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服务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我国国有资本的规模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首先要看国有资本的规模；其次看这些国有资本的分布状况及发展的趋势；还要看新时代对国有经济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说明，至2021年年底，我国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的情况：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负债总额68.3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0.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汇总中央和地方数据，2021年，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52.4万亿元，负债总额313.7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5.3万亿元。

全部企业国有资产，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合计总数是112.2万亿元。此外，还有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净资产42.9万亿元。其次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类国有资产。

以上构成了我国国有资产的家底。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是比较雄厚的，而且这几年增长比较快。

通过对国有资产数据的汇总分析，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分布以及近些年的变动趋势，可以有一些分析和判断。

这些年我们谈国有资本的进退，跟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并不矛盾。因为国有资本进退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战略选择，而企业做强做大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所追求的目标，且企业天然的追求就是做强做大。国有资本的进退，只是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杠杆效应的重要举措。将国有资本从部分国有企业中退出一部分，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实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并不表明国有企业地位的削弱，而是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还能够促进企业市场机制的建立、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

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深刻变化，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将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六种力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客观上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要求国有经济从发挥实现工业化的后发追赶作用，向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转变。

国有经济发挥着推进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追赶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完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基础从0到1、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从全球视角看，国有经济在帮助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历程中，都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昔日的功臣——传统的国有重化工企业，如果不进一步转型升级，势必会面临产能饱和、竞争加剧的困境。这个阶段就对国有经济提出了“从有到好”的发展要求，即向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技术升级方面。我国在1999至2000年，分两批对300多家科研院所实行转制，有的研究所转为企业，有的划入某个企业集团。此后若干年，不少工业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明显弱化。当前我们寻求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和产业的升级，共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样，部分科研院所应该适当回归公益性，它们的定位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应该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占比还比较低。这与国有企业传统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有关联。我们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适用于传统工业，已不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快，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新技术方向的选择与回报面临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被颠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投资这类行业，如果按照传统行业的考核办法，考核短期经济效益，缺乏容错机制，就完全不适应高技术企业的经营发展规律。民间私营创投机构是按照高风险思路进行投资，投资十个项目，如果成功一两个项目就可能得到满意回报。而国有机构若投错一个项目，就要被追责，这就促使企业领导人规避高风险，偏向于投资前景比较确定的、或进行到中后期的研发项目，这样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就发挥得比较有限了。所以核心在于激励、考核机制，这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国有经济从弥补市场失灵向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区域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国有经济布局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要求国有经济从聚焦自我改革发展更好地向全民分享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转变。

国有经济既然是全民所有，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为共同富裕更进一步地做好贡献。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在一些地区社保基金压力较大。国民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无论是以收益分红的形式，还是以股权变现的形式，都能够给全民带来巨额的财富，可以有效减轻养老保障资金的压力，更好体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前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看，全国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平均不到13%，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2021年达到平均30%左右。经过多年改革后，优质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另外，2017年开始划转部分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要求划转目标是10%。2021年年初财政部发布消息，“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仅仅是单独立账，还没有并表，在部门上也仅成立“划转国有股权管理部（筹）”（据官网显示）。如何进一步发挥国有股权的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进。

    第四，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求国有企业向应对全球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转变。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直接体现为各国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比如早年空客和波音争夺民航干线飞机市场，以及美国军工巨头的整合。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目前国际局势严峻，关键时刻国有经济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中央一再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美国《防务新闻》(Defense News)2022年8月发布《2022全球最大100家防务公司》(Top 100 Defense Companies 2022)排行榜，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蝉联前三位。名单根据各公司2021年在防务方面的收入进行排名。100强榜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自我报告，中国公司的数据分析来自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2021年，世界百强防务企业的防务收入总额为59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前十名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52%，前25家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75%，集中度很高。百强公司中有46家总部在美国，占据榜单总收入的53%。榜单上前5家都是美国企业，防务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占百强的34%。有7家中国公司进入了百强榜，防务收入总计1170亿美元，占榜单总收入不到2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军事工业实力方面，我们还是要靠国有经济、国有企业。

目前面临全球竞争、大国竞争的局面，国有企业的海外权益保护问题要引起重视。商务部最近公布的《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848亿美元存量中，国企占51.6%，即1.28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海外投资，包括这么大比例的国有企业权益，如何进行海外权益保护，将是我们未来很多年需要直接面对并未雨绸缪的一件事情。   （编缉  尚鸣）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拓宽国际视野，不懈践行对外开放

在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是他诸多讲话、谈话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根据中央的要求，他将中信打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是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体现出中国企业家开阔的国际眼光和对外交往的新气象、新局面。他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联系，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交流，发展和繁荣本国的经济，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我国也不例外，也需要博采天下之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①]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和对外政策。荣毅仁之所以被中央寄予厚望，即是希望能以他作为企业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广泛吸引外资，他的这一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中信公司成立后，荣毅仁发挥自身海外关系广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开拓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天地。为解决国家重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的资金短缺问题，荣毅仁大胆提出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海外发行债券。由于过去在封闭的体制和环境下长期实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方针，反对这一提议的声音十分强烈。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以巨大的勇气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促成债券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项目建设资金的问题，更增强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解和来华投资创业的信心。荣毅仁大力倡导发展中外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有关外资比例和企业决策机制等内容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仅在中信公司筹组和成立的第一年，他就亲自接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者达4000多人次，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往来。在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荣毅仁以六七十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与许多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更是以独到的眼光、高超的智慧和国际知名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荣毅仁非常注重利用国际场合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介绍国家对外开放举措和国内经济形势，同时宣传中信公司的主要业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针对国外有人担心我国会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国际交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证明，它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的，因此必将长期不变。”[②] 他还说，“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有过沉痛的教训。世界早已是开放的世界，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开放也是不行的。”[③] 谈到中信公司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荣毅仁指出，中信“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被国际企业界公认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中信公司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当然不同意改变这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所以它是不可逆转的”[④]。荣毅仁非常重视宣传我国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的努力，指出中国正积极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利润、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针对吸引外资中的一些疑虑，荣毅仁明确表示：“要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地利用外资。这些年尽管我们已从利用外资中尝到了甜头，举国上下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左’的思想及一些错误情绪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抓住国际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多在大胆利用外资上做点儿文章，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外资，继续完善投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政策，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区域流向，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⑤]

在荣毅仁看来，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外双方在某些方面和洽谈具体项目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和分歧。相互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中外双方有一个繁荣和发展本国经济、增进我们双方友好关系的共同目的和基础，这些分歧和不同看法是会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友好接触与交往中得到克服和解决的。”[⑥] 他在论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指出，“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是统一的”，“把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点。理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⑦] “我们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无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⑧]

在践行对外开放中，荣毅仁要求中信职工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的情况，熟悉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更好地与外商开展合作。他本人有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国际交往中从容、睿智而富于魅力，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从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自身经历出发来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既有礼有节、以理服人，又很有人情味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⑨]

加强经营管理，切实提高企业效益

作为中信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是高速度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⑩] 这样的理念与他父亲荣德生的言传身教和其早年在荣氏家族企业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但与父辈相比，荣毅仁更为提倡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在要求上也更加严格。他善于从细节发现问题，注重效益，同时强调建章立制，发挥企业整体的协作力和执行力。他说，“公司下面有二百多个企业单位，都应该管好。如果我们把生产管理搞好了，对公司发展、对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都是贡献。”[11]

中信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重视经营管理问题。他指出，“经营管理搞不好，调整任务和经济建设就要落空。我们应当正视和充分认识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缺乏时间观念，缺乏资金周转观念，缺乏经济核算观念，办事不注意经济效果，不把经营管理当作一门重要科学来对待”；“要搞好经营管理，必须消除‘三害’，即：效率低、积压多和浪费大”，要注意“提高效率，发挥效用，取得效果”。[12]对于传统体制下企业资金靠国家划拨，因而不求收益、不计成本，把利润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的错误观念，他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1982年，荣毅仁又撰文指出，“除‘三害’、立‘三效’，归根结底是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要求企业所经营的项目在考虑投资时必须“有利可图，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说千道万，没有经济效益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从何说起呢？”[13]他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谈到抓好项目组织时说：“有些同志对经济效益的概念不清楚，不讲经济效益，企业就不能发展，事业就不能扩大。我们要对国家建设担负起一定的担子，一定要讲经营效益。”[14] 他明确指出，“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15]；“企业的生产、销售面临着国内外的竞争，同时要考虑怎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取得经济效益并不容易，在产品发展方向上、质量上、花色品种上、成本核算及技术改造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虽然对企业是个很重的担子，但既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又能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服务。如果企业不能取得利润和好的效益，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作用。”[16] 他多次强调，中信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负债经营方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但我们国内过去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头脑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们用的钱要付利息，付完利息才能有利润。我们要懂得投资和利润、投资和利息的关系”，“以前我们没有重视经营思想，都是产品经济……有的项目，一下子就拍板了，今后我们在项目的开发上要好好研究，该不该上，该不该建，要谨慎。”[17]

在“有利可图”的同时，荣毅仁更强调不能“唯利是图”。他反复阐述有利可图与唯利是图的区别，指出“我们企业要有经济效益、有利润，但必须是正正当当的利润。不允许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所谓的‘利润’。我常对公司讲：‘我们要有利可图，不能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取得利润，对经济建设造成破坏，这是不允许的”[18]。荣毅仁非常注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认为既要考虑项目是否有利，更要考虑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要投资而不要投机。他说，“选择项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效益而单单考虑经济效益。全公司都要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19] 他还讲到，“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有些我们是不用的。搞个赌场、鸦片馆能赚钱，我们能干吗？不能干。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20] 可以说，有利可图但不唯利是图，是荣毅仁最为重要的经营管理思想，也是中信一直恪守的投资准则。

荣毅仁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职、责、权、利的统一，有职就有责、有权、有利；要在应有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热情。他说：“搞职责范围和规章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哪一个人，而是为了工作中有章可循、合理分工、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步调一致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21] 他强调：“总公司既是经济实体，需要统一经营思想，对外发挥窗口作用，但在内部又必须增加子公司的责任感和自主权，更好地发挥集团优势，实现利润快速增长。因此，总公司适当放权，使子公司能够根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取得更好成绩，为国家、为总公司做出更大贡献。”[22]

企业的制度建设是荣毅仁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立规章制度就是防止和避免我们成为官僚主义机构，有利于发挥我们公司的作用。”[23] 他举例说，“听说我们有的同志把文件放在抽屉里，人出去了，文件就不能找了，这样很不好。我们这个公司不是夫妻老婆店，不是什么豆腐店，把账都装在自己口袋里。我们是个公司，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24]。 他认为“公司制度应作为公司的法”[25]，主张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让大家有法可依。在谈到制度的制定时，荣毅仁认为要讲究科学化，让制度简单明了，容易执行，便于检查，不要搞得连篇累牍。他还讲到，“制度既要有助于管理，又要有利于开拓业务，否则的话有的人不干事不出事，甚至不干事还说风凉话。所以制度既要方便工作，又要便于管理监督。”[26] 对于已经出台的制度，荣毅仁要求公司上下必须严格执行，“有了规章制度就要执行，否则比没有规章制度还要糟”[27]。制度“可以先搞‘试行’，试行一个时期，有问题再修改，不是一制定就死”。[28] 在谈到企业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工作时，荣毅仁都强调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指出“假如说我们没有规章制度，那就等于公司没有法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在各个方面来贯彻规章制度，分级分工。这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29]

培育优秀文化，大力弘扬中信风格

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十多年间，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倡导树立适应时代要求和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中信的企业精神、作风养成和职工行为规范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中信成立之初，他在谈到职工思想教育时就突出强调“要发扬正气，树立正派的作风”[30]。在荣毅仁看来，“一个新机构的成长，重要的是在内部建设和工作作风上奠定好的基础”，因此他自中信成立起即立下三条规矩：一是讲究工作效率，树立时间观念，“要求每个干部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负责作风，办事不拖拉、不推诿，防止官僚主义”；二是讲究工作态度，对内对外都要以礼相待，做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有问必答，能办必办，力求把事办好”，对外要遵纪守法、不卑不亢，对内要热情服务、相互支援；三是强调勤俭创业的精神，日常费用开支要“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31]。荣毅仁一直恪守荣氏家训“戒欺”，将诚实守信视为企业经营之本。他指出，“我们不能只说大话、空话、漂亮话、好话，这些对我们企业没好处。”[32]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戒欺室”三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他认为，企业的诚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若要与客户、合作方特别是外方机构建立信任关系，维护商誉，就必须做到诚实，要心存善意地考虑对方的利益、需求和感受，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实事求是。

随着业务迅速发展，中信公司在国内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荣毅仁提出，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一个公司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在1986年11月亲自制定了32字中信风格，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用纪律来约束”，“在工作中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企业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是“不要搞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墨守成规”；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就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一致的目标，“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搞小动作；勤勉奋发，雷厉风行，就是做工作“要有认真的态度、紧张的气氛，说干就干，快速度地做工作”，不能拖拖拉拉。他要求“这32个字，我们每一个职工都应当牢牢记住，要作为我们的准则”；他本人更是带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说“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同志们提了，我认账，马上改正”。[33]

