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普遍放缓，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分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则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投机性资金无序流动，局部债务危机和汇率危机此起彼伏，股市和房市动荡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全线下跌，全球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股票市值、债券余额均达数万亿美元，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波动与大宗商品价格直接相关。这些情况警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国际金融危机卷土重来。

从全球股市涨幅与实际GDP增长的对比看，虚拟经济（金融业或资产价格）日渐背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这是必须警惕国际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首要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你追我赶，但其主要效果是刺激了股市暴涨，而推动增长和就业的作用则相当有限。2009—2014年5年间，全球股市上涨幅度达150%，实际GDP增长却不到5%。2015年初，欧洲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仅一季度德国DAX股票指数上涨幅度就超过20%，而实体经济增速只有0.4%。从全球影子银行信贷规模看，2014年接近80万亿美元，2013年为73万亿美元，已经超过2007年危机前的最高水平（70万亿美元）。事实上，影子银行体系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再从全球基础货币供应量看，1970年只有480亿美元，今天已经高达13万亿美元，增长近300倍；金融业的资产规模和交易量急剧扩张，仅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就已突破5万亿美元，年交易量超过千万亿美元，而全球真实贸易额不过20多万亿美元。衍生金融、高频交易等创新金融产品已经成为庞然大物或怪物，名义市值和交易量动辄达到数百万亿美元。此外，债务规模快速增长也令人担忧。2008年以来，全球市场（非金融公司）美元计价债务增长50%，总额接近19万亿美元。

从以上分析可见，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正试图主导和支配实体经济与物质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货币和金融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中最有权力的市场。利率和汇率等重要价格信号与实体经济基本面日渐脱节，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投机与预期通过左右汇率和利率反过来决定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

金融业缘何从实体经济的“仆人”变成了“主人”？其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虚拟经济的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或调节机制。虚拟经济中心（或金融中心）与制造业中心背离，发达国家继续掌控货币金融中心和全球定价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却没能掌握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发达国家凭借货币金融霸权给全球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定价，以强力手段实现全球收入再分配，将新兴市场经济体创造的真实财富转移到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面临某种程度的“贫困性增长困境”，就是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资源消耗越多，相对真实收入水平、相对生活水平反而越低。

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速度远远超过真实GDP增速，超过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增速，还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能够参与虚拟经济投资和虚拟资本积累的人，大都是有能力获得信用资源（包括各种银行贷款、基金、债券、股票）的富人。信用资源越是向少数富人集中，虚拟经济膨胀就越快，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他们获得信用资源主要是为了投机炒作和投资，而不是为了普通的日常消费。无论股票价格上涨，还是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和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所带来的收益都主要被少数富人获得。虚拟经济膨胀得越快，资产价格就涨得越快，富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财富鸿沟就越深。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两极分化，这“三个两极分化”是造成国际金融不稳定乃至全球实体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或停滞的根源。必须切实采取措施，避免全球经济体系继续朝“三个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破土编者按】近日，经济学教授谢作诗“穷人合伙娶老婆论”遭到网友的猛烈围攻。其中，破土发布的《穷鬼合伙娶老婆是不够的，彻底打破一夫一妻制才行》一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章作者林岛质疑了谢作诗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并指出经济学家们往往默认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把人当做市场里的商品，所有人都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奴隶。10月24日，大兔给破土发来文章进行商榷，大兔提出无论是谢作诗还是林岛，实际上只是男人和男人在公开谋划如何分配女人，把女人当成是物品来实现男权自由派或男权左派的宏大政治理想。“破土”是一个以新青年为主体的线上线下平台，倡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衷心欢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读者来稿讨论(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最近经济学者谢作诗发现，中国将会有三千万光棍出现。心怀家国的他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得到女人这种商品，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忧国忧民的他认为，只有完全放开婚姻市场，打破一夫一妻制度，几个男人合娶一个妻子，或者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才可以解决婚姻问题，社会自然长治久安。

然后，林岛发表了通篇以讽刺为基本写作方式的文章，嘲笑了经济学家们把人当成商品的冷血。反对完全市场化的他认为，婚姻的完全市场化会导致丈母娘欺负穷小子，有钱人才能娶到老婆，而穷鬼一定娶不起老婆。当然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不care什么婚姻制度，他是在呼唤经济上的宏观调控。他提出了一个构想：为了让人民有尊严地、有血有肉地活着，一只大手应该把房子当成是老婆，像法律规定的“一夫一妻”一样设置一户一房的票证制度。

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逐一点出这两篇文章里面无聊的“笑点”：比如说谢作诗东拉西扯激素让小女孩长乳房、环境污染让男老人早死也会客观上解决光棍问题；林岛讽刺道利益趋势男人去变性然后就可以生孩子。我只能为大家点出这场争辩的实质，是男人和男人在公开谋划如何分配女人，如何把女人当成是房子或者车子一样的物品来实现某些男权自由派或某些男权左派的宏大政治理想。

在这场争辩中，女人要不然就是商品，要不然就是奖品。两篇文章给我非常强的既视感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高大上新自由主义者和满脸辛酸的阶级兄弟在扯着一种叫做“女人”的货物，高大上新自由主义者说，不要任何束缚！不要一夫一妻！不要法律！让有钱男人买几个老婆！让穷鬼男人团购老婆多好！

而满脸辛酸的阶级兄弟却奋力回击：我都那么惨了！你们都不肯给我配一个老婆！兄弟们上，打倒土豪，一人分得一个女大学生！

两位男士不要说我尖酸刻薄，如果你是在中间被撕扯着的女人，你可能早讲脏话了。3000万光棍的出现是因为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背后是3000万女婴因为性别歧视而死去，而大家的讨论点却停留在“男人娶不到老婆”这种撒娇上。

无论是“团购老婆”还是“配给分妻”，他们都是站在男性上帝视角的位置振臂大呼自己的男性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人问过女人的意见——“女士，请你安心做好一件商品，或者一件奖品即可。”

男人为何渴求婚姻？不要乱说什么爱情港湾性需求，假设女人不愿意一人承担所有家务，不愿意随时随地给丈夫发泄性欲，不愿意三贞九烈尊夫为主，不愿意服从夫家愿望生育到生出儿子为止，这些有钱男人和穷鬼男人还会趋之若鹜地渴求一个或者多个老婆吗？

在男权话语占据经济、政治、文化等阵地的社会中，新自由主义者把女人当作商品，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生育功能成为了资本主义剥削机器里面的一个免费的齿轮，她免费，但没有她这台机器就无法运作。于是他们用广告塑造他者身份的尤物，用低廉的少于男性的又勉强够维生的工资维持女人外出工作的动力，用媒体话语打磨贤妻良母中产妻子的角色——目的还是为了把这件商品包装得漂漂亮亮功能齐全，吸引“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男人”争相购买。不够钱的男人则需要更辛勤工作，不然他就买不起这么好的商品了。

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者的妈妈们是不是全部都作为中产阶级女性每天“游手好闲”，但是他们似乎真的看不见妇女劳动力的密集和工资的低廉，看不见家务劳动和繁殖的再生产功能全部落在妇女的头上。

而某些左派中的男权者，则希望把女人打造成一种奖品。全国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啊，奋力地向着那片没有资本家的乐土努力吧。房子？组织配给你。车子？组织配给你。老婆？组织也配给你。那种“只要解决了阶级问题，妇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嘴炮排序论调可能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在阶级兄弟的战略纲领里，根本没有妇女作为阶级姐妹的位置。妇女的任何需求都被虚化成“人的基本需求”，最后被简化成“男人的需求”。“屌丝解放”如果无法结合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来构想，那就等于在用压迫妇女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解放。这样恐怕也无法成为一种每一个人都能“更有尊严地活着”的共产主义社会，除非这里的“人”仅指男人。

一边批评经济学者把人商品化，一边把妇女奖品化的阶级兄弟啊，你丈母娘为何要你父母买房并把她女儿的名字填上房产证？因为如果女人从一段婚姻中离开，根据《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她就等于净身出户，她做的家务劳动，可无法用罢工的方式问你要回工资和社保呢。

所以即使男性上帝们不承认自己在性别歧视，同时对女权主义者嗤之以鼻，他们提出来的经济诉求、政治诉求在能顶半边天的女人们眼里面，也只是一种巨婴式的狗嘴吐不出象牙。他们提出的各种看似酷儿多元成家的亲属制度，也仅仅是为男性奴隶主服务的华丽外衣。“女人是人”这样的生物常识怎么讲一百年还是有人不懂呢？他们可以惊呼女权主义者人多力量大如同乌合之众围攻男公知，他们可以插科打诨假装社会性别制度未曾存在过，他们可以满地打滚哭诉可怜的男人们如何娶不起老婆，

但是他们无法阻止女权主义者把他们那物化妇女的脓疮一个个戳破；

他们无法阻止女权主义者团结起来批判任何一种忽视妇女权利的宏大构想；

他们无法阻止妇女在女权主义觉醒下集体出走，敲碎他们那飘在半空中的美梦泡沫，把他们摔回到一个能够清醒地觉察到女人已经不是他们想买\想分就能买\分的地面上。

三份万言书的写作背景是二十年前的九十年代中期，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等等一系列措施鼓励所有制成份多元化，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上升。左派势力不能容忍这一情况，他们通过“万言书”的形式，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内外发出强烈呼声，希望扭转私有化的趋势。主要观点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是1995年初有影响的第一份万言书。该文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现实、“和平演变”的威胁以及执政党的变化深表忧虑。文中主要观点摘录：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这份“万言书”使得不少私人老板惊恐万分，有人向国外转移资产，为自己打开一个“太平门”。

以下是原文：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 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

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二分之一，集体将降为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二分之一。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回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 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

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子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对于50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90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据统计，到 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 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 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 纸，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突变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 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 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文精神”；等等。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 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 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

在农村，19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 “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毒、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叉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于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 年夏天，观点与第一份万言书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更加详尽。主要观点：“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以下是全文：

未来一、二十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

作者：李严明(一九九五年)

一九八九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正确部署。今年以来，党中央又对此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然而，由於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於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本文不分析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一切因素，而只分析其中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在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中，又不分析那些虽然目前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大，但经过努力两三年後可能消除的因素，而只分析其中若干在未来十年内对我国国家安全有长期影响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是，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执政党状况。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 %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贷、出售、兼并、股份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二零零零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到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升到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将升到占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到占三分之一，集体将降到占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到占二分之一。

在现阶段，私有经济的增长有利於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然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影响。

现在，由於股份化改造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例如，浙江杭嘉湖地区、温州地区已经通过股份制让私人入主公有制经济。四川省通过改革将使县级经济中不再有国有企业。经过这样改造以後，比重已经大大缩小的国有企业不但不由政府管理，而且也不由国家单独占有。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於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质、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

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过程中，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五千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一千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全国人民四十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私有制经济，而是要不要控制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范围，把它限制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承认不承认它有消极作用，要不要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份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其中，国有制经济不但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後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另外，到一九九三年底，已经投产的八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在迅速增加之中。外资的增长有利於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於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以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份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据统计，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国已有雇佣工八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 ·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 100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二千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服务业雇工二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一九七九年中央批准的<关於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十六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於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於他们的那部份知识份子，无论是对於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於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於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份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一九九四年九月底，我国雇工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的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份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後备军。 既然我们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常的。问题不在於允许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现，而在於我们能否正确认识这个事实，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既团结，又斗争，把对这种关系的处理作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份。 随着私营经济、外贸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纠合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於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许多工人对本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并且产生了对我党的离心倾向。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於“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对此，有些私营企业主仍感到不满足。深圳一个公司部总经理说，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表达尚不充分。福建省晋江市一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国政治体制的革新，将随着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的发展而展开，今後进入各级政权领导班子的将是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不能再把私营企业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花瓶了”有的私营企业主说：“要是政府里有我们的私营企业家当市长，我们的合法权益就不愁了。”

一九八八年，福建省石狮市二十多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并联名推荐了市长候选人。浙江省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当上某市人大常委，除到处宴请外，还公开宣布谁投他的票就给谁1000元，结果终於当选。

河北省某地区已经有21·3%的私营企业主进入基层政权领导岗位，其中八十六人任村主任，六十七人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 、“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与此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己的“喉舌”，目前，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家报》、《企业家报》、《厂长经理日报》等直接反映他们利益和要求的报刊。 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指出，“今後对人的价值和才能的认定，更多会以金钱来显示。”“大款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中国，大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西方商人需要进入中国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一大批买办。”“如果我们能出现新式的买办，那么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能顺利地上一个新台阶。”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於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後的改革应是通过“ 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市场失效的工具存在於公共物品生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即对私有制经济起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产权裂变已成大势所趋”，“已在情理之中”。有的提出，“政府的立场应该转过来，把屁股坐在非国有企业一边”。

有些人提出要建立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 。他们还要求允许私人办报、自由结社。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最近，有些私营企业主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体企业负责人正在资助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办报纸、办杂志，建立所谓民办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後，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後果。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政府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後十年内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一九九二年以後，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上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应该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份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历史说成“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後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 “伪人文精神”等等。

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都是在“反左”旗号的掩护下泛滥的。理论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剿直接动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和我们事业的根基。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着意刻画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贫穷、落後，极力夸大和渲染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缺点和错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党的干部、党员和跟党走的革命群众描绘成反面人物，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对象描绘成正面人物。在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中，工农兵不见了，党的组织不见了，党的干部被塑造成僵化、保守、阻碍改革的典型，而私营企业主、暴发户则被塑造成集各种美德於一身的改革的先锋、时代的英雄。与此同时，浸透着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的香港、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视作品像潮水般涌入，充斥我国城乡文化市场。这类文学艺术作品泛滥的结果，是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被动摇了，许多没有经历过过去那段历史的青年人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的像有些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什么历史的错误。

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认为中国唯一的明智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共唯一可行的救党救国之路是：从在宣传思想领域的“非意识形态化”即淡化马克思主义入手，逐步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 和平演进”。现在，他们正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海外敌对势力的默契配合下，迂回曲折地在党内外扩散着这种政见的影响。 近三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意识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正确的)，现在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认为是好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好的)，现在认为是坏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的东西被说成是传统的旧东西，而旧社会早就有的如当铺、拍卖行等则被说成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些靠非劳动途径迅速暴富起来的人吃喝嫖赌、比富斗富，对广大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专为富翁服务的行业如豪华酒店、精品商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蒸汽浴室、按摩室和卖淫业应运而生，遍布经济繁华地带。金钱不但是人们获得物质享受的条件，而且被社会舆论塑造成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和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尺。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信条和生活的旋律。模仿西方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大富豪成为人们羡慕、敬佩的对象，商店、酒店、娱乐厅争相以“富豪”、“豪门”、“大亨”、“老板”、“帝王”命名(店铺名称可以被看成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测量计)。

靠辛勤劳动获得合理收入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准则，通过投机巧取不劳而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德成为许多人讥讽的对象。

上海有的职工说：“我总算清醒了，勤劳是不能致富的，我要转变观念，把过去的思想全抹去，换上经商的头脑。”过去人们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荣，现在人们则追求“到公司去，到外国去，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

“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被“难得糊涂”所代替，“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被“何不游戏人间”所代替。炒股票、炒房地产、倒卖假发票、制“ 黄”贩“黄”、制假贩假，甚至走私贩私在一些地方成为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我国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劫车霸路、劫持飞机等现象一度几乎成为“世界之冠”。

随着港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一种模仿港台文化、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心理意识也从无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份知识份子和党政干部中。学说广东话、争抢所谓“吉祥号码”，以穿戴有美国星条旗图案的衣帽为时髦，就是这种社会心理意识的外在表现。可以想见的是，一旦中国不得不与美国等国发生对抗，很难指望具有这种心理意识的人会支持政府，为祖国服务。相反，他们很可能会背叛和出卖祖国的利益，直接破坏我国的安全。

上述这些社会意识的变化既是当前某些社会存在的反映，又会对我国的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过去，党的组织像一只握紧的铁拳，又像一个战斗堡垒，不但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党员的情况，而且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周围群众的情况，并相应地在党员和群众中开展正确的思想工作，因而能够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意图。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 ”、“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党组织的弱化就像一种骨质疏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农村有些地区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流动，许多党支部陷入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极少数农村党支部被宗教势力或其他恶势力所把持。这种情况，已经危及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动摇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基础。

(二)一部份党员思想的变化。随着我国放弃计划经济和部份恢复私有制，面对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上海一些高校师生说：“现在共产党员讲理想的少了，讲党性原则的少了，讲钱的多了。”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有的党员开始在共产党之外寻找“後路”。有的党员乘着自己尚有点从党那里得到的便利条件，抢先把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本人变成新生资产者和新富翁。如果思想的这种变化在党内蔓延开来，那么一旦出现苏联“八月事件” 那样的情势，就很难指望广大党员挺身而出，为保卫党而斗争。那时，既使我们有五千万党员，也会等於零。不仅如此，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党员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当前，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一九九四年二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一九九三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据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调查，60%以上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落实。32·6%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下降。

