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论述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我们的原始创新、重大科技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现在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所依据的基本经济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举国体制。这一特性也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和体制性基础。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理论理解或者理论升华。

    在计划经济时期，也经常用举国体制的方式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新型举国体制要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共识。探索现代科技发展和重大科技攻关的组织规律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效结合，已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新型举国体制主要针对的是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瓶颈问题，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遵循，它不是要否定我们现在的基本经济体制，而是要更好地发挥这种基本经济体制的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弥补市场经济发展的不足，这方面要有一个新的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

    市场能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市场去办，要防止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行政干预以及政府包办代替等一些问题。今天在实施新型举国体制过程中，这是我们一定要充分考虑、尽量避免的问题。

我们要思考，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从过去那种包办式向撬动方式来转变。由过去的行政命令式向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转变。要强化平台的重要性。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应对的根本任务不同

解决我国科学技术和时代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关键性的经济发展难题，这可能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最重要的任务。

    探索现代科技发展和重大科技攻关组织规律，贵在尊重科学，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或者科技发展最为根本的一个要求。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运用领域就是重大科技攻关领域。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运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从它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21世纪初，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已经显现出了它的新特点。

    观察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就会发现，它更多地依赖大规模的集成创新和全球合作。单纯地在一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带来的变革，这是传统科技革命的特点。新的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技术集成，而且科技集成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制界限，国家范围的界限、学科的划分，还突破了科技团队的限制等等。这都要求我们对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有一个新的定位。

    目前，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在科技发展中发挥集成的作用，包括组织创新的作用。这将对于抢占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促进重大科技攻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探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时，应该充分吸收科技组织领域创新的成果，把它集中或者制度化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看来，我们在高科技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越来越突出。西方国家和我国的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关键环节和重大创新的依赖性也空前地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探索出一条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和阻碍我国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既有西方国家领先的科技和生产的优势，也有我们国家面临的科技发展从0到1的突破。就是说，一些所谓“卡脖子”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科技发展优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国科技自身发展中的短板问题。对此需要认真分析我们的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创新主体中存在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够打一个翻身仗。

目前我们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方式，包括它的组织方式，在许多方面有待改进。如何把科技发展的规律、特别是集成型创新的科技组织规律融入新型举国体制之中，这是一个重大的体制和制度探索的问题。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所需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同

完善和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和效率，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我认为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尊重规律。

    新型举国体制倡导新型的合作关系和协作关系，包括科学技术要素的集成以及产生的聚集效应。需要强调，集成和聚集是由多种主体，实现多种形式、多元途径的集成和积聚，而原有的传统体制则无法提供通过市场和横向协同方式实现各类主体和要素的聚集。今天的体制机制集成创新却能提供很大的空间。

    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我们看到，科技体制的变化十分明显和突出，因而提供经济合理、协作共赢模式的横向联合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了。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我们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结合所形成的独特优势。

    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我国工业体系中各门类的布局，是世界各国中最全面的。如何加强工业内部的协同、协作、聚集、整合，这个空间相当大。有时我们感到，在打开外部壁垒的过程中，打破内部壁垒有时比打破外部壁垒更难些，这就要求我们更重视加强体制机制的创新。

所以，我们在推进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既要解决我们面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遇到的问题，更要考虑改变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相互隔绝的问题，也就是要着力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面临更多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摩擦和矛盾，对我们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来自外部的摩擦，我们也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以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而到了更多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阶段，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来自于中等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包括近年来西方少数国家联合对我国的遏制和打压。产生这些矛盾和摩擦本属正常，我们不可能回避，重要的是处理好对外经济的战略和政策，善于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和途径，应对挑战，化解矛盾，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政策选择或政策选择的取向。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面对的国际环境

我们要充分运用国际经贸规则来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解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现在既面临西方阵营的联合打压，也面临规则性的打压。而且现在面临的规则性限制和打压可能更多一些，特别在行业和企业层面有较多表现。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规则来化解不利因素。新型举国体制不是逆国际化，也不是逆全球化，我们不是主动与美西方国家对立。要建立在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国际规则，为我所用，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跨国公司运用规则进行经济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有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最多，这些企业面对的国际规则的挑战也更多。要更好地通过推动企业运用WTO设立的贸易规则，以及各个经济领域设立的规则进行斗争，维护企业自身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大力培养一批谙熟国际经贸规则的专业团队十分重要，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是一个短板。拥有这样的团队，才更有利于中国企业打开和巩固在国际中高端产品市场、中高端技术市场和中高端服务贸易市场的地位。

    是否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低端产品主要依靠价格优势打开国际市场，所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中高端技术产品，主要依靠规则打开国际市场，需要打破来自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

    我们的跨国企业，特别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职责，通过国际市场竞争，是比依靠国家政治力量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这也是冲破西方国家政治斗争壁垒的重要途径之一。

    构建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积极探索，需要在这方面筑牢我们的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党在政治上集中统一领导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体制机制上的结合和创新。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原则。这不是对原有体制的回归，而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它包括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和适应新形势的科技创新体制的改善。新型举国体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和企业基础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超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本身的实力水平、管理能力、市场意识也和原来大不一样了。这都应该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资源。

    未来的国际市场不可能是等来的，需要大力扶持企业和企业集团去拓展、开辟未来。国内市场是打出来的，国际市场同样需要企业打出来。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我们应该少一点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责难，多一点支持和关爱，我们在国际市场就会赢得更多的主动。

我们要防止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企业竞争的国家化，技术竞赛的意识形态化，这些问题有时候可能对我们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国家权力是消费不起的，不能无端地、大量地消费国家的权力。人们往往相信走老路风险小，导致我们依赖消费国家权力，好像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在国际经贸中间，这种模式的效果并不见得好，要尽量少地运用国家权力，应该将规则、法律或其他手段充分运用起来，这对于我们的发展才是真正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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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接受国际经贸规则，有效促进了国内改革，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道路。

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经济组织[1]是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全球治理的平台之一。中国为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已加入或申请加入多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以期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已加入的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维护多边经济组织，促进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开展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主要的7个多边经济组织中国均已加入，涉及贸易、金融、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等方面。区域经济组织中，中国主要加入的是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二十国集团以及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近几年，中国积极同发达国家展开谈判，中国与美国于2020年1月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与欧盟于2021年11月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现暂且搁置），标志着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缔约的突破。

双边经济组织中，中国同26个国家/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仅有5个[2]。中国所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升级规则标准，中国已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巴基斯坦、东盟完成升级谈判，与韩国和秘鲁进行升级谈判。

中国正在谋求加入的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改变，美欧等发达国家欲通过建立超大型跨区域高标准自贸区，将中国排除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之外，对中国实行“规锁”。为突破美欧“规锁”，中国正加快开展区域及双边贸易谈判。

区域谈判方面，中国为进一步稳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和中国-海合会的谈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引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维护多边组织，积极推动WTO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为扩大政府采购市场，中国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协定谈判；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中国申请加入服务贸易协定（TiSA）。

双边谈判方面，中国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贸易伙伴关系，一方面开展升级已签署自贸协定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或研究同大洋洲、南美洲、亚洲周边等国家的自贸协定的谈判。

中国未参与的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未加入的国际组织，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无法加入的带有浓厚地域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七国集团（G7）；一种是中国无法达到加入准表，由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加入门槛较高以及限制较多，中国未能加入；一种是不允许中国加入的，对中国实行封锁目的的国际经济组织[3]，印太经济框架（IPEP）、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和美国-欧盟贸易和科技委员会（TTC）是美欧实行对中国封锁目的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不允许中国加入。

其中，IPEP的建立，是由于美国退出CPTPP以及RCEP协议生效，美国为重塑其在亚太地区经济地位，削弱RCEP协议经济效果而成立的。B3W是美国的一项经济倡议，旨在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替代方案。TTC是美国与欧盟为促进美欧之间的创新与投资、强化供应链，所建立的经济组织，是拜登政府利用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经济实力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的最新举措。

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实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做出了很多努力。在边境规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突破，能够达到较高的要求，RCEP中，中国承诺90%的产品免关税，在中韩FTA和中澳FTA中，中国分别承诺91%和92%的产品免关税，中国的边境规则已经基本达到高标准要求。

本文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高标准规则中的新议题以及升级的议题。

中国已对标的具体规则内容

中国通过协议开放和国内改革两个层面，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成为数字经济社会的重要规则，各国为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先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制定数字贸易规则。

多边谈判中，中国在2019年正式加入WTO电子商务规则谈判，提交的谈判提案主要内容包括电子商务便利化、电子商务有利环境以及促进合作等。

区域谈判中，中国在中国-韩国FTA、中国-澳大利亚FTA以及中国-新加坡FTA中，仅对电子商务的便利化以及安全环境做出具体规则。而在RCEP协议中，首次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确立具体规则。同时，RCEP中强调，暂停征收电子传输海关关税，并自觉遵从WTO谈判成果。

一方面，中国率先在自贸区/港试点数字贸易开放。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方面，海南自贸港率先展开试点，建成并开通覆盖多个园区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20多条，并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在2035年之前全面实现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同时，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口四个城市设立全业务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开通国际数据专线业务。海南自贸港和上海临港新片区启动建设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加快建设国际数据港。在政府数据开放方面，海南建立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上海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数字服务开放方面，中国建立北京中关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浦东软件园等12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加快数字服务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严格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国内基础性规制层面的准备已较为充分。《网络安全法》、《征信业管理条例》、《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要求相应行业必须遵循数据本地化存储与处理的规定。相关领域计算设备需设置在中国境内。《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数据的跨境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给予了严格详细的法律规制。在数字知识产权方面，出台《网络安全法》和《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指导意见》。

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规则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市场竞争良性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竞争中立规则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成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也在积极主动对标竞争中立规则。

因国有企业涉及中国经济的根本，所以中国仅在近几年国际谈判中涉及竞争中立规则的初步商谈。在多边谈判中，中国尚未就竞争中立规则展开谈判。在区域谈判中，此前，中国一直仅在FTA的竞争政策章节中提出原则性倡议，禁止所有企业违反竞争商业行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是中国签署的首个含有国有企业规则的国际协定，且其国有企业规则基本符合欧美推行的高标准国有企业规则，是中国对标高标准竞争中立规则的突破。

为更好的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国内实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提升国有企业透明度和行为规范。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商业性国有企业。

在透明度方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官方网站已主动公布中央及其他地方国有企业名单、政策变化、经营绩效以及高管名单。

在国有企业规范方面，2016年起，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对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进行改革。

在国企改革方面，采取局部改革和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措施。中央在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基准，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各地政府积极践行国企改革。

产业补贴

规范产业补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谋求的WTO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产业补贴会对国际贸易造成扭曲。为促进公平贸易，在多边和区域谈判层面，各国均规范产业补贴，中国近几年在规范产业补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严格遵守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在补贴主体、补贴行为、补贴分类和废止补贴等问题上都在规范中。

在区域谈判中，CAI对服务部门的补贴规定了透明度义务，要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便提供有关补贴的更多信息。

中国逐渐规范国内补贴，并出台具体管理办法，规范补贴项目资金管理，提升透明度，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规范特定领域或特定项目补贴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创新补贴核算办法等方面实行改革。

根据WTO规定，中国相关部门定期统计全国相关财政补贴情况，向WTO通报并公开。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改革补贴分配方式，创新补贴核算办法。完善补贴机制，优化补贴要素。

知识产权保护

在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愈加受到各国的重视。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中国也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签署一系列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自觉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实行符合TRIPs规则的知识产权保护。

区域谈判方面，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最初的中韩FTA、中澳FTA只涉及原则性条款，到RCEP中规定具体约束条款，实行渐进式保护。在规则内容方面，主要以TRIPs为蓝本，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二是重视遗传资源、民间文艺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对遗传资源、民间文艺等设置实质性内容。三是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及法律措施标准有所提升。

中国针对其在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所提出的知识产权规则，作了相应的立法和修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加大侵权力度的执法，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同时，在自贸港/区进行先行先试，对标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一是完备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

二是健全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中国在民法典中对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著作法进行了修改，明确建立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南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三是更为严格的商业秘密保护。

四是加大数字环境下商标、版权侵权及相关侵权行为的执法。

五是在自贸区/港线性对标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

劳工标准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标准不仅涉及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也涉及到一国的国内制度。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但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正在逐渐提高劳工标准。

多边谈判层面，中国1960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加入25个国际劳工组织条约，并将国际劳动组织（ILO）的4项核心标准作为确立国内劳工规则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

区域谈判层面，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中国仅与智利、瑞士、新西兰签署《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对劳工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出原则性倡议。CAI中对劳工标准进行具体规定，特别强调中国应加快加入批准禁止强迫劳动的两项核心劳工公约（即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同时还进一步扩大了中欧双方在其他国际文件中的承诺。

中国逐渐重视劳工的保护，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劳工权益，履行国际劳工组织的义务。关于最低工资，关于结社自由权、关于集体谈判权、关于强迫劳动、关于童工保护、关于劳动纠纷、关于工作时间、关于职业安全和健康保障，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道路已经难以前行。中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提升环保标准。

多边谈判中，中国积极加入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国际环境情报网，绿色和平组织，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4]等多种国际公约，履行环保义务。

在区域谈判中，中国在中国-瑞士FTA、中国-韩国FTA、中国-智利FTA升级协定以及中国-新西兰FTA升级协定中设有“环境与贸易”专章。在CAI中，中国承诺不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吸引投资，不为保护主义目的使用环境保护规则，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CAI强调有效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中国在国内改革中，第一，中国完善法律法规。目前，中国以地方性环境法规为主体，结合环境基本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形成了中国现有环境法体系。同时，中国近年来通过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来满足国民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

第二，健全环境保护制度。中国已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以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第三，注重绿色发展，实行低碳经济。2014年中国修订《环保法》以来，增强了环境污染的处罚标准，关闭了多家环境污染较重企业。一方面，中国加速开发并利用新能源，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各省市已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行业低碳化改造，同时，中央对各省市实行碳排放权配额，激励各省市落实节能减排，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第四，《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聚焦绿色环保产业。