中信风格提出后，荣毅仁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我多次讲过，把遵纪守法放在公司职业道德第一位”，“我们的工作纪律、道德作风都要严格起来。要形成良好的中信风格，人家才能尊重你”。[34]谈到职业道德培养时，他要求“把32字中信风格对照一下”，在干部中间反复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把中信风格“作为教育内容，不断教育、检查，形成中信公司自己的风范” [35]。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时，他撰文强调，“要树立崇高理想，维护国格、人格，不断提高思想、改进作风”[36]。长期以来，荣毅仁反复告诫中信人：“中信‘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精神不能丢，中信风格也不能丢。”[37]1993年4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告别中信时仍语重心长地勉励广大职工“要发扬中信风格、中信的工作作风，这是我们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他重申：“‘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是讲立足点；‘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讲怎么做工作；‘谦虚谨慎，团结互助’是讲集体主义，讲凝聚力；‘勤勉奋发，雷厉风行’是讲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按照这32字去做，就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信誉，可以与任何企业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38]许多年来，中信风格已内化为中信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成为中信企业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中信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人才兴企

荣毅仁在领导中信公司期间，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坚持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人才工作放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去谋划和推动，建立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中信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认为“办好企业，一个是科学经营管理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39]。而经营管理工作归根结底也要靠人，“一个人培养起来不容易，使用好也不容易”，“假使我们能把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公司的业务发展会有更大的希望。因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定好了，公司的发展方向也定好了，就要我们去做。使用人得当了，自主权就掌握住了”。[40] 他因此强调“用人问题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大计”[41]，必须处以公心、审慎对待。

中信成立初期，荣毅仁就明确提出“广开才路，知人善任，力求做到人尽其才、后继有人。大胆选拔和培养业务干部，凡积极投身四化建设，能掌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能力、有干劲者均应放手任用”[42]。他将中信的用人标准归纳为“德才兼备”4个字，并指出，“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热心开放事业，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才”就是要有工作能力、有业务素养。企业无论是进人还是选拔干部，都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量才录用的原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选人用人“要搞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这样才可以增强凝聚力，团结起来，做好工作”[43]。他还多次谈到企业用人要有“容错观”，要扬长避短，不应求全责备，指出“没有哪个做工作的人会不犯错误，除非不干事的人才不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可以有缺点、错误发生，但是不能不去改正”。[44]在他看来，“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我们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积极性，帮助他克服弱点、改正缺点，这样公司才能前进。”[45]

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人才培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要求在青年职工中树立崇高理想和事业心，强调“一个人只要有了事业心，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46]。针对当时公司90%是大学生、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荣毅仁指出，公司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干部培训要做到制度化，组织上要有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干部抽出来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47]，并为职工创造了大量的培训和实际锻炼机会。仅在中信成立的第一年，即选派人员赴日本野村证券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大企业进修，选派业务骨干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另一方面，他提倡在企业中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开展传、帮、带。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应该把带领、培养青年一代看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青年人进取心很强，但社会经验不足。年纪大的人要把自己从青年到老年经历的一切告诉他们。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48]他希望老同志“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业务上面迅速地成长起来”；同时要求年轻的同志“虚心向老同志讨教，还要加强自学，多看一些书，提高业务水平”。[49]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21岁当经理，40岁当副市长。我就不相信，在座的三四十岁的同志不能干负责工作。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50]在告别中信时，他仍殷殷嘱咐，“20多岁、30多岁有能力的干部要提拔起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大胆提拔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最大程度地发挥干部的积极性”。[51]

荣毅仁强调，“在人事方面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善于用人，又要严格管理”。[52]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他一是要求认真考核实绩，把握准了再提拔，要坚持奖罚分明，贡献大的可以奖励晋级，给予表彰鼓励；同时强调“对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这样才比较公正”[53]。二是重视分配和激励。他认为，吃大锅饭“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分配制度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54]“工资收入要同工作成绩、对公司和国家的贡献挂起钩来。工作成绩小，报酬就少，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工作成绩大，收入就应该高”[55]，真正体现按劳取酬，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三是提倡精兵简政，认为“目前有些单位分工过细，这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机构臃肿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把个人锐气都消磨掉了”，“要提倡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工作饱满，才能更好地调动积极性。[56]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很多重要论述，尤其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又把高质量发展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上。

    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党中央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时强调，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形成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一个要求。

四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各个国家都在推进现代化，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四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首先是人民中心论的现代化指导思想。提出人民中心论，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现代化都是来自于工业化，由工业化拓展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靠资本来驱动，以资本为中心。而我们强调的是人民中心论，实际上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提出的共享理念、新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人民中心论。

    我们提出了人民中心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上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西方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的历史终结了。但现在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非常成功，已经宣告了那个“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坚持了本国国情论的现代化路径。在发展经济现代化这个过程中，以我们基本的国情探索了很多西方现代化不存在的体制，比方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但并不是不要增速。二十大报告提出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是要增长的，但一定是质量优先的增长，而不是没有质量的、靠污染提高经济增速的增长。这些都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

    1978-2020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平均达到9.2%以上。和美国对比，199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10%，2006年突破达到20%，此后每两年突破10%，到2020年我国已经达到70%。这恰恰是为那些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的道路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就是要基于本国国情去探索适合国情的一种道路。

    第三，我们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协调论。我们经常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因为我们提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我们都要协调起来。

    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在这种文明的更替过程中，我们是并联在一起的更替，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还有生态文明，都是在并联中协调推进的。而不像一些先发国家，是一个单维的文明逻辑。

    我们颠覆了西方亨廷顿的观念。上世纪，亨廷顿有一本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文明之间是冲突的，现在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应该是文明交流互鉴，互相包容。我们要发展，就应该是交流互鉴，不应该是冲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相当于产生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四，在国际化方面，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或者国家，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我们坚持和平发展论，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和平发展使自己的经济各个方面成长起来。这样就打破了两种极端的理论，尤其是世界经济体系里，有一个理论叫依附发展理论。什么是依附发展呢？作为后发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要借鉴西方的资本、技术，甚至将他们的一些价值观、理念引进。但引进并不能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往往还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

    我们现在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且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并没有依附任何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

    我们强大了、发展了，但我们不搞霸权，实际上这个理论又证明了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谬误。“修昔底德陷阱”原本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为世界和平、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四个理论创的新核心内涵，以此理解中国实现了创新超越，实现了理论创新。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规划

    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做了很好的规划。二十大报告提出的2035、2050年目标和“十四五”规划总体一致，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二十大报告里对现代化到2035年的目标和“十四五”规划谈的到2035年目标有些区别。比方说，“十四五”规划里提到我们经济总量将迈向新的台阶，而二十大报告把这个经济总量给省略了，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新的台阶。

    从经济学计算来看，要谈经济总量，有人均指标以及人口的变化。学者们都认为，2022年我们的人口总量可能会达到最高点，接下来人口总量会逐年下降。我们提人均不提人口总量，可能这个目标会更容易完成，更突出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共同的特征。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比方说我们提目标，人均GDP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应该说也是趋同的，这在经济学里叫做趋同现象。我们预测，2025年我国人均GDP会达到14648元，当然这种预测都是在基准情况下，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没有受到外部巨大的环境冲击，同时基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2025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4648美元，2035年达到25000美元，2050年达到48000美元，这是三个节点。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人均GDP要达到2万多美元。

    实际上，我们也做过经济发达国家的预测，现在有三十多个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平均GDP水平人均近4万美元。我们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不是平均水平，而是中间那十几个国家的门槛水平，按人均GDP排序，中间十几个国家大概是2万多美元，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48000美元。

    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比如从2025年的60%多提高到2050年的接近80%，按照我们到2035年扩大内需的战略规划，需求包括消费，也包括投资，而且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投资占比会越来越低。这将作为我们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一个重大经济战略。当然进出口的占比将会越来越小，我们经济增长不能依赖进出口，因为一个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是很关键的，包括经济安全。

    在产业结构方面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为6.8%，第二产业为35%，第三产业为57%；到2035年，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在上升。到2050年，第三产业占比将会达到69%，第二产业占比会保持在26%。第二产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一定要保持相当的比例，包括现在“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例的稳定。作为大国，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所以第二产业的总体占比会逐渐降低。农业占比越来越低，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过快地去工业化、过早地去工业化，这是一个关键。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双循环发展

    要达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很关键。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围绕着经济循环来谈的，这个新发展格局就是经济双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内大循环是内生动力，要增强它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国际循环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水平。

    政治经济学里谈到的循环经济的几个环节，比如说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甚至包括我们谈的企业、消费者、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或者作为一个分工主体，那么劳动者及家庭提供劳动力给企业，企业通过劳动力要素，再加上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各个方面，生产出来产品和服务将提供给消费者，又要提供给家庭，这本身也是一个循环。经济就是在无数个循环中实现的。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循环存在较多堵点。从供给角度来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还不够，技术创新还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的堵点。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结构，供给和需求还有很多阻碍经济循环的问题。要通过新发展格局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而自立自强又强调了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什么叫主体？从2014年开始，我们把国家的经济总量做了一个拆分，当时90%左右来自于国内大循环，只有10%左右来自于国际大循环，我们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数量的主体来说已经实现了。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求是数量主体，我们的经济循环不是来自于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而新增的经济增量很难说是持续依靠扩大内需来实现的。这两年，进出口对我们的经济增速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它的主导作用是什么？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这个优势，要增加和提高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连通效应。实际上，未来的国际循环不再像以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这种工业化，而应该强调高质量的发展。

构建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

    高质量如何实现呢？就是要发挥国内市场需求，当然我们希望国际上高素质、高水平、高质量的要素来支持经济自主性的提升。这三点是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的质的要求。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要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而这个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很关键。

    怎么来衡量经济循环的质量呢？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必须可靠，循环的要素是高端的，而且还比较丰富，过程畅通无阻，经济循环各个环节是协调平衡的。我们经常说经济要防止脱实向虚，要构成一个房地产、金融和实体经济相协调的循环。所以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应该协调平衡，国内国际相互促进，包括我们的经济流量要持续增长。所谓经济循环的流量，可以理解为GDP每年的增速，就是增量。

    从这个角度说，界定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畅通无阻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循环就是一个高质量循环，而这个高质量循环恰恰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

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当我们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要探讨它的战略路径。主要有三点。

    第一，高质量经济循环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依靠自主创新驱动的路径，关键要提高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例如我们常说的产业四基，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还有关键基础材料、先进技术工艺、行业技术基础等等。

    为什么要提产业基础再造？实际上我们整个产业基础都是依靠国外的，因为我们是后发的、赶超的国家。这种依靠需要通过高水平自立自强，通过产业基础再造。这些“卡脖子”的东西，国际上是不会给的，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

    第二，扩大内需拉动路径。不仅仅靠创新，核心点是以持续建设超大规模市场为着力点，不断完善内需体系、扩大内需战略来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对市场主体来说，关键是营商环境要完善。现在我们的营商环境总体越来越完善，根据2021年世行的排序，我国已经在100多个经济体里排到13位。但这个排位有点虚高，在这种市场体系或者营商环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怎么能够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恰恰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循环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内外循环联动的路径。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着力点，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我们经常提到产业链、供应链，它的核心是基于一个价值链来做的。

    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基于价值链进行分工的全球化，各大跨国公司把生产环节给了发展中国家，而我们恰恰承接了这个生产环节，也确实获得了规模经济，学到了一些技术，实现了赶超，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关键的核心技术无法掌握。

    我们的目标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拓展。在这个拓展过程中，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封闭地去做。创新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生态，需要建立一个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当然我们现在强调要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方面进行开放和对接，这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其实是和我们的国情、发展阶段以及现在整个全球的贸易规则的重构相联系，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都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自贸区的建设很关键。自贸区应该能作为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联动的实验和测试的很好方式，现在我们从浦东开始，已经在全国拓展了26个自贸区。自贸区应该有新定位，第一个定位就是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自贸区的新定位，通过内外联动提升我们的经济循环质量，以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编辑 季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资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40多年不断深入改革，国有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资国企改革始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相生，围绕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这一核心主线不断地深入，推动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到20世纪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再到2003年以后，以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推动国企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一直到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近年来，通过全面搭建并贯彻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特别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地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体制机制难题，推动广大国有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性、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一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了治理之变。

二是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实现了整体性的优化，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实现了布局之变。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突破，国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彰显，实现了创新之变。

四是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一大批活力迸发、动力充沛的新型国企正在形成，实现了活力之变。

五是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公司监管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的国资监管新模式基本确立，实现了监管之变。

六是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得到根本性加强。政治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力推动了国资国企深化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新征程上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历史方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涵，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这个核心内涵，为新征程上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历史方位。国有企业既要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也要强化自身的功能，在继续巩固深化独立市场主体相关体制机制的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更好地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一、要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主体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基础作用，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兼顾公平与效率，优化收入分配体系。

    三、要在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基石作用，保障能源、粮食、军工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四、要在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塑造和引领国际规则。

也就是说，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提高核心竞争力，继续深化改革，深化独立市场主体相关机制的改革。要在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发挥主体作用，这是新时代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迈上新的台阶

经过40多年改革，特别是近10年以及三年行动，国资国企改革解决了一大批过去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但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巩固深化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机制建设，强化独立市场主体的体制机制支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市场化经营机制是释放企业活力与动力的制度基础。三年行动以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得到系统性的塑造，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普遍建立，接下来要推进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提升企业治理的效能和内部的活力效率。要提升国有企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董事人员职能、授权放权考核评价等机制，推动党委会与董事会经理层，各治理主体发挥作用更加协调、高效。