一个新华社记者说：“一直被奉为‘主人翁’的产业工人群体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名挡车女工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一些个体户干两天，实在太不公平了。’”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罢工225起，参加者有3·7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七十一起，三资企业八十二起，集体上访的四千起。

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矿工游行时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现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出现劳资冲突。部分工人的贫困和劳资冲突在当前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党在劳资冲突中的态度。一个英国记者说，面对着中国工人同外国老板的冲突。“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潜在的投资者。 ”面对上海元祖食品公司台湾总经理对共产党的攻击、谩骂，上海虹口区有关部门一再迁就、退让、禁止元祖的职工和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强行要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员工撤回申请。

在农村，一九九一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四川省仁寿县农民说：“共产党现在是爱富人，不爱穷人” 。

法国《费加罗报》说，中国“农民的不满可能具有爆炸性，一触即发。”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措施改善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关系，将很难再得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急时刻像一九九一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几十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後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 “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受贿、走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一九九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2·1倍；挪用公款五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 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六十一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十一倍。一九九三年九至十二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人，比一九九二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本来，共产党部份人的腐败是资产阶级造成或促成的(万润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宗旨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所以，尽管共产党部份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愿望腐败了，资产阶级也仍然对共产党不放心，仍然要彻底推翻共产党。在“八九风波”中，资产阶级已经借“反腐败”为名煽动过群众向共产党冲击。因此，腐败不但使共产党脱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而且会给资产阶级以攻击共产党的口实，使共产党处於腹背受敌的境地。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上述情况预示，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行消弥政治风浪於无形之中和未成之先。未来的形势对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和政治领导能力的要求不是比现在低，而是比现在高。 我们在建党初期和建国初期，曾经拥有一小批知识份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很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及政治领导才能。还有一大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也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强的实际政治才干。由他们组成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出色地应付了当时的形势，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改革十几年来，经过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连续调整，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了，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也增强了。这与我们党和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适应的。但是在整体上政治领导能力却有所下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这些年来埋头争投资、分投资、上项目、批地、搞市政建设、办开发区、与外商谈判以及宴会、出国、剪彩等具体事务，而对於社会阶级状况，群众思想状况，社会矛盾等问题却很少考虑，日益生疏。有些地方领导班子在工作中实际上把我们的两个“基本点”变成了一个“基本点”。

在知识份子中选拔领导干部时，片面理解了专业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份子中学理工农医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农医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份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份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在一些领导人和组织部门心目中，似乎只有理工医农和外贸、金融、法律等才是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不算专业。

似乎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中只需要理工医农的专业人才，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业人才，只需要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不需要政治领导的专业人才。 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干部)虽然上过党校，但是往往只有谈具体业务才头头是道，而一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言不及义，甚至语塞，其中有些人还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蔓延开来，就很难保持住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地方各级综合的党政领导班子不同於各专业部门的领导班子，除了要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以外，还要处理一系列政治问题。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上述状况，在政治稳定时期尚可应付局势，一到政治动荡时期就难以适应了。我国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专业知识结构的这种状况，对未来十年的政治形势是不适应的。 中国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主要是处理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不可能保住国家政权。失去了政权，我们也就没有资格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继续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了。因此，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领导能力降低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为此，除了应加强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以外，还应增加领导班子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专业人才的比重。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由於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不端正，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 、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

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於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预计在今後一两年内，国内外敌对势力很可能把为“八九民运”翻案作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突破口，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有顶住这场进攻，过了这一关，才算真正站住了脚跟，才谈得上以後的一切。因此，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於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於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三份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篇万言书的出台背景可能是起因于一次真实的事件。1996年11月，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主要针对的是所有制的传统理论，受到坚持传统理论人士的批评。在散发的历有为稿件前面，批评者加上了一个按语：

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敢于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表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据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说了一句话：在学习讨论中没有禁区。从而为历有为解了围。

以下是全文：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修改定稿）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江泽民（《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反面教训，鲜明地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不仅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所有制既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又决定着政治制度的性质，是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 页）。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实践中，都是以其公有制的确立为标志，宣布它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一些国家又是以其放弃公有制而宣布它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也把反对公有制当作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在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明确划清以公有制为主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而要划清这种界限，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弄清有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系列问题，并从政策和法律上加以规范，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一直从完全公有制出发来研究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其它经济成分，是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后提出来的，其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说是明显滞后的。直到目前，人们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还不是很清楚的，至于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还处于摸索过程中。理论上的滞后，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某些混乱和实践上的一些偏差，也容易给私有化宣传以可乘之机。十多年来，非公有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地改变着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并使公有经济的外部环境改变，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和问题。国有经济陷入困境，公有经济面临着丧失主体地位的潜在危险。而如果一旦丧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发生严重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将沦为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将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权将会变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会消解，社会主义精神支柱将会倒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党、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这种情景出现。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要逐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政策，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导其它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提到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和根据，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认识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坚定性。

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规定和影响着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从政治关系直到思想意识和道德关系等等。因而对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问题给予全面分析，涉及的范围是很宽的。但是，一种所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适应并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公有制是不是优于私有制，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存在模糊认识。例如，一些文章在反驳私有化言论时只是说“经济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所有制”等等。这样的论证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有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不相干的，相反，其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根据在于私有制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的矛盾，必然为公有制所取代。只有达到这种认识，才能坚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信心。

那么，公有制是否优于私有制呢？这个问题今天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还可以从事实上给予回答。因为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就又遇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它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历几年的恢复和发展之后，苏联于1929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仅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由原来的42％上升到70％。1933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又是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苏联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靠进口；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苏联就已开始向国外出口机器和设备。两个五年计划实际只用了九年的时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将近4倍，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把几年前经济水平还高于它的英、法、德等国抛在了后面。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从农业国跃向工业国呢？没有。如果要寻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快发展速度，一个是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另一个是本世纪中期的日本。美国在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曾以工业生产年增5%的发展速度赶超了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速度也还与上述苏联的发展速度相差 4倍多。 日本从 1955年到 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7％，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这样的发展速度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不仅是夺冠的，而且是“奇迹”，但与上述苏联的发展速度仍相差甚远。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说：“从 1928年到六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增长是引人注目的”，“苏联模式已经证明，命令经济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又说：“资本主义的祸害——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与增长和衰退相伴随而无法避免的。可是，“在苏联模式中，失业率长期以来相对较低”，“通货膨胀是不存在的”。（萨谬尔森等著《经济学》第14版上卷，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第718、720、721页）

从中国的发展速度来看，1950——1979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3.3％，增。速度比美国高3倍。至于1979年后的发展，《世界银行图表集》中称：1980——1988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同期的日本增长4％，美国3．1％，在世界上，中国是最高的。1990至1994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9％，其中发达国家为1．7％，发展中国家为5.3％ ，而中国为11.7％，居世界之首（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回顾系列分析报告））由于中国的发展速度总体上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仅仅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排序就都进入了世界十强之列。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用几十年的时间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差距。

再就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年鉴》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1960至1970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5％；1970至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3.6％；1975至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4.7％。

上述事实表明，无论就苏联、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还是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总体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都高于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肯定日本是所谓“增长冠军”时，也必须说明它只是“在不包括共产主义阵营在内的各主要国家中，遥遥领先”（［日］金森久雄：《日本经济增长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68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仅就推动生产力发展来说，已经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合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便于国家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获得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这就是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秘密所在。

公有制优于私有制，这本是早已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了的，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着的事实。可是，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近年来，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错误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张搞私有化的人就把这两个事实简单地联系起来，把经济高速发展的功劳记在私有经济的名下，制造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舆论，作为推行私有化的主要根据。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请看事实——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2％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发展私有经济的问题。

1980年开始提出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但“六五”计划的前三年，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合起来还占不到百分之一。到 1985年底，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经济也只占 1.9％，而这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合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88年以后，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而国有企业的许多经济效益指标大幅下降，于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言论也多了起来、这些言论是经不起分析的。

先看非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很快，是因其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加迅速。仅1990 — 1994年，非公有工业单位就增加了186.7万户。非公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从无到有，达到 5690万人。私营经济表现出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那主要是因为得益于国家的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的结果。此外，不少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主要是靠以非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侵蚀和冲击国有经济来获取暴利发展自己。他们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盗窃经济情报、投机倒把、回扣推销、抢占国有企业市场，以及施展各种卑劣手段挖走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腐蚀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为他们大开绿灯。可见，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起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再看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及其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下降，也不是说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了那么多。因为产值并不是实物产品量，而是用货币计算的产品的价值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以产品的实际价值来计算产值，而是用产品的价格计算产值。由于受市场和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会使价格扭曲，从而使产值指标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其它价值指标如利润率、利税率等也是这样。这就造成了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矛盾。所谓增产不增收，就是说利润等价值指标与实际创造的物质财富相背离。以铁路为例，从 1990年到 1994年，客运量增加了1－3亿人，货运量增加了1.3亿吨，运输收入增加了171.7亿元。可是，其实现利润却由113.1亿元下降为负27．7亿元（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中国统计摘要（1995）》）。这就是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背离。它表明，利润负增长并不是火车的生产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同期的运输成本由于多种原因从253.9亿元增加到570．9亿元。再从煤炭行业来看，原煤产量1979年为6.1亿吨，1994年增加到 12．4亿吨，但 1994年的利润总额却是负 5. 42亿元（同上）。其原因同样是成本上升。如果铁路运输和煤炭价格也依成本推动而相应上涨，它就会成为制约其他产业的瓶颈。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国有铁路、煤炭也和私营企业一样，赔钱不干，利小不干，私营企业的利润就不会有那么高了。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而它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几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当然，由于这种利润分割和转移，也确实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人说，他们原来是下大力气抓国有企业的，可是，在现行价格、税收等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产出越多，赔钱越多。鉴于这种情况，地方便转而开辟第二战场，发展其它经济成分。可见，要搞好国有企业，作适当的政策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放宽视野，总观全球，看看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运吧。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到目前为止，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私有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就那么几个，而贫穷落后国家则为数甚多。这些为数众多的贫穷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最初从海外殖民而发达起来。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又以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易聚敛财富。第五十一届联大指出，富国更富，穷国更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赤贫中，比1990年增加了3亿。有的国家成了最贫穷国家的新成员。最为严重的是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有的穷国债务负担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口发展报告》中的材料，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富国与穷国的收入差距是30倍，到九十年代，扩大到150倍。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正是以多数国家的贫穷落后为存在条件的。全球两极分化和资本国际剥削，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世界上多数国家进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少数几个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局面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情况下，失业问题仍旧困扰着它们。美国1995年的失业率达6.1％，而欧共体各国的失业率高达11％，经合组织各国有3500万失业人口。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失业难题，因为这是它自身带来的问题。而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直接原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0页）。富翁和雇佣工人的两极分化是资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条件，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则是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目前少数发达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是不会长久延续下去的。当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普遍觉醒和迈向现代化的时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全面爆发出来。到那时，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兴起。那种只着眼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当前的发展，从而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顶峰的观点，就当前来说也是片面的，而就长远来说，更是浅薄的和短视的。

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着、变化着的物质及其依据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由于自身矛盾的演变必然自我否定，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扬弃和超越，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地辨证地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是不以任何阶级、政治集团和个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

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理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我国的所有制格局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那么，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它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我们应该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1、所有制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它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什么是所有制？在马克思以前和以外（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缺乏哲学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的其他经济学家，都把所有制看作是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法律上确认的关系，即法权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只抓住了事物的外部标志没有抓住内部联系。马克思说：“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那么，应该怎样给所有制下定义呢？马克思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例，作了一个说明：给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绘一番。”（同上）马克思在另外的场合又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同上第191页）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2页、下册第105页）。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生产资料，一是劳动者（生产者）。这是马克思的定义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所有制（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之处，也是马克思智慧的深刻之处，超凡之处。他的深刻和超凡之处就在于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了人与人的关系。

2、所有制是对全部生产条件的占有，但它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区别只不过是对自己劳动的占有，还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已。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活动，而不是物的活动，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有劳动者．而对劳动力的不同占有方式，也就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把劳动者（奴隶）作为工具和土地一起直接占有就是奴隶制，占有上地并通过租佃占有劳动力就是封建制，占有机器、厂房等等并通过交换占有劳动力就是雇佣劳动制，而劳动者共同占有全部生产条件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表明，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是人们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研究所有制问题，只有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私有制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这种所有权就表现为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因而私有制就表现为阶级关系。要回答什么是阶级，无非是把私有制全部内涵描述一番。奴隶、农奴和雇佣。人是三个劳动阶级，而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也就是私有制的三种形态。因而这些“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所有制也就改变了。“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l卷第 160页）。奴隶的解放就是奴隶主所有制的崩溃；佃农变为自由工人就是封建所有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诞生；雇佣工人变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主人，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有制的变革与劳动者的解放的历史步伐的一致，足以表明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在这里劳动者既是人同时又是生产力，因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既是经济发展问题，又是劳动者即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马克思正是依据他所创立的关于所有制的科学理论揭示了生产力解放和劳动者解放的现实道路。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讨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生产手段，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历来的社会变革都是争夺这个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所有制是手段，并得不出所有制无关紧要的结论。而把所有制说成只是手段和无关紧要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制看成无关紧要。相反，所有声称所有制无关紧要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把改革的目标集中指向所有制，认为改变公有制是改革的“实质”和“全部问题的关键”。上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可是，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放弃所有权，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而确立一小部分人压迫、剥削广大劳动群众的权利。这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能也不会答应的！

根据以上分析，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志，因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也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和确定，从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这就是说，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工人阶级就其总体来说，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国家主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理解和把握，而只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资产越来越趋向集中。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中的极少数大企业就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多数资产，并支配主要经济部门，主导一国的经济。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 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 1％ 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389页）。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经济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阶级分化。这样一来，人们的生产关系，从而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应该如实承认，以为只要公有经济资产比重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就是主体的观念已相当普遍地被接受，几乎成为不用论证的几何公理了。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认为，它说明唯生产力论（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作为对唯生产关系论（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的反动而出场，显得似乎很有道理，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地登上思想舆论舞台，从而轻而易举就征服了大众。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思想现象，并不能证明它的正确。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既出现过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的严重倾向，后来又出现了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的严重倾向，这些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马克思主义既反对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又反对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论。

目前最关紧要的，是必须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并用政策和法律加以规范，付诸实施。只有这样，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

3、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它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一些力图搞私有化的人对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提出这样一个批评：这种公有制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公有制产权不明晰。）他们以此为由来否定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由此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实行私有化。“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这种说法看来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因而很容易为公众所认同。谁能把公有财产取出平均的一份据为己有呢？但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地球中心学说虽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但它却被近代科学（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证明是谬说。

马克思主义是如同数学一样精密严整的科学，我们还是根据马克思所有制的科学理论，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吧。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行将灭亡（从历史的大尺度看）的历史过程后，得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马克思写道：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螺旋式前进运动的结果，是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马克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典回答。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马克思的以上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

（1）肯定阶段——分散的生产资料、分散的个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2）否定阶段——在生产资料和劳动集中的条件下、以对他人劳动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3）否定之否定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私有制。

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1）进步性。所有制的变革是整个历史运动的结果，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步的过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既汲取了资本主义将生产资料和劳动集中和联合的历史成果，又恢复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个人私有制，而是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恢复，即联合起来的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条件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这是劳动者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生产力的大解放，因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2）整体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不是一个无矛盾的整体，而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直接同一），是一种矛盾的同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有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杜林跑出来嘲讽、攻击上文引述的马克思的那段话，说“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所有制”是不可理解的辩证法之谜，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是谬论。杜林看到矛盾，但由于——正如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一书中所指出的——愚蠢的形而上学头脑而不能理解矛盾，又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自大狂，所以对他不理解的东西放肆地予以嘲讽和攻击。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其实，“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是它的生命和价值。一些人批评公有制的那句话：“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如果倒转过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真理，那就是“实际上人人所有，名义上人人皆无”（这里所说的“无”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将公共财产取出平均的一份据为已有）。这种“无”恰恰是“有”存在的条件（这就是“无”和“有”的辩证法）。否则，公有制就瓦解了，不复存在了，生命终止了。那么，这种个人所有制对于个人的意义何在呢？这个问题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十分明白的。劳动者正是因为对公共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才能获得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这个权利庄严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个人所有制的实现，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对劳动者的价值之所在。（3）唯一性。这里所说的唯一性就是人人皆有的个人所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大家知道，所有制是人们得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长久以来，先进的人们把人人所有作为崇高理想而为之不懈的追求和奋斗，由于受到历史眼光的局限和阶级眼光的局限，他们总是把人人皆有的个人私有制作为理想的蓝图，但是，这种人人皆有的所有制模式在历史上和现实世界中都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即使社会上存在的部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必然分化并进而被消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体占有方式，二是集体（指广义的集体，不是与“全民”相对的“集体”）占有方式。但是个体占有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第264页）。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指明达到先进人们理想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联合起来的个人（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使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直接的个人所有制，即分散的、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所有制，不能使各个个人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这种单个人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的直接的个人所有制，却使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是人人皆有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且是唯一的形式。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击破种种私有化的谬论，澄清各种糊涂观念，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里有必要指出，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有“社会”、“公司”两个含义——引者 ）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又称消极地扬弃，而称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的扬弃为积极地扬弃（同上第493页、第498页，关于积极扬弃的提法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高级形式，是向公有制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494页），但还不是公有制。正如在生物进化序列中，猿是生物发展到人的“过渡点”，但猿还不是人一样。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页）股份制原本是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要求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而生产资料又在私人手上，于是，股份制便成了资本集中的形式。股份制既达到了资本集中的目的，又没有改变私有制。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大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价值要点

“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

“中国历来都不缺乏政治家、企业家，但从来都缺乏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算是一个。”

这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中对任正非的评价。43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一手把山寨公司变成了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同时创立了开中国企业先河的企业治理大法。他在判断企业市场时极具预见性，在企业繁花似锦的时候却说这很可能是企业的“寒冬”。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华为个人第一大股东，占1.42% ，其余的98.58% 为员工持有。截至2011 年年底，在华为14.6 万多员工中，有65596 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这几乎是全球未上市企业中股权最为分散、员工持股人数最多的一家公司。

那么他对于如今“互联网+”的火热带来的创业热潮、以及现在很多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如何看待，以及他对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又有如何的判断，来看看福布斯记者对他的采访，略经钛媒体编辑：

思想意识与体制要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

中国经济发展30年，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经济体量是全世界第二位了，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创新。您怎么看?