中国寻求对标的具体规则内容

中国申请加入CPTPP，寻求对标的高标准规则主要以对标CPTPP为主。CPTPP中的高标准规则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工具，有些规则过高，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无法完全对标。因此，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主动参与国际谈判，针对中国难以对标或不能对标的规则与发达国家博弈，谋求中国最大利益。

数字贸易规则

美欧所提出的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中，关于数字产品待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开放、政府数据开放、争端解决等规则，中国在多边以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均暂且搁置。中国之所以对此问题保留谈判空间，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数字产品概念尚未具有统一的界定，无法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设置规则；二是数字技术的外溢性弱，如果对数字知识产权（源代码、算法以及密钥等技术）实行严格的保护，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数字技术的获取以及全球数字技术进步，将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三是网络开放和政府数据开放，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中国一直以来建立网络防火墙，并对网页内容实行安全过滤；四是争端解决方面，中国在RCEP中指出，同意采用磋商的方式进行争端解决，而非美国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由于以上几方面涉及的问题均是在国际谈判中存在分歧的问题，也是中国所重视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在此方面对标的难度较大，还需基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诉求。

竞争中立规则

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推行的竞争中立规则，表面上是维护市场公平，实质上是对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限制，消除国有企业的净竞争优势。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不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涉及国家根本。因而，CPTPP中的部分竞争中立规则对中国并不适用。

一是国有企业范围。CPTPP所界定的国有企业，仅指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竞争中立”规则仅针对中央级国企，此类国企数量较少，而大量的地方国企不适用规则。中国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性国企和商业性国企。公益性国企不适用竞争中立规则。

二是透明度方面，CAI的透明度较CPTPP较低。CAI不要求缔约方主动提供国有企业和制定垄断的清单并定期更新；不强制要求缔约方披露国有企业的相关信息，仅在一方利益受损提出要求时，另一方才有披露义务。在国内，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与CPTPP要求差距较大。国有企业相关信息主要由中央及地方国资委向社会公开披露，而企业层面只是定向报告，未做到向全社会公开披露。国有企业按要求定期向国资委报告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等信息。

三是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方面，CPTPP中要求将商业考虑提升到与非歧视性待遇同等地位，意味着只要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没有完全遵从商业考虑，就违反了规则，极大限制了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范围。CAI中更多的是强调市场约束，缔约方应确保涵盖实体从事商业活动时，以利润为基础且接受市场力量约束。

四是例外设置范围。例外事项不适用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义务。

产业补贴

中国财政补贴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数量庞大，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环节，涵盖各个领域。但中国财政补贴依然存在较多问题，距离规范产业补贴差距较大。存在补贴制度不完善、补贴项目设计不科学、补贴管理不规范、补贴公开透明度缺乏等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技术进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RCEP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CPTPP的标准仍然较低，部分内容中国尚未对标。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较小。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未延长。三是执法标准较低。四是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的执法要求，仅规定实施程序适用于数字环境中侵犯著作权或相关权利及商标的行为，不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提供侵权者信息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移除侵权材料。

劳工标准

中国所实行的劳工标准较CPTPP中的劳工标准差距较大。一是基本劳工权利方面。二是劳工保护水平。三是争端解决机制。四是强化劳工与贸易联系。

环境保护

中国虽逐渐提升环境保护水平，但依然同CPTPP等高标准环境保护水平具有差距。一是具体保护范围方面。二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三是合作机制方面。四是争端解决机制。中国缺乏解决环境争议的机制，仅提出环境争议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

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历史经验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旨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其实质是体现了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是发达国家重塑其国际经济核心地位的工具。因而，中国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过程中，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采取局部试验与总体推进的渐进方式和协议开放与主动对标相结合的具体措施，实现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逐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

安全性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提。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诉求。而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均与美欧不同，如果仅是照搬高标准规则，贸然开放，提升劳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标准，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以及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对标高标准规则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的制约。本着这一原则，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初步探索竞争中立规则，在多边层面坚持中国立场；为维护网络安全，数字贸易网络开放和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中国持保留意见和实行严格的监管措施；为防止技术过度保护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暂且搁置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确立，并根据中国发展需求适当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为平衡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在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方面，从中国立场出发，适度提升标准。

 渐进性

为防范对标风险，中国在对标过程中采取局部试验与总体推进的循序渐进方式。对于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采购、透明度、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和中小企业合作等涉及全局领域的规则，中国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监管体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初步对标。对于数字贸易规则、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准入、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中国在自贸区/港开展先行先试试点，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大胆开拓创新，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外贸体制改革。

前瞻性

为降低被动改革所带来的高行政成本，中国采取协议开放与主动对标相结合的方式，对标高标准规则，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谈判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改革谈判，主动升级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同发达国家签订高标准的经贸协定，实现协议开放。在国内改革层面，为降低被动改革成本，更易达成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通过研判高标准规则的发展趋势，国内率先实行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安全、提升环境保护水平、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改革措施，主动对标高标准规则的要求。

协调性

主动对标高标准规则，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过程，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的良性互动。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多涉及一国的国内规制，要求扩大市场开放，极大削减“边境后”贸易壁垒。主动对标有效发挥了倒逼国内行政、外贸体制及其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功能，经济制度的变迁使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大大提高，营商环境大幅优化，提升外资外贸竞争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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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改革开放新路径，勇担新时代伟大使命

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要求，为我们回望历史、坚定自信、担当使命、掌握主动，开创新的百年辉煌，提供了战略思维指引。

40多年来，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正确性。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心，主动对标，倡导和参与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沿着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轨道，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方向演变。

世界格局正在加速演变，世界经济体系面临单边霸权主义巨大冲击的袭扰，但与向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的趋势并存。在规则层面，一方面全球贸易格局、价值链、供应链正在酝酿剧烈变迁，一系列“本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从国际多边性向区域性规则体系发展。同时也要看到，传统多边金融与贸易体系渐趋乏力，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格局和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面临重大改革；而区域性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兴起和经济组织的建立，不仅有弥补多边体系不足，部分地超越多边体系功能的一面，也有美国主导将我强力排除在外的一面。中国倡导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随着全球增长的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北京共识”渐趋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势。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裂变两大因素驱动下，需要警惕主要国家试图以高调的价值主张和明确的规则体系在该地区拉拢和绑定更多伙伴关系，挤压我国“一带一路”发展空间的企图，破解将我国排除在区域经济组织之外和不能参与建立与维护规则的后果。

在此阶段，处理复杂性的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构成了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我国需要锚定四个主要发力点：（1）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2）高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使之与国际循环有机互动；（3）在不对称竞争中争取前沿科技突破。（4）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霸权主义方式和手法争夺规则解释权和主导权。为此，我们需要找准并攻克难点、堵点和痛点。

市场与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才能构建起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制度开放中对标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按照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制度体系要求，营造宜商的一流制度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通过善治，更好地促进国内深化改革，坚守国家利益安全底线，探寻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这是经济融合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更好选择，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已从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参照世界经济论坛国家竞争力建设指标，需要着重从增进处理复杂性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践行我国新时期奋发图强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双循环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选择的发展战略，必须坚持“两个不动摇”巩固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是必由之路，闭关锁国、自我边缘化和弱化是不归之路。继往开来，沿着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轨道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对内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对外通过主动对标、倡导和参与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方向演变。

推动法制中国建设，加速推进治理现代化

面对数字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交相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审视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压力，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仍然在多个领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迎头赶上。

对于我国业已签订的和准备加入的双多边国际经贸协定，通过剖析其承载的核心理念、关键条款及其变化趋势，在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领域，需要就我国的现状与国际规则建立对标比较，从中找出差距，结合我国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改革开放的新路径。

在多元博弈中弘扬共同价值，以开放谋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主动打破二战之后既有国际秩序均衡的过程，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迎接零和博弈的挑战。尽管全球化的形态在不断变化，但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却锐不可当。在国际关系中，合作是主流，斗争是手段，而发展是目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国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理念。

规则是服务价值观的工具，而价值观正确与否，则需要经受客观规律的检验。唯有把握经济规律，在扩大开放的前提之下倡导和弘扬共同价值，信守和捍卫共同规则，以“道义利”三重并举追求最大合作公约数，练就与霸权主义的斗争艺术，实现发展目的。

降低和消除阻碍经济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各种壁垒，以维护主体平等和竞争公平，构成了国际经贸规则所追求的总目标。主动对标并积极融入多数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规则体系，有利于我们团结伙伴和了解对手，密切跟踪全球态势，降低制度成本，及时把握合作与斗争机会。遵照总书记确定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把稳中美双边关系的“五个确定性”，是我国主动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力求完成全方位现代化的关键之一。

从制度规则入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市场统一，首在建立统一、规范、公平和开放的制度规则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虽则是从国内全面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市场壁垒入手，但决不是画地为牢，而是要遵循经济运行规律，接纳世界商业文明规则体系，更顺利地对接和融入全球市场，为国内外“双循环”的正态回路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变局中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共性和趋势

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际分工与交换有助于经济效率和繁荣这一基本经济原理。为此，降低和消除壁垒，畅通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构成了所有国际经贸规则追求的总目标。其中有六项有关市场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1）产权明晰；（2）主体平等；（3）契约自由；（4）竞争公平；（5）规则明确；（6）政府服务，即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纠正市场失灵。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的原则及规则对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守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和量力而行的原则，从努力履行承诺到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收益。

我国制度型开放以降低关税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边境规则为起点，重点将是针对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新议题，集中对标边境后的高标准国际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

支持数字经济的信息技术和商务平台以及交易方式和支付工具均处于急速迭代演变当中，呈现出碎片化、差异化和对立化的特征，迄今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规则体系。

在多边谈判中，我国在2019年签署了第二份《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就电子商务便利化、电子商务有利环境以及促进合作等议题正式加入多边谈判。2021年底，86个成员参加了《WTO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标志着谈判有了新起色。

双边谈判中，我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自贸协定，仅对电子商务的便利化以及安全环境做出了具体规则。CAI将云服务等数字规则嵌入服务贸易和信息共享等条款中。

区域谈判中，RCEP首次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确立了具体规则，并强调暂停征收电子传输关税，要求自觉遵从WTO谈判成果。CPTPP与之相同，要求各缔约方不得阻碍商业行为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不得强制要求计算机设备本地存储，但均需遵守各国的监管和例外要求。

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规则是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主体竞争场景的设定，要求政府不得基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和国籍归属施行差别待遇，旨在维护市场行为的正当性，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但并不排斥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自身以平等身份参与市场活动。换言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构成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障碍，而且与我国改革强调各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WTO改革国企议题主要聚焦以下五个问题：（1）国企的定义和范围；（2）国企的职能定性；（3）限制对国企的“非商业援助”；（4）国企遵守“商业考虑”；（5）国企的透明度。我国的承诺反映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两份法律文件中。

CPTPP专门针对国有企业单独成章，核心内容包括“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 “非商业资助”和 “透明度”。

CAI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定义、规则适用范围、非歧视性待遇、商业考虑、透明度义务、监管和执法的一致性与非歧视性、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

我国国企改革在大方向上体现了竞争中立理念，但国企的垄断性和政府补贴问题仍然是饱受争议的焦点。

产业补贴规则

补贴属于一国内部经济治理范畴，而国际关注的是市场界面上的公平竞争，防范任何类型的经营主体因政府补贴而在市场竞争中施展不当优势。

有关补贴的国际规则较为全面地体现在WTO的框架之内，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农业协定》和《渔业补贴协定》。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我国几乎全面加入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多边条约，最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IPO）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只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性条款；RCEP规定了具体约束条款，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CPTPP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方向。CAI要求遵守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公约，并针对中国重点排斥政府干预技术转让。

劳工标准规则

劳工标准不仅关乎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涉及人权保护制度。

多边协定中，中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并批准其公约的总数达到28个，其中包括8个核心公约中的6个。自贸协定中，中国仅与智利、瑞士、新西兰签署《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对劳工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出原则性倡议。CAI认可缔约方有权确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优先事项，但要求不得以减损劳工权利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同时要求履行一系列有关劳工的国际公约和宣言。

对标CPTPP，中国的劳工标准在组织原则、管理模式和适用范围上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劳工权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一些小微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安全和健康保障难以达标；（2）职工技能提升严重不足；（3）基建项目拖欠工酬的现象时有发生；（4）一些企业采取灵活用工、劳务派遣等手段规避对员工的责任；（5）企业对于女性、特别是育龄期的已婚女性存在暗中歧视做法；（6）户籍制度仍然是用工歧视的一大根源。

环境保护规则

在全球250多项环境公约当中，有18项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统领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三项规则均聚焦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相互衔接，路径和权责更加清晰明确，并充分考虑各国诉求和能力的平衡性。

这些规则体系均着力解决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尊重国家环境主权和正视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要求缔约国一方面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不得假托环境保护之名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

WTO没有针对环境问题形成专门的约束性协定，但接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重点领域路线图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开拓改革开放新路径，应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以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通过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在以下重点领域铺展路线图。

我国数字经济及贸易改革开放新路径

当前数字治理的方向在于抓住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包容创新的本质特征，围绕技术、产业、平台、应用、市场等领域重点发力，通过强化技术引领、推动产业融合、挖掘数据价值，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1、正确处理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监管的关系。数字经济是以电子化信息的快速流动和广泛应用为基础的。一方面，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提升生产效率和高质量发展，并呈现出赶超发达国家的可喜势头。另一方面，鉴于互联网信息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出于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我国不断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

我国率先在自贸区/港试点数字贸易开放，推行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并在四个超大城市开通国际数据专线业务。在不断加固防火墙之外，我国建立了较为系统性的法律法规，严格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在数字知识产权方面，我国对网络产品与服务、关键信息设施以及加密方法等内容设置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和评估制度。

