,这就是发展城市IP。只有通过城市IP持续地培育、孵化和打造,才能够推动中国城市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城市IP的探索
基于以上的思考和实践,我认为要真正去探索创建中国的城市IP,一定要跨界、融合、协同。中国的产业要向外发展,形成外部协同圈,包括同银行的协同圈。只有各方面的互相交织,只有跨界,才能产生IP。纯粹单一的行业、单一的产业很难产生超级IP。跨界、融合、协同,需要搭建和推动城市IP的孵化平台、投资平台和运营平台。没有投资的IP是无米之炊,没有运营管理的IP是空中楼阁。
城市IP的探索案例
从项目孵化到投资到运营,需要全链条的服务,目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机构和项目,走在了探索的前列。
中信滨海新城。
中信集团的汕头中信滨海新城的IP——创建北回归线上的湾区天堂,这是中信滨海新城被市场广泛接受的IP术语。这个IP一听就很阳光,很健康,有海岸线,让人感到愉悦,这正是这个项目的特性。
中国云城。
华晟基金正在宁波余姚推动的中国云城IP,是打造长三角的产业升级孵化基地,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智能制造孵化基地,在项目城市设计、投资、招商、产业运作等运作环节中正在践行和逐步实现我们这些IP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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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密度图
中央十九大报告中涉及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容,重点提及两点,一是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提出“加快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对中国而言是制度问题
按照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的阐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要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确定的四大战略任务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镇化对中国而言是制度改革问题,主要的措施有五个方面,分别是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健全城镇住房制度,生态保护制度。
从灯光密度看城市群分布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中国未来城市群主体分布格局,共有20个左右大小不一的城市群。根据灯光的密度,可以判断城市群的基本分布格局。灯光密度越高说明该城市群的发展相对成熟。从灯光密度图可看出,中国大陆地区,最成熟的城市群是长三角城市群,灯光密集度和范围都是最大的。其次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第三是京津冀城市群。中国西部地区有一个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城市的城域城市群,其发展潜力很大。另外,还有一个在规划中的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从灯光密度图可以看到,中间地带的灯光密度稀疏,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好的资源环境承载条件,但是还需要发展一段时间才会见到成效。
积极推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增强中心城市竞争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直辖市、省会城市、重要节点城市等一类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和500万以下的大城市有124个,500万以上和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9个,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7个,这些城市构成了我国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主体。在未来推动中国城市运营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需要进一步强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支撑能力,更好地发挥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城市集聚能力
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攻方向,不能让所有人口都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流动。为了增加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中小城市需要通过提升城市功能、增加要素、聚集能力,吸引更多人口。目前,我国大概有381个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中等城市有138个,这些地区是连接城市群、核心城市、中心城市与小城镇、乡村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有效的实施离不开城镇化战略的支撑。
发展重点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我国人口规模大,空间分布广泛。据统计,在小城镇就业居住的人口有两亿多人。目前我国建制镇有2万多个,其中10万以上人口的镇已经超过300个,加上全国各地正在培育的上千个特色小镇,可以说,我国小城镇的建设星罗棋布。如果发展的好,小城镇可以起到连接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桥梁作用,有利于空间结构利用和城镇体系优化,也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如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基础设施网络为支撑和引领,构建城市群内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纠缠”关系,是我们面对的新课题。
构建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一定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实现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开放的发展环境。同时,需要以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支撑和引领。城市群之间要构建便捷快速和功能齐备的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统筹规划城市群内的空间格局,优化生态空间分布,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强化保护绿色空间的一种合力,形成和不同城市之间的补偿关系,合理进行产业的分工调整,发挥各自的优势。
城市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城市IP。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IP,才能被别的城市所需要,才能形成城市之间、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当然,我们还要适当分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一些城市功能,建立跨行政区的统筹协调机制,这需要跨区域协调和利益共享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主导地位
我国20个左右的城市群,聚集了全国75%左右的城镇常住人口,约占全国GDP的88%。不仅如此,我国城市群常住人口的数量还在不断上升。预计今后中国85%甚至更多的城镇人口会分布在这些城市群地区,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中国95%以上的创新成果都分布在这些城市群。因此,构建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会缩小城市群相互之间的地区差距。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也就基本形成。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目前在各类城市和城镇进行异地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有近3亿人。如果他们中的大部分能够在目前就业的城镇和城市落户,加上已经具有城镇户籍、从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的8000万人口也能够在就业所在地落户,那么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就会变得更协调。这才是更本质意义上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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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即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央早就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显然需要有创意、创新。这是我们追求升级版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按照五中全会“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一口径,2016年是41%。另外大家更熟悉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7%多一些。但这是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而形成的指标水平,因为常住人口中,包括前几十年近3亿从农村迁徙过来的人口,而其中两亿多人并没有取得城镇的户籍,也就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待遇。要真正使城镇化按照我们的意愿达到应有水平,一定要把这个欠账补上。
所以,目前我们的真实城镇化率才40%出头,而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要到70%上下,才会走完它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入比较低平的发展阶段。我们在70%的城镇化率到来之前,如果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还要30年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给了我们超常规发展的机会,会释放巨量的需求。同时这也是弥合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建城区和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将会一轮接一轮地扩大,产业也会有一轮一轮地升级,以及人力资源教育和升级等等,这些方面相结合,就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创意创新,首先必须在通盘规划和设计层面进行有效的供给。最典型的就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最高决策层决心要走出一条新路,即建设雄安新区。这是在前面几十年的问题纠结、矛盾累积的倒逼之下,不得不采取的大手笔。其实这在其他的区域也有共性: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无一例外要适应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处理好动态地优化自己辖区通盘的国土开发和城乡建设规划的问题。这里就需要较高水平地优化整合关联城市建设与运营的各类资源要素。
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高专业水准,智慧化要求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在必不可少的规划初始环节上,要强调它的先行和多规合一。一个政府辖区的国土开发,面对这样一个棋盘,必须考虑各个棋子配合以后的综合效应。全国如此,任何一个地方辖区也是如此。我们追溯建国之初北京搞城市规划的经验,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一些教训——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梁陈方案才得到认同,大家才看清梁陈方案的高水平。但当时,不仅是我们很多决策机关的领导人很难理解这一方案的水平,就是其他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也几乎一边倒地不认同,导致梁陈方案很快被否定,本人还受到批判。现在来看,北京旧城改造和通盘建设,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大家只有为之扼腕。
现在我们希望,新一轮在通州潞河镇建北京市副中心、在雄安新区建首都副中心的方案,应该有尽可能高的规划水平。这种规划,不能以政府体系之外的市场主体,和政府的基层单位作为主体,让他们以“试错法”形成结构优化。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是最高端的政府管理部门,调动所有可能调动的专家群体的智慧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中的可取因素,然后由决策层在可选择的方案里拍板确定具体方案,这就是规划供给的理性选择。在这个选择之后,应规划先行,多规合一。
各个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规划。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规划,有公共交通体系规划,有环境保护规划,还有区域里各个部门自己的城乡发展、社会事业、教育、医疗等一系列规划。他们之间怎样形成高水平的协调配套关系?过去互相之间往往不能很好地协调对接,在具体协调过程中各个部门互不买账,类似于“九龙治水、非旱即涝”。实际生活中间的这种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多年。
所以,总结经验,必须要强调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尽可能形成专业上的高水准,适应城镇升级发展要求。雄安新区在协同发展的诉求下,应该形成导向,让方方面面在规划过程中多规合一。当然,雄安开发的决策和开发规划是在绝密状态下先做出来,然后才逐渐披露相关信息。但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间,显然大家要越来越知情,一起推动优化。
在大的发展方向上,智慧城市是大势所趋。雄安新区也好,其他的建设区也好,后续跟进网格化覆盖全域的智慧城市管理,一定有很多创新的客观需要。比如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需匹配“天眼系统”的创新;又比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网格化管理思路,既然水域有河长制和湖长制,那么城区可否有“格长制”?都是可以探讨的。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的乡愁文化、人们在美好生活方面高水准的要求,都需要在信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到城市建设运营中。
供给侧要素优化整合,建设与运营“守正出奇”
我们要在城市创新建设中,贯彻中央所强调的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作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要使各种要素优化整合。首先可以理解为,顶层规划是高水平的大规划,紧接着是大资金、大手笔。在建设运营过程中间,供给侧改革必然追求“守正出奇”:守正是认识和顺应市场的作用,这个市场作用从全局来说是决定性的资源配资机制,要充分地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不要以为,在城市建设领域简单照搬别国和我们之前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就可以一路现代化了。我们面临特色国情、特定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挑战,必须经受风险管理的考验,出奇制胜。
可以说,前些年的汕头滨海新城的连片开发,和现已成为国家级PPP示范项目的固安产业新城的建设运营,都是“守正出奇”的案例。汕头滨海新城发展要做几十年,切入点是圆汕头人的百年之梦,即面对海湾最宽阔的地方建成海底隧道。一百多年前汕头人就有这个想法,但无以实现。中信了解情况以后,形成大规划、大手笔,以中信这样有实力的市场主体与地方政府合作签PPP协议,把这个海底隧道作为启动环节的关键项目。
2019年海底隧道建成开通以后,按现行方案设计,社会车辆过隧道将完全不收费。这最适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为这是一个免费的新干道,全天候的交通体系就此在汕头海湾区域形成。这样的基础设施供给,一定会进一步激活濠江区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宜居城市等等已有要素的潜力,接着要做的是所有这些要素推动下的一轮轮土地开发与综合发展。
中信如何实现企业投资的回报呢?就是未来几十年开发过程中,在方方面面协调之下,对不动产一轮一轮开发中的溢价部分,中信要参与分配。这是以大规划、大资金、大手笔为支撑的。中信具有这样的战略耐心,而且也一定会在国有企业之外使其他各种企业跟进。有那么多子项目,那么多后续项目的开发,民营企业参与进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非常好的创意创新思路和实践。我们高度评价这样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相信经过方方面面的探讨和认同,会守正出奇地落到现实。
民营企业方面,在前些年甚至连PPP概念都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在原来默默无闻的河北固安县,华夏幸福与政府合作,从事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的连片开发大项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一连片开发项目成效斐然,其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在规划环节,政府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但是愿跟民营企业合作。企业以3000万人民币请来美国的专业团队设计整个开发方案。政府参与设计,而且要由政府认定,并确定以PPP的形式运作,这称之为“政府主导”。应该说,当时固安县政府下决心连片开发的决策,是有较高水平的。政府批准方案后,由政府提供项目用地及其他方面的合作,企业负责筹集资金和招商引资,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十几年间,固安迅速崛起,产业的支撑匹配新城连片开发,使得整个城市面貌一新,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教育等等,都可以跟首都中心区等地的高水平机构合作,其生活水平一下得到跃升。固安老百姓谁也没想到十几年后生活可以过得这么好。这些经验,正符合十九大强调的发展现代化经济社会的精神。为人民服务,需要我们有高水平的供给能力,让人民的美好生活一步一步得到实现。
在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之下,联系实际,强调“守正出奇”,还要落实到总书记几次强调、十九大报告又再次强调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再加上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打开我们的潜力空间。守正要出奇,就要以有效制度供给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
积极创新开拓,探索“城市IP”
我们谈到“城市IP”,其定义是关于特定城市价值提升的创意及其实现过程中的资源要素整合,对应特色城市运营建设、特色小城镇开发等,从这个定义来讨论是很有学术内涵的。我感觉有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定制化的城市建设运营创意和解决方案。比如濠江区也好,固安也好,特色小镇建设,特定的价值创意需要先行,即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定制化的供给侧解决方案。这涉及制度供给、政策供给,以及其他的资金、人才等各种各样的所需供给。
第二是使资源要素调动潜力、形成活力的优化整合。政府优化运作机制、引导方向,需要贯彻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我们的认识不能走极端,有的学者说产业政策应该予以根本否定,这是完全违反实际生活经验的。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可以在政策制定方面这么处理。但要注意,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认定,但它的实现机制具有难度,很容易出现一些政府想干好事但结果却不好的失败案例。
所以,要强调第三个和城市IP相关的要素:资源要素的整合在实现过程中,要有高水平的、理性的供给管理。政府的管理一定要具备供给管理特征,要处理结构问题,但供给管理一定要理性,要有“度”的把握。传统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是典型的供给管理,很多结构问题的细节都要政府审批,把供给管理推到极致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非理性的。我们现在讲供给侧改革的供给管理,必然是追求理性的,尊重客观规律,进而是守正出奇的,有所作为的,把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
