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是党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用好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研究传统举国体制和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科学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研究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领域和条件，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中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是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经济史、科技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旧举国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集智攻关，合力建设，使中国实现了现代产业和科技的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为了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中国建立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美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中国建设的全面援助；而国内环境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又面对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赶超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科技和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工业建设的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尖端的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也不会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集智攻关”与“合力建设”两方面，其主要特点：（一）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依靠党政命令来组织动员各个单位，而非通过市场购买。在当时基本固定的价格和工资制度下，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由于物质奖励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精神激励的手段，从而集体主义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精神内核。（二）举国体制在当时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产业和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而不是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国家的工业和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不仅现代工业非常稀少，无法形成体系，而且用于工业建设的人才、资金、生产及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很落后，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科研资源稀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产业和科技的落后，导致了国防的落后，在美、苏等大国已经拥有导弹、核武器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条件下，解决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科技领导体制，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首先，在工业建设领域，有些重大的工业项目是单独一个工业部门所难以胜任的，需要其他工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其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科技领域，不仅需要集中有限的科研力量，而且需要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像“两弹一星”、核潜艇这类尖端科技，不只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问题，需要工业部门配合进行大量的勘探、开发、建设、制造等工作。例如，原子弹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就是一个宏大工程，要经过勘探、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反复筛选提取等环节，才能制作出半成品，随后还要将半成品送到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接力加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科研部门的能力范围。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工业、科技等各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等力量密切协作。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科技来说，单靠计划部门不足以胜任其中的决策、协调和监督工作。因为这些项目要求中央部委、军队、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本位利益，协同攻关时难免遇到权责不清、局部与全局关系等问题。因此，必须成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负责分解任务，落实责任，解决困难，督促进度，一抓到底，最终完成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为赢得市场竞争，新兴的市场主体日益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微观动力被有效地激活，原来的国家-单一公有制体系动员方式为特征的举国体制作用不再突出。但是，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举国体制在自主创新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领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一国的高度机密，也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特高压输电技术，虽然国际上有先进技术可供借鉴，但中国幅员辽阔，电力资源集中在西部，而用户却集中在东部，中国所需要的超长距离输电技术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能自主创新；又如导航系统因军民通用而被美欧拒之门外，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建网、实现自主可控。。

在上述领域，举国体制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其制度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相当部分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组织资源，用招投标、申报立项等方式选择工程和科研力量，在项目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以购买或合作协议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不过，举国体制不止应用在竞技体育领域。2011年7月，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将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府在部门所发的文件里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这个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带有新型举国体制性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凡是能够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市场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获得技术能力。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就国内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传统的要素红利已渐趋枯竭，产业向中高端攀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就国际看，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和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产业结构正在快速优化升级，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这是占据了全球科技、军事、金融霸权地位已近百年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列为创新发展的核心，以至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同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被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2年10月，党中央又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

如果说传统举国体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了巩固国防安全，对成本考虑得较少，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正在向着新型举国体制转变，但主要还是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受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制约较少，而且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尚不突出。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后，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研制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够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只能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

就国际形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由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的封锁打压，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卡脖子”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8年，《科技日报》提出了一份包含35项技术的“卡脖子”清单。清单显示，就连一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零部件仍被外国攥在手里。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但养护钢轨的铣磨车中最核心的部件——铣刀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掘进机在整机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关键的主轴承却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断供，中国的产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中国相关产业大而不强。中国动力电池销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电池中关键的隔膜材料却大量依赖进口，拖累了整个产业。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海底科学观测网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水下连接器，中国的产品仍处于实验样机阶段，导致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面对国民经济主战场，不仅要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要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能够以性价比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一线，对于产品品质和成本收益最为敏感。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更为显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由国家力量解决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只解决企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国家应帮助企业破解“协同”和“市场”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国家要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但互不隶属的各个单位间不易协调，需要党中央或中央政府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成果为导向，统一协调各单位工作，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国家要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新型举国体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契机，来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来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市场，走上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助推国家科研，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建立自主自立科技体制为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使用国家力量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在保持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国家力量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推动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军民融合以及尖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开辟新产业、新空间。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的思考

举国体制演变的历史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新中国73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经济受到封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的逐步扼制，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

今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有限资金就可以实现。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跨学科跨行业合作、政产学研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日益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

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表明：举国体制的目的在于完成重大任务，为此要突破既有体制下的分工，调动最广泛的积极因素，建立全国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国家设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和监督各参与部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传统举国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产业和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的“从无到有”；而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主要目的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者对市场竞争、成本收益的考虑有限；而后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研制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科技成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包括组织全国产业和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帮助本土企业突破外国企业设立的垄断壁垒等。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保持和发挥有效政府的优势，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相得益彰。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不仅要有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目标意识，具有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因素的能力，而且要深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以及重点项目之中，而非停留在一般层面和理论研究。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间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建设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精神谱系和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谱系，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加大住房保障支撑力度。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87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26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本期刊载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的专题文章，解读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的顶层设计，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建设，确保住房建设质量，同时解决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编者按语

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要求，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特别强调发展保障房建设，要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中央提出保障房建设发展方向已经十多年，但业内一直缺乏有力措施进行落实，导致各大城市保障房至今数量严重不足。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各地对中央精神是不是真正理解和认真落实？会不会又是层层往下布置而缺乏机构开展和落实？会不会只在商品房“公摊面积”等问题上做无用功，而不去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和提供保障房？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现在对房改存在不同的认识：楼市政策上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未来走向是退出还是前景广阔？这些问题都要在调整优化中解决。

要不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

中国房改实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现在中国居民有房者达到96%，一些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这将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了10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曾在国家房改课题组组织的课题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观点，在2003年被国务院接受。但这一观点不断被质疑，有人提出房地产业是最大的“灰犀牛”，这种言论实际上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决策。房地产到底是拉动经济的“老黄牛”，还是影响经济的“灰犀牛”，现在慢慢看清楚了。

楼市政策是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

这些年对房地产限制性政策增多，特别是楼市限购，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去年因为各项政策的综合作用（包括限购），其直接影响是楼市销售额从18.2万亿元一路跌到13.3万亿元。楼市萎缩造成一系列问题，相关产业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其实，这个限购政策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出现的，现在房地产是严冬了，但限购政策还在给房地产降温。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须深度结合市场现实；对动态变化的市场不能凝固化，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优化。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建部明确提出“认房不认贷”的问题，这是对一部分一套房购买者的歧视性政策仍未落实的调整。原来不限购的就不限购了，原来限购的仍然限购。政策都明确了，为什么还没有变化？目前的问题是政策明确了，但是没有落地。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形象地称为“说到了以为是做到了，做到的以为是做完了，做完了以为是做好了”。特别是“限购政策不能前功尽弃”这种错误认知，妨碍了对中央政策的正确理解。什么叫“前功尽弃”？这就是把前一段对房地产发展的制约手段当作一种“成功”。功过不能正确区分，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

这些年我们一直认为发展保障房是偏弱的，而现在中央提出的新发展模式，就是住房双轨制再加上租售并举，这是核心内容。其实，住房双轨制是在我们当年设计房改方案中提出来的，当时提出“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此后，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这两个体系，即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将双轨制表述得很清晰。

保障房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确定的“住房双轨制”的重要内容。27年前，我们房改课题组的报告中把保障房建设的建议写入房改方案，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个建议并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

我们首先研究了英国的经验。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其中500万套是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的保障房。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首先出现了如何解决工人住房的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揭露当时英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其困难、极其不人道。恩格斯并不是建议让国家出面建设保障房，而是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下，英国逐渐进行变革，二战期间英国很多城镇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二战后大力建设居民住房。战后4000万人口的英国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让多数家庭住上新房，其中50%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障房。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可以这样去改革，从被恩格斯揭露的不顾工人死活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制度，到用提供保障房来化解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续命。

英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把保障房制度复制到香港，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香港建设的保障房之中包括“居屋”、“公屋”、“夹屋”等不同类型，目标是覆盖50%的居民家庭。因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因而香港的保障房面积都很小，仅仅40-6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就被称为“豪宅”了。保障房只能解决基本住房保障，要住大房子就可以去买商品房。新加坡则是把保障房的“组屋计划”发展到能覆盖87%的居民家庭，组屋大的有四室一厅、140平方米。

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对制定我国住房制度有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三次分配”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指出，在第一次分配领域，试图在工资分配上拉平或者在股权比例上拉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样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保证他们的基本居住条件，而这种保障房政策是中高收入人群不能享受的。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制度稳定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我们更应该解决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房改课题组就做出这样的设计：“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而且提出保障房要覆盖到我国50%的城镇家庭。

在国家推动下，房改初期，我国建设了一批“经济适用房”，那些房屋就是“不收土地出让金，只收基本税费”，保证了土地的低成本。那时建经济适用房的目的，一是帮助设定各地房改出售公房的基准价，二是为保障房立下基本标准，就是保障房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开发机构利润率要很低，但是施工标准必须保证，不能低于普通商品房。

我国必须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这是世界各国都认可的理念和都在做的事情，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大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我国保障房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25年前，我国启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此前两年，由国务院四个部委组成房改课题组，形成了课题报告《房改方案》。课题组参加机构是原国家体改委、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房集团研究所。多位老领导、大专家参加了课题组工作，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当年我们在设计房改方案时就提出，在推动住房商品化的同时，政府同时继续进行保障房建设，形成住房供应体系上的“双轨制”。

近年中央多次提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的要求，原因就是多年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明显的短板。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年轻人、“新家庭”本来都应当享受保障房，但是因保障房建设和推动实施不利，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面对价格高企的商品房市场。

在保障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乏认识，主管部门认为市场化能解决所有问题，忽视建设。在房改初期，从2000年到2007年，全国保障房开发投资很少，只占房屋投资比例的3%-5%。我们房改课题组人员提出了推动中出现的问题，主管部门拿出的是两个不伦不类的办法：一个是“小户型政策”，要求把所有商品房户型面积都切小，被称为“70/90”，就是70%的商品房要在90平方米以下。他们以为把鲍鱼切小，低收入群体就吃得起，岂不知道他们要吃的不是鲍鱼龙虾，而是小鸡炖蘑菇、大葱炒鸡蛋，他们需要的是保障房。另一个办法就是“降房价”，试图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房价格降低，却又不减少地价，还通过严格实行“招拍挂”提高地价，让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即使价格能降下来一些，它们也并不是保障房，而是商品房。

1994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提出了两种土地出让方式，一种是拍卖招标，另一种是双方协议出让。协议出让就解决了包括保障房用地的特殊用途。后来，主管部门取消了双方协议出让方式，这样保障房用地实际上被取消了，保障房陷入缓慢发展状态。

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推动棚户区改造，提供了3000万套保障房，缓解了保障房的供需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保障房建设高度重视。2017年国务院提出“两个为主”——“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实现基本保障”；2018年又明确要求“完善两个体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中央非常重视，要求非常明确，但是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工作一直不到位，十多年来，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始终不足。

保障房建设上的一大问题是层层进行布置，却缺乏有人认真落实，这叫做“跛子打围——坐着喊”。上级政府布置任务给下级政府，省政府就把保障房安排到小县城去，市政府把保障房建到远郊区，都舍不得拿出城市土地来建保障房，建成的不少房屋成为“无效供给”。

还有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把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转移给开发商，他们使出一种“限地价、竞配建”的招数，在把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的时候，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百分比的保障房。这些做法表明，某些地方政府刻意回避自己保障房的建设责任，保障房得不到不含地价的土地；政府将公共服务职责推到开发商头上，而且政府拍卖土地还不少收地价，让开发商去平衡土地成本。这种乌龙做法居然一度还被当作先进经验到处介绍推广。其实这些都是下级应付上级的做法，从根本上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应当如何建设保障房

各国各地保障房建设时，都是以政府行为为主，由政府给土地、管分配和后续服务，由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建设。

英国二战后建设的保障房占全部新建房屋的50%，就是由16个公营的“建房公团”来建设的。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组屋的建设都是由国企投资施工。香港特区政府则设有“居屋署”与“公屋署”，两个机构有2000人，主要是工程师，就是从事保障房建设的管理团队，安排由“房屋协会”对非低收入但是收入不高的“夹心层”家庭建设“夹屋”，专门为“夹心层”解决住房问题。政府行为还不止于保障房的建设，建成后的保障房分配、资格认证、贷款等事宜，都需要政府管理，后续也需要政府实施动态管理，包括租赁房屋和把保障房卖给低收入家庭。

现在我国保障房严重缺位。政府把管理权过多地用于商品房上，特别是管理商品房价格，或一会儿限制涨价，或一会儿限制跌价，还要求高价商品房低价卖，催生出富人“炒房打新潮”，出现许多笑话。其实商品房不需要政府这样干涉，政府作用主要是建设与管理保障房。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央企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保障房建设用地不能收土地出让金，只能收取基本税费，这样才能让它的成本低、价格低。地方政府要舍得拿出位置比较好的土地建设保障房；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包括专项债投入，这些事情都要靠政府与央企来做；与市场化商品房开发不一样，保障房要控制好售价与租金，不能追求商品房的利润率，保障房在分配与管理上也都要体现政府行为，不能是商品化销售。

按照国务院要求，国企要退出竞争性房地产领域，全面回归保障房建设本位。其实，保障房建设有足够大的工作量，其投资回款安全可靠，这本来就是国企发挥作用的领地。发挥房地产国企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国家建立这些企业的初心。

通过以上多项成本控制手段，保障房的租售价格就能达到要求。按照销售价格计算，不含地价的产权型保障房价格应当是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保障房的建设安装成本是不低的，绝不允许偷工减料，但保障房建设就像商品房建设一样，能够拉动建筑材料生产与施工安装，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商品房的投资销售在不断下滑，就可以用加大投资开发保障房来从结构上转型，集中力量发展保障房建设规模。

有人问，是否能把空置商品房变成保障房？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房的最大困难在于，商品房里包含着高地价，而保障房价格低的原因是地价低，开发建设机构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而拿商品房改为保障房时地价是退不出来的，有些户型面积也不一样。闲置房产可以拿出一部分改造成“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商品房去库存的主要办法是盘活楼市，用市场力量消化这些商品房。历史上的存量房屋，多数都被慢慢消化掉了。

根据我多年参与保障房建设的经验，要满足保障房需要，我们就要“超前规划”与“足量安排”。我曾经说过，保障房建设不怕“适度过量”，其实保障房的“足量”与“适度过量”说的是同样意思。原因有三：其一，住房建设本身就需要超前，因为从投资开始到形成有效供给，需要足够的时间，其中仅建房周期就需要18个月，还要有项目准备的时间，加起来要两三年；其二，考虑到各地保障房建设规模普遍偏小，若不要求按“足量”或“适度过量”部署、而按现期人口数据来紧紧巴巴地建设，建成时往往就会落后于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三，保障房建设规模略大一些，形成一些短期的房屋过剩，相当于让商品可以摆在货架上供人选，才能让低收入居民有选择的空间，才能防止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太高，这些都会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实际上保障房建多少都不会被剩下。

我在中房集团工作的十几年期间，在全国230多个城市开发1300多个住宅小区，建的主要是保障房，房子都没有剩下。所以保障房建设需要大规模开发，需要超前开发，需要足量安排，这是我作为资深保障房建设者的实际经验。

保障房建设资金如何良性循环

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资的钱从哪里来？既然保障房建设主要是政府职责，当然需要财政出钱。不少专家建议发行“特种国债”。我认为保障房建设很适合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建设，比如10年或20年国债。国债就应该投向民生。在债务存续时间里，保障房肯定可以卖掉回款，还可以偿付国债利息。如果每年由国家财政投资1万亿元，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出资，再通过向保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扩大融资，可以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保障性住房没有土地出让金，只交土地成本与基本税费，因此5万亿元都能用在房屋建设上，可以发挥出10万亿元的作用，这样很快就可以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