任正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能量。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生活条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房间里面会有洗手间，我们不知道洗手间是可以很干净的。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如热力学所说的封闭定律。

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

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社会也是一样，需要开放，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增强势能。

外来能量是什么呢?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但是思想意识的冲击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中国到底是得到了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总体来说，我们得到了正能量，虽然也有负能量进来。

常有人说和西方合作，至今没拿到技术。我们是要技术，还是要繁荣?当然我们是要繁荣。有技术更好，没有技术我们也繁荣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改变，受教育程度也在改变，国人改变了，其实这个社会基本启动了。

现在习主席推动深化改革开放，逐渐让中国不要回到自给自足。其实这些思想意识与体制的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它对未来100年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今天还不算十分强大，即使非常强大了，也要向世界开放。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开放的历史。

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全民创新、全民创业，您怎么看?

任正非：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

理论上要想有突破，首先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的动力。美国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美国的创新环境才特别好，所以容易出现大公司。

您也接触了这么多国际上的创新公司，您觉得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的创新有什么差异?创新是开放的，有没有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同创新，而不是保护主义?

任正非：保护知识产权要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别人劳动产生的东西，为啥不保护呢?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原创发明的产生。才会有对创新的深度投资及对创新的动力与积极性。没有原创产生，一个国家想成就大产业，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就是成功了，也像沙漠上修的楼一样，也不会稳固的。

原创发明的人往往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提出想法，人类社会并不理解他们真知灼见，可能还会认为莫名其妙，把他们看成异类。科学家在创造的时候是只有少数人掌握了真理，逐渐逐渐再扩散，慢慢人类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理解，然后在工艺等很多方面的进步，使梦想成为可能，通过几十年时间打好基础，才能为人类社会服务的。

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给教师体面的工资和社会尊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未来的战略竞争力

在国内，大家都讲的是“互联网+”热潮，比如有的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您如何应对?

任正非：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企业必须有合理的盈利，才会去持续投资研发。没有适当的利润积累，把利润打这么低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战略上破坏这个产品。

很多国外的文章，说美国在发展智能硬件、机器人，中国还在做“互联网+”，是方向不一样?

任正非：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了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

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连半自动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类似工业4.0的方案，超前了社会实际，最后会成为夹心饼干。所以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的迈过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多简单的劳动者了。当前应从提高教育水平、从人的质量入手。

华为二、三十年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也不能说信息化了，因为我们端到端的流程还打不通。我们考虑五年以后，有可能走向信息化，能达到工业3.0这个状态。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因此这个路程很漫长，太着急的口号可能摧毁了这个产业。

未来将爆发重大的技术革命

您能否展望一下，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

任正非：未来世界二、三十年内，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特征：

第一，石墨烯等(黑磷\磷烯)的出现，电子技术发生换代式的改变。但是石墨烯没有实用之前，我们其实在硅片上也是可以用叠加、并联的方案来突破物理极限。

第二，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社会巨大的分流，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变化。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简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需要了，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教育很重要。当人类社会适应人工智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业成本差距，就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我们如果要赶上新时代的改变，首先要改变教育结构，一定要孩子们都有文化有知识，懂专业、会操作。

第三，生物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巨大的信息社会变化，而且这个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当母语的边界也模糊的时候，连物理的边界也模糊了。

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

关于华为的机制和企业文化，我看国内有很多文章进行探讨，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看法?

任正非：其实我们的文化就只有那么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是客户，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我们想从客户口袋里赚到钱，就要对客户好，让客户心甘情愿把口袋的钱拿给我们，这样我们和客户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服务好客户呢?那就得多吃点苦啊。要合理地激励奋斗的员工，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也应一个合理比例。

在国外，比如跟美国思科、欧洲爱立信等企业共同竞争人才的时候，你们的薪阶是否比别人高出很大一个档次?

任正非：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没有其他。“苦”后有什么?有成就感、自己有改善收入、看着公司前进方向有信心……这就是新的东西，这就是吸引员工的地方。华为奋斗在非洲的各级骨干大多数是80后、90后，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您在这个行业接触了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比如雅虎、Google的员工很自由，有的可以在家里上班。雅虎新CEO说员工不能在家上班，还引起了很多内部反对。您觉得类似这种文化，跟我们中国艰苦奋斗的文化，哪个更好，哪个更会激励人才?

任正非：咖啡厅里坐坐，快快乐乐，喝喝咖啡就把事情做成了，这也许可能不是大发明，多数是小发明。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苹果、小桃子，这也是可能的。

我们在主航道进攻，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突破，厚积还不一定能薄发，舒舒服服的怎么可能突破，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不眠的硅谷，不是也彰显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吗?这个突破就像奥运会金牌。我们现在跟奥运会竞技没有什么区别。

在主航道，美国公司的很多企业领袖们也是很辛苦的。真正成为大人物，付出的辛劳代价，美国人不比我们少。我和美国、欧洲公司的创始人在一起聊天，发现他们领导的文化也是艰苦的，真正想做将军的人，是要历经千辛万苦的。当然，美国多数人也有快乐度过平凡一生的权力。

您觉得未来华为的这种文化是不会变化的?

任正非：长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不会变化。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人类特色。第一，你要成功，就要奋斗。第二，你要想吃饭，就得要做工，没人为你做马牛。凭什么你享乐的时候，让我们挣钱养活你啊。

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

您作为一位顶级的企业家，您的企业又处于通信这么一个战略行业，企业发展肯定离不开大的政治环境，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两国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暂时的冲突，最终是要互相妥协的，不可能走向对抗。

因为对抗，最后两个国家的力量都全部消耗完了，这不是美国的愿望，也不是中国的愿望。邓小平很早就讲过一句话“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就在这个中间发展。

对华为而言，我们就避开将来会产生的冲突。不要因为华为，而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就老老实实做点事，卖点低端产品，世界那么大，也不能完全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嘛。

那华为有没有刻意地去对美国的媒体、政府、企业做一些公共关系工作?

任正非：美国太大了，不是哪一个人说服得了美国政府的，浪费那精力，还不如好好服务客户。(文/杨雪丹/钛媒体编辑)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衡量中国发展道路，是其显著特点。

一、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的英雄，也充斥着贪生怕死、开历史倒车、卖国求荣之徒。后来者正是从这种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恶中获得激励与警示。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人并没有截然的是非善恶之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从而混淆、解构了对一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断。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网络恶搞中，他们将人做了“扁平化”处理。对待英雄，用各种戏谑、反讽甚至造谣的方式，将其光荣事迹弱化甚至丑化。例如，说黄继光是因为摔倒了才堵上枪眼的，董存瑞牺牲是因为炸药包两面都贴上了胶，等等。相反，对土匪、汉奸、卖国贼等反面人物，则竭力描绘其在私人生活中的慈爱、孝顺、友善、仗义等，为其渲染悲情色彩，使人们对之欣赏甚至同情起来，从而转移对其屠杀民众、出卖国家等恶劣行径的关注。更有甚者，竭力为贪生怕死、吃喝玩乐、卖国求荣之徒辩护，似乎这样做才符合人性，而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反而违背了人性。

“高尚者并不那么高尚，卑鄙者并不那么卑鄙”，似乎整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均质化的庸人所组成。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用这种手法，模糊善恶界限，掩盖反面人物的各种错误立场和反动行径，为之翻案。

在看待农民革命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其描绘为一场戕害人性的暴乱。他们不去关注农民曾经如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高昂地租、高利贷、酷刑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和镇压，而是去渲染革命斗争的“无情”。有些作品，热衷于刻画个别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书达礼”、“典雅高贵”，以此来迂回表达其对革命斗争的不满，似乎革命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报复，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现。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战争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去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仅仅从个人情感、个体命运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每一个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是发起侵略的一方还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是可怜的灵魂需要救赎的对象；后者则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时的英雄壮举带来的是无尽伤痛甚至生命的毁灭。于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演化为战争无是非之别，对战争的反思被简化为笼统的“反战”，人类和平被寄望于对抽象“大爱”的呼吁。对侵略者的谴责成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代名词，而对英雄的纪念反而成了好战的同义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性？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吃喝住穿、七情六欲、谋求生存等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性当中的确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但决定人之为人的，却是其社会性。因此，为了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才真正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实现了人性的升华。相反，用自然性来代替社会性，鼓吹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这无异于将人性降低为兽性。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诚然，每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许温文尔雅、有情有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面对被统治者时，整体上展现出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是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是由于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甚至冲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展现出了温情，就忽略其在面对民众时本质上的反动性；也不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实现友爱与和平。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阶级对立和冲突，看待民族解放战争，看似充满道义，实则软弱无力，客观上更是对恶行的纵容。

二、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

在看待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革命产生的必然性，把它看作一种情绪化产物，认为如果耐心等待统治者“温情”的改良，社会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有人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0页），会扰乱社会秩序，付出沉重代价。“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同上，第79、68页）。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它的破坏性，耐心改良，便可避免革命带来的弊端。“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同上，第71页）。那么，改良的希望在哪里呢？在那些明智的幡然醒悟的统治者身上。

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把革命看作是因嫉妒贪婪而引发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这一精英集团的不公。以土地革命为例，这一观点认为，同样是人，别人能做到家大业大成为地主，而你贫民却无立锥之地，不正说明人家能干，而你能力不行吗？为什么要剥夺人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土地？

那么，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革命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出现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或者人为的煽动吗？从根本上讲，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较为活跃，生产关系则较为稳定，二者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需要解决。而每一次解决，都会引起社会利益格局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往往会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关注。特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即“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与统治阶级利益休戚相关，对它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引发统治阶级的不安。如果说，在特定时期，他们还能容忍或发起一些不从根本上触动生产关系的改良的话，那么，那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不可能得到其默许或者支持的。它会采取一切手段来保卫它。此时，唯有那些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的被统治者，用革命的力量才能打碎它，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向前发展。革命的发生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现象并非人为造成的“错误”，也不是统治阶级一旦觉察到便可以去彻底改正的“错误”；而被统治阶级发起的革命，也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更非出于人性的卑劣。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是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尽管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是起积极作用的。不应该用所谓“温情”的改良，去否定革命或贬低革命者。

三、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衡量中国的发展道路

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视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极限，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外来侵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了新型的现代文明。如果当时我们不反抗外来侵略，而是执行一条“孙子”（论者强调说：“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战略，便可搭上一条顺风船，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很可惜的是，我们却用“民族独立”的名义将其拒之门外；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启蒙被救亡所压倒，被性急的年轻人所抛弃，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改早了、改糟了，因此，要补课、要走回头路；尽管近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根本不值一提，唯有彻底废除“四个坚持”，才算是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这些观点来看，不管是主张采纳“孙子”战略，主张重新启蒙，还是主张补课，走回头路，或者是主张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革，其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舍此另辟蹊径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背离。

怎样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主张呢？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家把“一般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曾深刻指出：不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不去对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实际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就“从空想开始”提出一个抽象的“一般社会”来。“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与此相似。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他们无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懂得启蒙如果离开救亡这一前提，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他们也无视新中国在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下，已经失去了走欧美、日本等国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有利条件，唯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较为平稳地迅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更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所谓“完美社会形态”的标准，凡是不符合其设想的社会便被斥为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而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一般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

新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主张，所有历史观都带有终结论色彩，要么终结在现在，要么终结在未来。在它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把想象中的未来共产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点，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这就不如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历史终结在现在”那样科学，因为“启蒙历史图示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按这种观点的前提和逻辑，要想不陷入他们所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否定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努力，转而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满性，走上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无视中国具体国情，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为衡量标准，试图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接轨，并以此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不变的企图。可以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又一版本。

【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生产者的利益代言?在一位菜农的眼中，放任的农产品市场并没有带来公平、效率与安全，中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菜农(小农)受到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的掠夺与盘剥，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监管松散、放任的市场。作者认为，在农民组织缺失的当代，国家应协助菜农应对市场盘剥与风险，让那些耕作在祖辈的土地上的小农找到坚守下去的理由。】

自从看了王君柏教授的《2015夏回乡记》与对该文的回应，就想着把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思考的关于农村中的一个点——蔬菜村里菜农与蔬菜的内容整理成文，算是对王教授所提出的希望对农村发展有兴趣的人为弄清乡村这个整头大象的面貌所作出的呼应吧!

当今中国,乡村蔬菜种植已经是农业生产、甚至说是农业文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村庄直接就是单一的番茄村、黄瓜村、西葫芦村等，也就是中央所强调的“一村一品”的现状，本文就围绕这个蔬菜的点来阐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长期从事与蔬菜销售、种植、种苗培育等有关的工作，基本工作经历是：

一是在一二三四线的城市(主要是工作调动的原因)超市都有过工作经历，干过凌晨两三点到蔬菜批发市场集中采购蔬菜的工作，知道蔬菜的品种、栽培模式、某一品种在我所在工作地区(主要是其中的三四线城市)的集中种植区、质量状况(这里的质量状况指的是蔬菜的品相、农残、同种蔬菜不同品种的区分等);对蔬菜批发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有一定了解;对目前城市市民在不同渠道，如超市、农贸市场、蔬菜专卖店、蔬菜地摊等所购买的蔬菜的来源及价格构成也是了解的;当然对城市中餐饮经营者所用原材料的获得也略知一二;对政府在农残控制的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尤其是对北京新发地，本人提出极大批评，政府在保障公众利益、推动公众健康方面责任极度缺乏)也有一定思考。

二是在农村的农业种植与种苗企业工作过，知道目前中国蔬菜种子的基本状况。了解种苗培育、销售的过程，与种子、农药、肥料经营者有过接触，也了解菜农的生产状况，了解这些种苗、农药、肥料经营者与农户打交道的方式，了解目前蔬菜种植环节产生后期农药残留的基本形式，了解基层农业执法部门如何权衡农资经营企业的利益，并大体能够揣测出基层农业执法与基层行政对于蔬菜种植的规避与疏远。

三是到过田间地头，与菜农有过一对一的、一对多的交谈，对菜农的需求与困境有些了解。本人虽说是普通企业员工，但是在社会责任方面也有一定的思考，所以在工作之余，在工作之中，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来搜集一些最真实的资料，以便对此可以有个准确的判断。

本人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所以用语随意些，思路可能也不是很清晰，不具有逻辑性，有些内容也会重复。只是希望提供一些在我所经历的范围内的信息，给关注农村发展，尤其是关注菜农利益，关注食品质量安全的人们一个点上的感性认识。

