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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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四)

周尔均 来源: 2023.05.18 11:33:51


 

亲切指点 

   我奉命调军委卫生部

1959 2 月接到上级命令,我被调到军委卫生部工作。这次调动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重要变化:由基层机关调到军委总部,由熟稔的宣传文秘工作改做专业技术部门政治工作,调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从此,我在首都安家立业。

我是随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政委卢南樵调京工作的。军委为了加强卫生部门的思想政治领导,在卫生部增设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岗位,并从全军遴选卢南樵担任这一要职。南樵同志是 1930 年入伍的老红军,他对调任这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军委总部的部门主要领导,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希望我能随同调往,在文秘工作方面为他分忧。

这时,在军刚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不久,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一切都没有安排妥当。但是军令如山,接到命令就得出发,没有二话可讲。

救死扶伤,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到北京不久,七伯就通知我去西花厅见他和七妈。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我和在军进西花厅,有时是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俩,有时七妈直接打电话让我俩去,也有时我们打电话请示后,卫士通知门岗放行。

七伯对医疗卫生工作高度重视,也很关心体贴我这个初到卫生部不熟悉业务的侄儿,常常给予亲切指点。

1953年,卫生部政治部白学光同志的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批评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官僚衙门等等,核心是“无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医疗卫生工作而言,就是面向群众,为人民服务。

七伯向我了解卫生部领导班子的现状。我回答:从干部配备情况看,在总后各二级部中是最强的。部领导九人,其中有两位中将、七位少将,都是1955 年首批授衔的将官,全是老红军,四大野战军卫生部长都在内。傅连暲、钱信忠两位副部长兼任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各部下设的机构是处级,唯独卫生部设局,局长中也有老红军,如药材局局长陈真仁,是位女同志。

七伯插话:陈真仁是傅连暲的爱人,红四方面军的。她家11口人全都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下两人。七伯又说:“傅连暲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但为毛主席和许多领导同志看过病,还救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还有你们的老部长杨立三亲自用担架把我抬出松潘,双肩都磨烂了。没有这些好同志,我怕是出不了草地的。”

说到这里,七伯的眼神里闪现了对艰苦战争年代的回忆:同志间的温暖、对战友的感激。伯伯是最懂得感恩的,这是他充满人性光辉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杨立三夫人李琴告诉我,当年任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连续六天六夜为周副主席抬担架。总理始终把这件事记在心头。1954年杨立三病故后,周总理亲自为他执绋引棺送灵。

为了提高我的认识,七伯向我深入阐释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军委卫生部的中心任务是为伤病员服务,确保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所变化:医疗卫生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它既是卫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救死扶伤,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服务,成为卫生部门的神圣职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委卫生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承担着指导与建设全国卫生体系的重要任务。七伯说:军队卫生工作的方针就是为广大指战员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但是,医疗工作是保障公共卫生的特殊体系,军队和人民群众不能完全分割开来。事实上,不同病种的防治与病源的产生,不但在军队和人民之间,而且各个地域、各个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分割,都需要共同携手来应对。医疗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军队与地方协力攻关,取长补短。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军队医疗卫生系统有了很大加强,许多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都有驻军医院,现有四所军医大学和下属医院都具有全国甚至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水平。我看,在完成部队自身医疗保障的同时,军队医院可以考虑收治部分地方伤病员,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是扩大、加强了地方医院和救治系统的力量,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再就是,部队官兵年轻力壮,入伍时又经过严格体检,在不打大仗的情况下,平时医院收治率低、病种少,不利于医疗技术水平提高,收治部分地方病员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七伯十分重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他让我详细谈谈。我说,军事医学科学院主要承担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防”研究任务,科研人员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筛选法”,就是从多种药物主要是中草药中筛选试验,找出防治药物,经反复检验后确定疗效;另一种是“渐进法”,在已有药物的基础上,针对新发现的病种或细菌变异,继续有针对性地研究改进、发明创新。对这两种不同做法争论很激烈。七伯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行。他说:科研工作本身是对未知事物的探求,方法是第二位的,成果是第一位的。

七伯说:生物防治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毛主席最近(19587月)发表了《送瘟神》两首诗,颂扬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的事迹。传染病是人类天敌,也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瘟疫,死人无数,帝王也不能幸免。过去的天花、霍乱,传播世界各地,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一种药物要研究很长时间才能成功。世间万物都在生长,众多的生物,细菌、病毒还会不断变异。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我们的科研任务,不只是单纯防止敌人破坏和自然界细菌、病毒的侵袭,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为人类造福!