比如产业政策,它的实施机制必须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首先在认定支持方向以后(比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支持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有优胜劣汰的机制,要有阳光化特征和多重审计监督。比如过去已有一定经验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现在地方政府特别看重的产业引导基金,引导基金是服务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有政策就有区别对待,处理得好是顺利推行中的加分,处理不好就是设租、寻租带来乌烟瘴气局面,是失分。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应该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创意与规划,带出实践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整合,而这个整合机制如何优化是最关键的。我们要从机制创新这方面,解决好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探索与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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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适应理论视角下的特色小镇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特色的打造也是经由千百万人共同努力才实现的。为什么有些城市IP有生命力,有些IP却是死城、空城、鬼城的代表?这只能用第三代系统论,也就是复杂适应理论(CAS)来解释。所有复杂系统都是由其内在的主体,经过相互之间复杂的交织和互动,从下而上产生一个隐在的次序,这个次序在一个时间节点产生它的IP,然后产生像特色小镇这样新的经济模式。由此它具有以下规律。
特色小镇作为复杂系统是动态变化的
一个城镇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产业的发展上,它又是这一聚集区社会生活大系统的一部分。任何系统都是动态变化的,这些动态变化不仅是技术上或结构上的变化,也可能出现颠覆性、破坏性的质的变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和各色企业,适应这些变化,并从中培养出学习和协同能力,这造就了小镇特色产业的不同演化阶段。
1.0版特色小镇:小镇+一村一品。这些小镇是为周边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服务的,比如“金华火腿”、“西湖龙井”这些传统名牌产品,都是聚集在小镇加工提炼,形成集散中心。有些小镇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2.0版特色小镇:小镇+企业集群。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农民在创业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由中小企业聚集形成的小镇,甚至形成产业集群,比如纽扣小镇、袜子小镇、衬衣小镇。我国众多“袜子小镇”生产的袜子约占国际同类产品数量的50%。我在杭州当市长时,看到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杭州居然也有这样的特色小镇。以小镇为核心形成的企业集群,活力充沛,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3.0版特色小镇:小镇+旅游休闲。这类小镇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兴起。例如不少山区小镇没有引入现代工业,保留着明清留下来的IP。这些小镇就是单纯的居民聚集点,是没有产业的一个“壳”。这些非常具有特色的壳被大家喜爱并加以改造,形成了3.0版小镇,最典型的就是乌镇。所以要有确定的IP,而且这个IP是城市的。
4.0版特色小镇:小镇+新经济体。是原来没有特色的工业文明小镇重新改造,加上本世纪进入城市的新经济体,成为产业修缮、生态修复的重要载体。
特色小镇的“特色”要有深度和广度
知识经济和一般的经济最大的区别是,知识经济本身能够创造资源,不仅是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知识经济是怎么来的?强有力的IP是怎么来的?它是通过一系列颠覆原有产业后产生的新企业和城市的多样性之间相互作用,这样正向循环产生了新的产业孵化器。所以4.0版特色小镇的新产品、新结构、新创业生态等“特色”的形成,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城市所提供的各种“正外部性”协同作用、共同演化的结果。
特色小镇的IP要有深度和广度。所谓深度,就是看这个小镇是世界唯一,还是全国唯一,还是全省唯一。所谓“唯一”的等级,反映了特色和竞争力的强度。特色的广度是什么?如果一个小镇拥有多种特色,那么它的广度就比只有一种特色要好,IP就具有广度。从特色深度和广度角度思考,我们要逐步改造原来没有特色的小镇,通过产业植入升级原本特色不足的小镇。
经济社会系统具有复杂性
特色小镇作为一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它的“特色”是小镇的企业家、科技创新者和艺术家三者之间互动而涌现产生的。所以特色小镇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就是孵化器。我们可以规划出一个孵化器,但将来依靠什么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是确定的:第一,任何特色小镇必须和周边小镇有差异;第二,有新奇的发明或创意;第三,环境是绿色的,不能黑烟滚滚;第四,能够和城市周边环境互补;第五,小镇是可体验的,是可观、可游、可住的。
经济组织的复杂结构的产生因素
特色小镇作为新经济体,小镇的IP是从下而上生成的,需要内部创业者给它充分的自由度,让它对外部能够自适应,然后才有动力,有机会从下而上建造一个特色小镇。4.0版特色小镇的产业和空间的活力,源于其个体自适应所形成的“自组织性”,因而政府对小镇的管理模式,应该采取一些基本策略:激励而不取代,简政而不专权,护航而不包办,评估而不刮风。
政府评估特色小镇要遵循十大特性
传统的评估指标有GDP、财政收入、就业,但这些评估指标并不适用于特色小镇评价,政府正确评估特色小镇应遵循以下方法。
(1)自组织。好的特色小镇是由下而上生成的空间和产业组织。我在金华当书记时遇到一位小学没有毕业的农民,他当时讲,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小说里描述的、现实中没有的园林建起来。经过40年建设,他成功地把一个个园林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最新的“圆明园”投资了300亿元,逐步形成了东阳横店影视小镇。这个小镇就是从下而上自组织规划建设的典范。
东阳横店影视小镇拥有秦王宫、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明清民居博览城、华夏文化园、梦幻谷、屏岩洞府、大智禅寺等景区,是中国最大的影视体验主题公园群,集影视旅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旅游度假区。
(2)共生性。好的特色小镇能补“主城”缺陷,能发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的作用。如果小镇和城市周边的环境是同质化的,不能互补,就要失败。杭州玉皇山紧靠西湖,因为下面是皇宫不能动土,农民就在当地建了一个陶瓷市场,经营了30年,但今天到了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倒下,变成了一堆废墟。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可以利用,就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不需要打地基的园林,然后引进基金经营,共谋共策,打造成基金小镇,目前基金规模已达到一万亿元,已集聚各类基金公司和配套机构720余家,专业人才1600多名,管理资产规模突破3600亿元。
(3)多样性。多样性驱动创新性。比如,成都“鬼城”德源镇最初没有人气,当地就建设了一个双创基地,组织了一批农民,需要什么就为其增添什么,丰富了它的多样性。现在,便捷的基础设施促使之前的空心小镇成为国家中西部最大的创客基地。
(4)强联接。小镇要与目标城市形成若干“强联接”关系,有“反磁力”效应。比如成都的安仁镇是个古镇,面积不大,却聚集着35座博物馆和27座老公馆,而且把当地民间的染布、木艺、刺绣、酿酒等各种手工艺生产者聚集在一起,成为四川最大的文创基地。我认为创意产业有两种,一种是现代时尚的,一种就是古代的。
(5)集群。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在于“马赛克”。这些“马赛克”就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集群。有竞合关系的集群就有生命力,而我们现在很多工业区、经济区是杂拼起来的,企业之间没有关联,没有集群关系。
(6)开放性。中国经济一定要面向世界,要在全球的价值链里分得一杯羹,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柳市镇有100万人口,县里的农民持续40年不断创新,最终使当地成为我国最大的电器生产基地。所以,小镇的产业要高度开放,要融入到全世界的创新产业链,而且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不断延伸。柳市镇有“中国电器之都”之称,是“中国断路器生产基地”、“中国防爆电器生产基地”、“中国低压电器出口基地”。
(7)超规模性。城市有独特的IP就会成功,而不在于城市规模大小、人口多少。比如保定庞口镇,是一个农机小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300多亿元,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农机城。这个特色小镇就是基于农民大量的农机需求,基于农业现代化IP涌现出的一个小镇。
(8)微循环。微循环和长距离循环是完全不同的绿色发展模式,这种微循环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用适用的“分布式”新技术,成为绿色发展的领导者,造就绿色发展的新机会。
(9)自适应。小镇需要企业家有内在自适应的能力。我们国家在东北三省投资机器人、数控机床,现在南方涌现出一批为新一代机床进行专业生产的小镇,数控机床的产值已经超过了东三省。现场调查发现,有东北的技术人员去南方创办机器人企业。小镇可以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和自适应能力。
(10)协同涌现。好的小镇能与周边其它特色小镇形成协同合作模式,从而涌现生成“特色小镇群”的高层次结构。当年阿里巴巴上市以后,有750名中层骨干要自我创业,自主创业就要选择周边的小镇。于是在阿里巴巴总部附近涌现出一批小镇,把有志创业的人聚在一起,其中一个就是云栖小镇,小镇里创业的人都是从阿里跳槽出来的。这种协同创新的成果很显著,杭州市的经济后来居上,超过了宁波。如果小镇单枪匹马,从上而下的划定IP,就可能失败。只有内部涌现的协同才有生命力。
总之,用CAS理论对“好的小镇”、“差的小镇”进行分类,体现在十大特征上的差别就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一方面IP很重要,但我们还要区分IP的优劣,要清楚其产生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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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结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城市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是人类创新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紧缺、文化缺失等问题。如何提高城市发展水平,提升城市资源价值,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美好,让人类城市文明更好地传承发展,这是城市运营的核心问题,也是城市运营的终极目标。
为探讨新时代我国城市运营的创新路径,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的联合指导下,“2017中国城市运营论坛”近期在京举办。本次论坛以“城市IP——面向未来的城市创新之路”为主题,众多城镇建设和城市运营领域的嘉宾,就“城市IP”与“创意设计”、“特色小镇”、“湾区经济”等主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共同为中国城市运营事业发展献计献策。
什么是城市IP?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指出,城市IP是城市精神灵魂,是城市内涵的集中表达,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层面的东西。发掘城市IP、树立城市IP、提升城市IP,有利于探索城市的活力起源,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也将为城市运营投资指明方向。
中国城市运营联盟理事长林竹表示,城市IP是关于城市特定价值提升的创意,以及在实现创意的过程中各种要素资源整合的过程。城市创新的结果就是城市IP培育和孵化得到充分的发酵,城市的灵魂得到塑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构筑。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法则是中国绿色城市最大的IP。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看来,地域性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文化决定了城市的内涵和品位,而时代则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和发展,这就是城市的IP。未来的城市发展要打造属于自己城市的精神。
2017年1月,中信基金会联合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中信PPP联合体、中国建筑、中银投资、华晟基金等50多家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城市运营联盟”。该联盟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为参与新型城镇化实践的各类市场主体搭建一个专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源共享协同平台,以促进中国城市IP创新孵化器的发育和产业金融资源的整合,推动城市运营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过去完全依靠政府资金和平台的老路,改变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同时吸纳社会资本的新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业内专家指出,面向未来,城市群建设、粤港澳湾区建设、区域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特色小镇培育,都将成为我国城市运营的战略重点。
目前,城市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主流趋势。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规划中,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等九个城市,将与香港、澳门共同构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珠三角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城市群IP的升级。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样板,必须优化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格局,政府要在政策、机制、投入方面予以保障,通过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七大要素,凸显中国特色,要做到联动开放、区域协调、务实创新。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色小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设特色小镇,已经成为全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中的热潮。目前特色小镇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融资、产业落地、政策不明朗和体制人才滞后等。打造特色小镇应重点提升资源分析把控、顶层设计、产业培育、产业金融结合以及运营管理五项能力,取得长远收益、产业收益、制度收益和精神文化收益。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征程呼唤新智慧。在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之际,不断探索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不断丰富城市运营的商业模式和理论体系,可谓正当其时。让我们紧紧抓住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重要机遇,共同打造中国城市发展新的引擎,共同开创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严明党的纪律,严厉惩治腐败,形成反腐败压倒性态势,赢得了党心民心,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兴,经济兴,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金融反腐败。
关键词:金融反腐败 表现形式 原因分析 巡视监督 风险
全球化金融发展背景下金融腐败的危害性
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跨金融行业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金融领域及金融产品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同时,跨国界的金融集团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也日渐明朗。在此形势下,因腐败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形成更广范围的危害,而以往在一个市场、一个领域或一个国家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和国界出现,危机处理难度大大增加。金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
金融腐败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数十年的筚路蓝缕,我国现代化金融体系已经建立,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但是,金融领域无处不在的利益诱惑也导致一批批金融蛀虫出现,滋生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腐败行为。“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金融腐败将广泛冲击我国经济系统稳定健康。
第一,金融腐败往往涉及金额巨大,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严重。不同于其他领域,金融体系直接履行经济资源管理、传导与分配职能。金融体系各业务环节潜藏的巨大利益诱惑,有可能驱使腐败分子寻找暗箱操作空间和权力寻租途径。这些内在特性导致金融腐败涉案金额居高不下,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第二,金融腐败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蚀监管体系。除了单个案件损失巨大外,金融腐败更具备了链条化、区域化、行业化特征,并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容易沿着业务链条进行传染,进而在特定行业集中爆发,从而扩大其危害性,致使相应行业市场秩序被扰乱,并通过利益输送侵蚀监管体系。2013年至今的债市反腐成果显示,债券市场的腐败已形成多种专业化操作模式。比如先设立丙类账户,然后通过过桥、代持等手段隐藏真正的交易对手,实现利益输送;或者以分级产品和私募产品为媒介,实现更大额度利益转移。这些模式串联起了一个个绵长的腐败链条,不仅导致一些从业人员和监管干部接连被拉下水,更严重破坏了债券行业运作机制的效率与公平,阻碍债市有序发展。
第三,金融腐败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和转型进程。目前有一种有害论调,认为“金融反腐影响了经济增长”、“适当容忍腐败有利于经济复苏”等等,这是极其荒谬的。无论基于理论还是现实,金融腐败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无论是短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是中长期产业政策,都需要高效的金融市场作为政策信号传导途径,需要适当的金融工具作为调控手段。金融腐败必定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减弱宏观政策工具调控效果,进而阻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第四,金融腐败危害总体国家安全。金融腐败既具有一般腐败行为的破坏性,损害社会规则的公正性,它对经济金融秩序具有范围更广的破坏性,甚至危及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进而危及总体国家安全。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金融腐败可能在全球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
随着全球区域性金融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一国金融腐败也成为区域经济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在金融腐败催化下,一国金融市场内部风险将迅速积累、膨胀,同时为外部投机者提供可乘之机,最终酿成波及多国的区域性金融危机。1997-1999年,一场以货币急速贬值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对亚洲各国造成了严重损失。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梳理出金融腐败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的作用机理:
第一,金融腐败破坏金融市场功能,严重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在金融腐败影响下,金融资源被大量配置到由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行业。这不仅使得大量中小型企业缺少信贷资金、难以正常发展,同时也使得部分低效率、低利润企业得以畸形发展,导致产能过剩和杠杆水平过高。
第二,金融腐败助长奢侈性消费,经济呈现虚假繁荣。通过权钱交易,金融腐败的参与者瓜分了大量国家利益和社会财富,进而用于追求奢侈性、炫耀性高消费。
第三,金融腐败导致监管薄弱,金融风险加速积累。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印尼、泰国、韩国等金融体系腐败问题呈蔓延趋势,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官商勾结等行为屡禁不绝。这一情况整体弱化了监管系统效能,导致风险防范措施形同虚设、错漏百出,加速了危机到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腐败风险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大幅推进,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至关重要、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但如果防范意识薄弱,在全球化背景下容易产生新型腐败风险。