2、廓清国家安全边界，审慎介入国际谈判。面对维护信息安全和促进数据流动效率之间的矛盾，我国在双多边谈判中持审慎态度。信息无论作为独立的新兴产业，还是作为全面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其无边界、无障碍的自由流动代表全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潮流。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我国需要针对其特性廓清国家安全的概念边界，以免这一概念的泛化削弱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和领导力。

3、发挥自身优势，引领全球数字规则制定。对于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有望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谈判中，我国应积极推动澄清国家安全的范围、边界及例外，探索制约其扩张性适用的方法，反对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实的政策措施。

正在进行中的WTO电子商务协定谈判，以及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在杭州落户，为我国与全球分享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坚持中国主张，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利契机。

4、降低数据搜寻成本，规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巨大的信息搜寻成本无形中制约了我国软实力建设，同时也对宜商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应考虑在科研信息（“学术搜索”）和商业领域放松防火墙限制。

政务数据和大量脱离保护期的文献资料，应被视为公共品向公众免费开放，以提升运用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弥合数字鸿沟。我国《数据安全法》虽然对政务数据的开放及其科学性、准确性、时效性做出规定，而从各个部委到地方政府部门，实际执行状况总体差强人意。

我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改革开放新路径

中国仅在近几年国际谈判中涉足竞争中立规则的初步商讨，尚未展开正式谈判，仅在自贸协定的竞争政策章节中承诺原则性倡议，禁止所有企业从事不正当竞争的商业行为。

鉴于竞争政策及反垄断法的趋同性和日渐增长的域外性，我国应着重考虑：（1）将竞争政策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强化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2）完善产业政策的自律和竞争政策对产业政策的他律；（3）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增加常态化的督察和检查；（4）以竞争规则的普适性和稳定性取代行政手段；（5）完善反垄断调查和执法的正当程序；（6）厘清各经济领域监管、执法权责的边界；（7）建立起一套鼓励实施竞争政策的新型政务考核评价体系；（8）发挥各级人大和人大财经委对产业政策和补贴的监督作用。

我国产业补贴领域改革开放新路径

补贴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及服务特定政策目标的功能，成为各国政府经常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但补贴并不是政府手中实现政策目标的万能工具，而是一把双刃剑。

WTO的补贴规则除明确禁止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外，允许政府针对环保类、就业类、研发类、扶持落后地区类等给予补贴。CPTPP针对国企专门成章，并拓展成“非商业援助”概念。

在WTO的补贴规则中，因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未获承认，在与补贴相联的反倾销措施中，对我国出口产品仍然采取替代国成本测算原则，使我国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建议我国：（1）支持本国企业在单个反倾销案件中申请市场经济地位；（2）反对将国有企业正常商业性行为列入禁止性补贴范围，坚持竞争中立原则的“本义”，要求《SCM协议》清晰界定构成公共机构的条件，加入具体规定来区分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3）对于社会发展项目的资助，主张WTO恢复并扩大不可诉补贴范围。

我国需要加速补贴体制机制改革。建议：（1）建立规范统一的补贴制度；（2）清理不合规、不合理的补贴；（3）优化补贴结构；（4）严格补贴审查，严厉打击骗补企业和舞弊官员；（5）设立企业补贴信用机制；（6）建立补贴收回和退出机制；（7）提高补贴透明度，向社会公示，并履行国际通报义务；（8）重视小微企业在技术和模式领域的创新潜力；（9）对于突破性创新，补贴需高度集中。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对标RCEP，我国基本上可以履行承诺，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部分细节仍需落实。对标CPTPP，我国已经全部加入了其规定的众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既而为加入CPTPP准备了必要条件，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司法程序以及执法效率方面，仍需要作出较大幅度调整。对标CAI，我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已对于欧盟所关注的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有些已高出了协定承诺。

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国际谈判仍然关心的重点集中于我国的司法程序透明性和执法效率问题。

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及其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包括：（1）地方政府将企业申报知识产权保护当作政绩工程，导致许多毫无价值的商标和实用新型专利充斥于知识产权行列；（2）品牌仿冒和音像制品的侵权较为严重；（3）地方司法和执法部门存在保护主义倾向；（4）缺乏专业人才进行专利认定及审核，导致许多“假专利”；（5）知识产权复审和诉讼程序环节多，耗时久。为提升知识产权司法效率，建议借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援用337条款采用的速审机制。

知识产权定价，应尊重市场交易者的判断和议价能力，行政和法律机构不应给予价格限制。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国际规则中的竞争中立和补贴原则两大议题直接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国有企业的定位和职能密切相关。

国有企业是否定性为“公共机构”，迄今仍是WTO改革国企议题中的焦点。CAI首次引入竞争中立原则，其“涵盖实体”条款与CPTPP 国有企业规则实现了部分对接，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前瞻性。

我国对标竞争中立规则需要认真考察：（1）国企的界定范围及职能分类；（2）透明度要求的披露内容；（3）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4）例外设置范围。

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我国在国际环境规则谈判中应注重考虑以下方面：

1、坚持“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为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有理由在环保承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2、慎用WTO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对于成员国限制自由贸易的措施，WTO两项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虽然赋予其合法性，但其非歧视原则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由此导致了我国对稀土出口实施配额限制两度撤诉。

3、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识别差距，查漏补缺。我国在众多双边自贸协定中，未曾涉及生态环境问题，但在与瑞士、韩国、智利以及新西兰FTA升级协定中设有“环境与贸易”专章。

对标CPTPP和CAI等高标准规则，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体现在具体保护范围、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合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多级法规一致性等方面。

4、注重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协调发展。我国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具体对策应关注：（1）防止“碳先锋”式的冒进；（2）防范美西方资本利用碳交易规则在我国进行大面积的套利行为；（3）酌情允许有利于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海外资源回收项目；（4）视东道国需要，继续允许商业化的海外煤电项目建设。

5、探索创新引领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外交往的深入，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创制并输出规则的条件。建议：（1）利用国际论坛和国际机构推动规则酝酿与制定；（2）通过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掌握制定规则主导权；（3）将“一带一路”规则化列入首要议事日程；（4）鼓励行业、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编辑  季节）

烈火淬炼

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12日，我军打响进攻上海的第一枪，不到半个月，汤恩伯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就土崩瓦解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5月26日，我和同学一路奔跑到外白渡桥一带，迎接心中崇敬已久的解放军的到来，亲身体验上海解放那一刻的喜悦。

在社会的大学校里读书锻炼

此时此刻，我分外想念七伯、七妈。按照他俩的吩咐，我留在上海读完了三年高中。在社会的大课堂里上了一堂政治大课，实现了从少年时期模糊的进步追求到投身革命迫切愿望的转变。

我亲眼见证了蒋家王朝从鼎盛到崩溃的全过程。国民党的腐败根深蒂固，而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时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成了加速其腐败的催化剂，上海成了一块任其宰割的“肥肉”。最终把人民群众的愤怒引到爆发点的，是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全面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撑扩大内战的庞大军费开支，进一步用苛捐杂税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压榨，各级政府官员、军官、奸商趁机中饱私囊、发战争财，使得经济民生凋敝，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整个社会一步步走向坍塌。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挽救军事、经济危机，走出一步险棋，用所谓的“金圆券”取代面值断崖式下跌的法币，勒令民众拿出家存所有黄金、白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企图以此挽救金融财政危局、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不久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有如流星坠地。发行初期，金圆券最高面值为 100元，不到一年就出现了500万元的巨额大票，而这笔钱只相当于发行时的 1元面值，买不到一个馒头。有人计算，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是4.4亿金圆券，每担以300万粒米计算，买一粒米要146元。蒋介石把从全国搜刮来的2亿美元资产用军舰运去台湾，其中上海人民的血汗钱占了64%。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民怨沸腾，工人、市民、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游行，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路人在街两旁鼓掌支持。国民党的统治难以为继。我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政权分崩离析、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的全过程，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光明与黑暗，是事物的两极。处在永恒的光明之中不知道光明的可贵，亲身经历了黑暗、在无边黑暗的衬托下，才能更深地体会光明的温暖与灿烂。重温当年七伯对我的教诲，“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是何等的英明，多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铁与火的淬炼

我一直牢记在“周公馆”立下的誓言：投身革命、参加人民军队！此时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见报上刊登有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我立即报名投考。1949年6月被批准入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二野军大是一座抗大式的革命军校，办校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准备干部。许多高级将领和学术界名人，如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际春、邓子恢、宋任穷、李大章、彭涛、施复亮等，都给我们上过大课。这些“教员”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口才也特别好，没人拿稿子，个个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后都心悦诚服，大大激发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迫切追求进步的政治热情。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校长兼政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所作的报告。

刘伯承同志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刘伯承的第一句话，就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说：“学校是军队的缩影，军队是学校的扩大。治军先治校，治校要从严。”他勉励大家以后不要做穿军衣的大学生，而要做革命军人的模范。

两个月后，我们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作的题为《过关问题》的报告。小平同志讲话幽默风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又丝丝入扣。针对青年学员的现实心理状态，他强调：每个革命者都要“过好三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帝国主义关又叫战争关，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社会主义关又叫胜利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可谓“大关三个，小关无数”，“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国防大学政治部工作期间，策划建设了一座校史馆，用文字资料、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系统地介绍我军高级院校的发展历程。我请画家根据我的回忆，绘制了一幅邓小平政委在二野军大向万名学员作报告的图景，以此作为军政大学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各届学员和干部，对这幅画都很注意观摩学习，并给予好评。当年，在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等观看时，刘华清同志在这幅画前伫立了十多分钟，他说：“画得不错，当时就是那个场面。”

我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是我军公认最佳的高层军政搭档。恩来伯伯对他俩评价很高。1996年，薄一波同志向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了这样一个事例：

周总理认为，伯承和小平的工作方法各有其特点，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总理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是‘举轻若重’”。

确实，他俩讲话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富有强烈的革命情感，用浅显明白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革命道理。因此，他们当时讲的每句话都说进了青年人的心里。

我和二野军大的其他学员经过短短三个月紧张的军政训练，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完成了由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确立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革命激情，很快被任命为班长，评选为二野军大学习模范，也是最早一批被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49年4月，经中央批准，同年8月，在部队建立团组织，我就在同一个月被吸收入团。军大学员提前毕业。我被组织上选调入二野后勤政治部，任职政治工作员、见习干事，随同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接到前方来电，重庆已于1949年 11月30日解放，让我们提前赶去参加接管。我们同另一个单位分乘两条轮船，没想到国民党特务在另一艘船上安放了炸药，起航后没有多远，那条船就在江心爆炸，船上一百多人只救上来几个，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当时，我被分配在后勤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保管和整理营连以上干部档案。我已经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初步经历铁与火淬炼的革命军人。

看似无情胜有情

参军初期，我在充满兴奋与喜悦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丝遗憾：如果当初能同七伯、七妈一道去延安，就能早三年参加革命。早三年与晚三年参军还是不一样的。我的这种心态，往往产生在填履历表的那一刻。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作“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部队门”。平心而论，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也无可厚非。军人的荣誉与战斗经历、服役年限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衡量一个干部，资历仅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思想品德、政治觉悟、业务素养和工作能力才是全面衡量干部的基本要素。同时，干部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斗争阅历，是形成和判断他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当年七伯没有让我们跟随他去延安，除了出于对自身亲属的严格要求，坚决摈弃封建社会遗留的“凭关系”“讲人情”的陋习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侄儿辈“自强自立”“走自己的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磨炼和充实，从而更好地成长。而接触社会接受进一步的锻炼，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的积累，则更为现实和重要。七伯曾对我说：“延安没有高中，在上海读书条件比较好。”显然，在条件更臻成熟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我自身的成长都更为有利。事实证明，七伯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无比正确。

七伯是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全方位斗争经历的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广州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瑞金红都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西安事变、重庆红岩、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大事与简略表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连任26年国家总理，全面主持内政外交。天降大任，七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这都与他百炼成钢、难以企及的人生历练密切相关。

七伯深知早年历练对一个人成长的不可替代价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高瞻远瞩地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子侄辈们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我能得到七伯、七妈的关怀和指引，是人生何等难得的幸福！

“同志”爱称

萌发入党初心

二野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蒋介石亲督胡宗南大军负隅顽抗，解放西南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扩建和加强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为巩固我新生政权，安定人心，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由于我在行军、作战途中表现良好，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调动前，组织部副部长白冰找我谈了一次话。白冰是四川人，杨尚昆同志的弟弟。他说：“组织上调配干部的原则是量才适用。你文字工作有较好基础，比较适合做宣传工作。希望你好好努力，不断进步。下一步要争取入党。”

白冰同志这次谈话让我心有所动，我是参军刚满一年的学生干部，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心向往之，白冰同志对我的鼓励使我内心里很温暖，也萌发了争取入党的初心。

七伯、七妈勉励我入党

就在领导上不断给我压担子，我也尽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力争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的时刻，意外接到了七妈自分别后给我的第一封来信，我喜出望外。

在进军西南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伯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喜讯，这时我已调到二野后勤机关，我立即写信给七伯、七妈，详细汇报离别后这几年的经历，并谈及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

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意愿尤其重视，回信鼓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说他俩随时等候我入党的好消息。

在我争取入党的两年期间，七妈连续写来三封信给予亲切鼓励。由于七妈长期患病，当时信多由她的秘书张元代笔，但给我的信则总是亲笔书写。有了七伯、七妈的勉励和期许，我彻底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我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有了七伯、七妈的指引和党组织的关怀，我信心倍增，奋发图强，连续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通过重重考验，终于在1953 年12 月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我立即用航空快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当时交通邮政还不通畅，航空信也不例外）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全文如下：

尔均同志侄：尔鎏同志侄均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 . 一 . 廿四

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六十多年来，我时常展信重温，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自己，并不断获得新的心得体会。

七妈在信的开头称我为“尔均同志侄”。此前，她信中的称谓都是“尔均侄”。二者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七妈写这封信时，自己的侄儿已经是这个伟大组织的光荣一员。