七伯的教导是多么英明和具有远见。我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正是运用“筛选法”为基础,证实了青蒿素对抗击疟疾的特效,成为一项造福世界的重要成果。在抗击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中,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的团队也取得很大成果。

柯印华的医疗事故

1960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在沈阳军区的大连疗养院召开,我和该院院长郭庆兰在交谈中,得知她是著名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医生的夫人。她是在晋察冀军区任卫生学校教员时,认识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柯棣华在八路军医院任外科主任医生,1941 年调晋察冀军区,在白求恩牺牲后接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俩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聂荣臻司令员为他起名柯印华,寓意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世世代代永久友好。柯棣华于1942 年年底即印华出生不到四个月时病逝。石家庄烈士陵园中有两座并肩耸立的雕像,就是白求恩和柯棣华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郭院长特地把柯印华叫来同我见面。小伙子当时十七八岁,兼有中印两国人民血统,高个儿,高鼻子,大眼睛,长睫毛,长得像柯棣华,皮肤白白的,像郭庆兰。

全军卫生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去西花厅向七伯作了简要汇报,说起郭庆兰母子的情况。七伯说:“半年前我就在这里见过他们母子。那次是他们应印方邀请访问印度,尼赫鲁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俩。”七伯说,1939 年他在延安坠马骨折,就是柯棣华为他治疗的。他是一个好医生,政治强、医术精,可惜三十二岁就不幸病逝了。七伯听说柯印华准备进入军医大学学习,很高兴。他说印华是中印友谊的纽带,要好好栽培。这既是继承他父亲的遗志,也是为了继承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不幸的是,1967 6 月,柯印华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时,因为医护人员失职,静脉注射发霉的葡萄糖而身亡,年仅 25 岁。七伯听到这个噩耗十分震怒,他指示: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又是一颗中印友谊继承者的好种子,就让医疗事故给毁了。要严查责任人,找出原因,严格落实医疗制度。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总后领导机关成立了“三人小组”,我也在其中,针对全军问题,全军普遍建立和重申输液和打针的“三查七对”制度。直到今天,这个制度一直得到很好的执行。

“要爱护中国的南丁格尔”

50 年代初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倡导“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技术中去”,我响应号召,参加工作组深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蹲点,熟悉不少情况和基础医疗知识。我告诉七伯,这个新桥医院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陆海空军第四总医院,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院长袁印光原是国民党少将,工作很勤勉。

七伯让我说说国民党军队医院同我军的医院有什么不同。我说:上下级之间关系不平等,把技术看得高于一切,这些固有的毛病显而易见。但我发现,他们对护理工作相当重视,国民党时期全院仅有两个少将,一个是院长,另一个则是护理部主任,是位女士。她的威信很高,医疗知识很全面,各科室的专家、主任遇到难题常常向她请教,甚至做大手术也要请她到现场指导。

七伯说我说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当然,我们的优势国民党医院没有可比性,机构设置也要从我们实际出发,但是国民党的某些长处我们也可以借鉴。在我们的医院中,确实存在着重医疗轻护理的现象。

七伯又说,在我们卫生部的工作报告中可以考虑加上一句话:“要爱护中国的南丁格尔。”他说:“我也是引用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和南丁格尔是同时代人,他曾经说,为南丁格尔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所感动。”

南丁格尔是护理事业创始人,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护理事业。为了纪念南丁格尔,每年 5 12 日她的生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

恩来伯伯的这一指示,我向卫生部领导作了汇报,在 1960 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报告中加进了这个内容。

群众的病痛时刻挂在他心头

七伯逝世后,他生前的医疗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含着泪对我和在军说:

总理在重病中还时时关心群众的病痛。他听说云南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把肿瘤医院院长李冰找来,让他们赶紧去当地调查研究。当时国家做了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比如北方患食管癌的比较多,南方患鼻咽癌的比较多。调查了 800 多万人,总理很赞许这件事,要我们做一个沙盘,摆在他的病房里,亲自分析研究,那时他的病已经很危重了。

1 7 日晚上 11 点多钟,周总理弥留之际,他对我说:“吴大夫,我这里没有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

七伯终其一生,把所有的人装进他的心里,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他的身上。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幸福,他生命的火花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不断燃烧,温暖了人间,照亮了世界,直到最后一息!

