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以苏丹制为历史过渡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英国成功地利用苏丹制完成了过渡，最终成为政教分离的国家，至今仍存的国教，是昔日苏丹制的遗存。
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征服了不列颠岛。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大陆的蛮族入侵英国。不列颠原住民凯尔特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等原来受了罗马文明熏陶，史上著名的亚瑟王就是岛上原住民抗击日耳曼蛮族的英雄。然而，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得自己才是文明人，以前的原住民和后来入侵的诺曼人、丹麦人、挪威人等都是野蛮人。这种认识差异在都铎王朝产生了一个麻烦。都铎王朝有威尔士血统，因此其统治地位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质疑。具体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接受女性首领，而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一心想要一个男性继承人，希望休妻再娶。于是他决定脱离罗马教会，离婚结婚便不用罗马教皇批准，国王自己批准就行。看似一个偶然的动机，造成不列颠与罗马教会非常重要的关系转变——彻底摆脱罗马教会。
1533年，英格兰将以前的天主教会改为国教会（接近路德派新教）。英国国教独立后，主教、大主教由国王任命，不需要花钱，向国王效忠就行。当时罗马教会在欧洲各国都有大量财产，除金银珠宝等浮财外，教会拥有的地产和房产，一般都占全国地产、房产的30%左右，像捷克高达50%以上。英国国教独立后，本国境内原属罗马教会的财产被国王大量没收，足以支撑国王发动战争或其他重要决策。由此都铎王朝 成为英格兰崛起最重要的时代。
罗马教会对失去英格兰非常愤怒，不仅将英格兰国王开除教籍，还针对英格兰发动“颜色革命”，以至鼓动忠诚的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1588年）。罗马教会试图挽回哈里发制在英格兰的统治权力，但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都将本国教权牢牢控制在国王手里。
“乌托邦”这个词源于英格兰的托马斯·莫尔，他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年轻时按神职人员进行培养，曾受到亨利八世的重用，但是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坚决反对亨利八世离婚、再婚，反对脱离罗马教会，反对建立英国国教。托马斯·莫尔作为国王任命的大法官，还处死了很多反对天主教的新教徒，亨利八世最终处死了托马斯·莫尔。
由于摆脱了罗马教会，加上岛国的特殊性，英格兰成为当时欧洲最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为日后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使民族主义成为风靡欧洲乃至全球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盛行千年的神权意识形态。
英格兰建立苏丹制后，遭遇了两次重大危机。一是克伦威尔革命。摆脱罗马教皇建立国王掌控的国教会，使得英国受益匪浅，但由于欧洲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宗教自由空气，不仅产生了势力强大的路德派新教，还出现了若干更为激进的“新教派”，其中以加尔文教派最为著名。在英国，被称为清教徒的激进教派认为：国王支持的国教会只是“新瓶装旧酒的天主教”，与国王支持的国教会不断冲突，最终爆发了内战，这就是16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称清教徒革命），并经历了克伦威尔统治阶段。事实上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既是宗教战争也是内战，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反而相对较淡。克伦威尔成功地建立了苏丹制，即要求政权只与一个宗教紧密结合，当政权范围内有多个宗教势均力敌，苏丹制便会有大麻烦。
英格兰苏丹制的另一个重大危机是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虽然美国独立与克伦威尔革命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克伦威尔曾想移民康涅狄格，在他与保皇党战斗时，不少在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返回英格兰，参加克伦威尔的军队。克伦威尔处死国王后，自己没有当国王，只是号称护国公。在此问题上，他是华盛顿的榜样。美国独立等于是在英格兰本土之外，再次兑现并维护了克伦威尔的理想。至此英格兰的苏丹制走向终结，不得不接受政教分离的新原则。否则，英国不可能强势崛起并维持百年“日不落”帝国。
沙俄与意大利：苏丹制与哈里发制的现实结果
俄罗斯起源于现在乌克兰的基辅罗斯，再往前的历史晦暗不明。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率全体贵族在第聂伯河集体受洗，接受了来自东罗马（拜占庭）的东正教，沙皇的称呼直接源自罗马皇帝凯撒，沙俄因此建立了王权高于教权的苏丹制。1453年东罗马（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取代后，沙俄更是以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正统传承自居。
沙俄境内有很多不同宗教，为了避免出现欧洲宗教改革后因宗教自由观念而导致各个宗教、教派都要争夺王权的局面，沙俄苏丹制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征，即东正教会公开彻底地效忠沙皇，完全维护沙皇利益，绝不反沙皇，甚至不到沙皇势力范围之外传教。东正教会成为沙皇权力的一部分，例如教育，东正教会的教育不像天主教会以及新教的教育那样会轻视或贬低王权，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独立性。教会财产也随时可以交由沙皇使用。因此，东正教在俄罗斯各种宗教和教派中，获得高于其他宗教、教派的特权地位。
曾经有一部英国小说《牛虻》改编成的同名电影，有一个情节很说明问题。主角是一位意大利革命者，他将内心的秘密告诉给了自己的教父，结果教父把他的秘密报告给了政府，他和他的战友们被捕入狱，因此他被认为出卖了革命同志。虽然《牛虻》故事针对的是当时的奥匈帝国，但事实上，这种现象当时司空见惯。宗教裁判所的僧侣们不光被动收集情报，还主动刺探异端的各种动态，今天被称为“宗教警察”。由罗马教会首创的书报检查制度是政教合一的重要产物。沙俄的东正教会在此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东正教曾发动信徒反对苏维埃。东正教神学院出身的斯大林掌权后，苏联东正教转而号召信徒支持苏维埃。一些逃离俄罗斯的流亡者认为，东正教大牧首支持苏维埃的言论是被迫的、违心的，但事实未必如此。二战期间，苏联东正教不仅号召信徒奋起反抗纳粹，还大量捐钱捐物，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苏联东正教与苏维埃的关系真正恶化是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实行尽快消灭东正教的政策。今天的俄罗斯重现政教合一迹象，也是其传统的延续。
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古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但是，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昔日罗马帝国的荣光完全看不到复兴的可能，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廷曾长期颁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18世纪，伏尔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可谓一针见血。近代欧洲列强中，意大利崛起最晚，而且充分体现出志大才疏的滑稽。当时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向全球扩张，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榨取了大量利益。1900年意大利也参加了八国联军，但只是象征性地派了几十人。这并非意大利心善，而是真的实力不济。此后，意大利想同欧洲各列强一样，在中国占据一块殖民地，被清朝政府果断拒绝。
究其原因，由于罗马教廷以及教皇国的存在，罗马教会在追求实现哈里发制的历史进程中，不允许强大的世俗王权出现，罗马教廷眼皮底下的意大利自然首当其冲。整个中世纪，意大利地区的世俗权力是碎片化的，很难有集中的王权统治。有实力的只是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政权，其中最为强大的威尼斯还是因为它一直保持着与拜占庭的原初关系。在罗马教廷哈里发的政治玩弄下，整个意大利的世俗权力分崩离析，一盘散沙，长期处于勾心斗角状态，古代罗马帝国荣光只在墨索里尼那里可笑地一闪而过。
德意志：罗马哈里发的奶牛
意大利、西班牙之外，另一个深受罗马教廷“哈里发理想”之害的就是德国，历史上称为德意志地区。公元800年时，罗马教皇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戴在查理曼大帝头上，但查理曼大帝并不想完全被罗马教廷控制，罗马教廷试图通过法兰克王国实现哈里发制的愿望没有实现。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罗马教廷基本上是在德意志地区物色对象，授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仿佛更野蛮、更愚昧的日耳曼人更容易操控，更有助于实现罗马哈里发制。
德意志地区最初拥有皇帝头衔的是萨利安王朝（1024-1125年），共四任皇帝。最后一任亨利五世像查理曼大帝一样不服从罗马教廷，甚至监禁过教皇。亨利五世死后没有后代，罗马教廷将皇帝头衔转给了今天德国西部靠近法国的霍亨斯陶芬家族。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1254年）有一个著名皇帝腓特烈一世， 绰号巴巴罗萨，意思是红胡子，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时的代号“巴巴罗萨计划”就是借用此意。1154年，罗马教皇国爆发起义，要废除教皇。应教皇的请求，腓特烈一世发兵进入意大利，镇压了起义。此后，红胡子皇帝像查理曼大帝一样与教皇产生冲突，多次入侵意大利，冲突的本质依然是皇权与教权“谁听谁的”。最严重时，教皇将腓特烈一世开除教籍。后来教皇又与皇帝和解，双方对权力做了分配。为了表示悔改，腓特烈一世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但死于途中，未能到达耶路撒冷。
腓特烈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继任皇位。 经历了多个皇帝对教皇权力的挑战之后，教皇决定从小培养一个绝对听话的皇帝。亨利六世去世时，他的儿子只有3岁，即后来的腓特烈二世。亨利六世生前希望皇帝宝座能够世袭，但教皇不同意，将皇冠转给了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不久腓特烈二世的母亲也去世了，她去世前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保护这个孤儿，教皇答应了。因此，腓特烈二世也被称为“教皇的孩子”。腓特烈二世的婚姻也是教皇安排的。1214年，在教皇的支持和帮助下，皇位重新回到霍亨斯陶芬家族，20岁的腓特烈二世的头衔上有了一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
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太复杂，简单说，在政教关系上他产生了与教皇不一样的观点。现代有一种说法，说政教分离是耶稣定的，因为耶稣说过“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耶稣只是一个平民，他说这种话不过是自我保护。耶稣这个权宜之计的表述被腓特烈二世所接受，但与今天的政教分离观念不一样：他认为世俗权力可以划分一下，有些归教皇，有些归皇帝。例如婚丧嫁娶、人口统计、教育等权力归教皇，经济也可划分地盘，其他权力（尤其是武力）归皇帝。因此，严格来说，腓特烈二世所主张的并不是苏丹制，他不要求自己高于教皇，只是想与教皇平起平坐。但这一点也与罗马教廷的哈里发梦想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中世纪时，欧洲几乎所有教育权力都归罗马教会，但腓特烈二世办了一个那不勒斯大学，还聘请教师讲授来自伊斯兰的知识，引发罗马教会的不满。为了实现哈里发制，“十字军”东征时期罗马教会搞了几个军事修会，又称“骑士团”，比如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等，他们都是僧侣，即中国人理解的“出家人”，类似少林武僧，用军事技能为上帝服务，等于罗马教廷自己拥有几支军队。其中一个较大的军事修会叫条顿骑士团，它的团长跟腓特烈二世关系特别好，经常不听教皇的命令而服从腓特烈二世。