第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持续加大。“十二五”时期,我国证券期货行业的双向开放渠道不断丰富,机制不断优化。沪港通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简称“沪港通”)顺利开通,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OFLL)制度正式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LL和)RQFII税收政策得以完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获许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设立专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截至2017年3月末,中国已批准QFII投资额度902.64亿美元,涉及境外机构近300家,批准RQFII额度合计5414.04亿元,涉及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简称“深港通”)正式开通,进一步为跨境投资者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沪伦通”和“沪巴通”也已提上议程,未来有望实现中国股市与英国、法国股市互联互通。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近年来,随着金融基础设施与配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已合理布局并成功构建。
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在中国金融体系不断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首先,外部风险的冲击增加了监管难度。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增大外部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显著加大了了中国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随着汇率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力增强,短期资本流动足以冲击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因此,外部冲击与国内金融机构风险、市场风险、实体经济风险等彼此交织、相互传染,局部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断提升。
其次,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监管问题也呈现出国际化、复杂化趋势。单一国家难以在全球性问题前独善其身,跨国跨地区金融监管成为大势所趋。如何有效参与全球性金融监管合作,成为中国金融监管的新挑战。在全球经济弱复苏乱局下,国际资本的快进快出成为常态,仅仅监控境内金融活动不足以防范金融危机,各国还需要通过监管合作,加强对国际游资的整体监控。在跨国金融业务蓬勃增长、国际金融体系愈益复杂的情况下,只有加强监管信息的交流沟通,各国才能准确判断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态势,对负面冲击及时作出适当反应。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机制尚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备,更需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借鉴和吸收国际经验,以防范金融创新中的潜在风险。
最后,除了主动攻克以上难点外,新形势下我国监管部门还需要不断防范自身监管漏洞,杜绝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可乘之机。历史上,国际投机资本捕捉监管漏洞、扰乱一国金融秩序的教训屡见不鲜。在1992年“英镑危机”中,索罗斯抓住了欧洲汇率机制的非合理性,利用金融杠杆大举做空英镑,从中获利逾10亿美元。为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中国货币部门正在进一步增强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建立和健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有效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买卖、转移外汇资金活动。而这些举措都需要廉洁的监管队伍、严明的纪律作风和高效的监管机制才能实现。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金融反腐
数据是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大数据时代来临前,数据使用就受到重视。保险业堪称是这个世界上的大数据始祖,因为在“大数据”这个名词还没流行之前,保险业早已使用大量数据进行建构和评价风险。也有学者认为,数据治国“是指要凭借对数据的有效收集、处理和分析来治理国家,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
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目的是要通过促进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据强国,释放技术红利、制度红利和创新红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强金融系统反腐工作,要善于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理解数据、运用数据,打造“数字化”反腐铁笼,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块数据理论强调,权力数据化和数据权力化是未来政府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内容,依托大数据实现政府行政流程的再造以及制度安排的优化,是廉洁政府建设的要义。在大数据时代,企业或个人关联交易行为信息已被多维度记录下来,而人脑已无法处理、收集和利用这么庞大的数据,必须运用基因图谱技术,通过对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行为轨迹分析,发现金融风险和腐败行为特征。要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建立金融业云计算、大数据应用技术规范。尤其要加快开发金融主导下的全方位大数据反腐系统,建立“照镜”计划,从“资金异动、账户异动、资产异动”入手,完善金融反腐信息情报系统,为预防金融腐败提供助力,增强金融监管干部和从业人员自我约束意识。
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
企业或个人经济行为的表现根植于其关联关系,而关联关系就像DNA(脱氧核糖核酸)一样,其特征决定了企业或个人未来行为,并最终演化为不同的关联风险。通过对风险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和预警金融风险和腐败行为。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通过鉴定企业经济行为[①],测定行为特征表现,找出与其有相同特征的交易对手,然后用图示方式表达出来。即以企业和个人作为单个节点,在每个节点上标注其经济交易行为数据和时间窗口,通过复杂网络算法和决策引擎技术,计算出企业关联关系基因图谱,再对每个关联群的活动轨迹进行定量分析,得出金融风险的类型和程度。
企业经营是由人操控的,企业风险由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组成。对错综复杂的企业关联关系进行分析,实质是分析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在企业投资网络中,复杂的自然人多处投资、多家公司兼职、多层次隐性控制,实际上表现为人的行为风险。如对企业和个人的电话、地址、家族关系关联分析,可以清晰得出人的经济活动轨迹,再通过对这些轨迹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证券市场有“三敏感”的说法,即敏感人、敏感信息、敏感账户。只要证明嫌疑人的特定身份属于敏感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其账户有敏感异常交易行为等基本事实,嫌疑人无正当理由或正当信息来源,就可认定构成内幕交易。在大数据监测系统下,这样的内幕交易就有了突破口。
大数据金融腐败预警框架
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及社会危害极大。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多重控制的复杂经济网络、跨区域多领域运营等因素,使得互联网金融、新金融业态下的腐败风险与欺诈风险极为隐蔽。仅依靠传统监管方法,根据因果关系、逻辑演绎等手段,无法快速达到识别异常风险起源、规模、传导机制及事前预警的目的。
大数据金融反腐,采用多元异构、跨域关联,基于全量数据,利用关联图谱技术,通过股权控制、高管关系、资金往来、社交信息等,可以描绘目标企业、法人的社会经济利益网络拓扑图。同时,通过多维度标记拓扑图各节点涉诉信息、舆情信息、行政处罚等诚信黑名单数据,把握结构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违约风险,实现图谱可视化,可以量化、模拟、演绎金融反腐中的多种风险(如内幕交易、洗钱、利益输送、非法集资、涉毒涉恐等)。不同时点企业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不同,通过大数据动态实时监测,可以描绘监测目标的风险状态,高维度俯视风险起源、传导、爆发、处置的全流程。
具体来说,大数据金融反腐创新应用的框架如下:一是梳理金融反腐领域中的痛点、难点;二是集成监管要求及重要风险领域的多维数据;三是通过计算机学习风险事件的数据特征,建立黑白名单训练集;四是通过统计金融经济专业技术,结合机器学习建立风险监控模型;五是定性、定量化输出风险监控结果;六是结合监管流程,建立反腐风险识别、追踪、监管、处置、预警一体化的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充分运用计算机爬虫技术、图计算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学习技术、行为特征抽取及预测技术、大数据集成分类聚类脱敏清洗挖掘融合技术、三维自动交叉验证技术、大数据处理建模技术和算法技术、预报预测预警技术、在线监控技术、大数据可视化技术、交互技术、黑箱处理技术、仿真技术、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信息结构化技术、隐含信息可视化技术等手段,为金融反腐提供帮助。
建设金融腐败预警核心指标体系
一是建立舆情联动监控指标。通过对每日舆情信息分析,设计出金融机构经营异常行为指标,运用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实时进行关联分析,对于超过指标阈值的机构进行预警。
二是建立线索追踪模型及处置机制。对于获取的案件举报线索,包括自然人、法人、事件和行为信息,从事件和行为信息中提取自然人、法人数据,以自然人、法人为核心,通过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整合民政、户籍、社交网络、舆情、投资关系、管理关系、重大经营活动、通话记录、出入境等数据,建立被举报自然人或法人的分项关联图谱,交叉确认,建立灰度值阈值模型,对于超过指标阈值的进行预警,为人工定性确认提供更多线索和灰名单。实行反腐监管要素数据全覆盖,构建全面的工商、关联方、诉讼、税务、社保、民政、专利、产权、招聘、招中标、社交、交易流水数据库等,为企业、个人实时画像、识别腐败、欺诈风险提供大数据监测预警分析平台。利用机器学习异常风险事件,抽取金融腐败特征行为,快速捕捉核心控制人、核心关联人、核心企业,分析违法违规企业股权关系、风险网络节点、异常流水特征和资金端与资产端错配,以及高管代持、司法事件、广告舆情、资本市场交易等。通过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多维度、快速高效、交叉核验,实现金融反腐反欺诈监测预警功能。
三是建立识别高危企业的监控指标。运用大数据基因图谱技术,建立一套识别金融风险高危企业指标,通过对高危企业风险监控追溯到与其交易的金融机构。
四是建立金融招标采购腐败预警指标。财务数据可以造假,公开招标、投标信息则让企业间重大商品交易关系无所遁形。通过整合多个招中标网站数据,运用算法挖掘招中标关联关系,迅速识别交易路径,对于偏离路径的金融机构给予及时预警。
利用“区块链”等金融科技领域新技术
近年来,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趋势,合理利用这些技术可成为重要的反腐利器。例如,金融科技已受到关注。金融科技是“金融”和“科技”的高度融合,涉及支付清算、电子货币、网络借贷、区块链、众筹等领域。据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每分钟大约会有100万笔交易进行支付。金融科技的未来取决于五大游戏规则,即客户体验、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资料货币化、加密技术以及法规修订的改变。在高度变化的环境中,上述每一项对金融业的未来都举足轻重,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深,目前还不可预测。
当前,金融科技领域最前沿的技术之一——区块链技术,引起了各国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当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日益普及时,金融调控的组织架构将面临一轮深刻的调整”。[②]
区块链是一个由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构成的弱中心化数据库,任何发生在区块链网络上的交易均会以约定的算法记录到系统上。通过网络共识算法,每笔基于区块链交易的新信息都会向全网广播,并经各个节点逐一确认、保存,将收到的交易信息形成新区块,确保区块链系统信息不可篡改、无法作假、可以追溯。[③]
概括起来,区块链有四大技术特征:一是去中心化,精髓是不允许出现不受约束的权力;二是分布式账本,目的是让谁都说了算、谁说了都不算;三是智能合约,核心是构建一套网上的规则和法律,把不守信、违约的人,以至于将来所谓不受管理的“超级机器”扔进虚拟世界的“监狱”,让他们失去在互联网上存在的价值和自由;四是不可篡改的时间戳,既能把道德、规则和法律植入人脑,也能植入机器,做到可追溯、可信任,让网络空间的道德、规则和法律有一个可证明的载体。
同时,节点在验证时盖上时间戳,提供交易时间证明,保证同笔交易的唯一性。区块链就是根据时间顺序相连接的区块构成的完整交易信息链条。2015年以来,部分国际化大型金融机构开始积极探索应用区块链技术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改造升级。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区块链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已经意识到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性,并在相关领域开展应用研究。2017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已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深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影响,切实做好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指引。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供应链金融是指利用融资和风险缓释的措施和技术,对供应链流程和交易中营运资本的管理和流动性投资资金的使用进行优化。由于供应链金融具有参与方多、贸易链长的特点,所以供应链金融风控的重点在于贸易的真实性,及上下游企业整体的信用评估。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任性、透明性以及基于时间戳的可追溯性提供的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将有效缩短现金周转周期,降低交易失败成本,并且通过组建区块链网络,供应链上所有交易被记录在链条上的公共区块中,各方都可以确认交易的真实性,避免中心机构的垄断。
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无法作假、可以追溯”的特点,若能合理利用,对抑制腐败、打击腐败将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当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于支付后,支付信息在区块链系统上的完整记录,保证交易信息可以追溯,可以实时统计资金的流向和用途,准确追踪交易信息;二是运用区块链系统可以提升金融机构内控水平,实现数据实时监控,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三是可以实现永久保存监管记录和审计痕迹,能够马上识别任何细微的造假,为监管和审计等提供便利,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内控和内审能力。
总而言之,在大数据等新技术助力下,金融反腐将是整个反腐败工作中最容易实现控制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率先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目前,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已经进入深水区,并有望率先取得成绩,摸索出规律,积累好的经验,为其他领域反腐败工作提供借鉴。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作过多次指示。他要求新闻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要立足时代特点,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推动两类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
2017年11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座谈会”,20余位来自新闻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资深专家学者到会参加了研讨。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和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 历经24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艰难、辉煌、曲折、改天换地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我们就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理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得到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我党历史的传承,经过了努力的探索,来之不易。“中国特色”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习近平同志把中国以往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教训作了高度的总结。“新时代”来自于党和人民长期的实践,它是在实践和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扭转局面、矫正方向。正如王岐山同志一次在湖南主持巡察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经过五年的砥砺前行,形成现在的大好局面。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前不久,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4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十九大前后我们开了几次会,探讨“中国学派”问题。党在各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早已奠定了中国学派的根基。毛泽东就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邓小平则是开拓者,他努力推进中国学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进展。至习近平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我们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出最大的努力,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孔丹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中国特色新闻学也不只是研究中国特殊性的新闻学。我们要研究中国和世界,但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界出现西化倾向,学术界的一些人不但被别人矮化,而且自我矮化、自卑。我们既不要矮化自己,也不要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一套理论拿来做框架。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基于自己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新闻学界的各位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对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新闻学理论领域里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学派。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明显。到会专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新闻学的中国学派,其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社会主义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以中国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新闻学,解释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工作。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认为,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既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包含本国和国外新闻学界的理论贡献;既吸收西方新闻学值得借鉴的东西,也坚持中国新闻业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具有一些各国普适的要素,包括:
