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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国寻常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场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倾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逝者的默哀，从伊斯兰文明之瑰丽再现到汉族生活的缤纷铺陈，从数亿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楼，到200多所大学新校园的美丽……都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的建筑作品。

“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灿烂，呈现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找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垒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让后人们——无论是建筑学人或是普通百姓都无法绕开，他所塑造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俞孔坚教授在2017年“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的观后感言。

何镜堂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建筑发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断摸索出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持续不断地探寻建筑的真谛和思想哲学。他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总结出两观（建筑的总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即建筑环境；文化性，即建筑传统；时代性，即建筑的现代技术）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续地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设计作品，建构了一个从理论方法到作品创作的完整体系。他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精神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刊近期对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进行了专访，在与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丰富的人生，领略他硕硕成果后面的建筑设计理念。

“两观三性”塑造了卓越

经济导刊：一个建筑大师是靠眼光和思想来探索建筑的，它的表现力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存在学术思想，学术道路问题。您的“两观三性”是一个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筑理论，在当代中国建筑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效应也具有相应的示范性意义。

何院士：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行各业都要走这条道路，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范畴，具体怎么去践行和实现，我们就要思考。比如我们建筑设计，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说过，建筑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科学。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术的，又是艺术的；这种综合性将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层面去体现一个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点讨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要强调研究中国道路必须要研究国情。

第一个问题，建筑的文化特性。刚才讲了，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它不像纯技术、纯物理、化学；但是它也不是纯艺术，天马行空不行。因为建筑是给人使用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我们常常说，建筑是以人的需求作为它的出发点。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满足人的最终要求，作为它的终极，建筑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筑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时还是通过精神，通过文化起作用的。

经济导刊：有人说，建筑的外观作用于精神，建筑的内部催生情感。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产品，能传递一定的精神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建筑的作用能够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些国家代表性的建筑，那些体现时代，体现我们民族的意识和追求的建筑，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专业技术，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筑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对建筑的内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建筑没有唯一性。因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同一个建筑，有人说它好，有人却不喜欢。建筑没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很多建筑竞标前三名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或者出现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唯一性，它侧重点不同，风格不同，这是建筑的一个本质。

建筑三性的和谐统一

 经济导刊：从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等差距，以及各国各地气候、资源等差异，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建筑形态发展产生了各自的特色，没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筑类型上，也没有统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何院士：确实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我总结了建筑的社会性、多元性、综合性三性。社会性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是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多元性体现出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我研究了建筑的本质，它是受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各种各样外来的影响，通过对建筑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我总结出“两观三性”理论。“地域、文化、时代，以及建筑必须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地域就是地区。华南跟东北区域气候不同，建筑要求就不同。东北要求保温和防风沙，华南要求通风。我们广东那个地方建筑要遮阳、隔音，通风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对建筑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还有各地的传统及文化不同，中国的幅员广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岭南文化等，有汉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种元素组成的，第一个是本土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粤，现在的广东，就把中原文化带过来。广东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几百年外来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种文化的交融。任何一个建筑，它离不开所处地区，离不开所处环境和气候，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各地曾经的风俗习惯、爱好都不一样，都有传统影响。第二个，文化是建筑的最高境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建筑，常常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一个城市虽然GDP很重要，但最终那个城市有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必将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建筑师必须立足创新，不断调整自己创作思路，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现在特别强调环保。

以上是我对建筑本质的基本理解。 关键是不能孤立地理解这几个要素。

经济导刊：您的“两观三性”不仅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更多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和处理专业问题的原则，同时，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三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我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两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这样考虑的。

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的结合

经济导刊：您强调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必须要融为一个整体，并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其规律性，并将其理论化。我看了您的传记[1]，在这本书里也阐释了您的这种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专访中，我谈了我的建筑理念。上述是我对建筑的理解，不管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考虑建筑就离不开这几条特性。

我在美国、意大利、纽约，米兰等很多地方讲过我对建筑的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搞建筑必须要有理念，有理论指导，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个要谈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还比较保守，封闭嘛。

经济导刊：这反映在建筑上也是这样吗？

何院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沟通，那时，我们专业设计者出国都很难。而国外的资料很难搜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国家的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国外的发展现状没有基本的参考和了解，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和赶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国外的东西进来了，也可以合作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经济导刊：刚开放的时候，国家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要搞好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环境。首先要盖饭店，当时外国人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和办公，那就先盖几个大饭店，在北京像京伦饭店、兆龙饭店、香山饭店都是外国设计所设计的。