保障房可租可售，保障性租赁房的资金循环已经有现成的金融模型，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保障性租赁房的信托投资基金（REITs）。几年前我提倡引进资产证券化，3年多前，我国已经启动基础设施REITs试点，至今已经有29支REITs成功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流通，其中就有4支保障性租赁房REITs。REITs可以通过组织社会资金持有保障房资产，原来的开发持有机构就可以拿回投资资金，还可以投资到新的保障房建设。今后REITs基金可以通过增发收购其它保障性租赁房，使REITs基金覆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约占我国城镇家庭的50%。我们在25年前推动房改时，就已经解决了不少老职工的房产权问题，他们都属于50%之内保障房享受对象。那时为了向老职工出售公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房出售时，即使按成本价卖老职工，他们也买不起，我们就设计打两个折扣，“工龄折扣”和“一次性付款折扣”，折后一套房子仅两三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少钱。老职工们掏尽自家储蓄、再跟亲友借钱，就把原租公房给买下了。房改5年后，按照购房价的1%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这些房产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如今25年过去，当年的商品房平均增值了5倍，而房改房以优惠价格购房，出现了百倍甚至几百倍的增值。现在房产价值已占到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60%，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财富构成。房改购房与房产增值使老职工们跟上了致富步伐，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应当是“一低两新”：低收入家庭、新市民家庭和年轻人新家庭。今后，低收入群体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支付能力，以低廉的价格租赁保障房。有购买保障房能力的居民，可以用上自身能力与人们所说的“六个钱包”，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支持，按照保障房价格购买房屋产权，实现他们的房屋产权梦。要允许已缴纳房租冲抵房价，相当于享受一次“工龄折扣”。

保障房应规定几年内不能入市交易，房改时规定的是五年不能入市。过了这个时限后，就允许入市交易，允许保障房与商品房并轨。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与货币运行，这些居民就可以享受商品房价格上涨的红利，像当年老职工们一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保障房未来可以与商品房并轨的预期，使它具有更大的升值潜力。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服务对象积极租赁或购买保障房，很容易形成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走出当下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我国保障房建设多年缺位，致使人们都误以为解决住房问题只有靠商品房。低收入群体也不知道他们可以享受保障房，反而都把眼睛盯在商品房上。比如抱怨“价格高买不起”的是说商品房，抱怨“公摊面积多”的是说商品房，说“收入房价比高”的也是说商品房。

低收入群体把他们的住房希望完全寄托在商品房上，而商品房市场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当然怨气越来越大，并不时把积怨发泄出来。这都是源自住房双轨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而过去的房地产调控走偏了方向。

本来在住房双轨制的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不同轨道上运行，房价也各有不同规律。持有商品房的居民希望自家的房屋资产保值增值，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跌得厉害了就可能去售楼处闹着退房。而可以享受保障房的群体也不需要盼望别人的房价下跌，因为他们跟商品房涨跌关系不大，他们更关心的应是能不能买到或租到廉价的保障房。

如果能形成“住房双轨制”或“两个体系”，不仅可以使居民住房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而且社会矛盾可以化解不少，社会心理也会平复不少。

我所说的保障房建设与分配路径不是不可企及的。25年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城镇进行过一次成功的房改实践，有的年轻人哀叹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那次房改。我们要继续推动保障房建设，会给年轻家庭提供一次新的机会。

将启动规模化保障房建设变为现实，比抱怨“商品房价格高买不起”更为有效。所谓“收入房价比高”是在没有保障房供给的情况下，拿商品房价格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比。但是如果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房，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商品房“公摊面积”的问题。所谓“取消公摊”无非就是把“公摊前的建筑面积”改为“公摊后的使用面积”，把公摊从“显性存在”变为“隐形存在”，实际上没有取消公摊，只是算法不同。其实这就是“榴莲带壳卖”还是“榴莲剥壳卖”的区别，榴莲壳一样从买家收钱。难道能把“公摊”摊给政府、或者摊到别的项目上去吗？都不可能。购房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房本上面积还小了，单位房价提高了不少。比如，本来公摊面积是30%，以减去公摊面积后的“使用面积”计算，房本上面积就小了30%，每平米房价还上涨了43%，购房者在哪头儿都没占着便宜。这就让老百姓满意了吗？房本面积小了就踏实了？单位房价涨了就高兴了？这种糊弄人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忽悠“取消公摊”是做无用功，客观效果会转移管理者对保障房的关注，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就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多给老百姓建设保障房上。

如果能把中央要求的“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落到实处，我相信，在“住房双轨制”正常运行下，社会认知会走出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编辑  季节）

不久前，一位党史专家问我，这张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见到此照的人都想知道的。他就是1937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毛泽东称赞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老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今年7月24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吴亮平同志诞辰115周年。

曾作为他的秘书，我通过这篇文字寄托自己的崇敬与缅怀之情，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

1986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中顾委的通知，邀请吴老列席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本来想告之吴老后就照例替他向中顾委请假，当我转告他这次会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没想到吴老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我要参加。”

在人民大会堂，当《国际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吴老微动的双唇和湿润的眼睛。中顾委全体人员大合影时，李聚奎和陈再道两位老将军把吴老让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手拉着手。这是他最后一次照相，永远定格在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老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几天后，他走了。我恍然大悟：他强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撑着去开会，是为了见同志们最后一面，去向党、向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告别！

青少年时期(1919-1925年）

1908年7月，吴亮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做过小学校长，母亲是农村妇女，吴亮平是长子。

在北伐时期，他的父亲做过江西赣县的县长，因不满“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弃官还乡，靠种十余亩祀田和亲友的接济度日，生活十分清苦。

吴亮平天资聪慧，5岁就进奉化小学读书，1919年，11岁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22年，14岁时就考入厦门大学。他认定要“实业救国”，上了经济系（预科）。罕见的“早慧”使他的学业始终名列前茅。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去上海求学时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刊物，还不断向《觉悟》等刊物投稿。

1923年，厦门大学爆发学潮，部分学生和教师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家推选这名最小的同学担任了大夏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和校刊的主编。谁会想到十几年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

大夏大学地处沪西工业区，学生会为工人办起了夜校，吴亮平经常去夜校讲课，帮助工人补习文化，通过和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时期，他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还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新社会观》等介绍苏联的书，把全新的思想观念带进课堂，与身边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理想产生了疑问，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25年5月中旬，日本人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各大学组织宣传队上街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宣传。5月 30 日，吴亮平带领学校的宣传队在曹家渡进行演讲，传来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议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几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五卅”运动中，吴亮平担任了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了《血潮日刊》，他联络动员各校师生，揭露帝国主义，推进与工会、商界的联合，在罢课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

恽代英曾多次找他谈话，谈中国革命的前途，谈青年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等。吴老晚年在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中，称他是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师长”。当年8月，吴亮平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29年）

作为“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吴亮平被恽代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1925年10月，他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继续探索真理的长途跋涉。

半个世纪后吴亮平回忆道：“那时我是个17岁的小青年，只知道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股劲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还不了解。张闻天同志曾对我说过，我们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但不能走美国的路，这条路走不通，而且走不得。”吴亮平在去苏联的货船上认识了张闻天。这位长他八岁、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有过留学美国经历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吴亮平毕生的尊重和友谊。

1925年11月，吴亮平正式进入中山大学，进行3年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大多数中国同学不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而已经译成中文的又很少，学校就组织懂外语的同学翻译马列原著。吴亮平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莫斯科出版发行后还在国内翻印。不久，他和张闻天等同志担任了教学工作，他成为世界经济地理课的教员。

同期在中大学习的还有王明，他拉帮结派的行为使吴亮平极其厌恶。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逐渐形成，打击对他不满的人，吴亮平与左权（湖南人）、陈启科（贵州人）等人成为王明打击的对象，吴亮平利用为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开会做翻译的机会，向瞿秋白、邓中夏如实反映了王明的所作所为，使王明对他怀恨在心，后来他屡遭王明诬陷迫害埋下了伏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悲观低落的情绪也影响到中大。在严峻的形势下，吴亮平经联共（布）党员2人和张闻天等中共党员2人介绍，毅然站到了党旗下。

1928年秋，吴亮平向瞿秋白请求回国，辞去了中大教员的工作。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发了他探寻其发源地的渴望，返回祖国途中，他游历了德、法、英等欧洲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发祥地，他走访伦敦工人区，感悟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状况》时的情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赖以产生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现实依据有了亲身体验和更多的理论思考，联系此前读过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更加认定“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

回上海在中宣部工作 (1929-1932年）

1929年初，吴亮平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给他布置工作任务：一是《环球》主编介绍国际共运的刊物；二是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吴亮平与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研究确定了“消除派别斗争，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工作方针，他们拜访了鲁迅先生，取得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

此后，吴亮平还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批驳了国内“托派”和国民党雇佣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在中央文委领导创办的《新思潮》《拓荒者》等刊物上，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尤以1930年4月发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国土地问题》影响最大。文章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土地问题的正确了解，是先进阶级前锋能在目前革命中完成其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是现存社会制度阻碍并破坏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的表现。”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加深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当时在南方建立的农村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有力的理论支持。

这一年，吴亮平还编写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王明回国后，利用手中权力将他撤职，吴亮平在闷热的亭子间，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他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左权和陈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还帮他校对订正。

《反杜林论》中译本的问世，是吴亮平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吴亮平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对这本书作过四次修订，第一个校订本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这部译作，在长征途中宁可丢弃衣物，也坚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1930年11月，吴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和曹荻秋、杨放之、彭康等难友一起，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秘密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1932年爆发了淞沪抗战，国民党决定大赦政治犯，吴亮平于9月获释。铁窗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对来沪求他回家的父亲说：“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现在只能顾革命这一头，以后再两头兼顾吧。”

找到党组织后，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正在寻捕他。鉴于这种情况，吴亮平在张闻天安排下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10月，他到达瑞金。

在中央苏区 (1932—1934年）

前些年有一次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我问老太太：“你还记得亮平同志刚到苏区时的样子吗？”“怎么不记得，他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一身白礼帽白西装。真的是很帅、很洋气！我们知道他有钱，就打他的土豪”（让他请吃饭）。

吴亮平在红军学校任宣传部长兼总政治教员。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把吴亮平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问：“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黎平（笔名）？” 吴亮平的到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感兴奋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问题要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询问，并且和他探讨哲学等理论问题。

吴亮平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论问题的渴求，并被他强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宁折不弯的性格和诙谐质朴的气质所折服。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从江西到陕北，延续了二万五千里和之后整整十年。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苏区建设和军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中央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3 月成立了国民经济部，继邓子恢、林伯渠之后，吴亮平于7月任部长，并于1934年2月当选为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在粮食、棉布、药品、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部从部长到每一个干部，都深入城乡基层，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吴亮平起草了《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合作社怎样工作》等文件，用以指导经济工作。到1934年10月长征之前，吴亮平领导的国民经济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工作；组织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发展工商贸易、打破敌人封锁。经过苏区军民的共同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

林伯渠、毛泽民、邓子恢和吴亮平等作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首次为党在执政区域内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坚持辩证唯物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工商业者，为后来根据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今天在瑞金，可以看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国家机关所做的“寻根之举”——出资修复各自的“前身”旧址。在那里，人们可以走进吴亮平部长的办公室……

长征到陕北后(1934-1945年）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一方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瞿秋白同志被留在苏区，没让他跟随主力转移。出发前，这位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与挚友吴亮平喝告别酒时的悲愤让吴亮平痛惜。

长征初期，吴亮平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到达遵义后调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后来又在邓小平、刘英之后接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吴亮平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为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阐述壮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36年7月，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吴亮平晚年回忆道：“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毛主席看见我就喊我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过两天要来采访他，请我当翻译。我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说：‘行的，就是你。’结果，斯诺与毛主席几个晚上的谈话，都是我翻译。毛主席谈自己的生平，这是第一次。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先作个简单记录，再用英语告诉斯诺，斯诺随听随记。写成文章后，经黄华同志译出中文，交毛主席审阅。”

从7月16日开始的马灯下的长谈，构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核心部分。

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这本书于1937年10月问世后，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畅销书，国内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吴亮平的这一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年，余秋里同志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周总理转述的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到世界，这一进一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但到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再次撤销了吴亮平的职务，将他下放到《解放》周刊当编辑。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与艾思奇合作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一书。毛泽东说，这样的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重要。

1939年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讲，吴亮平向毛泽东积极推荐，并编发在《解放》上，使之与全党同志尽快见面。

吴亮平还承担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的教学任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给各校学员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当秘书时，一次陪吴老在北京医院体检，在走廊碰见李东冶和袁宝华两位老部长，他们一人握住吴老一只手，热情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师”。

1941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时说，中央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你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场施加的种种罪名应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他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中央结论的鼓舞下，吴亮平积极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艾思奇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为整风学习资料。

吴亮平多次请求中央批准到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1942年，他告别了延安，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到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吴亮平回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临行前，毛泽东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从东北到上海(1945-1953年）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断地抽调了十余万大军和两万多干部，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了东满、西满和北满根据地。

吴亮平先任抚顺市委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北满合江省（今黑龙江省东部）任东安地委书记和东安军分区政委。在3年多的时间里，吴亮平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肃清土匪、土地改革、开展边贸、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建军工军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吴亮平带领南下工作团跨过长江，进入江西开展新建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调配一批有城市斗争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加强上海市的工作，吴亮平回到了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了沪西区的区委书记。

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是当年跟“老资格的吴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是荣毅仁、经叔平等民族资本家，都对吴亮平出色的政策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注重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本色等还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主管化工基本建设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1953-1966年）

1955年，吴亮平担任化工部副部长，主管化学工业基本建设。在化工部近八年中，他提出过“化工企业要建立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总会计师负责制”；“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严格按科学办事，切实搞好生产的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劳动管理等管理工作”；“要做到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有责有权”等重要意见。

在主抓上海吴泾、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的建设中，他亲自组织进口急需的特殊材料；跑遍了上海制造化肥设备的大小几十个厂家；他还深入施工班组，和工人促膝谈心，现场解决问题。这两大化肥厂一次开车成功，为解决三年困难时期后农业生产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

1963年，吴亮平调到国家经委主管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一项很有新意的工作，就是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

当时，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等问题，影响了工业建设的效率。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关心和薄一波副总理的亲自领导下，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具体领导工作落在了吴亮平等同志肩上。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吴亮平主持起草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地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是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应当首先选择少数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工交系统经过认真准备，在国家经委领导下，试办了九个全国性、三个地区性的托拉斯。吴亮平和水电部的同志一起，将北京东郊高井热电厂改组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电力公司，精简了人员，统一管理了产供销、人财物，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他还亲自总结了交通部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和冶金部所属的制铝工业公司的试办经验。在此期间，吴亮平邀请曾在美、英、法等国学习工作、做过研究的经济学者和专家进行座谈，探讨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

正当试办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这一重要尝试被迫中断。

最后的十年(1976-1986年）

在十年动乱期间，吴亮平先是被打成“刘（少奇）记托拉斯的黑干将”挨批挨斗，到河南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免于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长期“靠边站”的日子里，他每天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整理校订《反杜林论》的译稿。他回顾和思考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他和夫人杜凌远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置身在群众中，感受澎湃的历史洪流，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念和乐观态度。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吴亮平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舒畅。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有关会议上，他凭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半个多世纪为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真挚感情，以及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责任感，做了长篇发言，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亲身经历分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历史经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系统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利弊得失，指出其主要教训在于“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

吴亮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先后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机构的顾问。他虽已年逾古稀，仍然朝气蓬勃地工作。他先后就社会科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干部制度和领导作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高等院校政治思想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

过度的操劳，严重损害了吴老的健康，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患，终于使他归于沉静。

在列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陪吴老在小院里散步，和他聊天。我问坐在轮椅上的他：“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接触过，你最佩服谁？”这个问题使他不再平静，他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毛主席”。我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成熟。”

