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夏天，一部国产电影引发了舆论场有关药品监管的全民大讨论。《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自今年7月5日公映之后，以其现实主义的题材和精良的创作水准获得了3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8600万，关于药品研发和价格的话题讨论占据了各大舆论场的主阵地。然而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还未平息，一起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事件再一次戳中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痛点，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
两起事件均涉及到“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部门，也均涉及到最大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不敢用国产药等全民都在关注的大事。通过两个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图1）可以发现，《药神》事件相对于疫苗事件可以看作一个舆情酝酿期，疫苗事件在这场关系国计民生的舆论场探讨中才迎来真正的高潮。
图1 《药神》事件和疫苗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
这两起重大舆情事件引起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相继做了四次批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确保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药神》爆款电影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相关措施，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同时就疫苗事件在7月22日和7月30日分别做出两批示，强调要从健全疫苗管理机制入手，确保群众用药安全。
《药神》：“资本”无法控制
《药神》改编自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电影讲述了一位药店店主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因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请求其从印度代购价钱便宜且治疗效果与原研药相近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使得主人公程勇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剧烈变化，被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
而现实问题是此种代购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和药品监管下实则为“走私”，在情理法的权衡中，程勇最终被判了刑。公众对影片现实问题进行热议，根据舆情监测数据，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让更多患者享受抗癌药品科研创新红利、如何让印度仿制抗癌药在国内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空间、在抗癌药零关税下如何切实惠及终端用户群体、在民生诉求与药企利益之间，政府如何体现监管责任以及反思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等成为舆论场的主要议题。此次事件的舆论场主阵地在微信自媒体平台（图2），辅之以微博，主流媒体报道量相对来说较为平稳。
图2 《我不是药神》事件舆情走势图
对《药神》涉及的药品管理政策问题，主流观点有：第一，认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将倒逼原研药降价。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关于药品保护，要做好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国家正在考虑完善药品专利相关制度，让老百姓用得起好药。第二，认为应推进国家层面的药价谈判和抗癌药降税等措施，推进药品进口管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在接受广东卫生在线专访时谈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还是要深化改革，改变目前医院的逐利机制，建立一套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机制”，同时认为抗癌药进医保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部分问题，并非长久之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认为，《药神》事件可以让大家重新反思“资本”的作用。《药神》这部电影把“药价贵”的原因归结为垄断药企定价，并且通过故事情节渲染了资本的冷血无情，这一点成为初期一些舆论的主旋律。之后，很快便出现了为资本辩解的声音，认为资本逐利是本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且如果没有垄断药企，患者连吃高价药的机会都没有，将其存在合法化。这种声音一度成为舆情的主流，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少人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对市场违法违规现象则多处于无奈状态，监管缺失、市场无序，难以进行治理。而且媒体声音不一致，社会监督的功能难以发挥。舆情进一步发酵之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指出：事实是格列卫（电影中药品格列宁的原型）的研发并不是垄断药企的功劳，主要是美国政府出资的NIH等公共部门基础研究的贡献，药企只是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研究的红利。而且，在早已实现了盈利之后，药品仍然利用专利维持高价，获得数十倍于成本的垄断利润。同时有评论援引古巴的例子和美国对比，认为古巴的药品研发从患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研发成本低，药价低廉。
“在《药神》中，刻画了政府两个方面的角色。”江宇说，一方面是以警察的角色出现，却为垄断药企“站台”，这一角色受到公众的指责；侧面体现的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约束资本，政府的监管责任缺失，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将格列卫纳入医保的角色，这看上去是给了观众一个正面的交代，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公众并没有很深的印象。这反映了在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政府的信用透支，公众对政府也不够信任。
“疫苗事件”：政府监管仍是痛点
从舆情监测的分析结果来看，疫苗事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期、高潮期和回落期（图3）。7月15日-7月21日为酝酿期，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因涉及疫苗话题较为敏感，网民情绪多为愤怒、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论将“数据记录造假”等同于“产品造假”。7月21日-26日为高潮期。微信公众号@兽楼处《疫苗之王》文章引爆舆情，随后各主流媒体开始深挖疫苗事件，舆情热度迅速高涨。22日晚，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作出指示，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疫苗事件立即成为微博热搜榜头条，达140万转发量。25日，世卫组织就疫苗事件发布媒体声明，国务院调查组开始赴吉林调查疫苗案件，使得舆情各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又带来新一轮舆论热议。25日晚，国家药监局主动发声，发布了《国家药监局：疫苗监管问答》，详细披露了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舆论场进入理性评估阶段，反思疫苗事件和建言献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图3 疫苗事件舆情走势图
经过对疫苗事件舆论场分析得知，疫苗事件引起的讨论非常热烈。 2010年山西疫苗案以及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此次疫苗再出事端，使得“疫苗之殇、唱衰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舆论焦点放在政府监管。目前，舆论场认为疫苗事件产生的原因大致为以下几点：我国疫苗监管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违法成本过低、疫苗产业私有化、系统内腐败，以及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也有观点认为，疫苗事件的本质是整体社会道德底线缺失。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认为，疫苗事件暴露了疫苗生产、流通的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也对现有疫苗生产、流通、接种管理体制造成冲击。这一问题持续发酵对我国免疫规划事业造成重创，影响了公众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任；造成国产疫苗质量不被信任的后果，可能导致公众无法通过预防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疫情一旦局部爆发甚至全面爆发，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
政府监管与资本的逐利本质
《药神》谈论的是百姓吃不起药源于“国家过度监管”，不让印度生产的与原研药疗效一致的仿制药进入国内市场所致；疫苗事件谈论的是百姓用过期疫苗和问题疫苗源于国家缺乏监管，放任私人资本垄断国内疫苗市场，危机广大群众健康乃至生命。在疫苗事件中，二级疫苗市场的私人企业，凭借其控制的巨额资本，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控制药品生产或流通，违反工艺规程、控制价格，以获取高额利润，贿赂官员逃避监管。更有评论文章追溯了长生生物的发家史，认为医药行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在关系到百姓健康和生命利益的医药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什么国内很多初创或中小型研发型的生物技术公司中，80%以上去建厂从事生物药生产，而绝大多数没有完备的生物药质量管理及CMC团队，却仍然能够从事生产，甚至在拿不到生产批件和药品生产证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将产品投放市场。政府不立规矩，在这些“大事”上怎么能真正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本的调控作用。
学者于中宁认为，医药从政策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可以称为是信用药，是指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的药品，疫苗就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药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是强制推行的，利润是强制收取的。这类药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创新药。创新和巨额资本投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药企无序竞争使得利润滑落到边际成本，根本不可能搞创新。中国医药产业必须在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引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信用政策和产业政策，这才是监管部门的战略任务。扩大来说，中国所有重要的产业，都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希望医药系统的改革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典型，逐步将中国经济管理现代化甚至智能化。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