七妈在信中对我提出了三条重要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骄不馁，付诸实践。这三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七妈又特别要求我“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此后我有机会见到七妈时，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尔均，你是否按时转正了？”

七妈委托同宇（周恩寿）伯父代表他俩把这封信亲自交到我的手里。同宇伯父告诉我，七伯、七妈对我入党的事一直很关心，要他代表他俩来重庆看我。这封信是七妈扶病写的，七伯也看了，他俩都为我入党由衷地高兴。

七伯、七妈一直关注着侄儿的成长，正是由于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强大思想动力。这是我作为后生晚辈的幸运。

海棠情思

1954年我二十一岁了，我心中也已暗暗有了自己的追寻目标：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团员邓在军。这时，我们已经住进了部队自建的营房。政治部机关和文工团分别住在相对的一列平房。一次部队开会前“拉歌”。她在文工团年纪最小，但能歌善舞，已经成了“台柱子”，每次“拉歌”，常常由她领唱，站在队前亮相的是在军，由她领唱《敖包相会》。她本来就长相出众，加上领唱时表现出的异性青春朝气，我听得心都醉了。在军已经走进了我心里。我请一位女同事帮我传话，向在军表达我的爱慕之意。女同事告诉我：在军对我也有好感，同意和我交朋友！就这样，我的恋爱开始了。

不久，七伯、七妈得知我和在军相爱，在她调到北京后，对这个未来的侄媳进行了一次“面试”。

在军“面试”

1955年5月的一天，对我和在军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七伯、七妈这天面见了他们未来的侄媳、当时还只是我恋爱对象的邓在军。

随着西南军区撤销，1955年2月，在军和后勤文工团的大部分成员调离重庆，调到北京，在军分配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我写信向七伯、七妈详细汇报。没想到，我给七伯、七妈汇报情况的信发出不过十来天，在军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她说接到通知，让她马上去见周总理。很快，在军来信，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向我讲述了这次特殊的西花厅之行。

5月的一天上午，在军接到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电话说，总理想见见她，让她等着，他会来接。在军想，以前从未坐过小卧车，这回总理派人来接，应该可以坐一回小车了。她的愿望只猜对了一半：果然是辆“小车”，不过并不是小轿车。成元功卫士长是领着一辆三轮车过来的，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这让在军非常意外。哪有一国总理派三轮车接人的？会不会是个骗子？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道理。她上了三轮车，中南海大门外，虽然有军人站岗，但有成元功领着顺利通过了，她这才放下心来。

进了西花厅，在海棠树下，站着她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伯母，他俩正笑眯眯地向她招手呢！在军从新闻、电影、纪录片里早就多次见到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两位长辈竟然会在西花厅门口等她。在有海棠花香的屋檐下，两位长辈亲切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七伯、七妈关心地让她讲讲与我是怎样认识、怎样交朋友的。并意味深长地教诲在军：“你和尔均不要因为我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七伯这番话情真意切，寄望深长，每一个字都渗进在军的心窝里。他嘱咐在军，既要加强业务训练，更要重视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素养。

这次“面试”最后的“打分”，在军是在告别时听到的。当时，七妈把在军送到西花厅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随后，星期天没事，在军就常往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他俩也不时让卫士给海政文工团的在军送书籍报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在政治上的成长。

西花厅第一次“面试”，不仅对在军，对我也是一堂难得的思想政治课。七伯、七妈历尽沧桑，智慧超群，看人的眼光准确。在军没有辜负他俩的期许，在党的培育下，成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电视艺术家、第一批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当然，七伯、七妈也从实际出发，对这个年轻晚辈进行了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在如何对待恋爱婚姻、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如何加强政治艺术素养这几个重大课题上，给她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再见七伯

意外的北京之行

当时西南军区已撤销，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单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保留正军级建制，由总后勤部直接领导。这样，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传干事。

我们单位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肃反办公室秘书组组长。9月下旬，总后勤部来电，要求我们派专人去北京总部汇报运动情况。我去总后机关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

七伯赠我刮胡刀

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这是九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七伯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我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快一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

七伯瞧着我的嘴巴说：“我看你现在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天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

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1954年，七伯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七伯。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七伯、七妈不仅在生活上对我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说：“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对某些不顾仪容、仪表的行为，七伯的眼里一向揉不得沙子，会立即予以纠正。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告诉我，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举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团入场，总理见到他，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识到自己胡子没有刮，赶紧找来刮胡刀到盥洗室剃了胡子。

如今有些电视、电影的战争剧里，男主角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级指挥员，常常从头至尾不系风纪扣，甚至敞开上衣指手画脚，还用特写镜头予以强化，以为这样才显得豪爽、勇武，其实违背了历史真实，歪曲了军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剧里的国民党军官，反倒戎装齐整、礼仪周到。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奇怪：这么多编剧、导演、审片部门领导，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种场景反复出现呢？建议有关同志重温周总理的上述教诲。

七伯曾经对我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七伯的气质风度，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甚至迷倒了西方政要，其中就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我和在军说：“你们知道是谁建议我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吗？是杰奎琳·肯尼迪。她说，‘你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韩素音在17次长时间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来的传记。

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的故事

快要告别了，七伯给我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又特别交代这两张票不要送给别人，一定要坚持看到底。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但并没有认真想想七伯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两点。

体育场举行。我们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和在去照相馆拍照，走到门口，手里的票就被人抢走了。我俩这时已忘了七伯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西花厅。七伯刚见面就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我俩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七伯说：“怎么，你们没去参加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嘱，立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实回答：“我们没看完就走了。”七伯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但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就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可惜错过了。”我俩又愧又悔，能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七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七伯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从细微处见精神。七伯在这件事上煞费苦心，既是对我俩的特殊关爱，也表明他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发自内心，这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斗争进程中由衷地形成的。

再则，七伯十分重视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七伯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忠诚助手，指挥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担任国家总理。在此期间，他为维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进而保证全党的团结，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力，死而后已。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军在西花厅谈话，卫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七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十八岁时写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十九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字字珠玑、展现才华横溢和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七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弱。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不无道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会烧成灰烬。”历史同样证明，对党中央、毛泽东做出的正确决定，七伯总是不讲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在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失误，七伯又总是从党性原则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尽力予以修正和弥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他也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躯支撑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大厦，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七伯专门拿出时间听取我对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并将作出不同寻常的表态，就是一次最好的证明。

（编辑  季节）

   2022年12月10日，我们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No.21（2022）》，包括六大类指数。同时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报告No.2（2022）》把上市公司质量和ESG指数报告合二为一。2021年我们开发了中国上市公司质量指数，2022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ESG指数。

提高ESG和提高公司质量是统一的

  提高ESG水平和提高公司质量应当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体。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上市公司又是其中的标杆企业，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SG这个概念包括环保、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它从广义的公司治理进行延展。ESG在理论上并没有特别之处，它与公司治理是相通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的时候，是从广义的公司治理理论来研究问题，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广义的公司治理已经包括了ESG的大部分内容。

  对ESG的评价基于历年开发的公司治理六大分类指数，包括投资者保护、董事会、企业家、财务治理、信息披露和高管薪酬指数。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202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包括了公司治理，也提到了社会责任，但没有专门提到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其实是包括在社会责任中的。在国务院发布的意见中，公司治理是第一挑战，排在第一位。因而公司治理是提高公司质量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意见》不难看出，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与提高ESG水平是统一的，而ESG更关注公司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属于长期发展的范畴。ESG是公司治理的核心。ESG当中的G应当是狭义的公司治理，不是广义的公司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包括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ESG中的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是互相包含的关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四大原则

  公司治理是有国际标准的。在设计指标体系的时候，要体现出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际标准，我们在做公司治理分类、指数评价的时候，更多地采用了国际标准，同时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首先应当把公司的绩效和价值作为公司的经济责任纳入社会责任中。如果一家公司没有盈利能力，它是不可能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比如扶贫、捐资助学等等。

  其次就是企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应当纳入社会责任范畴当中。创新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溢出效应都很大。如果要引导企业进入社会，就要进行更多更深程度的创新，应当把创新列入公司的社会责任中。

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标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科学性，有理论依据。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参考相关的国际标准。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标准包括G20、OECD公司治理准则，中国已经签署了相关协议，是需要履行义务的。

二是数据可得。没有数据的评价很难有客观依据，也可能会忽略上市公司真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三是可比性。不同的公司之间要具有可比性，尤其是同行业要具有可比性。

四是可持续，主要是纵向可比。没有纵向比较，我们无法知道公司质量是否提高了、ESG水平是否提高了。尽管每年都会具体补充一些新的指标，但总体来看，评价指标体系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目前还有一个概念叫ESG投资，它的有效性取决于指标选择的上述四个原则，指标体系的选择对ESG投资至关重要。

ESG三个维度的权重

  关于ESG三个维度的权重，我们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结合了专家的意见，对公司治理给予了55%的权重，社会责任给予了35%的权重，环境保护给予了10%的权重。

  ESG指数是一个相对分值，不是绝对分值。我们把每一个维度的绝对分值算出来之后，把最高值设为100分，然后重新计算，进行排名，公司的指数最高设为100分。从行业性来看，不同行业的可比性可能会差一点，尤其是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可比性相对更差一些。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不同行业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最好是在行业内部进行比较，不同行业做比较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

  我们的评价样本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必须上市满一年，而且剔除掉退市和拟退市的公司。“上市满一年”的要求，主要考虑到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非金融业/金融业的评价结果分析

从评价的结果来看，我们把金融业和非金融业分开进行了比较。

我们在非金融业做了两年的比较。

 图1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年度比较（2020-2021）

图1反映了ESG总体指数和其他三个分项指数的变化。相比2020年，2021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下降，主要源于社会责任分项指数下降较多，而社会责任分项指数下降又主要是因为疫情导致的公司经济责任和创新责任的下降。这个结果和现实是比较吻合的。

从所有制角度来看，我们区分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2021-2022年度，非金融国有控股公司质量/ESG指数都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下降的幅度更大，尤其民营企业的下降幅度更大。这个结果也和现实非常地吻合，主要由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经济责任、创新责任的下降。

  从实际控制人角度比较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排在第二位的是境外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排在最后的是集体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2020年，2021年非金融业六类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全部下降，境外企业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下降幅度最大，这与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原材料和产品进出口受限有关。

  从行业角度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第二位是采矿业。相比2020年，2021年非金融业17个行业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都出现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是教育，这与“双减”政策有密切关系。从四个地区角度来看，东部排在第一位，东北排在最后，而且2021年公司质量/ESG指数都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小的是东部，东北的下降幅度稍大一点。

  从省份的比较来看，排在前三位的省份是北京、上海和安徽，排在最后三位的是辽宁、吉林和青海，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青海。

从上市板块比较来看，沪市的科创板排在第一位，深市主板排在四个板块中的最后一位，相关指标也比上一年度出现了下降，深市主板下降的幅度最大。

从金融业比较结果来看，2021年金融业公司治理分值相对来说是最高的，环保相对来说是最低的，社会责任居中。

  从所有制角度比较来看，金融业ESG指数的三个分项指数以及总体的指数，都是国有企业大于非国有企业。

  从地区比较来看，ESG指数及三个分项指数都是东部最高，东北在总指数以及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两个分项指数上都是最低的。在公司治理方面，东北和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是很大。   

         上市公司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从指标体系来看，公司质量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社会责任、环境保护，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在公司治理方面，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难以保证、董事会结构形似而神不至、经理层不独立、利益相关者的财权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突出。

  在社会责任方面，产品质量、生产安全、员工权益、信息披露等方面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在环境保护方面，环境保护的目标不够明确，很多公司不注重环保投入，环保的信息披露水平仍然偏低。

  从一些具体的指标来看，很多指标确实不尽人意。

在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2021年实行累积投票制的公司占比只有43.06%；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占比只有0.31%。再如，2021年独立董事比例达到50%的公司占比只有5.29%，中国的规定比例是三分之一，美国的独立董事平均比例达到了80%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议案的公司比例只有1.44%，表明了大部分小股东不再参与公司治理。

  此外，2021年发生股价异动的公司占比高达42%，尽管比上一年有所降低，但这个指标是越小越好。

  在董事会治理方面，设置了审计委员会并且独立董事达到百分之百的公司占比只有6.18%。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有明确沟通制度的公司占比只有6.32%。如果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没有沟通，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就存在很大疑问。此外，公布了董事考评结果的公司占比不到1%，建立董事行为准则的公司占比只有0.6%。这些评价指标的偏低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企业家能力方面，总经理曾经担任过三家以上企业总经理的公司占比只有13.19%，总经理担任其他公司独立董事的占比只有1.1%，总经理来自外部选聘公司的占比只有10.51%，市场化选聘经理层的程度还是很低的。

在财务治理指标方面，董事会提出清晰的财务目标的公司占比只有16.26%，两权分离度只有2.98%，就是大部分董事会和经理基本上是搅合在一块的，没有清晰的分工。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而且独立董事达到三分之二的公司占比只有2.75%。在社会责任指标方面，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或者系统的公司占比为38.31%，产品通过质量认证的公司占比只有35.48%。设立了专门的社会责任或者ESG管理部门的公司占比只有1.65%。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或者ESG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公司占比只有31.35%。

相关政策建议

  在公司治理方面，首先要淡化控股一定要控制的观念，控股未必要控制，要强化各类投资者的权益平等保护意识。

  第二，要切实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股权董事不能强制董事会采纳其意志，因为各个股东要平等，董事会要独立。

  第三，要实现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层经营控制权的独立性，同时使其独立承担责任。在国际上，经理层都是高度独立的，国外的一些企业CEO一般是公司的核心，而很多董事长是独立董事来担任的，并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第四，要加强内部控制，要高度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激励以及他们之间的财权配置。我们在评价的时候，财权配置的分值是很低的。

  第五，不要过多关注高管薪酬的绝对值，要强调高管薪酬和高管贡献的吻合度。在社会责任方面，要高度重视公司的创新责任，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也是为什么把它们纳入公司社会责任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尊重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专用性资产，高度重视员工的权益保护，他们的资产是高度专用性的，一旦公司出了问题，首先受到损害的可能就是员工。