这简单而又坚定的回答，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使我永生不忘——它几乎省略了一切，却一语点中了中国革命艰难前行的神髓……

吴亮平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是留在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宝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上的动人篇章，他是我最崇敬的人生楷模之一。

我永远怀念他！

（编辑  季节）

彭老总的悲剧

1974年深秋的一天，我去301医院南楼看望正在住院的总后军事交通部部长成学俞。他告诉我，彭德怀同志也住在301南楼，就在他对面的病房。听医生说，人已经快不行了。他还听说，彭总请求临终前见毛主席和亲人一面，遭到专案组的拒绝。我问他能否借散步的机会，到对面病房门口看一眼老首长。他说很难办到，彭老总病房的门一直关着，有专案组的警卫把门，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我不禁一声长叹，为这位功勋卓著、曾在国内外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深感痛惜与哀伤。

这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判：昔日西花厅里亲人欢聚的温馨情景，恐怕难以再现。这时我已听说七伯的身体不大好，但不知道其实他已罹患膀胱癌，做过几次大手术，而且病情还相当严重。

世事无常，命运对我还是有所眷顾。那天之后，我还有机会见到伯伯。从七伯、七妈在“文革”之初嘱咐“暂时不要联系”时算起，到我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沉痛地向伯伯遗体告别，我曾幸运地先后有五次见到七伯。他老人家还曾一再地破例，当着众多领导人的面与我亲切握手、致意。更为幸运的是，七伯特地向总后勤部领导了解我的情况，肯定我革命工作的经历，指明我继续前进的方向。这是伯伯一生中对我始终不渝的最后关爱。

首都西郊机场

1966年11月26日，北京西郊机场，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我带队位于一列两千红卫兵队伍的最前面，距离行进中第三辆检阅车上站立的七伯只有十几米远。我清楚地看到，伯伯神情肃穆，面容消瘦。时间仅仅过去半年，他那始终洋溢着喜悦温情的笑容、充满情感魅力的丰采，几近消失。可以想见，“文革”以来的这几个月，给他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压力。

总后勤部礼堂

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勤部礼堂的舞台入口处，我迎面见到了七伯。他身后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萧华、杨成武，还有江青、“中央文革”成员和总后主要领导人。七伯微笑着回应我的敬礼和问候，当着一众领导人，紧握我手并用力摇了摇，然后走上主席台。我能够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关怀、温暖和力量。

那天在会上，七伯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指出，“文革”中对待干部应遵循党的一贯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与林彪、江青等人当时大肆鼓吹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鼓噪和煽动不同，显然是公然唱反调。

根据我当时记下的也是唯一的原始记录，七伯是这样讲的：

我们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当时党中央的正式提法），还是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他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

我注意到，七伯讲这段话时，主席台上的江青面露不悦之色。

人民大会堂

1968年5月8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总后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七伯。

那天，我同其他几位同志，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座位前面右侧的地上。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从左边走了过来，我和代表们起立鼓掌欢呼。毛主席走到离我两三步时，按照事先排定的位置坐了下来，走在他后面的七伯随即就座。这时，七伯看见了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但在与会者合影时，七伯却是神态严肃，没有笑容。

那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七伯胸前佩戴有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窄条徽章，而其他领导人除毛主席外一律佩戴的是制式圆形的毛主席像章，体积要大得多，一眼看上去区别明显。

那一段时间，正是全国各地制作、佩戴毛主席像章风气最热、泛滥最广的时候。像章种类越来越多，尺寸也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制作最多时，共制作了22亿枚像章，最大的一枚重180公斤。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人全身军服和军帽上挂满了各式各样像章，走路都困难。

七伯在“文革”期间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他是以这种特殊做法表明了自己反对这样做的态度。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七伯还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有的干部积攒了一百多枚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是用铝做原材料的，岂不是浪费国家资源。不学好毛泽东思想，身上挂的像章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

对像章的泛滥，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还我飞机。”但在那个个人崇拜趋于狂热的年代，很难刹住这股风：人人都戴像章，你不戴就成了异类，就会被视为对毛主席不忠。因此，没人敢提出不同意见、采取不同做法。最终还是七伯以他特有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刹住了这股风。

物资部原部长袁宝华向我回顾了这段往事：“‘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体谅我的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我立即起草了通知，让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制造厂都停工了。”

京西宾馆

1973年8月6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我第四次见到了七伯。这次总后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宣布总后领导班子的改组。周总理和叶剑英、王洪文、李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会议。那天会上，只有总理一个人讲话。我的座位在前排，正对着主席台，七伯看到了我，颔首示意。看得出，他老人家的身体又明显衰弱了许多。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总后新领导班子的名单，重点介绍了新任部长、党委书记张宗逊，对宗逊同志的历史功绩作了很高评价，对总后深入批林整风、加强团结作了重要指示。突然，七伯的话锋一转：“这次总后领导班子的配备，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缺憾！”他说：“本来，我希望总后新的领导班子中能有一位女同志、女副部长，因为总后有大量医院、科研单位和工厂，有许多女医生、女护士、女科研人员和女职工，领导班子中应该有女同志做代表，以便更好地关心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关心到每一个人，使她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七伯接着强调：“这个意见我说了不止一次，可是始终提不出人选，只好算了。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在这届领导班子中保留一个名额，什么时候物色到合适人选，什么时候补上。今后总后领导班子换届也照此办理。我等待着总后勤部有一个女副部长出现！”

七伯的语气决断，铿锵有力，充分表现了他对总后的女同志，不，是对全军和全国所有女同志的关心与爱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曾向我谈了她的切身体会：“总理一贯重视培养女干部。钱正英二十九岁当副部长。外交部龚澎同样很受重用。我也是周总理关怀、培养的。”

话回到会议上，这时，一旁的江青却阴阳怪气地插话：“总理，我对你有个意见，你就是不让邓大姐出来工作嘛。”她这番话表面上听来没头没尾，不着边际，照我看，一是借此显示她的权威和存在，二是以批评七伯不让七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为名，暗讽七伯对总后应有女性副部长的建议。其心机可谓阴鸷。但当时的七伯对她的插话没有做任何表示，头也不抬，就当作没有听见，继续往下讲。看得出，七伯对江青已厌倦至极。江青自感没趣，只得打住。

七伯对七妈的任职确实要求严格。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七伯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1974年，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七伯坚持己见，把七妈的名字勾掉了。对此，七妈始终表示理解和支持。这绝非做给人看的姿态，而是他俩高风亮节的又一表现。

七伯还说：“你们总后要注意，不要搞近水楼台，你们搞近水楼台可不得了！”他在那个时候，就再次强调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总后勤部领导班子中仍没有出现过一位女同志，反倒混进了谷俊山这样的败类。更想不到，郭伯雄、徐才厚竟是谷俊山的后台。《尚书》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七伯的教诲和期望、古人的箴言，值得人人深思。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现场聆听七伯的教诲。

首都体育馆

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七伯。

这年1月24日，正逢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一大早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参加下午的“批林批孔大会”。由于我兼任总后党委办公室的工作，因此，这天部队的大会及第二天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的大会我都参加了。

这两个大会是江青一手操办、擅自召开的。在1月25日的大会上，听到七伯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明白了，这次会议并没有经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总理批准。显然，这是江青一伙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矛头肯定是指向总理。果然，他们在会上煽风点火，大放厥词，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地指责七伯自批林整风以来的调整、恢复生产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攻讦叶帅，甚至连八十二岁高龄的郭沫若也遭江青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万多人。我在台下清楚地看见江青一伙飞扬跋扈的丑态，也看到面容瘦削的伯伯神色凛然，保持他一贯的尊严与镇静。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一个月前，已经七十六岁，患癌症几年、做过多次手术的七伯，竟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历了一场严厉的“批判”。江青对七伯多次下重手，目的就是要置伯伯于死地，以图实现大权独揽做红都女皇之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七伯，也是最为痛心的一次见面。这次大会，对七伯而言，同样是他一生中心情沉重的又一个艰难时刻。

伯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1971年10月1日，在党中央决定对邱会作隔离审查的一周后，中央指定主持总后勤部工作的政治委员张池明、第一副部长张令彬找我谈话，向我通报了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绝密信息，传达了中央委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指导总后批林整风的决定，指定我担任即将成立的总后批林整风办公室秘书组长。他们同时向我传达了恩来伯伯不久前来到总后视察工作时，专门向总后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和所做的重要指示。池明、令彬同志接着说：“总理对你很关心，要求也很严格。总后批林整风的任务很重，除了我们两人，你是总后第一个知道林彪摔死消息的，要严格保密。”多年后，七伯的卫士长张树迎也向我说起这件往事。树迎同志说：“总理那次同总后领导谈起你时，我在场。在周家，你是总理唯一没有在职务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回溯194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时，七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七伯、七妈是这样要求我们这些侄辈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去做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为我等后人做出了最光辉的榜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遗言，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化为沃土，撒遍山河大地，为人民做最后一次奉献，也与他们挚爱的人民群众永远在一起。

悲怆呐喊

悲壮的时刻

1975年9月20日，七伯在305医院进行了切除膀胱癌的第四次手术。术前，他带着一包材料走进卫生间，反锁房门一个多小时，仔细地阅看了他在中央会议上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稿，然后用虚弱得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签上姓名，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

这时的恩来伯伯，遭受病魔和心灵创伤的双重折磨，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他的大脑仍然十分清醒。此刻，他做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准备，他在可能离开人世之前要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当医护人员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出现了令全场所有的人意想不到、震撼心灵的一幕。七伯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恩来伯伯一旦发声，怎能不振聋发聩。在五四运动的街头，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集会，在南昌起义的城头上，在西安事变的谈判桌上，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激烈交锋上，在万隆会议的国际讲坛……他充满智慧与力量的发言，无不机敏睿智、精辟缜密、发至真情，既慷慨激昂，又从容镇定，争取了群众，赢得了同情，征服了人心，战胜了强敌。曾使得斯大林、尼赫鲁、尼克松、基辛格、田中角荣、卡斯特罗、张学良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衷心折服。怎能想到，在他光辉生命即将熄灭之前，却发出如此伤感和悲壮的呼声。

1997年，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我曾与邓小平叔叔的长子邓朴方多次交谈。我俩都认为，恩来伯伯在这次手术前当着在场的人所言，是他预判手术时可能不治留下的最后声明。当时，七伯说的前一句话：“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是表达对继任者小平同志最后的支持。后一句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是对江青一伙无耻诽谤的愤怒声讨和回击。朴方含泪说：“这是总理最后的一搏，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呐喊。”

朴方同志所言，我深有同感。我深切地感悟，七伯这颗伟大的心灵，为了国家和人民，可以入地狱、下火海，可以忍受无边的屈辱和苦难，唯独不能承受的，就是对他革命信仰的践踏，因为，这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事业和理想！

伍豪之殇

“文革”十年，恩来伯伯为了他深爱的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这段日子里，竟然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头上，令他饱受压力和苦痛。这把“悬剑”，就是江青一伙利用红卫兵的无知，人为制造的所谓“伍豪事件”。

我得知“伍豪事件”详情，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总后勤部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正式职务是总后司令部后勤工作研究处处长）期间。此时的总后勤部党委书记、部长张宗逊，这位外观威武高大的开国上将，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为了工作需要，宗逊同志有时把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重要文件交我阅看、保管，其中就有“伍豪事件”的全部材料，包括恩来伯伯1967年5月19日深夜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多个附件：恩来伯伯有关此事亲自撰写的《大事记》；所谓的“伍豪启事”；陈云、汪东兴、邓颖超的旁证发言；叛徒顾顺章的“紧要启事”、叛徒王世德的“紧急声明”；等等。

宗逊同志说：“这个材料交你保存，你可以仔细看看。”他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总理又遇到麻烦了！总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多么大啊！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清楚。江青就是放不过他！”每当谈起“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宗逊同志或摇头叹息，或怒不可遏，道出内心愤慨：“怎么能这样对待总理！没有总理，何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哪有中国的今天！”

我从看到的“材料”中得知，“伍豪事件”的起因，是“文革”前期红卫兵从旧报纸堆里找到一页所谓“伍豪脱党启事”，把它作为“特大敌情”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如获至宝，于1967年5月18日批送林彪、康生、周恩来，杀气腾腾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面对江青一伙的发难，恩来伯伯丝毫没有掉以轻心。正在通宵达旦处理内蒙古、四川武斗事件的他，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调阅当年相关资料。从图书馆借来的报纸堆起来有两人高。经过逐张翻阅，终于找到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和其后两天（1932年2月22日）《申报》另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伯伯判断，这是当时地下党用以间接否定前一则伪造启事所采取的措施。事涉紧急，伯伯连夜写信，把有关此事的经过说明、两则“启事”，以及《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直接送报毛泽东和林彪、康生、江青。

稍加考量和查证，这则所谓的“伍豪启事”明显是敌人用拙劣手法炮制的：首先，上海各报刊登启事的时间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此时伯伯早已离开上海、身在苏区指挥红军作战了。其次，“启事”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但无一人具名，此后也无一人露面“脱党”。再次，我党当时就针对性地做过辟谣工作。特别是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郑重声明：“伍豪启事是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最后，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一封再提“伍豪事件”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尽管如此，恩来伯伯深知江青一伙不会就此罢手，“还会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叛徒”的罪名，是他们排除异己最简便有效的手段；好不容易到手的这点所谓“线索”，怎能轻易放弃？果然，本来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由恩来伯伯在中央会议上就此事件作一专题报告，将报告录音、记录稿和文献资料，由伯伯签字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存档。但事过三年，这一重要措施并未能落实。江青、张春桥等还居心叵测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收集伍豪的材料”。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评价《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一伙如获至宝，借此掀起一场大批“现代投降派”的运动，不加掩饰地影射恩来伯伯就是“投降派”的总代表，《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9月20日，在七伯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前，发生了本章开头时出现的这一幕：“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声痛彻心扉的呐喊，竟然发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生命即将终结时的七伯！

1975年9月2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幕。

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伪造的“伍豪启事”，党中央已有定论，报刊、资料中也多有记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再补充几个重要的史实：

其一，“伍豪启事”出笼前，七伯早已离开上海抵达苏区。

时间是最有力的证明。“伍豪启事”刊登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而七伯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前往苏区，行前曾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我家中暂住。有我父亲恩霔证明。

其二，来自敌人方的证明。

1997年，我和在军由于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的机遇，幸运地结识了当年炮制“伍豪事件”者、国民党中统特务负责人张冲的女儿张雪梅和女婿邱清华。他俩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我们见面时，张雪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邱清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俩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张冲炮制“伍豪启事”的前因后果：

1931年顾顺章叛变时，张冲任中统调查科总干事。当年4月27日，他陪同中统头子徐恩曾赶赴上海，连续三天三夜缉拿周恩来和中共首脑机关，懊恼之余，张冲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吸引共产党人自首。他连夜亲自起草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派人送到上海几家主要报馆刊登。《时报》在1932年2月16、17日的号外版上首先刊登了这个“启事”。2月18、19日，《新闻报》接着刊登。张冲指令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出面对《申报》施加压力，最终，这个最大的报纸《申报》也刊登了。

为了炮制这个“启事”，张冲花费了不少心思。但他不知道，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离开了上海。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也没有一人来机关秘密自首。他们策划的阴谋彻底破产。

其三，李一氓等同志以“周少山”名义，在《申报》上刊登的否认“伍豪同志脱党启事”重要声明。处在国民党强力镇压的情况下，我临时党中央当时不得不高度分散活动。领导骨干中的潘汉年、李一氓等，通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做进步人士、《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后被戴笠暗杀）的工作，代请法国大律师巴和，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用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七伯常用的别名，党内有些同志也知道“周少山”就是伍豪。这个启事等于是伍豪的正式辟谣。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同于公开辟了谣。所述内容直接针对所谓“脱党启事”，回击十分有力。巴和是上海享有盛名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出人意料的是，炮制“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曾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冲，后来竟成为恩来伯伯的莫逆之交。

