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企业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投资窗口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到内地进行实业投资。经过多番实地调研,中信泰富选定位于江苏无锡的江阴钢厂进行合资,对这个年产能仅20万吨的小型钢厂投资5431万美元,在1993年成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

30多年后,在兴澄特钢基础上组建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航母,年产能超过3000万吨、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较最初增长了数百倍,形成了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双会长单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调研中信泰富特钢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之路是很典型的,对未来行业发展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现在重点总结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恰逢其时,可学、可借鉴性强。”

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敢想敢闯,选准、选好发展方向

钢铁是低门槛、强周期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业在规模扩张的道路上高速驰骋,一方面支撑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钢铁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矛盾不断累积。兴澄特钢敏锐地捕捉到特殊钢领域的市场空白,虽然生产特殊钢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极高,但附加值高,战略意义大。兴澄特钢依靠合资后的设备与管理优势,只要勇于钻研、敢于创新,就有机会在特钢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其后的30年里,从兴澄特钢到中信泰富特钢,都坚定锚定了特钢赛道,即使在普钢、优钢效益好的市场形势下也从未改变这一道路,在冶金这个传统制造业中走出一条靠先进经营模式、高素质队伍、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牢牢把握发展权

合资之初,兴澄特钢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四位一体”生产线。但因缺乏管理经验,中信泰富董事会曾经考虑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公司共同管理。铁姆肯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并要求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技术团队的自力更生意识:中国特钢的发展不能依靠外国公司,必须走自己的路。

兴澄特钢决心自主攻克工艺技术难关,历经数月的奋战,实现了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线流程一次成功。同时使这条生产线的产能从设计的60万吨开发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都有质的飞跃,轧钢成本降低30%-40%。更重要的是,攻克难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专家和进口设备,不等不靠,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2001年中国“入世”后,兴澄特钢靠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的管理,领到了国际市场10张“绿卡”,2002年出口特种钢7.5万吨,替代进口10万吨。此前,我国海关出口产品目录中,还没有“特钢”这一项。

目前,在市值、营收、盈利能力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上,中信泰富特钢都已远远超过美国铁姆肯公司。

精益求精,将质量视作生命

最初,兴澄特钢产品质量并不稳定,专门将质量不佳的数百吨钢材切割回炉,以向全体员工展现提升质量的决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兴澄特钢不断把国内外高端客户的技术质量要求融入企业产品标准中,提升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使得兴澄特钢的产品不断得到认可。到2023年,仅轴承钢一个种类就做到了连续14年全球销量第一,打破了欧美国家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在国际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延续兴澄特钢的传统,中信泰富特钢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且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或低效产品,开发10%的高端和高效产品,为我国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提供了保障。

和合共生,创造中国特色经营模式

中信泰富特钢在发展中形成了“和合共生”的经营理念。所谓和合共生,对外,是与客户深度协作,共同发展;对内,是各经营管理部门联动创效,团结共进。

中信泰富特钢决策层认为,营销是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系统化研究,瞄准技术难点开展攻关,不断改进对用户的服务,沟通领会用户心智,建立共创共赢的产业链生态。因此,中信泰富特钢产品议价能力强,用户粘度大,工艺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已与上百家各领域头部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国际市场打响了民族品牌。

向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迈进

并购大冶特钢,挽救百年老企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钢铁行业也进一步分化,无法跟上时代节奏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位于湖北黄石的大冶特钢就是其中之一。

大冶特钢的历史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盛宣怀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建的特殊钢厂,被称为“特钢长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视察大冶特钢。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冶特钢未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中信泰富收购了大冶特钢,并从兴澄特钢抽调了精干的管理队伍与技术人才,帮助大冶特钢调整经营策略。

大冶特钢一转颓势,积极围绕市场发展趋势开展经营,降低管理成本,优化工艺流程,进行技术创新,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开展了48项技术改造,对生产工艺革新开展攻关,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在没有增加钢产量的情况下,大冶特钢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水平重回国内第一方阵。2006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研大冶特钢后盛赞:“省委省政府对新冶钢的发展非常满意非常关注,同时新冶钢的喜人势头令省委省政府非常受鼓舞。”

组建特钢集团,携手共克时艰

2008年,中信泰富整合旗下特钢上下游资产,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特钢产业,提出了“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的目标。

中信泰富特钢为旗下各企业确定发展战略,统筹各企业的销售、采购与服务,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效益。同时集中各企业力量开展科研创新攻关,从各企业一线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管理机构,为各生产经营条线提供可靠指导。

同年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中信泰富特钢管理体系的竞争能力得到了验证。旗下各企业守望相助、协同共进,使中信泰富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科学并购扩张,实现多方共赢

集团化运作后,兴澄特钢与大冶特钢的经营业绩不断增长,科创成果不断涌现,中信泰富特钢吸引了许多关注,其中就有青岛市政府。

青岛特钢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但因经营不善逐步陷入了严重亏损。对产业发达、财政宽裕的青岛市来说,持续为企业输血不是难事,但更希望企业能在优秀的管理体系下得到新的发展,中信泰富特钢正是“良配”。

2017年,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中信泰富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管理经营权。重组之后,青岛特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特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不仅资金成本与采购成本得到了大幅压降,更重要的是青岛特钢吸纳了中信泰富特钢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体系、工艺流程,组建了新的人才团队。中信泰富特钢内部的整体协同和管理考核机制在企业扭亏增盈中立竿见影。重组三个月后,通过积极的内部对标与降本增效攻关,青岛特钢就实现扭亏为盈,重振发展活力。

与整合重组青岛特钢相似的,还有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天津钢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1992年投产,专门生产薄壁无缝钢管,有350万吨产能的体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津钢管连年经营亏损,历经数次重组都难有起色。

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对天津钢管实施并购,取得了生产经营管理权。

当年,天津钢管大幅减亏,20225月开始盈利,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成功控股天津钢管,天津钢管继续保持稳定向好势头。两年来,职工收入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职工信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现简称靖江特钢)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现简称浙江钢管)身上,他们都曾经营不善,在嫁接中信泰富特钢的文化与管理后迅速扭亏为盈。中信泰富特钢奠定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的口碑,实实在在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制造业强国、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要求。

202312月,南京钢铁集团加入中信集团。以“精品、规模、服务”为抓手,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品种最多的中信泰富特钢正满怀信心走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

用科技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3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信泰富特钢作为国有企业,深耕特钢新材料领域,将科技创新与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人认为国企难以在创新上有所作为。中信泰富特钢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中信泰富特钢提出“特钢是科技炼成的”,并将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中信泰富特钢在制定企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都把“创新”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党建、创新、品牌、绿色、数智、人才”六大引领战略。

2010年,中信泰富特钢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特殊钢综合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兴澄特钢研究院,以技术研发与创新带动行业革命。目前,兴澄特钢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2013年,兴澄特钢研究院更名为中信特钢研究院兴澄分院,中信泰富特钢在其他新并购的企业中不断成立研究院分院,持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中信泰富特钢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9%,拥有中高级研究人员超过3600人。

30年来,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5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在国际上,201611月,中信泰富特钢获亚太质量组织颁发的全球卓越绩效奖最高奖项World Class Award(世界级奖)。 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兴澄工厂成功入选第11批全球“灯塔工厂”。该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作为全世界特殊钢行业的第一家“灯塔工厂”,兴澄特钢代表了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央企担当和行业领先地位。

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年出口超二百万吨特钢。中信泰富特钢已经从引进性、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发展,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的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防和科学事业。在国产大飞机、神舟飞船、FAST天眼、万米深井油田等国之重器中,均可见到中信泰富特钢生产的高性能特殊钢产品。

走绿色化与智能化的转型道路

作为国企,中信泰富特钢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奉行“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理念,深入推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发展。“绿色制造”是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降低碳排放,实现源头绿色化。“制造绿色”是指开发运用于低碳产业的产品和开发具有绿色低碳性能的产品,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中信泰富特钢大力推进超低碳排放改造,实施节能减排工艺改造,发展能源高效转换技术,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被工信部列入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2023年,扬州特材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津钢管的全流程超低碳排放已通过公示。

202310月,中信泰富特钢凭借“汽车用特殊钢品种类规则创新实践”,引领特钢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获世界钢铁协会颁发的“生命周期评价卓越成就奖”。

新一轮产业变革迅猛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突破为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信泰富特钢紧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力度,每年专项投资超10亿元用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其中主营企业两化融合指数上升至6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3%,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84%,机器人密度达96/万人,主营业务应用上云率达100%,关键基础设施信创率超50%,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布局国产化工作,对装备、工业软件进行梳理和替换100多项,通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问题。

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

30年来,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企业始终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员工,用政治优势来凝聚人心,保证了把国家政策要求落实到位,确保了企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也确保集团的各项制度、决策能够贯彻落实,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

2020年,中信泰富特钢专门成立了企业党校,由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刚出任校长,将党的理论教育在企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中信泰富特钢领导实行交叉任职,一岗双职,党的基层组织对班组实现全覆盖,党的建设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中信泰富特钢不仅实现基层党组织对班组的全覆盖,而且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保持党员先进性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企业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所形成的都是有效资产。依靠党建凝聚共识,中信泰富特钢得以在并购扩张过程中与新加入企业迅速融合、紧密团结,持续激发最广大员工群体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

中信泰富特钢找到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那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对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作为头等大事,践行“像办学校一样办工厂”的理念。对员工和干部分门别类开展培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政治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已成为企业雷打不动的制度。中信泰富特钢党委高度重视让员工分享发展的成果,为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逐年调增薪酬和年金水平,办好互助帮困基金、健康保险基金,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经常邀请医学专家与知名医师赴企业开展健康科普讲座与义诊。

2023520日,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在大冶特钢落成。大冶特钢的前身大冶钢铁厂于1923年便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一度成为鄂中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陈潭秋、冼星海都在这里留下了革命足迹,大冶工人还曾为抗美援朝捐献一架飞机。中信泰富特钢无比珍视这些红色资源,将红色血脉的延续视作党建工作的重点,并将党史馆打造成帮助员工重温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的堡垒。何文波在参加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揭幕时指出:“大冶特钢百年党建经历,为钢铁行业同类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样本。”

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明确了方向。步入新时代,中信泰富特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全力以赴前进,全面推动企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依靠企业良好基础,持续以特钢新材料服务国家战略所需,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编辑  季节)



* 本文由周建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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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失去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首先,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得失,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产生叠加效果。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

“失去的三十年”夸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4.6%,但1990-1999,平均增速仅为1.5%,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虽有起色,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200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的讨论随之而起。  

  自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减速,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言,日本年均GDP增速仅为1.1%。不过,自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基本恢复了正增长,进入缓慢复苏期。日本人均GDP也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其间虽然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1990-1999,日本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同侪,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而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就实际GDP增长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比日本20世纪80年代平均4.31%的增速,1990-19991.5%的平均增速,日本的确可称为处于经济增长的失去。但如果考虑到同期德国平均经济增速为2.17%,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仅为2%左右,那么日本经济结束追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2%左右的增速是自然现象。因此,如果要讨论日本经济是否失去,其参照系也应该是横向比较的2%,而非纵向比较的4%以上。

  其次,即便能将20世纪90年代设定为日本经济的相对失去200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GDP平均增速为1.45%,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经济增速分别为1.55%1.46%。两国相比较,将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明显存在偏颇。同理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9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21%,而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其同期平均GDP增长率只有1.97%,意大利更是仅为0.24%,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以后的三个十年当中,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别为0.920.940.98,均明显高于德国同期水平(分别为0.870.930.97),日本经济在生产效率上的表现基本处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日本制造业外移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因为日本企业有目的地将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内外重新配置,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每年劳动力减少1%,日本经济能够保持1%以上的经济增速,就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以上。

综上,考虑到2000年之后其经济增长已经回归潜在增速,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之后反而处于发达国家中的相对较好水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表现较之其他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但其发展态势明显不如其他阶段,甚至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确实经历了相对失去

  失去背后的三重叠加:经济增速收敛、经济周期衰退与宏观政策失误

  经济增速收敛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出现不断下滑的特征。战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该国经济20世纪60年代平均增速为10.4%,而70年代平均增速则为4.45%,到了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降为1%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大背景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评价日本经济增速不能简单地和其20世纪60年代高经济增长相比较,更应该对标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失去是经济周期衰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低增长的状态:1990年经济增长仍高达4.84%,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3年直接跌至-0.46%。虽然在199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萧条,1998年、1999年又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如果日本经济失去可以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可以高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在2008年和2009为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经济周期衰退仅仅持续两年。

究其原因,日本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次负面冲击,形成多轮经济衰退的叠加效应,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为扩大内需,日本央行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已经过热的国内投资,泡沫经济由此形成。之后,日本央行又跟随美联储加息刺破了经济泡沫,从而造成广泛的经济衰退。1990年,海湾战争引起油价波动。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央行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衰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吸取泡沫经济的教训,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采取谨慎态度,限制经济萧条中的货币政策作用,这也加深了日本经济衰退。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频频出错。例如,日本经济于1996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增税措施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了1997年后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直至2000年后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深层次看,日本经济政策频频失误,是因为混淆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政策边界。战后,日本的货币政策长期带有产业政策特征,其核心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虽然充当产业政策职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扶持和鼓励企业发展,但也造成了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僵化,从中长期来看,造成了诸多恶果。例如,长期低利率和汇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为了消除这一经常账户顺差,日本政府开始鼓励资本流出,以致日本金融市场不得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快速升值,为了缓冲外需下降的负面作用,日本央行实施了扩张型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结果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泡沫。