严格要求,周到细致

党内外高级干部对七伯不仅十分敬重,而且普遍怀有敬畏之心。由于七伯对工作的要求分外严格,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纤毫必究,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我熟悉的多位领导同志,都曾向我谈起他们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的张令彬,在七伯身边组织指挥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当时,美军为切断我军后勤补给线,动用大批战机日夜不停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的“绞杀战”。我军运输车辆损毁十分严重。令彬部长说:总理每晚都要把我找去,汇报研究当天的战损情况:被炸毁的军车需要紧急补充多少辆;司机牺牲需要紧急补充多少人;还有汽油、轮胎、备件和其他物资、装备,都要列出具体数字。总理亲自记在笔记本上,并同我逐项计算,精确到一台车、一名司机、一桶汽油,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拨补充的具体方案。总理从不允许用“大概”“估计”来搪塞。他同我经常从深夜研究到天亮,接着还要处理其他紧急事务,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

实际上,他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在参与战争决策、指挥战争全部进程,特别是组织实施后勤保障方面的不朽功勋,无人企及。

彭德怀同志说过:“这场战争最困难、最重要的是后勤供应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功于后勤”。而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自始至终都是在恩来伯伯亲自领导与关怀下进行的。其间遇到的种种难题,他都及时解决了。为了解决前线缺粮,他亲自动手并发动家家户户炒面,还紧急筹措补给了指战员入朝作战的过冬服装。

当时面临的更大的困难则是,我军在朝部队多达136万人,物资补给量空前巨大,但交通运输工具严重缺乏;敌军对我运输线实施所谓“绞杀战”,出动千余战机,日夜不停狂轰滥炸。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七伯适时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他号召全军上下奋起“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亲自规划、补充运输车辆和司机;在交通沿线设置密集的防空哨;加强高炮部队的配置;加速建立人民空军;全力组建铁道兵部队。在空中战线建立了美军望之生畏的“米格走廊”。至 1952 年,已能确保部队作战和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美军公开承认:尽管动用一切力量阻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人用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恩来伯伯在战争发动之前就预见到“现代战争主要是打后勤”,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的“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交通运输线的斗争”,与历史上的兵家名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同应列为战争史上军事学术的经典用词。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同我谈起当年七伯是怎样指导和严格要求“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总理为科研战线制订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模范。每次试验之前, 他都要仔细询问和研讨可能影响成败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正是由于总理严格要求,养成了国防科研的优良作风,力求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卫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成功率很高的国家。”

各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前进

从“迪化”改名谈民族团结

我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工作期间,一天,七伯同我和邓在军进行了一次谈话,主题是加强民族团结。

七伯考我:现在军委卫生部的部长是谁?我回答是饶正锡同志。他接着问:“饶正锡来卫生部工作前做过什么工作?”

我到卫生部后,由于承担政治委员和部党委的秘书工作,对部里每位领导同志的任职情况都做过了解,所以胸有成竹地回答伯伯:“饶正锡部长担任过中央新疆分局组织部部长、迪化市委书记。”

七伯听了有些不高兴了:“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赶忙解释:“我是从履历表上看到的登记内容,饶部长曾担任中共迪化市委书记。我知道迪化市已经改名乌鲁木齐市,表上记载的是他当时的职称。”

七伯点了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告诉我,‘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迪化的“化” 应该是同化的意思。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迪化”之名想必是历代统治阶级强调“同化”少数民族。我只是回答了一半,没有来得及深思“迪”字的含义。七伯替我作了补充:“‘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

接着,七伯又问我俩:“你们还能举出哪些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带有歧视性的地名?”我俩当时就能想得起一些,比如广西的“镇南关”,此前不久改为“睦南关”(现名友谊关);辽宁省“安东”,改成了“丹东”。这是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又比如,我们以前有个“绥远省”:“绥靖”“远方”嘛,已经撤销了。还有些含有歧视性的地名,由于当地群众已经习惯,也就沿用下来,没有改,比如“抚顺”“靖边”“安塞”等等。

七伯接着讲了很长一段话,是这次谈话的主题。七伯说:我们过去大汉族啊,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就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都一律平等。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有过分裂和战争,但最终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国家的发展史,就是各兄弟民族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奋斗前进的历史。黄河、长江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珠江、湘江、赣江、嘉陵江、黑龙江、洞庭湖、淮河等数不清的江湖河流,都是流淌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血脉。你们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只有各民族之间紧密团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幸福安康。我们刚刚庆祝了国庆十周年,首都新建了十大建筑,其中,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占了其中两座。这就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还要记住,今天的少数民族生活还很困难,经济文化落后。我们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要“求其在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建设友好合作的民族大家庭。决不能只看到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