    要实现更加精准、灵活、高效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业态企业和重要科技类人才倾斜，同时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中长期激励，提升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覆盖面和力度，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平。

    第二，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力打造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是国有企业更好担当使命责任的基础。三年行动以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国有资本有序进退，国有企业在畅通循环、安全保障、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征程上，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必须要强化安全兜底作用，提升在粮食、能源、军工等重要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应急抢险、养老、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有效供给。必须要加强产业引领，重点是以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定位清晰、布局合理、功能科学、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推动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发展，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关键领域的低碳转型，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第三，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秀企业家是企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头。近年来，一大批优秀国有企业领军人物纷纷涌现，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必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和推出更多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要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干部身份，强调其企业家的属性，特别是要区别于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建立起市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奖惩、退出机制。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按其能力和贡献给予其与市场相匹配的报酬，同时建立起与企业长期发展效益相关的产权激励机制，要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宽容、理解、保护企业家的机制和文化氛围。

    第四，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营造更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健康成长、良性发展的土壤。三年行动以来，与公平竞争相关的专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包括完善市场准入和规范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方面的法律制度，健全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形成煤炭、油气等重要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供给机制。优化、完善供应类业务，分类和补偿机制。建立并且动态调整既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补贴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的补贴规则制定等等，加快构建更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秩序。

    第五，坚持胸怀天下，提升国有企业对外交流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史上，我们勇敢迈出国门，接轨国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制度、管理和国际网络基础，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国有企业应该以胸怀天下的视野、格局和担当，不断提升国家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一方面，要积极主动介入全球治理，参与标准制定。在推动解决能源、饥饿、卫生等全球公共性问题中谋求发展机遇，发现更大的价值。同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共享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健康经济等前沿领域的成果，为各方面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推广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共同特征和通用逻辑，引导相关国家广泛认识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应对危机挑战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主张成为国际共识。习主席在联合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下一步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应该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在这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编辑 尚鸣）

进入2023年，美国对华科技战愈演愈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技术脱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去中国化”，中国要发挥在全球第一需求市场的优势，予以反击，在斗争中求合作；与此同时，要尽快集中资源促进集成电路本土产业链的形成；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打造自主制造基地，改变科技龙头企业屡遭封锁的被动局面。

全球第一芯片市场的优势

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和科技战。拜登上台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势头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本加厉。美国已将36个中国芯片制造商列入禁令名单，并鼓动台积电迁美。美国的禁令，毫无疑问将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半导体技术起源于美国，美国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公司占据了整个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6.3%（2021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数据）。从需求方面看，据SIA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555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1925亿美元，占比34.6%，同比增长27.1%，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这也是中国一个巨大的优势。

管理学常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内外部五种决定性因素。其中的“一力”是购买者的力量，也就是说市场需求方的议价能力可以影响企业的盈利。就半导体产业来说，美国主导上游（供应）、中国主导下游（需求）的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工业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衰落，甚至包括半导体的制造，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平衡状态，中美各自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假如中国完全不进口美国的芯片，美国半导体工业也会遭到重创。5年来，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一直都是投鼠忌器，他们知道一旦彻底把中国卡死，同时也会把自己的企业卡死。比如美国的高通、英伟达等公司70%以上的营业收入依靠中国市场。失去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就会减少投资、裁员、股价大跌，进而导致华尔街恐慌等连锁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继续卡中国脖子，对中国对美国技术霸权构成挑战的企业进行重点打击（比如华为）；另一方面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拓展其产品销售。与此同时，美国把台积电工厂拉拢过去，一是想重振美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业，二是美国战略界人士担心中国收复台湾之后，美国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就会断掉。因此，这是美国以再工业化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举动。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

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面临短板，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有的领域还很强，比如芯片设计领域。被美国“卡脖子”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内还没有形成产业链的国内供需循环。

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我们没有去做，而是数次半途而废，缺乏坚持到底的韧性。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集成电路工业还处于落后位置，但它具有一个全球罕见的特点，就是在半导体产业链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存在。不过迄今为止，在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需关系，而是各自分别与国外企业形成供需关系，这就造成了我国集成电路工业的根本性问题。例如，10年前，中芯国际接的订单大部分都来自海外（现在已有所改善），因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认为它不够先进。海思设计的芯片是在台积电下订单，直到不久前，它的设备还全部进口，不用国产设备。上海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出中国第一批芯片刻蚀机，但大陆企业不买，卖给台湾企业后才实现产业化。直到中国芯片制造企业遭到美国制裁封锁，才开始在国内下单，采购国产设备、材料。目前国产设备、材料的质量性能还不够先进，处于边际性替代的状态。还有一方面原因，如中芯国际不敢接华为、海思的订单，就是怕受到美国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制裁。

中国半导体工业为什么没有形成本土的产业链？其根源在于我们的跟随模式。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发展半导体工业，60年代做出了集成电路，在技术上一直坚持自主研发，产品和技术不断更新。在当时计划体制下，我国半导体工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军工和科研，没有与商业化应用结合，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20世纪80年代初，在开放浪潮中，国内集成电路产业被进口品冲垮。主要为军工配套的半导体企业不能适应大众市场，被动依赖引进设备和技术。国内几乎放弃了对集成电路技术的研发。

当时，中央并非没有意识到发展集成电路的重要性，也曾组织力量，以合资方式引进了数条较先进的生产线，如908、909工程和首钢的半导体项目。但是，仅靠引进生产线，不能使中国企业发展出自己的能力，也跟不上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接受了经验教训后，909工程转向自主开发，演变成为今天的华虹。

2000年前后，以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为标志，中国进入发展半导体工业的第三个阶段。这一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我国企业采用国际化的发展方式，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此时恰逢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能力，使半导体工业获得很大的发展。

由于中国发展半导体工业的历史很长，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几乎都有中国企业。但是，国际化发展方式没有使这些分布在上游、下游和中游的中国企业之间形成比较强的供给和需求联系，造成了中国龙头芯片企业能够轻易被美国扼制的局面。

形成产业基础是首要目标和任务

应对美国技术封锁的关键，是要形成能够国内自我循环的产业链。

在美国的打压下，我国每一个集成电路企业的技术进步，都必须依托于国内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如果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不能形成较强的供应和需求联系，那么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受制于美国的压制。因此，打通本国集成电路的产业链，就等同于建立起这个工业的产业基础。一旦形成本土的产业链，我们就不怕美国的技术封锁，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加快形成产业基础，应该成为中国发展集成电路工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2000年，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国务院18号文件发布以来，每隔几年，国务院就会发布一个支持集成电路发展的文件，但其内容未有发展自主产业基础的目标和内容。重大专项由国家支持、资助，以技术指标作为项目立项的标准，而这个技术指标是以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为参照系的。“跟随体制”下的项目是支持单项技术，并以国外已有的技术为跟随目标，仅仅是跟随国际技术进步的前沿，而且大多由大学或研究机构承担。

我国重大专项实施了三个五年规划，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成就，它源于20多年前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运动，从而使国家计划有了依托。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形成了利用新能源技术推动实施“弯道超车”的构想，而只有自主开发产品的企业才会尝试新技术，才会进行“弯道超车”，才会引发更多的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链。众多的自主开发企业形成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或基础，造就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销量第一的成就。反观集成电路工业，得到的国家支持绝不亚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但至今仍是一盘散沙，其中的教训是需要总结的。

全自主制造的可行性

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中国要建起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需要政策层面支持。中国的政策重点要集中资源促进中国本土产业链的形成，改变企业各自为政，分散地追求单个项目或单项技术指标的现状。政府要下狠心去发展促进产业链形成的关键环节。目前看，关键环节包括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特别是抓全自主制造，以其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如何实现全自主制造？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是实现生产线的非美国化，即在生产线上使用国产和日本、韩国、欧洲等非美国的设备及材料。目前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已经在努力。第二步是以国产设备、材料全部替代国外设备、材料。发展全自主制造可以向产业链上游拉动国产设备和材料，向下游强化制造与设计企业之间的互动，原则是不能出现任何被“卡脖子”的风险。而是不是百分之百国产化，要看具体情况。发展全自主制造需要依靠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的合作，每个环节的技术都是与其他环节互动的。只要抓住制造环节，就抓住了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牛鼻子。

目前发展全自主制造，还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从28纳米的全自主制造开始，这是可以实现的。有人问，华为的芯片用的是7纳米的，做28纳米的全自主制造不是落后了吗？这涉及看待技术进步的根本性立场，它涉及两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第一，对于创新来说，技术能力基础比当下的技术水平更重要，有能力才能把握技术进步，才能创新。目前中国集成电路行业没有形成自主的产业基础，即能力基础，这也是大部分单个企业都不做深层技术研发的真实原因。但是，依靠国外技术是构不成能力基础的，因此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即产业基础的进步。缺乏基础是我们在中美技术战中最大的短板，我们要把短板的部分补齐。

根据目前的产业状况，我们可以建起28纳米全自主的生产线，以此打通产业链，形成国家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由此，我们就有能力建14纳米的全自主生产线，以此类推。技术的进步是逐级迭代的，能力是通过产品平台而累积性发展的。

第二，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需求量和使用量最大的是成熟制程的芯片。先进制程的芯片只占据了很低的市场份额：直至2021年，10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在全球集成电路产能的占比只有2%，而28-180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芯片则占据了近61%的全球产能。[1] 2021年台积电还大幅扩产28纳米成熟制程的芯片以应对市场产品的紧缺，当年先进制程芯片在台积电全年营收中的占比只有50%，而支撑台积电产能利用率的关键产品仍然是10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2] 目前，车用芯片基本上是28纳米、45纳米以及65纳米成熟制程的天下，只有自动驾驶芯片等少数汽车芯片才需要用到先进制程。航天等工程领域的芯片甚至还在使用微米级别的，虽然使用量有限。如果中国能够在28-60纳米技术级别真正形成不受外部力量干预的产业链，就有了技术不断进步的产业基础，同时形成另一种竞争优势。中国工业有一项世界上最强的能力：只要学会做某种产品，就可以把这种产品的成本迅速做到世界最低，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的世界市场上占据主要份额，就会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如果美国封锁20%的先进制程产品，我们就对等封锁80%的成熟制程产品，从成本的角度看，美国的汽车厂不会去用先进制程的芯片。此外，由于所有垄断了先进制程产品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都严重地依赖成熟制程产品来保持赢利，所以失去这个市场会严重动摇它们封锁中国的自信心。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应对芯片封锁

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在自主创新上发挥有效作用？发展全自主制造要求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和国产材料，这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夜之间达成。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建立起我们的集成电路产业基础。一旦形成这个基础，中国上游的设备企业和材料企业就可以加入技术进步的链条，下游的芯片设计发展就不会受美国的限制。抓住这个关键点就可以把整个产业链打通。

当年“两弹一艇”（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的成功，“中央专委”这个特殊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讨论新型举国体制时，我们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举国体制的根本特点，是必须成立一个直接对最高领导层负责的特殊决策和执行机构，去执行和完成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否则很难动员举国的力量。对于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来说，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项目做成之后，要集中面对集成电路这个工业级的短板，这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两弹一艇”项目为今天集成电路产业基础的建设，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党中央可以成立一个类似于中央专委的机构，向上对党中央直接负责，向下直接抓这个项目，因为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应对这个重大任务。重大任务一定要以培育各个环节之间形成需求和供应关系的产业链及其自主循环的能力为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既要依靠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换句话说，由于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通过市场竞争成长的企业，所以发展这个工业既要依托市场机制，又要对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统一协调，否则难以突破。因此，发展集成电路工业就需要新时代的“中央专委”来直接领导集成电路的重大任务。

发展自主的制造能力是打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项目的成败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坚持市场化原则有两个含义：第一，项目完全依托企业去做，无论是现有企业还是新建企业，企业的数量也可以不止一个。项目成功的最终保证是企业的能力成长。第二，项目成败的标准是能不能生产出在价格和性能上符合市场需要、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对设备和材料企业来说，就是生产线能不能用，而且所有的产品产出必须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必须是有工业规模的。实施全自主制造项目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之外的协调。自主制造项目的目标包括以生产线来拉动设备和材料的自主开发，并为自主设计的芯片提供制造服务，所以项目的实施必须伴随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合作。在现有的结构条件下，是无法迅速形成这种合作的（至少会出现超过企业承受能力的财务风险），必须由执行重大任务的国家机构来直接协调。这种协调的根本原则就是，生产线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和材料，设备和材料企业的产品必须符合生产线的要求，芯片设计企业必须支持生产线的制造和试验，并以此作为资助企业的唯一理由。当然，某些协调工作可以部分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但实现全自主制造是这个重大任务的根本性质。

抓住全自主制造，国家就抓住了扭转市场结构的杠杆。国家从政策上支持全自主制造的芯片销售，就为设备和材料企业提供了销路和技术进步的机会。当产业链上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能够形成彼此之间的供应和需求联系，当所有的国产技术都能够得到应用的机会，中国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就形成了，就有条件主要依靠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卡住需求，给中国本土芯片企业发展机会

