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一带一路”文化互鉴与民心相通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专家和企业代表，就践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民心决定成败，文化左右民心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性复杂性，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民心相通的问题。中国面向中亚、欧洲、南亚、西亚、阿拉伯半岛、东南亚一直到非洲，有多条发展通道，建设“一带一路”的经济共同体，必然要面对在政治经济体制、法律方面，以及在习俗、语言、宗教、文化伦理等方面有很多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我们的发展理念、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以及企业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交往已经形成一套办法。但是这些方法能不能够被“一带一路”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外交机构、企业各级执行者能否充分认识到上述这些重大差异。只有认识到这些差异，在相互交往中充分尊重当地社会的规则和文化传统，才能实现和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互相尊重，不断加深相互了解，拉近感情。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效果，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投资贸易和承接项目的成败，也关系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成败。
对外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说，从历史上看，“一带一路”不仅是丝绸之路，商贸之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交流之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了“五通”，其中关键是民心通，而民心通的关键在文化。文化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制约和左右着人的行为。在实行“一带一路”发展中，所有人的活动都和文化有关系，我们在进行贸易交流的时候，一定首先要考虑文化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企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文化上的互鉴包容乃至深入到民间的交流尤为必要，不可或缺。要将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放在“一带一路”建设极重要的位置上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五通”，其中一条就是民心相通，它与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并列，是中央的战略考虑。以往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上述几个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比如搞规划，你不能坐在家里图上作业，而需要双边规划。如果对方政府有这方面对等的规划就可以做，否则单边规划，一厢情愿的事情就行不通。我们已经搞设施连通十多年，在阿尔及利亚修高速公路，在安哥拉、委内瑞拉搞社会住房项目，到哈萨克斯坦投资石油等等。在“民心相通”这方面，应该说认识上还有短板，在执行力度上还有距离。实际上各国在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不仅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同时也希望带动社会发展。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就对我们说，希望中方不仅做能源领域的投资，也要做非资源性领域的投资，希望中方起到有利于他们国家发展的作用。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有综合、长远的考虑，包括文化教育、社会发展、民心相通，这是百年大计。
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讲一个不同于西方全球化的全球化模式，这一点西方人也看得很明白。福山说过，“一带一路”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中国模式输出成功了。这是他的担心，他担心西方全球化会被“一带一路”替代。
“一带一路”不同于西方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互联互通，就是鼓励和召唤当地人的参与，鼓励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也参与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来。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主导的，而是需要寻找一个协调机制来创造和扩展共同的空间。在传统的单一性框架下，恐怕没办法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现在世界许多地方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都是把多样性的共同价值向单一性方向引导。我们的“一带一路”不能搞成以中国为中心，而要保持多样性的共同价值理念。一方面我们要讲述自己的“一带一路”故事，另一个方面应该鼓励不同地区的人，让所有参与者，从他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来提出他们的“一带一路”叙述。
上海社科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钟焰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引导一个新型全球化的过程，这跟过去的传统全球化有三个不同：一是互利共赢的全球化，而不是赢者通吃。六大经济走廊连接的两端，是欧美的发达市场和中国蓬勃兴起的市场，中间连接的大部分是待开发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以“一带一路”带动这些国家发展。二是开放的全球化。不仅是沿线的几十个国家，只要愿意加入“一带一路”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包括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包括将来其它的一些区域性的合作组织，都可以加入进来。三是以经济为主导，可持续性更强。不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除了经济以外，还有非常大的地缘战略的考量，包括军事的考量，所以成本巨大。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也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华文化中的仁爱民本思想和习总书记所讲的正确的义利观，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助推力。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背后需要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创新。比如区域研究的范式，第一代的研究主要是欧洲中心论，以西方为中心；第二代区域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冷战及冷战时代的政治；第三代主要研究全球化时代。如今，旧有的范式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今天的世界了。从难民危机、金融不确定性到英国脱欧，重大的风险危机成了一种常态。以往的社会科学包括区域研究，都是从18世纪延续下来的追求确定性的框架，现在主要是要研究不确定性、复杂性。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适应变化的世界。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有区域研究的基础。我们不能还是从西方视角进行非洲研究或亚洲研究，要有主体意识，要有我们自己的叙述。而且这不应该只是中国的，而是包括一带一路所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认可的叙述，这种叙述会存在差异性，文明互鉴和共享要允许差异。