下面主要从六方面来论述：

一、蔬菜种子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无论大田粮食作物，还是大棚经济作物。在这个追求产量，要求抗病毒，还想着产品长得漂亮、又耐储存、耐运输的时代，种子是蔬菜种植中绝对的核心。反过来说，也是绝对的制约点。为什么，因为目前我们基层菜农们所种植的蔬菜种子绝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品种。在个别品种上，比如番茄、茄子等，外国品种甚至于形成垄断，最起码也是区域内的事实垄断格局。不知道负责反垄断的中央部委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隐含着的垄断局面?!是的，我们看工业行业，看信息技术产业，知道有垄断，还在最近几年，有点小动作。但是在最不起眼的蔬菜产业上，有人看到这种情形吗?有人采用反垄断措施维护农民利益吗?话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说，包括下面有些内容的描述，可能会令很多企业，令很多政府部门，令很多人不高兴，但是这些事实存在着的问题难道就因为关涉农民就不感到会影响国家大局吗?我看未必。只要看看现在有些国外种子的涨价形式就知道了。垄断就是要吃人的，从来都是这样，除非有国家的理性控制。国家需要在蔬菜种子产业链控制方面着手先调研一番，然后要采取措施，维护农民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子民的基因健康。

其实，中国自己的种子企业也培育蔬菜种子，但是目前多数的国产种子的稳定性差(也就是说第一年种的话，可能果型好，产量高，但是到了第二年就大打折扣了。当然也有些品种，比如黄瓜，天津研究所搞得还是很好地，但这是少数)，种苗企业不愿意用，菜农也不愿意用。应该说，只有逐步地加大扶持中国种子企业，打造核心技术，推动民族种业发展，实现蔬菜种子的自主化培育与生产。

二、农资经营者

种苗：现在很多菜农都是购买种苗，直接移栽种植的。而种源则成为种苗企业的制约点，很多种子销售人员以此来获取灰色收入，甚至于是利用种子信息的不对称，以假冒真，以次充好。有些种子经营者还依靠技术垄断，形成捆绑推销，像美国的杜邦公司、德国的拜耳公司，既研制蔬菜种子，也生产农药。他们往往为了达到控制蔬菜种子销售的目的，在推销时，为菜农提供免费的农药或者喷施肥。这样，菜农完全被他们控制起来。现在很多菜农连农药都是用进口的，为什么?因为国产农药对这些种子的蔬菜防治病虫害不起作用了，或者是起到的作用远不如进口农药。如今来看，有些品种的蔬菜，其种子、农药、种植技术服务等完全操控在国外蔬菜种子巨头手中。国家应当从战略层次高度关注此事。不只是粮食重要，蔬菜同等重要。

农药与肥料：这两方的经营者如今都知道菜农是离不了他们的，单就是说如今的几个大类的蔬菜品种，如黄瓜、番茄等，已经无法使用种苗直接移栽种植了，而是采用嫁接的方式种植。直白说就是，蔬菜的地力因为重茬、大量施用农药、肥料等，导致土壤肥力几乎损失殆尽，普通黄瓜苗、番茄苗直接移栽的话，产量上不去，所以在种植的时候，采用将苗子直接嫁接到更加粗壮的、能够更有力度吸收养分的南瓜苗上。有些肥料经营者为了加大销售力度，根本不去了解菜农地力缺乏微量元素的基本情况，只是胡乱卖货。结果造成有的菜农过量施用某种元素，比如磷肥，或者钙肥，造成植株生长出现问题的情况。至于政府一再推行的测土配方，在菜农那里似乎并不知道此事似的。

应该说，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为中国农产品(当然包括蔬菜)的产量提升，做出了很大额贡献，满足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消费需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不良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农村地区，为不知情的农民提供了非常坏的产品与十分不恰当的使用方式，他们对目前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三、菜农

有些农资经营者总是认为农民难搞定，说什么，农民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有时候，就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我看到的却是菜农对现实的不安，他们不能够掌控上游的种苗、农药、肥料是否真实可靠，他们对农业技术非常渴求，他们在询问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面带笑容，而且还有种小心翼翼在里面，对某些人的呵斥往往也是微微一笑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似乎是给对方添了多大的麻烦。菜农是对免费提供的农药啊，喷施肥啊，什么的，非常想要，试问城市中对于免费赠与时所显现的哄抢场面又做何种解释呢?我们都说农民是弱势群体，在我看来，这种弱势并不是天然产生的，都是因为农民在无法掌控资源的情况下维护自身最大利益时所表现出的无奈。是的，他要想种植出的蔬菜在收购商那里卖出好价钱，就得听种子业务员的，就得听种苗业务员的，就得听农药业务员的，就得听肥料业务员的。

有时，种苗业务员把菜农请到饭店吃顿饭，菜农就不得不买些他的种苗，农民总是感觉吃人家的，就得为人家做点实在事，结果就是，农民只是因为一顿饭，就成为各大种子公司的试验者——免费的试验者。种植效果不好，他们会说你菜农管理不当;种植好了，他们会说这是种子品种好。有时，他们还以甲品种冒充乙品种，反正农民也看不出哪个是哪个。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时常在想，在中国，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利益代言?国家对粮食种植有补贴，可是补贴的绝大多数到哪里了呢?就算是农民获得了按照国家要求所给的种粮补贴，可是上层人士们，你们可知道农民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一亩地120元的种粮补贴，受过多少委屈，吃过多少苦，并受到了种种名目的盘剥，最后可能只得到一亩地60元的补贴的现实吗?好吧，就算是这120元补贴拿到手，国家又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但是如今的农资价格猛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如耕犁、收获等的成本上升，真真是抵消了这些补贴与保护。说来说去，这些补贴款，这些保护价，给谁了，当然是上游农资、农机生产者、经营者了啊!

再说菜农，他们购买没有任何监管的农资业务人员所提供的种子、种苗、农药、化肥，他们使用着没有任何监管的农资业务人员所提供的技术服务，至于使用效果如何，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保障，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你就按照我说的做，不行，再说!”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而这些生产果实将有绝大部分提供给城市消费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消费。就这样，这些城市消费者还总是骂骂咧咧，说这些农民不道德，种出来的菜都是有毒的。好嘛，一年到头，辛苦劳作，谨小慎微，细心打理，最终了啊，还落个骂名，这就是现实的农村中的菜农的窘况。不仅如此，常年棚内劳作，忍受药物残害，各种风湿病、不孕病等等，将挣得的钱又回归城市的医院。

我想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中国蔬菜的未来必定会朝着生产设施更加便利化，生产环境更加舒适化，封闭式而避免使用农药的方向前进。除了种子研发与培育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也就能为中国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信任，为菜农生产生活带来绝大益处。

四、蔬菜流通者

有些蔬菜收购商与种子供应商、种苗供应商合谋，协助他们兜售某一品种的蔬菜。为此，蔬菜收购商会故意抬高那种蔬菜的收购价，然后在市场不断吆喝，或者在村里，利用村委会的扩音喇叭来吆喝，或者挨家去宣传，如此，此一品种的蔬菜就会格外受到关注，种苗卖得好。至于收购价，随行就市。因为到了明年的新种植的这个品种收获时，市场并不能延续去年所给的承诺，现实终归是要现实的。说白了，这都是营销策略，或者是一种声东击西之法。在目前的蔬菜流通体制下，直接从菜农手里收购蔬菜的采购商会把蔬菜运输到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这里是城市各层级蔬菜销售点的蔬菜集散点，比如超市、比如蔬菜专卖店、比如餐饮、比如各大单位(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食堂、比如普通摊贩等。只不过，在这所有的环节中，真正有基本的农残检测管理的似乎只有正规超市。而这些超市的检测，往往也只是一个摆设。如此算来，也就是说几乎没人来做这项工作。也许政府在偷偷做，但是看不到公开的结果。

在蔬菜收购价及销售价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菜农只有接受收购价格的份，根本不具备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个番茄从菜农手里的收购价是1元/斤，经过一手收购商，二手批发商，三手终端零售商，到了北京的超市或终端农贸市场，价格是4元/斤，如果稍加包装，价格更高。由此可见，菜农只是得到整个供应链条上最小部分的利润。而且，由于缺少有组织的或者说政府层面的调控，菜农只是凭经验种植某个品种的蔬菜，结果是往往造成一个品种今年会是丰产年，到了明年可能就是歉收年了，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会存在宁可把菜烂在地里也不收获的怪现象，也常见“姜你军”、“蒜你狠”的情况。这都是被媒体炒作而众所周知的，那些没有进过曝光的事件，每年都在发生着。我所接触的就有两起，一起是关于番茄的。作为番茄主产区，A地区今年的收购价是1.2元/斤，而去年呢，只有0.4元/斤。今年A地区的菜农还是乐呵呵的，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原来，去年价格不好，其他地区的菜农去年种植番茄的今年都没有再种植这个品种，而A地区是常年生产番茄的，菜农坚持下来了，就靠着这种市场的幸运赚了一年。还有一起是关于芹菜的，情况大体跟番茄一样。所以在菜农那里，经常说赚一年，平一年，赔一年，总之是也有很大风险的，总之是只有菜农的自发的种植行为，在这里没有任何经济组织，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能够为农民提供种植品种、种植面积的指导，更没有为之销售操心的了。

五、消费者

城市地区的政府为消费者的蔬菜消费花费了大量的补贴资金。虽然普通消费者看不到，但这是切切实实存在而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六、政府的责任

有没有专门的机构研究目前的蔬菜主产区那些已经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年的大棚土地的情况，研究土壤的疾病、地力、可持续性等。对蔬菜批发市场，政府有专门的检测机构吗，有的话，真正去检测了，有结果吗?北京的新发地，那种乱糟糟的模样，让人看了就感觉不到安全的存在。反正现在医疗水平高，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高，这些都是小事。地方政府建设的质量可追溯系统，也只是摆设。

至于农业执法部门所应起到的对农资的监管作用，基本是缺乏的。为什么?主要还是村庄分散，农资经营散户庞杂，农业执法部门没有这个人员，也没有这个能力全部管理到位。而且这些执法人员大部分是住在县城驻地的，说来都是城市人口，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又能有多少细枝末节的了解呢?再者，即使有这种了解，多半也只是对规模比较大的种苗企业、农药区域代理商、肥料区域代理商的管控。这种管控往往都是，怎么说呢，只是收取灰色收入的过程罢了。曾经遇到过一个种苗企业，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后来执法部门知道了(之所以执法部门会知道这个信息，就是竞争对手揭发造成的)，过来，罚款。一开始是6000元，到最后只有区区1500元，为什么?因为在农村能够建立这种无牌照的种苗企业的人员，都是与县一级公务人员有些关系的，通过这种关系疏通，最后就是这样的局面。这还是针对有些规模的需要严格管控的种苗企业呢，都是如此处理方式。可想而知，那些个体农药经营者、肥料经营者、种子销售者，他们能够获得怎样的监管了?!

当然，地方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在某些已经注册了地理商标的主产区，对限用农药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甚至于会上升到采用刑法管制的办法。虽然其合法性有待验证，但是震慑作用还是蛮大的。

综上，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农村由国有企业(比如供销社、邮政系统等，目前国家体系内的经济组织真正能够切入农村、服务农村、了解农村的还就是这两家)对农资实施专营，进行专卖。即使不是全国性的一盘棋性质的专卖，也可以先期由某些省份，比如山东省、河北省、天津市等蔬菜产出比较大的省一级行政区进行试验。通过政府建立农资销售的指导价格，目的就是，严控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对农民的信息不对称上的掠夺与盘剥。政府既然没有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员去管理松散的农村农资市场，那就让这两家国字号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来搞，然后让他们去掌控上游生产商，政府来监管他们两家。如此，在农业技术服务方面，国字号企业指派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农民，政府进行监督指导，农民放心，生产出来的蔬菜政府放心，投放到市场上的蔬菜，消费者放心。

在此基础上，再由国有企业控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联合并购，形成一家能够占到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超过30%市场份额的超大级中央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这家批发市场的建设，完全地打造标准农产品批发市场，在价格引导、质量管控、蔬菜储备、服务菜农方面作出表率，并逐步过渡到可以直接进行田间采购的阶段，完成从国家层面协助农民进行销售的工作，进而在蔬菜产供销领域形成事实上的国家调控。

既然我们没有相当于西方整合产供销的农民合作组织，没有相当于台湾的农会，那就依靠国有企业吧，这会是最优解决方案。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过时的、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是市场经济所容许的。但是我们要说了，西欧国家对农产品产量的配额管制、价格管制，难道是市场经济的，是自由竞争的?只要有利于农民获取更合理的收益，有利于政府提供更有效的管理，有利于消费者获得安全健康的产品，我想这就是最优的方案。

本人认为，只有解决菜农的生产环节的问题，蔬菜村才能有重建的可能性，菜农的声誉才能有保证。对于王教授所说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我是非常赞同的。本人也是近几年才悟透出农村衰败的根源是人才的流失。即是，人才走了，永久地不再回来了。有时想想，古时，身在外的仕宦人家乞骸骨是最典型的归乡，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促进家乡建设。当今时代也有一些开明官员，退休后归乡，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再就是那时的乡贤，这是保持乡土中国延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古人逝后，往往归葬原籍，后世子孙常要在特定日子，比如清明，归乡扫墓祭奠，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乡建设。至于江南一带儒家典范，有设立类似家族教育基金的传统，既促进人才成长，也为富足之家与清贫之家的共同进步，保障后代都可以享受到同等机会，提供充足的财务条件。

如果说年轻人愿意回乡，政府又可以提供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让其在较长时间段内可以服务乡村，并在其离开后能够建立起新的人才承接机制，那么，乡土中国的构建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如果年轻人不愿意回乡，那么，那些曾经在农村生长生活多年、后来在城市工作生活、仍然拥有很大家乡情结、并有一定学识与能力、掌握一定资源与影响力的中老年人能不能返璞归真，老当益壮，衣锦还乡，为家乡建设立一番功绩呢?!这也会是一个选择项，政府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措施!

应该说，农业工业化、城镇化扩展将会是不可逆转的主流，物质文明的侵蚀性强烈而极具进攻性，作为乡村文明的载体——人，不可避免地去疯狂追逐，直至消亡!拯救，当然有办法，但只能是对个体多点奏效，全层次的乡村拯救是乌有之念!因为那些城乡结合部的、被城市扩充的、被规划为建设各种工业园区的乡村，注定是要消亡的。即使是远离城市的、很多交通不便的、人口流失严重的乡村，也必将消失。拯救乡村，也只是拯救可以拯救的部分，并且只能从中国传统精华——乡土精神中寻找，如同国家塑造中国文化的自信，同样需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一样。本人认为，加上国家调控下的经济组织对农民物质生活的保障，相信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村庄，形成一些乡村再造、延续乡土中国文明还是有希望的。

菜农，是在当今中国乡村中没有离开村庄的一部分人，他们仍然在祖辈的土地上耕作，只是更加辛苦些，收入当然相应地也高些;蔬菜村，这里不是空巢村，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虽然工作辛苦，但是他们在较高收入的支撑下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还是充满活力的，这里只是缺乏相应的人才来提供科学合理的管理服务。通过改进劳作方式，通过管控农资销售，通过维护菜农销售蔬菜的利益，就能够在物质层次保障这些农民在乡村的稳定，我想这是谈乡村建设的前提基础。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各种样的蔬菜村构建良好的乡村文明，形成持续的乡土中国发展，这将会是中国乡村这个整头大象中非常显亮的一点，也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

(来源：天熹策论)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时，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反而出现了千股跌停的场面，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在目前A股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人信心不振；其二，则是对于文件中整体上市这一提法认识不同产生的负效应，认为后续产生的“大恐龙”也会像四大银行一样圈了钱后投资者却“炒”不动，这提示我们，对大型国企整体上市应该慎重对待。

央企整体上市不适应资本市场生态，违背交易学基本理论

所谓整体上市，例如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航母”式的上市模式，即整体变成一个法人，将所有资产注入一家上市公司。从实际效果看，此种上市模式并不为市场所接受，自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银行重组并整体上市以来，由于身形庞大，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食大不化的问题，股价长期低迷。目前四大行的平均股本为3064亿股，其中最大的工商银行股本高达3564亿股，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美国银行3家的平均股本仅为62亿，在四大行的平均利润（2159亿元）为3家外资银行平均利润（800亿元）将近3倍的情况下，后者的平均市盈率（26倍）则是四大行平均市盈率（5倍）的5倍之多（具体如下表一所示）。这让其难以发挥资本市场上价值投资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其结果就是以四大行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尽管业绩突出却无人问津，投资者纷纷转向创业板的“小跳蚤”，毕竟创业板485家企业的平均股本仅为9500万股，容易通过交易赚取差价，这就造成整个资本市场上价值投资的风气无法形成而投机风气盛行，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表一：四大行与外资上市银行对比

究其原因，这是整体上市的模式不能与资本市场的金融生态相适应，巨大的股本使其在资本市场上难以腾挪，也违背了资本金融学术理论的基石——交易学。一方面，巨大的股本使得其增发配股动辄上千亿，根本无法驱动股价上升，投资者就缺乏购买股票的内在动力。同时，二级市场价格低迷预期也将使得特大型央企在一级市场的询价少人问津。国企改革的推进必然依托于资本市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大恐龙与资本市场不适应的问题，继续推进“航母”式的整体上市，就只能用电网等大型央企造就一个又一个“上市就死”的大恐龙。