新闻本体(新闻是什么):陆定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要据实报道,充分体现真实性,新闻又是按特定要求对事实所做的反映。
新闻特质:新闻区别于文学艺术,它的功能是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好的报道选取的事实应具有较高新闻价值,避免令人生厌的生硬说教,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形成和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
媒体经营: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闻管理: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需要有新闻法治,也要有新闻伦理。
中国的新闻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同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将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和舆论引导有效,把握好“时、度、效”;正确处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既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精华,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不断丰富发展的新鲜内容融合其中。
关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源流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从中国有新闻学的时候就开始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特色新闻学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方面。新闻传播事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核心价值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新闻学包含着古代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传承、近代引进的新闻事业的影响、本土新闻业诞生过程中的时代烙印、苏联党性新闻理念的植入,本土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对新闻学的实践和诠释。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真实、客观”等新闻学核心概念,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和排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新闻业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沟通,议政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实践,商业报纸虽然兴起,但是政论报纸和政党报纸依然是报纸的主流。教化是媒介功能的核心。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认为,当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所以要把社会动员、凝心聚力放在第一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既不能让这种政治属性取代新闻的真实客观性,也不能以新闻的专业性为借口,脱离政治。
必须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划清界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的设想,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宣部提出的,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与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对西方传播学(被称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产生冲击的回应,带有很强的战斗性。
部分学者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目前最大的学术对手,就是甚嚣尘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流行思维对新闻界影响很大,大多数青年记者与其说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新闻专业主义。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指出:新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新闻理论已被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这成了不容否决的范式。他们排斥和打压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讨论,声讨针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文章。尽管批评的语言看似温和客观,实际上很霸道、极端。
只从特殊性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远远不够,必须反思整套西方建制下的学术思想。中国特色绝不是简单的强调特殊性,否则中国的特殊性就缺少正义、平等的价值关怀。西方的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模式、市民社会的法权关系,都是建立在文明等级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所谓普遍模式,其实存在极大的等级关系和歧视关系。不从正面和西方新闻理论交锋,不清算这种霸道的学风,中国特色新闻学就不可能确立。
中国新闻学的原则和实践不同于西方新闻学
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借用这个说法,我曾提出,如果原来从国际共运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看山是山”阶段,改革开放后通过理想化了的西方新闻理论来看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就是“看山不是山”的过程,那么,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新闻学,是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
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和自由主义精英的傲慢和脱离民众的情况已暴露无疑。从西方的批判传播学者(例如乔姆斯基和麦克切斯尼)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已经被批判得很充分。
在新时代重构中国新闻学体系,一方面要重新梳理和认识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继承其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批判新闻学、尤其是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这包括对媒体的垄断资本拥有和控制、媒体商业化的反民主倾向、以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英倾向的批判。
但是,西方批判新闻学也有自己的盲点。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新闻学体系时,需要克服的。
第一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盲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框架内,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媒体是“看门狗”,必须对政府进行监督;在批判学者那里,西方国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随着福利社会的消解,西方国家政权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性质更加明显,西方批判学者的分析更无法超越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中国国家的性质不同,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来构建中国新闻学。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前提下,重新确立新闻“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第二是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盲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性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宪法把工农联盟当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今天,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后,国家把振兴乡村提到了战略高度,探索中国道路意味需着重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回到延安传统,与乡土中国紧密连接,这不是任何西方理论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仅体现在新闻内容上,还要体现在新闻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比如,中国传统的传播智慧讲究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与西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许多教条不同,而穆青等人的新闻实践就充分体现了情理结合的中国传播观念。
张垒认为,中国的新闻业实践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没有被纳入“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框架中。例如典型报道、主题报道,甚至记者和被报道对象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例如《齐鲁晚报》记者张刚在做社区新闻时,真正参与了整个社区的治理。他们和人民的联系,与那种号称独立自主的西方媒体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新闻实践总结出来。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要到实际中去,要深入具体的人群。构建中国学派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找到真实的逻辑和真实的本质。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说,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欢迎各国记者在中国多走多看,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这反映了积极清朗的舆论态度,体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一致性。和西方新闻学不同,我们是全面积极的真实观,不需要溢美之词,只要客观有益,就是好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基于中国的实践,构建中国的话语,既要能与世界沟通,又要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新闻传播学
吴玫(澳门大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说:西方新闻绝不是所宣扬的那么客观、自由、公正。美国将自己包装成这样的形象,被很多中国学者接受并崇拜。
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第一,以信仰或信念挂帅,以改变人的思维为目标,这是来自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所有的传播都根据信仰来编排,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是“专制体制”,新闻和故事就根据这样的思维框架来编写。第二,市场经济中,社会的运作基础是商品营销,营销广告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第三,每年的政治选举通过大规模的新闻传播和基层运作,控制了人的政治生活。第四,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以心理学为基础,包容部分社会学内容。现在(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发展,控制了人们的社交范畴,编制了一个非常大的符号网络,任何思维、解读都在这张网中,不管事实怎样,人们总是会受到其中一些信念和概念的影响。
要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跳出这张编织的符号大网。新闻学是一个意识形态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也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学科,它由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体系和协同运作规律支撑。如何进行意识改造、如何进行入脑入心的运作,美国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要以实践为基础,做更多探索。
徐长银(原新华社参编部副主任、《参考消息》原副总编)指出了西方新闻报道的虚伪一面。他说,新闻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以事实为依据,这对记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西方媒体也有假新闻,即利用新闻渠道传播谣言。
新闻报道要为政治服务,中国是这样,西方媒体同样如此。美国新闻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或者说政治立场意识非常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意识形态偏见。
例如1993年江泽民访美,与克林顿会晤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了,然而第二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刊登了美联社的同一张照片,其中克林顿的表情非常严肃。而国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刊登的照片中,两人的神情很融洽。这分明是美国新闻当局在操纵。又如国内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内听证会抨击中国产品大量进口损害了美国产业的利益,而实际上在听证会作证的,进口商和生产商各占一半,而进口商是不主张控制从中国进口的。可是美国媒体从来不提进口商的态度和意见,这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选择性。
美国对新闻的封锁也有很多例子。1993年10月,美国在索马里的一次军事行动中18名士兵被打死,两架直升机被击落,美国电视台反复播放索马里首都民众拖着美国兵的尸体在街上游行的镜头,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为什么当地民众那么恨美国兵?后来据一些小媒体透露,美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打死300多名当地百姓,打伤700余人,其中多数是平民;一年后英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又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屠杀平民上千人。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这次行动。然而美国媒体对此只字未提,西方媒体对这个消息封锁了一年之久。可见,美国对新闻的管理也很严格,美国媒体绝对不是国内某些人想象得那样客观、公正、自由。
中国新闻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一个支撑性学科之一,这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对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直接的教育指导作用。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专家们指出,目前的中国新闻学处于弱势的位置,还远未起到支撑性学科的作用。
一是新闻的发展落后于国家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国家形象问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成长了,但是新闻的发展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我们国家的形象一直树立不起来。
二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必须承认,中国的新闻理论落后于西方理论,我们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完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教学总是停留在口号化、简单化、片断化状态。所以至今许多人仍死抱着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放。当代新媒体兴起,新旧媒体融合出现许多新形式和新问题,但是理论没有跟上,甚至有的新闻理论课的教材始终都没有更新。
尽管多数高校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但很多课程的设置更像是应付任务,有的就是基础理论教育,而且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
信息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博弈
互联网时代对舆论引导的挑战
丁柏铨指出,当代互联网成为创新驱动的先导力量,国际社会中互相影响和渗透。新闻生产平台、生产者和受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媒体加盟新闻传播,官媒、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加入新闻生产,使用自媒体的人可以随时披露信息、发表意见。网上情绪化意见盛行,可能形成舆情大潮,给舆论引导带来很大困难。新闻受众的眼界也比过去更开阔,要求更高。传统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和深度挖掘新闻。
新媒体崛起和新旧媒体融合博弈的问题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必须面对中国实践,需要解决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等问题。
一是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十八大以来的新闻改革,试图推动媒体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而BAT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媒体陷入断崖式下跌状态。BAT是垄断性平台,通过资本运作推动新旧媒体的融合,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不使主流话语权旁落,我们鼓励传统媒体投入更多资金打造自己的平台。然而这无异于“以己之短搏彼之长”。例如某主流报纸官网,上市5年来,不论硬件软件,和门户网站的技术差距依然明显,新闻生产的压力不减,经营情况也不乐观,三大主营业务中“广告宣传”和“移动增值”都在下降,只有信息(舆情)服务费上升,舆情分析的主要用户还是政府。由国家资本建立的网站,其生存靠政府买单,这样的市场化模式究竟带来何种经济政治效益?
二是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
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和“舆情市场化”不是一回事。现在官方网站作为第三方,政府购买舆情分析、靠舆情修复解决问题,恰恰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舆情产业”还催生了一大批市场化的“舆情分析师”(据统计,2013年全国大约有200余万),其资质认定和分析方式参差不齐,主要靠行业自律规范。他们的报告递交给政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判断形成误导。
媒体所有权和市场化经营的广告权问题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认为,当前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平台问题和激励问题。
媒体属于谁?西方媒体理论认为媒体必须是私有的,它们这个理论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反抗压迫教会压迫而产生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今天美国媒体虽然是私有的,但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它沿用了当时教会的宣传方法,本质上是资本的公共媒体。
中国的媒体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媒姓党,这是对媒体所有权属性的明确主张。应该明确,网络媒体也是媒体,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而我们网络平台的现实情况是,无论“中央厨房”还是网络媒体,使用的都是别人的资本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乌镇互联网峰会上强调互联网主权。没有平台的所有权,如何实现互联网主权?