“十字军”东征事业，使得罗马教会最接近实现哈里发制，而腓特烈二世破坏了这个美梦。例如，当腓特烈二世与教会的矛盾难以缓和时，腓特烈二世便鼓动条顿骑士团独立，条顿骑士团因此占领了普鲁士地区。普鲁士在后来的宗教改革中皈依了新教，并成为德国统一的源头，其“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军国主义特征也由此而来。
当时教皇要求腓特烈二世发兵夺回耶路撒冷，而腓特烈二世的出征却一拖再拖，以至教皇认为腓特烈二世阳奉阴违，将其开除教籍。1228年，腓特烈二世终于发起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此前最初的几次东征，“十字军”曾经占领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国家。但伊斯兰英雄萨拉丁赶走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以后“十字军”想重新夺回耶路撒冷，都未能成功。由于腓特烈皇帝被开除了教籍，参与第六次“十字军”的人数不多。腓特烈二世还与萨拉丁谈判，萨拉丁便同意将耶路撒冷交给腓特烈二世，条件是允许穆斯林也可以进入耶路撒冷。于是腓特烈二世本人兼了耶路撒冷国王，等于兵不血刃收复了耶路撒冷。一个被教皇开除教籍的非基督徒收回了耶路撒冷，居然还与异教徒谈判和解，允许异教徒进圣城，令教皇无比愤怒。腓特烈二世与罗马教会连续几任教皇的关系都很糟糕，不止一次被开除教籍。最终，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男性后代全部死光，只留下一个女性后代。这个结局意味着，教皇想从一个孩子开始培养一个听话皇帝的实践失败了。
从800年第一次把皇冠授予查理曼大帝开始，到霍亨斯陶芬家族被罗马教廷害得绝嗣，前后经历了四个半世纪，罗马教廷在实现哈里发制的道路上总是没能完全成功。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此后，罗马教会改变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产生方式。德国历史上有一种身份叫选帝侯，即有资格选举皇帝的诸侯。选帝侯一共有七个，其中四个是世袭大贵族，三个是大主教。封建制度是指国王把土地分封给贵族，而德意志当时出现一种“宗教领主”，即领主不是世俗贵族，而是主教或大主教。七个选帝侯中有三个是宗教领主或称“教会侯”，说明罗马教会的哈里发制在德意志地区仍在半途中。此后，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拿破仑废除了选帝侯制度，五百多年间，靠选帝侯选举出来的皇帝不过是傀儡或软弱无力的空架子，由此便可确保罗马教廷的权力始终高于世俗君主。各个宗教领主并不需要向皇帝效忠、尽义务，只需向罗马教廷效忠和尽义务，例如交税或出兵。这也是教产免税的一个来源，其实是免世俗政权的税，不免罗马教廷的税，对神的义务取代了对君主的义务。所以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痛心疾首地说：德意志是罗马教会的奶牛。意思是说德意志的血汗钱都被罗马教会吸走了，而教廷发行的“赎罪券”的榨取，又超出了宗教领主掌控的范围，扩大到贵族领主和普通民众头上。
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导致欧洲很多地区爆发宗教战争，德意志也遭受了惨重的战祸。宗教战争后，德意志地区的领主们签了一个协议。简单一句话，各个领地的宗教信仰都依领主信仰而定，简称“教随君定”。这导致德意志各个领地的宗教信仰状态极其复杂，领主与民众信仰不一致的现象很常见，从而导致德意志地区长期分裂成碎片邦国。
在那时，效忠于罗马教廷的耶稣会非常活跃，他们全力以赴地做各个君主、贵族的上层工作，搞定一个君主，便搞定一个邦国。但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没有成功。 德意志地区在宗教改革后确立“教随君定”，实际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一片混乱。德意志地区的邦国也有宗教信仰相对一致的，例如普鲁士上下都皈依了新教，最终成为德国统一的源头。
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后期，思想界的活跃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出现了不少醉心于宏大理论构建的哲学家，他们几乎都是力求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以求像上帝原则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不像英国思想家那样讨论国家主权，而像宗教理论家一样探讨世界秩序。希特勒则是将这两者与德意志特殊历史结合以后诞生的恶果。
美国：半启蒙半神权国家
英国在宗教战争和内战后逐步走向政教分离，一个鲜明的结果，是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后的制宪会议，明确了政教分离原则。美国独立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将政教分离确定为普世原则。虽然这三者前后传承且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本质上仍有不同。英国披着政教合一的外衣，实行政教分离却犹犹豫豫，以至于不能用成文宪法确立。法国大革命则是彻底的政教分离，当时有一句俗语“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吊死最后一个贵族”。也就是说既要消灭教会，也要消灭贵族。
而美国革命的本质是只反等级制度，不反宗教信仰。法国由于伏尔泰、魁奈、狄德罗等“崇中媚华”的思想家存在，其政教分离的原则与中国千年前就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基本一致：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华盛顿对中国几乎完全不了解。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明确用“造物主”为政治依据，临时啃读法国启蒙思想的著作。法国大力支持美国独立，在法国大革命需要美国支持时，美国却推三阻四。华盛顿在总统两个任期届满后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没有直接点名地警告杰斐逊、麦迪逊等人，不要崇拜法国！
当我们说，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教分离原则基本与中国一样：宗教不能干预政治。那么，美国独立后字面上一样的政教分离，内涵却恰恰相反：政治不能干预宗教。这两者有巨大区别。假设宗教干预了政治，那么，在法国和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下，政治就能干预宗教，以使其不能干预政治。而在美国政教分离原则下，假设政治干预了宗教，那么，宗教就有权干预政治，禁止世俗政权干预宗教。
平等的确是美国的重要特征，除了世俗平等外，很多人忽视了美国的宗教平等。天主教借鉴伊斯兰教试图建立自上而下的大哈里发制度未能成功，美国独立实际上是因为新教有众多小教派而建立了一个很多“小哈里发”的平等。美国独立时共13个州，其中只有2个州实行政教分离，即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州（美国最小的州）。其余11个州都是政教合一，但其政教合一政策不尽相同，有些州禁止其他宗教和教派到本州传教，违者轻则罚款、驱逐，重则监禁、处死。而联邦层面无法确立联邦统一的官方宗教，只能由各州自行决定。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独立的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半启蒙、半神权的国家。至今依然。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小政府大社会”就是抑制政府、贬低政府的哈里发制，只不过一群意识形态的“小哈里发”们以民主的名义，取代了自上而下的教会“大哈里发”，构成所谓“大社会”。
很多国家照搬美国宪法都不成功，因为他们未能清晰地认识到，美国联邦宪法并不像美国人吹得那样完美。以南北战争为例，南方奴隶主维护奴隶制最大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圣经》肯定奴隶制，二是联邦宪法允许州脱离联邦，但林肯都不接受。所以，如果美国联邦宪法正确，林肯就是违宪；如果林肯正确伟大，美国联邦宪法就是有严重缺陷的。
美国独立后版图不断扩大，现在为50个州。研究美国历史的人往往忽略一个事实——美国独立后的二百多年历史中，有过四次“大觉醒”，第一次在美国建国前后，第二次在南北战争前，第三次在二战前，第四次在冷战后期直到反恐时期。“大觉醒”似乎与“启蒙”词义类似，实际上“大觉醒”是指宗教意识觉醒，是指宗教复兴。也就是说，美国历史上，每一次启蒙思想向前走一步，都必然导致宗教复兴向后退一步。
美国联邦宪法造成一群“小哈里发”们无忧无虑地享受宗教自由，却在国内导致大量邪教出现，而美国联邦宪法又不承认有“邪教”。当不得不镇压邪教时，宗教自由的幌子已经弹洞累累，还要死扛。在国外，“政治不能干预宗教”的宗教自由导致各种原教旨主义无法遏制。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仍认为：如果不是美国半神权半启蒙的宗教自由，霍梅尼很难上台，本·拉登很难成气候，基于各种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很难猖獗。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很多是出于美国错误的政教分离观念的必然，是真正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结束语
从西方大国崛起的政教关系中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第一，所有宗教都天生带着政教合一的基因，没有例外。如果今天有哪个宗教放弃政教合一，一定是在历史上经过剧烈冲突后产生的。包括汉传佛教。
第二，古老的宗教可能因为经历了太多血腥冲突而不得不接受政教分离，新兴宗教则很可能因为政教合一的基因和美国主导的世界规则而沦为邪教。
第三，美国的宗教自由原则非常幼稚，任何宗教自由必须符合政教分离的前提。如果美国不能改变他们对政教分离的认识，很容易陷入分裂。
（编辑 季节）
从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从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在西方普选制民主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
民主话题经久不息。民主令很多人向往、崇拜，视其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民主成为庸医、良医共同开具的药方，一些人认为“一民主就灵”，民主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而在对民主热烈崇拜的同时，有人却对它的伴生物即所谓民粹，深恶痛绝。他们需要民主，但反对民粹。然而，何谓民主，何谓民粹？这些人的表述往往不清晰，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任意归类、随意划分的现象。那么，民主与民粹究竟是什么关系？
民主古已有之
西方社会一些精英人士把民主当成西方的独特发明，仿佛是西方人替人类发明了这一伟大的观念、高尚的社会管理手段，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因没能发明、发现“民主”而注定是落后的，注定要被西方文明领导。虽然西方社会提倡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才渐入佳境，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先进，西方把自己民主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古已有之的“民主”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吗？事实上不然。了解一点人类史就会发现，民主不仅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古代民族中。美国学者摩尔根著有《古代社会》，英国学者弗雷泽著有《金枝》。这两位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西方民族早已存在的民主。当然，人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民主。