下一步国资改革应改变整体上市思路

之所以当年整体上市成为央企改革的“时髦用语”，源于以下认识误区：其一，外国投行为了做大单子、拿高额的中介费，极力宣传整体上市，而某些经济学家脱离实际，以保留集团公司不搞整体上市就会造成国资改革不彻底甚至导致“关联交易”为由，极力主张整体上市为外资投行做嫁衣；其二，这也迎合了某些央企领导人“占山为王”“越大实力越强级别越高”的心态；其三，整体上市的提法是在两层次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此次改革中提出的经营性国资统一监管，意味着国资监管机构不能再热衷于当股东。毕竟，对72个部委的8000多家经营性企业的统一监管，体量绝非目前的100余家央企可比，如果继续按“行业整合——整体上市——成为股东”的思路，无疑会陷入杂事而分身乏术。《指导意见》提出三层次论，指出要充分发挥资本运营公司的作用，这就更要求我们认识到今后国资系统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淡马锡”的模式。

国企改革要进行现代大公司制改造并推向资本市场。但是继续奉行整体上市这一资本市场无法接受的模式，会带来以下三方面问题：其一，就国企自身而言，此种模式不能通过优质资产先行上市获得单位高融资额，也不能培育未成熟资产注入后获得增发的高溢价，更使得职工期权难以推行，根本无法实现国企改革的自身受益；其二，就国资改革而言，一方面，国资在一级市场的贱卖乃至于无人问津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低估乃至流失，而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乏力则会使借助于资本市场实现国资的优化配置的改革初衷落空；其三，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此种模式无法为资本市场注入正能量，无法与资本市场的生态相适应。如上所言，大恐龙股价的低迷使得投资者纷纷转向创业板的小跳蚤，造就了在业绩远不如大盘蓝筹股的情况下，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曾一度达到121倍的“壮观局面”，如此国资的经济控制力与资本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又从何谈起。

这就要求我们摒弃航母模式下的整体上市，转而采用旗舰模式，实现从单一大公司战略向集团战略转型，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适应资本市场生态的双重目的。

旗舰战略与航母战略的比较

所谓“旗舰战略”，是指在一些重要行业，组建以一家或几家带有行业特点的“旗舰”式国有资产集团控股公司，以之为龙头来整合行业内散、小、差的国有企业，将若干个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通过产权纽带组成一个建立在资本连接纽带基础上的母子公司或母子集团的资本联合体，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整合，并带动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本身以下四方面的特征：1、主导性，通过在行业内确立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旗舰”地位，以产权纽带和集团章程，来主导和带动舰队的其他成员企业，按照统一的发展规划进行生产、经营；2、整体性，即以行业内国资的整体为对象，根据整体发展需要制定的，追求的是行业内国资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利益，是全局性、综合性的规划；3、行业整合性，即按照集中力量、加强重点的原则，对行业内零星、分散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进行重新分类整合并有效集中，从而做大做强，形成群体竞争力；4、资本经营性，由国有资本经营公司通过产权纽带、以资本经营对行业内国资进行整合、主导和影响，与原来的政府部门管理、指挥企业的方式绝然不同；5、产融结合性，可根据国家政策组建财务公司，为“旗舰”舰队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撑，发挥综合优势。

相对应的是，“航母战略”从本质上看是单一大公司战略，所划入的子公司、上市公司设想将按独资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模式构造，并分别纳入几家非法人形态的事业部中，实行一体化管理；不同于旗舰模式所采用的以资本运营为主的集团战略，航母战略则是单一战略，以产品经营为主，且组建的是某地区行业内唯一的国企龙头。

“旗舰战略”的产权结构是“旗舰”控股公司采用独资的模式与国资委对接，而所属各子公司的产权结构则多元化、股份化，并探讨上市；组建力度上，由于“航母”所属企业法人的权力呈收敛趋势，因此下面的阻力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重于政府用行政性手段、自上而下的实现重组，而“旗舰战略”的形成由于保留所属企业的法人地位，且由于“旗舰”控股公司变为从事资本运作的资产经营公司，与国资对接，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权并未减少，甚至可能会从子公司进入到子集团，使其实际地位得到提升，所以阻力较小。

以旗舰战略代替航母战略，推动国资改革的顺利进行

当前推行和实施“旗舰战略”，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随着“旗舰战略”的推行，“旗舰”企业的实力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不断增强，将逐渐涌现出规模较大、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国资龙头，这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环境，对于真正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能力，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其次，“旗舰战略”的资本经营性特点，要求以产权清晰化和资本流动性作为前提，因而推行和实施“旗舰战略”，必然带动相关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这将为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旗舰”的资本经营功能，利用股份化和公司制等形式，将进一步带动和影响非国有资本，也会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要体现国有资本在经济中的控制力、竞争力、活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这“四力”的背景下，传统的航母战略并不能适应这一过程，该模式急于求成、内部交易成本过高，且人员、组织和资产的调整量回旋余地小，一旦完成一级法人的构造，再重新拆分，非常繁复，而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又极为痛苦。而旗舰战略则能达到既保持所有者对国有资本的统一控制力，又保证国有资本活力和资本市场的接受度的目标。

*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历时近两年时间起草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件的起草，亲自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文件。

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就国企改革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这份文件奠定了主题和基调。文件从起草到颁布，前后进行了上百次修改，征求了各个部门、各个省市、大中企业、专家学者的意见，凝聚了全党各方面的智慧，体现了利益相关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将为各个方面带来极大政策性利好，促进实现帕累托改善。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取向。国有企业能否实现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不仅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和创举。

《指导意见》贯穿全文的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把“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这十二个字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全文8个部分、30条、10139个字，都是围绕这十二个字在做文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为此必须继续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做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核心是落实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这就要求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重点管好国有资本的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做到三个“归位于”，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将配合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改组并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既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平台，也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一道防火墙。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着眼于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追求资本回报为目标，主要通过持有和运营需要结构调整的国有股权，建立市场的资本投资、持有和流转机制，开展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退出等，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增值能力，实现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落实国家战略目标、获取资本回报，不干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投资运营行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成为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要通过创新发展一批做好增量，通过重组整合一批盘活存量，通过清理退出一批主动减量。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要为清理退出、重组整合、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退出机制，切实保障退出企业依法关闭或破产，加快处置低效无形资产，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化，把变现的国有资本用于更需要的领域和行业。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机制统一监管。截至目前，中央部委仍有8200多家企业没有实行政企分开，全国28%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游离于统一的监管体系之外，监管规则和制度不统一，管理上比较分散，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利于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不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为了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配置效率，有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要积极稳妥推动将所属企业纳入集中统一监管体系，能脱钩的要脱钩，要依法稳妥做好资产、人员等交接和安置工作，实行政企分开，暂时不能脱钩的，也要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各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推进本地网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要加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按照统一制度规范、统一工作体系的原则，抓紧制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工作。

《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指导意见》从推进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推进股权多元化、推进改制上市三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明确提出了根据不同功能定位，调整国有股权比例；阐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形成的经营机制并首次对探索实施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提出了要求。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指导意见》提出，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花瓶董事会问题，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一方面，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职权，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衡约束，规范董事长、总经理的行权行为，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强化考核评价和管理，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近年来，中央企业一直在推进董事会试点，目前试点企业已有83户，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做法是外部董事占多数。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制度是国际上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和通行做法，实行外部董事制度，有利于决策与执行的分离，有利于各董事从不同视角参与决策，有利于避免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人员的身份重叠和角色冲突，保证董事会独立于经理层进行公司决策和价值判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建立和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指导意见》提出，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法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机制。推行企业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要以强化忠诚意识、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新精神、锻造优秀品行为重点，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经营机制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清晰界定区分国有企业功能。《指导意见》提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是因企施策、差异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既考虑了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的一般特征，又考虑了我国国有企业应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对企业来说可以解决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发展同质化等问题；对出资人来说，可以使考核更科学、监管更精准、改革更有针对性；对市场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明确的预期导向，有利于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与市场深度融合。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建立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办法，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激发经营者的活力。《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权是企业的法定权利，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即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通过实行员工持股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指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各类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切实做到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激发广大职工的活力。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资本专业化运作，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国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不是去国有化，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从国有企业个体角度看，要着眼于切实转变经营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增强企业活力，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优化布局角度上看，着眼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促进企业公平参与竞争

要公平维护各类投资者的权益，推动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商业化运作，优胜劣汰。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要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对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目标的公益类企业，可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也可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要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国有企业公平参加竞争创造条件。通过改革，为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下，按照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依法平等地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配置资源、开发市场、经营产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共同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

总之，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国有企业的内生活力，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苏歌）

* 楚序平，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于2015年9月13日发布。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以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改革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改革的方向、原则和实施要则作了明确规定，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在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正确理解《指导意见》的精神，配合中央精神的贯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于2015年9月19日在人民大学召开了“学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研讨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必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刊拟系列刊登这一方面的理论动态、重要成果和在学习贯彻《指导意见》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孔丹*：《指导意见》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从去年10月底起草，到今年9月13日正式公布，经过了10个多月时间。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督促的，因为国企改革的任务非常重大，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才形成文件。9月13日之前公布的两个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包括这个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指导意见》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全面针对国有企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一定的均衡性。我们面临既要加强国企活力、发挥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又要加强对国企的监管的重要任务。

第二，长远。国企改革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要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将要提出的“十三五”规划期是同步的，而且一定会成为“十三五”规划里最重要的一个配套、同步的举措。

第三，空间大。这是指理论上进一步理解和解读的空间较大，实践上进一步实行和探索的空间大。比如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不能“一刀切”，强调因时、因地、因企施策，不搞拉郎配，不设时间表，不搞全覆盖。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现实条件下推进，不能死板僵化地执行文件。又比如提出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根据什么法，法要不要根据国企发展要求进一步修订，这也是依法的重要空间。还有，任何机构不得干预企业日常经营，这句话的份量非常重，对于以往出现的国企管理错位、缺位和越位，如何依法管理也有很大的空间。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配合、策应中央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配合和策应中央在国企改革方面的重要部署也是中信集团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将配合政府的安排，开展一系列的研讨和宣传活动。

卫兴华*：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学习《指导意见》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要把《指导意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合起来，理解其新的精神。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其中一方面内容，其重点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且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由于对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顶层设计和细则，被一些人做了偏向私有化、自由化、全面市场化的解读和宣传。

例如，一位国务院下属研究所的副所长认为“混合所有制本来是让民营资本改造国有企业，慢慢地稀释国有股”，主张将13万多中小国有企业彻底民营化。又如，《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2月27日发表了北京大学某教授的论文《混合所有制改革助推产权结构优化》，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要点是大幅降低国有股比重”。他提出，“在绝大多数行业国家应放弃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在高度竞争性行业，除非存在国家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应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比重，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国有资产转让，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定价过高，民间资本不会有兴趣”；“现阶段的‘国退民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选择”，因为“国有企业中存在人浮于事、官僚作风等不良现象”，而国有企业中适度的国退民进“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等等。

多年来，有些人妖魔化国有企业，宣传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还有的宣传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不相容，这种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予正面回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谁控股。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没有给以细则说明。有些人借此主张，私人资本参股国企应该取得控股权；有些地方部门没有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精神，搞“混改”刮风，定时间、下任务，要求限期让出多少控股权。这样下去，就会产生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

《指导意见》提出了国企改革、包括“混改”的顶层设计和细则。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深化国企改革，不仅因为国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且因为只有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才能更好地使其担当重任。“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为此，《指导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对于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工作者来说，要不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其质量和效益，着力于将其做强做优做大，是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否认同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深化国企改革，要服从于两大根本目的：一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这是生产力标准；二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也就是一贯所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文件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指导意见》针对前一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股风”、“一刀切”的非科学改革惯性，提出“坚持因地施策、因业试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但人们在讨论中只强调和着眼于私人资本参股国企的混改方式，不讲或很少讲国有资本参股私企的混改方式。既然“交叉持股”，就应是国资和私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指导意见》专门提出“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有人疑虑这是不是又要搞“三大改造”时的公私合营，用国资销蚀私资？完全不是。首先，这是既有利于国有资本发展，更有利于私资发展的混改方式；其次，国资参股可以缓解私企贷款难、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三，国资参股私资，当然由私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与“三大改造”时的公私合营完全不是一回事。

关于控股问题，要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分别实施。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私资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应该肯定，国有资本控股是主要的，国有资本参股、私资控股应是特殊情况下的少数事例。例如，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落后企业会倒闭、破产，需要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这类企业可转由私资兼并，由私资控股，国资参股。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目标，是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也要防范借混改之机销蚀国有资本、化公为私。《指导意见》专设第六题“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包括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制度、建立外部监督机制、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这样，对国资混改中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行为，建立倒查机制；对侵吞、贪污、输送国有资产等行为，建立监督问责制度，就可以把国有企业混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防范新一轮国有资产流失。

有林*：加强党的领导，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围绕这方面问题我谈一点学习体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企业管理比较混乱。1981年小平同志提出要加强企业管理、依法管理，1983年彭真同志主管政法工作，成立起草小组进行调查，并先后组织到江浙、上海、北京、东三省进行调查，其中部分调查是他直接领导的。当时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984年也参加了这项调查。参加直接调查的还包括书记处研究室、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同志。调查的范围包括工人、企业代表等等，给中央写了报告，其结论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加强——加强党的领导和工会的作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或者经理主要负责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党的工作由党委来做，包括人事、思想教育、监督管理等方面，主要起政治核心作用；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要起监督作用，要参加管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加强和三个积极性。

现在这个《指导意见》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方面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发展。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毛主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作为正面加以肯定的。我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不仅对现在的企业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今后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的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

林岗*：分行业绩效考核和企业内的平等劳动关系

《指导意见》发表之前有所担心，因为在学术界主张私有化的意见比较流行。世界银行有一篇报告，主张2030年中国国有经济比例应降到10%以下。美国正在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明确对国有企业进行限制，包括我们的国企和新加坡淡马锡。

理论界有人主张，既然所有土地所有权为国有的，哪怕中国一个国企都不存在，也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等等。就是变着法要把社会主义的基础全部搞掉。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变，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不能削弱。

《指导意见》的论述很明确，没有给进一步私有化的主张留有太多余地。但要真正把它变成根据企业可以操作的办法，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怎么评估和考核国资效率以及保值增值，这都需要深入研究。

如何把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效率挂钩、和利润挂钩？是不是可以按照平均利润除以国家基础利率的方式，评估企业的实际资产。考核企业的利润率指标，能不能是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而非全社会平均利润？这样就排除了因宏观环境变化、而不是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利润下降，也排除了因各行业资本构成差别的因素。如果一刀切地评价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

我们要关注职工参与管理问题。国企相当一部分职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没有主人翁感。

只讲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还不够，还要讲在国有企业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要体现共同所有者的劳动关系，这才能调动工人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且能够监督领导者。这样我们共产党才真正有劳动者的基础。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了工人阶级。

国家在遇到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着眼于发挥私人作用，其实公有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土地承包以后，大部分地区集体经济已经瓦解，农村治理问题才出问题，社会秩序混乱。邓小平晚年说过，农村承包后经济有了发展和改善，在新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把集体经济搞好。我们中国的学者，一定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要老是眼向外国跟风。

何自力*：明确国企定位，慎重对待股权问题

读了《指导意见》，感到有很多的创新，使得舆论界对国企改革的认知发生很大变化。文件体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明确回应了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国企定位问题的攻击。对照过去的国企改革报告，《指导意见》有新亮点、新提法、新观点，这些综合起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国企定位问题最清晰，最准确的解读，在理论上也是最扎实的一次。

关于国企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指导意见》概括了五条：

第一，重申了国企的性质，即国企属于全体人民。这对深化改革意义很大。

第二，指出国企地位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政治基础。如果国有经济被削减，必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动摇国家的安全。尤其在今天的环境，强化政治基础这一概念非常重要。

第三，明确了国有经济三大责任：一是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和迈向中高端经济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负有重大责任，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梦紧密相连。这对于弘扬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增加广大群众的认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国有经济的贡献，从四个方面做了充分肯定和全面概括：第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是保民生，第三是拓展国际市场，第四是增强综合国力。

第五，关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过去中央文件通常提出要增强国企的“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指导意见》提出“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为实现四个能力，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一些人对国企“做大”不很理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市场竞争角逐的都是大型跨国公司，西方国家为鼓励本国企业“做大”，不惜淡化反垄断。反倒是国内有人总喜欢拿“国企垄断”说事。“做优做强做大”正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其中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比如，强调国企是人民的，加强对国企管理层的监督非常重要，需要明确上级监管责任机构。要想整个改革有效推进，集中统一领导非常重要。