日本经济失去的现实折射

  鉴于中国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与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日本经济的失去对于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超过45%,几乎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高储蓄率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过高的国民储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来消化,这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十分相似。而在金融结构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样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为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

考虑到中日两国的相似性,日本在经济失去的表现或可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

首先,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的叠加效果。遇到类似泡沫经济崩溃之类的负面冲击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应稳定,坚定地维持低利率政策,耐心地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和金融机构重新健康运转。同时,也有必要采取量化宽松式的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宏观调控范畴比较宽泛,在职能设置上往往将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混淆在一起,结果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为有效区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应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依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职能则应转向中长期国家经济战略,并限定宏观调控行政化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这不仅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果,还可帮助国内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编辑  季节)



*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汪川,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呈现日本化的表象。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热议的具体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速、房地产、资产负债表、外向型经济等。从人均实力看,中国当前发展水平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若在此时出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会不会因为过早产生而更加突出,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未富先老等。然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新发展格局下,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没有日本化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所有认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论点,都是基于预设中国经济衰退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过去20多年,西方舆论一直预言中国经济崩溃论,但没有一次预言成真,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区间,与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处于低速截然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一定冲击,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并没有下降。因此,以疫情防控期间及疫后经济恢复期间的数据来论断中长期发展状况有误导性,不能用新冠疫情以来的增速来认定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从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估计,或从国内外学者的测算来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4%-6%的增长区间,鲜有人认为将低于4%

第二,资产负债表不会持续收缩。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是贬值而非升值,A股低位震荡。

从汇率来看,有人认为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如果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中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

从股市来看,A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很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股民数量大但股票在居民财产中的占比普遍较低。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高于2%,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

总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只是扩张速度放缓。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企业债务端的增速从去杠杆开始就出现了下降。

第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需扩大和升级。一方面,内循环强化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循环,并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发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一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扁平化等方式构建敏捷组织、理性高效管理模式,一些数字平台从电商跨度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一些地方则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各类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跨省市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机制,以提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外资积极融入中国关键产业链。近年来,外商投资主动与中国发展战略领域相融合。今年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万家,增长35.7%;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占比提升3.9个百分点达到39.4%;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28.8%

第四,老龄化、低欲望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老龄化、低欲望、阶层流动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并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共性问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老龄化和低欲望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在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很普遍。特别是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就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处理机器替代人工方面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这将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

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决策能力

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资产泡沫破裂等问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苦挣扎,至今仍无有效的应对之策,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被称为失去的30。从政策能力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是一条通向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等状况日趋恶化的道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向并未颠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轨迹,反而增强和加速了这一趋势。二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难以保持独立自主,受到各方面掣肘,不能作出对本国国民最优的政策设计。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智慧,特别是在面临特殊困难时的举国体制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效果,避免陷入日本当年的一些困境。 

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中国将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设置增长底线,凝聚社会共识。特别要妥善处理限制发展政策与政策稳定性的关系。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对原先粗放式增长的一些问题进行限制,如绿色低碳势将成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考虑到短期政策冲击较大、频发冲击将造成长期信心下降,可以把拉闸限电等一些限制性政策控制在局部地区或行业。新增信贷或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民生领域,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

第二,强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自救力量。客观地说,要培育经济复苏的动力机制,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企业家,是劳动者。政府要顺应市场规律,为企业和劳动者做好服务。要妥善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要以坚持市场决定作用为前提,重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先导资金和基础支持,在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而不是用国有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本质上是为市场提供服务。

第三,维持制造业比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通过扩大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和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良性循环,对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实现全供应链的碳足迹可视化。通过节省劳动力和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实现节能。

第四,打造勤劳致富格局,鼓励积极参与创业就业。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信任下降,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鼓励新型就业岗位,消除内卷和焦虑的社会氛围。鼓励创业,多利用绿灯鼓励而减少红灯限制,适度放宽平台经济、教育培训等行业管制,引导资金向技术效率高、吸纳就业人员多的领域集中。

第五,直面金融问题,及时作出明确部署。鼓励刚需,调整限购和首套房政策(如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可以买两套住房,两个孩子可以买三套)。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防止出现高负债房地产企业持续暴雷。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稳定汇率,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资产负债表理论的核心着眼点是债务,而现代经济作为信贷经济,债务确实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此要构建数字信用体系,不断做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做大平台经济产值规模,做大高技术人才收入规模。

(编辑  季节)



*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同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伙伴国家,也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中阿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20222月,两国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36月,中阿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并续签了两笔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然而,在阿根廷政府换届之际,新总统米所发表的一系列极端言论和政策主张为中阿两国深化互信关系蒙受了一层阴影,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增添了高度不确定性。

中阿经贸关系

中阿双边贸易

过去10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量虽时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双边贸易2022年以21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我国对拉美地区总额4.4%,构成我国在该地区第六大贸易伙伴。今年1-10月,双边贸易额为151.5亿美元,同比下降10.5%。其中,我出口96.1亿美元,同比下降13.6%;进口55.4亿美元,同比下降4.7%。我国是阿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阿根廷外贸总额13.8%、第三大出口市场,占阿根廷出口总额8%、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占阿根廷进口总额19%和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1  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2013年至202310月(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1  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2013年至202310月(单位:亿美元)

年度

金额

累计比去年同期±%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2013

148.4

87.5

60.9

2.8

11.2

-7.2

2014

129.3

76.8

52.5

-12.8

-12.2

-13.8

2015

145.3

88.1

57.2

12.4

14.8

8.9

2016

123.2

72.0

51.2

-15.2

-18.2

-10.5

2017

138.1

90.7

47.4

12.1

25.9

-7.4

2018

119.4

84.2

35.2

-13.6

-7.2

-25.9

2019

142.8

68.8

73.9

19.6

-18.2

110.1

2020

138.9

70.9

68.1

-2.7

3.0

-7.9

2021

178.3

106.9

71.4

28.3

50.9

4.8

2022

213.6

127.7

85.9

20.0

19.6

20.6

20231-10

151.5

96.1

55.4

-10.5

-13.6

-4.7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我国对阿主要出口均属于工业制成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器和电子产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监视器及投影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电话机、摩托车、纺织服装、有机和无机化合物;从阿进口集中于初级产品,包括矿石、大豆、牛肉、高粱、大麦、豆油、毛条等初级产品。

2022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为9108.1万吨。阿根廷虽属第三大来源地,但占比仅有4.0%364.9万吨),而巴西和美国则各占59.7%32.4%。同年,我国进口豆油总量为34.4万吨,阿根廷是我第二大来源国,占比33.1%,巴西和俄罗斯各占42.2%19.3%

2022年,我国进口牛肉及其副产品总量为273.1万吨,阿根廷为第二大来源国,占比18.0%,位列第一和第三的巴西和乌拉圭分别占我国进口总量的40.5%13.6%20231-8月份,阿根廷牛肉出口额为24.37亿美元,其中超半数销往中国(12.63亿美元)。

2022年,我国进口毛条1088.8吨,阿根廷为第二来源国,占比26.0%,接近乌拉圭的26.8%

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与主要项目

1980年中阿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以来,两国在农业、牧业、采矿、酿酒、水果加工、港口疏浚、渔业、小水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接触与合作。近年来,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存量稳中有升,2022年底存量为21.3亿美元,位列拉美地区第三(开曼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除外),占比12.3%。但年度流量变化较大,特别是2020年以来出现了断崖式下降,2022年直接投资流量为5919万美元,同比下降80%

 

2  202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按并购金额)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统计  2014-2022年(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统计 2014-2022年(单位:万美元)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度流量

26,992

20,832

18,152

21,479

14,113

35,355

40,124

29,568

5,919

年末存量

179,152

194,892

194,366

153,954

158,297

180,841

199,266

214,114

213,449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以及新能源产业三大领域。202012月,在费尔南德斯总统见证下,三家中国企业同阿方签署四项铁路合作协议,项目总金额达46.95亿美元,将为阿根廷带来2.8万个工作岗位。2019-2022年,中国在阿根廷能源领域布局多个重大项目,其中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中电-上海电建联合体承建的南美最大光伏电站,高查瑞光伏电站一期工程,于20231025日正式移交阿方;罗马布兰卡风电站等新能源项目陆续并网发电;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等双边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3  中国在阿根廷能源领域的重大项目一览表 2019-2022

年度

项目

现状

类别

设计装机容量

融资类别

2019

高查瑞光伏电站(一期、二期)

并网发电

光伏

210MW

政策性银行贷款

2019

Garcia Del Rio风电站

并网发电

风电

10MW

绿地投资

2020

罗马布兰卡风电站(一期、二期)

并网发电

风电

102MW

绿地投资

2020

Vientos De Miramar 风电站

并网发电

风电

100MW

绿地投资

2021

罗马布兰卡风电站(三期、四期)

并网发电

风电

153MW

绿地投资

2022

La Barrancosa 水电站

在建

水电

950MW

政策性银行贷款、直接投资

2022

ndor Cliff 水电站

在建

水电

360MW

政策性银行贷款、直接投资

2022

Antu Newen 光伏电站

在研

光伏

20MW

投资并购

2022

阿图查核电站3号机组(Atucha III

在建

核电

1150MW

N/A

数据来源:China Global Power Database,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20222月,中阿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中国为阿根廷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两笔共计237亿美元的融资;截至20234月,两国并未在此合作项下公布具体项目,但双方同意重启圣克鲁斯水电站项目的授信额度(中国葛洲坝集团于2013年获得该水电站的承建项目,并与阿方ELING能源公司合作,2015年开工,项目合同金额约47亿美元);阿方希望中国全资修建阿图查核电站3号机组(Atucha III),中核工业此前承担该项目83亿美元协议融资的85%

阿根廷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并购规模位列第四,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名列前茅。2022年,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包括:赣锋锂业以9.62亿美元全资收购利西亚公司(Lithea Inc.),其核心资产包括波苏埃洛斯(Pozuelos)和大帕斯托斯(Pastos Grandes)两个盐湖项目(PPG),但矿业权仍保留在对方公司名下;紫金矿业以7.67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新公司(Neo Lithium100%股权(其全资拥有Tres Quebradas-3Q盐湖项目)。绿地直接投资也集中在锂矿处理、电动汽车制造等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包括:吉利汽车宣布将投资2.25亿美元,在阿根廷建设电动汽车制造基地以及汽车内饰皮革厂;紫金矿业旗下的锂矿处理企业Liex宣布将投资3.8亿美元建设新的碳酸锂生产基地。

中国在阿工程承包

2021年,我国企业在阿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5份,金额总计40.6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75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88人,年末在阿劳务人员1271人。以大型国企为主体,我国90家企业在阿根廷设有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在阿根廷尚未投资开发境外园区。

中国在阿根廷锂矿投资合作

南美“三角”(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是我国最大的锂进口来源地(碳酸锂),其次为澳大利亚(锂矿石),四国合计占我国进口总量76.4%。在“三角”成员中,智利占我国碳酸锂进口量的绝大部分,其次为阿根廷。2014年起,以赣锋锂业在玛丽亚娜盐湖锂资源项目为起点,我国民营企业陆续进入阿根廷锂业市场,主要集中于上中游的资源开采和化合物提取;合作模式相对单一,偏重从掌控大型优质盐湖锂项目的西方(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老牌企业手中购买股权或资产,少有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直接合作,因此对“佩克”决策的话语权相当微弱。

 

4  我国碳酸锂主要进口国( 2001-2021年)

数据来源:Chin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3 Edition,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4  中国企业收购或参股阿根廷锂矿一览表(2014-202210月)

名称

企业描述

项目名称

股权架构

赣锋锂业

中国第一、全球第三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全球最大的金属锂生产商

Cauchari-Olaroz

直接持有项目46.67%的股权并享有控制权

Mariana

持有项目100% 股权

Sal de la Puna (SDLP)

与加拿大竞技场矿业公司(Arena Minerals)联合出资收购普纳盐湖(SDLP) 项目并持有 项目层面 35% 的股权

Pozuelos - Pastos Grandes (PPG)

收购利西亚公司(Lithea Inc.100% 股权,其核心资产包括波苏埃洛斯(Pozuelos)和大帕斯托斯(Pastos Grandes)两个盐湖项目,但此次收购不涉及矿业权的权属转移,仍在利西亚公司(Lithea Inc.)名下

西藏珠峰

从事境外大型铅锌矿山采选、冶炼、生产和经营,南美钾盐湖资源的开发与提取

Salar de Arizaro

通过私有化收购加拿大X能源公司(Lithium X Energy Corp.),拥有阿里扎罗锂盐湖Arizaro)的探矿权

Sal de los ?ngeles (SDLA)

通过私有化收购加拿大X能源公司Lithium X Energy Corp.),拥有安赫莱斯锂盐湖SDLA项目100%的采矿权

盛新锂能

从事新能源锂电材料的生产与销售

收购萨尔塔勘探公司(Salta Exploraciones S.A.100%股权,通过持有公司联合体(“UT”50%的权益份额与西藏珠峰共同拥有安赫莱斯锂盐湖(SDLA)项目的运营权,但不享有所有权

青山实业

全球最大的不锈钢和镍铁生产商

Centenario - Ratones

与法国埃赫曼集团(Eramet)合作投建电池级盐湖提锂项目,青山实业提供3.75亿美元融资,获得提工厂49.9%的股权

欣旺达

从事锂电池电芯及 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Laguna Caro

共同注资设立浙江金恒锂业有限公司,拟收购阿根廷戈尔丁卡能源公司(Goldinka Energy S.A.)持有的卡罗盐湖(Laguna Caro)项目100%矿权

金圆股份

从事建材、环保和新能源业务

川恒股份

从事磷矿开发和磷资源精深加工

蔚来

全球化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

San Jorge

与澳大利亚矿产勘探和开发公司绿翼资源(Greenwing Resources Ltd)达成战略融资协议,提供最高或超过6亿人民币融资,要求绿翼资源加快其持有的豪尔赫(San Jorge)锂矿的开发进度且蔚来须优先成为该项目的客户

宁德时代

全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司

Tres Quebradas (3Q)

收购加拿大新公司(Neo Lithium8%的股份并因此成为第三大股东(其核心资产为3Q盐湖项目,但于2021年被紫金矿业100% 收购)

紫金矿业

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和第二大的矿产铜生产企业

收购加拿大新公司(Neo Lithium100% 股权(其全资拥有3Q盐湖项目)

数据来源:龚韵.南南合作视角下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以中国与阿根廷锂业合作为例[J].拉丁美洲研究,2023,45(03):86-105+156-157.