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经地义,媒体私有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对所有国家是否“民主”的评判标准也是专断的——媒体是否开放、是否自由、是否准许西方资本进入。而我们要认真考虑中国媒体所有权的形态问题。要对媒体所有权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多出正能量作品。如何落实?如果拍一个正能量剧,谁出钱?目前媒体的生存主要依靠广告,传统媒体不如网络媒体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的广告额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的广告额。但中国如此大的广告市场,前四位广告代理商都是外国公司,总份额在70%以上。换句话说,媒体的指挥棒在外国资本手里。
目前网络媒体的价值已经超过传统媒体。要吸取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收视率被资本操控的教训,对于网络公司的数据、对于传播效果的评价,一定要由独立第三方操作。核心问题是要隔离或减弱资本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可能的融合方式
吕新雨提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可考虑以下可能的方式。
第一,参照欧洲收取部分票房收入扶植电影的方法,国家向新媒体社交平台统一核收新闻生产视听税,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商)。如果传统媒体跟平台逐一谈判,单个媒体很难具备同等的谈判能力,中小媒体不具备谈判资格,且会因为版权原因导致内容传播受限和独占,与新闻的公共性冲突。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在地性,是媒体生态多元化的前提。要保证这两个性质不被扭曲,必须避免恶性竞争,这只能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
第二,网络社交媒体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现在广告经营权完全被社交媒体平台垄断,只有强制社交平台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按比例回馈平台,才可以维护公平,克服平台对广告的绝对垄断。
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是旁观者或者被动的受众,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只有使用者和生产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才是改革体现公共性的时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既然是优势互补,两方面都不应该以己之短搏彼之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构建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改革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试错要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定,路径需要调试,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并驾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如何体现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进
关于新闻学的教学,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传播学纳入社会学、心理学、商学等社会科学序列,成立服务于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需要的传播学院。新闻学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培养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新闻舆论人才。传播学与新闻学可以有所交叉,但各自的学科地位必须清晰明确。
第二,新闻教育要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系统目前实行的是一套西化的评价体制,以能否在美国期刊发表英文论文为标准。而新闻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胡钰建议,在教学中要坚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科学方法,培育学生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走出中国,看看亚非拉国家,让他们看到中外发展程度的比较,看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核心是要解决学界自信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有充分信心。
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认为,要做好学科基础工作,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三个方面,深入阐释学理,论证它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作用。这一学科应该是统领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要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舆论学和宣传学领域。我党在宣传方面曾经很有研究,但宣传在西方是贬义的,西方传播学引进后,宣传学研究陷于停滞,目前国内研究宣传领域的人很少,亟待拓展。
李铁铮(北京林业大学绿色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大学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培训、座谈会等,动员更多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投身学科建设。今年夏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会”,培训效果很好。要发挥好新闻学专家的作用,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学术权和建议权。任何真理的传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同观点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旗帜鲜明,对模糊认识做好说服和阐释的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和壮大队伍。
大学应该成为传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前沿阵地。这一学科正处于创建阶段,传播是渐进的、动态式的,要加强与教育、宣传部门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让中国特色新闻学进讲座、进课堂、进教材。要用好期刊、书报、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
(编辑 碣石)
2017年9月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讨会。来自各有关单位的代表,围绕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若干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服务“一带一路”意义重大
习总书记指出,民间社会组织是各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使民间组织参与国际活动成为树立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聚焦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国别、重大项目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这还不够。需要发挥好国内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与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弥补政府力量难以触及的领域,综合体现国家力量。应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和企业合作,助力企业海外投资,实现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参会专家认为,民心相通是建设项目实施的前提,意义重大,而社会组织在促进民心相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是沿线国家政府间合作的重要补充;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和企业形成合力,协助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国际上和沿线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争议,有各种解读。“一带一路”建设要践行普惠发展的价值观,需要促进各国社会之间的真情交流,增信释疑,促进构建沿线国家间共同的普惠价值观,增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可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舆论引导工作,社会公益组织可以降低舆论宣传的敏感性,增加亲和力和可信度,可能起的作用、发挥的效力会更好。
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差异、社会舆情差异、对中国国际化期盼的差异等方面的挑战。海外项目建设,除了要拿出有竞争力的方案投标,必须兼顾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让东道国的当地人民了解项目开发对当地发展的好处,赢得项目首先是赢得民心。中信建设在缅甸投资中设立“乡村公益基金”,帮助当地村民致富,取得了村民对项目的理解和支持。中电建在老挝的水电开发项目,通过与当地各层人士协商,调整规划之后,消除了社会的反对声音。在项目开发中要培养当地人才,借助当地雇员,了解民情,获得当地社会理解,并且培训当地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同时积极参与东道国在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事业。海外公益事业既要做实事,也要重视宣传,要和当地媒体及国外NGO打交道,消除他们的偏见和恶意宣传,要主动与当地社会各界广泛协商。
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实践看,民心相通是短板,也是制约。该区域存在复杂的历史问题,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社会组织的影响力比较大,已经成为其他势力实施干预的主要方式,比如中国在缅投资的密松、皎漂等项目遭遇的问题,都反映出发挥社会组织推动民心相通作用的重要性。“孟、印、缅”对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扶贫等领域的合作有很高的呼声。社会组织如何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等相互衔接和呼应,是走廊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要能走出去、扎下根、待得住,需要建立能够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力量的长效机制。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介绍,该基金会与中石油、徐工集团、苏宁、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开展海外公益项目,对塑造中资企业乃至中国正面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民间组织“走出去”可以跟着企业走,跟着项目走,成为宣传队、播种机。“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国际性的群众路线。政府和企业也可以将一些专业事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实施。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当前国际上人道主义灾难频发,需要各国政府间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的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如我国参加尼泊尔地震救援中,我方从信息共享、后勤保障、资金支持各方面进行支援,有关社会组织与企业、当地社会、政府之间进行了全面互动。灾后青基会在当地建设了中尼希望小学,扶贫基金会在尼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及壹基金不定向资助救助儿童会,爱德基金会借助网络ACT深入开展行动。
亟需应对的挑战
中联部已设立中国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协调管理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民间外交工作的机制建设。商务部设立了南南合作基金。专家建议,可参照美国国际开发署经验,加强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支持,服务于海外合作项目的开发,将社会组织纳入支持范围。
到会专家认为,要发挥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作用,需要面对如下挑战:
一是缺乏明确的实施目标。就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目标而言,构建命运共同体是民心相通的长期和根本目标;从短期看,营造良好的民意氛围,改善投资环境,是民心相通的当务之急。目前人文交流还未进入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层面,在短期目标方面,相关活动还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走出去”也缺乏明确目标。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海外活动主要集中在扶贫、公益慈善等少数领域,较为零散、随机、偶发,缺乏整体和长远布局,未能积极服务于我国在东道国的整体和长期利益。
二是缺乏统筹规划。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指出,目前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尚缺少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总体考虑和设计。“一带一路”规划中确定人文交流的八大领域,基本是按部门领域各自独立推进,难以形成合力,影响整体收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仍然缺乏总体规划。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企业在开展民心相通项目时难以得到有力支援。一些代表反映,“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缺乏与专业化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和战略,缺乏资源的整合协同。大部分企业履行海外社会责任得不到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也未将社会组织纳入其中,社会组织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
三是缺乏实施主体。目前,在境外实际实施公益民生项目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但由于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同于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化程度也远不如后者,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国内的社会公益组织虽然已运行多年,涌现了一些具备群众基础和专业背景的实体,但“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仍然整体落后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中联部中国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协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俞小萱指出,当前有能力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社会组织多为体制内组织,普遍存在着“官味”比较浓、缺指导、能力弱、规模小等问题。目前,全国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约67万家,但只有300多家有能力参与国际活动,而其中只有100多家算是活跃的。全球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社会组织有4500多家,但中国大陆只有36家。中国的社会组织涉外交往起步比较晚,绝大多数在海外处于“四无”状态(无常设机构、无常驻人员、无稳定经费、无稳定项目),相较于发达国家的NGO有很大差距。
制约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原因主要是:(1)资金短缺。相比国内项目,社会组织海外项目的捐赠来源比较单一,目前主要依靠少数海外中资企业。从国际实践来看,政府海外援助资金(ODA)是NGO海外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2)人才短缺。在海外开展项目,需要社会组织的海外工作人员外语好,熟悉受援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受援国的文化风俗,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海外项目管理能力。但由于起步晚,加上政策法规限制,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人才匮乏,在海外运作的经验不足。
四是缺乏制度保障。当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存在很多制度障碍。例如,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缺乏法律依据;海外运作项目的实际行政成本较高,往往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比例限制;社会组织向境外捐赠或到海外开展活动时,面临通关、税收、外汇、法律等一系列困难;缺乏相关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
对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都要弘扬丝路精神,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布局,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整合各方资源,用价值观、用中国的理念去推动民心相通。
一是明确目标设定。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前副巡视员林大建指出,我们讨论或推动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不是单纯着眼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国际化,而是要发挥它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当前,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风险,一些合作项目搁浅或出现波折的背后是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单靠政府外交或企业自身,都不足以保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和项目安全,这就需要推动和培育社会组织有所作为。应以服从于我国在东道国的战略利益、总体利益、长期利益为根本目标,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相关海外公益项目。
二是完善顶层设计。孔丹认为,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从整体上对推动社会组织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力企业“走出去”进行部署安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建议,成立类似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机构,在海外积极布点,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当地环境。中电建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陈观福建议,要制定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立体式的布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建议,成立中国的“国际开发署”专门负责社会组织“走出去”,将商务部对外援助的职能纳入其中,确定优先援助领域、重点援助地区、项目类型和资助比例、资助方法等具体规则。这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与NGO合作的管理成本,还可以集中信息和资源、统一规划对NGO的资助方案,避免多部门管理下的重复资助和资源浪费。
三是搭建合作平台。孔丹认为,搭建社会组织与企业互相配合的机制和桥梁,可以把已经开展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林大建也指出,要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平台,形成顺畅的磋商协调机制。具体而言,涉及三类合作平台:(1)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平台,成立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协调机构,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资助和管理工作,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与合作。(2)海外中资企业与中国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海外中资企业与中国社会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既包括中国社会组织与受援国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平台,也包括在海外开展慈善事业的中国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促进社会组织相互学习和协作。
四是破解政策瓶颈。建议从立法上解决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合法性问题,明确我国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建议出台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物资出关、外汇管制、税收减免等相关规定,保障社会组织在海外顺利开展项目。
五是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具体包括:(1)资金支持。许多代表提出,民间组织“走出去”要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孔丹建议,借鉴“走出去”项目将安保费用纳入预算的模式,推动企业将促进民心相通工作的费用纳入项目预算中。邓国胜建议,政府对NGO的资助可以从单一、小型项目入手,如选择小规模、服务类或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类的项目,以补助金的方式重点资助,在积累项目管理和运营经验之后,再逐步扩大资助规模。(2)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大力培养一批懂得国际非政府间组织运作与管理的国际化人才,培训志愿者。(3)组织建设。潘维建议,建立一批从事海外工作的协会组织,如扶贫协会、国际援助医生协会、国际教育协会等,有效对接海外需求。(4)经验总结与推广。挖掘一批率先“走出去”的社会组织在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典型组织和品牌项目,形成榜样和经验参照,向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和经验交流。张强建议,建立社会组织“走出去”所需的有关国情、组织、工具、案例等方面知识的数据库和学习社区。