关于企业股权安排问题，文件提出“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如果企业经营得很好，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参股的。参股以后叫国有资本，不叫国有企业。

关于职工持股，以往的实验多数不成功。职工持股是利润分享的安排，而不是参与管理的安排。国企不能只谈职工持股，不谈职工参与。国企职工持股的问题其实不简单。比方企业的科技人员可以持股，管理人员是不是持股，怎样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工资本来就是衡量贡献大小的。

刘纪鹏*：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

《指导意见》大家期盼已久，无论是改革的各界人士、理论界，还是资本市场，都认为它是改革的一个标准。

有两个环节讨论中是回避不了的，一个是“主义”，一个是“问题”。论证国有企业优势，首先是要能创造出比私有化企业更强大的生产力。同时，了解这个文件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操作层面有哪些大的跨越、进步和亮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文件的最大意义，就是在创新中国模式，践行中国道路上奋力前行探索，并且跨出了重要一步。首先，市场经济方向在文件里是充分坚持的。其次，市场机制中的运行载体，是以国资为主，同时通过股份制、公司制的构造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这和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方向完全不同，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艰难探索中，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总书记讲国企要“浴火重生”和“凤凰涅磐”，火是市场经济的火，不是旧体制的火。凤凰涅磐在文件中的体现就是探讨国有经济新的运作方式。

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跨越，是文件的一大亮点。过去一讲改革就是国有企业内部和企业层面的问题。而国有资本的改革涉及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政府的层面。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政府环节，资本所有者地位是绕不过去的环节。经过36年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所有者层面，从管国有企业资产到管资本；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管理者、指挥者，一定是政府部门，相关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就在文件中得到体现。

谈到国企分类，绕不开盈利标准。文件是按照商业类和公益类来划分的。过去有人试图分为公益类和竞争类，这是不怀好意的分类，意思是国退民进，国企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如果这样，我们的经济中还有盈利性的国资吗？中国特色是在于有庞大的盈利性的商业类国资，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生产力？没有这样的庞大的商业性的国资，我们就跟美国的公益性企业一模一样，那有什么中国模式和道路呢？

中国的发展路径不能复制西方的老路。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载体，通过国有资本跟现代经济对接，形成中国的大公司、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为实现中国崛起打下基础。这也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理论任务，必须对法人所有制的内涵、我们企业的历史以及西方现代大公司制度进行通彻研究。指导意见中有几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第一次把国有资产问题厘清了。国务院国资委管理范围内有112家国企，其中有大量金融类的、文化类、教育类的国企，都要改革。进行分类的结果就意味着在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

第二大亮点，就是经营性国资要统一监管。当前党政机关管理的所有经营性企业要纳入统一监管范围。现在有72个党政机关，管理8000多家国企，分布在教育、文化、新闻、金融等产业，这些经营性的国资统一监管，由谁来监，这意味着今后国资委的定位非常关键。

第三个亮点，就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按现代管资本为主的“淡马锡”，共同融于国资系统。过去国资委既是监管者、又是出资人，今后应该把直接出资、从事资本经营的职责转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纯粹控股公司，后者不上市、不从事具体的实业经营。国资委则把监管的职责担起来，统一规划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作为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者，以及国资保值增值的安全维护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组建就是用舰队战略替代航母战略，以资本运营公司为旗舰，发展庞大的国资控制的现代大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再面面俱到管国企，由资本为纽带，上面千条线，董事一线牵。这就是新的管理模式。

在治理结构上，对党组织和治理结构两者的关系问题，《指导意见》的思路非常正确，但具体形式还要在学习贯彻中加以补充。例如，要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从政治到经济必须有一个好的制衡机制。原则上党的领导人担任董事长，尽量让党委委员与董事会成员结合起来，选拔懂技术、懂业务的高管进入董事会。但强调不能够违反市场经济中一般公司的发展规律，不能在公司法之上再设一个党组织。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国家的，但形式都是现代大公司。党的领导蕴含于国有资产的大股东中间，外部通过国资委，内部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意志要与国家意志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大战略。

张晖明*：国家全局性部署与上海改革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关于如何推进国企改革，社会上有很多不同见解，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在具体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上海是最早发布地方整体方案的。一年多前推出两个企业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上港集团和锦江集团都是上市公司，且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吸引投资。上港集团试行员工持股，集团18000员工全员参与，一般员工和董事长持股数量是六比一；锦江股份吸纳弘毅投资进入也是定向增发。

改革要有全局性布局。这次发布《指导意见》，我们在各种讨论、各种试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统一。

国企改革核心的命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下，如何处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对管企业和管资本概念的明确，从而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能够更接地气。具体落实到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国有经济运行方向、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相融合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指导意见》明确了方向、目标、原则和整体操作方案，然后是实施细则。在一些具体层面还是有难度的。比如说国有经济发展目标，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做大并不难，但做强的背后却是市场竞争能力，要求我们更加追求质量、更加追求资本回报水平和整体竞争水平。

关于国企分类。当时上海的方案，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益类。《指导意见》中将商业类分为商业A类、商业B类。A类可以不控股，这是结合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提出的。分类原则是有意义的，但是具体落实分类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从目前中国所处全球竞争格局来看，国有资本对某些产业领域确实应该控制，甚至保持全资控股。很多人把公有和私有的问题理解得比较简单化，其实中央政府掌握一定国有资本，对于抗风险和化解危机非常重要。

关于投资运营公司。在这方面我们借鉴了淡马锡的一些做法，但不是简单抄袭。淡马锡所在的社会环境比较特殊，因为新加坡仅是一个城市国家。我们的投资运营公司如何定位，如何在市场上形成出资人，如何参与董事会，如何派出股东代表，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办法。

上海现在正在做第三层次的试点，20条方案出来后又推出三个配套文件，一个是混合制改革如何操作，一个是如何培养控制力、竞争力，有条件的加快“走出去”，第三个是如何发现金子人才，如何强化治理和董事会建设，以及经营人才的约束机制。

关于公司治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改成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没有魂，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对不同的下属公司，是控股、参股或全资？这涉及行业的匹配问题。董事长的遴选很重要，他要体现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能力，以及主持董事会讨论决策的能力。

管理人员的招聘和薪酬，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上汽集团曾经招聘GM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来做上汽副总裁，先是主要分管全球事务和重大决策，但实践证明，由于思维方式、沟通方式的问题，难以参与日常治理的经营活动；后来又分管国际事务，仍不能胜任。所以，今天一些市场化招聘的高管，他们的薪酬是按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自身的经验和能力确定，但实践中仍出现很多摩擦，这也需要市场规则与人才配置之间的匹配。

陈小津*：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

以往的中央文件都是按级传达，这次一下子全党全民公开，可见《指导意见》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学习、体会、落实、贯彻。

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今天的《指导意见》相当一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企发展改革文件的典范。

建议结合《指导意见》的学习，开展对国企发展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及对国企多年成功典型经验的交流，这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将国有经济的理论探讨推向深入，更好地学习贯彻《指导意见》。

国有大企业是有“魂”的。这次大阅兵展示了国有军工企业的实力和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两弹一星”后面国有企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的艰辛和默默奉献。再比方说“鞍钢宪法”、“大庆会战”。将这些活动回顾一下，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对于我们更好利用、落实、贯彻《指导意见》有很大现实意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成就伟大，教训也不少。有教训怕什么？当年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那么深刻，共产党的本质就是能自我完善，自己总结教训。

比方说煤炭工业，当时主要领导人争论，今天回头看煤炭这些问题，矿产资源门一开，小煤窑的问题，污染环境的问题，山西省塌方式腐败，教训多深刻。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中信就有很丰富的在改革开放中壮大的经验。还有许多新生的事物比如中国商飞、中航工业。很多老前辈的同志在自己的行业干了一辈子，航空、航天、核工业等等，这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我们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应该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把理论探讨推向深入，对于更好贯彻《指导意见》也很有好处。

高梁*：媒体有责任引导舆论全面理性看待国有经济

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人就不断对国有经济实行污名化、妖魔化，那些认为国有经济跟社会主义没关系的理论，无非借口就是国企低效、腐败、垄断等。

去年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一个讲话上说，根据百元收益上交税收情况，2014年国企、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分别是8.53%、3.02%和3.03%。国企税收率是非国有企业和的2.8倍。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06-2008年统计数据，机电类行业中，看企业增加值率指标，国有、民营、外资企业都是26%，这组数据最能够说明一个行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实际效率。

在国家经济中，国有企业对国家转型升级，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了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的中坚作用，这是有无数事实证明的。比如电力方面，我们在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领域世界领先，保证了我们能够长距离大规模输电，实现西气东输；再如，国产大型火电机组的推广，使发电单位耗煤量大大降低；大型工程机械、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自主创新等等。没有各行业领域以国企为中坚力量的自主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支撑我们国防科技工业的快速进步，也不可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

我们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距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就无法提升国际竞争力，也不可能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

（编辑 宋斌斌碣石）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有林，《求是》杂志原社长、总编辑。

*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张晖明，复旦大学教授。

* 陈小津，中船工业集团原董事长。

* 高梁，《经济导刊》总编辑。

TPP谈判达成协议在中国引起激烈争议。

从纯经贸角度去讨论TPP协议对中国经贸未来前景会产生何等样的后果，实际上是“瞄错了靶心”。诸如将缔约国已经很低的关税降至零、将劳工保护标准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反对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反对汇率操纵等等“枝节”，我认为都只是TPP谈判的烟雾弹，是为了掩饰其核心目标：夺取超越国家主权、进而间接主导主权国家政策法规制定和实施的贸易冲突仲裁司法权！

也就是说，有关“投资方－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才是TPP协议之要害所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方可洞悉为何TPP要抛开WTO而另起炉灶。

在WTO模式下，外国投资方必须遵守所在国国家法律法规。一旦发生利益纠纷，所在国拥有司法裁判权。如果投资方不服还可以上诉到世贸组织。但投资方必须通过其所属国才能上诉到世贸组织，因为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权提出诉讼，也只有世贸组织成员国才拥有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的最终控制权，包括选择仲裁机构的权利。

但是TPP协议中的ISDS机制则将提出诉讼和仲裁的权利从主权国家手中夺走，而交到跨国投资公司和某些类似“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设在华盛顿、纽约等地的“国际”机构手中。由这类机构在主权国家与跨国投资大公司发生争端时主持仲裁；这类仲裁没有任何上诉机制，其不利于主权国家的结构设计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一旦加入TPP，那么外国投资公司如果认为所在国政府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规损害其利益的话，就可以提出诉讼，由设在美国的仲裁机构进行终审裁决。也就是说，TPP缔约国不仅必须对其现有政策、法律、法规重新审核，以免违反外国投资公司的利益而招致巨额赔偿损失；而且缔约主权国家在未来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也必须首先咨询在本国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的意见，看是否违反其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跨国投资公司将成为所有TPP缔约国的隐形的“太上皇”。加入TPP实质上就是把经贸司法仲裁权拱手相送给跨国公司集团，并任由跨国公司集团主导本国的政策、法律、法规。

这才是TPP的要害所在。所以，是否加入TPP不是一个经济或贸易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国家主权问题。

TPP协议让我想起几年前对ACTA（互联网反盗版贸易协议）的深入调查。与TPP一样，ACTA谈判也是秘密进行的，也将中国排斥在外，也包含了大量不公开的内容和条款。当时我采访了法国大量网络人士和各路专家，最终发现这一谈判也是借着“反盗版、知识产权保护”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使跨国网络公司能够绕过主权国家，以打击盗版的名义，对任何一个签约国家进行越国界网络监控。也就是说，最终如果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掌握着网络最终司法裁判权的，将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跨国网络公司——如谷歌、推特、脸书等等。谢天谢地，ACTA协议在全球（除中国以外的）数以亿计的网民一致且极其强烈的反对下无疾而终。当然，这一谈判本来就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目前是否仍然在秘密继续，我因没有再跟踪，所以不得而知。

TPP产生过程几乎与ACTA谈判方式如出一辙。惟一不同的是TPP终于达成了协议。于是“不带中国玩”便成了一个事实。谈成的TPP和失败的ACTA、以及目前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为跨国公司集团夺取超越主权国家的国际司法仲裁权，在发生贸易争端时可以合法地干涉缔约国的经济、贸易甚至社会、货币等国家核心政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届时我们国家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项立法、每一项规定……如果没有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认可，我们就将面临遭到其在国外提出诉讼的可能性。而一旦败诉（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且很有可能是惟一的结果），我们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巨额赔款的前景。这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那签约的12国难道都是傻瓜？都会不明白？问题恰恰在于此。仔细看一看这12国的构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TPP在亚洲能够成功，而欧美之间的TTIP却谈到今天还未谈成。驯服欧洲毕竟比驯服亚太12国要困难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排斥中国的原因：中国绝对不会加入这样一个协议。

德国民众游行，反对TTIP

诚然，中国是一个习惯于“打太极拳”的国家，所以竟会有人提出这是一个“倒逼中国第二次改革”的说法，好象只要中国加入，中国能够适应这种苛刻的规定。这绝对是一个错误。中国尽管适应能力很强，历来能够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照样拿到“金牌”，但其中的代价之大，是我们绝不能忽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给跨国公司输送的利益，绝对远超我们自己所获。夺取金牌数量永远不及制定金牌规则来得重要。获取最大利益者也永远是规则制定者。

TPP、ACTA、TTIP等此类所谓推进新的自由贸易规则的谈判，实质都是为了超越主权国家，直接为跨国公司财团服务，为在未来建立一个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今年年底将在法国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同样性质的谈判。其借口从表面上看更为“合理”：因为气候“变暖”将危及所有的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将自己的部分主权交出来，成立一个世界性的机构（世界政府的雏形？），来共同应对气候“变暖”对人类带来的“挑战”。其关键要害同样在于谁来进行碳排放量测定？发生纠纷时谁主持仲裁……

理解了这一点，即可理解为什么TPP协议即便是在美国，也遭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因为美国国家虽然在台前表演，但实质主导TPP谈判的，则是隐藏在幕后的当今世界真正的统治集团：跨国公司集团。跨国公司集团的构成是一个金字塔形状，以金融财团（华尔街和伦敦城）位于金字塔的塔尖，下面统领着各大跨国财团，其中包括军工、石油、医药、粮食、影业传媒以及网络通讯等，再下面就是各大制造业集团。越是在塔尖的集团，所获利益就越大，拥有的权力也最大。如果这个金字塔最终搭建成功，将意味着主权国家的消亡。

其实，TPP不仅仅在中国引起争议，在12国同样引起争议。甚至包括跨国公司最多、特别是华尔街的所在地美国也同样。因为反对者都已经认识到，TPP将同样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仅仅是有益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集团。

因此，美国国会是否会真的批准TPP，将意味着美国究竟被控制在跨国公司集团手中（即寡头政体），还是美国人民手中（即民主国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9日，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增速有所放缓，降为6.9%。有专家表示，尽管这是多年来首度增速降低至7%以下，然而这只是增速的换挡，经济增速总体仍然保持平稳，并不存在失速风险。本文作者也认为，类似“世界经济被中国拖入新噩梦”的担忧根本无法成立……】

今年在秘鲁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始终围绕着一大问题：世界刚像送瘟神般从上次经济危机里解脱出来，是否会被中国经济下滑拖入新的噩梦？然而，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假设——即目前中国是全球经济最薄弱的一环——本身就非常值得怀疑。

毋庸讳言，由于经济疲软、金融恐慌以及政策失误三大因素，中国经济确实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夏天。单独来看，这几个因素都不足以威胁到世界经济，但它们在交织作用之下不断自我强化，形成循环：经济数据走软导致金融市场骚动，造成政策失误，进而引发更大的金融恐慌、经济疲软和政策失误。

2008-2009年的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市场这种自我强化的反馈机制极易造成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传播强度远远高于普通商贸行业。现在的问题是，今年夏天发生的恶性循环是否将持续下去？

要明智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得把金融感知与经济现实区分开来。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本身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稳步下降，2010年是10.6%，今年预计是6.8%，2016年预计将降至6.3%。

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技术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了一个由外贸、消费双重支撑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减速不仅是无可避免的，也是符合期待的，因为快速增长给环境造成的压力已经逼近了临界点。