 

具体而言,我国天齐锂业(智利)、赣锋锂业、西藏珠峰、紫金矿业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并购等方式在南美“三角”获取了合计3458.7万吨的权益资源量,相当于国内锂矿资源量总和,占到全球锂资源总量的7.3%。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南美“三角”没有获取正当的权益产量。天齐锂业虽然在Atacama项目中持有股权,但由于非控股约定而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只能从智利矿业化工公司获得分红;其他三家企业在阿根廷所有项目均处于建设状态,尚未投产。

中阿金融合作

20094月至20236月,中阿两国央行6次续签本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6100亿元人民币20234月以来,阿根廷宣布使用人民币进行自华进口贸易的结算,允许开设人民币账户和储蓄业务。

20213月,阿根廷正式加入亚投行协定。近年来,我国已为阿根廷提供各类融资上百亿美元,有力支持了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米莱的经济政策主张及现实可行性

在阿根廷内外交困之际,米新政的休克疗法迎合了选民的民粹主义情怀和对前政府治理的不满。米莱的核心经济政策主张主要包括:

财政改革。首先,大幅裁撤官僚机构和社会福利,推行房租市场化,以削减政府开支;其次,拍卖包括电视台、新闻机构、电信等在内的国有企业;截留兑换出口企业的短期存款;取消或改变现行的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以增加财政收入。

货币美元化:取缔央行和本币比索,采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以改变多轨汇率,抑制高通胀。

国际关系泛政治化。反社会主义,选边美西方,反对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行列,拒绝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合作。

新政面临三大首要任务: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抑制高企的通;再次,减轻外债负担。然而,其经济政策面临诸多掣肘因素,缺乏清晰的长远战略规划。在此我们试分析米莱主张的下列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现实可行性:

1.压缩政府机构。理论上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和官僚作风,并在私有化过程中激活市场机制,但现实中难免导致寡头垄断、管理缺失和更严重的腐败之风。

2.联邦政府通过取消分税制实际掌握各省重要的财政来源。取消分税制势必加剧地方财政拮据,拉大各省间的贫富差距,引发多数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3.取缔央行和美元化。虽然可立即消除通胀,但在过渡期内则会引起物价飞涨、汇率狂跌、黑市横行,财富分化加剧。若政府实施强制兑换,必然引起大举资金外逃,继而招致民怨加剧。当前,阿根廷央行并无美元储备来支持美元化过渡,民间持有的约3000亿美元虽可支撑流动性,但必须以赢得民众信任为前提。另外,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未必同意并支持阿根廷的美元化。因此,就长期而言,美元化具有一定可能性,因为大众已经丧失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但短期内仍面临许多技术性难题,缺乏现实可行性。

4.反对加入金砖行列,理论上会影响南南合作进程,但客观上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造成重大伤害,反而会自行切断另一潜在国际融资渠道及合作平台。

5.米莱的经济政策将面临多重制衡。首先,治理模式“向右转”已属大势所趋,但朝野各派在未来政策和实施步骤上分歧严重。米莱的极右翼自由前进党仅在议会中掌握14%的议席,即便与马克里的温和右派联手,亦不足以推进重大改革举措;以丧失货币主权为代价来取缔央行及实行美元化等关键性法案,要在议会上获得通过则难上加难。其次,阿根廷是联邦制,各省政府拥有高度自主权,掌握着各自地区的工农业发展、矿产资源开发和社会福利的派。失去地方政府的配合,米新政将步履维艰,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工商界如感到其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也必然会对政府发难,舆论界和学术界也会对新政实施造成巨大压力。再次,若劳工和民众切身利益严重受损,势力强大的工会和众多社会团体将会发动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动摇其执政根基。

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政治风险。上台,属于正常的政府换届,不是政权颠覆,因此不会对外国资产采取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极端手段。米也承诺作为总统有责任承担国家既有义务,因此即使其政策主张得以全面实施,也不会撕毁与中国现有的合作协议。况且,早在1992年,中阿之间就签订了相当完备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鉴于其泛政治化主张,可能会对来自其标签的“异质政体”国家的外资进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审查。其推进私有化的进程,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深度参与阿经济是一次机遇,但若政府对“异质政体”设立屏障,则中资将在并购和重大项目招投标领域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困境。

贸易风险。即使在阿根廷常年顺差的情况下,它一直是拉美地区对我国产品反倾销最凶猛的国家之一。2022年阿根廷遭遇自然灾害,致使我国自农产品进口大幅减少,从而形成阿的较大逆差。预计莱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增无减。

债务风险。2024-2026年,阿根廷平均每年到期外债约178亿美元。最理想的情况下,其期待的年度出口创汇收入包括:农产品增收100多亿美元,若天然气田顺利增产,2024年可节约进口费用17亿美元并出口创汇40亿美元,锂矿出口10-20亿美元,但这些新增创汇因素及总体贸易盈余,仍不足以全额偿还到期债务。面对高度警惕且条件苛刻的国际金融机构,若无中方货币互换额度支持,阿方外债压力难以缓解,违约风险将随时降临。

违约风险。阿根廷曾有9次主权债务违约记录,21世纪3次。除一部分援外培训之外,我国对阿根廷的发展援助可忽略不计。迄今阿根廷对我国27亿美元的欠债,有可能拖延还款,全部赖账的可能性不大。我国需要关注其正常偿债周期以及美元化给我国货币互换所带来的潜在损失。

舆论风险。美西方政界和舆论界一直诟病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我国应谨防阿根廷新政府与之达成苟合,在国际范围内散布不利于“一带一路”的言论,歪曲我国对外形象。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我国与阿根廷的货币互换,实际上等同于对阿的单向现汇贷款,因为阿方启用的人民币并没有完全留在本国充实财政或支付从中方的进口,而是以“拆墙补墙”的方式直接用于偿还IMF贷款,因此客观上帮助了陷入债权陷阱的IMF,而对我国对阿扩大出口并无更多利好。阿根廷虽然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计算,但其储备已呈现负值。而且,在中阿贸易中,中方从未申请启动本币互换协议项下币值飘忽不定的比索,而阿方企业则一直要求我国进口方支付美元,而拒绝接受人民币。因此,无论就货币互换还是阿方外汇储备而言,阿方接纳人民币的决策是出于眼下美元匮乏的无奈之举,当前格局并无助于我所期待的人民币国际化。

鉴于阿方的外债窘境,米上台后,特别是随着美元化的进程,可能会终止人民币结算协议,但会以各种方式延续人民币互换协议为其眼前纾困,起码是以备不时之需。

我国的风险防范预案

阿根廷新政府上台后,中阿经贸关系大概率会经过相互磨合回归正轨。但是倘若米一意孤行,全面推行其竞选主张,对我国造成现实或潜在不利影响,我国则需要考虑做以下工作。

外交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由我驻阿大使亲手递交,促动了对我国的友好表态。我国应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和华朋友等渠道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中阿经贸混委会机制,以总书记贺信精神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加强与阿方沟通和相互往来,对新政府施加积极影响,消除误解,敦促阿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促进中阿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诚恳助力。作为一带一路升级的典型案例,从政策规划到具体实施,以中国方案、技术、资金和进口市场等优势,帮助阿方产业升级和经济赋能。

结论

新政呈现出经济政策“向右转”、意识形态“向西靠”的总体趋势,但囿于诸多现实困难和制约因素,不排除从激进温和务实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鉴于阿根廷对中国资金及市场的高度依赖,米新政对华债务违约和贸易脱钩的可能性不高。我国首先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建设性的姿态加强双边沟通,继续积极推进务实合作;若其诚如竞选所言一意孤行,我国凭借优势地位可以动用多种反制工具,迫使其回归正途。我国有望以此为案例,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树立一个新型的治理典范。

(编辑  季节)



* 刘宝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夏友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李霄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学派


内容提要: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是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学术议题和研究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学派的重任。英国学派探讨了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学术对话等问题。借鉴英国学派观点中的有益成分,中国学派应着重加强知识对话,倡导多元方法,强化自身认同。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有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本文简称中国学派)的学术讨论与知识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时任北大国际政治系主任梁守德讨论了相关议题,自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学界的一致共识。2004年以来,中国学派进入实质建设阶段。此后,围绕中国学派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争鸣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存在,[①] 也逐渐涌现出诸多优秀成果,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共生主义等均属中国学派优秀的知识成果。[②] 近两年,针对中国学派理论内涵和具体内容的阐释日渐增多且不断细化,如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讨论、[③] 古代中国国际交往的案例分析、[④] 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阐释、[⑤] 少数族群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等。[⑥]

美欧日韩的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学派的关注并不多见,而英国学界有关讨论较为集中(本文简称英国学派),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多次发表有关意见。本文着重探讨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学派建设的态度与意见。通过这一特定的“他者”视角,可侧面展现中国学派现存的问题、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和认可程度。

必要性问题

英国学界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始于1981年,[⑦] 如今关于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问题已很少有人提出质疑。2001年东亚研究代表人物张勇进(Zhang Yongjin)提出,如果重塑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视角,那么已是时候把中国纳入其中了。[⑧] 他认为,当前中国、印度和日本均出现了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迹象,其突出表现是围绕中国学派展开的广泛学术讨论。

其一,当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假设基础上,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英国学派承认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潜在束缚,[⑨] 其经验范畴必须扩展到非欧洲世界;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恰是探索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途径。[⑩]

其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日益不满,呼吁建立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阿查亚曾指出,“亚洲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理论工作是将主流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概念、范式或思想流派(尤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权力平衡、制度和文化)应用于亚洲背景或开展案例研究。”[11] 事实证明,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论证逻辑以及话语构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古代历史实践和理论中,战争、外交和贸易等活动均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纳入其中,才能有所创新。

其三,国际关系学术组织和平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空间。奥利·维夫(Ole Waver1999年曾指出,最有可能基于自身独特哲学传统展开独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12] 布赞和阿查亚指出,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13]

其四,布赞等人认为,“英国学派……由于它对历史的开放态度,作为‘非美国’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对构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启示,英国学派进入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4] 张勇进也指出,英国学派在不同亚洲认知群体中“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鼓励并将它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反对合法化,为国际关系知识建设开辟新的替代场所。[15] 在东亚,英国学派一直被视为范式转换的杠杆,它是以西方和欧洲为中心的,但也是非主流和反霸权的,这或许是英国学派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也在努力抵制美国国际关系的知识霸权。英国学派的榜样,促使非西方世界合法寻找本国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16]

创建中国学派的可行性问题

英国学派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以下议题。

其一,认可创建中国学派具有现实可行性。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界的种种原创性理论,承认中国学派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主张“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建立来自非西方背景和经验的不同理论和替代理论”,[17] 希望以此打破美国理论的霸权。阿查亚2015年指出“中国学派的发展……证明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与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了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体系、思想与能动性,这些都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方法。”[18]

2017年,张勇进和彼得·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阐述了学派形成的四个重要因素:独特的知识立场、反对与认可的学术争议、广泛的社会和知识网络、制度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派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知识对话或“思想联盟”,其基础是对建立中国学派可能和可取的共同信念和强烈兴趣。[19]

其二,阐述了创建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认识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典型特征以及研究方法。

关于首要任务,布赞认为应当是阐明中国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其现在与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问题。[20] 关于认识论,英国学派建议注意(1)审视原先建立在西方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本国历史创新国际关系理论;(2)摒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但也不可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应以世界历史为根基,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全人类历史观。关于典型特征。布赞认为,基于差异化的历史、理论和规范预设,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呈现不同的形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基于西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预设展开(这一假设的缺陷是,忽视了大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和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成员的事实)。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可能是以联合、秩序与和谐为特征的等级结构,其中“天下”理念将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基础。[21] 需要指出,布赞的设想并不符合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认可并倡导国家间平等、主权神圣以及独立自主。