人类早期实行原始民主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文字，很多与众人相关的事情只能共同讨论、辩论。这种现象直到独裁专制的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依然存在于印第安氏族部落中。摩尔根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如此说来，当西班牙人在美洲与印第安人相遇时，谁是民主，谁是专制？事实给了我们一个与今天许多人的认知完全颠倒的答案。
原始民主的淡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的诞生。成文法的出现，导致很多讨论、辩论的结果被记录在案，成为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时的参照。这是社会资源的节约。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每遇到同样问题都需要再次辩论、讨论，而且需要很多人参与，以便对讨论结果有多个见证人。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出现文字后，民主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与原始民主有所不同而已。并不存在西方民主在那个时候就比其他民族的民主更先进的结论。
民主在等级制社会即已存在，只不过等级制社会中的民主只存在于高等级者之间，与低等级者无关。这一现象在古希腊即出现。即便在以后的英国乃至美国早期，也同样如此，即拥有民主权利的只是少数高等级者，不管这种等级是以世袭贵族来划分，还是以财产来划分。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主称为“精英民主”，它也是古已有之，谁也不比谁更先进。西方社会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之后民主呼声和实践迅猛高涨，核心不在于民主形式的改变，而在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从世袭的高等级者，先扩大到非世袭的资本家，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再扩大到成年男性，继之扩大到女性，才产生今天人们常见的普选。所谓“民粹”，就是在等级制度消除后，民主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的。
民粹历史不长
民粹思潮的产生，一般认为首先发生于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必然之因。相对来说，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等级制度消除得比较晚，底层民众的民主与上层精英的民主融合性较差，形成鲜明的冲突和对立，某些人将上层精英民主与底层大众民主加以区分，出现了民粹、民粹主义等描述。民主与民粹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民主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原先享有民主权利的高等级者与后来享有民主权利的低等级者的分野，其中也带有“上等人”蔑视底层人民争取自身权利诉求的含义。
这种现象并不是俄罗斯所特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或存在过。例如在拉丁美洲，因为对殖民主义这一典型的等级制度的反抗，底层民众的民主需求也被称为民粹主义。即便在美国，民粹主义同样存在。汉密尔顿曾经把平民称为“那些群兽”，原因就在于人数占优的平民或穷人民主派系，在民主诉求上与少数精英所主张的民主不一致。由此我们看到“民粹现象”出现后，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如果说汉密尔顿体现的是对民粹的痛恨与厌恶，那么，托尔斯泰等人则体现出对民粹的陶醉与拥抱。这两种态度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中，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民粹或民粹主义出现后，带来对民主问题的一个深层探讨。由于等级制度的消失，平民社会的出现，从理论上说，民主权利扩大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然而，由于全体民众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民主究竟是简单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数原则决定，还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代替大众决定，一直就是纷争不已的问题。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最初都是设定民主权利拥有者的资格限定条件，事实上就是延续等级制度的民主特权，以精英民主排斥大众民主。
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卢梭主张“抓阄”的民主，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的张扬。为此，他甚至认为原始人最具有民主素质。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将民主权利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如果要让一人一票真正体现民意，前提是每个人的均质化，即人与人之间没有聪愚、贫富、强弱等各种差别。
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专制，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希望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合理的民主。只不过由于人群之间总是产生先天与后天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要保证民主的真实有效性，必须以外部强力的方式“削峰填谷”，消除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结果上说，那些被“削峰”的人常常是精英，因而他们会指责其专制；而那些被“填谷”的人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普遍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不管共产主义因为什么原因在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但从其源头的出发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它追求的是真正属于所有人、全体民众、整个社会的民主。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普遍实行“代议制”，由精英代表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言者，这样部分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同时也使得精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大众民主的诉求，即摆脱所谓民粹。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希望由民众直接决定政治事务。而美国等代议制民主从制度设计的初衷上，就以精英掌握权利的间接民主，压制了民粹主义所主张的直接民主。但事实上，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因此，从平民社会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当有人说民众的普遍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时，实际上就是在指责民粹。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却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
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
民主从理论上说就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社会与国家管理，但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是难以贯彻的。管理国家和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每个民众都能做到。大多数作为个体的民众知识不够丰富，判断事物往往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感性判断。个人的叠加即便数量再大，由于短板原理，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国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众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众支持他们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民粹的紧密关系。民众投票选择的是政治家，而非决定国家政治事务和政策。决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法案或法令，不需要民众投票。民众在数年一次给政治家投票时，只能投给被政党选择的个别人，甚至只能二选一。即便二选一的投票选择，也未必是理性的选择，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选择。
胡安•多明戈•贝隆于1946年-1955年、1973年-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是军人，庇护过德国纳粹战犯，在他当政时期，政府腐败、经济停滞，还发生大量民众失踪事件，被称为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人政治家能够在他执政之外获得另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怀念——关键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贝隆夫人艾薇塔。艾薇塔出生平民，嫁给贝隆后，以其美貌与平民身份，立即让很多民众喜欢上她，人们爱屋及乌地投票给贝隆，艾薇塔也当上了“国母”。贝隆连续两届赢得选举，与艾薇塔高调的亲民形象有很大关系，她的名望甚至超过她的丈夫。1949年，艾薇塔被确认患有癌症，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几乎都倾注到她身上。1952年年仅33岁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举国哀悼。
然而，艾薇塔对于阿根廷政治的影响恰恰就是鲜明的民粹主义。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她的丈夫，似乎已经不在乎她丈夫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在她去世后，阿根廷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艾薇塔两次轻松帮助丈夫获得选举胜利，其本质就是调动选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心理决定自己的选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几乎不再起作用。然而，这种“明星效应”方式，在西方各国此后的民主选举中却大行其道、花样百出、比比皆是。
汉密尔顿当年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痛骂“那些群兽”，原因是那时候大众还没有选票。等到普选制形成，假设汉密尔顿再世，即便内心依然鄙视大众民粹，为了获得选票，他很可能把自己对大众的厌恶掩藏起来，表面上迎合大众。这种对大众民主或者说民粹的两面派手段，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屡见不鲜。
从理性民主的角度说，一个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与他的政策主张未必有必然关联，但是，西方竞选中老婆孩子齐上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和贝隆夫人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奥巴马参选时显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当然有助于逢迎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参选的政治家日益年轻化、俊男靓女化，本质上都无助于引发大众选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理性思考，而是在诱发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
