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侵略过程中，那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这个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利益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
21世纪中国“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即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的震荡。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
1911年，清帝国终于寿终正寝。1912年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致使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混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力量得到加强，中央既要保留传统，又想跟上现代的步伐，尽力加入风云变幻的国际体系。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更是对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发动了侵略。国民党政府因此无暇站稳脚跟，共产党的革命得到了喘息之机。虽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一起成了战胜国，但是他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一切关系和传统在动乱中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对这一口号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奉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不断自我净化，加强力量，并着手推翻关于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原有观念。曾经一度，所有类型的制度都成了他的矛头所向，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对共产党世界的领导，还是中国历史的遗产。艺术和纪念碑、节日和传统、用语和服装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因为这一切被认为造成了中国的政懈兵弛，面对外国侵略者只能被动挨打。
毛泽东的秩序概念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这一概念，强调和谐的传统儒家文化必须摧毁，在这个废墟上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他宣称，每一波革命的努力都预示了下一波的到来。毛泽东认为，革命的进程必须加速，以防革命者骄傲懈怠。“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最终要取得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其傲人的成就服人。中国将凭借其特有的、又是革命的道德权威再次君临“天下”。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同样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虽然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夷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毛泽东语惊四座，他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将依靠其众多的人口和坚韧的文化成为最终胜利者，他的话也许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想震慑拥有巨大核武器的国家，但他确实想让世界相信他对核战争能够从容以对。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人民共和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统一中国的同时，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因为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的治国之道恰好体现了革命者的困境。革命者想要实现的改变越全面，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阻力不一定来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习俗的惯性使然。毛泽东这位革命先知总是企图超越凡人限制，只争朝夕地实现他的目标，采用一切手段来实现他的愿望。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场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运动中，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被发到农村。为实现毛泽东的目标，几千万人的命运被改变，被用来在一生的时间内实现此前需要一个较长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国家目标。
一旦革命者的成就被认为事属必然，为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付出代价就被看作不可避免，革命者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中国今天的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现在他们说，那时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因而使他们能够坚强地担负起领导又一个巨变时期的艰巨任务。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苦难的年轻人，似乎也接受毛泽东是统一了中国、维护了中国尊严的伟大人物。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只有4位大使，这是毛泽东自己的选择。他和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认识到，就连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考验的忍受力都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尽。1969年，苏联似乎蠢蠢欲动，要对中国发动攻击。毛泽东的反应正如他的风格，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他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无法无天的行为，派军队取代了“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到农村参加劳动。
毛泽东认为，和美国修好将使中国不再孤立，将给其他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提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
无论革命多么波澜壮阔，其成果都需要巩固，最终要从激昂的热情转为可持久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所起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
中国向参与和影响全球事务演变
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实现他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速这一令人吃惊的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中国加入了国际组织，接受了世界秩序确立的规则。
中国没有忘记，当初他被迫与现存的国际秩序接触时，所接受的待遇与它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天差地别，听到外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游戏”和“责任”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包括高级领导人会本能地认为中国并未参与制定这个制度规则。对于要中国遵守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要求，中国人经过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们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使中国得以作为中心角色来参与将来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修改现有的一些普遍规则。他们坚信，中国早晚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期望付诸实施。
在等待时机来临的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每一个国际论坛都积极寻求中国的意见和支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国家主席亲临联合国发表讲话，与世界大国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等等。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它们现在成为中流砥柱的国际体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这一体系，同时又对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则从未和这样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其相似、但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迥然不同的国家作为相处和交往的对手。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侧重于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强敌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历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参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国自认为与众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伟大国家，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国内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两国的竞争，还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将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已是革命以来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领导人都体现出了他们那一代对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洞察力。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机构制度连根拔起，即使是在胜利之初，共产党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那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机构在中国官僚倾向的影响下停滞僵化。邓小平明白，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政治和世贸体系中的正式一员。中国巧妙地抚平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泛滥成灾的贪腐，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15个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例子中，有10个导致了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中美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为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周边地区实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在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道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他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御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国际合作来加强。
秩序永远需要平衡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布什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胡锦涛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仅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人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定义，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定义。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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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一书，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