关于建构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英国学派仍强调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等主张借鉴“全球历史社会学”方法。[22] 他们认为,在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少以西方为中心、更多关注事实上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理论界的部分任务是发掘中国在历史和政治理论中的独特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提出更具普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国际历史社会学提供了一系列实用概念和理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相似性。布赞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学很可能为中国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以及历史社会学的联系与纽带。[23] 哈利迪(Fred Halliday)力图把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分,认为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相结合,会让两者发现彼此明显的缺陷。国际关系学的强项是国家、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资本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因此两者并举可以将现代性引入国际关系思考中,从而同时加强两者。

其三,关于创建中国学派的思想资源。英国学派从欧洲18-19世纪的外交实践以及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思想资源。他们建议中国学者将中国历史融入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为更具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做出贡献。[24] 2020年,布赞和劳森挑选和整合了参与《全球转型》一书讨论的中国学者代表性观点,[25] 据此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历史上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首先,他们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可以为中国学派提供丰富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思想资源,多国林立、诸侯争霸的历史也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关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和霸权体系的分析案例。源自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将给今日中国政治理论家以有益的启迪(布赞)。[26]

其次,英国学派普遍认可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历史可以帮助中国学派讨论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实践,比如朝贡体系、和亲联姻、帝国管理等知识议题;历史上有关国际关系的传统世界观、秩序观、哲学遗产和话语实践,也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比如对国际社会的等级结构的理解和反思、各朝代蕴含丰富的外交思想(如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等)。

最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阿查亚和布赞认为,毛泽东外交理论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周恩来外交理论聚焦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邓小平外交理论包括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27]

中国学派建设的学术对话

其一,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建设。英国学派对天下主义、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均有所关注并给以认可,同时指出中国学派的知识建设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28] 和“萌芽时期”。[29] 布赞和张勇进高度认可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30] 也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视为“中国通过重新挖掘知识和哲学遗产以重新设想未来世界秩序诸多智力努力中的最好表现”。[31]

阿查亚指出,中国学派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本身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概念和解释可适用于其他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包括拥抱“多元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历史基础、拓宽现有理论和方法、将区域和区域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避免文化例外论、承认西方以外行为体的能动性。[32]

张勇进认为,中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促使中国学界先后出现三次知识论的转变:乐观主义、怀疑主义、反思主义。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单纯的知识获取转向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这些认知转变是构建中国学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学派的艰苦探索促进了该学科的包容性和多样性(2016)。[33] 中国学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学最具争议但最有成效、最具前途的非西方知识生产。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天下体系四者共同表明,过去十年,一个自觉反思的中国国际关系认知共同体已经出现,尽管这四者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宗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均认真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贡献已经开始通过诸如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得到认可(2020)。[34]

布赞等人从学派起源、创始人和组织、学派命名、出现背景、成立目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发展六个方面,对中国学派与英国学派进行了详细比较,并介绍了英国学派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应注意规避的缺点(以英国学派所受到的批评为例)。[35]

其二,英国学派反思全球国际关系学背后的知识生产结构。1919年以来,该学科便由英语文化圈所主导,1945年后,美国以庞大的研究队伍、充裕的资金、密切的政治—学术联系构建了这门学科的主体。故而,“这门表面上国际化的学科,却与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和方法论紧密捆绑,并为美国的期刊和组织所掌控”。[36] 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研究范式的支配。[37] 大卫·莱克(David A. Lake)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把自己组织成学术‘教派’,从事自我肯定的研究,然后在学术宗教之间进行神学辩论”。[38]

在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看来,国际关系学是一个不对称的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美国国际关系学居于中心地位,欧洲处于半边缘位置,而中国学派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最外围。中国学派是根植于中国地理文化背景的特殊理论,虽仍受美国学术的影响,但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结构中正在传播并开拓出独特的知识空间。[39] 阿查亚认为,包括中国学派在内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扩大自身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全球’转向时”。[40]

张勇进的新近研究认为,当今全球的知识生产、传播与交换不对称,美国占据中心地位,非西方国家长期居于边缘位置并受前者压制,而学派标签正是中心压制边缘的工具。中心承认边缘理论的存在,但将其定义为特定的地理学派,将其归入低等位置,并进而否定后者发展为普遍理论的潜力。尽管中国学派业已取得不少创获,但这一结构基本并未改变。[41]

综上,英国学派在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创见时,始终将其与批判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密切关联。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应是同时包含不同地区和国家理论的多层次的学科,而非西方的知识垄断与霸权状态。也正因此,英国学派始终高度肯定中国学派的建设。

 

中国学派构建问题,是伴随英国学派自身理论反思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在其研究视野中的,是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延伸问题,也是对布尔、布赞和阿查亚等所提“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理论”问题的部分回应。[42] 其与中国学派的本土建构进程密不可分,呼应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同关切,是跨国学术交流的产物。两国学者讨论了中国学派必要性、可行性与学术对话等议题。英国学派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日渐成为一个自主自觉且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认知共同体,并高度认可中国学派的知识创见,认为其构成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一环,推动全球学科持续向前发展。

中国学派的成长既符合国家战略层面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目前中国学派已形成部分标识性理论,仍有待丰富和深化。继续开展中英两国的知识讨论,批判吸收英国学派的有益成分,将助益中国学派的未来发展。

英国学派对中国学派的借鉴价值在于:(1)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多元的理论建设路径,加强与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交流和学术对话。(2)坚持研究方法的多元主义,既要坚持历史方法,也要鼓励跨学科方法的运用。(3)继续强化自身知识共同体的认同,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学界已初步出现知识共同体和学派认同,但仍有待持续强化。

(编辑  碣石)



¨ 基金资助:2021年吉林省高教科研重点(自筹)课题“西方制裁背景下高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应对战略研究——基于吉林大学的实证分析”(项目号:JGJX2021C5);吉林大学2022年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英国学派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与借鉴研究”(项目号:2022126)的阶段性成果。

* 冯帅,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 参见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王义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李义虎:《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文理论到中国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方雷、金鹏:《“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知》,《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卢凌宇:《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鲁鹏:《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

[] 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任晓:《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 蒙克、董琦圆:《“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第2-28页。

[] 于海洋:《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站和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53-75页。

[] 郭树勇、张笑吟:《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第1-27页。

[] 金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4-134页。

[] Roy E.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Iss. 5, Special Issue: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1, p. 44.

[] 国内批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研究可参见任东波:《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714日;任东波:《历史与理论的张力:反思“威斯特伐利亚”》,《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第22-26页;孙丽萍:《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以英国学派视角审视国际体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49-53页。

[]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Iss. 5, Special Issue: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1, p. 63.

[11] Amitav Acharya,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cessity or Indulgence?’ Some Reflec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 825.

[12] [丹麦]奥利·维夫:《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13]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著,张发林译:《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32页。

[14]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著,张发林译:《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31页。

[15] Zhang Yongjin, “The Global Diffus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Cornelia Navari and Daniel M. Green eds. , Guide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4, p. 237.

[16]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18.

[17] Amitav Acharya,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2011, p. 619.

[18] []阿米塔·阿查亚著,董贺译:《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4页。

[19] Zhang Yongjin and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The Curious Case of ‘Schools’ of IR: From the Sociology to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Iss. 4, 2017, p. 448.

[20]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Iss. 1, 2010, p. 33.

[21] []巴里·布赞著,张永喆译:《历史与理论的联系:个人的反思》,《中国与世界》,2017年,第2页。

[22] Julian Go and George Lawson, eds. ,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 []巴里·布赞:《“英国马克思主义暨历史社会学论坛”简介》,《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第3页。并可参看: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Verso, 1994; 中译本[]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译本[]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Fred Halliday(弗雷德·哈利迪),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反思国际关系),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24] []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回应中国学者对<全球转型>的讨论》,《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99页。

[25] []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回应中国学者对<全球转型>的讨论》,《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2-106页。

[26] []巴里·布赞,张永喆译:《历史与理论的联系:个人的反思》,《中国与世界》,2017年,第2页。

[27] 布赞和阿查亚肯定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非殖民化思潮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以其为代表的后殖民思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普世主义标准。[]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著,张发林译:《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30页。

[28] Wang Jiangli and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arisons and Less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 8.

[2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0, No. 0, 2017, p. 8.

[30] []阿米塔·阿查亚著,董贺译:《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4-15页。

[31] 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e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 6.

[32]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4, 2019, pp. 467-494.

[33] Zhang Yongjin,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R as Sociological Reality: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Zhang Yongjin and Chang Teng-Chi, eds. ,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92-209.

[34] Zhang Yongjin, “The Chinese School, Global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Disciplinary IR,” All Azimuth ,Vol. 9, No. 2, 2020, pp. 289-293.

[35] Wang Jiangli and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arisons and Less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1, 2014, pp. 1-46.

[36]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31.

[37] 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in Hugh C. 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 eds. ,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 3-27.

[38]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65-480.

[39]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Navigating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s of ‘Global’ IR: Dialogues and Audiences for the Chinese School as Traveling Theory,” in Zhang Yongjin and Chang Teng-Chi eds.,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going Debates and Sociological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43-161.

[40] Amitav Acharya,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cessity or Indulgence?’ Some Reflec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 816.

[41] Zhang Yongjin, “The Chinese School, Global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Disciplinary IR,” All Azimuth ,Vol. 9, No. 2, 2020, pp. 294-296.

[42] 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in J. Der Derian, ed. ,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8-20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n 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287-312.

专题研究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国际市场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正面临诸多困难挑战,资本的积累、科技的进步、传统产业的衰败、新兴产业的诞生等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使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2023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举措。

在我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现阶段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多措并举。

家族企业管理要向现代化企业转型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家族管理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壮大后的需要,如解决企业传承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产权制度结构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企业管理等问题。对以家族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应打破家族化管理的束缚,实行经营权、所有权、监督权相分离的制度。条件成熟的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各种方式吸收社会资本,形成多种战略合作联盟,形成具有较大规模、具有主导产业性质的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应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同时,不断创新管理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拓展国内外市场。政府部门要鼓励条件好、资金充足的民营企业加快建立约束有效、治理结构合理、股东行为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和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完善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制定规范的公司章程,明确各自职责及议事规则;鼓励民营企业规范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制度,精细化管理公司财务、营销、品牌等工作,使家族企业发展为更加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企业。

树立品牌战略意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尤为重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采取更具竞争力的战略,苦练内功,加强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好的企业应把科技创新资金列入企业的财务预算,加快技术、管理、组织结构、工艺等创新,引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提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民营企业应积极为自身创造条件,利用政府投入的科技创新基金,逐步建立起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科技型企业,建立科技研发机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和培育品牌产品,关键在企业,基础在企业。从企业法人层面看,企业领导层不仅要具有打造品牌的紧迫感和赶超国际一流水平的技术目标,而且要让全体职工都清楚地了解,创品牌是企业开辟、占领和进一步扩大市场的重要手段。要树立全员品牌意识,集中力量,做好主业,创造品牌,永葆品牌优势,用领先科技、品牌优势占领市场,同时通过并购等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始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创新企业人才战略,用人唯才

企业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要想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除了要创造吸引创新人才的良好环境,还要利用企业自身的资源培养创新人才,储备创新人才,从而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增强企业竞争力。要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按照在企业内部培养、从企业外部引进人才的发展思路,采取外出学先进、专家辅导等方式,培养一批一流的企业员工队伍和研发队伍。

在保证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同时,要发挥好激励手段的作用,不仅对技术专家实行专家津贴,对工艺设计人员和产品研发人员,也要实行激励性工资制,提高工作待遇,从而调动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同时吸引优秀的科技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到企业工作,为企业转型奠定人才基础。

引导民营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

自主创新必须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做好谋划,不断提升企业家对企业转型升级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企业在转型升级中谋生存求发展的理念。要组织民营企业家到先进地区、先进企业考察学习,拓展思路、开阔眼界,增强发展紧迫感,增强培育核心竞争力、加快转型升级的信心与决心。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企业家的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切实解决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企业要以创新驱动为支撑,大胆实施科技型自主创新项目,逐步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利用各种激励方法,努力发挥企业员工的创新活力,深挖员工的工作潜能,不断塑造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企业发展目标。

1.鼓励企业大量投入创新资金。企业每年应当拿出一定的营业收入(约为营业收入的3%)作为技术创新的研究经费,或通过实施项目,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支持,多渠道加大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

2.健全企业创新体系。鼓励引导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负责产品开发、技术研发、工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技术人才培养引进等工作。加强创新活动的软件及硬件设施建设,完善配置开发后续的验证装备,为研究开发成果的输出提供必要的支撑。

3.加强产学研用等创新活动的合作。企业内部的技术中心要与相关行业的高等院校建立持续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聘请教授、知名学者等组成企业技术中心的专家委员会,共同投入、共同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与企业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加快推进对民营企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科技创新支撑的手段之一是实施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布局了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集聚了一批面向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开发了一批符合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等,企业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开展企业建云、上云、用行动,提高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发展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高自身的智能化水平,促进数字化转型。