张冲是国民党的青年才俊，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二岁时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在第二次国共谈判期间又被任命为蒋方谈判代表，再次成为恩来伯伯的对手。通过多次亲身接触与交往，他为伯伯的过人才智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对共产党人进而有所了解。尽管他坚持自身的政治立场，还是给了我们党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

张冲三十八岁早逝。在张冲追悼会上，毛泽东、蒋介石都送了挽联。七伯亲自参加追悼会，他还为张冲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悼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指针。

历史是公平、公正的。陈毅元帅的诗何等的好：“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真理的光辉不会被片时的云翳所遮掩，它将永远照亮人间。

“伍豪同志”——周恩来的英名永存！

（编辑  季节）

在全球250多项环境公约当中，有近20项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统领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变协定》。这些规则体系均着力解决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求缔约国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不得假托环境保护之名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

我国对绝大多数国际环境公约均高度认同，并在加入之后将之转制为国内法规和政策予以执行。在全面整理关涉环境议题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对我国直接和潜在影响最大的三个规则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CPTPP规则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三个规则体系分别接纳了众多现有的国际环境公约。我国是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正式提出了加入CPTPP的申请，如期结束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在双循环背景下，认真对标并如约践行这三项规则体系中的环保承诺，对内将有助于我国如期达成双碳目标，对外有助于为我国早日加入《CPTPP协定》和启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创造条件，在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

贸易与环境是维系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两大支柱，贸易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参与者的趋利性得以实现，环境作为公共品，需启动公共职能以防范无形之手所引致的负外部性。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负外部性，从而伤及公共利益乃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因此，约束经济活动的各种负外部性溢出，已成为各国加强治理规范的重要内容。

调和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心目标。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在给定时期内，各国的治理政策必然各有侧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国际经贸规则需要在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求得必要的平衡。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协调众多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形成一套致力于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总体质量的规则体系，在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约束以邻为壑的不公平经贸政策与实践。

关涉贸易的国际环境公约

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之下，联合国统率着人类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以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上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国际社会对环境的关注与日俱增。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理事会1976年4月首次讨论臭氧层破坏问题，到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再到1990年达成《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意味着全球开启了环境保护规则化的新时代。1992年，在联合国于巴西里约举办的“地球高峰会议”（Rio Earth Summit）上，各国共同签署了《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森林原则》及《二十一世纪议程》(Agenda 21)等一揽子规则，开始将国际贸易与全球环境议题联结在一起。迄今为止，已有250多项与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有关的国际规则在产业链的不同阶段涉及到国际经贸问题。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其中约有15项专门纳入了为防止环境危害而限制贸易的条款，国际上达成的35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也在陆续跟进。结合最新进展，表1列举了18项关涉贸易的国际环境公约以及中国的加入状况。

表1：关涉贸易的国际环境公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数据库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官方网站整理汇编

继千年目标之后，联合国2015年出台为期15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机构和多边规则体系纷纷围绕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出倡议和新规，并加强相互协调行动。在气候变化领域，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公约有三项，一是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三是2015年的《巴黎气变协定》。三项约定均聚焦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相互衔接，路径和权责更加清晰明确，一以贯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到了各方诉求和能力的平衡性。

为防范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巴黎气变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了统一安排：长期目标以前工业化时期为基准，到2050年达到碳中和，到2100年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之内。在7年中，该协定得到了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数量超过世贸组织成员，足见世界各国迫切应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共识。其“棘齿锁定”（Ratchet）机制和定期评估机制也决定了各方履责的进步性。各成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原来尽力推卸责任承担逐步转变为机会共享，既有助于敦促国内提升环境质量，又能加强在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合规性，于是陆续将约定的核心内容转制为国内法规。

我国在气变领域的努力

相对于美国的患得患失，① 我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31%的后起工业和贸易大国，始终在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创造性地履行减排承诺。自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巴黎气变协定》以来，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完善体制机制、加强能力建设、鼓励地方行动、提升公众意识等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2011年我国开始在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7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布，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分行业的全面启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了双降。碳市场确实发挥了它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地方低碳发展的作用。2020年9月，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对如何实现双碳目标做出了系统谋划、总体部署。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率先承诺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作为2013年以来在海外煤电投入最大的国家，中国取消或停建了近一半已规划和许可的项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的报告显示，进入2021年，除了几家中国煤电设备供应商签订的工程合同，中国尚未投资任何海外煤电项目。①

世贸组织在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平衡机制

作为旨在消除国际贸易壁垒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多边机制和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长期以来没有就国际贸易问题专门制定针对环境的约束性协定，但把环境保护视为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项基础性目标，接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并在多项协议中均加入了绿色条款，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协调处理成员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争议。新近达成的《反渔业补贴协定》，更是世贸组织将环境问题纳入正式关注议程的一次突破。

世贸组织一直力求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鼓励成员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之间求得一种谨慎的平衡，平衡点的关键在于识别并防止成员国假借环境保护之名，行非关税或技术性贸易壁垒之实。

在非歧视原则之下，世贸组织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20条第2款和第7款作出了两项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1）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要的措施；（2）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并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的措施。从其诸多判例的操作实践来看，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这两项规定逐步采取了“例外从严”的态度，从“最低贸易限制”角度严格考察此类措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要求“此类措施的实施必须以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方式进行”，既而导致多数援引一般例外的抗辩难以取得成功。

作为稀土生产和出口大国（占全球90%以上），我国自2010年起对稀土出口实施配额限制，提供了基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的环境保护例外条款，防止过度开采，以减少环境污染和保护稀土资源，主张这一措施是中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遭到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的连续投诉，指控我国限制矾土、镁、钨、钼等稀土出口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公平贸易原则。2014年8月7日世贸组织裁定我国在此上诉案中败诉的理由是，中国实施出口限制给中资企业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致使外国企业以成倍的价格获取这些原材料，因而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公平贸易原则；一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并不构成其控制国际市场或全球原材料分配的理由。

世贸组织的《技术贸易壁垒协定》（TBT）和《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SPS）明确承认成员国自主决定动植物保护水平的权利，但同样规定，为产品设立的环保规范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世贸组织针对环境保护的最新进展

基于2021年2月的《可持续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宣言》（Declaration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了“可持续、高效及公平”的“蓝色转型”（Blue Transformation）理念，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的破坏。该倡议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响应，鉴于政府补贴加剧了渔业过度捕捞问题，加速了海洋渔业资源萎缩，世贸组织认定减少用于增强捕捞能力的补贴是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行路径。

2022年7月第12届部长会议上达成的《渔业补贴协定》成为了该组织20多年来在海洋生态保护领域取得的一次具体而明确的突破性进展，为各成员国海洋捕捞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和制度保障。作为建立全球多边统一渔业补贴规则的第一步，该《协定》根据《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要求成员国禁止对非法、非披露、非规范的公海捕捞机构提供补贴。据欧洲议会渔业委员会估算，全球每年的渔业补贴总额高达350亿美元左右，其中有200亿美元以燃油补贴和免税项目等形式资助了大型捕捞船队。中国、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被认为是提供渔业补贴的大国，合计约占全球渔业补贴总额的58%。

限制渔业补贴在短期内显然不利于国际贸易增长，世贸组织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一方面反映了其坚守公平贸易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高度重视。

在深度参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为顺应协定的要求，我国已经事先着手调整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在“十四五”渔业补助政策文件中提出发放“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推行近海和公海自主休渔，对多个渔场试行渔船总量限制管理，引导渔民执行资源养护任务，以压减近海捕捞强度。①

《CPTPP协定》协调区域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2021年9月16日，我国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协定》）。该协定承袭了世贸组织促进国际贸易的宗旨，同时更加深入地接纳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明确规定了缔约方的环境责任，构成了该领域迄今最为完备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条规（表2）。该协定要求各方承诺不为鼓励贸易投资而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在各缔约国环保的范围、义务以及约束等方面均提出了高标准，同时还设置了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框架，将环保与贸易制裁挂钩，并纳入争端解决条款作为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解决依据。

表2：《CPTPP协定》关于环境保护的约定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投资相关的环境约定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CAI）经历了为期8年的艰苦谈判，在2020年12月30日正式宣布完成。但中欧双方后续在新疆人权问题上的对峙，致使《协定》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协定》为中欧投资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统一而规范的高质量法律框架。

欧洲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首倡者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在《协定》中明确突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力图将环境和劳工问题纳入可执行的投资政策和商业决策。在环境问题上，《协定》列举了一系列双方需要遵守的国际环境条约，并重点强调对《巴黎气变协定》的有效执行。透明度和公平性是《协定》的核心原则，也是落实基于价值的投资的基本方式。《协定》认识到企业是投资和环保的主体，要求缔约方按照《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三方宣言》、《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等指导性文件支持负责任的商业实践。

表3：《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投资相关的环境约定

来源：根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英文版整理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1/january/tradoc_159346.pdf

探索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道路已难以前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我国一直致力于稳步提升环保标准，促进生产方式转型。

我国正式申请加入的CPTPP协定和已经完成谈判的CAI，均载明了高标准的环境规则。我国积极加入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国际环境情报网，绿色和平组织，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保公约，在履行国际环保义务的同时，以绿色发展理念追求高质量经济增长。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展开，现有自贸协定的升级和未来更多自贸协定的达成，尤其是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深化，必将更多地纳入约束性的环境规则。我国应注重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1.坚持“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有理由在环保承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也必须正视自2006年起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以及近年来超过OECD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和的现状，以“双碳”目标为指引，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走出一条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慎用WTO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

对于成员国以环保为由限制自由贸易的措施，WTO两项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虽然赋予其合法性，但从其诸多判例的操作实践来看，其非歧视原则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我国对稀土出口实施配额限制，虽然提供了充分的环保理由，但终因未能贯彻非歧视原则而两度败诉。

3.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识别差距，查漏补缺

我国在众多双边自贸协定中，未曾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RCEP目前不涉及国内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但鉴于其向CPTPP对标的必然趋势，我国可以针对各成员国不同的发展水平，主动就平衡环境与贸易发展问题提出政策主张和规则建议，在区域经贸规则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

CPTPP承袭了世贸组织促进国际贸易的宗旨，同时更加深入地接纳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采用大量篇幅明确规定了缔约方的环境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海洋保护与渔业捕捞、财政补贴、多边环境协议（MEAs）义务约束、生物多样性保护、打击非法行为、信息公开、环境争端解决程序等事项，都属于该协定规制的实质内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在CAI中，中国承诺不宜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吸引投资，不为保护主义目的使用环境保护规则，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CAI强调有效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变协定》。

以现状对标CPTPP和CAI等高标准规则，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在具体保护范围方面，我国缺乏对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免于船舶污染、贸易和生物的多样性、外来物种入侵、海洋捕捞渔业、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规制。二是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虽然新增加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但涉及的信息公开范围较窄，存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三是合作机制方面，我国缺乏合作方面的具体建议，仅规定建立联络点，加强规则的实施与各方的沟通交流。四是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我国缺乏解决环境争议的机制，仅提出环境争议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五是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之间需要进一步协调统一。

虽然CPTPP有待加入，CAI目前处于悬置状态，但我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量力履行其中有关环境保护约定，为早日加入和启动协定创造条件。

4.引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建设新规则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提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坚持改革引领，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精神，我国可以将自贸试验区作为示范样板和培训基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培训，增加环保项目合作，共商环境治理规则，鼓励有条件的沿线国家先行先试，与我国自贸试验区进行对标衔接。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将生态环境治理规范纳入议事日程，以彰显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5.注重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协调发展

在环保领域的国际承诺和举措，彰显了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面临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阵痛，我国仍应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具体对策应关注：（1）防止“碳先锋”式的贪功冒进扰乱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2）防范西方资本利用不公平的碳交易规则在我国进行大面积的套利行为；（3）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海外资源回收项目，应在坚持环保标准的前提下和限定区域内酌情网开一面，不应统统视为“进口洋垃圾”项目一律封杀。

结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在环保承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另外，长期以来的来料加工出口模式也使我国成为全球自然资源的消耗大国。为了全面提高自身国民生产和生活水平，我国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走出一条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国在法规政策方面要统筹兼顾，既要如约兑现“双碳”目标的承诺，又要防止因盲目冒进而为之付出过高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据商务部统计，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和2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内的19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稳定和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展开，现有自贸协定的升级和未来更多自贸协定的达成，尤其是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深化，必将更多地纳入约束性的环境规则。我国正式申请加入的《CPTPP协定》和已经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均载明了高标准的环保规则。因此，研究和对标关涉环境议题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仅能够为我国在达成“双碳”目标和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而且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和引领双多边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和运行，以“价值引领、规则驱动”的姿态抗衡国际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023年7月，100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基辛格时强调，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

党的二十大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实际上对于今后的外部环境以及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我们可能面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美两国力量发生变化

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大国间合作伙伴关系。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中美两国力量结构谈起。

新世纪的头十年，中美发展呈现中国集中全力发展自己和美国伸出手来干预世界事务的局面。这和2001年“9·11”事件有关系。“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先后卷入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耗资数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反恐行动，大大消耗了美国国力。按照美国的计算，到2010年左右，美国在中东和西亚战场上花了约3万多亿美元。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经济遭受重创，打乱了全球金融结构。美国解决次贷危机的核心，就是资金链不能断。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到北京见中国总理，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支撑金融运转，使美国金融走出危机。

当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GDP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8.5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力量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解救金融危机的主力军。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与反应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1993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怎么为中美关系定位，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我们提出希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克林顿政府将对华政策确定为“建设性接触”，在中美关系定位上，中美达成了致力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共识。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快车道。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轰炸，引发了中美关系的“第二次危机”。北约解释误炸原因是地图错误。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必须严惩凶手并赔礼道歉。事情最终按照中国的要求得到解决。5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回国的我驻南工作人员，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关系。

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代表共和党的右翼，他对华态度很强硬，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到美国去，与美国的相关高层沟通，最终小布什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采取措施，延缓了中美关系出现碰撞的时机。就在这一年，“9·11”事件发生了，中美在国际反洗钱、金融合作、反恐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中美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2002年年底，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去美国访问，发现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美国用“崛起”来描述中国的发展——中国崛起向何处去。实际上，中国“和平崛起”实现的背景就是中美之间互动，是争取政治互信，推进正常的大国关系发展，推进合作共赢。

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向全世界阐释中国的发展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也不会像前苏联那样。中国希望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和各国一起发展。

2005年，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美国应欢迎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应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共同担负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

2008年，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题为《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的文章，主张组成两国集团，就是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洲。

2009年9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又提出，中美相互要“战略再保证”。美国欢迎作为繁荣昌盛大国崛起的中国，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而不是相互竞争对抗，但前提是中国保证发展不以他国安全和福祉作为代价。

随着中国的崛起，客观上造成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由此，美国产生了焦虑，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美国主导的圈子里仅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为美国分担责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国内也开始讨论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建设性合作关系”已经不适应中美关系变化，所以我们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美时提出，“中美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致词时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关系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2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来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这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现在，针对美国跟我们搞竞争，习近平主席又提了三个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就是和平共处。

2016年9月杭州举办G20峰会，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谈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指出中美合作有利于国际治理，两国应在三个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治理、国际发展。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初，表面照搬我们提出的三个原则。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和11月特朗普访华，我们都在尽力维护中美关系，而特朗普却不断在搞小动作。

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现在我们仍然在追求这些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外交路径基础，也为中国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中国对于整个世界新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处理之道以及中国的愿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确保中国的发展，也确保世界的安全，这是中国自始至终坚守的一条红线。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个表述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是一致的。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要建设“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是要称霸。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到“天下”，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说明中国人是胸怀天下的，在中国发展的时候要放眼世界，而绝不是照搬中国古代机制上的一些东西。第二所谓“内圣外王”，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第三要实现立己达人的天下文明。把自己发展起来，把朋友发展起来，大家一起发展，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内涵。