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是管制半导体的供应，那么中国就应该而且可以管制半导体的需求。几年来，美国既想卡住中国的脖子，又想在中国市场上赚钱；那么中国的应对之道就是既然你想卡我，我就不让你赚钱。美国的“核武器”是技术，中国的“核武器”是市场。有市场、没技术，可以发展技术；有技术、没市场，最后技术也是死路一条。总之，中国绝不能让美国鱼和熊掌兼得。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的营收主要是成熟制程的DUV光刻机，而不是最先进的。现在美国要求本国的企业停止对中国提供高端芯片制造设备，要求其同盟国参与对中国工业的围堵。如果美国和其他美国同盟国的企业这么做，相当于卡住了中国芯片产业链企业的供给，我们可以要求任何一个执行美国对华制裁令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时，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这些企业就需要掂量，是对方先动手制裁中国，而不是中国在违反什么自由贸易的规则。

如果阿斯麦要追随美国的政策停止对华出口最先进的光刻机，我们执行对等的制裁之后，可以在市场上封杀它的普通光刻机的销售（其实普通光刻机的销售数量和金额更大）。这样做，可以使中国企业的光刻机更容易打开国内市场。同理，中国中低端芯片领域的企业可能就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谁也阻挡不了能做低端产品的企业继续向高端挺进。

总之，我国有必要做出抉择，针对美国政府以通盘策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展开技术封锁，我们应该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管制，比如凡是在技术领域制裁中国的外国企业，对其订单实施管制。

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发展中国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特别是把芯片制造设备和芯片材料领域等短板发展起来。通过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集中协调，把发展集成电路工业定义为重大任务。这个任务比“两弹一艇一星”更复杂，因为它涉及更多的企业成长、市场竞争和间接政策协调的内容。这种复杂性对完成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技术封锁，要在斗争中求合作

有一些人担心，如果中国搞全自主制造，中国和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僵，甚至短期内美西方会加快与中国的脱钩。

事实上，脱钩对谁都不好，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如果对方强行跟我们脱钩，我们必须还手。当美国及其企业正在执行对华技术禁令的同时，不能让美国企业再赚中国的钱。美国有美国的优势，但是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要看到，非常齐全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的战略资产，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是中国的优势。这个工业体系包括低端，也包括高端，无论技术研发服务还是劳动密集型都很重要，不分高下，不能相互替代。

前几年中国在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量低端产能被迫关停并转，这对中国工业体系造成很大冲击。因为传统工业是高技术工业最大的客户，大规模压缩传统工业，高技术工业也会受到影响。就集成电路行业来说，华为等企业的高端技术被卡脖子引起全民讨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高端技术背后有大量的低端企业为基础，为这个行业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之所以对集成电路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就是因为中国的下游工业发展得好，反倒把上游的短板凸显出来，这就更加紧迫地要求中国工业在上游突破。如果有人认为应该以消灭下游产业为代价来发展上游产业，那是“缘木求鱼”的做法。试想2020年中国工业转产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口罩很快成为全球公共品，为全球抗疫做出重要贡献。口罩除了熔喷布等材料是高技术，生产环节都是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但是它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工业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前提下进行重点突破。

中国如何做到既不脱钩，又能在集成电路领域建立我们的自主制造？自主创新并不是关起门来搞技术，而是坚持自己做技术，但也要向别人学习。那么，怎么去实现既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同盟国平等合作，又可以实现自主创新？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开放的条件下坚持自主做技术、做产业。如果我们放弃斗争，就会被美国单方面“卡脖子”。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并不指望在半导体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只有中国企业最强。我们希望与世界共存，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彼此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我们不接受像美国那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别人卡死的不平等关系。中国越退让，招致的打击就会越多。因此，这时候中国的拳头要硬，要有可以扼住对方“咽喉”的功力。

（编辑  季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两步走”发展目标，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显然是中央最高决策层在问题导向之下的一个重要的指导精神。

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显然需要进一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现在我们面临的三重压力中，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预期转弱，必须努力转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信心和预期方面的问题更明显。

强调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

    毋庸讳言，近年来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22年1-11月，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但是民间投资仅仅增长了1.1%。11月份，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的PMI分别是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了1、0.8和2.6个百分点，小企业的降幅更大。而小企业绝大多数就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力。从全局看，民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不止“五六七八九”的基础性作用了。中国的市场主体有1.6亿以上，其中民营经济占了绝大多数。从企业从业人员来看，估计应该是几亿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小微企业，但每个小微企业平均下来总有几个从业人员。从一亿多翻几倍以后，就是一个4亿到5亿的人员规模。如果再把他们的家庭成员放到一个社会成员大板块中，那么这个规模就更可观了。

    民营企业怎么样提振信心，怎么样振作起来，显然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稳定、创新发展，实现市场活力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民营经济发展低迷的多重因素

    简要分析民营经济发展比较低迷的多重因素，从外部看，这些年中美关系交恶之后，美国努力调动其盟友的力量，以贸易摩擦切入，对中国经济实施全方位、持续的打压。我国高科技的旗舰企业很多是千辛万苦，通过烧钱的瓶颈期才脱颖而出的头部企业，负面影响对这些企业来说不可忽视。

    更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在环境方面受到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感受环境的不良性，还有各种其他主客观因素综合迭加形成的预期转弱的外部因素，又叠加了内部因素这样一种态势，例如“一刀切”、层层加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极端的情况等等。必须指出，一些政策存在着合成谬误、分解谬误这样的不良效应。

    一些网上、社会舆论场上的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不当言论，造成舆论上的一些实际压力，给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带来了不少的思想压力，甚至可以说使民营企业产生迷茫和恐慌心态。

    当下，中国经济抓住防疫政策优化调整的契机，扛过国内各个地区先后出现的疫情压力高峰期之后，2023年初始，要打开新的局面。应该更好地领会、理解二十大精神和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方针，努力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使民企、国企共同提振信心，更好地形成推进中国升级发展的合力。

    第一，在中国的社会氛围里，需要进一步为民营经济正名。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拉动就业、促进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舆论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指导，坚决和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做斗争。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明确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同时批驳了“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论”等等，非常有针对性地批驳了错误的观点。如果让一些错误的言论破坏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将很难使党的政策在广大的民营企业中形成比较高的公信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二，要贯彻中央这几年已经反复强调的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个方针。市场经济一个相关的基本常识就是高风险往往对应的是高收益，特别是创业创新活动，特别需要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去试错、去创新。

    人们通常看到的是少数成功企业家的辉煌，没有看到大多数的失败者。现代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创业创新称得上是九败一胜，甚至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功率。这些屡败屡战的创业者，他们的坎坷和艰辛，应该让社会得到更好的认知，同时也要给企业家精神正名。

    企业家精神绝对不限于几个成功人的风光无限，应该属于整个创业创新群体，他们的艰苦奋斗，他们敢于冒险，承担巨大压力，去争取一个成功率并不高的结果。一旦有百分之几的成功，带来的可能是整个局面的焕然一新。

    第三，坚决贯彻中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方针，进一步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明确地赋予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在出台融资、审批、营商环境相关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时，应该按照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所有的企业一起发展壮大。

    中央的精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完成整改，鼓励他们振作起来，进一步推进创新。在优化常态化的监管水平下，要抓紧推出一批绿灯项目。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监管要更多地体现促进平台经济在创新中实现健康和繁荣发展。必须意识到，中国这些已经冲在前沿、为数不多但已经有国际影响的数字平台、头部企业，他们在引领发展和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是有潜力继续大显身手的，要支持他们，纠正偏差以后，真正振作起来去更好地在创新的轨道上升级发展。

体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

   要特别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力，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脊梁进行升级、转型和民营企业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中更好发挥作用结合在一起。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有这方面的敏感性的，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出自民营企业。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以后会更多地定向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起来，而民营企业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现在中央特别重视的房地产业，要打通稳楼市的“最后一米”。中央强调，要化解优质头部房企的风险，就是要推动一些带头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得到改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并且要对接配套改革，打造实现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新发展模式。

    要因城施策，优化调整原来有关房地产领域里的各项政策。在总体取向上，中央已经是暖风频吹，要进一步落实好在投融资方面给予支持的16条，因城施策地给予更好的投融资支持，扭转已经形成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使各个地方出台更合理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使房地产业界更好地发挥支柱作用。

    总结我们过去已有的一些经验，要更好地推进法治化建设。在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方面，要体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中央特别强调要保护产权，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在民营企业有一些商务纠纷、经济诉讼案例的时候，应更合理地掌握一些要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些做得更好。

    在各个地方扛过疫情高峰期的基础之上，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把握，把2023年度引导性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6%左右，恢复到经济的潜在增长力水平。这应该成为一个契机，我们要把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各项措施形成一套组合拳，引导广大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在提振信心时，形成长期的行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升级发展的进程。

    在有效投资和调动消费潜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可用的空间，也有很多的政策工具，要更好地优化使用，使民营企业看到从制度层面到政策层面，都有利于改变预期转弱的积极因素，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政策的阳光普照，这有利于提振整个民营经济的预期和信心。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当下有非常好的针对性，而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指导。要共同努力，把整个市场、企业、信心提升起来，以更好的预期来支持我们升级发展的新局面。

（编辑  季节）

有一种思念，刻骨铭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即使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仍然挥之不去，无穷无尽……

敬爱的恩来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他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记忆。随着时光流逝，往昔与七伯相处时的印象，反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在记忆之河中。此书是长期近距离观察这位世纪伟人时摄入脑海的印象片段，虽然不足以概括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但都是我个人亲历，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话说，这些事实和细节大多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非常值得记录下来。

我初见七伯、七妈是在1946年。当时，他们正在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激烈的艰苦谈判，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先后三次来看望我，并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句看似寻常的励志之言，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有如醍醐灌顶，不啻长夜行走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那一刻，应是我人生道路的起始点、分水岭。没有七伯的那一番教诲，就不会有我戎马生涯七十二载的今天。不仅是人生起点，我的就学、参军、入党、恋爱婚姻、工作和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等，也无不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

血脉亲情

恩来伯父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每当人们问起伯伯的出生地和籍贯时，他常常笑着回答：“我乃江浙人也！”“江”，指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浙”，指我们的祖籍浙江绍兴。

这个世居江浙的周氏封建大家族，幸运地养育出一代伟人周恩来。七伯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伯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家族渊源

我们周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世家。有史可考，这一脉系的周氏始祖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诗人周敦颐（1017—1073）。敦颐公所著《爱莲说》，以文明志，以物喻人，清雅脱俗，字字珠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七伯曾教诲我：“小时候读书，就被《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话深深吸引，它用清新美好的形象和简约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你常常诵读，自省自律。”

相传宋末元初，周氏家族由江西迁至浙东山阴，就是如今的绍兴市，定居在宝佑桥。因为祖先中有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祖居取名“百岁堂”。门前现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周恩来祖居”。

在皇权时代，民众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却很强大，周家族人曾一代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几百年间，各房弟兄由祖居绍兴迁徙到江苏淮安、天津、沈阳、扬州、上海各地，仍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名义上并未分家。恩来伯伯就是在淮安出生，在我上一代“恩”字辈中，他排行第七，因此，我们所有侄辈都尊敬地称他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概无例外。父亲恩霔是同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十四，七伯称他“十四弟”。我们这房从我祖父起，几代人都和七伯有过亲密接触。这份特殊的亲缘，使我有机会多次面见七伯和七妈，聆听他们的人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俩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和非凡人格。这份“得天独厚”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骨肉情深

20世纪初期，随着清帝国皇权崩溃、外敌侵扰、战乱纷起，周家的家族纽带逐渐瓦解，只能随着颠沛动荡的生活，听凭命运的摆布。

我的祖父周贻康，18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是当代周家中举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曾出任晚清保定知府，江苏巡抚陈夔龙总文案，民国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秘书。由于祖父少年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父，在家族中挑起长房长子的担子，祖父尽心尽力为生计困难的亲属纾困解难，并提携七弟周贻能（七伯生父，族辈排行也是第七，我们称他七爷爷）在自己身边多年，他一直都与从孩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侄儿恩来有亲密的接触，并认定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必成大器的后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帮助。七伯不仅随生父多次住在我祖父家中，并在东渡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前，专程到当时在天津和南京的我祖父处当面请教。祖父对他改革社会的远大志向十分理解和支持。七伯从我祖父那里感受到的这份独特亲情，他对小自己十岁的我父亲恩霔，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疼爱。

1927年，七伯赴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战事激烈、险象环生的百忙之中，特地约父亲秘密会晤。南昌起义后，七伯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再次同父亲取得联系，并把我们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伯受中央委派，到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召我父亲去他身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负责文秘和文艺、接待等工作。在曾家岩与七伯和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朝夕相处，父亲获益匪浅。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七伯、七妈安排下，调到苏皖边区政府从事司法、文教工作。父亲在人生的各个关键时期，在七伯、七妈的引导下，得以投身革命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他终生的幸事。

历史文物和背后的故事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921年初，七伯到欧洲留学，在赴英国海轮上给二伯父和六伯父的一封长信中有一段话：“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这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家风祖训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回到重庆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建国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他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建国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神秘来客

大上海。

1931年。

这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一年前，被国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她昼间繁华，夜晚惊艳，果然不负“东方不夜城”的盛名。

在繁华、太平假象的掩盖下，正与邪、红与白两股对立力量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黄浦江边，不时闪烁刀光剑影；上海滩上，处处可闻腥风血雨。