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广告的原理几乎没有差别。明星与广告注重外部形象超过内在本质，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竞选的宣传与之如出一辙。奥巴马的选举口号“yes，we can”，与标准的商业广告语一般无二。政治家的竞选班子，几乎就是由广告专家和商业营销大师组成，一旦竞选结束，这个班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向商业营销无缝过渡。广告心理学、推销心理学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非理性情感的捕捉，远远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
民主政治民粹化
西方民主制度进入普选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政治对于民粹主义比较直率地表现出排斥和抵制。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对民粹的态度变得微妙。阿根廷贝隆夫人的出现后，西方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日渐成熟。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一个标志，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成为肯尼迪吸引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肯尼迪以后，人们已很难想象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能够赢得选举，因为他坐轮椅的形象很可能不符合民众的口味。汉密尔顿时期对于民粹直率的排斥，现在已变成了巧妙的利用。
就民粹主义本身来说，它并非必然导致理性的民主。民粹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也完全可能使它与专制、极权结合在一起。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与民粹主义有着紧密关联。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公开地利用、迎合民粹主义，与暗地里排斥民粹主义，成了西方民主制度中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然而，在民粹之上的政治走钢丝，能避免民粹的危害吗？
美国民众对中东政治、美俄关系有多少了解？他们当初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又有多少了解呢？小布什总统“流氓国家”这一个定义，便引导了民众的思考方向。被激发的民粹热情，支持美国政客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事实已证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一个谎言。我们可以因此批评美国的政治家，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诸多因素中，非理性的美国民粹主义难道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吗？美国经济因伊拉克战争而背负沉重包袱，导致美国近年来的衰落，美国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但是，有多少美国民众反思过自己当初被政治家刺激、引诱而支持那场战争的决定？一个政治家在获得选举胜利时，支持率可能高达60、70%，但在执政过程中，支持率降到10%以下不足为奇。民意调查的这一跌宕起伏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理性，有多少是被煽动的非理性？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也未必是政治家和制度本身能够有效控制的。
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福利社会被视为一种进步，事实上，很多真正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看到福利社会难以为继的前景。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意向来在西方遭到极大阻碍。这一现象的源头，就是政治家竞选时的福利许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民众的共识主要靠被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的媒体引导；而在国内政治中，西方民主最易达成共识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一边向大众许诺提高福利，一边又向少数资本家许诺减少税收，试图两头讨好，而大众居然相信给富人减税与提高大众福利能够同时进行，热情地支持这种政客，结果政府不得不陷入巨额债务。
这一现象实际上就是西方民主制民粹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要借助民粹主义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大众的普遍诉求，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民主与民粹密不可分
法国大革命后，被法律认可的世袭等级制度难以延续；普选制后，社会大众名义上拥有了民主权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制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表面公正的价值观在本质上必然导致在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狂飙推进和不可避免的危机到来，西方国内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
将民主与民粹对立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从词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正确、高尚的，民粹是错误、低级的。在民主权利范围扩大到18岁以上全体公民时，民主与民粹已密不可分，将它们加以区分已没有意义。当人们说民主有局限性、民主是双刃剑、民主有欺骗性等判断时，实际上已将民粹包含在了民主概念中。
西方民主制度在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时，大量刺激和调动民粹；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又把反对者视为民粹。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少数精英只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忽视大众的民主权利，却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
乌克兰当年是通过“公投”脱离前苏联的，无条件地强调“公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实际上就是民粹。当克里米亚照搬乌克兰曾经做过的事情，也以“公投”方式脱离乌克兰时，一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却强烈反对。那么，当初它们又为何接受前南地区、科索沃一模一样的“公投”结果呢？埃及的穆巴拉克不受欢迎，被以“穆兄会”为主的民主力量推翻下台。“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某些人更不欢迎，便用武力再次推翻。在这些事例的背后，是民主与民粹的共生与混乱。
需要利用大众民主时，美其名曰民主；需要防范大众民主时，便恶其名曰民粹。实际上，两者是被少数人操纵的同一件东西。在西方普选制民主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民主”、“民粹”的称呼，本质上就是精英们从心底里认为：“我需要的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便是民粹”，精英只想自己占有民主的专利。因此，他们经常打着“以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以民主反对民主”或者“以民粹反对民粹”的实质。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处理好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试图分割民主与民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随意解释民主与民粹，在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今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以西化为主要特征和追求，因此，他们口中的民主，基本等于符合西方标准的一切。凡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即便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意愿，也被他们称为民粹。由于他们已经事先定义了“民主好、民粹坏”，因此，精英们通过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担任起“民主法官”的角色。当他们需要刺激民众非理性情绪时，不惜造假、撒谎、隐瞒、夸大，用“杀人者，父亲”、“受害者，母亲”、“杀人犯也是生命”、“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等等彻底情绪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非理性。其中还包括用真真假假的美女、才女形象来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认知未必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彻底西化，因此，一旦民众的普遍意愿与他们的西化主张不吻合，例如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时，他们便将其称之为“民粹”。而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却不愿使用这一“贬义词”。言外之意无非是：民主意味着只能爱美国，不能爱中国。
当今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扬民主、抑民粹”的做法，无非是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各种社会诉求做出裁决，而裁决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愿望。因此，与之进行辩论是没有意义的。西方一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成为民主空想和乌托邦。少数精英盗用大众民主成为常态，而真正的大众民主兴起后，精英又将其称为“乌合之众”。如影相随的民粹，成为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
造成西方民主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强调人性恶，以自私为基本人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因而在广泛民主时代，即便是代议制，同样是集中起来的、放大的“为自己”。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各种“为自己”互相碰撞，就能达到妥协、平衡和利益分享，也就是良好的民主。事实上，众多“为自己”的叠加，能否自然、必然形成“为大家”的民主，是值得怀疑的。底层大众的“为自己”必然与上层精英的“为自己”产生矛盾，这就是所谓民粹与民主的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指责别人是“民粹”的声音，总是出自少数精英之口；底层民众听信了少数精英慷慨激昂的高论，以为自己可以同精英一样享受民主。事实上，他们最多是看一眼、摸一把“民主”那层美丽外衣，而不可能真正穿到自己身上。
“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民主