  第六，要重视社会责任的合规性，社会责任不只是拿出钱去捐赠，需要合规。比如说捐赠的金额比较高，可能要通过董事会，金额更高的话可能还要通过股东大会，不是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就可以做决定的。

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基于“双碳”目标，完善环境保护的法规，提高环境保护的绩效，加强环境保护的信息披露。仅仅依靠企业自律恐怕是不够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更加重要。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彰显了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强决心，不仅为建设更广幅度、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中国法治提供了更大信心，也从理论上揭开了笼罩在人类法治发展道路上的层层迷雾。我们可以说，历史没有终结，发展道路并不唯一。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实践，创新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或者理论围剿，同时让我们清醒地认识西方法治的话语霸权以及它是怎么构建的。

我们正在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

我们所践行的法治是现代法治，而现代法治的本质是工业法治。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法治。由于西方率先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所以也相应地较早建设了现代法治。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西式的现代法治在历史进程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它对推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力、促进经济增长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美西方国家凭借在现代法治上的先发优势，试图将其法治的特殊经验上升为人类社会的普世道路，并据此构建了西式法治模式的话语霸权。现在我们提到现代法治，好像就是西方那几个关键词：“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好像离开了这些就实现不了真正的法治，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西方的这套法治制度，它的价值理念起源于基督教普遍主义神学，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上强调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独立，重视通过在程序中进行对抗与制约，来实现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西方法治制度有进步性，但并不能说它就可以垄断人类法治的道路，它也不可能是人类法治发展的唯一道路。

为什么西方法治制度成为了话语霸权？其中有特殊的历史场景。一方面，西式法治在部分方面满足了人类法治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比如说强调制约和制衡，并重视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虽然西式法治的财政成本比较高，但是它在客观上仍然有益于公民权利的保障。

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与殖民掠夺，促进了西方法治模式的扩展。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西方发展优势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得到进一步巩固。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所谓法治援助，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诸如世界法治指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中的法治指标等等，这些都是以科学、中立、专业形式表现种种的法治指数评估，最终在全球构建起了西方法治方面强大的话语霸权。

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正在展现人类社会法治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认为，西方占优势地位的法治话语存在着弊病。第一，西方法治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按他们的逻辑，所有国家都要走西方法治的道路，而不考虑自身的历史传统；第二是制度决定论，不管什么国家只要移植了西方的法治制度，就能够实现法治，这在实践上是不成立的。

我们看到，经过新中国七十几年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展现了人类法治的另外一种可能，包括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科学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论述。他提到，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他还举例，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奉行法治是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地解决了法治问题的。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要用法治来化解矛盾。

中国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分工制约的制度模式。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而且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实践效果，经过这些年的法治努力，我们的法治实践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这其中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数据。比如，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根据2022年10月19日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暴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的命案是0.5%，这个数据大约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根据一系列的调查，包括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国际机构的调查，中国是世界上人民群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培育法治的中国理论和国际话语权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不仅取得了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还有平安中国奇迹和公民权益保障的奇迹，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践，为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提供了肥沃土壤和现实可能。特别是在2020年，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上的指导地位。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提炼法治的中国理论，提升法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在理念上一直强调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司法改革中，这种正义是司法的生命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个案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法治保障上强调党的领导，在目标上以人民为中心，在方法上强调全面推进。我们提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而且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一体建设，这是一种全面推进。

在运行上，我们构建了包括“一府一委两院”的立法、执法、司法的体制。习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阐述，特别强调抓住关键少数，强调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负有特殊的责任。

我们现在正在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迈进，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不仅在生产力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跃升，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重构，我们的治理机制、法律机制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了更大的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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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进行强力限制

    众所周知，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强力限制和打击，我列出了2022年美国所有的限制政策，分成如下几部分：

    第一，美国出台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将对在美国设立的拥有先进工艺的芯片制造公司进行大量补贴。这个政策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和政策推出之迅速，是出乎半导体行业预料的。

    美国一直在各个领域指责中国滥用国家地位，对一些科技领域进行非市场化的补贴。但是美国这个法案，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威，对本国的芯片制造公司进行典型的非市场化补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法案中有一个明确的排他性条款：只要接受了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能在中国大陆建设先进的晶圆制造产能。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类似于台积电、三星，甚至包括格罗方德这样的芯片代工龙头企业，在中国大陆建设先进产能。

    第二，贸易管制。2022年，美国针对我国的贸易管制逐级加码，甚至每隔一个月就出台升级新文件，一直延续到12月份。有报道说，美国正在和荷兰政府谈判，要求禁止ASML向中国出口10纳米以上的光刻机，包括我们目前几乎所有的成熟制程以上的光刻机。

    目前，美国对我国半导体领域打击最厉害的一条，是划了先进工艺的界限。比如说，逻辑代工是14纳米，存储是128层，或者是18纳米的DRAM。那么在这个节点往前，所有的美国公司以及用了美国技术的公司都不得给中国的公司供货。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三大半导体制造的国企——中芯国际、长存和长鑫，在新工艺的扩产上完全停产。

    第三，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建了一个Chip4的产业联盟，希望统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产业资源，不能为中国所用，希望就此筑起一道篱笆或者一道高墙。

    第四，美国在2022年10月的出口管制新规里，出台了“人才管制”这一条。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乃至整个高科技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海归，尤其是过去30年间在美国留学的海归人才。美国明确提出，禁止拥有美国国籍及持有美国绿卡的人，从事和中国半导体先进制造搭边的任何工作。如果被美国政府发现，将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一条规定，2022年10月之后，诸多上市公司中的华裔美籍高管不得不辞职。

    2022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系统、严苛、强力的限制和打击措施后，我国半导体产业正在艰难应对。这其中最核心的打击目标就是针对先进工艺，所有美国的设备公司和零部件公司，包括材料公司将全面撤出。

为了应对这一最核心的打击，我们国家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实现半导体产业链的“去A（American）化”，也就是必须“去美国化”，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实现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去A化

    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在半导体领域一直是执行业牛耳，不管是产业规模还是先进技术的推进，一直走在产业的最前沿。美国突然在2022年祭出如此强大的打击手段，使我们剩下的唯一一条出路，就是实现中国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去美国化。这是我国半导体行业必须走，也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所谓去美国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应对。

    第一，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要发展中国本土的装备、材料及零部件企业。客观地看，5年以内我们还做不到半导体产业链的全部国产化。因为半导体产业非常复杂，一条半导体生产线，包括上百种设备，几百个型号；一条生产线上所应用的各种材料有几百至上千种，几乎涉及所有的工业领域，囊括了玻璃、金属件、各种合金金属件、常用金属件，以及各种塑胶件、陶瓷件……。

    目前，在我国半导体技术相对落后的背景下，一方面在大力发展国产化，同时也必须吸收美国以外的海外半导体行业的企业、技术和人才，包括日本、韩国、欧洲、新加坡、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国的技术和人才。

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在未来的5年，真正实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去美国化。这里涉及很多具体工作。

比如说，发展中国本土的装备、材料、零部件企业。首先我们希望对FAB厂所需的装备、材料、零部件的制造企业，要有一些独特的支持政策。我们绝大部分的FAB厂，如中芯国际、华虹、长存、长鑫，都是国资控股的。未来几年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对于国资的FAB厂购买国产的装备零部件，要有一些额外的支持和补贴。

    第二，对于国产的半导体制造所需装备、材料、零部件等，要加大投资力度。过去三年对半导体领域的投资很热，但绝大部分是热在芯片设计领域。目前，国内芯片设计领域上市公司已经有几十家，实际上真正投入到被“卡脖子”的半导体装备、材料及零部件企业的资金，还远远不够。对于民营资本或是国企，都要加大投资的引导力度。

    第三，针对美国这次祭出的人才政策，我们应该对相关的海归留学人才设置绿色通道，甚至要有一些灵活的国际政策。

我们要尽可能地通过多种方式，如通过并购、投资、技术合作和人才引进等等，和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半导体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只有将这两方面的措施，同步、全力地推进，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5-10年实现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去美国化。

国企与民企的优势和劣势

在我们自己的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实务中，我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实务操作中的优势和劣势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企业，大体有两个系统。一是国有控股的派系，比如，上海微电子是我国光刻机的攻关代表，北方华创是在A股上市的一家做半导体刻蚀和薄膜设备的公司。有研新材和沪硅产业是近两年在科创板上市的半导体核心材料企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是经营方向稳定。这些企业都有很长的历史存续期，经营方向非常稳定，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是政治属性很强。它们轻易不会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向，这是与政治属性紧密相联系的。

    第三是可以接受比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比如已上市的北方华创，它坚持做长期的科技攻关。这两年随着国内对半导体制造领域大范围投资热潮的到来，这家企业的财务状况才有所改善。

    这些国有企业也有一些共同的缺点，比如市场敏感度比较低，对于新兴的市场领域、对市场需求的转变，它们的跟进往往不及时。经营团队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民营企业也有其共同的特点。

第一是市场敏感度高。这些企业在发展历程中，屡次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方向，总能够及时推出紧密跟踪市场发展趋势的产品。

    第二是经营团队利益和公司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不仅仅表现在经营管理上，还包括后续上市公司的投资，以及对一些新公司的并购上。经营团队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为公司未来的进一步扩张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当然民营公司也有其共同的缺陷。

    第一，比较难接受较长时期的投资回报。半导体行业对于一些核心领域的攻关研发，往往面对相当大的技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投入未必有产出，或者说到底产出在哪一年，也说不清楚。这是民营企业普遍担心的问题。大量民营企业由于没有资金实力做长周期的投入，所以很难发展壮大。

    第二，无论是个人股东还是大量的风投机构，对于投资回报的要求比较高，对于周期要求也比较短。

第三，民营企业政治属性相对国资来讲要弱一些，毕竟要以商业回报为核心诉求。

所以在我们被“卡脖子”的领域，我们期望中国半导体各领域的企业发展壮大，也期待着能够在国企控股的几个民营企业之间，找到各自合适的角色定位，能够在不同的细分领域选择合适的标的。

半导体产业链太长、太复杂，目前我们被“卡脖子”的领域可能有几十项，很难要求对这几十项乃至上百项的细分领域，都以“两弹一星”的方式进行国家级的集中攻关。对于其他被卡脖子没有那么严重的，或者从商业的投资回报率尚可的角度，建议组织大量的民营企业，支持他们充分发挥灵活高效的优势，通过共同努力，全面弥补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缺陷。

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构建产业联盟

我们要和美国以外的所有半导体先进国家，结成最广泛的联盟，吸收他们的技术和人才。那么，我们如何去建设广泛的国际技术和产业联盟？

在过去的两三年内，海外投资（包括并购）和技术合作的大门，对我们是关得比较紧的。

    预计未来一两年以后，有些国家可能会重新权衡他们在中美竞争之间的位置，比如韩国、东南亚各国、欧洲、德国、法国、比利时乃至日本。不排除它们通过再三权衡，在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合作方面，打开新的小门（谈不上大门），也许会有新的机会出现。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这种机会。

    在我们过去的实务中，既有国资对海外标的的收购和投资，也有大量的民企海外投资。我们梳理了其中一些共性。

    国资的资金体量是比较大的，在海外曾有过大量投资，包括集成电路大基金。由于资金体量大，能够接受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也能够接受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率。

    国资尤其在海外投资并购的动作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它们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很容易受到海外公司和所在国政府的排斥、审查。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前些年我们的集成电路大基金有意向收购当时全球排名第三的芯片测试企业Aixtron，这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这个收购案在商业上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最后提交给美国政府，被奥巴马总统否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窗口，意味着中国海外并购遭遇阻力，特别是在美国并购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最近我国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英国和德国意向收购它们的半导体制造工厂。尽管这些半导体工厂的制程工艺并不先进，但依然被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否决了。这两家中国企业并非国有企业，只是国有资本参股，但依然遭到了西方国家政府的严厉审查并被否决。这一趋势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避免。

    相对来讲，民营资本的一个优势，就是由于它的商业投资的属性，较少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同时在市场上反应比较迅速，特别是在竞价环节。比如说我们的海外收购，一般要经历至少两轮至三轮的竞价环节，决策灵活的民营企业，在这个环节上具有很强的优势。当然，民营企业和资本的最大劣势在于资金体量小，尤其在投资很大的、具有战略属性的公司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过去5年的海外并购实务中，依据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在未来的2-3年，海外并购有可能重新打开机会窗口。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国有资本（公司）作为重要或基石出资人，以民营企业以及民营资本为核心操盘手，共同组成海外投资或并购基金，或者以联合出资的方式，对海外的半导体产业链公司进行广泛灵活、全方位的合作，包括收购、投资、技术合作、人才引进等等。通过结合双方优势的一些架构，我们尽可能地去完成对海外半导体技术的吸收和引进。

2022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面对挑战和压力，我们要努力摸索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的中国式高科技产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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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物联网、5G等技术的发展，智能传感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未来6年是智能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关键期。本文概述了智能传感器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指出了促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芯片

随着物联网、5G技术的发展，智能感知互联时代已经到来。智能传感器是智能感知的前端设备，是我国工业实现“由大变强”的必经途径。目前智能传感器产业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预计智能传感器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期将在未来6年内出现，这将是我国智能传感器发展的机遇期。我国可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快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前景广阔

智能传感器是指将传感器与微处理器相结合，同时具有信号监测和信息处理功能的传感器，其核心技术在芯片①。早在1979年，美国宇航局（NASA）就提出了智能传感器的概念，但直到进入21世纪后，随着5G通信的商用化，智能传感技术才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产业化。