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比如说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丝路精神，亚洲安全观，亚太共同体，正确的义利观，所有这些都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出来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在理论和外交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三年，习近平总书记提了三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特别是他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这和新型大国关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三个倡议充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机制上的概念，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

中美博弈的现状和发展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民粹派的代表，举着“美国优先”的大旗，明确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科技战。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搞了几轮贸易战。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的盟国——欧洲、韩国、日本，特朗普的意图照样是要钱，挑起各种贸易争端，直至和日本、韩国、欧盟达成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美加墨三边的自由贸易体制也推翻重来。

2020年，两国达成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协议暂时缓解了中美的紧张关系。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三年里，由于各国采取的封控政策，造成了国与国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坍塌，产业链的断裂使得当时中美这个协议很难完全达成。特朗普政府末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有所缓和，但在意识形态、外交、安全等领域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2021年1月，一份名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文件提前解密，是由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负责起草的。文件提到，美国要与盟国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能力和意愿，确保美国成为印度期望的安全事务伙伴。提出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这些文件都是美国国安军事部门，也就是所谓的深层上的美国所策划的。而这一套东西是有连续性的。

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坚持改革开放与合作发展的总基调，对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反对“台独”，已经亮出了全部的战略底牌，期望能够稳定中美关系，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02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是国家领导人少有的公开提出美西方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这也表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影响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对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原则

2023年两会期间，李强总理讲要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强调要把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2022年11月会晤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和具体行动，认为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

现在我们对美国所有的高官提的都是，美国要先把共识落实，然后双方再开始对话。我们讲了几点：

第一，要向美国讲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战略意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推进建构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基于最大的诚意同美国沟通，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双方关系，强调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安全网。

第三，重申中美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两国各自的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这是我们对美国的三项保证。同时也期望与美国共同担负起全球治理、促进和平发展和促进世界新的秩序的责任，为世界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第四，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有不同的分歧大家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谓的“民主对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第五，在事关我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突出强调台湾问题对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台湾地区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国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玩火者必自焚，中国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做了保证，他说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最近布林肯访华的时候再次重申，美国遵守拜登政府做出的承诺，期待同中国高层交往，保持畅通沟通，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寻求对话交流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谈到，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关键点。

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先提出来美国要同中国开展极其激烈的竞争，要求中国按国际规则办事。

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发布的《过渡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方针》，开宗明义就讲，把中美博弈看成是国运之争、体制之争。意思是美国的命运维系在目前一系列的国际发生的事态当中。所以，目前的大国竞争是关乎美国国运的。

2021年3月，中美高官在阿拉斯加安格雷齐举行战略对话时，杨洁篪主任对美方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当时中国政府上下对拜登政府是有所期望的，但是上台两个月事实表明了拜登政府还将推进前届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

美国现在想要阻止中国发展，把中国打压下去，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但美国完全有能力拖慢中国的发展进程，通过贴身肉搏跟中国进行竞争。

美国发布两个报告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个报告是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就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强调中国是唯一具备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以及日益强劲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支持其实现意图的竞争者。报告中还提出，在这个关键10年，美国将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在包括印太、欧盟、北极等在内的全球范围内，不断强化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联盟。“未来关键10年”其实就是指的2022年到2032年，也就是我国“十四五”到“十五五”这10年，美国要在这10年尽全力拖慢中国的发展进程，有可能的话把中国的基础瓦解。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意涵非常重要。

第二个报告是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自由开放的亚太”有几个含义：一是促进印太地区在政治、海空域与新技术领域的自由开放。美国在中国的南海有个“航行自由计划”，宣示美国要保持航道自由，包括台湾海峡等地区。二是基于美国的盟友伙伴关系，加强印太各国之间及同域外国家之间的联系，促进印太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美国这两年在我国周边设置了几个多边的进程，如美日印澳在拜登上台之初已经升级为元首级的机制。美日韩联盟本来是美日和美韩的双边联盟，现在美国在推进所谓的“美日韩联盟”。美国已经允许日本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提高军费。美澳的军事安全合作是非常紧密的，美国在澳大利亚有大量军事侦察设备，用来监控太平洋。美印的军事合作这几年发展得也很快，其中一条就是美印的空中情报分享相互协作机制。当然美国和东盟的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的步伐也非常快。虽然东盟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某种戒心，明确不选边站队、不会成为美国的跟班，但是美国也在做东盟的工作。

《芯片与科学法案》是在前两年美国国会运作的所谓《无尽前沿法案》和《创新与竞争法案》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十个发展方向，包括 “十四五”计划规划的所有高科技发展方向，都与半导体、高新产业、芯片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有密切相关的联系。美国现在就是从45纳米往上这一大块卡住中国。

还有就是美国打“台湾牌”。我们已经反复同美国进行交涉，不断指出红线，而美国却不断踩红线，形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些年来，美国每一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都有涉台的部分。另外，美国还联合日本还有其他的盟国干预台湾事务。

中美关系博弈的特点

中美博弈具有对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所谓对抗性，就是尽管中国坚持不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但从美国目前所作所为来看，中美关系正在十字路口徘徊，逐渐向尖锐对抗的竞争对手方向漂移。

长期性。中美博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有所谓“东升西降”的说法，中国在发展，美国的地位和掌控能力相对衰落，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美国毕竟还是“真老虎”，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

中国现在GDP是美国的72%，去年是77%，赶上美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美国对我搞科技制裁，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从1996年的0.56%上升到2020年的2.4%，美国是从2.45%升到3.45%，总体上，美国的科技投入遥遥领先于我们。

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2007-2021年间始终保持在30%以上，美国则从30%下降到20%。从数据看，应该说中国的进步很快。但是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中有相当多的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出口。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2年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30%以上。从军事力量看，美国具有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军事发展和改革，目前具备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先决条件，具备核反击能力。而军费开支，美国远远超过了中国。

复杂性。中美关系发展了50年，经贸关系非常紧密，双向投资不断增长。美国对华投资巨大，中美双方科技文化交流广泛。

中美两国是第一和第二大货物贸易国。 2017年开始打贸易战，但中美贸易额却是破纪录的。2022年中美商品贸易总额达7594亿美元，同比增长0.6%。

美国对华投资是我国外资来源很重要的一方面。从1987年开始，美国对华投资达到了一个高峰。到了两国贸易战双方打得非常紧张的时候，美国对华投资居然又往上抬起来了，说明美国的投资界还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2021年美国的对华实际投资总量是926.5亿美元，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第五位。

中国对美投资在2016年是最高峰，达到169.8亿美元，2022年降到了55.8亿美元。但是截至2021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是771.7亿美元，美国对我国投资的总量是926.5亿美元。

虽然贸易战打得很厉害，但中美的投资和贸易额都在涨，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贸易战的结果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美国政治上以“民主价值观”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抗，在地缘政治上以集团政治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打压。在经济科技上以脱钩断链的威胁打击中国合作共赢主张，在军事上以“关键十年”引领在台海与中国战略摊牌准备，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短期内削弱中国发展基础，分裂中国社会共识，以拖慢中国崛起进程。

美以称霸世界的安全观和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主导对华战略的方针不会变，这决定了双方的战略博弈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伴随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们要在大变局中提高主动塑造世界新秩序的本领。要抓紧时机发展自己。把中国经济的增长率、高质量发展搞上去，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我们和美国博弈的基础。

（编辑  杨利红）

近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来自企业界、金融界、有关政策研究部门和院校的部分专家学者，召开了“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研讨会。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到会专家就房地产业当前形势和中长期趋势，以及如何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当前我国房地产面临严峻形势

    我国房改20多年来，房地产业持续高速发展。据统计局数据，现中国住房存量已达517亿平方米。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加快和人民改善住房需求的增长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房地产投资（投机）的活跃，导致一、二线城市地价房价急升、引起社会极大不满；并带来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近年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如在需求端、供给端加强监管、限制投机性操作，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从各自职能理解出发进行政策调整，各项调控政策叠加，导致金融过分收紧，这种合成谬误加大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遇阻，带来市场波动，市场信心严重受损。

    2021年下半年，由于房地产贷款收得过紧，导致2022年楼市下降过快，当年楼市销售额为13.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5万亿元，跌幅达26.9%。

    两年来房地产市场连续萎缩，给整体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民营房地产企业进入了“冰河时代”，普遍遇到融资难题，现金流几乎全为负，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因“爆雷”无法向购房户交房，大量违约使企业信用受损，由此进一步拖累市场。房地产流动性困境，可能引发系统性债务危机。

今年2-3月份，随着疫情结束后市场需求短期释放，全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回暖，此后不久又持续下行。7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70城市房价（包括一、二手房）房地产价格下降。

表1 有关房地产指标的同比增速（%）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分析目前房地产企业承受的资金压力：

    1.多数房企自2015年“棚改”后欠银行大量信用债（无抵押负债），多数即将到期。目前银行资产管理谨慎、不愿借新还旧；众多欠债房企如无债务重组，将面临沉重偿债压力，几年内看不到缓解可能。

    2.房企积欠上下游企业巨额业务占款（如建筑公司垫资施工），现在房地产上下游企业都在加强应收款管理，房企还要维持在建项目的建安费和工资开支，两头受挤。

    3.企业卖房收入有限，为维持现金流，企业只得拿新地做抵押贷款，无能力拿新地的企业更困难。

    总之，绝大多数房企收入陡减，债务沉重，寅吃卯粮，陷入资金“负循环”无力自拔。

    国内房地产企业排名第四的华润置地专家介绍：该公司经营一贯谨慎，目前现金流尚好，融资还方便，但楼市下降现状使销售额大幅下降，6-7月公司销售额同比环比均减少32%-39%，卖房收入不抵质押贷款的债务。其他企业销售情况就更差。7-8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同比降50%左右，对一手房是巨大的打击。

    几年来，房地产、建筑业业务严重萎缩，企业日子难过，到处是降薪、降级、员工大量失业，居民收入缩水。爆雷的民营企业搁置的商住楼（烂尾楼）的后面是千万个家庭的悲剧。这深刻影响了居民的购房积极性。人们的预期和信心发生了根本逆转。

    房地产企业普遍收缩业务。土地投资策略高度趋同，只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拿地，形成激烈竞争；凡有一点风险纠结的项目都不碰，三、四线城市土地基本流拍。

以上是大型房地产企业的情况，中小企业的情况亦类同。宁波某房企每个月只卖几套房。和2020年的情况天差地别；有民营房企在其公众号打出“民营房地产企业全线崩溃已无悬念”的标语。

房地产市场急速下行拖累整体经济

    我国房地产在全国经济结构中作为重要支柱的地位，是多年发展所形成的（不否认这一格局有不合理之处）。2011-2020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9.56%，2020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46%，建筑业占GDP的7.30%。房地产业关联着建筑、建材等上百个产业的兴衰。

    有专家评价：2022年，房地产营收比上年减少5万亿元，而当年全国新车销售额是4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平均4万亿元/年。科技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从投资到最后形成规模化产业，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眼前房地产业的损失不容易由其他行业增量弥补，短期没有替代增长点。

    由于房地产遭遇“冰期”，导致多个关联产业的营收与利润下降（据报道，上半年钢铁行业全线亏损），拖累全社会投资规模。建筑、建材、家具、装修等行业凋敝、破产，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消费下降（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25%）；

    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萧条，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很多地方陷入财政困境，影响大批居民的生活；

    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困境，拖累资本市场，并可能引发系统性债务危机；

    众多房地产企业“爆雷”无法交楼，楼市衰退-经济下行互相影响，进一步影响社会预期，打击居民信心。

总之，针对目前房地产业的严峻情况，亟须采取有效手段，提振社会信心，恢复市场动力，不能危及全局。

对我国房地产中长期趋势的判断

   房改以来20年，住房供应高速增长

目前国内房地产供需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城镇化还有潜力，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还远未满足。

    据全国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住房存量3.84亿套，户均1.1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根据国际经验，当户均住房达到1.0套时（美、日、欧于1970年前后达到这一水平），新房开工量即达到峰值。据测算，2021年我国房地产交易达到顶点（18亿平方米、18万亿元销售额）。据此判断，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折，住房市场在供需双向收缩中，将形成新的供需平台期。靠政策刺激房地产销售、投资和新开工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

    房地产专家指出：现在全国积压的城市住房面积约3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并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多（汇力基金董事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原幸福人寿董事长孟晓苏）。

    住建部专家认为，中国存在26-27年的建筑周期，据此可以判断：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旧房置换和现有住房内部关键设施或部件的更新装修改造。

    城市历年已交易的住房存量巨大。2022年底至今，二手房挂牌上升20%，存量房可挂牌规模远大于市场需求容量。未来二手房价格走势，对新房的建设和价格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预计今后5年房地产市场需求

预计今后5年商品房市场需求12-13亿平方米/年（其中商住房10-11亿平方米/年）（原住建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秦虹）；

    此前房地产交易每年约2000万套（新房70%，二手房20%），“十四五”期间新房需求6000万套。判断2021年住房市场已达到峰值，此后每年新房需求约800万-1000万套（邓郁松）。

如放开限购政策，市场潜在的需求能否释放？有不确定性。前不久，郑州已出台数项购房鼓励政策（认房不认贷、购房补贴），购房限制性政策基本取消，但二手房市场大量抛盘。深圳、广州、重庆，抛售二手房达到历史高峰。居民买房意愿不足，还是因为对未来经济预期不好，信心不足（秦虹）。

    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

    大城市群和五大都市圈（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整体供求平稳，房价稳定（10年内次新房不降价、20年以上老破小降价），存量房去化率减慢（一般应为1.5）。

    其他多数城市供大于求，房价将下跌；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和多数县城，现存大量空置房，尚未有解决的通道。

    超特大城市，租赁、保障性住房需求将上升。这些城市房价偏高，政府应注重发展租赁房，让年轻人先租后买（不要只考虑调整限购政策）。

大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未来存量房交易将上升。现22个热点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都超过新房。支持存量房的交易对房地产发展至关重要。（秦虹）

对现有房地产政策的看法和诉求

    来自金融业和一线房企的专家反映：从元旦到现在，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共出台250多项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涵盖了消费端，按揭、利率，购楼便利化和成本等方面政策。到目前为止，企业没有感到多少实质性措施。希望把2020年以来针对房地产企业过严的调控政策取消或放松。

    专家们认为，这些政策方向符合中央要求，但是效力和速度不够；地方政府多是在观望政策走向，不愿担责。   

    融资端政策协同发力不够，新出台政策和之前政策并行，前后矛盾，下面不知如何执行为好。这里放开，那里还在紧，有人形容“鼻子在吸氧气，另一只手却掐着脖子做人工呼吸”，只需不再掐脖子就能缓过来（孟晓苏）。

    2022年4月份出台金融机构对房企贷款的“三条红线四个档”政策，金融机构神经绷得很紧。第一条红线中一些应加的项目没有加入，导致很多企业触线。有关方面（人行、银监、证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在宏观调控中，各自出台政策措施，产生合成谬误效应，因为各自主体责任不一样。

2022年11月，央行银保监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16条“三支箭”：贷款、发债、股权融资），但好的民企央企征信发债券要求拿优质资产抵押、且抵押率低，故效果一般（债券共发200亿元）；市场对股权债融资热情不高，至今一个还没发成。如何落实金融16条，需要进一步研究（中信银行业务总监陆金根）。

政策建议

    关于房地产政策的指导思想

    1.房地产行业问题积重难返，不仅是政策、规划的调整，必须有制度性的调整，应搞双轨制。

    2.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房地产业基本规律。

    3.目前多数出台政策都是单个部门的发声，希望有多部门联合政策的出台。

    4.房地产政策要有系统思考。政策要掌握恰当的度，考虑各方面的诉求，弄清房地产和其他领域的关联性（金融，税收、土地等）和它在整体经济中的位置。出台政策容易，调整困难。