所以我认为，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发展出来的“为人民服务”，最具备成为真正民主的可能。这种观念一方面认可广大民众“为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和提倡社会群体中一部分人可以把“为他人”当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人克制自私，以奉献为荣，不以利益为最高奖励，所谓“先忧后乐”，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他们形成的精英集团，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底层民众的“为自己”，经由这些精英的协调，真正成为“为大家”，形成真正民主。
“为人民服务”由于兼顾了“为他人”、“为大家”，可以抑制“为自己”对整体的不利影响。而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过于强调“为自己”，无法化解“为自己”的负面影响。西方社会以自我为基础，却宣称可以通过选票选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无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悖论。因此，中国“为人民服务”的真民主，关键在于要抑制人人自私的社会价值观，将“为自己”与“为他人”融合在一起，摆正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让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这种与他人的必然关系，毋庸置疑地同时包含了“为自己”和“为他人”两个方面，忽视或强调任何一个单方面，都是不对的。所以，“为人民服务”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和技巧，远远不是选票能够取代的。
内容提要：“历史进步论”是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土壤。“历史进步论”已被西方作为批量化...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频率较高，人们发现它常被当作政治手段，用以抹黑或丑化某种政治形态，由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然而，仅仅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有意识的进攻性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指导下成为必然的结果，随时随地都会不断滋生。如果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蚊蝇，那么，如果不解决蚊蝇滋生的环境问题，再怎么拍打仍将不胜其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果实，而不断滋养它的理论土壤叫做“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论”的鲜明对比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它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越远越旧的就越差，越近越新的就越好；现在比过去好，未来也比现在好。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线性上升的，但螺旋性上升也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总之，在时间轴上，“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智慧”、“黑暗与光明”、“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等等一切现象和范畴，都可以按时间的远近自动归类。
在现当代面前，过去和历史永远处于价值较低的地位，永远在今天的面前抬不起头；现代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后现代也必然优于现代，“历史虚无”成为一种真理性的必然。这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因此大批量地产生，无比快捷方便。对于教师、学者、媒体工作者如此；对于普通人，只要受过点现代教育，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快餐店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历史进步论”的指导下，批量化的价值判断规模更大，标准化的思想模具更统一。因为快餐店至少还需要在街头人流较多的地方有个门脸房，而“历史进步论”则通过教育、媒体植入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台每时每刻生产“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
在今天，“历史进步论”具有独步天下的威严，它使很多人忽视或遗忘了另一种曾经强大的历史评价方式。如果我们走入中国历史的深处，很容易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叫做“今不如昔”。在“今不如昔论”的旗帜下可以看到众多簇拥在一起的“抱团者”，例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末法时代”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恰好与“历史进步论”完全相反——不是以今天否定过去，而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在“今不如昔论”者看来，历史永远在倒退，社会永远在变得越来越坏。因此，在“今不如昔论”的氛围中不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只能产生“现实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中对三皇五帝的推崇、对尧舜禅让的歌颂、对孔子崇周的记载以及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等等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今不如昔论”并非中国历史所独有。在西方远古历史描述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由远而近，同样是“今不如昔论”的表现。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上帝造出世界和人类始祖后，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伊甸园，后来他们堕落了，开始受苦。这是全世界最典型、最极端、最广为人知的“今不如昔论”。
我们看到，古代的“今不如昔”和现代的“历史进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强大的技术力量改造价值观
今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手机轻松地拍一张照片。仅仅在十多年前，除了昂贵的“拍立得”，当你有一台照相机，精心地拍下一张照片，还要送到洗印店，一般都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而现在，不需要胶卷和相纸，数码成像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并且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照片立即传到遥远的地方。在这一套新技术手段中，除非你特地设定，否则，你拍摄的照片一定是彩色。而且，在所有现代摄影氛围中，黑白摄影几乎都被称为“怀旧”，而人们不会认为将黑白照片称为怀旧有什么不妥。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确都是黑白的。据说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到70%，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那么，今天的彩色照片与过去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什么影响呢？视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百年前的世界是黑白单调的。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离开视觉，稍微想一想，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天难道不是蓝的？百年前的山难道不是绿的？事实上，百年前的天可能比现在更蓝，百年前的山可能比现在更绿。然而，摄影技术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恰恰相反。
这就是历史进步论在近代日益强大、无可阻挡的原因：它借助技术的力量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技术是可以线性积累的，技术是可以直线式发展上升的，的确可以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技术进步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的少年时代，电灯、电话还是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标志，今天，廉价的跨洋电话，随心所欲的移动电话使我们生活质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就是来自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是谎言。在斩钉截铁的技术进步事实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没有市场。从铁路、轮船、飞机到航天、通讯、核武器，从农业、生育、医疗到闲暇、娱乐、饮食……，技术进步无处不在。技术进步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占领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科技进步于是等同于历史进步。它是现代化中最强大的改造力量，它除了改造自然，同样改造了我们的头脑。在科技进步面前，一切陈旧的历史都如同黑白照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时代那样，都是落后，都是可以被虚无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科技进步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当社会、人文、艺术、政治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得不戴上“科学”的帽子、以显示高贵血统和天生正确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不大行其道反而不正常了。源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步论”统治和震慑了所有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历史进步论”的衍生物、副产品。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中的争论
然而，在“今不如昔论”的多种表述中，有一些东西似乎与技术无关。例如，“世风日下”中的“风”，“人心不古”中的“心”，“礼崩乐坏”中的“礼、乐”。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面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两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今不如昔”的标准是道德的，但它们却长期共生相伴。物质上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是满足更多、更新的欲望，因而总是要求打破旧的道德束缚。于是，从道德角度观察，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欲望似乎使人类更为堕落。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物质享受的扩展，都伴随着一大波“今不如昔”的道德感伤。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短短几十年间，面对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的技术更新，全世界都飘荡着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奈。怀旧成为流行，不仅仅是因为黑白无声的形式，更是对形式背后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理念的哀歌。