中伊文明需要双向理解、平等相待
多年研究中巴走廊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谈到，从学术界、政策部门、媒体到普通的人民群众，在与穆斯林国家和人民沟通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一提到穆斯林，就容易联想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但对于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却不了解，并不知道伊斯兰教法价值观中也包含诚实、礼貌、体贴、善良、和平、真实、纯洁、耐心、纪律、风纪、透明、谦虚等等正面部分。反之，由于西方长期将中国描述为无神论国家，伊斯兰学者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同样也不了解。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之间，需要加强双向了解、认识和彼此理解，才能开展持久的合作。
中亚地区靠近中国的9个国家，据初步估算，未来将有5～6亿穆斯林中产者，这个数字超过欧洲。然而，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学术研究和大众读物太少。随着中国人在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中国人必须精准地掌握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想法。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存在大众传媒障碍。一方面，西方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从宏观布局到突发事件阐释，形成了一整套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大众传媒，受西方国家通过资金、广告、教育培训和文化交流的渗透，自由世俗派控制下的媒体几乎完全服从于美国。这种局面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非常不利。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方金英提出，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往中要注意相互对话，交流格局应当是平等透明的，要符合所在国的文化，要具有可互动、可融合、可共生的特点。不仅在经济领域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也应平等相待。
方金英指出，如同佛教是外来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外来的，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完成得很好，与本土文化传统和谐相处。世界的伊斯兰教是无国界视野的，而中国的穆斯林在明朝闭关锁国后与外国失去联系，所以有了本土化倾向。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穆斯林表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归属感。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汉化程度很高。正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中华文明也可以使中国的穆斯林在世俗的现代化的国家里和平生活。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刘仰同样认为，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地区可以给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树立一个榜样，树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榜样，核心就是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中国境内的穆斯林聚居区可以实现民族和谐，可以实现长期繁荣发展。他结合对新疆西藏的考察指出，目前我国的西部研究，很多还停留在少数民族的节日、服装、唱歌跳舞上，在历史、社会文化上研究不深入，谬误不少，在中国的伊斯兰教还没有形成中国榜样的宗教文化高地，国外的宗教影响日增。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程亚文教授认为，从全世界看，围绕民族问题、国家利益问题以及种族等问题，整个世界都在趋于保守化，充满不确定性。旧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已经崩溃，而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待建构。围绕“一带一路”，与各国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才能做到文化交流互鉴。
亟待解决的薄弱环节
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企业家对“民心相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指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
一是人才匮乏。首先是语言交流人才的匮乏。马戎教授指出，沿线有六十多个国家，使用多种语言，但不管是外交部门还是企业、务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人才很少。翻译大多数是使用英语、法语等过去殖民者的语言，和当地的精英可以沟通，但基层百姓未必都懂。平时在民间遇到问题，无法及时顺畅地进行沟通，这是很多企业、项目在外经营中受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用当地母语沟通，不仅容易拉近感情，也容易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其次是缺乏了解当地历史、制度、社会民情和劳动伦理的专业人才。在外企业不了解伊斯兰国家的国情，不了解基层的民情和民众的感受，只考虑怎么降低成本，怎么获得最大效益，按照我们传统的办事程序，跟政府把合同一签，以为就没事了，但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
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不足。例如印地语是印度两种官方语言之一，是最为通行的一种语言，覆盖的总人数仅次于汉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但现在只有少数学校开设印地语专业，全国每年招收学生不到100人，印度每年设立20个到印度学习印地语的奖学金名额，却只有7、8个人去。又如中亚国家、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等29个国家，使用语言方言近千种，其中官方语言和国语大概60余种，只有很少大学开设这些语言专业，招生规模也很小，其中18种语言根本没有开设专业。