    5.房地产政策出台，对其效应和后续影响要有预判，做好统筹，保证市场平稳，要把政策的滞后期考虑在内（根据经验，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滞后3-6个月）。 

    6.地方政府部门对中央政策走向不托底，怕担责，畏首畏尾。最好中央有明确表态。

    保障房、双轨制

    1.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最近提出：调整优化房地产结构，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今年8月25日，国务院提出关于保障房建设的要求。

    2.改革目前住房供给模式存在的“重售轻租，重新轻旧，重市场轻保障，重预售轻优化房屋供给”问题，推行住房“双轨制”：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保障房，租售并举。商品房和保障房平衡有助于经济的平稳。

    3.现在，全国保障房供地仅占房地产总供地的10%左右。应限制商住房供地、增加保障房供地。①

    保障房应涵盖较大比例的城镇家庭（50%左右），满足城市低收入家庭、年轻人家庭和进城就业家庭的住房需求，承诺未来给他们一次房改机会，先租后售。他们在城市安居若干年后房改，可得到房屋升值的福利。当然其中很多人将来也会有能力给自己购置有稳定产权的住房。 

    4.保障房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含地价。保障房的土地购置（回购）和建安所需资金的来源是大问题。

    专家们建议：通过发行国债，接过地方高息债并置换（展期、消化）；把各地城市空置房、烂尾楼，改成保障房后出租，将来房价上涨后通过房改退出。这个办法比财政出钱给群众发消费券好得多。

    贯彻落实保障房建设，可以由集团化的央企来推动。如果只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考虑地方利益，同时他们舍不得拿出建设用地。

    5.国务院（2023）35号文提出，要推进特大、超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建议结合这一政策，推出长期限的租赁房或其他新型住房业态。因为大城市成本较低的好地段已经不多，城中村改造是一次机会。

    6.改革土地供给模式，作为配套政策。

    此前城市建设土地一向由政府垄断供应，探索多种土地供给方式，重视盘活存量。a.以人定供，解决跨省域土地市场化的机制；b.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土地入市同权同价”精神，以此指导解决城市存量“小产权房”改变性质问题。

7.限制供地增量，有些城市应由政府回购闲置土地、维持土地资产价值（宁可减少卖地收入，也要保房市价格=保债务）；将城市现房去化周期指标和自然资源部供地指标挂钩，有闲置地、烂尾楼就不供新地。不得已可以降房价、保流动性。

   调整政策，方便客户买房

    之前已有的房地产限制政策（限购、限贷、限价、限面积、户型、套数……）给予全面审视，能取消的都取消。

    放松一线/强二线城市商品房限购政策，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落实“认房不认贷”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

    进一步降低购房贷款利率（从4.3%降到3.8%力度不够）。

    适当调低二手房交易税费，方便置换需求。

    以上建议，近日在各大城市开始落实。

对于影响市场预期的重大政策缓行

对一些影响市场的如房产税试点、现房收款试点等，鉴于目前现金流普遍紧张，建议暂缓推行。

建立风险化解投资基金平台

建议在政策的引导支持下，组建国家级风险化解投资基金。由具有综合优势、管理经验丰富、具有金融经验的国有房企作为基金管理人；同时作为底层项目的管理人，由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认购，投向化风险保交楼的项目，推动更多纾困项目的落地。

    希望给房地产企业松绑

    1.放松价格限制，还企业自主定价权。企业愿意降价赔钱卖房以改善现金流，但目前政府不让降也不让涨，认为不能扰乱市场。由此，不能进行市场交易，房子卖不出去压在手上，想买的人买不了，造成市场乱象。建议统筹论证，按照市场规律，是否放松限价和企业自主定价。

2.降低税费，改善企业现金流。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的预缴政策：按高限（10%以上净利润率，20%毛利润率）预缴所得税。但现在企业开发的楼盘一般都到不了这个毛利率，似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地增值税、所得税预缴要求作适当调整。

    3.适当放松对企业预售资金的监管。受保交楼政策影响，预售资金监管卡得很死，卖房收款放在建委的共管账户里不许动用，要等到建安支出逐步完成才释放。企业对此反应强烈。建议对房地产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允许信用好的企业以保函等方式，动用部分预售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很多商业门店闲置，商办类房产（写字楼）也很难卖，开发商的大量资金沉淀在此处，财务压力很大。建议改变对写字楼规划用途的不合理规定及限购要求、减轻开发商压力（相应考虑出台土地使用权到期的后续政策，因为住宅使用期70年，目前大量商办房使用期还剩十几年，没人敢碰）。允许一些位置较好的商业建筑转做租赁住房用途（可能涉及多方面关系，需要配套支持）。

    5.完善金融支持政策。房地产金融模式改革：政府正在推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资金）这就等于给企业的存量物业资产退出通道。但监管部门对于底层资产的要求很苛刻，审批很难，希望适当放松。

    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管理（2022年4月出台三条“红线”政策）还是很严，房企被迫走向市场化融资，表外问题更不易监管。最近几个大房企“爆雷”中发现此问题产生的风险。

    6.今年7月30日国务院会议，推出政府一揽子化债方案（拉长债务期限、降低利率，强化省政府统筹；中央拿出专项债的支持资金，要地方尽量将存量资产处置变现）。

民营房企希望，通过化债解决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欠他们钱的老大难问题，相应地也可减轻对相关企业的债务负担。

（编辑  宋斌斌）

附：化解债务风险和推进保障房建设的案例介绍

    发挥中信集团内协同优势：深圳佳兆业的重组

    这是2022年，中信在房地产化解债务方面完成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大企业集团内各功能单位以“联合舰队”方式配合协作，在局部范围内实现化解债务链、保证房地产项目平稳健康发展。

    佳兆业房地产项目位于深圳，含多个子项目。2021年末，佳兆业出现了很大的流动性危机，现金流枯竭。

    此前，中信银行也曾向佳兆业的四个房地产项目融资，债权金额在百亿元以上。佳兆业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理财产品，项目出问题后，无法应对众多债权人的兑现要求，政府承受极大维稳压力。项目公司债务累累，相关各方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达成一致方案。政府不可能出钱为佳兆业还债，银行资产即便有抵押也很难变现。

    在此背景下，中信城开与中信银行设计了一个整体化债方案，并得到各方面认可：

（1）将与中信银行有关的深圳佳兆业四个项目封闭运作，和佳兆业在国内的其他项目隔开；

（2）中信信托对这四个项目作为一个资产包，做财产信托、服务信托，注入部分流动性；

（3）中信信托委托城开公司对此项目代建代管，对其财产，施工、品牌、销售负全责；

（4）资产包内各项目质量不整齐，总体可以打平。

    基本思路，就是在可控范围内“以丰补欠”，锁定了底层优质资产，打通了银行债权的偿还渠道，也平衡了政府、债权人、施工方、投资人各方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避免了相关各方谈判困难。整个项目得到比较好的处置。

    这一方案体现了小范围债务重组思路。依靠金融支持不可能给处于困境中的项目资金支持，但综合运用融资、信托、项目开发等功能进行重组，就可以做到。这是一个救急的思路。

    例如，中信的佳兆业项目（债务）重组案例，从交易模式到解决方案都开创了先河，体现了中信集团产融结合的优势。这个“中信方案”得到了深圳市政府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又如，华融2022年进入中信，跟中信城开、信托在化债问题上有很多合作。比如中信融创在上海董家渡的项目陷入困局，急需增量资金，找债权银行、融资机构想办法都很难得到支持。但华融可以以“特殊资产项目”名义，给出险的项目做融资。中信的金融板块+华融的注入+中信城开的房地产开发经验，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优势。待将来市场平稳后，现在的项目都可以变成收益。（帅建淮 殷亮 ）

    建设银行在发展住房租赁和保障房方面的工作

    1.发展住房租赁业务和建设保障房。

中央一直倡导租购并举。但十几年来我国房地产租赁业务不发达，房价又涨得太快。群众权利得不到保障。

    建行一直主张发展房屋租赁，以时间换空间，让低收入的年轻人得以稳定居住，形成租买平衡，房地产市场也能正常稳步发展。

    2017年建行领导提出，要发挥金融优势，把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当作战略性业务抓起来。

    房屋租赁业务，前期投入高、回收周期长。需要长期限、低利率的稳定支持，要有金融创新。

    （1）建行成立了开展房屋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从2017年至今，住房租赁相关贷款余额3000多亿元，占建行房地产贷款的20-30%强。支持打造规范的长租社区，为社会作示范引领。现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2）支持政府建立了一套市场管理系统，以便对房屋租赁市场进行规范管理，以加强对地区房地产项目过程和存量情况的掌握。

    （3）协助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如税收、保租房等政策的研究）。

    建设大规模保障房。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和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建行新员工买房也很困难（北京二三环内房价2000万-3000万，五环内500万-600万，员工买房得掏空六个钱包）。住房保障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建行做了两件事：

    （1）把公租房规范起来。原来住建部规划1600万套公租房，都是各地报的数，中央不掌握这些房子的分布和使用状态。建行建立了一套覆盖全国各城市公租房数据的系统，同时给各地也建了管理系统，给老百姓做了APP。从而提高了公租房的管理效率。

    （2）支持建设保障性租赁房。在“非市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商品房”体系中，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作用是稳住租金，形成租买平衡的机制，解决不同收入层群众的居住问题。

    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一般需要政府出政策出钱。建行作为市场化主体，较早介入了这一业务。2020年建行和11个城市签约，支持他们建保障房，截至目前累计贷款1000多亿。

    同时我们也建了一个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管理系统（将涵盖各个新的保障住房类型），帮助住建部在全国范围内掌握这些情况，目前正在进行中。

    2.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主动作为，通过市场方式解决保交楼问题。

    （1）建行成立住房租赁基金。为解决地产市场紧迫的流动性问题。我们考虑通过银行这个有投资能力的机构化买家的进入，盘活有潜力的存量资产。 

    现行政策限制银行做房地产业务。经过和相关部委沟通、并获国务院批准，建行拿出300亿元注册了住房租赁基金。通过这个基金，向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存量”资产注入资金，将其转入长租房或保障性租赁住房。现已累计投了20多个项目，约90亿元。并建议适当放松对金融机构搞房地产的政策限制，让一些有资金实力、有专业能力的金融机构参与近来，解决问题。   

    目前建行的这个基金主要是收购一些相对成熟的项目。市场上有很多停摆的土地等资产，我们也在考虑介入，当然需要得到政策允许。

    我们对这个基金寄予厚望。有了这个股权性的资金融入以后，我们再加点杠杆，应该能够撬动上几百亿规模的资金，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2）试点做保障房REITs。现在金融机构可以做保租房业务，其他领域的涉房政策比较严格。所以建行在积极探索保租房的REITs，尝试通过REITs平台，对接资本市场的资金，收购一些市场化的资产，通过REITs发行，不断引入资金。

    到现在为止，全国一共只发了4单保租房REITs。挑选资产也很难，因为市场租售比很低，限制了资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平衡；如果租金收益达不到水平就无法在市场周转。

    建行的住房租赁基金主要收购一些“商改租”项目，因为商业用地价格相对较低。尝试从头开始、结合我们的贷款支持、经营住房的主体，运营管理这个项目，再通过REITs退出，形成一个模式，把市场的资产和资金能够循环起来。这一创新的尝试，和中信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建设银行住房金融与个人信贷部处长 魏骁勇）

很多企业为应对当前形势变化，都在考虑对外投资设厂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研究怎样支持企业走出去。为此我们要思考走出去的风险和应对之策。

中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2015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转折点，即对外投资流量大于引进的外资流量。自此之后，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也高于吸收外资存量，这是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从风险角度考虑，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风险有四大类：一是地缘风险；二是经济与金融风险；三是隐性风险；四是其他风险。

关于地缘风险，现在考虑比较多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第二是中国和一些重要邻国由于存在历史纠纷、领土争议而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很多企业把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这些国家的确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但关注政治生态风险非常必要；第三是一些国家可能面临着政治变局或执政党更替，导致与我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与投资国国家关系变化风险。

经济风险可以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市场变化可能带来风险，或者是东道国本身的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另外是金融风险，如利率调整导致成本变化，或者汇率变化导致风险变化。

隐性风险在很多国家都可能遇到，例如在劳动保护、工商税务、环保政策，甚至一些技术转移等方面存在因规则和政策变化带来的隐性障碍，可能对在外投资带来一些冲击。

其他风险。如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海外市场需求变化等对企业在外经营的风险，很多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地缘政治风险

首先看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美国这些年对中国贸易投资限制措施不断强化，通过有针对性地不断出台新的政策、甚至立法的方式，对我国企业或人员进行进口限制、出口限制、投资限制、技术交易限制、政府采购限制或签证限制等，手段不断翻新。很多企业对此有切身感受，在美国进行投资面临越来越多的约束，比如TikTok在美国生存面临着重大困难。

美国对外商投资有直接审查，对中国审查特别突出。我国企业在美并购案占全部外资并购案不到4%，遭到审查的份额占15%。这充分说明美国对中国在美投资（尤其在半导体、通信等行业）的限制非常明显。有几个早年投资的项目，现在美国方面对此提出申诉，投资可能面临失败。另外，我国企业收购美格纳及英国最大的纽波特晶圆芯片厂，受到美国相关审查和法律阻碍，都失败了。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也存在很多问题，美国政府对中概股提出了很多要求，如要证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不被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在审计方面要求能够提供企业审计的原始材料，这些规定迫使5家国企中概股去年在美国退市。虽然现在与美国达成和解，在审计方面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中概股退市风险并未完全消退，美国目前并未取消“确定摘牌名单”，很多企业仍然在预摘牌名单上。

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正在收紧，特别是在制造业、通信技术方面，中国投资的项目面临的审查特别多。我国很多企业去欧洲投资是希望收购当地的企业，但是欧洲有一些无形的门槛需要关注。从欧洲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通报和投资审查比例来看，高于在欧洲的FDI并购投资项目审查的平均占比，与在美国碰到的情况一样。我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可能面临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反垄断审查；二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三是反补贴审查，这些审查可能加大中国企业对欧洲企业投资或并购的成本。

关于反垄断审查，有一个“第三国”界定。虽然欧委会没有对这个概念提出明确的标准，但是在他们配套发布的影响评估报告中，欧委会引用了过去对《中国橡胶充气轮胎反补贴调查案件的决定》，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以及政府投资基金股权投资，都被认定为国家提供的支持，这些机构可能被认定为补贴提供方。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正常往来，也可能被理解为中国的补贴行为。其中面临的额外风险，是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都是归政府统一管理的。

在工程承包和一些具体的投资合作方面，都有潜在的、暗藏的壁垒，值得关注。美国和欧洲针对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采取的措施是很典型的，日本、韩国同样存在类似措施。

中国周边有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的邻国，如印度、菲律宾、越南等。

印度这些年采取了很多针对中国企业的政策措施。在生产领域对我国企业投资有三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关注：（1）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实质是通过补贴、关税措施控制中国产品的流入，支持本国的生产，最终目的是限制中国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2）如果这些补贴措施、关税措施不能够产生效应，就采用合规检查，即对产品销路较好的中资企业搞突击检查，有意恶化中资企业的生存环境，很多在当地市场占比高的企业都碰到这种待遇。（3）签订系列的双方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与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了一些自由贸易措施，这样有利印度产品销售，从而影响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当地市场的拓展。

越南往往会随着政党领导人的变化更替，对中国的态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菲律宾同样如此，政党、政局、政客发生变化之后，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者转向。

以上这些都是地缘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是“大”风险，对经贸关系及企业生存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普遍性影响。