我国传感器的发展起步较晚。1974年，我国研制出首个传统式压力传感器。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感器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传感器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21世纪初，我国在智能传感器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采用混合集成技术研制出较为实用的智能传感器。201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智能传感器标准框架体系。随后，我国政府发布了多项涉及智能传感器的政策，特别是2013年工信部等四部委颁布的《加快推进传感器及智能化仪器仪表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2017年工信部推出的《智能传感器产业三年行动指南(2017-2019)》，明确了我国智能传感器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随着政策的引导作用不断加强，我国在智能传感器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已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并在封装测试等部分环节达到了国际水平，但在芯片研发设计和晶圆制造环节，与欧美日等智能传感器强国还存在明显差距。

智能传感器是联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在民用和军事上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民用方面，智能传感器作为万物互联的核心基础，广泛应用于物联网、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军事应用方面，智能传感器在装备测量与控制等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各型导弹或弹药、飞机、舰船、坦克等武器装备系统，以及后勤保障系统、作战指挥系统等，在未来的高技术战争中将深刻影响或改变作战方式，大幅度提高精确打击能力、指挥控制能力和战场管理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智能传感器的效能将不断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总之，智能传感器已经成为国防建设、工业转型升级以及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必不可少的基础核心技术和装备。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资料①，目前全球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在整体传感器（传统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的占比和市场规模并不大，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图1)。2018年，传感器全球市场规模为1393.2亿美元，而智能传感器仅为283.3亿美元，占比20.3%。虽然智能传感器的占比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并不高；预计到2023年，智能传感器的占比将增加到24%，复合年增长率在3%左右。这说明智能传感器技术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智能传感器这条赛道上，各国都面临有待突破的技术瓶颈，还没形成技术垄断或取得技术龙头地位的实力。综合考虑全球对智能传感器研发的高投入以及社会对物联网的高需求，可以判断，未来6年将出现智能传感器技术的井喷发展。由此而言，未来6年也将是我国智能传感器发展的机遇期。

            图1 全球传感器及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①

我国是全球智能传感器的最大应用市场

我国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市场规模巨大，是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22年的数据②（图2），2020年中国智能传感器应用市场规模为148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41%左右。虽然中国的应用市场在全球占比正在逐年下降，但我国智能传感器应用市场较为成熟，相比其他新兴市场较为稳定。鉴于近年来有大量新兴市场快速崛起，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智能传感器的需求增长迅速，我国企业如果能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

           图2 中国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①

我国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市场结构均衡

智能传感器最终应用领域主要分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电子和医疗电子。与全球智能传感器应用领域市场结构有所不同，我国智能传感器应用领域的市场结构较为均衡。

从全球应用市场来看，消费电子是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最大的应用领域。2019年，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市场占比为79%左右，占据最主要地位。由于我国的工业结构较为完整，在各类市场领域有较为成熟的产业化发展。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使得我国智能传感器在消费、汽车、工业、医疗电子四大领域占比均衡。即使对某些特殊需求的智能传感器，如生物型传感器、特殊气体传感器等，我国也有相当的市场可支撑其产业发展。

汽车电子、通信电子是我国智能传感器最具发展潜力的细分市场

汽车电子领域是我国最大的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贡献者。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迅猛，2021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为4.0亿辆，年复合增长率为6.3%左右。这使得智能传感器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预计未来市场规模占比将进一步增加。目前，一辆普通家用型轿车内大约安装几十到近百只传感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智能传感器，对温度、压力、位置、距离、加速度、流量、湿度、电磁、电光、气体及振动等各种信息进行实时准确的测量和控制。随着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传感器的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汽车电子领域将是未来智能传感器发展的主赛道之一。

通信电子领域，随着我国5G技术的高度发展，市场占比尤为可观，这是我国市场结构最为独特的一点。通信技术是当代发展最为迅猛的高新技术，根据Dell'Oro Group的数据①，2020年，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规模达到925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预计为4%左右。中国通信行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全球通信市场竞争中，华为一家独大。智能传感器作为通信技术中不可缺少的元器件，未来将与通信技术同步发展。利用好通信电子领域需求端将极大推动我国智能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是智能传感器领域的后起之秀，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包括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软件、应用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但相比欧美，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规模较小、产业模式单一和产业链有薄弱环节。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规模小，应用端市场国产化率低

赛迪顾问2020年全球智能传感器产业结构数据表明①（图4），智能传感器产业主要由美、日、欧主导，北美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规模占全球产业的43.3%左右，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对比而言，中国传感器产业的全球占比很小，产业规模占比不足6.2%。这与我国应用市场占全球的比例（41%）极不匹配。说明我国智能传感器制造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内市场中，智能传感器的国有化率只有30%左右。近年来我国市场智能传感器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2016年，国内厂商智能传感器总产值约占13%，2020年提升到31%，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4%，远高于行业增速。但国内应用端企业倾向选择购买外国产智能传感器产品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这就导致：虽然我国应用端企业创新能力强、资源广泛，但无法带动国内智能传感器厂商的技术提升。未来随着国内厂商技术持续迭代、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市场认知度持续提升，智能传感器市场国产化率也有望进一步提高。

       图4 全球智能传感器产业结构①

我国智能传感器企业过分依赖国外代工厂, 国内缺乏自主的IDM企业

智能传感器行业的特点，是技术壁垒较高，细分环节多而分散。从全球范围看，欧美是智能传感器的制造霸主，占据全球近一半的市场份额，例如著名的霍尼韦尔公司、楼氏电子等。而欧美在传感器产业中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垂直整合制造（IDM）型公司上，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使得设计、制造等环节协同优化，充分发掘技术潜力，更有条件率先实验并推行新的智能传感器技术。欧美的IDM型公司在芯片设计、软件开发等环节中占垄断地位，中国公司很难与其竞争。

而我国智能传感器的设计与生产，是以无工厂芯片供应商（Fabless）模式的公司为主，几乎没有IDM型公司。Fabless模式只负责芯片的电路设计与销售，将制造、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这种模式虽然可以使芯片设计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快速成长，但外协加工带来了供应链管理的不确定性，使我国智能传感器企业过分依赖于代工厂（Foundry）供应商。而上游供应商绝大部分都在国外，包括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晶圆生产设备、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和知识产权（IP）等，这将严重影响我国传感器产业链的安全性。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存在薄弱环节

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包括研发、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软件与芯片解决方案、应用这六个环节。我国的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其中研发是难点、芯片设计是盲点、晶圆制造是卡点。

研发环节是整条产业链中技术难度最大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上，全球都是由高校和大型研究机构给予技术支持。在我国，科研支持机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苏州微纳中心等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建立了智能传感器中试服务平台。不过，如何转化高校和研究所的成果是该环节最主要的问题。

芯片设计环节主要指以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目标的设计流程，涉及多种学科、多种理论、多种材料、多种工艺及现场使用条件，技术壁垒极高。全球芯片设计行业目前被欧美牢牢掌控，国内专注于此环节的公司很少，而且国内尚无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真正好用的传感器芯片设计EDA软件。

晶圆制造环节是目前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卡脖子环节。晶圆制造环节分为晶圆材料的制备和芯片加工两个步骤，对工艺及设备要求非常高，投入资金巨大。晶圆生产成本投资额中，晶圆设备及技术专利等占据主要成本。中国内地仅有7家具有晶圆生产线的公司，且产能有限。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企业，尽管硬件条件与国际水平相近，但是工艺技术和经验无法达到国外工厂规模生产的标准。

促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努力方向

未来6年是智能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关键期。我国应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强政策引导，利用好市场需求，转变智能传感器的生产模式，加紧补足产业链薄弱环节，通过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的发展推动我国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将智能传感器列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制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规划。出台相应的针对性鼓励政策，指导科技研发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硅晶材料制备、芯片加工设备等关键技术环节实现突破，补足晶圆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产业链薄弱环节。

第二，以汽车和通信领域的应用需求为牵引，带动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的发展。充分利用好世界第一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汽车和通信两大细分领域，鼓励应用端企业采用国产智能传感器，提升国产化率。刺激国内上游企业在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持续投入研发，实现快速发展。政府可以通过专项基金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扶持部分试点智能传感器供应商，引导应用端企业优先与试点公司合作。另外，地方政府也可牵头建设智能传感器供应商信息平台，为应用端企业选择国产供应商提供便利。

第三，转变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生产模式，推动建设IDM模式的产业集群。缺少IDM模式公司，这是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明显短板。由于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起步晚，短时间内形成IDM模式公司过于困难。以欧美日的经验来看，可依托目前现有的高技术产业或科技园区，由政府引导智能传感器龙头企业入驻，进行产学研结合，进而吸引更多初创企业加入园区，最终形成从产业链上游研发机构到下游应用端企业都包含在内，具有IDM模式生产能力的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区。

（编辑  季节）

什么是中国式复合资本市场

西方的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中国式资本市场则是由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两部分复合形成的资本市场。二者的区别，在于市场服务的对象和功能大不相同。在中国，我们用股票市场服务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用产权市场服务非上市企业资本运作。西方国家的非上市公司则没有产权市场可用。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复合资本市场的头部市场，产权市场是复合资本市场的长尾市场。在头部市场上进行的是少数企业标准化股票的连续交易，交易量大，交易标的却不多。在长尾市场上，交易的是广大非上市企业的非标准化产权，交易标的众多，交易过程不连续。头部市场以少数产品的反复交易形成其市场规模，主要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运作服务。长尾市场则以其众多交易标的一次性交易形成其市场规模，主要为非上市实体企业的投资性运作服务。

由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复合形成的中国式资本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无人区开创出了能同时服务于所有企业资本运作的一条崭新道路。产权市场为非上市企业提供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流转服务功能，既大力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又有效规避了国有产权配置中的腐败现象，缓解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在直接融资上的渠道与能力差异，缩小了社会金融资本向市场主体配置时的两极分化现象。

早前，我国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定义，通常都只是指各种板块层次的股票市场，而没有包含产权市场。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国企改革要用好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等资本市场，为中国式资本市场给出了新的定义、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式复合资本市场发展的充要条件

资本市场是为了适应企业资本形成、运营和流转的需要而产生的直接融资市场。资本市场按功能通常分为两级，一级市场发行股份服务资本形成；二级市场上市流转服务股权买卖和资产并购。

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获得资本市场服务的强烈需求。广大公众直接参与股票交易，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因此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交易双方的行为需要加以规范，实行严格监管，严防暗箱操作等投机行为引发社会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这就决定了企业进入股票市场融资的门槛很高。

自股票问世400多年来，世界各国只有万分之一左右的企业有机会进入股票市场，成为上市公众公司，其他的公司则很难得到资本市场服务。股市集中了社会公众的资本却只能为行业塔尖企业服务，经过马太效应长时间的反复放大，股票市场在推动极少数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这种单一的剧烈失衡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了企业和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

在传统产权交易市场，由于不能在大范围内及时披露交易信息，非标准、非连续的企业产权交易效率较低、交易成本较高，难以发现买主，不便发现价格，不具备有效运行的市场技术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使产权交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大为加快，交易信息披露成本大幅度下降，可以随时展开大范围远程竞争交易，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企业资本交易能知情、可参与，非上市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上有效发现买主、竞争发现价格。这使得非上市企业既可以通过增资扩股适时融资形成资本，又可以及时展开流转、并购，高效完成产权让渡。因此可以说，信息网络技术是产权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产权市场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非上市企业产权交易标的，促进产权市场快速做大，发展成为既分布各地、又相互结合的专门为非上市企业提供资本运作服务的资本市场。因此，大量企业国有产权集中进场交易，是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充分条件。

由此，我国分两步走建立起了由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共同组成的复合资本市场。第一步，以股票市场作为头部市场，集中为行业塔尖上市企业提供资本运作服务，引领带动各行各业向前发展；第二步，以产权市场作为长尾市场，为广大非上市企业提供资本运作服务，促进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大小企业都能更好获得资本市场服务，有力促进了社会就业的稳定和企业发展的均衡。

中国式资本市场短期内能同时支持各类企业的创新发展，在中长期则将明显有利于改善全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进一步提升复合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举措

相对于产权市场，股票市场是国家垄断市场，独拥标准化产品连续交易资格，具有法律、地位、政策、人才、资金、媒体、券商、中介等多方面优势，因而在单项融资能力与股权流转效率上高于产权市场。由于产权市场可以服务于99%以上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和流转，由此，中国的产权市场有着比股市更大的效率提升空间和必要性。在产权市场上较少的资源投入，能带来比股市更大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可以促进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良性互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大力推进产权市场的发展，而不应只顾盯着股市配置资源。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下一阶段提升产权市场融资效率的重要举措大致包括：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法律制度，坚持各类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原则，推动私人资本进场运作。完善股权融资功能，增强产权市场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和并购流转能力，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建立完善产权市场网络，利用区块链技术大力促进产权市场跨区域联合与协作。与此同时，要加快国际化步伐，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融资发展，探索利用产权市场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资本市场缺失、发展资本不足、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将其打造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市场平台。

利用复合资本市场优化企业资本运作

股票市场只能为企业资本运作提供阶段性服务，而产权市场可以为企业资本运作提供全流程服务。通常只能在企业的成长期或成熟期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资本运作，而不便在诱导期或衰退期展开。那些发展进入成长期的企业，若原有股东的投资满足不了企业发展需要，不能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更多占有市场，就会很快被竞争者超越，应争取通过上市募集资本，加快发展，巩固市场领先地位。

产权市场可为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资本市场服务。在诱导期，产权市场可以为企业披露融资信息，寻求天使和创新资本支持，做好产权登记与托管，见证资本形成和企业成长。在成长期，产权市场可以引入私募股权基金等投资，一轮又一轮地为企业提供增资扩股服务，不断壮大企业资本力量，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在成熟期，产权市场可以快速实施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断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推进资产保值增值。对进入衰退期企业，产权市场既可帮助企业及时流转产权，也可帮助企业有效实施重组，通过资产变现筹集退出成本，做好职工安置等事项，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和员工持股，更新企业机制，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产权市场的规模越大，信息披露能力越强，会员中介推广能力越好，交易机构之间的协同越深，产权市场为企业资本形成、运营、流转服务的效率就越高，功能就越强大。