多举措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帮扶力度,引导企业增强自律意识,严守信用红线,帮助企业破除融资的壁垒。

1.加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不断提高信用等级。

2.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促使金融机构建立民营企业资金服务专营机构,鼓励并引进创业投资机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等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山东无棣县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依法设立地方金融机构,成立了2家小额贷款公司和1家民间资本管理机构,2020年累计发放贷款12632万元。在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同时,加快发展担保融资机构,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个层次参与的担保体系。共设立3家国有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执行较低的担保费率,不收取保证金),今年已为32家企业提供了担保,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2.22亿元,切实解决了企业的担保缺失难题。真正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门槛,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帮扶,设立专门用于转型升级的奖励扶持资金,建立健全有关信用再担保体系,采取营业税减免、资本注入、各类补贴等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再如,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难题,福建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力度,发行和分期设立了160亿元的纾困基金、20亿余元的纾困专项债,并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产融对接,有力地纾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3.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在某些国家或地方政府组织的基建等项目或产业链发展中,可以由大型国有企业牵头组织项目上下游的骨干民营企业,共同制定产业链发展规划,提出产业链融资要求,对接多家金融机构组成产业链银团,让金融机构按照产业链规划组织融资。产业链融资能够有效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增信,有效应对经济波动给民营企业带来的金融风险。

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民营企业转型发展,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最大的动力。政府要进一步营造优良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推进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充分调动、激发广大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快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1.优化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制定鼓励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及时对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政府主导建立的科技创投、基金等,应向转型升级的民营企业倾斜;通过直接减免、投资设备抵免等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向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的企业倾斜。近年来,山东省先后出台“非公10条”“实体经济45条”“民营经济35条”等一系列政策,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堵点,提出含金量足、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组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341个,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解决实际问题。山东省还出台了《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若干措施(试行)》,营造尊重、激励、保护、服务、关爱、培养企业家的氛围,激发了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2.提升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服务的能力。设立区域性的企业服务中心,成立集担保、研发、劳务、政府服务等为一体的服务机构。聘任相关权威咨询机构做好民营经济行业预警分析,及时向民营企业发布市场信息、行业态势等,引导民营企业明确转型升级方向,及时规避各类风险。搭建面向民营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检测、产业信息、人才培训等生产服务性平台,帮助企业引进高科技人才,特别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项目的人才;对企业引进高端人才给予一定的补助或奖励,选派、鼓励高科技人员到民营企业就业,帮助民营企业研发新产品,助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3.加大政策支持和政策落实力度。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落实情况的督导,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优化土地、投融资、人才、信贷等扶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渠道,减少行政审批流程,加大“非禁即入”力度。

4.不断改进作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四风”改作风、提效能,切实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查处各种非法行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5.创新服务体系,完善服务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重点做好限时办结、首办责任等制度的落实,开展好一站式服务,真正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给企业转型升级吃上“定心丸”。

(编辑  宋斌斌)



* 侯峰,中共山东省滨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门户枢纽城市可以辐射广阔的国内腹地市场,并在海外对接国际前沿,是国内国际流量交互的中枢。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已由“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新发展格局下,一个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越强,就越能链接全球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辐射更加广阔的国内腹地,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也就越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阶梯转移的战略腹地,更需要增强有较好区位条件的特大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提升西部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2020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因而,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增强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大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发展策略。

“双循环”下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的逻辑之变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是沟通区域内外的中心城市,是一国或一个区域对外开放的产物,对资源要素的集散具有“通道效应”和“配置效应”,在区位带动、综合辐射、交通通达等方面强于一般区域性中心城市。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国以融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主要以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为重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依托有利的区位条件,积极联通国际市场、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国际投资,实现了国际要素快速集聚与经济快速发展,迅速发展成为对接国际前沿的门户枢纽城市。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并链接国际循环的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拓展国内不同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协同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广度、深度和韧度,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也由过去“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不仅要注重联通国际市场、吸引国际流量,更需要突出服务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作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联通国内市场促进更多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吸引国内国际流量汇聚。

 

1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逻辑之变

 

作为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中心环节,国际门户枢纽是汇集配置国内国际高端资源要素、串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的纽带和载体:对外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对内辐射引领区域发展、服务国内大循环。一般而言,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功能越强、能级越高,就越能链接全球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辐射更加广阔的国内腹地,其外在表现为承载的国内国际交互流量也就越大,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撑作用也就越强。拥有内畅外联便捷通道、链接内外开放平台、拥有较强内外配置能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能更好地促进商品及服务、要素资源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交互流动,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其中,内外通道、开放平台为国内国际交互“流量”提供“硬件”载体,产业发展、制度环境形成的内外配置力则为其提供“软件”基础。

2 双循环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内在逻辑示意图

 

“双循环”对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的新要求

打通流通环节“肠梗阻”,提升内外通道集疏辐射能力。“双循环”的关键在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一方面,通过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要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地促进国际循环。而内联外畅的交通通道体系是打通内外循环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在服务内循环方面,面向区域市场乃至广阔的国内腹地市场,构建区域流通网络,提升内外转换效率,架起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外联通的“桥梁”,为产品服务、资源要素流动打开通路、连接断点、疏通堵点;在融入外循环方面,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动的开放格局,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通道支撑。

强化制度创新,释放开放平台赋能效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际大市场。“双循环”强调扩大内需和激发国内大市场潜力和统一性,但并不否定对外开放,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塑造竞争新优势,拓展发展新空间。

开放平台是链接内外循环的物化载体,承担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商务等对外开放的复合型功能,是链接国际循环的重要窗口。要求在制度型开放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带来的新变化,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注重首创性探索、集成性创新,加强各领域制度创新举措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打破内外循环制度型开放的障碍,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在集聚国内国际高端资源要素中提升位势能级,在规则外溢正向效应中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竞争能力。

做强本地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资源要素内外基础配置能力。“双循环”需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畅通经济循环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 随着全球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国际循环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供应链敏感性、脆弱性也有所增强。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同时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产业、技术资源,带动本土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对外贸易从要素成本型向精细化、深加工方向转型以及高端化服务拓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提升国际门户枢纽的要素基础配置力。

“双循环”下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探索实践

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阶梯转移的战略腹地,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地区。近年来,成都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机遇,着力增强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功能,商品及服务、要素资源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交互流量稳步提升,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稳步增强。

航空枢纽交互流量稳步攀升。作为国内第二个拥有双4F级机场的城市,成都已初步形成覆盖全球商务城市、新兴市场及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线网络,“亚蓉欧”洲际货物中转枢纽初具雏形。入选国家空港型物流枢纽,创新空铁联运“一单制”货物运输模式,联合重庆启动实施“关银一KEY,在全国首次实现电子口岸入网业务跨关区办理。2022年,成都“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109.3万人次、居国内第一,2015-2019年(疫情前)年均增速达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货邮吞吐量达到61.2万吨、2015-2019年(疫情前)年均增速达4.8%,已开通29条国际定期直飞客运航线,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国前列。

陆港枢纽交互流量持续增长。在国际陆路通道建设方面,已逐步建立以成都为主枢纽,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入选首批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创新推出跨境多式联运“一单制”系统集成改革、中欧班列“一单到底、两段结算”运费机制改革,创建了中欧班列(成渝)全国第一品牌,目前累计开行量已超过2.2万列,占全国比例超过40%,已联通境外103个城市、境内30个城市。在区域交通方面,建成西成高铁、成雅铁路、成贵高铁等铁路大通道,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线,由京昆高速、成自泸高速-渝昆高速、成渝环线-渝昆高速,经昆明通过杭瑞高速、昆磨高速和开河高速至中南半岛各国的南向高速公路通道网络加快形成。

国际投资贸易交互流量不断提高。近年来,成都以自贸试验区为核心,统筹推进双向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推动实现成渝地区“一网通办”,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第一名,对外资“磁吸力”持续增强,已导入富士康、英特尔、戴尔、德州仪器、西门子等10余家国际行业巨头,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航空航天、高端软件等万亿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位势不断提升,为开展国际投资贸易提供了强大支撑。2022年,成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8346.4亿元,外商直接投资(FDI25.9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超过4000家,落户世界500强企业有315家,展现出强大的外资吸引力。

“双循环”增强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相关建议

在“双循环”中,成都应进一步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极核城市作用,以提升国内国际交互流量为方向,围绕做强内外通道、开放平台“硬件”载体及产业发展、制度环境“软件”支撑,按照“通道先行+平台带动+港产联动+制度保障的关键路径,推动枢纽通道充分转化为经济流量,增强成都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能级。

聚焦外建大通道内建大网络,提升通道内外通达效率

1.提升航空枢纽服务效能。国际方面,成都应大力发展国际通程中转联运航线,围绕洲际干线做强支线搭配、增强网络衔接水平,打造“北美—成都—南亚、欧洲—成都—东南亚/大洋洲国际航空中转枢纽;同时深耕欧洲航线、突出东盟航线、择优非美澳航线的整体策略,织密对洲际以及南亚、中亚、西亚等重点区域航线,构建连接亚欧美“Y”字形全球客货运骨干航线网络。国内方面,成都应以共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为契机,建设覆盖广泛、深度通达的干支结合国内航线网络,强化骨干航线建设,巩固提升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中心城市的航空快线,提高区域间2小时空中物流联系频率。

2.提高陆上交通通达能力。外部联通方面,成都应突出南向持续拓展境外通道覆盖范围,织密多元化中欧班列境外通道,打造成都—黄桶—钦州港铁海联运通道,加密成都经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和至越南、老挝跨境铁路直达班列,畅通以成都为枢纽节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主线路。区域畅通方面,成都应依托成渝中线、成渝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通道,推动城际铁路网络、卡车航班网络与航空货运网络无缝衔接,整合川渝地区货运网络资源形成“运力池”。

3.发展多式联运提升货源腹地通达力。成都应完善空铁联运的一体化布局,引入铁路或城际货运专线,创新面向全球的“中欧班列+国际客货机陆空联运模式,打造面向西南、辐射全国的空铁互转运输专线。强化机场货站、铁路港站、物流节点设施间快速通道衔接,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园区、进港区,解决联运前后一公里问题。推动铁路货站布局与适铁产业合理匹配,完善集疏运体系。依托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推广应用空铁公多式联运模式,加推多式联运指挥平台建设。推动成都经开区无水港与重庆港、泸州港、宜宾港等长江上游港口的公水联运通道建设,开行铁水联运班列、公水联运班车,共享长江黄金水道。

突出激发多层次开放平台服务效能,做优链接“双循环”交互窗口

1.提升空港陆港内外辐射能力。一方面,成都应围绕“中转枢纽+物流集成商模式,引进世界级货运航空公司、全球知名航空物流集成商入驻。推动天府国际机场、双流国际机场在川渝乃至西部地区重点城市、重点产业园区探索推行异地货站模式,引入航空物流知名企业和国有公司联合投资运营海外货站。另一方面,应提升陆港国际班列组织运营能力,联动广元、绵阳、德阳等城市,加快构建以成都为核心、其他城市为节点的多线路多节点网络体系,提高国内货源组织能力;争取与法国邮政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借船出海,以资本融合、资源共享、网络共建等方式,在海外重要节点城市布局运控中心、海外仓、集装箱提还箱点等,以门到门全链条服务吸引货源,增强境外班列境外服务能力。

2.提高开放平台能级。一是深化成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聚焦现代政府治理、双向投资管理、贸易监管服务、金融开放创新、产业集聚创新等五大核心制度创新体系,全力推出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打造改革开放“自贸样本”,进一步增强成都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带动作用。二是加快成都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建设。深化中国—欧洲中心、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中心建设,加快国家进出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用活用好国际性会议、展览、赛事等活动,打造一批国际经贸合作营销推广平台,形成功能多样的平台支撑。三是提升成都国别合作园区发展质效。深度挖掘合作国家(地区)优势资源、特色产业、先进技术,围绕国别合作园区文化创意、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中法成都生态园等外资引入、对外贸易浓度与质效,加快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样板标杆。

3.增强口岸服务效能。一是增强成都开放口岸平台支撑能力。推进进口肉类、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水果、植物种苗等更多特殊商品指定监管场地申报建设,探索口岸功能延伸与冷链物流、跨境电商联动发展。二是推动成都口岸与周边综保区协同发展。统筹推动航空、铁路等口岸功能和综保区场站资源共享,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协同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创新“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一体化通关模式,实现货物通过快速放行。三是提升成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航空货运、多式联运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关便利化改革,推进监管环节集约化发展。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范围和系统功能,推动向税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延伸,实现国际贸易主要环节“前推后移”。推动口岸智慧化建设,深化“智慧空港”“智慧陆港”等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口岸间、场所间数据信息整合共享,促进多式联运、口岸联动和各区域协作。