虽然增长步伐放缓，但中国经济规模的绝对增量决定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高于过去任何时候。2005年中国GDP为2.3万亿美元，如今已达10.5万亿美元。我们通过简单的计算便可得知，在10.3万亿的基础上增长6%或7%，增量远远大于在2.3万亿的基础上增长10%，毕竟10年前的基数只相当于今天的1/5。这个基数效应也意味着，尽管速度逐年递减，但中国吸纳消耗的自然资源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然而，中国还是令许多人坐立难安，尤其是新兴国家，因为金融市场的表现使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不光在减速，更面临着坠崖的危险。西方很多评论员，特别是来自金融机构的分析师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速（7%）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捏造的。不久前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的预估值（6.8%）也不足以说服他们。这些人拿钢铁、煤炭、建筑等行业的统计数字说事——在中国某些省市，这些行业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另外，他们还指出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过去。

这些怀疑论者并非一概不接受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他们愿意相信比较糟糕的官方数据，比如建筑和钢产量（8月分别同比下降15%和4%），却认为零售业10.8%的亮眼增长缺乏可信度。

或许金融家索罗斯提出的“反身性”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多年以来，索罗斯一直强调金融市场能产生不准确的预期，而这种预期能反过来改变现实。这与我们在经济学课本里学到的、经济模型里应用的完全相反，经典假设从来都是金融预期调整以适应现实，而不是反过来。

今年夏天，中国股市从“疯牛”秒变“疯熊”，这场股灾便是反身性的经典案例。中国政府的响应办法是以2000亿美元支撑股价，随后使此前一直稳健的人民币小幅贬值。全世界的金融分析师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这套政策，并谴责中国政府背离了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中国政府的冒险行为被外界看作巨大潜在经济风险的证据。

随着“增长减速”和“经济崩溃”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市场专家们的口中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悲观的看法迅速对现实起到了塑造作用。9月中旬，私有经济的采购经理指数公布，为47.0，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个数字时纷纷加上了这句话：“该指数显示制造业已连续7个月萎缩。”

事实上，在这7个月里，中国制造业一直在以5~7%的速度增长。西方媒体根本就是错误解读了数据，因为在采购经理指数中，50不是增长和衰退的枯荣线，而是加速增长和减速增长的区别。的确，该指数在36个月中有19个月低于50，但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仍为7.5%。

在紧要关头，媒体这种夸张的措辞损伤了人们对中国政策的信心。中国正在进行复杂的经济转型，其三大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消费型经济；金融系统改革；以及保证经济增速稳步下调，吸收其他国家产业调整和金融自由化经验教训，避免经济发生崩溃。

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决策部门需要灵活调整三大目标的优先级。在此过程中，获得国际投资者乃至本国公民和企业的信任尤为重要。若缺乏信任，转型大计将困难重重。

历史上，由经济不稳定、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组成的恶性循环曾一次又一次地击倒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权。或许正因如此，中国出乎意料地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微调才会引起巨大的恐慌。

如今人民币汇率已经回稳，资本外逃现象大幅减少，中国央行10月7日公布的外汇储备数字高于预期水平便是佐证。这显示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政府给予股市的支持措施也比7月更加有效。

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管理比几个月前更加行之有效。中国可以避免外界普遍担心的金融灾难，其他与中国经济健康程度息息相关的新兴经济体也应逐渐回稳。

2008年之后，世界逐渐从美国和欧元区的遭遇中认识到，金融预期能够与政策错误发生危险的反应，使看似微小的经济问题演变成巨大的灾难。如果最后人们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然比西方自由市场的虔诚信徒们更理解资本主义金融、实体经济和政府之间的反身性互动，那将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刘晓明大使接受BBC记者安德鲁·马尔专访

原标题：刘大使反问英国记者：你们有钱吗？你们有技术吗？

刘大使火力全开。继接受Channel 4专访以后，这位中国驻英国大使昨天又接受了BBC著名记者安德鲁•马尔的专访。面对英国记者“英企能否反过来在中国投资建设核电站”的疑问，刘晓明大使当即反问：“你们有资金吗？你们有技术吗？你们有专家吗？如果你们这些都有，那我们就会像对待法国人一样，与你们合作。”

“但我觉得英国在其他方面很强。”刘晓明大使不忘“安慰”对方。

中国的中广核与中核集团，即将与法国电力集团一道投资建设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总造价高达240亿英镑。英媒预计，习近平访英期间，各方将敲定协议，中企将占30-40%股份。

三天前，10月16日，刘晓明大使还接受了BBC另一档品牌节目《新闻之夜》的专访。主持人埃文•戴维斯问了几乎一样的问题，“如果中英位置互换一下，你认为中国会允许英国的承包商在中国建设核电站吗”，刘晓明大使回答：“我想问一个问题，英国有足够的资金在中国建设核电站吗？”

戴维斯不愿放弃：“假如有？你认为有吗？”

“我不太确定。我认为，英国希望中国来英投资建设核电站，是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中国拥有先进的核电技术，中国的核电站数量比许多国家都要多。”刘大使回答。

中国高铁（资料图）

原标题：中国高铁到底有多牛？全球叹服！

习近平主席开始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届时将讨论高铁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特地选择在中国宣布开放总额度为118亿英镑的高铁2号项目建设合约的竞标。

此前，在9月末公布的《第七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中，中英双方一致认为2015年4月成立的中英铁路联合工作组是成功的。

除了英国，美国也看好中国高铁。就在9月份，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与美国西部快线公司签署协议，合作建设经营美国西部快线高铁。为何美国和英国都如此青睐中国高铁呢？听我们娓娓道来。

中国高铁世界第一

中国的高铁建设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频频刷新世界纪录。从引进技术到领先全球，短短10年间，高铁不仅获得国人点赞，也赢得世界目光。“中国速度”已经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高速铁路发展至今，全球高铁在行使速度上排行以中国为首，其次是中国台湾、韩国。以下是全球十条高速铁路系统。

1、中国CRH2高铁

2、中国台湾THSR高铁

3、韩国KTX高铁

4、日本新干线

5、西班牙AVE

6、英国“欧洲之星”

7、法国TGV

8、日本MLX01

9、德国TR-07　

10、日本MLU001

或许有人问凭什么中国高铁能成为世界第一？那我们来看看中国高铁所创下的辉煌记录吧！

资料图

中国高铁大纪录

运营里程最长

2014年，贵阳至广州、沪昆高铁杭州至南昌段和长沙至怀化段、兰新等一批高铁新线相继开通。截至2014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1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达到1．6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营业里程的一半，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运营时速最高——486.1公里

时速486.1公里——这是喷气飞机低速巡航的速度！2010年12月3日，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试验段，CRH380AL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第一速。

轮轨试验时速最高——605公里

2011年12月，由中国南车研制的更高速度试验列车，又称500公里试验列车，在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落成，设计速度500公里，在高速列车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创造了605公里的最高轮轨试验速度。够快了吧！

世界等级最高的高铁——京沪高铁

2011年6月，京沪高铁建成投产，这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它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7省市，连接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全长1318公里。

要知道，连接中国最繁华城市的京沪高铁，可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去年客流量过亿。2014年7月1日，在开通运营三周年之际，京沪高铁对外宣布正式盈利，按营业税口径计算，全年有望实现利润12亿元左右。

世界首条新建高寒高铁——哈大高铁

2012年12月1日，中国首条也是世界第一条新建高寒地区长大高速铁路哈尔滨——大连高铁投入运营。哈大高铁营业里程92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线设23个车站。根据最近30年的气象记录，东北三省全年温差达到80℃，是中国最为寒冷、也是温差最大的地区。中国高铁在这样冷的地方经受住了考验，赞！

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高铁——京广高铁

2012年12月26日，全球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全长2298公里的京广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的重要“一纵”，北起北京，经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南至广州，全线设计时速350公里，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有专题分析说，仅京广高铁京郑段2030年前对全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就将达到2758．44亿元。建一条高铁，拉动一方经济，此言不虚。

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高铁——兰新高铁

2014年12月26日，兰新高铁全线贯通。全长1776公里的兰新铁路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铁。除此之外，它还享有不少“第一”：一是它途经烟墩、百里、三十里及大阪城等四大风区，同时沿线有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固特等几处沙漠，是首条穿越沙漠大风区的高铁；二是横穿我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盆地和海拔最高的祁连山高铁隧道，16.3公里的祁连山隧道中的最高轨面海拔为3607.4米，被誉为“世界高铁第一高隧”。

最惊人的高铁运量

这几年，高铁以方便、快捷、舒适征服了不少人的心。在京津、京沪、武广等线路，高铁也出现“一票难求”。2014年，有8亿多人次选择高铁出行，其中最繁忙的是京沪高铁，一条线就有过亿人次乘坐。

编者按：2015年6月29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应邀到喀什大学做专题讲座。喀什大学是一所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综合性应用型现代化大学，也是中国最西部的一所大学。

本刊将分两期连载汪晖教授此次主题讲座内容，及汪晖教授与嘉宾、师生互动的精彩内容。

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福乐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黙德•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塔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我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我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将近200年前的1821年，当时并不是很出名，但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议，这个奏议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势力，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印度洋的道路。

在1758至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就在1820年，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的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到1827年被清军击败。在这些动荡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官员腐败颟顸、政策进退失据，以致民怨沸腾的侧面。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对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有点民族志的味道了。1820年，在伊犁将军松筠幕前谪戍的前湖南学政徐松，经过实地考证，纂成《伊犁总统事略》，并由松筠进呈道光帝，道光皇帝作序并赐名《新疆事略》。这本书中的《新疆水道总序》和《新疆水道表》对新疆的十二条河流和湖泊做了记载。徐松，还有祁韵士，都是清代中期对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的人物。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都是这个圈子中的人，他们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奏议书疏，如《拟进上蒙古图志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上今方言表》、《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等，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的问题。

龚自珍视野的前瞻性

在182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对这块土地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还守着宋明理学的夷夏之辨来理解“中国”。龚自珍的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界定，例如他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说：“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理学的中国观的针砭和批判，他自问自答：“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这是《五经大义终始问答》中的话。龚自珍、魏源等并没有做过实地调查，只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感觉到这个地域的丰富和广大。这不是一种一般的区域性的关注，而是对“中国”的再定义。用龚自珍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之学”。

清代在新疆设行省是1884年，那是在阿古柏之乱后的事情了。阿古柏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1877），龚自珍1821年上奏《西域置行省议》的时候他才出生，是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他在1865至187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终被左宗棠军队击败。从1821年至1884年，前后63年，如果当时统治者认真阅读龚自珍的奏议（据说弃阅是因为嫌龚自珍的楷法不中式），甚而采纳他的方略，那么新疆地区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吧？虽然人们通常会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做一点反事实的猜想，也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主张“捐西守东”的李鸿章称赞龚自珍说：“定公经世之学，此荦荦大者。”这份奏议中的一些具体建议，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光绪朝始得实施。朝廷鼠目寸光、缺乏远见，甚至“远见”就在手边也无法辨识，这是常常发生的、可悲可叹的故事。龚自珍是当时第一个系统提出关于新疆问题的行政设置及其意义的人，也是内地士大夫中将新疆问题纳入中国问题中思考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龚自珍的这篇奏议，还应该与他在同一年写作但已亡佚的《东南罢番舶议》及后来给林则徐往广东赴任时的信结合起来读，也就是将西北问题与东南沿海问题联系起来读。我手头没有原文，但开头几句记得很清楚：“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自珍要描述的是西北，而西北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西北不临海”。换句话说，虽然西北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却必须从海的角度加以界定。

我们将这个视野与过去的史书、舆地学或士大夫的描述做个对比，就知其新意了。过去用山川、大漠、水地、草原、边界和边界内的族群、边界外的王朝界定西域，现在却从最遥远的海洋的角度来界定这个广阔的大陆。龚自珍说：

“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隃。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

龚自珍比较西北与东南之不同，东面的辽东和南面的闽粤，均临大海，而最西端至爱乌罕，最北端则是乌梁海，陆地的那边还是陆地。但高宗皇帝，也就是乾隆，用兵西征，锋芒所至，竟距北京一万七千里之遥，或许就要打通抵达西海的道路了。这个西海龚自珍并没有具体描述。但从今天的视角看，西海不就是印度洋吗？路线是不是就是通往瓜达尔港的这条中巴走廊？枢纽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置身的喀什？我们现在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不就是因为龚自珍曾经描述的这个从海洋视野中展开的内陆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篇奏议是“一带一路”（内陆与海洋）设想的前奏，或许也有一点道理吧？

内陆与海洋关系发生逆转

意识到内陆与海洋关系正在发生逆转的当然不止龚自珍一人。林则徐、魏源都有深刻的洞察。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时代，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变得极端重要了。恰恰是因为海洋变得特别重要，内陆的重要性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即不能只在防御游牧部落对于农耕部落的冲击，或者稳定清俄边境的意义上谈论内陆了，而且必须从大一统王朝与海洋时代的关系中思考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域。即便是清俄关系，也必须置于新的关系中进行考察。这是一个变动的视野。

放在历史变迁中，这个观察的新意就在于，龚自珍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内陆，而是来自海洋，这是两千多年来历史动力的逆转。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内外动荡之外，1820年鸦片进口量跃升至5000箱，是鸦片贸易的一个转折关头。河水泛滥、安置移民、平定动乱消耗了国力，而鸦片贸易又导致大量白银流失，反过来使得边疆和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这是国家财政困难，治理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代，也是海洋压力对中国变得如此地紧迫的时代。因此，在思考内陆问题时，意识到海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龚自珍在这个时期的著述中，将更大量的文字留给了青海、西藏、蒙古和回部。他当时就意识到在这一轮的海洋时代的竞争里，中国已经处在弱势的地位了。将近20年之后，他给赴命广东的林则徐的信中谈及中英军事斗争，已经包含了以内陆抗衡海洋的思想。而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以陆战对抗海战已经是基本的战略。这也是林则徐长期思考的结果。

我曾经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龚自珍的西北论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做过一个比较，或者说，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评论说：哥伦布时代并不是天然的海洋时代，在开始的时候，它以海洋时代的面目出现，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对于以“大陆”的权力分布和结构为基础的利益关系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龚自珍的西北论既是对清朝社会危机的反应，也是对所谓“海洋时代”——以军事、工业、城市化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为实质内容的时代——的反应。如果说海洋时代以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为标志，试图通过赋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原有的朝贡关系和多元性的礼仪制度，那么，清帝国出于内部动员和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内部的政治结构，通过加强内部的统一性，把自身从一种“无外”的多元性帝国转化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由于这个“民族—国家”所内含的“帝国性”，它又不可能不是一个“跨体系社会”。这个地区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全部植根于这一转变之中。我在这里所说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并不仅仅指族群、宗教信仰、语言和人口的混杂性，而是这一混杂性所居于其中的新的政治形式、社会组织及其规范下的内外关系和日常运作的动力。

正是因为理解了海洋时代的重要性，懂得这个时代的真实挑战，龚自珍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新疆的重要性。所谓海洋时代，其实也正是海洋失去其先前的无限性的时代，失去其未知意义的时代，即海洋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无限的范畴转变为西方的“内海”。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当年只能依托陆地的国家，正在试图将这个“西方的内海”变成“互为内海”。全球化将20世纪之前的海洋统统变成了“内海”，也就开始了“全球律则”（the Nomos of the Earth）的时代。因此，欧洲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各种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的“普世性”不过是在海洋内海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方法论上说，所谓“普世性”是通过对“无限性”的消解与所谓“袪魅”，以理性建构的方式，运用于或强加于世界的一套规则体系。

在晚清时代，写出了《大同书》的康有为，实际上就是综合大同理念与科学方法为全球治理订立规则。但是，这个大同构想产生于古典理念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也就是一套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律则的全球律则。事实上，康有为在《大同书》之外，还出版了《诸天讲》，前者是大同学说的外篇，后者才是大同学说的内篇，也可以理解为他为大同宇宙建立律则的尝试。《大同书》书写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一个只有内陆和内海的、可以用经纬线加以衡量和治理的世界，那么，其原理既源自宇宙自然，也必然可以运用于宇宙自然——这是人类试图将外太空内在化的想象，虽然这个过程还看不到尽头。

在龚自珍给林则徐的信里，提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从禁绝鸦片、整肃吏治、打击腐败，到如何与外商打交道，甚至海防等军事部署和武器的配置，他都有很精确的建议。林则徐很惊讶于他对广东的了解，知道他不是那些书斋中论兵的士大夫可比。我们反过来说，他的敏感还由于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已经思考了西域的问题。他思考海洋问题，包含着内陆的视野；而他思考这个内陆的重要性时，恰恰是从海洋的视野出发的。海洋成为了西方的内海，西域就必须被纳入帝国的行省，这两者之间有呼应的关系。也正由于此，我们才会读到《西域置行省议》中那段如今听起来有些突兀和奇特的句子，即“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或者“西北不临海”。