经济与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近几年来，企业对金融风险的感受非常深刻和痛切。一些国家利率短期之内快速上升，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2022年情况看，美元汇率指数最高时达到114，升值16.9%，其他多种货币汇率出现大幅贬值，相应对企业的经营成本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美国短期快速提升利率导致很多企业的美元负债成本明显上升，2022年持有美元相关债务企业的违约率相较于2021年增长了435%，今年第一季度已经出现了违约企业债券大约353亿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

汇率风险加大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走出去”企业需要大量外汇收付，形成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等债权债务。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货币汇率波动将增加企业的汇率风险，在交易和折算过程中产生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常态化，外贸企业也存在较大外汇风险敞口。

汇率变化直接关系外经贸企业的议价能力、成本效益，对企业生产经营具有多维度影响。企业从获取订单、组织生产、发货到收到外汇，账期为两三个月，期间汇率变动有可能侵蚀企业利润。汇率变化对很多企业经营也造成重大影响和冲击。由于汇率波动，企业在对外并购、项目融资、债权投资、应收债款成本收益都受到影响。另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汇率变化，导致人工、原材料等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财务并表时转化为汇率折算风险。

资本管制风险。东道国的资本管制会减少外国投资者进入当地资本市场的途径，影响项目和金融市场投资回归母国，以及限制外资在东道国的股权比例。近几年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的发达国家明显增加，2020年增加了27个，2021年增加了5个。有资本项目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也明显增加，最明显的是2020年和2021年，针对资本项目的临时管制、流动项目的临时管制的国家在增多。资本管制措施会直接影响到对外投资收益汇出的问题。

隐性风险

隐性风险有很多案例，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存在工会的力量；在新兴市场国家如南非，进出口要通过当地的注册代理机构，货代公司也会有区域代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像尼日利亚，存在着劳工的问题，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等。

防范化解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的应对之策

对于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风险，需要有一些应对措施。

（一）加大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长期稳健发展。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为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继续发挥高层互访与会晤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增进经济政策领域的沟通和互信，维持各国对华政策连贯性和友好度，打消各国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和误读。与重要伙伴国加强自贸谈判和产业对接，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金融等领域为合作重点，积极推进产业对接。有关部门可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密切跟踪研判中资企业重点投资国家执政党对华态度。可联合中资企业在各东道国商会，强化对各国、各地区市场形势分析与研判，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分享渠道，据此拟定或指导中资企业发展目标，在一定层面开展内部有序竞争。政府提供各种海外投资便利，鼓励、引导国企和民企开展项目合作，充分发挥彼此比较优势。

要从“大”的风险角度考虑投资和外贸的平衡问题，深入思考我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平衡问题。推动产业链在国内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提升产业链的完备性和安全性，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确保重要和关键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完备性，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过快对外转移。加强对外贸易有利于用好我国资源，进出口贸易顺差是推动我国GDP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相比于对外贸易而言，对外投资可以更好利用各个地方不同的成本、不同的资源优势，特别是通过直接投资才能够获取一定的资源，这是不能替代的。但对外投资相比对外贸易而言，对一国GDP是一个减项，如果大量、无秩序的进行产能转移，有可能会形成产业的空心化，这也是现在日本和美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提高对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的关注度。在选择投资地前，应尽量主动规避不友好或者对华态度多变的经济体，避免潜在的制裁合规风险。选定投资地之后，进一步详细了解该地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历史，提前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出相应的海外生产经营调整方案。

我国在向国外转移产能的时候，要考虑投资国的政治态度，避免培养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应该从这个层面上考虑：与这些国家通过贸易合作还是投资合作，到底哪个更好些？基于这样的逻辑，首先要尽量保证一些重要的产能、产业链条在国内形成比较合理的分布。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国家之间经贸合作和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问题。以往很多时候是靠“走出去”企业自己来维护自身安全的，但是仅靠企业维护安全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国家层面有一些相应的制度设计安排推动紧密的合作关系，则可以降低“大”风险。

（三）要考虑全球汇率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关于汇率风险，对一般的企业来说还是要坚持汇率中性的概念，不能认为汇率大幅波动的时候就是投机获利的机会。企业管理层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有风险控制的机制。

从全球汇率市场走势看，预计将呈现两个典型特征。一是美元指数或从高位继续回落，欧元、英镑汇率有望抬升。二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短期承压，部分固定汇率制国家货币面临冲击；长期看，人民币对美元和对欧元汇率将存在较大波动，将加大中资企业的外汇汇率风险敞口。

利率和汇率是周期性变化的。比如说美国去年之前很长时间维持的是低利率环境，很多企业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发行了大量美元计价的债券，在美元突然升息，或者同时美元汇率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就导致成本的增加，很多企业债券违约都跟这种操作有关系。即使在低利率的时候也要慎重对待，除非我们能够用固定期限锁定较长时间的利率成本，否则我们还需要考虑企业本身的资产负债和承受能力，要避免在利率突然转向的情况下导致成本超过自身财务承担能力。

美元汇率也有其周期变化规律，大概四五年是一个周期。强、弱美元的转换是一种周期，还有一种周期是与美国总体实力在全球地位的变化相关。各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不断变化过程中，我们要关注长周期过程中汇率可能会朝下走的态势。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企业利用日本协力基金提供的贷款，大量持有日元负债，导致日元升值之后对很多企业造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对一些外币资产、负债配置要关注这种大周期风险。中资企业更多使用境外人民币或者人民币结算，可以避免这种大周期风险，当然也需要针对其经营投资状况设计具体方案。

（四）企业“走出去”要规避战略和财务风险。要在关注现实及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基础上考虑企业的应对措施。在与地缘政策风险很大的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时候，代理的风险要小于贸易风险，贸易风险小于投资风险。同时轻资产布局小于重资产布局。如果一些国家采取制裁措施，重资产全部被没收，而轻资产可以很快退出来，对此企业应该有一些大的应对策略。针对一般的利率变化、价格变动，企业可以利用银行相关产品和服务降低风险。

从外派员工薪酬汇回来看，境外中资企业可以为外派员工办理人民币的跨境代发工资，人民币资金直接汇入外派员工在国内的个人账户，对外派员工来说很好规避了当地货币的汇兑风险。另外是国内外一体化资金池，通过开立一体化资金池，拉直池内资金的划转路径，境内资金划转不需要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跨境资金汇率的风险。

另外是借款。借款时看境内人民币和境外人民币利率孰低？如果是境内低，通过境内担保在境外使用；如果境外低，境外担保在境内使用。还有融资成本问题，过去较关注企业贸易币种结构选择问题，而现在，很多企业利用海外市场进行融资，如果对利率走势或汇率走势判断失误，融资选择不当，都可能造成重大成本增加。融资担保是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外汇管理局有规定，内保外贷的时候不能有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金的跨境调动。

（五）要考虑极端情况。比如在受到制裁的情况下怎么办？面对制裁情况会比较复杂，涉及几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层面需要考虑全球资金清算体系及外汇资产配置、对外经贸合作格局的问题，要建立相应的基础制度设施与相关国家间的制度安排。第二，我国与一些特定国家之间的支付安排和结算安排。第三，可以在一些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上有所考虑。制裁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很难采用一揽子方案解决。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场景应有不同的对策，有不一样解决的预案。

（编辑 尚鸣）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其产业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及演变

战后日本具有较长时间的产业政策实践历史，在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通过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制度、融资支持等措施，着力发展钢铁、化学、机械等产业，促进日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调整政策”，积极调整“结构性萧条产业”，加快过剩设备处置，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日本成功克服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府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实施针对特定产业的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而是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经营不善的现实，转向以调整日本企业经营业务、促进创新体系形成为目标的“产业再生政策”。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从特定产业转变为特定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了《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了“产业再生政策”的主要内容。

“产业再生政策”包括的主要政策措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推动企业制定业务调整计划，促进企业经营业务调整重组。依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日本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通过选择与集中的方式，拆分公司所属业务部门，剥离生产率低的经营业务，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同时增加企业资本金，做大做强企业核心业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二是促进企业制定创新计划，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事业革新法》框架下，针对运用知识、设备、技术储备调整经营业务与经营方式的日本企业，推动其制定“事业革新计划”，给予政府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并可享受业务调整方面的租税特别措施。在《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中创设“技术活动事业革新计划”“资源生产率革新计划”等，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性经营活动。三是推动规制改革，提高产业新陈代谢，强化产业竞争力。日本政府制定《产业竞争力强化法》，设立以企业为单位的“企业实证特例制度”“消除灰色地带制度”等，消除既有的规制障碍，促进日本企业业务创新，扩展企业业务经营范围。促进企业制定“事业适应计划”，明确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具体生产与导入方式，创设数字化转型投资税制、面向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等，加速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进程。此外，对于生产革新性药物的企业，由“产业革新机构”为其提供中长期风险资金，并派遣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参与经营活动，全面促进企业开展高附加值经营活动。

日本产业政策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推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状态也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产业再生政策”的实施对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以及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2003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正后，共认定405个项目均实现了业务调整目标。受此影响，日本企业经营资源配置扭曲情况有所缓解，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1995-2000年的0.19%提升到2010-2015年的0.37%。

产业政策在实施中也有过沉痛教训。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曾占据压倒性优势，但从90年代起逐渐衰落， 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使用“产业再生政策”，重振半导体产业发展。2000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由NEC、日立、三菱电机三家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业务部门合并设立尔必达公司。为促进该公司发展，日本政府根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为其注资300亿日元，以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事与愿违，该公司的主力产品“优先动态随机存储器”并未出现预想中的销售增长，使得尔必达公司在2012年破产，负债总额高达4480亿日元，成为战后日本最大的制造业企业破产事件。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重新调整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重新构筑产业政策框架，强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则无法有效推动经济结构迅速转型，难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经济产业政策新机轴”报告指出，需要构建既不同于由政府主导的传统产业政策，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新产业政策框架；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构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官民一体的产业政策新框架。为此，日本政府重新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产业再生政策”，转为实施具有加大国家投入特征的产业政策。受此影响，当前日本产业政策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绿色增长战略。将海上风电、氢能源、蓄电池、半导体等14个产业认定为重点发展产业，为每个产业制定具体的发展方案，并设立“绿色创新基金”，强化绿色产业领域技术研发。二是加强经济安全政策。强化关键零部件的国内生产，构建多元化海外供应链体系，强化日本企业抗风险能力。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措施，推动劳动方式改革，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日本产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吸取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致力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投入力度不够，没有对新兴产业发展给予足够支持，以至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为此，要吸取日本产业政策转变的教训，坚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弱项，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将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三是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聚焦产业升级转型需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吸取日本的经验，完善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总体支出力度下降，但是政策的精确性和准确度上升，其经验可供中国参考。一是推动企业制定计划，提升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例如，推动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明确企业业务调整范围，做大做强企业的核心业务，拆分低效率的经营业务，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促进企业制定“生产率革新计划”，明确企业所要开展的技术创新内容及其所需要的设备投资，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性活动。二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层面，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可借鉴日本的做法，由政府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仅当企业提交的计划符合生产率、财务健全化、技术创新等标准的基础上，才给予认定。此外，在企业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监督企业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在援助结束后公示该计划对企业业务经营发展所起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科技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自此日本逐渐构筑了系统、独立、连续的科技政策体系。根据该法，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修订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指导。截至2023年，日本已制定了6期“基本计划”，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决策机制及评价体系等，政策目标、内容不断升级，日本逐步确立了在基础科学、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地位，其科技规划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参考意义。

日本不断完善科技政策体系

　　逐步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是日本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的基本遵循。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日本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化、常态化。自此，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的“基本计划”成为日本科技发展的主要指引。2020年，日本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将其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创新基本法突出了创新内涵，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基本法范畴，并提出确保和培养研发人员、尊重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自主性、以综合性知识体系应对国内外社会课题等目标。

　　不断完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1956年，日本成立科学技术厅，负责自然科学与产业技术的行政管理。1959年，日本成立了集权程度更高的科学技术中央机构即“科学技术会议”（CST），该机构超越了科技厅管辖范围，将人文科学领域及大学科学研究都纳入管理范围，标志着日本政府首次以强力手段控制了国家的科技行政。随着日本行政机构的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在CST基础上成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2014年进一步改革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作为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司令部，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领导下，统筹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和拟定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并进行相关协调。通过多次改革与实践，日本构建了权威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不仅强化了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有效破除了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割，使内阁在推进科技战略过程中能够高效、精准施策。

　　持续健全科技政策评价体系。日本高度重视通过完善评价体系提升科技政策实施效率与效果。一是制定专门性法律和政策指南，为政策评价提供制度保障。1997年，为了有效推进第1期“基本计划”，评价其政策效果，CSTP制定了《国家研究开发通用评价方法实施大纲指南》（2001年更名为《国家研究开发评价指南》），由此日本正式构建了现行科技政策评价体系。21世纪初，日本颁布《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政策评价基本方针》及《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搭建了日本政策评价的基本法律体系，形成了日本科技政策的基本法律保障。二是不断完善科技政策评价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例如，CSTI下设评价专门调查会，主要负责研究开发政策评价的调查与监督，在科技政策评价具体过程中执行PDCA模式（plan-do-check-action）,构建了从事前评估、事中审核到事后评价完整的评价体系。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稳定及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政府谋求制定独立、系统、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其政策重点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新产品应用及开发研究等。随着日本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产业技术全面现代化，国际社会对日本科技发展“搭便车”的批判增多，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此外，日本试图通过经济、科技力量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科技政策重点向基础研究与尖端科技领域倾斜，并强调日本科技发展的世界贡献。日本内阁于1986年、1992年分别通过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修订版）》均体现了上述思想，并被认为是后来“基本计划”的原型。

日本科技“基本计划”不断升级

　　第1期“基本计划”（1996-2000）于1996年出台。作为指导日本1996年至2000年科技发展的纲领性规划，它旨在从追随欧美科技政策出发，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并推进重要领域的应用研发，在开拓前沿科技领域、应对人类共同课题方面贡献日本力量。为此，日本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研发体制改革，例如确立研发资金分配制度、提出“博士万人计划”等。

　　第2期“基本计划”（2001-2005）与第3期“基本计划”（2006-2010）基本上以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第2期“基本计划”提出建设竞争性研发环境及竞争性资金倍增计划，设定了资源优先分配的四个重点领域，即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与材料领域，同时强调产学官合作机制改革、科技伦理及社会责任等。

　　第3期“基本计划”进一步细化政策目标。研发预算支持仍然以生命科学等四个领域为重点，强调推进能源技术、制造技术、社会基础技术及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工作，开始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第4期“基本计划”（2011-2015）本来预定于2010年度内制定。但是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影响，CSTP大幅修改了计划内容，将风险管理与危机管控纳入其中，致力于促进日本灾后重建与发展。日本还制定了相关创新政策，使之与科技政策协调，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统筹推进。除此之外，日本还提出“问题解决型”政策部署，通过事先设定国家应解决的课题，以课题为导向促进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并提出改进及完善研发评价体系，建立科技政策评价的PDCA模式。自2013年开始，日本开始系统制定年度科技创新重点计划，如《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综合创新战略》等，统筹规划短期工作任务。

　　第5期“基本计划”（2016-2020）于2016年开始实施。随着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到人类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日本突破性提出实现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并首次以定量方法设置了主要计划、主要目标及衡量指标，并针对每个细分领域设定了更详细的指标。

　　第6期“基本计划”（2021-2025）进一步明确Society 5.0的具体内容，并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2020年之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大国科技博弈加剧，日本在其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对保持科技优势及防范技术外流更为重视。第6期“基本计划”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大学科研活动的风险管理，并且开展新型科技外交。

日本6期“基本计划”存在一定共性，但是政策目标、内容逐渐升级，政策重点不断变化。上述6期“基本计划”都涉及人才教育与培养、产学官合作、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环境整备、研发资金分配、政策评价、国际合作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日本科技政策目标逐渐升级，政策内容更加丰富，政策重点也发生转移。例如，其政策目标从促进基础研究、实现自主创新向开拓科技潜力、提高科技竞争力及确保科技优势与安全等过渡，从促进经济增长向提升国家竞争力过渡，进而向实现世界领先的社会变革等过渡。政策内容不仅涵盖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举措，而且覆盖政策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政策重点从关注研发资金分配、研发体制改革等研发上游环节扩大到下游社会层面，关注涉及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从强调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课题、提高国际贡献向应对全球性课题、构筑全球性创新体系、在协调与竞争视角下加强科技外交等过渡。

日本科技规划演变的启示

　　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相近之处，其科技规划经验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日本不断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与规划能力，跨越各省厅职责分割，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并在科技规划中重视完善政策评价及目标管理。由于科技发展本身涉及领域较多，科技规划目标任务也较为复杂，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中央政府对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为了更好发挥科技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细化年度实施计划并制定便于定量的评价指标，提高科技规划效率效果评价的“精确度”。

　　其次，重视建立问题解决型科技规划思路，为应对全球性课题贡献中国科技力量。21世纪以来，日本逐步形成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科技规划思路，不仅强调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方面贡献日本科技力量，而且试图借助科技发展实现领先于世界的社会变革。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中国不但要积极对外传播中国科技创新理念，而且要积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性课题的应对，提升中国科技力量的国际贡献。

　　第三，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完善创新生态建设。日本自第3期“基本计划”开始愈加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加强技术要素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相互融合。近年来，中国正在不断完善法律、政策，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善研发创新环境等等。未来，中国应加快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举措，在内联市场、外促合作背景下，完善整体的科技创新生态建设。

　　（编辑 宋斌斌）

破除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续）

美国独有的迷思

美国军队优越性及不可战胜性的迷思。

美国的军事开支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美国军队看似无可匹敌，实则如何?