着力增强本地产业和营商环境支撑,提高内外基础配置能力

1.大力发展本地适空适铁高附加值产业。一是提升成都优势产业分工位势,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等带来的红利,将外贸生产制造优势转化为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逐步布局供应链管理、渠道分销、生产性服务等环节,大力支持轨道交通、工业无人机等产业链企业参与产业技术标准制定,推动产业合作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等高端环节延伸。二是抢占贸易新业态先机,提升跨境电商的渗透力,培育一批推广“成都造”的跨境电商独立站,深化“跨境电商+快速配送”模式、探索工厂“流量+个性定制+品牌化网红带货业务等,形成跨境+内容消费新优势。前瞻性发掘数字贸易新机遇,围绕数字贸易准入、数据(设施)本地化等方面完善数字贸易制度,加快数字游戏、数字视觉等核心领域创新发展,重点聚焦游戏动漫、数据处理等完善专项支持政策,推动精品手游等走向国际市场。三是大力发展适空适铁产业。发挥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优势,打造临空制造新链条和临空服务新业态,构建大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链。推动天府临空经济区创建国家级示范区,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维修等,集中发力出口型电子产品、医疗耗材与生物制品、智慧机场等细分产业领域。发挥国际铁路港经开区优势,围绕做强大宗贸易生态,加快落地期货交割、仓单质押、检验检测等业态,拓展智能家电、全球ODM等业态,加快导入菜鸟、希音等自带流量型企业。

2.增强自贸+保税+跨境+口岸制度集成创新。贸易便利方面,成都应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对接国际资质标准,探索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针对潜力区域率先进行政策及资源倾斜,赋能服务贸易发展;依托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探索开展进口药品(医疗器械)、宠物食品等跨境电商试点,加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推动跨境电商提能增效。投资便利化方面,成都应强化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归集、汇总和统一发布,建立外商投资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放管服”方面,成都应推广自贸试验区“简易事项准入即准营、一般事项承诺即准营、复杂事项一证即准营”等改革创新,实现市场主体“准入快、准营易”。深化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再造,对关联度高的多个“单事项”推行集成办理。

(编辑 宋斌斌)



* 彭星,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枢纽经济首席研究员、经济师;刘军伟,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级经济师;廖清凤,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综合研究人员、经济师。本文是2023年度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推进三个做优做强重点片区开发创新实践研究(基金项目号2023BS036)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上海经济研究,2020(10):9-11.

刘志彪,凌永辉.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06):1-9.

对话深海所模式

梅永红

2024-01-02 11:01:17



2023928日,我搭乘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第一次进入中国南海海域1380米深的海底,参加科学考察和生物样本取样。这是“奋斗者”号投入运行2年多来的第214次载人深潜,包括此前曾经下潜到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那是11000米的深渊,迄今只有极少人可以到达的第四极地,仅是1000多个大气压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这是实实在在的跨学科、跨部门组织体系的科考,是中国科技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我与深海所所长抗老师有20多年的交往,当年我还在科技部担任调研室主任时,他是科技部海外战略顾问成员,因此有了许多面对面的沟通与对话。这次科考上岸后,我又与丁老师以深海所发展模式为参照,对中国科技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也可以说是我对他的问答式访谈。我由衷地认为,在丁抗所长的率领下,正式成立8年的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创造了国立科研机构新的机制和模式,可以为中国科技改革提供宝贵的范例。

诚信为重

科研诚信是学术底线,是科技进步的基石。这一学术伦理不仅维系着学术自身的纯洁和健康,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不朽灯塔。古今中外许多杰出学人毕生投身学术,正是缘于追求真理、探究自然的价值观,缘于学术的纯粹和清净。布鲁诺、伽利略、孟德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巨人,激励着一代代学人执着于科学,恪守科学精神,维护科研诚信。

许多国家对科研诚信问题极为重视。美国早在1989年就由NIH设立专门负责科学诚信的独立机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美国卫生部颁布首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管理法规,之后又制订了《科研不端行为防范法》。韩国2009年对学术造假的黄禹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终结其作为职业科学家的历史。日本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实行统一的电子平台共享信息,政府部门间建立了信用共享机制。没有诚信就没有科学未来,这是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共识。

我国科研诚信建设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规范,但对学术不端行为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力,学术失范行为屡禁不止。2006年,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事件,给芯片产业造成沉重打击,造假者却毫发无损。2015年,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等先后撤销其旗下的部分期刊论文,其中117篇为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2017年,《肿瘤生物学》宣布撤销2012-2016年间发表的107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认为,中国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如果连起码的诚信都守不住,论其他。

这些年来,我与丁抗老师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科研诚信。当年我曾兼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对国内外科研诚信问题十分关注。丁抗老师在美国大学多年,又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频繁往来,对此感受至深。那时我们对中国学术界在科研诚信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忧心忡忡,认为学术造假对于我国科研事业的伤害之大超乎想象,要尽快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改革学术评价等管理制度,建立科研诚信档案(黑名单),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等等。

这次科考中旧话重提。为了“建一个干干净净的研究所”,深海所从2015年筹备建设开始,就把科研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及行政资源,为获取自己的荣誉,如申报院士、杰出青年人才、评功评奖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关、游说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背离正常程序,占有科研经费;不得凭借行政地位获取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署名;不得背离正常程序,干预招生/招聘、职务/职称晋升工作。2020年深海所又设立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并且成立独立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人负责,坚决守住学术诚信底线。

经过短短8年的发展,深海所已经成为中国深海科研的中坚力量、国家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海试并顺利返航时的贺信中说:“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我相信这一优异成就的取得,与追求卓越、求真务实、诚信为本的良好学风密不可分。深海所用心播下的科研诚信种子,已经和必将继续结出丰硕之果。

为身谋

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诺贝尔奖,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在近40年研究mRNA技术过程中,不仅被长期忽视和质疑,“抽屉里装满了被拒绝的拨款提议”,而且三次被解雇和降职,从她的出生地匈牙利到美国,再到德国,职业生涯中充满了动荡不安,可以说是坐穿了学术“冷板凳”。二是中国学界又一次充当集体旁观者,特别是与近邻日本已获28个诺奖、进入21世纪后几乎每年一个获奖者的情形相比,中国学术界似乎只能沉默以对。

我国现有4200多万名全时研发人员,2022年投入3万亿元研发经费,2700多名两院院士,科研人员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学术界拿到千万元甚至亿元级项目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在前沿科学领域仍然只能充当外围的看客?有的人说中国近代科技历史不长,积累不够;还有的人说中国教育理念落后,出不了创新人才。我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是缺乏良性健康的学术生态,为声名所累,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扰。

以院士制度为例,各国院士制度本质上都是一项学术性、荣誉性称号,不但代表着学者曾经达到的学术水平,更是维护学术声誉的符号。我在科技界多年,结识过不少学贯中西、具有高尚人格的院士,周光召、袁隆平、王选、孙家栋、李振声……他们都十分珍视院士荣誉,堪称“远方的那座高山”。我的大学老师付廷栋院士是著名油菜专家,已经8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田间地头做科研和推广。他们是中国学术的良心,是真正的国之脊梁。

但是,我国目前的院士制度已经严重异化。在一年一度的两院院士评选中,人们看到的早已不是学术界应有的淡泊与宁静,而是几乎搅动全国科技界、牵动无数学术机构和学者神经的巨大喧嚣。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称号,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许多改革基本上都是限于形式,包括人数限制、推荐方式以及对院士个人行为的规范等,名利主导仍然甚于学术本身。

正是因为如此,丁抗老师回国担任深海所所长之初,就要求自己:为防止职务利益冲突,避免在本所的科研成果上署名,也不参与本所申报的成果奖项;遵循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不申报不参与涉及本人的院士评选。有人也曾提出推荐其当院士,他一次次婉拒了。他深知中国这一领域与先进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只能埋头苦干才有可能赶上去。“侠气峥嵘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不让自己陷入各种争名逐利的内卷内耗之中,全力以赴成就中国深海工程的伟大事业,这也许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在三亚这个并不繁华的城市一角,一群年轻学者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甘于寂寞,执着于枯燥、艰苦的深海科技工程,真是难能可贵。是什么感召了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承受着海上的颠簸与风吹日晒?是什么让他们一次次冒着风险进入变幻莫测的大洋深处?在物欲主义盛行的当下,他们的内心依然是宁静、丰富和高贵的。在深海所,我看到安静、低调、务实已成为其内在的文化元素。在深海所这个国家级平台上,所学得以所用,做学问与国家富强、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奖赏。

术业专攻

深海所坚持不办企业,也不在任何企业持股分红。他们的技术和专利主要通过一次性技术转让方式,在三亚逐步形成了一个围绕深潜工程的高端产业集群,包括深海照明、电视抓斗、特种缆索等等,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外溢。这与社会上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大量兴办企业或在企业参股,大批科技人员集科研、商业于一身,形成了明显对比,孰是孰非?

科研单位兴办商业机构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是“星期日工程师”,科研人员利用节假日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个人获取报酬。此后便是直接进入市场,将公立机构的部分资产、技术和人员转入企业,称为“三产”。当时的背景主要有三个:一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技术能力,基本上只是工厂,亟待技术指导和科技成果转化;二是科研单位经费普遍严重不足,迫切需要通过参与经营获得生存;三是市场经济刚刚萌芽,竞争逻辑和规则尚未形成。

如果说当年公共机构兴办企业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那么现在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允许大学、科研院所办企业就成了大问题。明显的悖论是:第一,校办、院办企业利用了大量公共资源,与社会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第二,许多学者既是公职人员,又是企业老板或高管,很难避免利益冲突;第三,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单元将很难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恶性竞争现象非常普遍。

我曾经结识过不少中关村的科技型企业家,他们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引导下投身商海,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把科技成果转化寄托于科研人员创办企业,那么企业家的价值何在?市场的意义是什么?商业模式有没有意义?资本与技术的结合点在哪里?事实证明,如果脱离了公共平台的持续输血,绝大多数院校办企业都活不长、活不好。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几十年来都难以解决不,主要症结不是科技没有做好,而是市场和企业缺位。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公共机构的天职,否则就没有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合法性。丁抗所长认为,深海所是国立科研机构,由国家财政预算支持,有责任向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深海所的主要功能是深海科技工程,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商业中,不仅难以做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而且极有可能对科研事业造成干扰。术业有专攻,深海所集中精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交待

厚积薄发

在大多数人看来,有了科研成果,不就表明有能力吗?事实上科研成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一个技术、一项专利、一个新品种,也包括一篇文章、一个奖项,甚至一个技术进展。这些成果与能力有关系,但决不是能力本身。一方面,技术能力要有持续发展进步的能力,特别是对科学研究而言;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市场竞争力。

多年前,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新材料领域的某个研究团队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做出了很好的技术成果。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文章发表了,主要人员获奖、评职称了,皆大欢喜。但几年过后,这个队伍解散了,大多数骨干人员都去了国外。这种科研活动既未能持续实现学术积累,又不能形成价值闭环,纯粹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类似情况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相当普遍,这不是真正有能力。

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论文导向”,这使得学术界“脱实向虚”的现象更加突出。从前些年追求SCI论文,到近些年追求CNNS论文,学术界和科研领域几乎到了无论文就无所谓学术水平的地步。把发表论文作为全部科技活动的“金标准”,其实完全偏离了学术规律,必然导致学术领域的学风日下,出现不少急功近利、学术造假、把一篇文章拆分成多篇等不良取向,很难引导学者做“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更谈不上倡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深海所偏居三亚一隅,坚持研究真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导向,走出一条国立科研院所的新路。深海所的模式给我们深刻启发。

第一,注重平台的能力。当代科技竞争已经走出纯粹的象牙塔,越来越体现为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以及学科融合、技术集成的能力,通过平台长期积累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科学家个人的灵感和智慧。

10多年来,深海所能够不断优化深潜工程技术体系,就是在大量深潜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款深潜器“深海勇士”号6年间深潜600多次,第二款深潜器“奋斗者”号不到3年深潜226次,由此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经验。站到这个平台上,就是站到了前人的肩膀上,站到了深海工程技术之巅、世界之巅。

第二,注重动手的能力。在这次深潜科考中,有一部深海照明灯在出水过程中不慎被撞,需要尽快修复。深海所的几个年轻科学家迅速动手,熟练地完成拆解、修复和重新装配。在深潜科考过程中,他们不但能操作深潜器及机械臂进行各种高难度的工作程序,而且在设备检测、人员培训、物料准备、辅助作业等具体事务中分工协作,精益求精,规范有序。这些科技人员大多毕业于中外名校,却毫无坐而论道的书卷气,而是专注于每个工程细节,每个人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油污,每个人又都是深潜科技工程的行家里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合,这正是现代科技的主流方向,也是真正的问题导向。也许这些年轻人不会成为学术大咖,但自由畅游在大洋深处的他们代表着中国能力、中国实力。

第三,注重集成的能力。深海所正式编制人员约160人,与那些数百甚至千人级的大院大所不可相比,如何实现深潜这一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秘诀就在于开放和集成,广泛寻求与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的深度合作。抗所长把深海所的这种科研模式归纳为小核心、大网络。一方面是自己做好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组织集成;另一方面是与外部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深海所的科研经费中,有60%用于合作研究或委托研究,这在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并不多见。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科技并不缺亮点,而是缺乏把这些亮点规划设计集成为具有竞争力产品的系统集成组合。深海科技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门类,仅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做到最好结果。于是,在大开放的研究范式下,钛合金是沈阳金属所做的,浮力材料是理化所做的,压力装置是川西机器做的……,一曲雄浑的深海科技工程大合唱成就了中国第一、世界前列。

