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续）
西方的话语为什么能够在很大程度成为“普遍”的话语，是因为它有一套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化机制。资本市场和交换价值的扩张，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资本并不考虑受众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只是把受众作为一个商品。个性化的推送信息，表面上是人们的主体性得到了非常大的彰显，但所谓精准推送的背后，是用户画像，是从不同维度，包括年龄、身份、收入、性别等等，把受众切割成不同的方面，再以新的分类标准把不同的人重新组合起来。一个人的完整性在市场逻辑的这一过程中则会被肢解。
现在媒体离我们越来越近，新闻离我们却越来越远。媒体里反映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东西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花边和笑料。这些信息对人们来讲有用吗？其实很多时候带来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包括各种精神上的负担。技术的影响使市场逻辑前所未有渗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践理论需要一种“中层理论”环节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需要走出西方新闻学，在数字时代重新确立人及其实践的主体性，重建中国新闻学的传统和道统，并以价值引领为市场逻辑来框定边界，从而构建自主的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要以复杂的数字生态为背景，同时要以真正的时代问题为前提，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为核心，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向，更好地驾驭资本和市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许多新闻传播理论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并反过来指导实践运作。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是纯粹的研究中的理论逻辑推演。还有一些党的政策，一些具体的要求、指示等。党的政策、方针以及要求和指示构成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中间环节。
有学者提出，这些党的理论、政策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实践理念”，即它是介于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观念与实践活动的桥梁。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实践理念以动机、意志、愿望、要求、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战术、计划方案、设计蓝图、模型图形等方式出现。只有这种实践理念才真正能够指导实践。反之，实践创新也要经过理论化的提升，才能途经实践理念而变为理论创新的成果。
实践创新对于理论创新具有逻辑优先性，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创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既是对具体做法的系统梳理，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这些经验建立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实践基础上检验后所形成的。在各个发展阶段不断摸索探讨，最后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层面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理念，从而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层互动。
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本质特征。百年来，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开创性地提出和践行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正面宣传为主等等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方法，都是来自中国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应用。
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属性
从新闻传播角度探寻实践问题，我们经常忽视它的两方面属性。一般讨论实践都把它当成最基本的工作实践，这是经验性的内容。对于新闻传播来讲，讨论实践不仅是简单地做好新闻职业工作，它还有多重的意涵。其中一个意涵是在基本的工作实践之外，它还是一种职业的实践，与职业的管辖权有密切的联系。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行业和新闻职业已经不再能够在新闻生产当中占据主导性的作用，网红、个人传播者、平台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新闻传播的传统从业人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考虑如何顺应新的局面，能够在多元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除了作为职业实践之外，还有一种作为社会实践的实践，强调的是新闻实践的社会属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善目”，就是说人们做事情（工作）的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在做完这个事情的同时，价值上的目的也将得到实现。
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社会属性，在实践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得以重新建构和实现，这样一种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是真正的社会实践。
从工作实践、职业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理解新闻传播，就能理解新闻背后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非常强调人文精神。现在讲的新兴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事实上过度依赖于技术和新的行为体等物的因素，容易出现过度依赖技术而侵蚀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必须回归新闻的核心价值和历史联系。人的背后是政治性的人民，一旦人的因素受到贬斥，很可能会使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为什么人的根本原则受到动摇。
在今天，怎么使表面上的“人人传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参与的“共同传播”？怎样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怎样避免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当前技术当道的现实面前，还是要坚持人本，聚焦人的核心价值，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当中去思考，把握它的历史的透明性，才能找到这个学科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我们说新闻传播的逻辑也是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闻学道路，中国新闻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媒介融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来审视中国和西方在媒体发展道路上为什么走了不同的道路。
媒体融合的动力是什么？在我国，最早的媒体融合是由于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新的技术，可以打破制度对报纸和其他媒体的束缚。网上传播改变了以前纸媒只能做文字不能够做视频的困境。当时出现了全媒体记者，既拍片子、写稿子，又在媒体网站上传播音视频，某种程度上，这种全媒体是想打破纸媒和电子媒介之间的隔离。这是中国媒体融合的一个雏形。
还有另外一种探索方式，比如《烟台日报》把旗下各个媒体全部整合在一起，取消了子媒体的行政级别。把《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全部打通，建立统一的采访中心，根据不同媒体的需求提供不同内容和侧重点的新闻。但这些初期的探索都没能真正形成气候。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求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各个媒体开始加速推进融合发展。可以说，不同于西方以经济考量为主导，政策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由于驱动力的不同，带来了其他方面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中国在区域性媒体融合的发展中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社区报在美国报纸总量里占的比重很高，基本上占97%，社区报的发展在传统媒体衰落的影响的情况下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出现了新闻荒漠化的局面。由于社区的报道经济上不能带来收益，在美国越来越削弱和减少，不再能够成为社区重要的内容和连接，这是非常重大的因素。换句话说，在西方，一旦经济上不能够直接支撑，媒体本来所发挥社会服务的功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新的东西来填补，会带来很大的危机。
中国恰恰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和宏观层面的要求和安排，带来一种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和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背后是媒体本身定位的变化，不仅仅是从经济上考虑一个主体有什么收入，而更多是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层面，向治理本位转移。它不是简单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而是有政治逻辑和社会因素的多元考虑，这使中国县级融媒体能够在缺乏市场支撑的条件下依然承担一些基本的社会职能，能够更好地发挥连接地方政府、协助社会基层治理的职能。
通过融合发展掌握互联网战场上的主动权，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改变了媒体早期融合发展中小规模、试验性质，推动了媒体融合发展迅速走上快车道。
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实践在理论指导下改变了现实，带来新的形势，又不断要求理论进行相应调整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2020年至今，中央深改委提出深度融合的概念，媒体发展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区域性的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搞融合发展，要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服务人民。媒体的功能是多元多样的，其实与媒体发展的趋势有关系，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更多是和人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和基层的治理融合在一起，如果把中央的政策要求作为一条线，把媒体融合自身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条线，二者相互之间有非常深入的连接关系。