由此可见，企业出资人机构需要把握好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的不同优势，指导所属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灵活运用两个市场，坚持两条腿走路，使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及时获得恰当的资本市场服务，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利用产权市场全程操作，利用证券市场重点突破”，是大型企业集团用好、用活复合资本市场的基本经验。大型企业集团应将不同发展阶段的资产区别对待：将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项目资产分类推向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将诱导期和衰退期的项目资产及时推进产权市场融资、重组或变现，将企业发展各阶段资源配置与资本市场全面结合起来，加以有效运作。

目前，中央企业集团综合利用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进行资本运作，已经探索形成卓有成效的“三主体孵化注资模式”。集团公司、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集团参与的PE基金三方主体，既通过产权市场孵化基金和项目，又通过股票市场不断扩张上市公司，三方协同互动，嫁接国有企业、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公司三种制度，融合国有资本、私人资本、机构资本三类资本，同步解决资本、人才和机制问题，有力推进企业改革发展。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江苏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克服超预期因素影响，稳住了经济大盘，展现了经济强大韧性，为推动双向开放、畅通内外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2022年前三季度，江苏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3.2%。全省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5%，制造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从依赖净出口、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从2018年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以来，美国调整了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针对中国聚焦于贸易、科技和产业链实行“脱钩”政策，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面临“卡脖子”风险。目前江苏正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克服外部风险挑战，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异常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着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转向以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在国际高通胀、国际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2022年前三季度，江苏省GDP达到88652.7亿元，同比增量3757亿元，全国排名第二位，呈现稳中有升、加固向好的态势。未来，江苏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宏伟蓝图，加速转换发展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协调优化人才、资本、土地等资源要素配置，挖潜增效，提质调优，培育新动能，创造新需求，形成新供给，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新形势，按照建设安全系统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争创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于变局中开新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协作，深化国际经贸关系，提升贸易投资效益，服务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作为东部经济大省，江苏经济基础实力雄厚，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善，产业链完备，在全国经济大盘中占据重要位置，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备良好的支撑条件、大有可为。江苏先进制造业领先优势明显，产业链竞争力显著增强。全省物联网、软件、纳米新材料等六大产业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集群，全省23个工业园区跨入全国百强先进制造园区。

江苏外贸行业主动对接国际市场前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循环。2022年前三季度，全省出口总值2.61万亿元，增长12.9%；进口总值1.5万亿元，增长4.9%。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拉动江苏省进出口增长5.7个百分点，成为江苏省外贸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量。引导外资流入江苏制造业助力内循环，提升在江苏高端产业链的战略布局。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1-7月，江苏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20.7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48.0%，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163.9%，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江苏开放型经济在全国的作用以及制造业的实力，决定了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为，将稳步迈向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中的堵点和难点

保障产业链稳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产业链环环相扣，上下游紧密协同，牵一发而动全身，产业链各环节低效、阻滞甚至局部中断都将影响全省经济活动的顺利运行。

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发展能级有待提升

江苏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位置，产业经济循环高投入低附加值的发展路径不可持续，依靠增加资源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江苏能源结构偏煤，重工业比重偏高，耗能行业比重偏大，资源消耗的形势严峻，土地要素制约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减碳”压力较大。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产业经济循环低效成为影响创新绿色发展的短板弱项，全省纳入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的有500多家，位列全国第二，占比约为9%。

江苏新兴发展动能还未成为“顶梁柱”，新旧动能转换还在爬坡过坎，通过承接国际代工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市场资源“两头在外”风险加剧，产业国际竞争力还需增强。

“有高原无高峰”，链主领军企业有待培育

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是组织开展生产流通活动的主要载体，是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前提和基础。培育链主领军企业，是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着力固链补链强链，打通经济循环的断点堵点，增强经济运行活力的重要内容。

江苏制造业实力领先，总量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大而不强”“有高原无高峰”的特征依然存在。2022《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显示，广东省有70家企业进入了500强，上海有58家企业入围，浙江有41家，江苏为33家。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全国第一，但是与广东、浙江等省份相比，龙头企业数量偏少，部分大企业在经营模式创新、产业链协作、国际化拓展等方面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带动力，重点企业跨界整合和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巩固。

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破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刻不容缓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瓶颈和堵点，抑制高端产品制造供给能力，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江苏芯片产业为例，前端设计、关键工艺及关键设备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控，在芯片产业链的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装备、封测、掩膜制造等环节上还处于相对弱势，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权，存在“断链”风险。全省造船业手持订单量占全国近半、全球1/5，但是主机、发电机等船用关键设备仍需要进口，产业链保供还不牢靠。产业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水平仍需持续发力，“卡脖子”技术难题有待攻克，前沿领域引领性原创成果亟待突破。还需要提升技术标准话语权和品牌优势话语权，多方协同发力培育科技创新优势，进一步探索科技、产业、人才融合发展模式，加速产业创新成果集约集聚集群化发展态势。研究结果显示，近5年，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于英国、荷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要加强企业创新联合体，隐形冠军企业缺少抱团联动。

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内需牵引畅通经济循环仍需加码

坚持内需主导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扭转供需不畅、供求脱节、资源错配现象是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内容。江苏是全国消费大省，联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方面大有潜力可挖。2022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市场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其中光伏装备制造、锂电池、新能源整车制造等新能源产业供需两旺，行业增加值增速均在30%以上，但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行压力较大，消费支撑作用不强，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板。受疫情影响部分区域消费动能不足，改善型消费有待激活，消费物流需要加速畅通，要持续优化城乡商贸物流网络布局，着力解决商贸流通环节多、流通链路长、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举措

江苏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要形成强大的供给体系，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着力推进“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大做强链主企业，构建安全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经济基础，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竞争力，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一是加快产业链培育。健全产业链“链长制”，围绕固链、补链、强链推进531产业链递进培育工程，完善50条重点产业链全产业链体系，提升产业链迭代升级能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二是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聚焦全省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挖掘园区经济占据江苏经济“半壁江山”的优势效能，向产业集聚迈进，推进产学研金商合作，强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释放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增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聚力打造产业航母。

三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环境约束和能耗双控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智转数改和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打造“制造强省”“绿色制造”品牌，推动全省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加快培育链主企业

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稳固产业链生态体系，服务支撑国民经济顺畅运行。

引导创新资源要素汇聚实体经济。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完善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搭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和企业研发平台，深化信息技术成果应用，推广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持续推动企业“上云用云”，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巩固现有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38家、智能车间1639家、标杆工厂135家基础成效，着力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和灯塔工厂，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汇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量。

完善链主企业孵化培育体系。探索构建从“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独角兽”“领军型”企业到链主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全覆盖的培育机制和政策激励体系，聚焦各部门政策合力，推进以15个地区为首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聚焦优势资源，打造全程服务体系，形成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优势。

坚持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

着力应对经济循环的外部风险因素，增强产业链抗冲击能力和抗压性，建设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科技协同攻关。

聚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重大方向、重大需求、重大任务为牵引，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省部联动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瞄准集成电路、超级计算、高端装备、前沿材料等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持续攻克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电子信息材料国产化等“卡脖子”技术难题，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有效增强产业原始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供需结构体系适配

加强正向激励，发挥江苏区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服务对接国内大循环。

一是牢牢坚持需求牵引的基调。优化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协调，塑造愿意消费、乐于消费的良好消费环境，支持跨境电商和新型消费场景建设，强化消费体验，不断适应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培育在线新型消费业态和数字电商企业，完善“智慧”消费体系，支持南京、徐州、苏州、无锡市等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扩大内需，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二是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全省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保障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加快统一居住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江苏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试点，加速技术信息流动，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智慧监管、虚拟空间监管水平，清理各类歧视性政策，破除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壁垒藩篱，依法开展反垄断执法，规范市场不当干预行为。

三是保障商贸物流畅通。持续完善南京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苏州（太仓）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苏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家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创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和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等，不断提升大型骨干物流企业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推进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搭建商贸流通新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支付平台，推动市场信息互联互通，以信息技术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堵点，全力实现商贸物流保通保畅。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巩固全球产业合作，更好利用国际市场，努力开拓新兴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

一是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提升中欧班列运行质量，挖掘远洋海运集装箱潜力，打通国际贸易运输堵点，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完善中欧班列“铁路快通”模式出境。

二是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对标RCEP、CPTPP等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核心竞争力。推广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发展。加快打造苏州、连云港开放型经济城市，将江苏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

三是加快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向型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进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3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对接，实现资源要素全球性优化配置，打造更多世界级规模化跨国企业，推动省内产业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编辑  杨利红）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和平与发展”作了新的内涵概括和定位，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表述，把“和平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一个目标，而不是对现在世界的一个时代判断。

历史发展方向正在产生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的理解，时代已经变了，“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再用“时代主题”来定义“和平与发展”。

    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四个赤字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四个赤字，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局面。所以“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平与发展”有了新的概括。我们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和平力量，也是对世界上的霸权和战争力量的最大制约。如果中国的发展不能制约战争和霸权的力量，那么世界就没有和平可谈。这是我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解。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用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个阐述把过去所说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深化了，中国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各国的发展也要在中国找到机遇。这两句话可以说对“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

    对于和平，我们应有新的理解。过去我们说世界大战不爆发就是和平，但现在的局面是，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上是和平的。像乌克兰危机，这个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它可以把全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全部卷进去。乌克兰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更大的欧洲战争甚至核战争。所以局部战争本身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

    战争本身又带来很多非军事领域的战争：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舆论战，甚至生物战。这些新的战争形态相继出现，可以用以制裁俄罗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传统战争带来的打击。所以对和平要有新的认识，对战争也要有新认识。我们过去对和平的认识（比如以不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标志）比较笼统，这个认识要加以变化。况且我们自己还面临着台海的紧张局势，即使没有世界大战，台海不稳定也是一种不和平。

    发展也是在变化的。发展过去主要是南北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向现代化强国的方向迈进的阶段，就不能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方国家”了。我们同美国的矛盾是在走向世界制高点的征程中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这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别的。由此，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南北矛盾，而且发达国家自身也出现大量的发展问题，所以他们在发展问题上要压制中国，从各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发展机会。反过来，在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矛盾之中，又产生了安全问题，产生了和平问题。所以，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我们要看到军事力量。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它本身也是发展的一个结果。没有充分的发展，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足以保证和平。二十大报告中讲到，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这充分地表达了中央关于未来对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这两对关系的核心论述。也就是说，我们随时准备运用军事力量，要常态化、多样化运用，而且军事斗争要灵活展开，塑造安全态势。美国一直在做“塑造”的事情，而我们往往是被动的，每当它发动了某一场安全危机，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应对。在特定的形势下，我们要加快塑造安全环境。

我们绝不会主动地去发动战争，但是要主动地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高度交织在一起，中国国内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来源之一。

（编辑  季节）

用数字化的方法，能够掌握产业运行和经济运行比较实在的信息，对产业链的长板或短板做相应的定量化的刻画，而且可以进行评估或预警。这对于把握宏观和中观经济调控，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用数字化表达产业链创新

    目前，在产业治理能力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要提升产业链效能，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补短板的问题以及国际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一旦重要技术产品遇到封锁，有没有替代的方案，或者有没有反制措施？都需要做一些客观上的评估。

    在整个“十四五”期间，产业链效能的提升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任务。最近国务院下发关于数字要素市场的意见，产业链创新的要素如何用数字化来进行表达，提高我们的决策支撑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做产业链的治理，需要客观分析国内各产业的发展水平、面临的短板以及需要从何处发力、如何运用政策组合拳等等。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全量的、实时的数据掌握不完整，还是依托传统的统计、调研、抽样分析等，也就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留下的研究方法。

如何建模产业治理和投资决策新体系

    现在，在互联网企业里可以做用户画像，可以做倾向的预测。但在产业的监管层面上，远远滞后于目前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技术和应用。这里当然有一些难点，比如说，如何构建产业链的底数、底图、底库，这些数据如何获取，数据之间的口径如何统一等等。不同的数据表征，比如要素、主体，关系或者价值链的高低，过去都是依托传统的咨询公司或研究院做的，但是依然是基于专家的有限认知之上。

    三四年前，我们创建了一个“产业知识计算引擎”创业中心，力图用大数据、AI、知识建模的方法来进行表征。这样，我们可以对整个产业的治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创新整体的挖掘，对“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事前的预测和趋势推演，也就是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决策系统。这里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刻画、如何建模。

    例如，我们做了一个“基于数据加算法驱动的产业治理和投资决策”系统。它完全用定量实时的数据去表征，把过去专家们对它的认知，通过建模或者知识图谱的方法来进行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未来10年内，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治理的理念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举例来说，我们非常看重中德之间、中欧之间的技术贸易合作。德国是整个欧洲技术合作的集散地，而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集散地，美国在这三点之间的贸易来往非常频繁和密切。这就非常有必要通过贸易的数据来进行详尽表征。

    做这样的一个产业数据的资源底座，要解决很多问题。第一，必须有扎实的数字底座，就是用数据来表征其中的要素和动向。比如说京津冀协同问题，北京有多少企业疏散到河北和天津，过去没有这些数据，现在通过工商系统的数据，比如北京某公司作为出资人在天津设立一家分公司，通过此类数据完全可以表征出来这个产业的迁移，或者区域之间的协同状况。过去的几年，我们汇聚了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6000万家企业，这里包括全量的专利、全量的行业，包括行业里十几万种工业品之间的产业图谱的绘制，建立这样一套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有了这个数据底座以后，如何绘制产业地图，据此做诊断、做舆情监测、做评估、做决策支持，将涉及一系列的AI工具和算法。例如我们下一步要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与欧洲、俄罗斯、以色列开展进一步合作，那么对于它们的产业、资源或者其他有利于支撑我们发展的能力要素，要非常清晰，所以构建这样数据的底座是非常需要的。