六是建立监督评估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评估体系是建立在国内的运作体制当中,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完善对社会组织海外公益项目的监督评估机制。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需要,确立评估框架和评估指标。如果项目以提供具体服务为主,确立以量化评估为主、结果导向的评估监督机制十分必要;面对复杂的情境,在合作协议的资助模式下,则需要设计包括定性指标在内的更复杂的合作框架和评估机制。在评估主体方面,除了政府组织的评估以及获得资助的NGO的内部评估以外,还应注重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同行评议机制。
七是开展若干试点项目。孔丹建议,可以考虑开展若干试点,以缅甸等国家为重点,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既有工作基础上协同推动若干项目。林大建认为,现阶段要形成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存在较大难度,可先从若干重点国家、重大项目开展试点。在此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1)明确社会组织海外公益活动的目标设定;(2)借助企业力量化解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资金困难;(3)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平台;(4)建立社会组织海外公益项目的评估体系。(编辑 苏歌)
内容提要:药品领域改革是“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重要一环。作为连接药品生产与终端使用的中间环节,药品流通领域近年来逐步深化改革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性弊端,药品流通领域仍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继续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攻坚克难阶段的重要内容。而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重点发挥开发性金融促进创新的功能,并辅之以政策性金融的补充性和引导性功能,推动形成药品生产、流通和终端使用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关键词: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开发性金融 大健康产业
药品领域改革是“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加快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的核心任务。其中,药品流通作为连接药品生产与终端使用的中间环节,应主要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供应和促进药品生产创新。近年来,我国药品流通改革在保证药品供应、逐步降低药价和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由于体制机制性弊端,药品流通领域仍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不仅制约药品流通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也阻碍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和建设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继续改革完善药品流通体制仍然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攻坚克难阶段的重要内容。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可充分运用资金融合和平台整合优势,在促进现代药品流通体系建设、提升药品流通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药品流通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药品流通体系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药品流通体系现状
一是药品流通行业平稳较快增长。随着新一轮“三医联动”改革的加速推进,药品流通市场保持稳步增长。2016年药品销售总额增长10.4%,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1.6%,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长10.9%,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约1.3万家;零售连锁企业5609家,零售药店门店达44.7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和实现利润方面占比均超87%,居行业主导地位。
图1:2012-2016年药品流通行业销售趋势
资料来源:商务部市场秩序司:《2016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
二是流通方式多样化,医疗机构仍居零售终端市场主导地位。受生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流通环境、互联网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药品生产、批发企业、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患者参与等多种流通方式。医院在药品零售终端市场上仍居主导地位,2016年医疗机构药品销售占终端销售的71%。“互联网+药品流通”增长迅速,截至2016年11月末,具有互联网药品交易资质的企业达752家,较2015年增加235家。药品从制药企业经过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的流通方式仍然是最主要的流通模式。
三是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其他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自主采购。为了规范药品采购行为,降低采购成本,2010年以来我国实行政府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除少量无投标药品和采购价格基本稳定的廉价常用药外,其他进入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必须参加集中采购。2015年,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进一步细分为招标采购、谈判采购、直接挂网采购、国家定点生产以及最高限价管理等五类方式。①其他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除一些特殊药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可按照市场价格自行购销药品。
图2 基本药物招标流程
四是公立医院试点“两票制”和“零加成”。为进一步减少药品流通领域中间环节,提高流通企业集中度,打击“过票洗钱”,降低药品虚高价格,部分省市于2012年开始试点“两票制”,即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一些试点地区还严格规定了配送企业数量。2012年以来,为解决“以药补医”机制促生的药品价格虚高问题,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零加成”改革逐步从基层医院向县级医院和部分省级市级三级医院推广。
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药品流通领域存在各种利益扭曲。当前医疗机构实际仍居于药品流通环节的垄断地位,事实上并没有打破“医药不分”的体制。药品从生产到终端使用一般要经过5-7个环节,相比发达国家2-4个流通环节而言显然过长。药品从生产企业最终到达消费者的过程中,存在着“虚实结合”、“明暗结合”的医院公关体系和多级代理体系(见图3)。医院公关体系的核心是买卖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构建,表现为看不见的利益输送和许诺,此为“虚”和“暗”;多级代理体系表现为看得见的药品使用权转移和资金流转,以及由此各利益主体所实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活动,此为“实”和“明”。我国药品流通除了承担一般流通功能外,还承担了医药领域利益转移的巨大负担,影响了正常的流通秩序,既未能充分满足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药品使用需求,也未能有效促进药品生产创新。
图3:中国药品流通链条
二是产业集中度仍较低,行业盈利能力较弱。药品流通行业一般都是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盈利水平较低,但市场集中度较高,大型企业通过扩大药品批发和零售的规模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整体获利能力较强且较稳定,并能有效提高药品流通效率和节约流通成本。2016年我国药品批发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70.9%,前4家市场占有率为37.4%,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以上的水平。零售药店连锁率为49.4%,百强企业市场占有率为29.1%,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我国药品流通企业主要以简单配送、以进销差价作为主要盈利来源,盈利能力较弱。2005年以来药品流通行业平均盈利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2016年虽有小幅回升,但净利润率也仅有1.5%。
三是药品流通市场区域分割问题仍然存在。我国药品批发企业仍然按照行政区划而不是按照药品的合理流向设置,东中部地区比较集中,西部拥有量明显不足,基层配送能力薄弱。大量中小型药品批发企业的市场范围仅局限于当地。维护本地税源和税收收入而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市场区域分割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了市场集中度和流通效率提高。比如在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中,一些地方规定,外省生产企业中标后原则上要选择当地流通企业配送;或者要求中标的药品配送企业必须在县级成立医药公司,并将税收留在当地,才具备配送基本药物的资格。在药品零售环节,也存在种种地方保护的干扰。比如,在A省注册的连锁药店要在B省开设药店,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包括不发经营许可证、不给予医保定点资格等。
四是药品流通产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医疗卫生体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监管与市场竞争失衡的矛盾点集中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一方面,生产环节总体成本上涨的压力集中输送到流通环节;另一方面,政府对药品质量的管控和降低药价的相关政策带来的节约支出压力集中反映到流通行业。药品流通行业普遍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和经营风险。药品批发企业对医疗机构的回款时间普遍超过120天,是国家规定时间的2倍以上。近两年,一些公立医院将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收入损失以要求“返点”或拖欠配送企业药款的方式转嫁给配送企业,又加重了药品配送企业的资金压力。由于医疗机构在药品采购方面的绝对强势地位,超期付款行为长期不能得到有效约束;而大型制药企业对药品批发企业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回款周期要求,在医院拖欠货款的前提下,药品批发企业只能“两头受气”。
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解决药品流通中诸多问题的关键是要在“三医”联动改革的框架下谋划药品流通改革。《“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应以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为重点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这实际上指明了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要通过取消“以药养医”来消除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利益扭曲,从而达到保障药品安全、稳定供应的核心改革目标。具体看,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为:
一是全面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从部分地区试点情况来看,“两票制”被认为是减少药品流通领域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和规范流通秩序的有效改革措施。“十三五”期间,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要率先推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实行“两票制”,到2018年在全国推开。“两票制”以行政方式将药品流通环节压缩到两个,“过票、走票”行为逐渐消失,将使加价透明化,客观上将挤压大量小医药商业企业的生存空间,促进药品流通企业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提升行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同时,“两票制”和公立医院采购药品“零加成”能促进医院药房托管模式的蓬勃发展。而对于药品流通企业而言,通过药房托管模式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供货需求,渠道相对集中,经营收入有保证,能够提高保障医院用药供应的积极性。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将会拓展针对医院的药事服务业务,比如开展医院供应链延伸服务等。
二是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完善药品分类采购政策,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参与度,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和专科医院联合采购,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压低药品采购价格。同时,应允许公立医院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联合带量、带预算采购,避免在招标之后存在的“二次议价”问题。一些地方试点通过药品集团采购来降低药价,如上海市、深圳市。从地方实践情况看,在推进药品集中采购更加规范化的前提下,要注意维护药品采购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不能以行政性垄断干扰公平竞争。
三是强化合同约束力,推动缓解药品流通企业资金压力。为推动解决药品流通企业因回款周期长、应收账款占比高等造成的运营困难问题,卫生、计生、商务等部门要制定购销合同范本,督促购销双方依法签订合同并严格履行,避免长期拖欠药款。根据有关测算,如果我国药品流通能够做到60天回款,则能节省15-20%的流通环节费用。可考虑建立统一支付平台,由医保资金提前介入,根据交货凭证,直接通过统一支付平台支付70%的货款,并监督医院加快药费周转。比如福建省由各级医保部门与属地配送企业进行阳光结算,并在药品入库的次月15日前付款。也可考虑建立第三方支付结算中心,强制实行交易注册会员制和交易保证金制度,所有交易结算必须在平台结算中心完成。通过电子化降低交易成本,并加强医疗机构对集中采购合同的执行力度。
四是规范和大力发展零售药店。零售药店的发展壮大能够有效发挥市场竞争对提高药品流通效率的积极作用,在客观上助推“医药分开”。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处方外送,加快公立医院药房社会化改革。建议推动医院处方网络化管理,医疗机构开放医院处方,实现医疗机构、患者、医保定点药店与医保部门处方信息的共享,尊重病人的选择权。作为配套条件,零售药店在受理处方购药时必须经过审方员审方,没有审方员的药店必须接受远程审方。应逐步将零售药店提供的药事服务纳入公共医疗服务范围。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医保药店监管方式。2016年我国已经取消了对医保药店设立的资格审查,在此基础上,应加快完善监管部门对药店的服务协议管理,细化服务内容,探索建立长短期协议结合的动态管理办法,并逐步上升到法律层面以严格规范医保定点药店的行为。
五是推动药品流通企业转型升级。我国将加快构建药品流通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形成现代流通新体系。药品流通企业应加快向医药供应链服务商转型发展,逐步建立以“服务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四流”融合,进一步优化供应链集成管理。鼓励企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物流,政府对企业相关软硬件投资可给予利息补贴、贷款优惠或一定的减税优惠,以减轻企业投资负担,提高整个药品流通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促进流通产业效率提升。同时,鼓励药品流通企业批发零售一体化经营;推进零售药店分级分类管理,提高零售连锁率,进一步提升药品流通对全民健康的服务保障能力。
六是鼓励“互联网+药品流通”等商业模式创新。将以满足群众安全便捷用药需求为中心,发挥“互联网+药品流通”在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促进信息公开、打破垄断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引导“互联网+药品流通”规范发展,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培育新兴业态。规范零售药店互联网零售服务,将逐步推广“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等新型配送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依托现有信息系统,开展药师网上处方审核、合理用药指导等药事服务。
开发性金融参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在医药分开前提下,以鼓励公平竞争、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主,以政府必要的监管和引导为辅来构建健康、合理的药品流通秩序,促进形成从生产到流通到终端使用的安全、良性发展的循环体系,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开发性金融兼具政策性和创新性的功能,既能够较好地体现政府引导性作用,又能够发挥好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这一特性与我国药品流通体制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参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能够促进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的有机结合,从而推动在药品生产、流通与终端使用之间建立良性循环关系。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利用开发性、创新性金融的优势促进药品流通领域创新发展,同时,辅之以政策性金融的补充性功能,助力药品流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补充性功能,助力药品流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 “保基本”目标实现。构建遍及城乡的药品流通网络,解决偏远地区药品配送成本高和配送不及时的问题,是提高药品配送公共服务水平和保障药品安全稳定供应的重点。在控制药品价格和配送费率的前提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满足偏远地区的药品配送需求。在此背景下,政策性金融可以通过部分补偿配送费用来鼓励药品流通企业健全偏远地区的配送网络,从而提高药品配送的可及性。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与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合作,设立偏远地区药品配送服务基金,定向支持向偏远地区配送药品的企业,对经过核算的配送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以鼓励药品配送企业将配送网络覆盖到偏远地区。
二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性功能,推进药品流通产业国际化发展。当前国际药品流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可利用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领域合作的优势,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性功能,积极推进我国药品流通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可以成立药品流通国际化发展引导基金,吸引行业内及其他社会资金共同投向国际化发展领域,支持企业积极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药市场,开展与有关国家的医药投资合作,参与药品供应链国际分工,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扩大发展空间和提升区域影响力。同时,药品流通领域的国际合作还可与其他领域合作统筹推进,发挥互补互促作用。
三是发挥开发性金融促进创新的功能,创新药品集中采购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有效解决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中存在的回款周期过长和回款难等问题是改善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条件,促进流通成本降低和药品价格降低的关键举措。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在药品集中采购中引入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药品周转资金服务,以加快医院付款时间,降低企业融资和药品生产流通成本。目前地方试点主要形成了银行在线结算模式、医保基金预付模式和综合模式①。各省虽已建立了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但在供应链金融服务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具有资金量大,融资成本低、非营利性质等突出特点和优势。在支持解决药品采购资金周转慢等问题方面,开发性金融机构能够提供规模较大、成本相对较低并且比较稳定的周转资金。在现有模式基础上,应积极支持开发性金融机构与地方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探索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来提升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建设水平,从而促进药品流通效率提升和保障药品安全供应。同时,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专业化药品供应链金融服务,有利于优化金融服务的期限结构、业务结构,更好发挥服务民生的功能。
四是发挥开发性金融促进创新的功能,创新药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服务。“互联网+药品流通”不仅创新了行业经营模式,而且还提升了药品流通环节大数据的汇聚与挖掘提升的价值。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药品供应链的大数据将成为提升流通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数据挖掘,可以促进传统流通产业向大健康产业延伸,向智慧型现代医药服务商转型,为行业发展创造独特的增量价值。药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服务的发展(包括数据的汇聚和挖掘利用)将成为未来医疗健康产业链条布局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环节。大数据平台服务兼具公共性和商业性特点。从国家大健康产业整体发展来看,药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对上游药品研发和生产与下游健康服务起着承上启下的信息服务作用,对促进药品生产创新和更好服务于人民健康的发展目标发挥着积极作用。未来,药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应该作为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来发挥作用,在满足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从这一定位出发,只有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能够在满足政策性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促进创新功能,深度融合金融资本与大数据资源,搭建药品供应链大数据平台,并通过数据管理、分析和应用,为向医疗健康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支撑。