何院士：当时五星级饭店初期建筑多为外国人设计的。引进一些现代饭店设计，当时我们觉得很先进，要赶上人家首先就要学习，学习消化吸收是缩小差距和赶超的基础。我们先引进来，接着派人出去留学、交流、参观考察，改变我们的落后局面。

经济导刊：当时引进的规模很大。在广东的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一个小渔村，一个贫穷的小镇，几年就神话般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种异国风格的建筑，建筑日趋多样化，百花齐放，迅猛发展，却没有让我们感到逐渐形成民族的独有风格，多数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阶段需要大规模引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技术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个引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进与合作设计很多都是洋的东西，确实是比较新鲜，也确实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没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很多国外设计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从我们这儿取经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北京的建筑就体现出来了。从那种“千城一面”没有个性的设计不断地蜕变，一会儿是沿着长安街的建筑都上大屋顶，一会儿又全是欧派风格；一会儿全用洋的，一会儿一点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个指令下来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就盖一个大屋顶，体现一个建筑符号。来回反复，体现出转型阶段的理念变化。

 经济导刊：表现出简单化、概念化，在设计风格上追风，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一书中讲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探讨历史主义建筑缘何消失，以及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的关系，日本建筑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对的困惑。他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包括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建筑的多样化逐渐消失，清一色地尽归欧风，各国貌似多姿多彩，但终究还是热了希腊罗马哥特的剩饭，毫无创新。到了20世纪至今，19世纪全球尽染的欧洲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却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漫步纽约、巴黎、罗马、埃及，或是东京、北京，街头建筑的模样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钢筋水泥制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筑，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趋同风，打破仿制趋势，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态。那么，我们在引进过程中能否趋利避害？

 何院士：我们首先要打破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如果学人家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远找不到结合点。其实国外好的东西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不等于外国所有东西搬来都是适用的。洋的东西不能都说是现代的、先进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筑方面始终找不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怎样才能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形成自己的东西。我在设计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研究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包括建筑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建筑是长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的过程里面发展起来的。我始终执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实践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发展规律了，你就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如果你做的事情与整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那注定要失败。

传承是基础，关键要创新

经济导刊：您讲的这种认识真是实践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曾经也是这个也搞过、那个也搞过。

何院士：我们要注重传承，但是传承就必须立足于创新，要把握好这中间的辨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就没有血脉，就会飘浮。

传承是基础，关键是创新。特别现在，习主席特别强调，核心的技术必须要自己掌握。我们要立足于创新，任何东西创新的价值远远比原来一成不变高得多，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建筑也是这样，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还应认真研究我们要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讲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一些东西只有和谐了，才能够往前发展。建筑也存在与大自然的和谐，跟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和谐，跟文化传统的和谐。我们要传承我们几千年建筑史中比较好的技术、材料、做法，我们更要传承建筑的本体。建筑是有社会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综合性的，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建筑的本质。

我们创新什么呢？建筑创作是有文化状态和特性的，一个建筑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价值的一面，我认为要从地域、文化、时代三个方面去创新。从根本上讲，我们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符号传承，而是文化内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理念，这都是文化精髓。

传承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做，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不管什么建筑，要将建筑设计理念跟地域、文化、时代融合在一起来考虑。不是简单的抄人家，这样才能有生命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学得变成我了，已经有一个齐白石了，再来一个齐白石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

经济导刊：日本在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很强，得了很多诺贝尔奖，建筑学上也做得很好吗？

何院士：不错，确实不错。它也经历过引进吸收阶段，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开始还比较落后，就引进模仿国外的技术，在吸收中结合自己的文化来发展，现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筑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不断探索，大家对建筑的理解，要始终立足于跟中国结合，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

2014年，建设部曾把我们找去谈中国建筑的发展，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缺少大师，缺少国际的影响，缺少国际的奖项。过去，中国建筑师真正在国外搞个人展览的很少，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你、关注你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要发扬它，走出国门。

以发展的视角纪录时代变迁

经济导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响热烈，这说明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施展影响。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期刊登载一篇评价文章《当代中国建筑的24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关键词为“中国性”，评价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设计的中国馆，看来，国际上认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品。您到国外去进行讲学和交流，是否很明显的感到你们已经融入主流？

何院士：应该是吧。当然，这也与国家的强盛有关系。如果国家不强大，没有坚强的后盾，你到国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国外只知道有几个零星的建筑师。现在他们认为我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我们在国际上一炮打响，通过宣传，我认为世界将对中国的建筑逐步了解，慢慢地就会得到改观。