中共秘密联络点

远离市中心的虹口区北四川路（现名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里弄深处一幢老式石库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家。

一天深夜，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父亲赶快起床开门，门外站着七伯和七妈。当时蒋介石以十万火急严令通缉的我的七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一起的是我七妈、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邓颖超。

“党内出了大事，出了叛徒，我俩要在这里暂避些时候。”七伯说明来意。就在七伯、七妈来家几天前，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曾经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掌握着党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的行踪和党在上海各地的重要秘密联络点，他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内部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钓”到这条“大鱼”欣喜若狂，军警特务倾巢而出，力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截获，并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报告党中央。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七伯临危不惧，沉着判断，果断决策，指挥若定，在不到两天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

在七伯亲自部署指挥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进行地毯式搜捕，竟然一无所获。郭沫若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以亲身感受，形象地表述他对周恩来的深刻印象：行事的果断与敏捷有如电闪雷鸣，思考问题的细心与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就是恩来伯父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迥异于常人的行事风格和魄力。仅此一役，七伯对党和人民功莫大焉！

尽管如此，我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顾顺章的指认和出卖，身处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和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等重要领导人，都遭敌人杀害。由于拒不听从周恩来的忠告与安排，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不久也被捕叛变。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曾与他在黄埔、东征中共事多年，谋略、才能出众的周恩来，竟然从自己眼皮之下金蝉脱壳，逃出生天，一举粉碎了他全歼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图谋。这让蒋介石再次明了，周恩来实乃他的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于是他严令全国首先是上海、南京军警特务，限期缉拿周恩来归案，务必斩草除根，免贻后患。

乱云飞渡仍从容

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这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七伯和七妈以最险恶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的反常思路，秘密住进了我家。七伯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尽管军警宪特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暗探眼线遍地，短暂的避险只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严酷的对敌斗争一刻也没有中止。七伯在生死一线之间，仍然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屠刀边缘，领导地下党人给予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伍豪之剑

地下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在情报、锄奸、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恐和不安。在他们全力搜捕的共产党首要人物名单中，频频出现了“伍豪”的名字。“伍豪”，是七伯在党内的化名。七伯到欧洲从事建党的工作，就用“伍豪”作为代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七伯转入地下工作，继续沿用“伍豪”的代号。

“伍豪”的英名，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在党内流传。每当提起“伍豪同志”，知道内情的共产党人无不肃然起敬，犹如在严寒中燃起一团火焰。身处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伍豪”是共产主义崇高信念的象征，是在绝境中坚持斗争、无惧死亡的力量源泉。“伍豪”又是高悬于敌人头上的一把无比锋利的宝剑，敌特、叛徒闻之丧胆却无计可施。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七伯为我党创建机要情报工作所展现的英明才智和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让我们怀念和景仰。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战线，包括双方的通信斗争、密码的保密斗争、侦察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的斗争。”这四项是周恩来1928年期间开始创建和领导的，许多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就是周恩来发明的，用他在党内的代号“伍豪”中的“豪”字命名。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他发明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我党在密码通信斗争中的胜利，是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在其他战场的较量一样，蒋介石在秘密战线上也打了败仗。

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总参三部老部长戴镜元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豪密”的保密性很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线电通信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有了这样的“盾”与“剑”，这支军队怎么能不如虎添翼、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永远回响着“伍豪”——恩来伯父谱写的音符，它与时空同步，永存人间！

少年的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上海和江苏高邮度过的。童年时留下碎片般的记忆，几乎都同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连接在一起。

革命的改朝换代

1945年12月19日深夜，猛烈的枪炮声和爆炸声骤然打破了高邮的宁静。12月26日，太阳从古城上空升起：天亮了！解放了！古老的高邮获得了新生。

几天后，古城军民为庆祝高邮解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人们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游行行列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一旁的祖母和母亲赶忙提醒我：“快看！快看！这就是你七伯！”果然，继毛主席、朱总司令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大幅画像！像中的七伯，正是我仰慕和想象中的那样，浓眉朗目，英气逼人，威严而亲切，睿智而沉稳。我跳起来和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感到无比骄傲和激动！

三聆教诲

1946年春夏之交，我升学无望，前途渺茫，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这天，母亲突然给我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她说，七伯到了上海、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在刹那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要去上海，去找七伯！”我和哥哥尔鎏怀着兴奋的心情奔赴上海。

初见七伯

当时，中国的局势很复杂，内战已经在多地爆发，但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和谈”的局面。七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上海的“周公馆”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也是七伯在上海时的落脚地。

9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周公馆。七伯秘书陈家康已经接到门房通知，在院子里迎接我们。

这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当七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我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那么亲切，这远不只是一位敬爱的长辈看待一个十四岁晚辈的眼神，这是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智者对所有的人充满挚爱深情的眼神。

从那一刻到今天，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你，这个人就是恩来伯伯！他的目光中凝聚的，除了真诚、智慧、尊严、自信和难以言喻的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独有的专注和爱心。它曾经感动无数中国人民，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各国政要。

在广为流传的电视片《百年恩来》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词作者创作这首歌时，我当了一回参谋，写下的这一段歌词，正是我一生中的内心感受。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感受。

七伯询问我俩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我希望能去延安跟他们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我的志向，说：“年轻人应该有追求。”

“周公馆”是个小楼，除了七伯、七妈，还住着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有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廖承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多人）。

“周公馆”表面看似幽静平安，周围却杀机四伏。大门外的那些小摊小贩，大多是化了装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保卫机关早已查明，“周公馆”周围好几家房子都被特务机关租下，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下达密令，进出的人每时每刻做详细的监视记录。

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天，七伯、七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周公馆”，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共和谈估计会破裂。原想带你们去延安，但代表团的许多同志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俩有困难。你们还是暂时留在这里读书，充实自己，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参加革命、参加人民军队的机会总会有的。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青年人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七伯、七妈于11月回到延安前，根据不同情况，对每一个人的去留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比如，为安全起见，他俩没有同意廖梦醒大姐让她的孩子随同去延安，安排她们去了香港。他们千方百计从茫茫人海中找到流落在上海郊区的聂荣臻同志的女儿聂力，送到晋察冀军区聂帅夫妇身边。2008年3月，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好友聂力深情地回忆总理对她的关怀。她说：“1946年夏天，总理费尽心思找到了我，把我送到父母身边，圆了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梦。周伯伯、邓妈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当她说到这里，我猛然忆起：1946年夏天，不正是我请求七伯跟他们去延安的同一时间吗？对廖梦醒大姐、聂力大姐和我采取不同的安排，体现出七伯对自身亲属的分外严格。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亲属晚辈和革命后代，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毫无例外地予以严格要求，期待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任何“关系”和“人情”，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严，灌注着他对亲人最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

敬爱的七伯充满智慧和深爱的指引，为我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经济法与其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经济法在共同富裕实现道路上的重要性。经济法在分配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分配功能的明晰化亦是法治关键。经济法不仅具有初次分配功能和再分配功能，还具有第三次分配功能，该功能的确定与落实更是当前经济法治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同步推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经济法在分配领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法治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体现，厘清第三次分配的经济法内涵，并通过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进行第三次分配功能的顶层制度设计，以此充分落实和保障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分配功能；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是共同富裕理论的延续和完善。实践证明，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不能充分保障财富积累机制的健全完善，不能充分满足共同富裕理念的经济法需求。要充分认识并发挥经济法所隐含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嬗变：第三次分配

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的不足

分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资源和产品的分配都是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经济法在理顺分配关系、维护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法所关注的传统分配功能，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组成的架构体系。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而形成，经济法对市场分配进行适当限制，落实其初次分配功能。初次分配功能更侧重于保障市场经济中个人对社会贡献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所应获得相应收入的权利。再分配主要由国家主导得以实现，经济法对此更加关注协调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注重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经济法的初次分配所强调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此处的公平是“形式公平”，而再分配则侧重于实质公平，是政府对各经济主体收入再调节的过程。

但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组成的分配功能架构并非完美，伴随着共同富裕理念的逐渐深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体系的不足逐渐暴露。

首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看似相辅相成，但有学者指出，形式上具有互补性的这两种分配功能，实际上只是对两种分配功能背后各自作用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由于两者分配功能体系的辐射范围有限，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贫富分化现象的存在，从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次，传统分配功能无法抵消经济的高风险。经济竞争的累积效应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可以一时实现总体平衡，风险的发生也必然会打破平衡，形成新的不公平分配格局。

最后，当前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辩证统一。人们的生活需求已从满足温饱层次向追求“美好生活”转变，这是一种全面的共同富裕。在传统的经济法律制度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分配功能架构更加关注满足居民物质需求，而对精神财富的关注程度不够。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法的萌发，为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经济法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作配合，对社会资源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分配，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亟待修正完善。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经济法的制度体系。

第三次分配功能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回应

中国正值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而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发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还需要强化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凸显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增加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职责，在前两次分配的基础上，对社会收益进行再度分配，以此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继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起源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厉以宁教授就依据市场经济伦理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第三次分配，即在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是‘有情’的收入转移，是非功利性、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1]]其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和自律程度。国内学者从内生动力、参与主体、实现方式、社会意义等多角度对这一概念予以阐释，[[2]]其中多数学者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解释，认为该分配是对前两次分配的补充，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慈善方式进行济困扶弱、促进公益事业的行为。法学界也有学者以此为基调，谈论税收公平[[3]]、税制变迁[[4]]、公益性捐赠税收[[5]]、经济法典制定[[6]]等问题。早在2005年，成思危先生就指出：“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7]]笔者认为，第三次分配并非仅仅是一种强调社会奉献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所强调的是对贫穷者权利的维护，是富有者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正义，是现代分配正义的真正价值理念。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与共同富裕近似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本质都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而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之间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协同意义。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需要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协调配合，尤其是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彰显，而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厘定和实现也需要结合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以此为价值引领，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

经济法关于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证成

在我国的法治发展过程中，第三次分配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传统的“历时性”，而是以一种“共时”效应反映在社会发展和具体的法律制度中。

社会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第三次分配基因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推进，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分配格局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共有1部法律、11部部门规章和4部党内法规制度涉及第三次分配。梳理这些制度文件，可以发现我国为完善发展第三次分配，注重其与慈善法律制度体系的协调配合。随着民间慈善意识普遍提升，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也愈益显现。

一是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慈善法制为核心的法治体系。2016年，我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开启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相关部门出台多部有规范慈善组织的规章，全面规范慈善组织的建立认定、信息公开、募捐途径、保值增值等，以鼓励发展慈善事业，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实现。

二是在相关法治构建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慈善事业发展更加规范化。据民政部《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工作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并且注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开展“互联网+慈善”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各组织乃至个人的慈善意识也随之提升，根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现金捐赠达1473.97亿元，同比增长41.12%，物资捐赠折合612.16亿元，同比增长31.66%。这些捐赠中，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分别为1218.11亿元、524.15亿元，合计占捐赠总额的83.52%，可以看到，企业捐赠仍属于捐赠主力，且与个人捐赠同步增长。截至2022年8月3日，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2.24亿人，志愿团体总数128万个，志愿项目总数941万个，服务时间总数约39.33亿小时，记录时间人数达6824万。[[8]]

三是第三次分配的路径呈多样化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已逐步构建起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慈善网络，“互联网+慈善”成为主流实现路径。2020年国内慈善组织筹集善款中，依凭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所获取善款高达82亿元，同步增长52%，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网络捐赠。慈善信托单数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共计537单，财产总规模达33.1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96.70%和13.08%，其中仅2020年，全国慈善信托有257单，在慈善覆盖领域方面也逐渐全面化，从基础的脱贫、医疗、养老等领域向教育、抗疫等领域拓展。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次分配因素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类制度构成，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配合，经济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细观我国的经济法治进程，第三次分配性因素始终贯穿始终。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致力于公益、慈善等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幅度日益增大。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就提及对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对相应的税收优惠予以细化规定。在《慈善法》第80条中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予以规定，并将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作为优惠主体。整体而言，慈善捐赠在某种程度上填充了公益性捐赠的实质内容，两种捐赠所产生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制度，则是第三次分配因素在经济法中的彰显。

其次，在国家财政制度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政策等都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如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分税制条件下消减不同地区因经济实力不同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的再平衡。

最后，国家在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方面，包括“工业反哺农业”和“乡村振兴”工作，都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

 在国家市场规制政策方面，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保护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引领下的平台经济冲击传统市场经济，许多行业领域出现了垄断性的龙头企业。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因素，垄断行业的高壁垒使一般劳动者难以自由进入，而大部分垄断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与其贡献大小脱节，严重超过了正常水平。近几年我国加大垄断规制力度，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以此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并且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等等。这些强监管措施，实则也是为了对“穷”的强保护，以此发挥经济法律制度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法治实现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是以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为指引，从社会本位出发，着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总体效率与社会公平，主要是通过健全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市场规制制度，以实现对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全新阐释。