五是发挥资金实力雄厚和成本较低的优势,通过并购直接进入药品流通领域,促进行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未来药品流通行业将向着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也面临着业务多元化的发展要求,相比基础设施等“重资产”投资,药品流通市场成长空间较大,长期盈利水平比较稳定,是可以选择的“轻资产”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并购现有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快速进入药品流通产业。同时,按照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开发性金融投资药品流通环节,能够有效促进上游药品生产研发和下游医疗健康服务的融合发展,形成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打造全产业链的大健康服务提供者,从而最大化地发挥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支持作用。这既符合国家鼓励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能够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实施作出贡献,又能有效提升金融业务与其他新兴服务业务板块之间的融合发展水平,促进开发性金融机构实现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创新性金融的服务功能。
(编辑 王蕴)
* 本文系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民生金融发展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组成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刘勇、黄子恒、杜帅、吴斌、孙欣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王蕴、孙长学等。
① 招标采购: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临床用量大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药采用以省为单位的集中招标采购,强调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谈判采购: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的药品实行谈判采购,以省为单位进行谈判,鼓励省际跨区域联合谈判。直接挂网采购:妇儿专科非专利药、急(抢)救药品、基础输液、常用低价药品以及暂不列入招标采购的药品,实现集中挂网,由医院自行采购。国家定点生产:国家招标定点生产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品。最高限价管理:对特殊类药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仍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
① 以广东为代表实行的银行在线结算模式中,银行作为药品采购活动的第三方,为医疗机构提供融资支持以确保能够在规定期限内支付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加快回款,促进药品生产配送正常循环。重庆市则根据重庆药交所的特点,探索了医保预付与带量采购相结合的药款支付方式。浙江省采取医保基金预付模式和银行在线结算模式相结合的综合模式。
内容提要: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下,大力推动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工作。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中信公司,肩负着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经过几代人的开拓创新、艰苦创业,中信发展成为涉足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诸多行业领域的大型综合性跨国国有企业,连续八年入选美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本研究分析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信通过先行先试所发挥的改革试点和窗口作用。在市场经济竞争中,通过体制改革,整合业务结构推动整体上市,形成金融与实业并举综合经营的新格局。
关键词:中信集团 改革开放 产融并举 创新发展
近年来,综合性企业集团因其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日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综合性企业集团与其他类型企业有何不同?其业务布局、管控机制和发展模式都需要深入探讨。
在全球经济疲弱复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研究综合性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式、协同机制和管控模式,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产业格局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选择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内外综合企业,开展对标分析,试图总结提炼中信集团作为综合性企业的竞争优势、整体协同效应和价值创造逻辑,进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和建议。
问题的提出
综合性企业的多元化业务是如何形成的,业务之间如何开展协同,有哪些竞争优势,采取了何种管控模式来应对多元的业务需求,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等,是当今超大型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20世纪70年代,西方组建了大量多元化业态的集团企业,同一时期,美国管理学家安索夫提出了战略协同的概念,解读一些企业集团解释集团如何通过协同战略将多元化业务联结起来,拓展发展空间。直到90年代,面临经济危机的西方企业开启归核浪潮,核心能力和专业聚焦成为学界推崇的战略。但同时,在大多数新兴市场上,大型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态,至今如是。理论界对此有过很多观察和分析,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产生了额外的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的数量相当时,企业的边界趋于平衡。
哈佛商学院的学者从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劳动力市场状况、产品市场信息流畅程度、合同履行和政府调控等多个角度阐述了新兴市场多元化企业集团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试图从这些多元化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当时的外部条件来剖析这种企业形态存在的原因及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除了上述理论视角,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化企业集团发挥其特有的重要作用。我国国企改革明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目标,要求不断增加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要发挥各自的作用,这其中大型综合性的国有企业如何担当国有资本运营责任,如何把国有资本投资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已成为本轮改革的重要抓手。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在综合性企业中实现产融协同、如何有效管控、防范风险,既是落实中央要求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要点,也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基于国企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需求,我们以中信集团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类似的国内外优秀企业案例分析,从业务组合和管控模式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综合性企业的业务组合管理
分析多元化业务的发展演变和进退整合是研究综合性企业的基本起点,也是综合性企业构建协同机制发挥综合优势的重要基础。综合性企业通过协同来提升业务的整体价值正是这类公司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分析,厘清金融与实业并举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格局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
中信集团的创新发展之路
中信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信集团。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荣毅仁等同志,希望他们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同志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在批准公司成立的文件中指出,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各部门、各地方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有关法令,引进华侨资金、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
中信集团①成立初期,国家拨入现金2.4亿元,后经资产划拨及退税增资等方式,累计投入现金及资产42.7亿元。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中信集团主要采取负债经营的模式,在境外筹措资金支持业务发展。集团积极践行国家战略、根据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动调整战略方向和业务重点,依靠几代中信人开拓创新、艰苦创业,逐步发展成为一家涉足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诸多行业领域的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2017年集团名列“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第172位。截至2016年末,中信集团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511亿元人民币,合并净利润215亿元,合并总资产65,20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2,904亿元。中信集团在产融并举综合经营的形成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发挥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作用,积极创新发展,初步形成产融并举的业务格局(1979年至1993年)
自1979年10月成立至1993年3月,是中信公司创立和发展初期,荣毅仁同志担任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这一时期,恰逢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历史转折期。中信公司在荣毅仁董事长的领导下,在诸多业务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管理经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迅速发展成为一家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充分发挥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作用,投资经营活动产生了许多国内首创第一,成为国内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期,中信公司坚持把兴办实业、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率先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境外开展投资经营;积极利用外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开展对外技术合作,在通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开发推广新技术;为适应国家改革需求,开展金融业务和港口贸易业务;为便利外商来华投资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积极开展服务业务。
开展清理整顿,推进体制改革,探索金融控股模式,加快发展步伐(1993年-2006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荣毅仁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随后调整中信公司领导班子,魏鸣一、王军先后任董事长。中信公司继承和发扬荣毅仁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创新精神,顺应国家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以及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改革趋势,与时俱进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控制投资规模,夯实资本基础,明确以金融为主业,以金融、实业和服务为重点优化业务格局。全力推进金融业务,1994年中信公司对证券、期货业务进行了重组,成立中信证券公司,2003年中信证券在上海交易所成功上市。为适应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变化,中信制定了经营体制改革方案。经国务院批准,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组建中信控股有限公司,探索金融综合经营道路。这次经营体制改革是中信成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是一次具有前瞻性的体制创新,有利于发挥综合优势,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集团改制后,母公司从金融企业变成管理总部,信托业务下沉至子公司层面。设立中信控股,探索金融控股发展模式。2000年,中信海直发行股票并在深交所上市。中信资源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信集团于2004年成为其控股股东。与此同时,中信举全集团之力,解决制约中信银行的发展问题。中信银行是中信公司最大的子公司,对整体发展至关重要,为适应国内金融业全面开放的竞争态势,中信集团没有向国家伸手,通过自身努力,全力解决中信银行在前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不良资产较多等问题。推动业务调整,开展清理整顿,控制投资规模,夯实发展基础,进入装备制造领域,大力拓展国际国内工程承包业务;提高了专业化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形成了若干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和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优势业务,为未来发展搭建了平台,奠定了基础。
加大整合力度,明确重点业务,做好做强金融业务,培育有发展前景的非金融业务(2006年-2010年)
2006年7月,国务院调整中信集团领导班子,孔丹同志任董事长,常振明同志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中信集团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制定 “十一五”发展规划,强调坚持“改革、创新、调整、发展”的工作方针② ,继续把金融主业做好做强做大,大力培育和推动有发展前景的重点非金融业务,开创中信事业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信集团明确提出发展愿景为“努力成为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③;梳理和清晰业务板块,制定工程承包、房地产、资源能源、基础设施、信息产业、装备制造等行业发展规划;2007年实现中信银行改制上市;推进并完成商业银行、房地产、工程承包等业务整合;妥善处理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推动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工作。2009年再创历史新高,整体经营业绩、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首次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名列第415位。
推动中信集团整体改制和中信股份整体上市,搭建新的国际化发展平台,努力实现金融与实业并驾齐驱(2011年至今)
2010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常振明同志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田国立同志担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5月,王炯同志担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中信集团以党的十八大及历次中央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积极推进“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研究明确了自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七项角色和使命。“十三五”时期,中信集团发展理念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践行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发展原则是“保增长、调结构,稳金融、促实业,做减法、推整合,抓机遇、谋发展”。以上述发展思想为指导,中信集团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价值管理为导向,2011年12月完成整体改制,2014年8月实现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考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推动金融业务加强风险防控,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海外重大项目;制定并实施集团“互联网+转型”战略;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大力做减法,加大对相关资产的处置力度;探索综合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进对全局有重要影响的重点业务和重大项目。2012年,中信重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中信出版在新三板上市。
2011年以来,中信集团整体资产规模和质量、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保持快速增长,连续9年入选美国《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中信已形成涵盖金融、资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及房地产等各领域的业务格局。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信也经历了多次险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信对子公司进行了清淤消肿的治理工作,整顿、清理了数百家非生产性、经营性的子公司,在当时的环境下,中信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管理不善、无法控制的诸多问题如不坚决清理,将会导致财务结构严重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减弱。清理整合对中信的战略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3至2006年,中信倾集团之力,打响了银行攻坚战,以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和资本充足率问题。2008年末,在港上市的中信泰富因外汇交易造成巨额亏损,集团抛出拯救中信泰富的一揽子计划,将澳元期货合约转移到中信集团,冲抵中信泰富的主要风险。凭借准确的判断和强大的组合管理能力,中信系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中信集团如何进行业务进退整合的组合管理
产融并举是中信成立时就持有的经营格局。公司随着宏观环境和国家需要不断调整业务结构,对于综合性企业而言,业务进退整合的组合管理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战略性举措。
1. 不同历史阶段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的案例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一直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准确判断国内和国际市场发展方向,在发展过程中多次把握住了明显的战略机遇。
中信创立之初,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成为国家开放的窗口,在引进外资、投资实业的同时,奠定了在实业领域多元化经营的基础。
在金融领域,1980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1985年,为更好地助力中国实业发展,公司成立了银行部,开展银行类业务。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成立。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证券公司的兴起,中信也以设立营业部的方式进入证券业,并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内部整合,于1995年设立证券公司。1993年左右,中信通过设立公司,进入期货市场。2000年,中信与英国保诚发起设立信诚保险。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中信开始试水基金业务。先后成立了一批基金管理公司。2012年,中信成立财务公司,高效利用资金。
自成立之时,中信就不断开拓创新,成就了一系列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成功“首创”: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第一家在海外发行武士债企业;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在美国市场发行第一笔扬基债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中信成立不久,就开始在香港和澳门布局业务,以1980年成立的中信香港公司为依托,在香港投资了电讯业、航空业、基础设施、房地产、金融、消费等业务,在澳门投资水泥厂、电讯业等业务。中信在依托香港和澳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助力香港和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香港和澳门平稳回归及保持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承担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到践行“走出去”战略,中信在纷繁多变的国际市场牢牢地插入了若干楔子,通过这样的支点获得未来发展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创立之初,为了获取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中信在当时中国最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进行广泛布局,并在海外进行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境外开展工程承包等业务,带动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国门,同时为国家换取宝贵的资源。