七伯这番话,从我国的悠久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情真意切,寓意深邃。事后我常想,七伯这次提问不但花费时间长,而且内容高度集中,既有深度又具广度,这说明加强民族团结在伯伯心中分量有多重,而且他迫切地希望下一代乃至所有的人都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学习伯伯,把增进民族团结落实到行动

七伯关爱与尊重少数民族,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职责所在, 更是出于他对各兄弟民族怀有炽热的情感。

我们看到,七伯在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上留下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互相追逐、嬉笑泼水,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 1961 年七伯在西双版纳的一次美好经历。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俩,七伯说他在那里“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

七伯还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服饰鲜艳,能歌善舞,他们居住的地方虽然多属穷乡僻壤,却是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河川秀丽、浑然天成,是难得的旅游盛景。他嘱咐担任电视文艺导演的在军,要把镜头对准少数民族地区,既要重视表现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歌舞,也要重视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风光。

遵照七伯教诲,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军就编导、摄制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演员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等人的专题歌舞节目。她多次带领摄制组,扛起沉重的摄像机和器材,深入山区、边寨、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摄了《踏花追歌》(苗族、土家族、壮族),《延边歌舞》《歌舞之乡》(朝鲜族),《松花湖金秋》(朝鲜族、满族),《并马高歌》(蒙古族),《来自草原的歌声》(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草原之夜》(维吾尔族),《垂向大地的谷穗》(赫哲族) 等多部电视文艺专题片。这些表现少数民族的专题文艺片,几乎全都获奖。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隆重上演,在军担任电视导演。在晚会节目的编导过程中,七伯对少数民族的节目格外重视。他在初审时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载歌载舞。《伟大节日》这一场,能不能上一个男声独唱?蒙古族在音乐方面有所擅长,再增加一个蒙古族男声独唱。”由于七伯的具体过问,满族演员胡松华改编创作和表演了《赞歌》这首蒙古族歌曲。在军对七伯的意图心领神会,在电视镜头的运用上作了匠心独具的精心处理,使《赞歌》与邓玉华的彝族女声独唱《情深谊长》,成为珠联璧合的精彩节目,同优秀的民族舞蹈一起,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

我曾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演员,他们说起总理,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藏族著名歌唱演员才旦卓玛说:“总理喜欢听我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说这首歌唱出了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真实情感。他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演员的关怀无微不至。有一次我陪总理出访,唱的一首外语歌有两个字发音不准, 总理找来翻译亲自教我,叮嘱我,一定要把这两个音发准。”

同样,我国各少数民族,从领导人到普通群众,无不衷心热爱、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生前每逢18日周总理去世这一天上午十时,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敬献鲜花和哈达,无一次例外。几年前,我去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参加活动,走访了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侗族孤寡老人。他住的土屋历经百年,破损不堪,家徒四壁,但“厅堂”的正中贴着唯一的一幅总理逝世之初发行的彩像。他天天拂拭,画像仍一尘不染。老人每天都要向彩像鞠躬行礼。他说:“我没有亲人,心中唯一惦念的就是他老人家!”

在通道,我参加了一次侗族特意为我们举行的“迎亲宴”。山边土场上摆满了各户拼凑的木条桌,几百户乡亲每家上一个菜,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十多位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年轻姑娘,手捧盛满自酿米酒的大碗,轮流向我们敬酒,口中唱着《三唱周总理》和当地山歌。通道是八十多年前恩来伯伯带领中央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少数民族这一碗碗酒中又饱含着对恩来伯伯何等的怀念之情!

1981 年国庆节,由在军任总导演的《民族团结的赞歌》大型文艺晚会,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庆重点节目向全国播映。这台晚会艺术地再现了我国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绚丽风采与美好团结,获得各界热烈赞扬,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最早自办的大型文艺晚会。白族舞蹈演员杨丽萍,就是在这台晚会上以《孔雀舞》扬名。遗憾的是,亲爱的七伯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台按照他的嘱咐、精心创作的各民族亲密团结的精彩节目。七伯叮咛我们的:“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我们将永铭在心。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季节摘编。

*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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