    其次，要对重点产业链逐一进行产业链的画像和短板的诊断。例如我们向深圳市提供服务，围绕着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然后一步一步打开。现在用我们的一套技术方法，可以检索到不同产业链上企业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不同区域企业的竞争力情况，而且对此图谱可以每周更新，从而掌握这个产业整体的情况。我们用创新手段跟踪、诊断产业链，为决策部门、大的龙头企业做战略咨询。

建立产业链价格评估体系

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分析对象，比如知识产权的融资定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对这项专利进行标价？过去就是发明人主观标价，200万或300万元，自称世界领先之类，其实这只是卖方的叫价。但放在全产业链角度评估，如果它切实地解决了产业链的短板问题，能为企业带来真实的收益，买方也要参与技术创新的评估。过去没有一个评价的客观依据。现在我们通过这种评估系统的方法，建立它的评价模型，对同类专利或同组专利，或国际专利之间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更接近实际的估价。

又例如，围绕沈阳3000家重点企业新增投资的大数据分析。每个区域都很关心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之间的投资信息，当你对一个区域评价时，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净产业资本的流出。

    从国别层面的分析，可以帮助解决我国供应链短板的问题。比如浙江嘉兴某地做合成纤维，用我们的系统方法，可以看到有关合成纤维全产业链的产品结构图谱，包括技术链、长短板、重点企业、目标企业，或者计划招揽过来的创新人才等等。从国家层面上，这些方法完全可以做更为宏观的统筹。

如何构建国家级的产业大脑，服务我们高端智库的建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设想。构建一套数字化的系统，可以对整个产业进行仿真和推演，提供前瞻性的研究以及相应的对策研究。当然它需要比较强的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平台。运用新的技术，开创一些新的模式，使我们的决策效率或者决策的科学性能够更快提高。

（编辑  季节）

我国的资本市场如果以1992年上海交易所的设立作为起点，2022年正好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2022年12月20日的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数已突破5000家，市值达84.32万亿元，约为GDP的80%。

从规模上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我们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的第二位。如何深化改革，推动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明确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有一系列的指示和论述，提出了目标和要求。

一是充分肯定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商品和资本要素由市场决定。40多年改革至今，商品市场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要求，但是资本市场还不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三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同时，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

深化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决定机制

我国资本市场的起点，是在突破原计划经济体制时应运而生，也就是从深圳开始进行股票市场和上海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

    在股票发行的管理机制上，虽然经过了额度制、家数制、通道制、保荐制和核准制的改革，沿着不断简政放权的方向进行改革。

    2019年后，股票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首先在上海进行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又在深圳的创业板进行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两个注册环节相配置，进行了四项涉及市场机制的配套改革。经过3年多的试点探索，注册制改革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使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条件。截至2022年8月末，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达到453家，市值6.26万亿元，创业板实行注册制的公司已达到1175家，市值12.7万亿元；北交所上市有106家，市值2000亿元。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在支持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取得了成效，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范围扩大以外，注册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进行功能提升。核心是从功能性和制度性改革，健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核心是要解决股票发行的供求平衡问题，企业能否上市，股票能否成功发行，是由市场来决定。

一是要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有制衡的注册制度和程序，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健全注册程序与内涵，无论是交易所审核，还是证监会注册，都不对企业能否上市进行实质性判断。要健全以招股说明书作为法律文件的注册审核制度。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发行人是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责任人，中介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协助发行人制作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资料承担核查验证和专业把关责任。在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履行职责的基础上，监管部门进行注册审核的重点，在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审核。要把好入口关，完善上市条件，继续健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交易行为的信息披露机制，保障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二是要完善股票发行的询价机制，这是注册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成熟市场上，股票发行制度多是通过询价制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虽然也实行了询价制度，但是在询价标、询价参与人的选择上，核心的缺陷在于，被询价的投资者其实并不是最后的购买者，使询价机制的市场决定作用不能够充分发挥。股票市场成立之初深圳的810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没有充分进行市场询价，而是按照发放有限的抽签认购表，带来了深圳的810股价认购的狂热，出现了问题。

    三是要健全法治。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没有严密的法律制度进行约束，就很可能演化成欺诈、庞氏骗局或其他的一些问题。这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独有的问题。美国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前，所发行的股票几乎一半是虚假的，危机发生时市值严重下跌，从900亿美元跌到只有182亿美元，跌幅达到83%。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必须健全严厉的法治，必须围绕虚假信息披露、勤勉尽责诚信责任不到位和恶意炒作新股上市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完整的行政、民事、刑事处罚制度；要明确制定严厉的股票欺诈发行诉讼司法审判制度。

美国1933年证券法关于注册法律责任的规定：如果注册登记表的任何部分在其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实陈述，或者遗漏了为使该说明书中的陈述不致产生误导而必须陈述的重大事实，则任何购买该证券的人，均可根据普通法或衡平法，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有关人员。

我们配合注册制改革，进行了《刑法》和《证券法》的相应变革，但还需要继续深化，尤其是要把它纳入欺诈罪进行严格管理。

最近美国有两个案子，一个是硅谷医疗保健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制造90亿美元骗局，最后以9项欺诈罪判刑20年。一个是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FTX，被美国政府指控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短短三年时间 FTX 在贝莱德、软银、红杉资本和其他顶级投资者的投资加持下，估值高达 320 亿美元。

    所以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严厉的法治，但是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我们去进行制度性的完善，要以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具体的内容、程序、制度，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征询、细化和深化，这样才能够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深化资管市场回归本源的改革，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

从200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从资产管理这方面，建立了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接近115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规模约为29.15万亿元，信托资产21.11万亿元，公募基金净值27.29万亿元，私募基金20.41万亿元，还有一些券商的资管是7.85万亿元。

    资产管理市场的问题，实质上是融资端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吸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影子银行资产、或是通过金融创新在发展影子银行方面，我们的步子是走得比较快的。2008年以前，这些市场的规模总体还不到万亿，从2009年到2022年达到了115万亿元的规模。这个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风险，因为它是以期限错配和层层嵌套，以及高杠杆标的，带来资本市场的不透明和潜在系统性风险。2015年股市的异常波动，因为此前对个人的资产配置加杠杆，然后通过减杠杆，导致股市急剧下跌；再后来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通过各种理财产品的对接进行质押，最后随着股市估值中枢的下降，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把股权质押之后，最后陷入破产危机。

    很多房地产企业不全是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进行扩张，更多的是通过各种理财资产、信托及各种影子银行资产产品形式，进行融资和对接。尤其是大型房地产企业，其负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那些大企业的负债水平。他们规模虽大，但健康程度不高。最近银行理财产品的大量赎回，是和资产管理市场的定位（回归本源）有关。从制度上来看，资产管理市场的改革要高度重视，这是落实二十大精神、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做的。

    回归本源，理财市场的产品是一个证券化的产品，要对投资者、对散户讲清楚风险，必须规范发行。在这一方面，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套利和错位。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其他产品虽然是针对散户的，但是因为不把它们作为证券资产、而作为间接融资的资产进行处理和监管，所以投资者很难看到这一块资产在市场可以进行标准化买卖。

所以，对资管市场一定要进行证券化的产品管理。如果仍然由银保监会（非证监会）管理，对这类产品也必须对照《基金法》或《证券法》的要求，进行产品化管理，这是中国资管市场规范管理的基础。目前，我们很多的业务发展，往往在这些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监管要求上面出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健全资本市场的功能，使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能够在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下发展壮大。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阐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是不是用高标准衡量，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没有标准？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对市场经济标准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对“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

    如果从国际规则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参考国际规则来讨论什么是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清楚这个“标准”，将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的目标，有更好的借鉴。

    这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判定市场经济有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有没有国际上普遍认定的标准。

    第二，关于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入世后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哪些分歧，出现了哪些矛盾，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我国提交的《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内容逐渐丰富，但客观上，在对标WTO协议以及在执行WTO规则时，我国特殊性的东西更多了。所以，在对标和执行WTO国际组织规则中，如何处理普遍原则和我国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WTO关于市场经济的普遍适用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认定标准

    WTO《马拉喀什宣言》中提出，只要成为WTO成员国，就要把你的体制融入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的体制里，也就是融入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之中。这是WTO法律文件中直接提到的市场经济问题。

    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并没有确定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是对市场经济应该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有所规定。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归纳，各个文件有些微差别，大体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由于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所以在国际多边规则框架下，美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时候，无法说我国违反了哪一条认定标准，而往往说我国违反了这五项原则中的哪些原则。

    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是市场经济，都必须贯彻这五项原则。

    国际上本来没有明确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美西方国家逐渐在它们自己国内法中提出了认定标准。比如，美国1930年颁布《1930年关税法》时并没有“市场经济国家”认定标准，但在1998年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六项标准，[1] 这六项标准主语都是以“该国”开头，可以看出标准执行主体重点是放在国家层面上。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反倾销法修正案，规定反倾销应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认定标准，[2] 这些标准执行主体则大都集中在“企业”层面上。

    从2017年开始，美、日、欧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导向”的认定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这个声明中提出了7项标准，[3] 认定标准基本采用了欧盟的提法。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8项标准。[4]

    目前，美国把我国认定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欧盟把我国认定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两种认定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国际多边规则里只有市场经济应符合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是，随着这几年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加剧，美西方国内法及其联合声明，特别是美国以不同形式加快了这方面的立法，但是还没有形成被国际多边规则所采用的统一标准。

    面对美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我国在2018年正式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比较系统地向WTO这个多边国际组织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其核心内容包含什么。

    对上述我国及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张，作者从共识和差异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共识方面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问题，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要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不能受到扭曲，这是认定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进一步讲，就是一个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所经营产品的价格，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

    第二条，企业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应当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其经营方向和产品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第三条，政府应当怎样干预和管理市场。政府主要通过健全公司法、破产法、物权法等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管理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证不受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扭曲。

上面三点，是衡量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市场公平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在哪里？依据2018年我国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所表述的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党对经济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美西方国家一直不予承认。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要符合WTO体系中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的五项原则，不能与之冲突。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符合WTO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有利于我国更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挫败美西方国家把我国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分割出来的企图，这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遵循市场规律基础上，实行制度型开放，使我国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入世后中国与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发展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1年，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在WTO框架中和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做了一个总结。结合2018年中国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我们可以把中国与美西方的矛盾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入世后最初10年（2001年-2012年）。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时，WTO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有差距，所以《中国入世议定书》除第15条、16条等专门针对我国特殊体系的条款外，还设置了第18条“过渡性审议机制”。规定了这个审议机制之后，每年都要对我国是否符合入世承诺进行审议，第10年给出一个总体评估，看中国是否合规，是否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如果认为存在不合规的地方，或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五项原则，一般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

    一是高层对话，参与对话的相当一部分专家都是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那时中美之间就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高层对话共有四个途径，美国人明确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二是WTO争端的解决，当时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引证了27个案件，从12个方面论述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还是在多边机制下、在对话机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2012年-2017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认为高层对话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解决矛盾的方法进行了调整。比如说推动TPP（就是现在的CPTPP），还有TTIP，一个是跨太平洋，一个是跨大西洋，是想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区域性的规则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启动双边的中美BIT谈判，投资保护协议。这里边的TPP、CPTPP，包括中美之间的BIT都加进了很多针对我国体制的规定，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多边体制，而是想在区域体制和双边体制中解决问题。

    （三）2017年-2021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应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策略发生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还联合日本和欧盟提出“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标准”，并向WTO正式提出；美国还利用国内法（301条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延伸到金融战、技术战等等。

    （四）2021年至今，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发起一系列单边脱钩、制裁措施。特朗普主要还是局限于301条款，而拜登政府则是采取有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多个国家参与（结盟）的脱钩、制裁。

    美国国会设了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其实2001年我国入世时，美国国会就设立了这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国会请来的各种专家，委员会不时发表审议报告。最近这个委员会提出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并建议暂停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家的待遇（PNTR）。中国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议，由国会决定是否给予，这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给我国对美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WTO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非歧视，非歧视当然要给你最惠国待遇。同为WTO成员国，如果美国单方面根据其国内法终止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别的国家会不会效仿？如果效仿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WTO成员国的实际地位也将受到很大挑战。也就是说，围绕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现在矛盾已经进一步发展。在美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后，如果美国认为我国不符合标准，就存在暂停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待遇的问题。尽管这种可能性还很不确定，但确实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可以从USTR的2021年报告和我国2018年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的内容对比上看出端倪。

USTR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六个方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我国在2018年提交给WTO年度审议报告，报告分为六部分，第五部分中说明我国下一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和消灭贫困，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但我们的说明，与USTR提出的我国不符合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的六个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如何解决，在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程序的建议。当中美两国在政府层面产生激烈的冲突时，建议采用民间“二轨”对话机制，由各方有关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现在在疫情防控方面，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分歧很大，但两国民间的“二轨”对话仍在发挥作用。在台湾问题方面，政府间的“一轨”对话基本上都停了，但是民间层面、专家层面的“二轨”对话一直在进行。在矛盾激烈的时候，“二轨”对话是比较好的一个对话渠道。我国的学者专家和美方同行们就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二轨”对话沟通时，最好请欧盟专家一道参与讨论，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如何定义，以及探讨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方面如何达成协议，求得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共识。

    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认定标准，只是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包含什么样的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通过民间的“二轨”对话，共同探讨，增强直接沟通，会更加有益。

    二是实体的建议。如何在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上，通过深化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使得我国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美西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形成共识，相互衔接。

    （1）改革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方对此具有一定共识，但共识中又有差距。我国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需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也需要对这些生产要素实行严格管理，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2）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使其真正成为符合竞争中性的平等市场主体。我国很多国有企业担负着发展国家战略行业（比如水、电、能源、粮食等）的重任，在这些行业，国企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跟公平竞争之间是什么关系？国企能不能在市场公平价格条件下，在公平竞争环境里，担负起发展国民经济战略行业的责任，而不需要依赖国家财政补贴，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3）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应该是有机协调的，市场竞争应该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政策不能影响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形成，而是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这三方面问题，需要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影响市场公平价格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体系下的市场经济相衔接，增创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新优势。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