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发挥、刺激和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尤为重要，不仅仅体现在税收法律制度方面，还体现在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一方面，通过完善健全税收法律制度以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第三次分配功能所体现的理念价值首先体现在法律原则上，法律原则源起于理念价值的提炼，作用于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法律原则的确定也有利于法律制度的提质增效。以法律原则为价值引领，第三次分配功能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为税收中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平等对待一切纳税人。在该原则基础上健全完善税收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国家课税不仅仅要考虑法律上的可税性，还要关注经济上的可税性，既要关注收益性，也要关注公益性。对致力于公益捐赠、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等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资格及条件等予以细化，明晰相应的税收优惠范围和幅度，提升增加相应的税前扣除额度，并且要从公益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等三个主体维度，加强国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重点监管各主体的准入、运作、退出，以及参与相关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流向、善款使用情况等等。同时，还可以引入遗产税、垄断税等税种，以此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政策以助推实现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一是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经济法律制度予以完善，这对于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于2019年颁布实施的《政府投资条例》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的非经营性的公共领域项目，包括社会公益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等领域。建议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政府投资，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此优化和发展公益事业；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投资，尤其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村地区。如浙江省在“推动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这些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以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发展壮大生态旅游产业。第二，对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法律制度进行革新完善，以推动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不同区域的发展存在差异，而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完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

市场经济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而市场规制法的存在，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尤为重要。市场规制法以统一规制、适度管理、分级监管，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弱者和消费者为基本原则。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走向平台化，“平台经济”逐渐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主要经济模式，尤其在2020年，平台经济作为生产力新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愈发突出。然而，平台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现象亦层出不穷，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关键。而首要关键的就是强化反垄断规制，反垄断法律制度是落实经济法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核心制度。

首先，准确识别平台经济领域的违法垄断者。确定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垄断平台企业回归公共性，以此明晰垄断平台企业的“准公权力”，并对其权力予以保障维护。由这些垄断型企业担当治理平台经济领域的重任，促使更多的平台企业加入协同治理的范畴中，进而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平台经济市场。

其次，优化平台经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结合平台经济特性和反垄断规制，改进相关市场界定方法，这里包括：考虑产品特性、用途、价格、成本、消费者偏好等传统要素；分析平台功能、技术壁垒、用户粘性、线下市场、多边市场等要素；以核心消费需求确定基准产品，引入非价格参考因素，充分考虑平台经济领域整体和所连接的各个市场。

第三，针对特殊的垄断行为规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制手段。平台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市场的特殊违法垄断行为，比如平台封禁、平台二选一、自我优待、排他性付款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或者扼杀式收购、协议控制结构等违法经营者集中等破坏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环境、扼杀创新、引发平台风险的行为等等，应当对各类违法垄断行为予以全面分析，根据各种行为的特性配之以特殊的识别方法，并且针对各种特殊垄断行为，为相关机关设计特殊的法律规制方案。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分配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从主要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转为更注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背景下解决发展起来后的分配不公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社会整体利益均衡平衡为立法目的，其追求的不仅是起点公平、形式公平，更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新时代的经济法要做到与时俱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做好助推工作。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人工智能芯片（AI芯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硬件基础，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对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产业的深度融合点，对AI芯片的技术发展与产业趋势进行研究，展望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芯片；集成电路

自2016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赢得人机围棋大战后，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引发高度关注，成为新的投资风口。全球各大企业加快布局，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战略，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硬件来看，若没有高性能的芯片提供可靠算力，根本无法承载日益完备的机器学习模型和大规模的基础数据库。离开适配芯片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存在于理论研究而无法落地的人工智能。

广义而言，AI芯片指的是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模块，即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均被称为AI芯片。狭义的AI芯片指的是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做了特殊加速设计的芯片。“无芯片不AI”，以AI芯片为载体实现的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发展更注重超速运算能力的AI芯片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

AI芯片的发展历经磨难，但产业发展现状良好

AI芯片在曲折中前进

2006年以前，尚未出现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算法，而且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源也较为有限。传统CPU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当时的计算需要，学界和产业界对AI芯片没有特殊需求，因此，AI芯片产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2006-2010年期间，游戏、高清视频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助推了GPU产品的迭代升级。2006年，NVIDIA发布了通用并行计算架构CUDA，使GPU具备了可编程性，即令GPU既能做游戏和渲染，也能做并行度很高的通用计算。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推出后，GPU编程更加易用便捷。研究人员发现，GPU所具有的并行计算特性比通用CPU的计算效率更高，更加适用于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先进算法所需的“暴力计算”场景。在GPU的助力下，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算效率可以提高几十倍，由此，研究人员开始大规模使用GPU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2010年之后，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逐渐开始普及。研究人员在云端采用“CPU+GPU”混合计算模式，使得开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大规模计算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算法的演进和AI芯片的广泛使用，同时也促进了各种类型的AI芯片的研究与应用。

2016年，谷歌旗下Deep Mind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击败了韩国棋手李世石，使得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全球热潮。此后，业界对于人工智能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GPU价格昂贵、功耗高的缺点限制了其在场景各异的应用环境中的使用，因此，研究人员开始研发针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特殊加速的定制化芯片。大量AI芯片领域的初创公司与传统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争夺市场，专用AI芯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应用领域、算力、能耗比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①]。

AI芯片呈现专用化、多样化发展态势

集成电路的发展、芯片的升级换代一直是依靠工艺、架构和应用三方面来拉动的。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工艺改进已经难以降低成本，人工智能的密集计算型需求已成为当前芯片技术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通用处理器的架构无法适应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各种新的架构已然成为当前处理器芯片性能提升的关键手段[②]。

处理器芯片面向人工智能硬件优化升级，目前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传统计算架构，主要以三种类型的芯片为代表，即GPU、FPGA、ASIC，但CPU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种是颠覆经典的冯诺依曼计算架构，采用神经拟态工程，利用电子技术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构建神经拟态芯片。为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AI芯片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专用化、多样化的特点。

AI芯片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AI芯片作为芯片的一个分支，有其专用性也有其普遍性，专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和其他芯片一样，与集成电路产业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AI芯片的发展受到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这几年呈爆发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成电路技术多年的积累。如果不是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给大规模的机器学习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就没有战胜人类顶尖棋手的AlphaGo。过去十几年驱动芯片技术发展的主要是通信，即多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应用。而随着这些应用增长放缓，芯片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转向了AI领域，AI的驱动效应将在芯片技术上会有更明显的体现。

AI芯片产业发展持续发力，竞争激烈

传统芯片企业优势地位明显

高通、英伟达、英特尔、AMD等传统芯片厂商凭借在芯片领域多年的领先地位，迅速切入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目前处于引领产业发展的地位，在GPU和FPGA方面则基本位于垄断地位。英伟达推出了Tesla系列GPU芯片，专门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AMD于2018年推出了Radeon Instinct系列GPU，主要应用在超算、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上，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当前，GPU作为业界使用最为广泛、人工智能计算最成熟的通用型芯片，成为数据中心、超算等大型算力设施的首选，在效率和场景应用要求大幅提升和变化之前，GPU仍将是AI芯片领域的主要领导者。

IT巨头纷纷加大AI芯片研发定制力度

2015年以来，谷歌、微软、IBM、Meta、苹果、亚马逊等国际互联网及IT巨头纷纷跨界开展AI芯片研发，力图突破算力瓶颈，并把核心部件掌握在自己手中。如谷歌于2016年发布了专门针对开源框架TensorFlow开发的芯片TPU，并帮助AlphaGo击败李世石；近年，谷歌还推出了可在Google Cloud Platform中使用的云端芯片Cloud TPU以及用于边缘端推理的Edge TPU，打造闭环生态。微软于2017年发布了基于FPGA芯片组建的Project Brainwave低时延深度学习系统，让微软的各种服务可以更迅速地支持人工智能功能。2018年，亚马逊发布了高性能推理芯片AWS Inferentia，支持TensorFlow、Caffe2等主流框架。

类脑芯片领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

IBM公司率先在类脑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推出了True North类脑芯片，其采用28nm技术，整合54亿个晶体管和4096个处理核，相当于100万个可编程神经元，以及2.56亿个可编程突触，而功耗仅为65毫瓦，该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刊登。由于神经突触要求可变与有记忆功能，IBM采用CMOS工艺兼容的相变非挥发存储器（PCM）的技术实现，加快了商业化进程。2019年，清华大学施路平教授团队发布了类脑芯片“天机芯”，使用28nm工艺流片，包含约40000个神经元和1000万个突触，支持同时运行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以及神经模态脉冲神经网络等多种神经网络，是全球首款既能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以支持人工神经网络的异构融合类脑计算芯片[③]。西井科技发布的Deep South芯片，核心是用FPGA模拟神经元以实现脉冲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包含约5000万个神经元和高达50多亿个神经突触，可以直接在芯片上完成计算，并在“无网络”情况下使用，处理相同计算任务时，Deep South芯片的功耗仅为传统芯片的几十至几百分之一。浙江大学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了“达尔文”芯片，集成了500万个晶体管，包含2048个硅材质的仿生神经元和约400万个神经突触，可从外界接受并累积刺激，产生脉冲信号，处理和传递信息。

AI芯片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不断涌现的新场景应用需求将催生超低功耗AI芯片

随着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物联网领域将需要体积更小、功耗更低、能效比更高的AI芯片。边缘端芯片如手机中的AI芯片，其功耗一般在几百毫瓦至几瓦，云端训练芯片的功耗通常要达到数百瓦，而超低功耗AI芯片的工作功耗一般是几十毫瓦甚至更低。如在以智能手表为代表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此类设备需要具备语音识别、心率检测等智能生物信号处理功能，电池容量因设备尺寸等原因受到极大限制，因此需要集成体积小且能效比超高的人工智能加速芯片，降低对电池的消耗；在智能家居等领域，智能门锁需要具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功能，而且不能经常更换电池，这就对门锁中的智能模块提出了极高的能效比要求。除此之外，制造业等工业应用场景中也需要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如安装在机械臂、管道中的智能传感器须由电池供电，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可以有效减少电池消耗，大幅降低此类设备的维护成本。

开源芯片的普及将提升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

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通用芯片的性能提升陷入瓶颈，通用处理器架构无法适应不同场景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对新型架构AI芯片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许多初创型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然而，芯片领域过高的技术门槛和知识产权限制，严重阻碍了AI芯片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和市场响应速度。如果开源芯片能够普及，首先可以节省IP模块方面的费用，降低研发成本。同时，由于开源的设计可以由社区持续地改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新、最优化的成果，这样便可以提高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了“RISC-V”开源精简指令集架构，具有灵活简洁、模块化、扩展性强、易实现等优点，可以较好地适应高性能计算设备、专用硬件设备、低功耗嵌入式设备等众多应用领域的需求，而且“RISC-V”完全免费，因此，“RISC-V”也成为目前推广度、普及度最高的开源芯片项目，并已逐渐成为芯片设计领域的主流指令集之一。

AI芯片将从特定场景的加速芯片向通用智能芯片发展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应用领域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要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开花，需要人工智能领域产生像CPU一样可适用于任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通用AI芯片。总体来看，短期内AI芯片仍将以“CPU+GPU+AI加速芯片”的异构计算模式为主，中期会重点发展可自重构、自学习、自适应的AI芯片，未来将会走向通用的AI芯片。通用AI芯片发展的主要难点在于通用性和实现的复杂度，同时还面临着传统冯诺伊曼架构的技术瓶颈以及摩尔定律接近物理极限这两大挑战。未来，随着新型半导体材料和物理器件以及芯片的制程工艺等出现新突破，以及人类对于大脑和智能本身形成更深层次的认知，将有望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AI芯片。但是，专用芯片与通用芯片永远都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二者必须协同工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④]。

类脑芯片将持续扮演通用人工智能“探路者”角色

目前，类脑芯片的主流理念是采用神经拟态工程设计的神经拟态芯片。神经拟态芯片采用电子技术来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实现类脑的学习、决策、认知等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神经拟态计算通过模拟大脑的运行机制实现存算一体化，在算法以及芯片的设计上，可以实现以低于1000倍的功耗去完成同样效果的模型训练。因此，神经拟态芯片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芯片，其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符合生物进化最本质的优势。2020年6月，Gartner发布报告预测，到2025年神经拟态芯片有望取代GPU，成为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主要芯片之一。

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全球AI芯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AI芯片产业同样也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五年，中国AI芯片产业将会迎来飞速发展，产业增速也将处于世界顶尖。

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产业规模初显

中国从顶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和芯片产业发展，相继发布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研发神经网络处理器以及高能效、可重构类脑计算芯片等；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指出，对已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国务院《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明确了集成电路和软件相关企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规模初显。全球市场洞察公司最新报告显示，全球AI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到2026年增长至70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将达到35％左右。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达183.8亿元，预计2023年将突破千亿元，复合增长率高于全球。

产业链上企业全面发展，产业应用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AI芯片的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晶圆材料和设备、封装材料和设备等），中游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测），下游是行业应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IoT等）。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链上发展最为迅猛、技术含量最高、融资案例最多的是芯片设计类企业。上游的晶圆材料和封装材料等传统原材料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广州，国产供给率逐年提高。国内的晶圆制造设备和封装设备，中低端可以自给自足，高端设备仍处于快速研发阶段；中游晶圆加工、制造和封测的企业主要是第三方代工厂，比较知名的有台积电和中芯国际。AI芯片设计类企业有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有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还有寒武纪、燧原科技、地平线等创业公司；下游包括浪潮、联想等服务器提供商，IoT终端生产企业及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AI芯片产业的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其中，上游和中游属于中下等水平，下游应用处于世界前列。产业链上游设备、材料环节，市场头部效应明显，进入壁垒非常高，技术突破难度大。国内华为及科研院所已开始高端光刻机的研发，但技术水平有待验证。产业链中游制造环节，进入壁垒较高，国产化水平较低，第三方代工厂如中芯国际，对AI芯片架构的理解和IP核的丰富程度不足；AI芯片设计企业需要兼具芯片流片经验、AI算法和AI框架理解，中国已陆续涌现一批技术型企业，产品初步成型，但技术水平有待继续迭代验证，国产化水平中等。封测环节技术壁垒最低，毛利率最低，国产化水平高，但总体环节价值较低。