目前中信集团正在认真贯彻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全力参与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资源能源、金融服务等业务。同时,为了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等任务,对集团业务结构进行调整,主动减量、优化存量、发展增量,努力实现“十三五”末金融与实业并驾齐驱的发展目标。
2.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内外部资源整合利用的案例
中信善于运用资本市场并擅长整合内外部资源,其意义一方面在于发挥品牌优势和规模效应,实行专业化管理,另一方面是深刻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自身能力,实现价值最大化。
在1994年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崛起的时期,针对当时国内证券业务、期货业务秩序混乱和中信上海、深圳等子公司接连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况,中信对证券、期货业务进行了重组。坚决停止了国际期货业务,将国内期货业务归口经营,将分散在各子公司的证券业务集中起来,成立了中信证券公司,并对证券自营业务进行控制,解决了证券业务过于分散、机构重叠等问题,开辟了新的资本市场。2014年,中信期货和中信新际期货合并,通过发挥其各自在金融、商品期货领域和国际化业务方面的优势,有力促进中信集团内部期货业务发展,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为强化一些非金融业务行业的领军地位,集团不断推行内部整合。2010年由中信国合与中信国华两家企业合并重组为中信建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集中力量,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大型国际工程承包商。2013年,中信集团对中南市政院和中信建筑院进行战略重组,成立中信工程,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工程总承包业务。2016年,中信金属和中信裕联完成股权整合,成立中信金属集团,融合两家公司业务和管理团队,形成清晰的发展目标、统一的资源配置体系和精简高效的管理机制。
中信集团持续推进对地产业务的整合。2007年,将中信集团内部所有房地产公司及项目归一,成立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的地产业务进行内外部整合,与行业领导者合作,将中信地产100%股权和中信泰富内地住宅地产100%股权整体注入中海地产,中信股份获得中海地产10%股权和61亿元资产包;交易完成后,集团将专注国内商业地产业务和城市大型综合项目的开发运营,并通过持有中海地产股权获取利润分红,参与国内住宅地产市场的发展。
3.不同历史阶段退出已有业务的案例
中信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发展金融业务,在实业领域有进有退。在90年代中期,公司坚持“改革、创新、整顿、发展”的八字方针,以公司利益为首要原则,为避免企业付出更多代价,对经营不善又无法控制的小公司坚决进行清理,对有一定经营效益的小公司通过整顿控制经营范围,改善经营状况。这一做法一直持续至今,主动减量,加大力度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信退出已有业务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出于战略性的考虑。早期是为了适时补充资本金,近期则是调整业务结构并实现资产增值。1994年,中信从中萃公司退出25%的股权,抓住时机回收投资效益,搞活存量资产,补充资本金。1996年,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中信出售了10.35%的股份,获利1.03亿美元,以补充当时的资本金不足问题。1996年末,中信公司将中信泰富的18%股权卖出,通过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来获得收益,巩固了前期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易成果,补充了资本金,也获得了再发展的动力和能量,以调整战略另辟战场。2004年,中信集团转让郑州日产汽车股权给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十二五”期间,集团将宁波大榭岛成片开发成果和进一步开发建设的任务整体移交给宁波市政府,实现补偿收益150多亿元。2014年中信集团本着利益最大化宗旨,转让澳门水泥厂67.68%股权,仅保留10.21%股权。2015年转让中萃公司15%股权、中萃公司下属郑州太古12.86%股权和合肥太古20%股权,获得18倍投资回报,体现了集团在价值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的能力。
创立之初,中信成为金融性质的投资集团,初具产融并举的业务格局,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金融、实业、服务”三大业务领域,21世纪初期明确“金融为主业,培育和发展重点非金融业务”,到目前正在坚持“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战略,努力打造产业和金融协调发展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集团多元化业务格局经历了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始终坚持产融并举的发展道路。积极践行国家战略、坚持参与市场竞争、坚持改革创新、履行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既是综合经营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中信集团未来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研究中信集团这一类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切入点。
中信集团的协同战略与综合优势
中信集团产融并举的格局具有抗风险能力强、战略布局能力强以及业务领域可延伸性强等优势。对于业务多元的综合性企业而言,如何把不同的业务联结起来,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在经营绩效上实现1+1>2,是最现实的挑战。不同子公司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则是中信集团始终追求的综合优势。
1.树立协同理念
从2007年提出如何使单个业务在集团整体经营格局下提升竞争优势,到将“综合优势明显”写入集团发展愿景,再将“以客户为中心”作为经营理念,中信集团把协同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2016年,中信集团工作会议明确,“十三五”时期集团的发展理念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再次强调“以客户为中心”要成为集团的发展理念。
2.建立协同机制
中信集团遵循以集团利益最大化、市场化为前提,注重创新与价值贡献,以及合法合规与防范风险等基本原则,重点围绕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推进协同机制建设。
组织建设。2010年9月中信集团设立业务协同部,负责对外开展战略合作,对内进行资源整合,逐步建立了网络状的协同组织体系。在纵向管理层面, 建立了集团协同部——子公司协同主管领导、协同对口部门——重点分支机构(分行)协同主管领导和部门等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在横向管理层面,在全国中信集团下属机构较多的省、市行政区成立以中信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为主要牵头单位的地区联系会议组织,加强区域横向业务合作交流。
制度建设。从联合营销、区域联席会议组织、业务流程、协同激励等多方面建章立制。2011年,集团出台《企业战略客户联合营销与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战略客户的选择与认定、组织体系、内部程序、沟通交流、协调管理、评价与奖励等联合营销与服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和程序进行了明确。2013年,集团下发《地区业务协同联席会议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联席会议设立、日常运作、组织管理、信息报送和区域合作推动等内容。制定了《子公司业务协同工作负责人评价管理办法》,明确了对集团子公司负责业务协同工作的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评价方式与程序。
信息化协同平台。2015年,中信集团针对员工上线“i协同”App。目前,这个App已经发展了38家公司,客户数突破2.5万人。通过App,集团内部各级单位,都能够跨区域、跨界进行协同需求对接。正在开发“中信集团客户协同管理系统(CCM系统)”,将通过信息系统有效管理集团及各子公司的战略客户,在组织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搭建中信联盟,实现跨机构的个人客户共享。
3.探索和完善协同模式
“整合资源”是中信集团协同的重要手段,中信集团在3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形成的金融与实业并举的格局,品牌、资源,客户、人才、技术等构成了协同的基础。经过多年摸索,中信集团逐渐形成了六大协同模式,其中产融协同贯穿于“走出去”协同、客户协同、区域协同和专题协同、战略合作协同四种模式中,产业链协同专注于产产协同,综合金融服务协同专注于融融协同。
(1)“走出去”协同。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集团已在海外进行广泛业务布局,并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2)客户协同。“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集团协同的出发点,中信集团发挥产融合作优势,推动金融子公司和实业子公司聚焦客户需求,提供综合性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协同模式。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信诚人寿、中信信托为中国建筑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中信集团与中国建筑共同推动旗下地产业务并购项目。中信城开与中国建筑在城市运营领域深化合作。中信城开在汕头投资的中信滨海新城项目,引入中国建筑为项目股东,联手开展城市运营业务。
(3)产业链协同。中信集团内一些非金融子公司由于产品供销需要自然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围绕产业链开展协同,有效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业务模式转型,丰富了合作内涵,提升了合作层次。
(4)区域业务和专题协同。区域业务协同是中信协同的一大特色,这一模式能够组织各子公司联合开拓市场,获取集团区域竞争优势。专题协同主要是围绕集团业务战略重点,组织有关联业务需求的公司开展协同。还建立了中信PPP联合体和中信PPP协同圈等不同范围的协同平台,最大化地整合集团内外资源。
(5)综合金融服务协同。中信旗下有比较齐全的金融门类,“商行+投行+信托”大资管模式合作逐渐成熟,联合开发创新产品。截至2016年上半年,集团内15家金融子公司联合为115位客户融资2000多亿元,提供产品种类共30多类,开展了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永续债、员工持股等创新类产品研发及合作。产品研发合作对促进交叉销售规模有重要的影响。信诚基金薪金煲、中信信托的家族传承等产品的合作即是成功案例。目前,薪金煲的合作规模超过全部交叉销售合作规模的85%。
(6)战略合作协同。在开展内部协同的基础上,中信集团持续推进与外部战略合作伙伴的协同,在集团层面统筹协同和配置资源。一方面通过联合营销模式,提升子公司市场竞争力,建立与战略大客户的业务对接,另一方面为战略大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满足其拓展海外市场等特定需求。目前,中信集团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省市地方政府及部委机构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中信集团多元化架构建立在母子公司关系基础上。每个子公司都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金融类子公司接受相应的行业监管,上市子公司遵循上市公司治理流程和关联交易规则等。而且,从业务发展的使命和逻辑来看,中信集团创立之初即为产融并举,金融业务并非为实业“输血”而生,而是践行国家战略、顺应市场发展规律逐渐发展起来的。基于上述实际情况,中信集团探索形成的协同,是基于若干行业领导者的市场化机制和体系,是在符合市场规则和关联交易要求的前提下,在清晰的业务格局中开展的。
中信集团围绕总体发展目标,打造符合自身特点的多元化协同战略、管控体系和协同机制,有效整合与共享集团各类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客户为中心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从而显著提升了集团的品牌影响力,实现集团各类业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信集团制定并实施“互联网+转型”战略
围绕践行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集团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信集团制定并推动实施了集团“互联网+转型”战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打造一个开放共享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把集团内外部资源、客户、服务等关联起来,充分发挥中信的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2016年8月,成立了中信云网有限公司,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转型”工作能够构建起“平台+应用”的协同模式。集团重点打造为子公司赋能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各子公司重点利用平台开发相应应用,并引导子公司从线下点点互联向平台式产业互联和产业生态转型。赋能的过程也是一个战略管控过程、业务协同过程。
实施“互联网+转型”战略,关键在于三大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要做连接,打通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中信产业互联网要做成开放和聚合的连接平台、服务平台,是去层次、去边界、互为平等的聚合公共服务资源的赋能平台。通过中信产业互联网,中信集团将从内向外把线下的更多金融和实业互连互通起来,助推企业生产和业务过程更充分的在线化和数字化,让资源更容易得到发现和利用,助推出现更多新业态。中信产业互联网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平台服务和数据服务,这是构建共创、共建、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改变是使数据真正成为产业生成要素。中信拥有丰富的跨行业数据,通过产业互联网的建设,不仅能把这些离散的数据资产挖掘出来、聚在一起,而且可以衍生出更加丰富的营运数据。
第三个改变是做轻资产实施。依托中信产业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实体企业将以轻资产加快经营活动的“在线化”和“数字化”,这是帮助许多中小实体企业实施弯道超车的一条路径。我们希望更多企业做“在线化”时的工作重点,是从IT建设上转移到谋市场、推“双创”、做场景、做内容、做体验、做营运。
中信集团实施“互联网+转型”战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移动社交平台的上线和推广,现在又实现了基础设施云平台上线,年底计划上线大数据私有云平台等。面向未来,通过“互联网+转型”,中信集团要转型成为平台型企业、数据驱动型企业,探索解决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更多难题。
其他综合性企业的业务组合管理
GE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是在不断摸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GE的经营模式中,构建特色鲜明的业务板块是其重要的特色。这种业务结构,保障了GE可以较大程度地发挥同类业务的协同能力。对于协同能力强的业务,将其归入同类的板块,发挥1+1>2的特点,推动整个板块快速发展。对于有独立运营能力、可以提供额外的收益来源、或者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板块,推动其独立运作,形成新的增长点。对于发展前景受限的业务,可以以板块的形式,实现较为完整的剥离,回收资金,用于新板块发展。金融业务的发展和剥离,都是基于这种模式的产物。目前,GE设立数字化板块,希望抓住智能制造、工业数字化和服务数字化的机遇,形成新的增长点,与其当年发展金融业的思路异曲同工。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产融结合企业,其主要业务4大业务板块和1块持股投资,形成“4+1”格局。4大业务板块:保险板块,铁路与公用事业和能源板块,制造业、服务与零售板块,金融及金融产品板块,这4大板块主要是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控股运营业务;持股投资是在巴菲特领导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了多家优秀企业,多年来获得不菲收益。
伊藤忠商事是日本一家大型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旗下有6大集团公司:机械公司(如纺织机械、工程机械等),纺织品公司,信息和多媒体,金属与能源公司(如石油开发等),生活资料(如胶合板与建材等)与化工品公司,粮油食品公司。各板块业务发展相对均衡。
三星集团创立于1938年,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主要涉足消费电子科技产品、电子科技配件、精细化工、医疗器械、半导体、信息系统集成工程服务、广告服务、商业零售、旅游食宿、造船、贸易、保险、证券等行业。可分为电子、金融、重工-建筑、服务业等领域,其中电子占据最大份额。电子、重工、服务业可以认为是实业,金融板块则以保险为主兼及证券。
华润集团是通过产业与金融融合以获得发展新动力的典型代表。旗下7大核心业务板构成“6+1”布局,即消费品、电力、地产、医药、水泥、燃气六大战略业务加金融平台。华润在1988年制定了业务退出原则,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七条行业进入标准,经过几年经营实践,华润集团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向“微笑曲线”逐渐聚焦,曲线左端是资源掌控型业务(电力、燃气、水泥等),右端是消费终端型业务(零售、啤酒、地产、医药等),而曲线中间是制造型业务,需要慢慢剥离掉。
招商局集团的业务主要包括交通、金融和地产三大板块。目前已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5个港口,交通板块涵盖全国性集装箱枢纽港口、航运业、物流业等。招商局的金融业务包括银行、证券、基金及基金管理、保险及保险经纪等领域。招商局通过招商蛇口、漳州开发区等,提供城市及园区综合开发和运营业务。此外,招商局在工业、贸易、科技产业投资等领域也有着雄厚的实力。
平安集团业务可分为核心金融、互联网金融和共享平台三大板块,而核心金融又细分为保险、银行和投资。在业务发展思路上,平安集团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围绕用户的“医、食、住、行、玩”需求,不断完善生活服务场景;核心金融公司也积极推动模式创新,持续优化线上平台,将金融嵌入线上生活服务。
中粮集团涉足粮食全产业链和金融业务。通过整合,中粮集团构建了在粮食“大通道”经营理念的上、中、下三游产业结构,主营业务结构清晰,形成10个业务板块。中粮集团发挥金融业务全牌照优势,助力农业上下游发展。中粮金融业务的发展重点是做好产融结合,产业是基础,金融为产业服务,通过资本运营平台,推动产融结合,探索农业产业金融新模式,助力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发展。
(编辑 季节)
① 为行文便利,课题对1979年至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期简称为“中信公司”。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改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以及2011年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改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均统称“中信集团”。
②中信集团“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工作方针为“改革、创新、调整、发展”。2008年1月23日,中信集团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工作报告在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指导思想里,将工作方针修改为“改革、创新、整合、发展”。
③2007年1月24日,中信集团年度工作会议报告关于“十一五”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明确中信集团的发展愿景是“努力成为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2009年1月20日,中信集团年度工作会议报告将发展愿景调整为“努力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
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但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源于2016年四川大学“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的报告,谨向盛情相邀的蒋晓丽教授、赵毅衡教授致谢。
*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461页。
[2]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3]同上,第44页。
[4]参见喻权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载《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2期。
[5]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
[6]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新中国辉煌三十年》,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
[7]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载《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8]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韩少功“序言”,第8页。
[9] 甘惜分,1916年生人,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2016年1月8日,甘惜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遵循唯物主义大道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我要讲这么几方面: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
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年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编辑 季节)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
[1] 司马光:《进通鉴表》。
[2]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作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