技术积累容易引发量变到质变的冲击。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但这种质变还是会发生。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金术从青铜到铸铁的技术提升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的“历史进步论”与面对欲望释放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表现为“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思想争论，即效法古代贤王还是尊崇现实君王？儒家主张“法先王”就是“今不如昔”，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历史进步”。两者的争论成为蔓延整个中国历史的儒法之争。两千多年中，这一争论的答案基本是清晰的，儒与法谁都没有单独获胜，荀子成为这一争论的总结性人物，社会形成“儒表法里”的稳定结构。此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古今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平衡了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的单维度价值判断。偏向于“今不如昔”的祖先崇拜在现实中表现为“尊老”。而每一个被尊崇的老人，曾经都是包含“历史进步”价值的年轻人；每一个冲动着要打破已有规则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在某个群体中成为被尊崇的老人。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替，进步与退步不断转化，在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之间被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都存在，恰如历史伟大与现实伟大都存在一样。例如，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后世对他们的描述中，时常能看到虚无与伟大的流转。其实，历朝历代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康熙伟大，那么光绪是否想或者能否做到比康熙更伟大？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祖先的牌位，后代能否比祖先更出色？“九斤老太”与光宗耀祖的故事同时存在。换一个角度看，“为尊者讳”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虚无？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只不过由于农业社会技术积累缓慢，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不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那么激烈。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中，儒表法里的原则足够应对“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之间的较量。然而，进入19世纪，当西方以武力方式涌入中国，这个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核心。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基本上可以看作延续或重提两千多年来“法先王”、“法后王”的思想争论。然而，洋务运动所面对的技术进步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国历史，所以李鸿章才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进步”与“历史退步”之间早已形成的“中庸”，面对工业化的惊涛骇浪，似乎难以坚持，必须做出取舍：“中学为体”就是“法先王”的“今不如昔”，“西学为体”就是“法后王”的“历史进步”，到底选哪个？
历史进步论彻底粉碎“今不如昔”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段看起来全是左右互搏的话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所形成的对比。狄更斯同时在说两件事，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我们不能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狄更斯，毕竟，他要把很多精力用来分辨伦敦雾霾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人群。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同样长期存在西方历史中。如果说伊甸园是“今不如昔”的起点标杆，那么，天堂便是“历史进步”的美好终点。而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社会，文艺复兴是最神奇的节点。一方面，文艺复兴要抛弃旧的中世纪，在新的人文精神中将中世纪的神权虚无化；另一方面，支撑文艺复兴的精神是比中世纪更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它的理由就是“今不如昔”！然而，当文艺复兴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铁锤粉碎了一切“今不如昔”的喃喃之语，文艺复兴便只剩下了历史进步的豪迈，用进步的面具遮住了彩色的脸，成为日后各种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论”的出发点。
达尔文甚至不用依靠技术进步，只依靠对以往事物的系统解释，便将“今不如昔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教会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上帝对世界的失控。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化身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各自都意气用事地谴责对方。即便牛顿成为各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但在摧枯拉朽的技术进步面前，一切对过去的赞美基本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严复将这一气吞万物的结论简化成“优胜劣汰”，在甲午战争后传遍中国。而其中的优劣，再也没有道德因素，只有技术。进化论完全正确吗？几乎没有人质疑，教会的质疑之声也是那么细弱，于是，教会以及其他“今不如昔”的支持者，将技术进步放大到极限，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若隐若现。于是，拯救人类的天堂再次成为宗教的旗帜。为了反对技术进步，宗教以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方式，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然，恰如当初文艺复兴以“今不如昔”为武器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进步。
最为关键的是，达尔文主义、技术进步、商业繁荣、世界末日、天堂幻想等等组合成了世俗主义最强大的“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被安放在依次升高的台阶上，今天在最高处，所有过去一目了然。对于过去即使有再大的分歧，都不影响它们对于未来美好的一致肯定。科技进步太强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对者，它甚至宣称能将道德和情感全部物化为电子流和分子式，通过头脑和神经的物理改变，彻底掌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有了“历史进步论”的强大保护，得以自由出入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对决
当初西方强势崛起的时候，为了自我赞美和肯定，历史进步是西方中心论大合唱中最高亢的主旋律。在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陪衬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新文明，怎么可能接受“今不如昔”的结论？ “今不如昔”必须抛弃，“历史进步”必须树立，这是政治正确的需要。“历史进步”甚至成为情感的选择，而非理性的判断。如今，伴随西方的衰落，眼看一个非西方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今不如昔论”似乎又开始有了市场，其潜台词是：新崛起的国家，不如我啊！于是，我们听到了“历史终结论”，它无非是说：历史进步到我为止！没人可以超过我！然而，历史终结论毕竟撑不起台面，不管是政治衰败还是国家能力的理论补丁，摇摆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只能是“历史进步”向“今不如昔”过渡的中间临时状态，而不可能成为“新常态”。
“历史进步论”在西方文明的系统内部开始遭遇阻碍，环境生态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人们歌颂、赞美各种科技进步，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时，人们不禁要问：污染是谁造成的？当今世界污染无处不在，从河流到海洋，从地下水到土壤，从空气到太空，现代科技在200多年里制造的污染超过了人类在此前2万年制造的污染。西方即便通过强大的舆论把污染统统推到中国这个非西方的后起国家头上，也不能掩盖或否认：西方引以为傲的科技是绝大多数污染的源头。当我们需要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环境，当环境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评价标准之一，我们今天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技发展决定了历史进步，环境恶化却表明了“今不如昔”。仅从环境生态这一项，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肆张扬“历史虚无主义”？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决斗似乎即将开始。移民外太空计划可以看成是科技进步的绝对化，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抛弃被彻底糟蹋的地球，在太空中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环境恐怖主义是“今不如昔”的绝对化，他们反对一切工业污染，甚至反对一切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干扰，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人的自然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问题：如果生态环境与人无关，人类为何还要保护它？在进步与退步各自极端化的声音中，科技进步依然在发展，但是，环境生态的负效应使得科技进步的冲击力打了折扣。对于科技进步的单纯讴歌少了，质疑多了。虽然人们说，未来的科技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总显得缺乏底气。科技进步以往产生的遗留危害还没有解决，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危害？科技进步的前景虽依然美好，但利弊互现，折射到观念领域，历史进步论的调门也开始降低，“今不如昔”以怀旧的面目出现，充满了温情的回忆。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做出的评价。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技术进步几乎变成唯一的标准。而进步一旦极端化、绝对化，反弹就一定会出现。除了以环境生态名义的反弹外，道德领域的反弹同样强大。西方社会内部对于道德堕落的谴责之声没有停止过，但还没有发展成“今不如昔”的强大思潮。西方学者面对各种道德堕落现象，努力寻找与时俱进的解决方式，例如在现代化标准下，改变道德原则本身，使得过去的堕落行为在今天变得平常。
然而，在西方文化外部，有一种更强烈的“今不如昔”的反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用西方技术进步的手段，反对西方的道德堕落，他们是极端化的“今不如昔论”者。这种极端化不区分技术手段，只区分道德原则。他们在宗教原教旨中找到所有的道德原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严格奉行。