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从未依靠自己赢得一场大型战争。美国在一战后期（1917年）才加入战争。当然，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而在二战中，美国只有在1941年12月被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宣布加入战争。此时战争已开始两年多了。在1943-1944年，美国才开辟了欧洲战场前线。美国的确为盟友提供了资助，但在东方正面战场上对抗强大纳粹的是苏联，而且其损失巨大！

美国在1941年12月珍珠港被日本袭击后才加入二战，攻打日本。此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赢得了战争。

从纸面上看，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军队是帮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强大支撑，这不只是震慑之用。美国依仗着自身的优势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欺负或攻击不服从其统治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想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定价，却遭受美国煽动的政变并受到美国以公开、非公开战争等方式进行的攻击。

无论如何，最终目标都是维持美国军事主导权，只是把大规模地区性公开战争政策换成了非公开战争策略。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军队行动的覆盖范围扩大到149个国家，约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5%，与20世纪末相比大约上升了148%。当时美国突击部队仅在60个国家活动。

2019年，美国每周都会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到82个国家。此外，美国向非洲大陆派遣了更多突击部队，进行各种广泛活动，包括训练军队和当地安全部队，提供军事信息支持，发动新型战争，进行反恐行动及演练等。自美国诞生后，约93%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自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到2015年的这239年间，有222年美国都处于战争之中。从印第安人战争开始，美国的非法入侵行为就从不间断。从冷战时起，美国发动了13场非法入侵战争，曾至少59次尝试过在其他国家推动政变。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双子塔之后，美国发动了一场非理性的“反恐战争”，导致至少3700万人流离失所，而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描述这些人遭受伤害的程度。无论在个人、家庭、城市、地区，还是国家层面，流离失所都造成了人们在身体、情感和经济上不可计量的伤害。

特朗普频繁使用的除了非公开战争手段，还有非法域外制裁手段。作为总方针之一，美国希望在每一次自认为国家利益受威胁时，都能够通过决策和立法使美国有权在全世界采取域外干涉。美国自认为的“利益威胁”在国际法中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美国正在使用经济制裁和禁运等手段对付多个国家，而完全不理会这些措施是否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同意。然而，只有后者才拥有国际法赋予的实施制裁的权利。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竟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若他们胆敢以战争罪调查或起诉美国官员，美国将对他们实施制裁。然而，美国即便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法及其在国际条约或其他约定中做出的承诺，却还是声称自己在推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

至于美国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至少有81次干预他国选举的行为；

•美国设立众多非法监狱，对美国的敌人秘密进行折磨。

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一直以来宣扬的以软实力服人的立场，而“软实力是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与无形资产有关……”。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采取经济/军事手段威胁他国的行为屡屡失败。一些国家深知定会受到美国经济/军事打击，但仍然愿意进行抵抗。

一系列的现象表明，世界各国已经不再惧怕美国力量。例如，2020年11月15日，由中国牵头的15个国家在历经8年协商后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30%的国际贸易量、23亿人口。这是中国首个多边贸易协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毫不迟疑地表示，这一协定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一次胜利”。再例如，欧盟和中国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重要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西方对中国的诸多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其国际关系存在诸多谬见。这些谬见与当今中国现实存在差异。

谬见1：当今中国是独裁政权

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以中国共产党非民主、威权甚至极权的力量来解释其执政地位和治理功能，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几乎毫无意义，但无数西方学者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结论，即中国的弱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崩溃，除非中国按照西方价值观进行改造。而中国能够通过不断调整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成功地坚持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国崩溃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也不会发生。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和谐、团结、稳定的中国基本价值观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改革及相关变革，验证其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发现，中国的权力运作方式与西方学者和主流媒体所称的独裁政权概念截然不同。诚然，中央集权表面看似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障碍，但问题是，中国在国家管控之下，实现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实现共同富裕，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难道这样不足以满足社会公平发展的需求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便是增强国家竞争力，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自主富强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因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做出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选择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恢复中国的强大国力，抵御19世纪以来中国遭受的外部入侵。二者殊途同归。当然，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赋予人民更多经济方面的经营和体制上的自由。

文化与传媒体系内发生的变化则更加有趣。与西方国家一样，执政党通过知识生产、观念和价值观引导，让人们理解并最终支持现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中国共产党须确保各类出版社、智库、大众及网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以及电影、电视、广播所传播的思想不能与党和国家主权和政策背道而驰。中国人意识到，这些渠道可能会被用来传播具有破坏性倾向的言论，甚至被用于颠覆政权。这正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针对目标国家所采取的手段。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发动经济制裁和颠覆政权行动的目标国家，这些行动时至今日仍在持续，再加上西方国家对颠覆中国大陆活动的支持，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将采取国家安全手段来保卫主权的原因。

一个广为认同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近些年来也十分重视这些问题，大部分中国人民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发展政策的。党和国家所获得的中国人民的支持是不可否认的，再平衡策略似乎实现了预期目标。然而，在全国范围，中国从未出现大规模的反体制运动。中国人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视其为实现自由、保障权利的途径，即摆脱贫困和饥饿的自由，以及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权利。中国也始终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谬见2：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西方学者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此断定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即使他们不得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来自圆其说。这种结论是非常肤浅的。中国一直明确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显然，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制度体系上存在差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认为，在生产消费关系组织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受到三种现象的制约。第一，受到持续存在的物质生活重要领域的制约。第二，受到国家的制约。国家会通过参与生产过程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或者满足被国家视为对民众有利的需求，无论是对民众直接有利还是通过经济政策对民众有利。第三，受到货币角色的制约。货币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价格进行干预，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西方，市场经济受到的限制主要是来自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保留了控制、引导和限制经济需求和供应的职能。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是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

中国一直在呼吁西方国家承认其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经济才是其主体组成部分。有些西方学者称中国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用“市场经济”来描述中国体制容易使人误解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是类同的，或者至少在向着西方的方向演变。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体制转型，将计划改为规划，向私人企业和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经济活动等更多是遵循了中国经济的现实，应将这些创新称作“市场机制”改革，它们并非真正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出现的经济组织的形式绝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应当被视作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主导性地位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应牢记：尽管物质生活(例如大部分非正规经济)中存在一些重要的但并非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市场机制仍然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所引导和管控，公有制经济作为主体，引导和控制着中国经济活动。这与西方经验存在诸多区别。当今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特征，充分表明中国正在逐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目前而言，中国和西方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将两种制度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种模式。

谬见3：中国只能模仿西方

这一谬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西方学者反复提及。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是从对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的。在中国赶超阶段，必然要进行学习和模仿，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就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花了大力气。1963年，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随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表明四个现代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指引着中国领导人不断发展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

谬见4：中国的中产阶层终会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制度

西方的这一预测仍然是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实现了跨越式上升。中国中产阶层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要求更多政治自由，最终导致现行体制的终结。如果我们能够明晰中国和西方在不同的历史道路上的发展实际上依托的是两套迥然相异的价值体系，就会认识到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成立。

自21世纪初开始，麦肯锡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2006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份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城乡家庭数据（城乡家庭数量和可支配收入）而做出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中产阶层在2025年将达到5.2亿的惊人规模，超过了中国预期城市人口的一半。近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中国实力报告》，城市中产阶层(中上阶层和普通中产)的人数将达到6.15亿。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脱欧前的欧盟国家总人口。

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新中产阶层将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从投资、出口等拉动经济转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依靠。然而，《中国实力报告》指出，这种新趋势也可能会加剧中产阶层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进一步削弱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更是无须多言。我们看到的预测是：随着中国中产阶层收入上升，他们必然会和西方中产阶层一样，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在2020年报告中，该研究团队发现，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在所有方面的满意度都提升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能力和效率比以往有很大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向内陆省份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投入了大量资金。

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相较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审查，中国人民的态度更多是和他们物质生活的真实变化挂钩的。如果中共中央未能妥善应对经济增长趋缓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这种支持度是会下降的。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即使是相对贫困群体也是如此，那么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中产阶层在不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并不可能突然要求中共中央改变其政策。因此，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内部会产生政权更迭诉求的观点，反映出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无知。

谬见5：中国正在实施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这一谬见包含两个内在联系的维度：（1）中国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其政治和经济模式；（2）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取代美国，进而掌控世界。

这一谬见的第一个维度很容易反驳。中国经济的惊人成就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成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政府应当全力投身于发展。和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从不追求在与其有经济、文化往来的国家强制推行其发展模式。

中国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奉行双赢原则，同时兼顾各方利益，重要的是参与国对此抱有积极态度，很多国家都欢迎这种建立合作的方式，不仅是因为这种方式没有政治压力，更是因为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投资者都由此获得了更多选择。此外，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完善国家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人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所遵循的逻辑是：中国在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外扩张实力后，便会走上和西方相同的道路。自古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往是由文化兴趣所驱动的，中国希望在不进行领土征服的情况下发展经贸关系。中国著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汉朝大使张骞出使西域(中亚及更远的区域)，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翻译了司马迁的出使记载, 对张骞的事迹做了总结：“……中国汉代对外出使的信念并不是军事征服性质的，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和商贸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曾专门援引了张骞的事迹。中国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将传统文化思想、行为方式与西方进行融合。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坚守住了自主权，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要想理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以及中国为实现其基本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就必须理解中国的一条基本原则：恢复世界大国地位，重新得到认可和尊重。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宣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要理解中国的战略，就要清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既独立于西方，又无意干涉西方。中国成功地传承其在悠久的世俗社会历史中发展出的基本价值观，并在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经济进行融合，遵循中国传统的政策决策和实施方式，得以逐步实现中国梦想。

美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在分析美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时，首先要强调美国独特的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条件。

上帝、“拣选”、“例外主义”和普世主义

认为美国人是上帝拣选出的人，这是开国元勋们共有的信仰。这一信仰是美国外交政策双重属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其第一重属性是例外主义，即美国是上帝拣选的国家。上帝拣选的“优秀子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并将其打造成一个世界其他国家都应当效仿的“纯洁的”和卓越的典范。这一属性在《独立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实践中，孤立主义作为例外主义的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第一重属性的组成部分。但是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完全与欧洲隔绝，而是说，卓越的美国是欧洲国家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重属性——普世主义。美国在全球推行“普世价值”的解说是，由于上帝是普世的，那么被上帝拣选的人民就被上帝授予了传播“普世价值”的使命。被上帝拣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具有了干涉他国的权利乃至义务。普世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干涉主义，以在全世界传播“普世价值”为目标。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重属性，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在面对要不要干涉某国际事件的选择时，二者是共存的，是相互协调的。事实上，自美国成立以来，干涉主义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

引领世界走向历史终结的权利和义务

美国意识形态构成了一整套强大完整且内部联系紧密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其深入人心后，人们在看待世界的思想和行为赋予的意义时，便会遵循它。这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在美国成立时便已开始发挥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已经成为一种无坚不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摧毁了美国精英以其他方式看待世界的能力，他们无法想象美国可以在世界上扮演其他角色。现在国际体系内部的情况已经和二战结束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而美国精英们仍然固守维持美国冷战思维，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营造的国际秩序。

其次，通过推行其意识形态，美国赋予自身一种在全世界实施一系列大规模破坏行动的权利和义务。美国总是一边为自己（及其盟友）整合经济和军事资源实施大规模杀伤性行动进行辩护，一边谴责敌人实施同样的行动。这就是美国和欧洲都在使用的著名的双重标准。

美国对目标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违背了美国精英的另一条基本信念，其在人权、自由、民主等多个方面具有的吸引力。当使用其他手段难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时，军事手段就是美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在不使用军事干涉或武力手段的情况下，让世界所有国家采纳所谓的民主制度？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表明，它经常使用军事手段以外其他手段来推行所谓的“民主”，即使武力总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实施经济制裁不也是这样吗？制裁的目的是让目标国的民众陷入饥荒，从而推翻非民主的政府，代之以代表美国及其国家利益的政府，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实施这样的策略。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组织不也是这样吗？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这些组织在资助和训练全世界的“民主化运动”方面十分活跃，这种活动甚至在“和平”示威者中催生出了暴力行为，就像在中国香港和泰国发生的事情一样。美国目前正在对许多国家实施的制裁就是这种手段之一。当美国人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地处偏远的国家，美国都能发现其在某方面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简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传统的帝国主义干涉政策还将继续。

中国“威胁”：新冷战仍将持续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甚至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坚决。制裁仍然在实施。美国对中国的干预瞄准了3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香港、新疆和西藏。这表明美国当今的对华战略，依然是基于美国传统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在诸多政府官方文件、政治家和高级官员讲话、主流智库和媒体，乃至大学教授和研究者的言论中随处可见。

由《外交事务》杂志的两位作者撰写并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两位作者之一哈尔·布兰兹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另一位作者扎克·库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这篇文章题为《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利益上取胜》，作者说：“虽然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是冷战的重演，但冷战史对当今的决策者们仍是有益的借鉴。”中美竞争确实不是冷战的重演。该文章反复强调“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非对称优势”，明显地暗示，民主价值观应当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成员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敌人和盟国进行的无数制裁（新的和旧的）、军事资源（包括核武器）的不断膨胀以及在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周边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将其自信表露无遗。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与美国接壤，但是美国和北约一直在寻求包围这些国家，并步步紧逼。大卫·韦恩，对美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研究最深的专家之一，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插入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地图题为“包围敌人”，标出的是现实中的美国在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附近的军事基地。

在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峰会，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变得清晰了，警告中国实施的政策破坏了美国推行的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显然中国已经崛起，不会再接受一个数十年来不断挑起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国家对中国进行单方面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十分严重，也应该明白在当下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以如此清晰直白的方式告诫美国官员。显然，这次会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

现在我们可以说，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价值观主导了其外交政策。美国将高尚的共和国构想作为其他国家应当模仿的典范，并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的大本营，这个自称卓越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外部强势输送自身的力量，扩张将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抗拒的使命。美国自然便会将那些反对其扩张的国家视为对其价值观、利益和其所塑造的世界的致命威胁。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