行业应用市场巨大，未来将多领域开花

从细分市场结构分类，AI芯片可分为云端芯片和终端芯片，云端芯片又分为云端训练和云端推理芯片，终端芯片一般指终端推理芯片。云端芯片一般部署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或数据中心、超算等计算基础设施领域，主要用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处理语音、视频、图像等海量数据。终端芯片承担推理任务，需要独立完成数据收集、环境感知、人机交互及部分推理决策控制任务。目前，云端训练芯片的比例仍然最大，但增速最慢，云端推理芯片与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将保持快速增长。未来2~3年，随着区域性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陆续建设完成，云端训练芯片增长速度将放缓；而随着5G和IoT等新兴AI芯片市场需求的释放，云端推理芯片、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增长速度将持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AI芯片应用市场，下游的行业应用中国处于世界前列[⑤]。从行业应用角度来看，中国AI芯片行业场景发展不平衡。云计算和安防行业是我国Top2AI芯片应用行业，交通、金融和工业等其他行业占比较低，但增速高，未来占比会显著提升。未来数据中心需求不减，云计算依旧会是我国最大的AI芯片应用行业；安防行业也会给AI芯片提供较大增量。此外，零售、医疗等行业对AI芯片的应用程度将持续提升，具备较高增速。

结语

核心芯片行业处于人工智能产业的最上游，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先锋。当CPU和传统计算架构无法满足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算法对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需求时，突破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核心芯片势在必行。同时在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分别处于霸主地位的X86架构和ARM架构的发展历程表明，核心芯片将决定一个新的计算平台的基础架构和发展生态。从产业链本身的各个环节来看，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面临包括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顶尖人工智能+芯片的复合人才缺失，AI芯片的高能耗对经济和环境有影响等诸多挑战，但基于海量的数据要素资源、优秀的人工智能算法基础以及良好的政策支持等利好因素叠加，中国AI芯片产业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了政治报告。一位国际学者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家思维提高到了人类思维这样一个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将给世界带来希望，给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带来希望。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追求的伟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人类不同文明形态走向平等和对称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文明国家、追求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后，很多国家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依赖于西方的科技、经济，甚至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国家，不仅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建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与西方对抗和冲突，而是对西方好战文明的平衡制约，是为了使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实现一种对称和谐。

西方价值体系不具有全世界普世规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各国和社会已成为单一同质体。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福山曾经坚信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世规范。

    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精英圈、媒体、媒介和政界，在话语上的确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准则，甚至把西方文明和西方发展模式当作效仿的模板。今天，西方仍然将其价值体系设定为具有普世性和绝对性。

    自西方开始侵略、征服和殖民非西方世界的几百年，西方力图在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组整个世界，并在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制造规范和准则。西方的现代性打着启蒙、自由、进步的旗帜，其本质是一种文明形态的霸权主义。自人类有史以来，任何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都不具备普世性，但最早将自己所谓的文明包装成唯一和普世文明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西方文明由大西洋两岸的两个战略中心组成：北美和西欧。西方大力推广的“现代性”，以及当今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文明公理体系，就是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直到今天，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还在力图将其价值体系和文明标准，包装成“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使其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特征。

    西方文明对其文明普世性的推广，是把世界划分为“我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虽然北大西洋集团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媒体、教育和非政府组织等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极化世界的文明版图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作为多样化文明的一种形态的西方文明，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并列的，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性是一种话语、一个过程和一个区域现象。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宗教信仰版图都清晰地表明文明的多样性，那就是人类文明多形态的世界地图。

    在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世界的各个极点的地理位置是以其文明为坐标，来描述其区域空间的。在这个地球上，无所谓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和不亲西方的非民主国家之分。自西方开始侵略或征服东方世界，就傲慢地炫耀其基督教文化和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宣称其“现代性”和“普世性”，而无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和拉美文明的平等存在。

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殖民主义”传统。这种西方式的早期现代性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这是一种霸权秩序。任何与这一意识形态不同的非西方的东西都被视为另类或野蛮。

做好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十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足，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党的二十大，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了党章。

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艰巨的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媒体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我们的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内对外宣传，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编辑 季节）

今天讲的新型集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人民公社时的集体有很强的继承性，现在要发展新型集体，离不开对农村集体全新的制度设计的本质的理解。我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的本质，实际上是集体村社。

“旧集体”与新集体的传承

我们很容易把人民公社理解为“旧集体”，现在要搞的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新集体。所谓“旧集体”，它的意义是确立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如果这样理解集体的本质，现在的新型集体就是之前集体村社制度的延续。为此，我们要坚定发展新型集体的自信，创造性地发展新型集体。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要死抱着过去的集体，担心走回头路。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旧集体”的革命性意义缺乏深入的理解：

一方面，“旧集体”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杜绝因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的村社分配不均、使得仅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地租收入归少数人所有，这是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农村社会陷入危机的关键原因。我们确立集体所有，就等于再造了集体这个“大地主”，它是一个“成员集体”，地租收入归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共享，从而杜绝了少数人享有地租收入的情况，这是集体所有制最具基础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土地归集体所有，对以集体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对集体成员劳动力的利用，得以在新的形式下进行，这是人民公社时代探索的集体经营。集体经营最基本的好处，是提高了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村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集体化时代取得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集体经营获得的收益，由集体支配并公平地分配给成员，确立了集体成员对这个集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发展的长久信心，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使得集体得以确立。

新型集体是从原集体经济时期确立的基本制度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旧集体”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是新的，“旧”集体很“新”，而今天的“新集体”是从“旧集体”演化出来的。

第一，我们的“旧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是有其传统的。土地是不可移动、人为可控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历史上，我国的不少村落，并非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归个人控制。在很多村社范围内，有公田、义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乡绅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中都划定了公共的资源和财产，只是它局限在家族范围或乡绅举办的慈善事业中，没有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把村社制的传统加以利用，并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

第二，新中国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经营和壮大集体的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集体经营有一个全新的要素，就是村党组织这个核心。农民是不可能自发合作的，需要有先进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才可以做到个别人的力量做不到、或因贫穷等原因不敢想象的过于困难的事情。建国初期，农村党支部的成长和农业合作化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合作化的成功使得党支部扎根在农村基层社会，成为集体村社的核心并组织农民，领导和组织集体经营，促进集体的成长。

第三，党组织的功能不仅是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把传统的村社制加以巩固和提升，这可以称为集体村社制，它的内涵就是依托村党支部，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村社的公共性资源和传统村社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总结提炼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创造，建立起农村基础性制度和农村基层建制。

第四，集体村社的地域范围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根据自然聚落、结合水利等农业整体性生产条件改造和规划，结合集体经营的需要加以划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地方新发展起来的水利设施，其渠道走向、各渠道的间隔和灌溉范围，决定一个生产队的地域范围。集体村社的成员范围，就是村社地域内的社区人口。之所以说集体村社是全新的，因为它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与之相关的集体经营有关。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村社成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设定。

综上所述，集体村社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保证的农村基础性制度，或农村基本建制。今天的集体经济，仍在集体村社制的延长线上。

充分认识集体村社的韧性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取向不够明朗，但集体村社仍然是很坚韧的存在，而且改革开放的很多成就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削弱有关。

当前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实践中，仅仅重视增加供村民分红的集体经济收入，固然有利于集体的重建，但并不涉及根本。在当前实践中，我们也注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所依据的产权理论，缺乏对多样性存在的理解，也缺乏对农村产权、经济、社会、政治相互关系的理解，更缺乏对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构建的想象力。

新型集体的“新”，不是要将集体资产资源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分散给各农户，或有分无统地形式化集体（假集体），更不是背离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归集体这一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将集体所有权股份化、量化为成员所有权集合的所谓股份合作制集体。现在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的实践并没有表明，它是一个集体村社。

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集体，其本质是：土地由村社所有，集体成员（来自自然出生及嫁娶，或其他有益于集体永续发展的形式所获成员资格）均享土地收益的村社或称集体村社。这样的村社制度才是新型集体成长的方向。

所以，新型集体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土地由村社所有；成员均享土地收益（不管是在内部承包土地，还是面向外部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农地的经营权和外部主体合作所获收益）。

基本的成员资格由出生和嫁娶获得，此外村民接受的新村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通过集体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营确保集体永续发展。

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集体村社的存在，或者把集体村社仅仅作为集体经济经营，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有关。

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到现在的农村功能片区、田园综合体等等，都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没有集体村社的存在，很多农村发展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乡村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弱化有关，包括公共服务、贫困问题等等。当前的政策中，仍然存在“加强”和“削弱”集体村社之间相互矛盾的倾向。

比如说，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实践中往往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很难找到有效的结合点。

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是由上到下的规划，这和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理解，这也反映在工作实践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给自主权，但上级又要加强监管、促进收入的增长，这在现实当中很难两全。

乡村治理中有一个现象，要把政、经、社的职能分开，但我们又出于其他原因要求“一肩挑”，包括集体经济要承担村庄差异性的公共服务，这两种政策取向存在明显矛盾。

此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户内平分承包经营权，这种制度设计不足以构成一个可持续存在的集体，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很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表明，新型集体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也在不断成长中，辨识并支持其成长应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而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作为良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应是未来农村问题研究着力推动的方向。

（编辑  宋斌斌）

    2017年，烟台开始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到现在已有5年时间。从目前看，全国不少省份市县也在推广，吉林省已在全省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22年，山东省委、吉林省委明确表示，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少地方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行动，带动增收致富。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虽然近年来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多数地方只是在县和乡镇层面推动，在地市级乃至全省范围全面推动集体经济的还比较少。大都是以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镇级、县级联合社少，很多地方的乡镇缺乏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乡镇党委、政府主导的乡镇级国有平台企业。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乡镇一级很难发挥承上启下、连结城乡的中枢作用。

    在已有的合作社中，从事种养殖的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少，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少。聚集全部资源打造“盆景”的多，自我发展形成“森林”的少。依靠简单发包租赁形成集体收入的多，真正形成内生动力、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少。

    通过开展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很多地方登记注册了集体经济组织，初步做了清产核资。但是，绝大部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缺乏对应的架构设计；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结构不清楚、功能不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底数不清、归属不明，很难有效整合村里的土地、资金、人才共同为村民提供服务。

    二、各部门还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对于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发展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是依靠集体经济还是依靠外部投资、龙头企业、种田大户，大家看法还不一致，没有形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外，财政资金整合力度也不够，大量财政资金投入比较分散，没有发挥集中整合的作用。

    三、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合作化是集体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否所有的合作化都是集体化？当前很多地方把社会资本流转土地办合作社，向集体和农民交流转费当作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各村都有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那就是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领导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是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些认识有偏差。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集体经济的存量，股权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但是对集体而言，资产的底子摸清了，只是账面资产的增加；资产是不是被盘活了，能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需要路径和方法的。

    对村民而言，集体资产确权之后，他们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强对集体的归属感。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于激活了这个资产存量，撬动了农村“沉睡”的资源，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村民名义上的股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样才能让村民和集体产生利益连接机制。

    四、动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尽管“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是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经出现在文件报刊上，但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障碍。在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不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起来参与。

打造“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把党的组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部署，把组织部门放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解决“空心化”问题，急需我们党带领农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要聚焦加强农村党支部地位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这两件事，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重要的抓手。通过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来推进合作社建设，核心就是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把党员组织起来，再通过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农村集体化。这是涉及农村政治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重大问题。应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到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由党委组织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一起牵头形成合力，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在短时期内实现较大的发展。

    第二，以举办乡镇联社、县联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为抓手，开展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综合试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在横向上，要扩大合作社的内涵，打造“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三位一体”是生产、供销、信用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推进。

    在纵向上，要提高合作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规模。乡镇一级建立联合社，可以解决村级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县域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发展、政策资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建设很多小的经济中心、生活中心，让农民就地成为职工，通过在地工业化、在地服务业化，实现在地城镇化，进而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经济调整的机会，大规模挖掘、发现、培养合格的集体经济领头人。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集体经济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具体来说，就是党支部书记既要有公信，又要有能力，“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村里的党员和复转军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经商，见了世面，学会了经营，有的还赚了钱，积累了人际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在村里也有威信，这些人回乡带领大家致富，也是施展个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当前，大量有经营经验的人才和大中专学生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对他们要继续培养；同时要进一步拓宽挖掘合适人才的路子，让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修订有关法律和政策条文，把组织振兴、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扭转片面重视产业振兴的做法。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践证明，不解决农村生产资料碎片化的问题，产业就不可能振兴。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渠道，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议在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部署中，进一步突出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或者制定《农村集体经济法》，补充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条文；吸收地方实践经验，把中央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转化成法律保障。