由此，在“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的问题上，我们再次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原则——中庸。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状态吗？实际上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编辑 迟晨光）
当前中国的思想界，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论调有相当的市场。一些史学论著极力淡化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有太多的屈辱、沉沦。面对危难，一些人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激烈极端的主张，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要取消汉字，从里到外彻底洗心革面。如今，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救亡高于一切”的危急关头，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在展望未来时，还应该回头审视过去。回望历史，我们对救亡过程中大量激情的反叛表示理解。我们理解那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也理解那些矫枉过正的夸张。但是，我们还应该冷静地意识到，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就算一个婴儿出生要剪掉脐带，与父母的血脉也不可能断绝。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处境不佳而埋怨父母，不能因今天的不幸遭遇而埋怨过去。只有用温情的敬意关照我们走来的每一个脚步，才有可能事实求是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为今后提供借鉴和动力。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极力贬低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抹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的价值，贬损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意义。近年来，一些史学论著极力淡化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极力美化给中华民族施加了无数灾难和痛苦的源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就是在呼应西方，打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要中华民族再次丧失自尊和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是西方中心论
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是紧密伴随的。不同在于，西方中心论是对西方自身的竭力赞美，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竭力贬低，两者相辅相成。简单说，西方中心论就是认为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自始至终创造着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明；人类最美好的“普世”价值观都是由西方独创，非西方文化落后，不可能产生那些美好的价值观；西方文化是全人类的至高点，也是全人类必须仿效的唯一出路。
遍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们都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对自己历史上似是而非的功绩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成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历史连接点。从历史渊源上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属于拉丁民族，而它正是被后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或者说是哥特人、汪达尔人、诺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毁灭的。因此，当罗马文明的毁灭者在一千年后将被其毁灭的文明标榜为自己的文明之源时，实际上就是盗窃别人以往的文明成果为自己贴金。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不完全是欧洲内在动力的结果，它的推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被西方强烈贬低的东方。事实上，毁灭罗马文明的日耳曼人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文明程度都低于罗马文明，也低于很多亚洲文明。例如，他们长期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法。甚至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的北欧海盗，也成为那些国家为自己单薄的历史而感到骄傲的一部分。
欧洲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派，从源头上说都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亚洲。但是，欧洲尽量回避这一点，还将同出亚洲一源的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视为异端，以正统的身份严厉打压一脉相传的父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被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汇“地理大发现”就是欧洲人自我美化的典型之一。美洲作为地理上的存在，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吗？“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完全否定了美洲原住民的人类身份，仿佛只有欧洲人才能代表人类去“发现”它。
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也因大量吸收东方文化成果而形成。启蒙运动中很多对于欧洲人来说属于新鲜的思想、观念、文化成果，其实早就存在于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中。对此，欧洲人总是极力否认。英国作家杰克•古迪将这种方式称为《偷窃历史》。有些西方国家历史短暂，却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文物、遗址等方式，给自己的点滴光荣留下琳琅满目的实物佐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证明他们的伟大。
在欧洲人的历史描述中，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都尽量避而不提，或者一笔掠过，或者予以诡辩。西方国家自大航海以后轮番崛起，每一个崛起的西方国家都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贩卖黑奴。对此，欧洲人先是说那是给黑奴一个为上帝服务的机会，然后说是英国人有良心，率先废除了黑奴制度。再比如说贩卖鸦片，一会儿说是因为中国人闭关锁国，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贸易；一会儿说那时候贩卖鸦片合法，全世界还没有禁毒一说；一会儿又说中国老是占有贸易顺差，弄得欧洲人不得不反抗。种种论据都指向一点，西方从来都是正确的，都是先进的，错误或悲剧都是因为非西方人的原因。西方人对非西方人即便有点不仁慈，那也是为了给他们送去先进文明。
西班牙在美洲屠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谁见它道歉了？2008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印第安人道了一个歉，但他轻描淡写的道歉内容是针对当年强迫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以切断他们文化根脉的洗脑做法。然而，欧洲人在美洲长期奴役、杀戮、虐待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几乎遭遇种族灭绝，在澳大利亚，有些原住民的确已经彻底灭绝了，他们道歉了吗？面对几百年的黑奴历史，一些国家多次要求西方殖民者道歉和赔偿。2001年9月，欧盟代表回答说：“赔偿并不能改变历史” 。
欧洲历史上即便对同为欧洲人的不同民族也犯下大量罪行，例如英国人长达数百年的镇压、奴役和歧视爱尔兰人；再如欧洲很多国家历史上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等等。德国对犹太人的道歉和赔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一个特例。除此之外，西方人对于自己历史上的种种不良记录，总是力图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不惜浓墨重彩地粉饰自己。总之，西方从来不对自己搞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产物
把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中心论其实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随着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大，他们急需为自己的种种野蛮行为辩护，急需为自己构建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西方中心论便与历史虚无主义一起配合，以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而非西方民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描绘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便处于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对人类有用、有巨大贡献的西方人侵略、奴役那些对人类没用、没贡献的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那些弱小、落后的民族遭受西方的掠夺、屠杀、镇压、灭绝就是活该、必然，无所谓的。这种手段运用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原住民身上获得了成功。哪一个民族如果被认定为“可有可无”，西方对待他们的一切方式便都具有了正当性。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说：西方“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显性种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初，到1840年后（尤其是在英国）才强势显现”。“隐性种族主义是通过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而不是遗传学特征来表现‘差异’的。尽管如此，它主要体现了包括西方优越性和东方劣等性的种族权利关系。因此，隐性种族主义远比显性种族主义更富欺骗性” 。霍布森所说的“显性种族主义”就是以种族、肤色等遗传因素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所谓“隐性种族主义”就是“文化种族主义”。它的起源可能比霍布森说的“18世纪初”更早，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歧视是它的体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对异族的歧视便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隐形种族主义”，即文化种族主义。当欧洲民族国家的武力冲突达到顶点时，这一文化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相结合，形成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它的核心是将世界上不同人种分成高贵与低贱，西方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其他人种从生理上就处于落后、低下的位置，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人类应该由西方白种人来统治，甚至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劣等人种。