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不断越出传统的媒体内部和媒体外部之间的边界，出现了超越单一媒体和媒体自身的特殊景象，包括不同形态、不同层级间媒体的深度融合，使媒体融合构成了一张网，不仅仅是内部广播电视不同形态之间的融合，甚至在外部、在不同层级的媒体之间也形成了非常深入的联系。地方的媒体与省级媒体和央媒之间的合作非常深入，这是特别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现象。
媒体发展和地方政府服务的对接。媒体转型过程中对基层文化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对于基层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也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特色。
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实践理论和现实实践的互动，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中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它有行业支撑，有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是能够封闭起来纯粹做理论探讨的，与现实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内容。
曼海姆提出，历史和政治领域，不是由许多无生命的元素组成的，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寻求自然科学的因果率的法则，这种在历史政治领域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一定不是与现实无涉、并且永恒不变的数学公式。这样一个政治和历史领域的理论，不可能脱离行动而单独存在。它总是要通过实践、通过行动来验证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循环，不能把理论从它与行动的本质联系中分割开来，行动是澄清的手段，通过它，所有的理论都得到检验和发展。
也就是说理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能够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一个是因为它处于历史和政治的领域，第二个就意味着它一定是一种实践理论层面的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数学的、逻辑的、思维领域的理论。
反观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案例，它的特点在于能够及时对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作出反映，并且借助配套的措施和政策迅速和直接地改变现实实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更多和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有密切联系，它核心是怎样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文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怎样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这里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逻辑。
做好文化与文明的传播，和做好某一个具体的事件的传播、某一个观念的传播不一样，因为文化是软性的力量，必须靠软性的传播才能够实现。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不仅仅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会发现，很多事实和道理讲不出去，我们说事实是这样的，别人要那样讲，他们不看事实。文化传播需要谈文化传统。有些学者说做好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以最基本最共同的身份来进行，还是要关注软性的力量。
现在在国际传播上遇到最大的问题，它不是靠提升新闻传播能力就能够解决的，就像萨义德《东方学》里提到的一样。西方对于东方或者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表面上是一种表述，但背后其实是体现了美西方对我们的一种控制。命名权是一种权力关系。当我们打破这样一种权力的时候，就要讲述世界上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要打破别人对我们的建构，这是一种仰攻的状态。我们要打破美西方通过这种表述来实现对我们的控制，其实打破这种表述框架，相当于舆论阵地的争夺战，这里面的因素特别多，不是简单的摆事实讲道理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背后都涉及一些价值认同。对于美西方来讲，如果他们认同中国发展道路的是成功的，就意味着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失败的，就意味着要放弃对自我的认同、自我的肯定，所以它会有非常大的动力维护自己的认同和形象，我们仅仅靠事实很难去说动他们。
西方媒体很多对于中国的传播背后，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而是现实政治，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通过学术来建立一套权力关系，这里涉及的内容非常多。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美西方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构建。只是硬性地去摆事实讲道理，很难打破别人的垄断和封锁，这是核心的问题。回顾历史，中国更多的是靠感召力和吸引力来打破西方对我们刻板的印象。
在当下国际传播实践中，做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就要跳出西方固有的传播框架，介绍中华文明和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现状，以我为主，主动设置议题，通过回到更具有人类整体性的基础语言和实质性逻辑，来增强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对外界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我们谈到中华文明的时候，可以讲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被人所共享，任何一个东西要打动别人，不能仅宣传这个东西怎么好，而是这个东西对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核心命题。我们在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于解决当代的问题，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体现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在做非遗和传统文化时有一个核心点，不仅仅是把我们美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而是美好和珍贵的东西里面有哪些对于解决当代问题有共同意义的价值和理念。
现在大家都说“卷”，卷就是人们在无意义的重复，重复过程中似乎得到一些收获，其实是双输的结果，核心问题是人们精神上的困惑越来越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理想，是工业时代之前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之道，比如担当精神和豁达态度，能够为当代人解决面临的普遍问题和类似的困惑提供参考和指引。我们在做文化双创时，要扣准当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困惑，能够击中别人的内心和内核。
这个世界日益从追求物质满足转向寻找精神安宁，或者是既追求物质满足也寻求精神安宁的时候，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能更好地凸显出当代的价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潜力更好地发挥出来，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打造成一种易于传播的文化产品。
不同的国家对于中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更喜欢你的传统文化里一些内涵的精神、一些内在的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解决了很多全球性的难题，而且还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共识。这些理念对于一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来讲，是非常期待去了解和认识的。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我们要更好地讲好我们怎样在短时间内呈现均衡发展的故事，包括民族团结的故事。
当代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播资源，我们要把它挖掘好，以往更多的把它当成一种政治的语汇，其实里面有很多是解决公共问题的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一个新的发展传播学的概念，它不是以西方那样的外在角度看国家发展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新闻传播怎么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作为我们开拓的方向，而这些方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是一致的，因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这些理念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各个国家都在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大力宣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体现出包容、尊重的精神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更好地使各个民族团结和整合起来，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
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只有真正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更为坚实的历史前提和实践基础。如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使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里不同的民族，怎样结合成一个真正的实体，在这个过程中建构出真正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内容，它本身建构的是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过去在国际传播里面，特别强调要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和西方的主流人群，现在发现，一味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需要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球共享的精神指引，使饱含时代精神的中国文明成为人们的精神坐标，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