魏源后来也曾感叹，原来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中国人想象天下的时候，常常局限在一个帝国的范围内，所谓“外面”总显得更加遥远，可是当魏源、龚自珍有了新的地缘视野的时候，中国的“四海”意识发生了质变。中国现在进入了“两洋”的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时代了。我是说印度洋也成为界定中国的潜在视角了。新疆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东南沿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压迫，但对出海口的需求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因此，一定要找到内陆跟海洋的关联，找到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关联——如果太平洋成了西方的内海，印度洋那边还有一点可能性吗？其实两边都在内海化，但无论如何，当东南沿海面临问题的时候，恰恰要从另外一个部分去思考我们这个大陆跟海洋的关系。事实上，龚自珍提出的是将古代界定中国的作为“浑圆大物”的“四海”变成中国能够抵达并自由通航的四海。这是对于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突破，但这个突破同时采用重回古典的道路——亦即因海洋时代的到来而被废弃、贬低的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茶盐之路——的形式。但对他而言，这一次“重回”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含义，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制度构想。

1821年的时候，这不过是一个身处京师、地位不高的士大夫对世界的思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与今天的发展有关。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等等，新疆再一次地变成了真正的战略中心，新疆是“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最切近的着力点。我们可以说，从1821年到今天，有一个思想的线索是前后相联的。龚自珍意识到当内陆-沿海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引发剧烈的挑战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转变，例如内部行政体制需要变化，所以他提出置行省，其他的财政关系、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以儒家为中心的世界观也要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时写了一些对内地儒学学者的批评，说你们到今天还以长城为边界，守着过时的夷夏之辩，其天下观是如此的狭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卓识会把他孤立于他的同僚们。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及未来潜力，却自以为高明，抱残守缺。

当龚自珍批评他自己的同僚和朋友之时，就是在批评他自己曾经习惯的那个自我中心的、以内地为中心的、以京师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他对西域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这个地区的探讨，也是一个世界观的修正，或者说，他要重新建构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在地域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自我理解的意义上，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重新界定“我们”的含义。并且，把原来以某一个地域为中心的看法，转变为从太平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即“两洋”之间来观察这个大陆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这个长期处在边缘和边疆地位的地区，突然成了观察中国的中心之一。这是一个转变：不再是唐以前的长安和中原、不再以明清之际的江南，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观察时代的变迁，构思未来的方略。没有西域的视野，一个新的、完整的中国就无法界定。这个重心的偏移当然是相对的，却绝对不是可以省略的。

历史叙述中的中心与边缘

龚自珍上书建议设置行省之后的100年，也就是1920年代，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就是前面提及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到中国。研究蒙古史、满洲史的人更多地知道他，他也涉猎过一部分伊斯兰区域。1920年代，他先是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的雇员来华工作，勘探一些地方，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地理学会即《太平洋事务》杂志的支持下再度来华，沿长城进入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他意识到了这个区域的重要性。他跟傅作义等人有很多交往。他出版了许多书，最出名的一本就叫做《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和龚自珍的说法略有相近之处。龚自珍讲西域，拉铁摩尔侧重谈长城沿线。在关内很多人的眼睛里，长城已经是边疆了，一个边缘的地区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从哪儿出发来观察历史，表现的是你整个世界观。如果把龚自珍、魏源的西北论放在中国历史的南北关系中考察，那么，这是一次历史的倒转：传统由北往南的迁徙、扩张、征服和贸易路线，现在开始转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由南往北运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向？在分析长城沿线的历史互动时，拉铁摩尔明确地区分出“前西方”（pre-Western）与“后西方”（post-Western）两种不同因素，并把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是塑造新的边疆关系的基本动力。

在这一新视野的观照之下，以往中国社会的持续变动——族群关系、国家制度、经济制度、风俗文化和移民结构等因素的变动——主要不是远洋贸易或跨海征服，而是一种“亚洲内陆”的运动，一种大陆内部由北向南的运动。与此相反，“海洋时代”却是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扩张的代名词：在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占领和扩张之下，铁路、工业、金融等来自海洋的新因素把旧有的边疆关系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以至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范畴，就无法描述这种既新又旧的历史关系。

拉铁摩尔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现代的边疆扩张事实上意味着在早期历史中形成的人口和权力的运动路线的明显转向。导致这一转向的最为重要的动力，始终是工业化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从外部、从西方和日本的工业、商业、金融以及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也是从海上强加到中国的身上，并在沿海区域发生作用。”

如果说由北往南的运动以战争、朝贡、贸易、移民、法和礼仪的重构为主要特征，那么，从沿海向内陆扩张的运动路线则伴随着下列概念的频繁出现：贸易、条约、边界、主权、殖民、工业、金融、城市化、民族-国家。在拉铁摩尔看来，17世纪的满洲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最后一波。从此之后，大陆内部的运动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海洋时代”来加以界定。

龚自珍和拉铁摩尔之间有呼应，但更有不同，那是位置决定的。龚自珍的西北论是在清代经世传统与新的历史变动的互动中产生的。他有自己的政治观念，他不仅要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在哪儿，也要寻找中国的机会在哪儿。他不仅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个重要性还在上升，而且还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是通过贬低内陆的重要性而产生的。他写奏议，突出的就是内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内陆与海洋在新的环境中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说起来很容易解释清楚，但放在1820年代，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洞见。同时期没有哪个儒家的士大夫，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深远的世界观转变的开端及其后果。

拉铁摩尔的“长城中心论”

与之相对照，拉铁摩尔的到来本身就是海洋时代的产物。他的独特之处是：当大部分人注目于沿海之时，他把目光投向了长城内外，因为他发现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独特动力和运动逻辑。他的书从上古写起，一直写到近代，这是一部经典的综合性著作，将天文地理、自然生态与历史变迁结合起来。他的一些具体数据和结论，在今天不一定都成立，根据考古和其他的一些研究，人们可以而且已经在修正他的说法。但他的整个思考，到今天仍然是经典性的。

首先，他叙述的不是运河中心论、海洋中心论，而是长城中心论。他强调的是，秦代以来反复修筑的长城，起初的动机是一个防御的工事；可换一个世界观来看，长城沿线实际上是两大文明或者生产体系交互运动的结果，也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运动、相互交流的走廊；很多的关系，贸易、迁徙、交往、战争和宗教活动，就发生在沿长城两侧。所以，在拉铁摩尔的视野中，边疆，frontiers，成了“互为边疆”。边疆是一个交往地带，互为边疆，犬牙交错，相互渗透，来来往往。他甚至研究了蒙古的一些定居和游牧的情况，认为早期游牧部落的形成很可能是从关内、从农耕文明分离出去，最后逐渐成为稳定下来的游牧部落。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遭到修正的观点。

与之相反，游牧部落以后又对内地有持久的冲击，一代又一代由关外向关内的冲击，导致了中国历史几次重大的变化，从匈奴到突厥，从契丹到女真，从女真到蒙古，都是持续冲击中国王朝的游牧（及农耕）部落。所谓晋室南渡，所谓宋室南迁，这些冲击导致了中国人口和文化的大迁徙，今天南方的方言，常常包含了更多的古代中原音韵，就是其后果。广东话、福建话、吴语，我听起来也很困难，其语音要比我们通常说的北方方言更接近于中国的古音。如今，中国文明起源地的发音，更多的是北方方音，像西安话里头大量有蒙古发音的遗存，其他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北方语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近代音的形成，比我们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的近代要早得多，主要是北方进入这个区域而产生的变化。北方音晚，南方音早。学习中国文学时，老师常常会说，念唐诗的时候，最好说上海话、苏州话，用扬州话念，也比用普通话念更容易把握平上去入，尤其是入声。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动力是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为中轴的，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明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和南方的广阔地域。

我们再来看看拉铁摩尔所说的“前西方”与“后西方”的区分。19世纪前，可以称为前西方的时代。在前西方时代，中国历史的动力都是由北方向南推动的。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游牧民族对于关内的多次入侵和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几次大变迁，尤其是蒙古势力和满洲势力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对于中国地域和人口的稳定、对于中国文明内部构成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到19世纪，西方时代来了，这个海洋时代带来的是机器，交通运输的大发展，城市的大规模扩展。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要的动力都来自海上，这个时候迁徙的动力，文化变迁的动力突然有个逆转。资本主义就是靠着这个海洋的动力，背后则有机器和制造技术的推动，当然还有信息技术的扩张，而军事能力则是这些技术最重要的标志。这个时候城市开始扩张，它的移民方向开始变迁。即便在今天，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部，变化的动力也主要源自沿海，从内陆向沿海的移民远远大于从沿海向内陆的移民，基本动力的方向与“后西方”的状况也还是大致相似的。

拉铁摩尔的观察虽然敏锐，但还是难脱海洋史观的影响。拉铁摩尔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主要着眼于时代的差异，而忽略这些变迁时代的内部复杂性。综合地看，导致这一历史运动路线转向的基本条件包含了三个方面：

第一，清王朝是从北方入主中原的帝国，它在一统全国、定都北京、平定三北之后，势必将内地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带入它的发源地东北和西北地区；随着长城的边疆含义的消失和内地人口日孳，长城两侧的边疆区域成为清王朝的腹地。清初开始的沿着关内向关外发展的运动——移民、通婚、相互同化，以及相应的法律调整——都证明由南往北的运动源自清王朝的一统之势。随着边界的北移，清代士大夫势必把西北视为王朝国家的内部事务。其实，由于蒙元王朝，清朝这些大规模王朝的形成，虽然是通过北方入主中原的形式确立的，但由于它们变成统一的王朝，并试图继承中国王朝的法统，内部更多的混杂变得不可避免。所以，它们的第一波动力虽然是由北往南，但在统一王朝内，从南往北的移民路线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统一的共同体的必然后果。

例如，清代最初有封禁的政策，东北是满族起源地，不允许汉人进入。西北蒙古地区，开头也是封禁，但到18世纪汉人进入蒙古地区的情况已经很多了，到19世纪的时候就更多了。我们看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移民的过程，实际上是随着政治的变迁，随着新共同体边界的形成和稳定化而展开的。正是由于迁徙，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也都变得复杂多样，即便有某个族群起着主导的作用。贸易、战争、交往、朝贡和进香，是造成混杂性的多重动力，而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促成更大规模的内部混杂的历史条件之一。这个要素并不只是从20世纪开始，而是非常非常早，我们可以推下去，汉、唐、元、清这些大王朝的复杂局面十分明显，即便是宋明时代，也同样包含着混杂的趋势，只是程度和规模不同而已。

第二，清朝的帝国扩张和建设同时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维护东北和西北的中俄边疆区域的安定成为清朝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关系而产生的划界条约、贸易条约同时还联系着新疆、特别是准噶尔地区的战争和征服活动。随着外部边界的确定、跨国贸易和军事冲突的发展，不但清代士大夫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发展，而且中央对这一区域进行有效控制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清代对于西北和新疆的所谓“回乱”的镇压，密切地联系着帝国边界的内外压力和联系。

第三，清代后期开发西北的动议，是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剧、东南地区面临鸦片贸易和军事压力、白银外流和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既是清代初期开始的历史运动的延续，也是对于来自“海洋”压力的回应。那种将清代南北关系的转折单纯视为海洋压力和工业化的结果——即西方影响——的看法也还需要修正。

拉铁摩尔提出了一个以长城为中心来观察中国的一个世界观，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内陆，整个亚洲区域，所以他把这本书叫做《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就把整个这个区域关联在一起了。他的这个描写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过去的黄河中心观、运河中心观、江南中心观。明清时期一般研究经济的都是以江南为中心的，但拉铁摩尔拉长历史视野，提出了一个长城中心观。其实，他的这个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观，也是由海洋的新角色激发出来的。

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

说到黄河中心、运河中心等等，免不了提及另一批历史学家，比如宫崎市定，还有其前辈内藤湖南，就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有一批历史学家做东洋史、东亚历史，要把中国放到东洋这个范畴内部去。日本一直处于中国王朝的边缘，现在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逆转中国中心、日本边缘的传统位置。这些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上是帝国主义者，但有一些观点是有洞察力的，有些视野也很有启发性。我们讨论了长城中心，也不妨看看他们的观点。

他们提出东洋的近代问题，追问东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现代起源和历史脉络。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前期，日本都在跟西方的列强竞争，他们不但要在军事上工业上竞争，而且要在历史观上竞争，强调自己有个平行的现代过程：我们不是只是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化。如果现代都是从西方开始，还怎么论述自己的主体位置呢？但单说日本无法成立，因为古代日本处于中国文明圈的边缘。因此，他们提出中国有一个早期近代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宋朝。东洋的近世从十世纪的北宋开始，到十四世纪的时候，李氏朝鲜也进入了这个早期现代的过程，最后是德川日本，十七世纪的时候进入了现代过程。从空间上说，东洋的近世就是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到日本。

这个叙述背后隐含的意思，宫崎市定说得也很清楚。他说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黄河中心的时代，是一个以长安和黄河为它的文明起点、中心地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黄土高原和内陆文明，整个中原区域成为它的一个主要活动和传播的范围，既往西也往东扩散。为什么到十世纪的时候，宋朝成为一个新开端呢？他们列出了很多标准，在这些标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是宋朝的时候，中国进入了运河中心的时代。运河成了一个交通的大枢纽，连接了沿海和内地，一直到近代，沿海和内地发生了新的特殊的关联。这个关联有很多后果，因为到了17世纪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海洋中心的时代，日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中心了。这是一个目的论叙述，从你的长安，然后开封洛阳，绕道朝鲜半岛，最后抵达东京。日本成为海洋时代的东洋中心。德川时代就是跟西方的哥伦布时代相对应的一个亚洲版的海洋时代。这个海洋时代，是通过运河把海洋跟内地连接起来，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儒教文明圈”的文明。

日本当年的这一套叙述，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的历史学里也还是被很多人引用。例如所谓的唐宋转变，被看成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或者早期近代的开始。因为唐代主要是贵族制，唐代的宰相都是有门第的，除了极个别的如张九龄。到宋代科举正规化，文官制度也正规化了，大官都是考试考出来的。一个平民的时代出现了。同时，理学——一个复古的运动——成为新的政治认同的一个主要根据。在日本研究者的眼里这好像是准民族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都知道，民族、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性的一个标志。另外宋代周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王朝，相互之间竞争、盟约等等，促进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形成的交往。外贸开始使用白银，也就是说有硬通货，好像有一个国际性的市场交往体系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南宋时代海洋的贸易发达起来了。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就要澄清对共产主义的种种思想歪曲，廓清思想迷雾，始终清醒坚定地砥砺前行。共产主义思想在诞生之初就被旧社会势力的代表斥为“幽灵”，160多年来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和责难从来不曾间断，对此，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用理论和实践作出回应、进行捍卫。多年来以及当前比较盛行的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歪曲：

一是“共产主义空想论”，认为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其症结在于不懂得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看到人类“向上”、“向善”的无穷潜力。50年前，谁能想象到今天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社会的样子?谁能想象到今天党和政府造福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固然需要十分漫长的奋斗过程，但如果人们一开始就没有信心和勇气选择出发，人类的子子孙孙就永远无法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

二是“共产主义遥远论”，认为共产主义是十分遥远的未来的事，与现在没有关系。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运动，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原则。只有在现实行动中一天天地“积跬步”，才能在未来的理想实现上“至千里”。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为主体、追求共同富裕等原则在现实中的推行、逐步提升，每前进一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民福利，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际成果。

三是“共产主义失败论”，认为“苏东剧变”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光不再”，西方国家长期保持优势表明资本主义更胜一筹。

任何新生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社会上升运动过程中出现旧制度“回潮”、“复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但这不能改变社会前进的总趋势。况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用实践生动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原则的旺盛生命力。西方国家仍然保持优势，有率先实行产业革命、走上工业化的历史原因，有他们把持国际霸权、国际规则长期不平等的现实原因，这些“优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也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演变结果的分析没有过时，《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仍然适用。

四是“共产主义斗争论”，认为共产主义“热衷阶级斗争”，“太折腾”。

马克思主义确实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历史功勋举世公认。建国以后，开展建设、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成为根本任务。今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早已经被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旋律是搞改革、抓发展、惠民生、促和谐。

五是“共产主义左倾论”，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目标是“左”。

邓小平确实说过，“如果把共产主义当作现阶段的目标，那就是‘左’”。有人以此反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殊不知邓小平还说过：“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把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确实是“左”，但当作长远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明灯”，如果失去这样的最高目标，就会迷失方向、走上“右”的邪路。

六是“共产主义劫富论”，认为提共产主义理想将导致“共富人的产”、“逼企业家跑路”。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建国以后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了，如果急于“共产”、“共富”，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的“共产风”带来严重后果，已经被历史抛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行的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这样的分配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利于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被实践证明是利于国强、利于民富的好政策。包括企业家在内，我国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我国现行《宪法》和《物权法》等法律的严格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凡此种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歪曲，终将被不断发展的事实一再打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够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志向，擦亮眼睛、清醒头脑，在奋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砥砺前行。

(来源：共青团中央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