种族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某个阶段产生的重要思想和实践，用武力消除所谓“劣等人种”的种族主义曾是西方文化最大的罪恶，如今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但是，主张文化消灭的文化种族主义依然猖獗。在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绝对领先”教条的同时，“文化种族主义”则把人种上的高贵、低贱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而且，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西方标准，西方等同于先进，非西方等同于落后。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的抬头，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种族主义并不那么容易消除，它在不同场合会以不同方式显现。例如，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政治改革目标，或以西方理论为核心的“宪政”等等，事实上都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体现。
文化种族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例如：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西方即便有不好的，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凡是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非西方的文化即便有好的，也是局部的、偶然的；相反，凡是非西方的，只要有坏的，一定是整体的、根本的、不可救药的，是制度缺陷，或者是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它的结果必定导致全方位崇洋媚外，从学术理论到言谈举止，从服装服饰到酒席菜肴，从家庭摆设到日常消费，从社会风俗到国家关系，等等。由此，西方在文化上便始终处于绝对正确、高高在上的傲慢地位。非西方国家只要与西方理论不符，只要做的与西方不一样，就是错的，没前途的，大逆不道的。这种文化种族主义几乎使非西方国家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遇事总是先检讨自己、求西方“有点耐心，我们以后会同西方一样的”。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
欧洲向世界扩张的道路上，最终要与亚洲相遇，尤其要遭遇中国。当欧洲刚与中国相遇时，他们发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居然超过了他们唯一的模糊历史《圣经》，这种难堪是今天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这就成为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对于西方来说，非常难打。做一个比较，西方为把非洲、美洲的本土文化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只要动动嘴、动动笔，用西方文字和学术下个结论就完成了。非洲和美洲没有多少实力来维护自己和反驳西方。例如，欧洲人从肉体和文化实物上大量销毁了美洲文化，以至于今天，残存的、被偶尔发现的美洲古老文字已经没有人认识和正确解读。
而中国随时都能找出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中国历史上比欧洲更先进、更文明。西方对待非洲、美洲本土文明的做法在中国不再适用。西方为此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用“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标准、发展规律来描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认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是比较低级的，属于向西方的高标准逐步靠拢的过渡形态。西方发明的种族主义理论，将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高低层次，黄种人介于白黑之间，就是这一方式的明确体现。
二是通过教育、宣传、武力等种种手法，让很多中国人接受和信奉了西方中心论，靠这些人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否定中国历史，贬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光辉成就和贡献，否认其正面价值，助长中国人的历史自卑感。于是，中国人丑陋、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片黑暗等等言论多年盛行，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思想。
只要“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中国人自觉的潜意识，那么，西方的伟大和正确在中国就难以动摇了。中国即便不再接受西方的实际统治，也将顺理成章地接受西方的领导、指引和改造。中国再怎么发展，也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再怎么繁荣，也只能乖乖听西方的话；中国再怎么进步，光荣也只能属于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文化种族主义，将使中国人失去自信，从而阻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说否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战役”，那么其中还包含着一系列战斗。例如，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后各约三十年的历史，等等。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质疑和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尤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价值的言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反对指向五千年历史的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指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历史的虚无主义。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战略分析，局部胜利能够积累起总体战役的最终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向中国发动的局部文化战役，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的确收获颇丰。
但是，西方不可能获胜，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
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意味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肯定中国历史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并不是要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要客观地认识成绩和分析错误。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习近平所说的“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确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曾经长期是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人有无数创造发明，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许多至今还对世界发挥巨大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几乎是否定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历史的必要性，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失去了意义。如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像某些人错误地描述那样，都是一团漆黑，要全部否定，连中国人的性格深处都有难以改变、丑陋的劣根性，试问，我们凭什么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复兴？
虽然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不十全十美，我们需要向别人学习，吸收和接纳各种先进文明的成果，但是，吸收和接纳的对象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妄自信，而是对自己实事求是的认识。如同中国实践了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对于中国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批判的也该总结汲取教训。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自信。敢于批评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自信的表现。但自信还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自信。它不是低声下气，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引发了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反思。中国的复兴与反思始终在同时进行，反抗压迫与民族救亡成为首要目标，这一方面使得反思不够系统和深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和表面化。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能重新崛起，才能被西方文明接纳。仿佛中国以往的一切都是落后，都是野蛮，不是文明；仿佛是中国以往的一切造成了近代的落后挨打。这种反思虽然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但痛定思痛的结果却并不符合事实，反而有严重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社会。
我们一时还难以改变西方主导的文化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是应该有能力改变自身，而且应该从现在起，立即着手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失去精神基础。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起伏后，在当今中国开始迅速上升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展现出一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时，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坚定信心，不人云亦云，不妄自菲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肯定中国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重新面对我们创造了无数光辉成就、光荣业绩的祖先，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刘仰
著名文化评论人，《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