二是对沿线国家的研究不足。马戎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研究注重对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国，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少，资料旧，专业研究人员少，缺少相关学科的专业训练；研究成果少，缺乏专业深度，很少到各国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专题零散不系统，缺乏对相关各国的人口、经济、社会、政府行政体制、社会结构、新闻传播、政党民间组织、外交政策、语言政策、宗教、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系统的专题研究。
三是我国对外机构和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外机构、驻外企业和派驻员工需要和当地社会民众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日常交往和良性互动，否则尽管双方都有友好交往的愿望，但因缺乏经常性的沟通容易导致误解，甚至造成工作的失误和损失。
四是在在体制和政策上对民心相通工作不够重视。和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走出去”的实施力度不够，而且束手束脚。一些政策、规划，目标往往和实际能力、支持条件相脱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过于偏重经济建设，轻视文化领域的相关工作。
五是现有文化传播方式不适应“一带一路”的新需求。汪晖指出，目前孔子学院已经分布得很广了，也花了不少钱，按说这个机构应该能够利用合作者的资源，团结当地的学者，并与国内的学术界建立联系形成网络，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太少，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很难找到很好的合作学者。
对加强“民心相通”工作的政策建议
学者们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略，而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系统工程，因而必须把促进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国家主导、企业为重、各界参与、持之以恒，才能获得成效。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要把“民心相通”当做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构建，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推进此项工作。要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项规划，拨付专项资金，培养专门人才，夯实工作的基础。
第二，加强对外交人员、海外企业人员的培训。建议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现有队伍存在的问题，应对驻外人员加强培训，要能够在所在国发挥好作用，及时了解各界动态，能够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情做出预测；要系统和全面研究和了解派驻国的历史与现状的各个方面，成为所在国相关专题的专家。
第三，要加强语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加强对小语种专业人员的培养。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钥匙是语言。课程设置应该改革，可以复合式地学习沿线几个国家的语言，比如学一些英语，也学一点泰语，一点缅甸语，如果与沿线国家联合起来编写融合各国文化的教材效果会更好。文化走出去要有载体，中国设计的一些教育装备很受东南亚国家欢迎，教育装备出去的时候，文化教材、教法一块就出去了。
第四，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对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研究。要补上目前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的短板。要全盘考虑我国高校和研究院所的整体布局和队伍建设，鼓励研究人员前往相关国家开展实地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信息，不断积累对各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认识，补充基础资料，打好研究基础，为我国重大的外交决策和在相关国家实施的重大项目提供更好的服务。除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研究队伍，还可以聘用国外的学者，或多举办些多边双边的共同活动。
第五，发挥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着力培养青年人才。欧美国家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第三世界非常活跃，日本的很多志愿者也渗透世界各地。而我国的民间社团很少走出国门。我们推动“一带一路”，既要有经济力量的推动，也要有理念的推动。我们需要有建构、传播共同价值理念的自觉，也需要更多更具代表性的发声源来传播我们的理念。
第六，设立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的“文化精英培养系列工程”。对沿线国家的青年提供来华留学便利，设置专门课程，定期举办丝绸之路各种文明的论坛和对话会，鼓励中外学者对话，将研究成果出版传播。鼓励和资助中国学者、学生去“一带一路”国家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活动。
第七，建构一带一路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创立有影响力的舆论平台。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上，要发展自己的叙述，而不是简单挪用欧美的叙述，使得我们能够和亚非拉国家建立不同的对话关系。可以利用现有的学术机构和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与当地合作编写关于在地的教材，逐渐脱离旧的殖民主义话语、冷战话语的知识架构。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拓展在当地的中国研究机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了整个国际制度的建设。我们要学会用现在的语言体系来积极开展我们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八，要发挥企业传播中国文化的骨干作用。“走出去”的企业要做好中国的形象品牌的塑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覆盖了全球75%以上的国家，在非洲达到85%以上。我们在非洲50多个国家有将2500多企业在投资，这些企业与当地社会的接触非常广泛，所在国的人民也是通过我们的企业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主体。所以要告诉我们的企业如何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与各地各种的社会力量打交道。
第九，建议设立“丝路文化交流发展基金会”。专门为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基础性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学者们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看起来是软指标，实际上是宏谋远略，是能否建成“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我们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而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