    总之，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潜在人口。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体系，就能把这些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吸引城市过剩的资金、产能、人口下乡，再造一个和城市一样繁荣美丽的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资产升值了，城市的二产、三产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市场，进而畅通我国经济内循环，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新型集体经济或专业化合作社经济，都是微观主体再造的问题，都和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一定的结合。我理解，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内在逻辑是讲中国14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思想（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相比较，我们的发展内涵更丰富，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

微观基础再造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放在一起，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到2050年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两者是一致的。

    我们要坚持“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坚持“两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的关键，是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中体现“空间正义”，这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能简单强调传统经验，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意味着乡村产业兴旺也处在新阶段，要把空间生态资源推入市场交易，要创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我们提出新型市场经济，将如何把“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两供”（农业供给侧、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作为新型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综合系统开发，不能各管各的。因此就要推进“两供”改革，推行“三变”，把这些作为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的改革内容。

    中观层面的新型县域经济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城镇化是以县域为主的城镇化，而不再是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大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口聚集社区，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是普遍发生的。

    我们的思路要调整到新的发展格局上，要考虑新型县域经济。它的发展内容，重点不再是搞工业开发区，而是实现“两化”；它的必要条件是城乡融合，开通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带动市民下乡，以新农人的方式，推动社会参与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构建。同时推动参与式的乡村治理，而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之下，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所带动的生产关系的创新。

    新县域经济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领域。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在县里的头寸过剩，要考虑怎么把这部分头寸用于县域的生态化开发，同时又让农民得到资源变资产所形成的长期资产收益。让习总书记的“两山”思想在县域经济中得到贯彻落实。

    讲到新型集体经济，要强调一个前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和村社的地域边界是重合的。每一个村社成员都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时，以村为单位是重要的产权前提。要根据对象界定产权、形成财产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纯农业的考虑，而是生态化的考虑；它们是空间立体资源，而非平面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要创造增量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要有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而非适应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市场。

    在“三全”改革中，我们试点引入一级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因为村内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应该是在内部，外部的主体对此并不了解，与村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应当通过村内定价实现定价收益。

    同时，按照中央文件要求的“投改股”，把上级投到乡村级的设施性资产做成股权，交给村集体，使其拥有长期的固定资产，村集体再把这个固定资产做成股份分到农户。现在很多地方号称股份经济合作社，其实农户的股权都是虚的。我们需要把国家投到乡村多少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包括扶贫形成的生产性资产都转到村集体，但由县级平台公司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由此村集体才能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代理人，让农民零风险地获得资产收益。这样整个机制才能活起来，而不是简单意识形态的判断。

一级市场定价之后进入二级市场，这是在乡镇一级的操作。乡级的经管站相当于财务公司，负责把村级通过“三全”改革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做账，可以在乡村形成公司化的经营。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进入到集体的统计。

既然讲以农民为主体，那就要把国家投到村这一级的项目资金直接交到村集体，账目由乡级管理或监督。村级可以把这一部分做成流动资金，带动本村村民，让他们有现金收入；同时村集体可以投入新的资金运作。使村级不再作为特别法人，而是作为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在一个县范围内，可以出现一批乡村一级的公司，它们在县域经济中会占有较大的份额。再把这些乡村公司的股权向上做到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以它的资产规模和可变现资产的活跃程度，对县级的金融机构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的融资，这样二级市场就盘活了。

    再进一步，把相当一部分有未来预期能增加收益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项目，做成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这样就可以带出一批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县乡村级的公司。现在各地股权交易的市场正在发育中，这样的操作模式还可以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配套，形成乡村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并创造增量，从而实现多个利益集团的共赢。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不创造增量，只进行原有存量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农民不再满足那几亩地了，他们更希望得到增量收益。县级平台公司只占20%股权，村占80%资产，但县级承担100%的风险，这样农民在零风险条件下获得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

   县乡村三级联动，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增量租，基层在实践中归纳形成了一套经验，产生增量租要把绝对地租形成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各方在级差租的分配上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

    关于二级市场，也有成功的经验。如四川成都附近的县级市，从成都分享到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牌照，分享在市、县、乡、村四级建立的信息系统，实现了100亿元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元银行资金进入。这个经验说明，只要是规范地进入二级市场，它就能够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带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形成创造增量的制度设计，恐怕回应者寥寥。今天改革的特点是，我们面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相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

（编辑  杨利红）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价值追求和综合才能的集中体现，作为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和精神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企业家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企业兴衰成败之责，也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里优秀企业家精神被注入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全新内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被列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还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赞誉荣毅仁为“爱国企业家典范”[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追求光明和真理，对党怀抱忠诚信仰

“光明和真理”是荣毅仁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被他赋予了全新的涵义，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箴言。荣毅仁认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这真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作为执政党，“它不愧是拥有真理、拥有力量的郑重的党，不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③] 经历过不同历史年代的荣毅仁，对于光明和真理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追求。在领导中信期间，他曾多次坦诚谈到对于党的认识过程。全国解放前夕，工商界有不少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离开大陆，面对去留选择，荣毅仁怀着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期待留在国内。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和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接受了党的治国纲领和方针政策。他深切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正确的道路，祖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党之所以代表了真理，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力量。

一旦找到真理，树立了信仰，荣毅仁跟党走的信念便从未动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一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磨难打击，他的信心依然十分坚定。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了苦的，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我们的国家。”“事实证明，经过十年大动乱，纠正这个大错误的是共产党自己。正是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党能够自己克服错误，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一个信心，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兴旺发达，站在世界的前列。”[④] 荣毅仁把受命创办中信公司看作党给予的信任，表示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宣传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切实做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⑤]。公司筹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中信这样的机构没有必要设立党组。对党充满感情、无比信赖的荣毅仁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⑥]，毫不含糊地主动要求成立党组织。作为一位当时还不是党员的企业一把手，荣毅仁时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并且非常注重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⑦] 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荣毅仁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党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是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加强领导，改善领导，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是靠了党的领导”。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⑧]

作为中信公司的主要领导人，荣毅仁在企业内部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他指出，“做一切工作都要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我们学习得不好，认识得不深，掌握得不准，工作就不会做好，还会走偏。”[⑨] 他谆谆教育中信的干部、党员：“我们作为行政方面负责的同志、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执行者，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按照党对我们的要求，按照党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党号召我们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谈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时，他强调，“我们只有有了崇高理想，才能把我们的思想贯穿到我们的事业当中去，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搞好。”[⑩] 他还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思想工作，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思想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做，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各级负责人也要做，每个同志都应该做。”[11] 荣毅仁还把党的思想工作做到了海外，出访不同国家，他都在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做出的历史选择。”[12]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为中信铸就了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企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出身的荣毅仁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这既是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以亲身实践做出的正确选择。

1979年10月，荣毅仁在《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一文中回忆了毛主席同工商界座谈时所讲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出走“杀家”却丢不掉家里坛坛罐罐的故事。他写道，“毛主席讲这个故事是教育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丁点儿利益，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毛主席的话“像一盏明灯，为我国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光明大道”。他由此想到“资本主义思想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丢掉那些‘坛坛罐罐’，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13] 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是10亿中国人民不可移易的抉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14]

荣毅仁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正如他在《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所说：“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单靠私营企业能搞好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家搞了几十年企业，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即便我们的家族有了些发展，也是靠收购别人的企业，而不能说整个民族工业有多大发展。”[15] 他在谈到商品经济问题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16]荣毅仁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解决了公的问题，私的问题就好解决；只解决私的问题，不解决公的问题，私的问题也解决不好”，“现在有些同志讲私有制怎么怎么好，好像我们的公有制不行了，我看他们是把公与私的关系颠倒了。”[17] 他还指出，“保护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基本方面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就是坚持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它的强大存在和继续壮大,是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18]

领导中信期间，荣毅仁多次强调公司经营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谈到公司组织建设时指出，要“保证我公司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效率的又是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19]。公司进行内部机构改革，他认为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协作”。[20] 他在公司董事会上谈到，“有人讲，我们公司干脆去国外投资算了。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要明确，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始终掌握着，没有改变。”[21]荣毅仁非常重视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职工。他对新入职的青年职工说，“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22] 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荣毅仁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强大武器”，“我们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加凝聚力，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是否符合小平同志这个理论。”[23]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荣毅仁始终把中信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领导中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倡导实业报国，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热爱祖国、立志强国，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其出发点就是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他多次在公司的会议上谈到，青年时代他曾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服务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说，“因为家庭关系，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工业，总希望能够看到国家兴旺发达，这就是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吧。但是解放前我们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我的理想没有实现。尽管我们个别企业发达了，但整个国家很穷，老百姓很穷。直到解放后，我才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正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24]。他在工商业改造中率先推动荣氏家族企业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将荣家的梅园、大公图书馆等无偿捐献给国家，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的表现。他在出访时与海外侨胞交流，满怀深情地说：“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还有不少缺点，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国家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好的人民，我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是团结的，我们同世界人民是团结的，我们必将胜利地完成振兴中华大业，使每个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5]

改革开放给了荣毅仁第二次实业报国的机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信任，使荣毅仁在花甲之年仍激发出火热的创业激情。他坦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为祖国效力的重任，把我们的知识和才华献给可爱的祖国，是我们无上的幸福。”“就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26] “文革”结束后得以重新工作，他没有选择去政府做个部长，而是选择在国家百业待举之时创办中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拣了一个酸果子吃”。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使国家繁荣昌盛。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培养起来的，要为社会主义国家争气。不要在个人问题上绕圈子。离开国家，没有个人的算盘好打。整个国家不兴旺，个人有什么用？”他强调，“我们要为国家前途着想，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贡献。”[27] 中信成立之初以吸引外资为主，但荣毅仁反复强调，“我们公司主要还是搞投资实业。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投资。”[28]中信早期投资的江苏仪征化纤、云南磷肥厂、哈尔滨纺织印染厂等一大批项目，都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在荣毅仁的经营理念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86年12月，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职工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讲到，“在国外的华裔和华侨, 总是感到有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位, 他们才能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很好地生活和干事。”“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些外国朋友、外国记者问我，解放后你为什么留在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洒有中国人民的汗水。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搞不了。在工作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一定要犯大错误。”[29] 听到有青年职工把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比喻为“大河有水小河不干”，他立即纠正，“我们公司还不是‘大河’，我们国家才是真正的‘大河’。国家有‘水’，我们‘死’不了，国家没‘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我们树立理想和事业心，要把国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比国家都大，忘乎所以。我们要为国家发挥‘一滴水’的作用。”[30] 这些肺腑之言饱含着荣毅仁热爱祖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怀。

勇于改革创新，探索市场经济道路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领军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路，是荣毅仁一生最为卓越的作为和贡献。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既是摆脱国民经济当时所处严重困境，突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长期束缚，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也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荣毅仁明确指出：“我们原来的那种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阻碍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1] 他还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很艰巨，也有风险。但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除此别无他路，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全国人民希望改革、拥护改革，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32]

1979年1月，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荣毅仁就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认为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经过深思熟虑，荣毅仁向中央建议，通过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方式，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以“资本家出身”的身份提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业务，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有待破除的思想障碍。荣毅仁在亲手制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里写道：“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科学经营管理”，在“文革”中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是经济领域中令人忌惮的提法，恰恰成为中信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云程发轫，用荣毅仁的话说，“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在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33]。他后来在阐述中信发展的设想时说，“我们公司过去发展业务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拓创新的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要把思路放宽，巩固已有的成绩，开拓新的业务”。[34] 为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有利条件，他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希望给予中信一定的自主权限，使中信在组织项目时能够简化手续、放开手脚。荣毅仁在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多次强调，中信是创新的一个经济实体，是改革的产物，要不断进行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来，“把束缚我们发挥积极性的东西去掉”。他要求职工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年年有创新，经常有创新”，“可不要念老经”，同时要求“创新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实际上可行”，“我们应有魄力工作，大胆地工作，但魄力不是说大话，也不是说空话”。[35]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荣毅仁创新求实的主张。他以特有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中信在夹缝中探索发展，开创了诸多行业和领域的“第一”，走出了中国企业新的发展道路。

在中信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看到荣毅仁关于改革的重要主张。中信成立不久，荣毅仁在向外国专家介绍引进外资情况时谈到，调整经济“就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诸如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管理水平低等进行改革；就是要把有一些管理混乱的企业坚决和有效地整顿好”[36]。1985年2月，他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今后国家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指令性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37] 1986年7月，荣毅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上表示，“我对赤字、外债、通货等问题都有些看法，认为这些都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自觉运用，都有可用之处。我们经常提到收支平衡、货币平衡、外汇平衡，我认为要力争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一定为平衡而平衡。”[38]1987年4月，他在与记者谈话时强调，中信“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假如还按老的方式经营管理是不够的。我们感到需要发展、需要改革”[39]。1989年10月，中信成立10周年之际，荣毅仁明确提出“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中信公司”[40],强调公司未来发展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勇于开拓创新。1992年6月，他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指出，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认为“只要改革迈开步子，我国的经济建设就登上新台阶，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改革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强调“要大胆改革，就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冲破禁区，勇于创新”。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都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则我们将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一事无成。”[41] 接着荣毅仁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爱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加以运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前进的。”[4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荣毅仁对经济改革的思考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创新的实践中逐步深入的，不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他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是一以贯之、从未动摇的。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