环境造人

科技不同于其他领域,数量再多也不等于质量。国家间比拼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有没有顶尖人才、领军人才,有没有能够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平台。比如钱学森先生,美国人当年说,钱学森的能量不亚于5个整装师,因为他可以把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水平带到世界前列。还有钱三强、邓稼先、赵忠尧、陈开甲、李四光、袁隆平、孙家栋……,都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栋梁。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世界级水平、战略性思维、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缺一不可。

我国目前已拥有世界最多的科技人才、全时研发人员,每年还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但是,尖端人才的匮乏仍然困扰着中国科技的突破,多年前的“钱学森之问”仍然未解。当我们看到有90%中国留美工科博士选择留在美国,硅谷有2万多名清华学子,特斯拉的7000名研发人员中有1000名来自中国,这都说明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第一,学术科层制问题。科学精神的内核是质疑和批判,是人人平等,无所谓世俗的高低之分。在科学殿堂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初来乍到的新锐,服从的只有科学和真理。尤其是创新与突破,本质上就是对前人的超越,这也是为什么诺奖获得者的成就大多是在35岁左右取得的原因。因循守旧、亦步亦趋,永远与科学发现无缘。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正在日益表现出学术科层制趋向,学阀之风盛行。各领域造就了一批学术大佬,一言九鼎、呼风唤雨。当学术研究变成一言堂、家天下的时候,必然是万马齐喑、万户萧瑟,哪里还有年轻学子创新与成长的环境氛围。

第二,急功近利问题。科技发展历史表明,重大的科技突破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都是在远离喧嚣的专心与低调中成就的,没有“帽子”的青年人最具创造力。目前我国科技界可谓“帽子”满天飞,国家级的院士、杰出青年人才、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地方级以名山大川为称号的各类人才计划(如泰山人才计划、珠江人才计划等),还有学界的教授、博导、导,以及各个层级的政府奖、社会奖,层层叠叠,伴随着学者几乎全部的研究生涯。这是典型的拔苗助长,其结果多半是“伤仲永”。深海所坚持不以“帽子”论短长,严禁学术公关,何尝不是对青年人的真心爱护。

第三,“山头主义”问题。当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彼此融合,国家间的广泛学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科技进步的主旋律。任何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山大王”学术思维,不仅出不了科学大家,而且将必然被大势边缘化和摒弃。目前中国学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国际学界的主流方向明显相悖。深海所对此做了两个尝试:一是从深海所毕业的博士原则上不留在本所,避免把学术异化为人情关系;二是学术研究活动充分开放,在博采众长的交流合作中学学相长。物理学上有一个熵增定律,即封闭系统必须由有序走向无序,中国科技如何才能避免熵增。

第四,“看后视镜开车”问题。这是我对目前科技人才评价机制的形象描述。许多早已退出一线科研活动,甚至长期脱离国际学术前沿的学术大佬们,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学术方向指点江山,甚至盖棺论定。许多重大科技项目的确定,往往不是以学术价值为标准,而是有没有院士领衔。以身份、资历甚至人情世故衡量学术,常常令青年学者晕头转向、苦不堪言。现实与理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应对各种填表、评审、答辩,甚至曲意迎合各种权势。笼中的鸟儿如何才能一飞冲天。

海权为大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是从海洋开始的,南海的鸦片战争、黄海的甲午战争让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的七子(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几乎全部都是海战失败留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疮疤。重陆轻海,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这段辛酸国耻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直到今天,中国470万平方公里海疆仍然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两岸分治70多年,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美国阻隔中国进入太平洋、印度洋的第一岛链成为C型合围之势,还有渤海之于韩国,钓鱼岛之于日本,东沙、西沙之于越南,南沙之于菲律宾,在中国领海和周边难有一块安澜祥和的海域。近年来,历史上曾经结伙瓜分中国利益版图的老牌殖民者也纷纷到中国周边亮胳膊秀肌肉,“架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春秋幻梦似乎仍未散尽。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一员,每年多达6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近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1.5亿出境人数,以及5亿吨进口石油、1.5亿吨进口粮食、11亿吨进口铁矿石、1亿吨进口铝矿石等,都表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和战略资源分配的深度融入。切实维护海权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配置和利用资源,这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必须回答的世纪命题。

30年来,中国走向大洋的进程可谓步履艰难。1993年,当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被美军武力围堵,最终不得不任其上船搜查的时候;1996年,当台海发生危机,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逼近和威慑中国的时候;2001年,当中国战机被美军侦察机恶意撞击坠海,飞行员王伟壮烈殉国的时候;2016年,当菲律宾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结果裁定中国对南海主权要求无效的时候……,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国人都会感到悲怆,更会激起进一步走向深海的意志。

我在深海所了解到,近年来深潜平台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比如,2021年印尼潜艇失事,深海所奉命前往救援,圆满完成高难度搜救任务,受到了印尼政府和军方的高度赞誉;“奋斗者”号深潜器多次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等万米深渊,获取大量生物样本,极大丰富了全球生物信息资源库,为海洋生物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与新西兰科学家展开合作,对万米深的克马德克海沟进行科考,共同探索无尽的深海奥秘。在南海科考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艘500年前的中国沉船,满载各种珍贵的明代瓷器,为研究古代航海及贸易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可以预见,日趋完备成熟的深潜平台将成为真正的大国重器,服务于科技、经济,服务于国家海洋安全。

历史经验证明,海权不是单靠打嘴仗可以得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真正的体面和尊严。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无一不是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在8天深海科考过程中,每天都会特别凝望200多次进入深海的“奋斗者”号深潜器,感慨不已,思绪万千。真心期望中国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深潜器,期望深潜平台能够让国人更多地步入深海、了解深海、利用深海。期待那一天,祖国海疆曾经蒙受的硝烟和屈辱彻底散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尽情地与和平鸽共舞。

(编辑  季节)



* 梅永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与体制改革司原司长。



 

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在经济发展中,应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推动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提升发达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国土空间的优化配置、深化地区间的合作联动等,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而地区差距悬殊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是缩小地区发展之间过大的和不合理的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演进与现实状况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实施就是为了解决各类区域发展中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节点。鉴于八五末期呈现出的过大地区差距,中央提出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明确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陆续出台,从1999年到2006年,先后出台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政策文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形成。十一五时期,围绕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选择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地区,立足于实施分类指导,出台了一批重大区域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制定与实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协调发展构成新的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成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区域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主要经济政策相提并论,成为国家指导和调控经济活动的主体手段和重要工具;各级党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直接主持区域战略和政策制定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名副其实一把手工程;区域重大战略陆续推出,跨区域、跨流域一体联动深入推进;着力解决重大区域问题,进一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协调发展、共同提升,最为突出的是通过扶贫攻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强化典型带动与示范,打造了一批重要的发展改革与开放的合作平台;等等。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重要区域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取得了粲然可观的积极成效,主要是:

优化了区域发展格局。在进一步巩固东部地区发展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质加速。从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有效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传统经济引擎继续展现牵引活力,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陆续形成。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批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及资源枯竭型地区焕发活力,经济增速明显提升;2012年以来,以农村为主体的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世界奇迹。

提升了区域比较优势。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黑龙江、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黑龙江粮食年产量已达1500亿斤以上,河南粮食年产量也达到了1300亿斤以上;一些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生态经济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区域联动进一步加强。跨行政区合作积极展开,经济区建设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部分地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重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发展快速,中心城市对一般城镇和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城乡融合进程不断走向深入;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强化,一批成熟的经验和做法被复制与推广。

区域战略和政策之所以能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具有实质性而又十分明显的效果,关键在于其体现了分类指导和协同联动的本质特征。分类指导把握了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务实性,从而能产生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而协同联动能够推动地区间进行合理分工、发挥比较优势、避免恶性竞争,能够促进地区间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整体创新能力、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还能在关键时期或特殊环境下做到同舟共济、抱团取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过去存在的区域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发展进程中又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地区分化加剧。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现实基础、营商环境、科技条件、政策差别等的影响,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表现突出,四大区域板块间、区域板块内部各省份间、各省份内部地区间的分化状况日趋明显,一部分地区出现由高速发展到经济发展放缓的反转。

二是困难地区跨越发展后劲不足。部分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进展缓慢,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受制于马太效应破窗效应,一些欠发达地区出现资源要素流动入不敷出的状况;部分脱贫地区发展基础不够坚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村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城乡间综合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是区域一体化实质性进展迟缓。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依然存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障碍有增无减,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自主配置,产业结构统筹安排、互补互促,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一体提升等关键方面的区域开放合作依然薄弱。

应该看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状况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现象,绝对的平衡和协调是难以做到的,也不能追求发展的绝对平衡和协调。有差距才有追赶,才会形成竞争,正是在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竞争中,才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益增长。我们追求的是动态的平衡,发展中的协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是消除不合理的、过大的地区差距。因为过大的地区差距不仅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也会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的稳定。


着力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级标题)


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基于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把握二十大的要求,基于过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紧扣分类指导和协同联动的操作导向,下一步应着力如下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增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战略与政策赋能。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脱贫基础不牢固地区以及在过去发展中由强变弱、陷入困境的泥沼地区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或薄弱环节,推动这些地区实现跨越发展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集高品位、广影响、强能量、大红利于一体,对地区发展具有倍增的促进作用和叠加的衍生效能。推动特殊困难地区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式增长,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强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赋能。赣南原中央苏区在国家定向区域战略与政策指导下实现快速发展的实践,就是一个生动有力的例证。要结合解决不同地区的实际问题和推动发展的基本需要,量身定制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通过有力的机制、实在的举措和具有支撑带动力的项目,推动其实现振兴跃升。

第二,强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建设与政策安排。党的二十大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能允许存在两极分化。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也意味着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这种差别的形成既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分配不公的问题。推动共同富裕要把加快生产力发展和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在发展方面,要着力推进重点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加快发展;在分配方面,要重视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特别是解决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问题,同时运用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应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大力推动行政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实践表明,多个行政区毗邻的区域大都处于欠发达状况,其原因在于,在其所属的行政区内部,由于路远地偏,政府管控与支持常常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在行政区外部,基于自身利益,互不隶属的各行政区往往明里暗里较劲,相互间竞争激烈,结果是相互损伤。行政交界地区加快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区域合作、实行协同联动。通过合作打造一体发展的经济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制构建、产业发展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提升等重要经济社会发展事项,依此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上一级行政区应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所属边沿地区深化开放合作,创新协调机制,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合力把行政交界地区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

第四,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的引领带动作用。城市群、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密集,是国家创新资源与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发展动能充足,自然而然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也必须担当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责任。当前,总体上说,城市间的竞争大于互补,大城市对一般城市、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要通过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着力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联动,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等轨道交通为骨干,提高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要优化城市间的功能分工,打造各类产业的互补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要通过统一规划、体制联动、共建共享、同权同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与双向流通;要通过功能分解、企业进村、产业转移、对口帮扶等有效途径,加大以城带乡、以工助农的力度。

第五,推动大区域协同联动和小空间因情施策的有机结合。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一般而言,超越行政区的经济区地域范围越宽阔,可以利用的资源要素就越丰富,可以形成的创新能力就越高强,地区发展的能量就越充足。与此同时,区域政策的空间板块覆盖面越小,针对性就越强,实施的效果也就越显著。因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把实现尽可能多的行政区合作联动,与对适宜空间板块区域的定向指导有机结合起来。但无论是推进大的区域空间的协同联动,还是实施相对较小国土板块的分类指导,其措施都要充分体现针对性、务实性和有效性,防止大而化之、无的放矢。

第六,实行区域重大战略有机衔接、一体协同。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如果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就会因战略区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战略分割导致政策极差,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要推动同一地区多种战略的融合贯通,促进不同地区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和复制推广功能,促进各地区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各显其能推动地区发展。

第七,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数字技术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治理方式形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对区域发展而言,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颠覆传统化解既有地理环境约束,克服传统治理方式存在的随意性等内在缺陷,更加广泛和高效地配置资源,为实现落后地区创新发展路径、实现后来居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要遵循数字发展规律,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相对欠发达地区要尽力发展数字技术体系,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平台,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和主要动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掌控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宁可牺牲一点其他方面的需求或建设,也要千方百计建立高水平的数字技术体系和数字经济结构,在这个方面发展不能滞后。


努力推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与公平服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教育是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把推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从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反映着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与质量,而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与公平服务的状况则反映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与质量,教育能否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关系到许多人的一生,也影响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应当采取切实有力的举措,提高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二十大所明确的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的要求。党的二十大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人民是否满意的根本依据就是能否实现教育公平。应该说,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教育公平状况不断改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普及水平全方位提高。资料表明,2021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达到88.1%,高中阶段的教育毛入学率为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2年的30%上升到202157.8%,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国际社会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教育发展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中心区域和边沿区域,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差距比较大。二是,较高的受教育人群的平均数掩盖了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平均不等于平衡,虽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实际上在农村与城市、边沿区域与中心区域、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著的。一个平均数,容易把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掩盖起来。总体上看,存在着不同地区人群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权利不均等的问题。例如,虽然国家免费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一则,各个地区和各个家庭的基本条件不尽一样,因为因病返贫、家庭缺乏劳动力等原因,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实际或完整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二则,现行的教育活动受政府与市场双重规制驱动,存在着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两个轨道,贫困家庭的学生往往请不起家庭教师,因而会形成有家教和无家教学生在学习成绩进而升学概率方面的明显差异。三则,各地的教育条件差别明显,教学质量与水平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别,客观上会带来条件较好地区和较差地区升学率的差距,从而也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状况。四则,考试规则与录取规则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学校分布状况和考生的地域、城乡属性等的差别,考取高分的学生不一定能被相当的大学录取,而一部分考分较低的学生反而能够读上更好的大学;再加上一些学校具有自主招生等特权,就更容易形成招录上的不公平,从而带来教育服务的不公平。因此,实现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服务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着力落实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等做出了重要部署。基于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在如下方面继续做出努力:一是建立统一的教育公平服务标准体系,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逐项推进,按期保质达标。二是多措并举,包括加大经费投入、项目支持,推动优质资源转移以及开展联合办学、对口支援等,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和向薄弱地区的汇合聚集,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三是强化特殊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综合考虑各方面需要,切实提高义务教育的控辍保学水平。四是完善进城农民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保障随迁子女及时入学。五是严格控制高等教育考试中各种形式的加分和特招,严格规范相关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和程序。六是进一步降低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积极探索实施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七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的协同创新,适当提高职业教育的等级或层次,促进教育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进一步服务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

(编辑 尚鸣)



* 范恒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

中国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研究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内涵,总结脱贫攻坚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对于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深入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的思想发展与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从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判断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共产主义具有这些特征,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首先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同时,所有人均成为“自由人”,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4]。这个联合体的旗帜,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6]。这一系列对理想共产主义的描述综合起来可以用“共同富裕”来概括。一百多年来,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率领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为实现理想共产主义中的共同富裕愿景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

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马克思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所有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在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不得不长期存在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关系。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夺取了全国政权,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被资本主义瓦解,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不幸夭折。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在一个有几亿贫困人口的落后农业国建立新的政权后,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迈进的历史责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决策,即中国要首先建立工业体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路径,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基本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虽然这一工业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二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独立自主全面建设工业体系的工业国。这是在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第一座里程碑。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作出新判断,指出社会主义是要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也存在从初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成工业体系后,新目标是在20世纪末建成初级阶段中的小康社会。当前,我们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响了彪炳史册的“脱贫攻坚”战役。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 的新时代。2020年,我国消除了现行标准的近亿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我国已经胜利建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同时又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8]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大会上进一步将十九大报告表述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明确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0]

2021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文章,更具体地确定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分阶段目标: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确定在2035年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时间点;到21世纪中叶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明确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部署了实现上述目标的阶段性步骤,还特别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11]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阐述[12],把“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升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且将其列为21世纪中叶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涵之一。

这一系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从一个美好愿景明确为一个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极其重要的党的实际工作目标。

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的成功经验

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的成功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人民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斗争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超常规重大举措。

第一,设定“一个都不能少”的人均4000元刚性考核目标。此量化考核标准简单明了,可核查、可度量、可比较,没有变通余地。它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也防止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弄虚作假,使脱贫攻坚工作打开了崭新局面。

第二,投入强大的政治资源。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责任。发达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部分民营企业也承担了对口支援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任务。

第三,东部地区承担结对帮扶重要责任。从政策、资金、产业、智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部地区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帮扶工作。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大扶贫格局。

第四,派遣300万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我国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很强的,涌现出很多一心为公,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共同致富的先进典型,但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仍然无法胜任所担负的脱贫攻坚重任,程度不同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效率和质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9.1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0.4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6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典型案例34起,其中专题通报曝光429件。[13] 由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30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非常之举,从而在组织上有力保证了党中央关于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如期实现。此举在全国许多地区正在形成制度。

第五,投入巨额财政金融资源。从确立扶贫攻坚目标到取得全面胜利的8年中,全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向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14] 实际上,还有很多上述统计没有包括在内的其他财政金融资源。这些投入充分体现党中央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坚强决心。

第六,组织大规模易地脱贫搬迁。从1983年到2015年,各地已经易地搬迁680多万人[15],平均每年搬迁人口20多万。201512月,国家出台“十三五”时期易地脱贫搬迁工作方案,五年之内又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平均每年搬迁人口约300万。[16] 易地脱贫搬迁不仅是一场从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迁徙,还是一场落后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闭塞到开放的思想观念、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的大迁徙,此举还将成为今后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之一。

第七,持续推进户籍农转非。自2015年中央发出脱贫攻坚总攻令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增长数量主要体现在城镇户籍人口的增长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城镇户籍占比由40%提高到2020年的45%,农民工子女开始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享受公共服务资源。这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功,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防止规模性返贫开辟了新道路。

消除相对贫困面临巨大挑战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还面临诸多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7]

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后,中共中央发文“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18],这就告诉我们,距离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亟待改善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项。目前来看,工资性收入仍然偏少,20162019年工资性收入比例均值为34.58%,低于全国居民56.19%的平均水平,2019年只相当于全国居民同指标的24%。经营净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低,20162019年,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为38.56%,超过工资性收入比重,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2.18%,低于工资性收入39.33%的贡献率。财产净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20162019年,财产净收入比重均值仅为1.3%,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水平为8.25%。依靠政府补贴的转移净收入比重仍然较高。20162019年,转移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高达四分之一,脱贫人口从市场获取收入的能力仍然偏低。

农民工进城工商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西部地区远离都市圈,远离中心城市,更远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导致要素资源汇聚效果差、各类资源稀缺、人均占有率低。2018年末,我国法人单位的区域分布东部比重为56%,西部地区只占18.6%,吸纳工商就业能力远低于东部地区。2020年有1900万外出农民工返乡留乡就业,这些农民工在本地的再就业对当地的就业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返乡创业项目吸收就业中,稳定就业只占四分之一,而灵活就业占四分之三。[19]根据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先进生产力,20亿亩主粮田仅需要职业农民400万~500万人,相当于我国总人口数14亿的0.3%左右。约1亿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20]需要实现工商就业。而且,2022年我国还出现了工商就业总量减少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这部分群体滞留在农村,相当于土地超负荷承载,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为负;如果滞留在城市,将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入深水区

2020年,我国第一次出现了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农村户籍人口减少的转折点。如果到2050年要全面消除农村户籍,那么在20202050年的30年间,尚需提高约55个百分点的户籍城镇化率,年均需要提高1.8个百分点,任务十分艰巨。目前农村户籍城镇化主要有三种方式:行政区划改变、易地搬迁、就业落户,其中行政区划改变占50%以上。但是,目前转化为城镇户籍的农民仍然保留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农村户籍城镇化目前总体上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大量可以转化为城镇户籍的农村居民仍无意愿加入转化进程。

养老体系深化改革的任务更为繁重

我国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从分省统筹起步,由于地区发展差异,许多省级财政也无力全省统筹,改由市县统筹,导致社保费缴费标准和社保待遇与中央制定的标准差距很大,有的地区实行缴费率远高于国家最高标准,而社保待遇远低于国家标准。

分省统筹格局下,社保收支呈现收大于支、大体平衡、收小于支三种情形。数以万亿计的社保基金仍处在投资增资阶段,备用金性质,其权益并未进入社保收支体系。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多年所缴纳的社保,基本未转化为他们的社保待遇,不参保和参保以后退保的群体数量众多,社保体系成为全体人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支柱,还有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

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应当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相协调,分两阶段达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

第一,分两阶段消除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50%以下的相对贫困人口。鉴于2020年我国已经消除了占全国人均收入12.5%以下的近1亿绝对贫困人口,建议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分两阶段完成,即:2020—2035年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12.5%25%的相对贫困人口。2035-2050年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相对贫困人口。

我国制定的发展规划中,2020—2035年的15年内全国人均收入从32000元提高一倍到64000元,每年递增4.7%。我们假定2035-2050年的15年内从64000元也提高一倍到128000元,同样每年保持递增4.7%

根据这两个阶段的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建议,在203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比重在12.5%25%的人口收入增长率只要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以实现消除人均年收入16000元以下人口的目标。由于这些人口中的劳动力主要是滞留在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收入基数低,只要这些劳动力能够实现稳定工商就业,这一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样,在2050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人口收入增长率只要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以实现消除人均年收入64000元以下的人口目标。

第二,分阶段改革现行社保制度。建议可将第一阶段设置到2025年。目前,国务院关于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全部恢复为省级统筹的要求已经完成,10%国有资本已经划转到社保基金,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全国统筹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根据人社部规划,明确2025年完全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建议将第二阶段设定为20252035年,在此阶段将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原有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全部实行国有化,同时,将他们的社保待遇与城镇居民并轨,收支缺口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权益弥补。第三阶段的划分是从2035年到2050年,利用这15年时间最终实现覆盖全体居民的全国统筹基本社保制度。财政部门将支付给贫困人口的转移净收入调整为补充农民社保收支缺口,此后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的统计只包括市场收入,即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不再统计转移性收入。

第三,分阶段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政府主导、财政兜底,通过将乡村改造、本地城镇化集中居住与易地搬迁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同方式,最终实现居住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建议:第一阶段从20202035年,将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45%提高到70%;第二阶段从20352050年,将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70%提高到100%,即完全废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于适于居住和经济开发的地区,通过集中居住系统统筹资源开发,实现产城融合。对于资源禀赋不适于生产生活的地方,采取继续加大易地搬迁规模的方式。为此,可建立东部承担主体责任的机制,落实向东部转移的农民工城镇落户责任,建立东部每年解决50%西部转移劳动力的落户任务保障机制。

以增长财富、促进就业、统筹东中西部为牵引,制定加大改革力度的行动纲要

1.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开发的政策引导。系统规划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源开发。对于西部资源禀赋较好、产业生态有培育价值、市场有开发和培育有潜力的地方,要加大对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工信部及中央企业在投资资金和项目安排上要优先安排中西部资源开发和延长产业链的项目,特别是要优先安排扩大和改善相对贫困人口劳动力就业的项目。

2.进一步发挥东部的帮扶作用。2022年,东部省份在中央聚焦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3.5万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实际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30.9亿元,引导2633家企业到协作地区投资1354.2亿元,305家中央单位共向592个定点帮扶县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689亿元,18.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作队员在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1]未来30年,由于西部不可能每年提供300多万新增工商就业岗位,因此增加相对贫困人口工商就业岗位的主要任务可由东部承担。建议参照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全党动员,所有省级政府向中央签署责任书,承担每年为相对贫困人口中的劳动力提供一定数量新增工商就业岗位的任务。在中西部安排新增工商就业岗位之外的数量全部由东部承担。

3.积极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工商就业岗位。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满足我国近1亿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工商就业需求。从投资总量看,全社会总投资额为61万亿元左右,民营和个体经济投资额是21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统计数据说明,除民营和个体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外,其他三分之二的投资总量上并未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因此,提供新增工商就业岗位,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新增就业岗位,基本要依靠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投资。各级政府都要发挥民营资本和个体经济在开发新增工商就业岗位中主力军作用,扩大工商就业岗位。如果民营资本和个体经济各承担一半的农民工商就业岗位,那么净增1亿工商就业岗位大约需要30多万亿元投资,未来30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万多亿元投资。能否实现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每年新增1万多亿元投资,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考核指标。

4.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推动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政府引导工商资本下乡,通过二产延长一二三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工商就业,释放我国已经具有的被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并在社会分配上向农民倾斜。

5.在全国推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改革。将中西部税源产生的税收(包括中央金融机构)更多地留在中西部,并在此原则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只有深化此项税制改革,将中西部落后地区税源更多地归属当地,才能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加快提高中西部相对贫困人口收入,从而加快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6.企业吸纳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实现工商就业,其缴纳职工社保费可按一定比例抵顶流转税,以此作为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农民工稳定就业。目前,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包括增值税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用于补充社保费收支缺口,但实际操作中,企业不执行社保缴费制度的情况相当普遍。这项政策可以在征收环节就实质上将增值税划拨社保账户,有效地加快全民社保体系的建立,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另外,建议尽快将尚未进入社保体系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保体系,不但可以缩小目前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收支缺口,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二三十年以后出现千万甚至上亿数量级的不能享受社保福利的老年人口。  

7.加大行政机构行政区划改革力度,大幅度削减财政供养人口和行政支出。减少行政层级,探索地县两级行政机构有机融合,选择部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聚集度高的市辖区试行撤销现行区级四套领导班子,设立市政府派出机构,对应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和工委纪委(纪检监察组),比照社区和街道不再设立单独区级人大、政协,将原区级人大、政协职能并入市级人大、政协。逐步将200多个人口少于10万的县级建制(少数民族地区除外)改为市政府派出行政机构。着力推进相邻县级市、相邻县的撤并,争取将现有省辖市以外县级行政单位个数减少25%。以建立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转化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大幅减少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口和相应的财政行政支出,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邓小平同志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这两个目标都在全党努力下得以实现,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两座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构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21世纪中叶这个目标实现之时,必然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可以预期,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之后,中国共产党必将率领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前进。

(编辑  杨利红)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8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