经济导刊：您通过国际和国内巡展，把建筑作品，还有建筑思想理论带到国际上，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们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的主流建筑师的代表。听说，一些国外著名大学者和建筑大师称您是“事件建筑大师”？我看过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彼得·罗德的一篇评价文章，他说，您的创作成果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和风格特征的重复来建立可辨识度，而是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逻辑和特别表达方式，而且不同项目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创作源泉。他在评价中说，您的创作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概念上回应了用特定主题来标记“事件”的要求。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很强的时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这两年我在国内外做了很多展览，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览的时候，请专门研究中国的著名美国评论家彼得.罗给我写序，他在序里称我是“事件建筑师”。我开始还不理解，怎么我变成了一个“事件建筑师”了？他是说，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国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筑师”这个称谓也许表明我的作品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所等，回应的都是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是中国民族开始走向富强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典型性设计，同样的还有钱学森图书馆，因为“两弹一星”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件。

经济导刊：时代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组成的，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历史，以及世博会、奥运会、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创作有一大特点是，很多建筑作品是表现历史和时代的，以及这些时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对，历史是由这些大节点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这些节点的建筑，所以我会被称为“事件建筑师”。历史上要谈到中国这些事件，肯定要联想这些建筑。中国第一次举行世博会，中国馆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形象。

你谈中国现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强大，中国现代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国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达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

何院士：外国人对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建筑师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就像艺术一样。比如做SOHO建筑设计的扎哈，她说一般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筑看不出来，一会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她说我像“明星建筑师”一样。

经济导刊：另外，是否她认为您的作品有强烈的差异和标记？这也表明她认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重复的形式或者风格特征来建立辨别度。

何院士：叫标签吧，这个就是明星设计师。我的设计会显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必须要和它的主题、环境、地域文化等紧密结合。首先要解决功能与环境结合。另外建筑也是艺术，要体现文化是传承的，有根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来设计。但是我的理念是不变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域，我会呈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适应性更强。通过具有强烈意向的建筑形体和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设计概念。如果说文化形象的营造可以用中国馆为代表的“红”色系来概括，热烈的“中国红”就更加强了这一主题。另一类作品的特质则可以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变、苦难及其带给我们沉重、悲怆的纪念性感受的“黑”色来体现。侵华日军大屠杀扩建工程用“暗灰”色调，低缓匍匐的建筑体量和结合基地形态绵延展开的线性轴线串联起了一系列庭园、小广场和隐喻着“尖刀”的建筑体量，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长长的路径和边缘锋利，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体，表达了深沉而有力的纪念性主题。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充分地因应了山地环境，断裂而又重新连接的形体体现出地震的破坏，象征着灾区人民的坚韧和震后重建的意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地是在原有遗址上建造平缓建筑斜向嵌入地面，表现出一种挣扎抵抗的姿态，是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带有燃烧痕迹的条木指向建筑主体，与建筑一起完成无声的纪念和反思，我设计了这种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灵颤动的建筑。

建筑设计都不是凭主观臆想，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假如中国馆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能叫中国馆。但是又不能仅仅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之一是人类科学进步，所以要把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得到启发，中国馆建筑外形设计成像中国传统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建筑没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无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第三，建筑有很强的社会性，建筑师要为社会负责，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要敢于针对中国重大事件来进行设计。

探求建筑的真谛和哲学思想

何院士：建筑要评标，所有设计都要竞标。我靠什么做呢，第一，靠理念作为后盾，针对每一个建筑的特点，我要把它解题。第二，我之所以回归大学，是要通过项目把设计、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现在不都讲究产学研吗？我们既是一个设计单位，搞设计，又是一个研究单位，并进行人才培养。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时代一种三结合的模式。这样我就有很大的团队。我的团队既要有理论，又要有人才，还要有团队精神。 我们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就要讲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

经济导刊：我看您的传记里头多处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在反复地读《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认为您的建筑理念和思维中，有哲学思想基础，它体现于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何院士：特别重要，特别清晰。哲学基础指导我怎么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我总结了“地域、文化、时代”，这六个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团队思考对建筑有影响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主要的定位是什么。比如对中国馆的设计理念，我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但必须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的思想观念的要求，以及现代时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两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国馆承载着地方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文化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中国馆的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哲学思想中，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它唤起了我们对历代建筑的根本联想，但并不是照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标志性。中国馆既有中国特色，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完备的建筑，架空起来通风非常好，见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建筑。

我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馆的定位是“从战争到和平”。不仅让大家了解这场真正的灾难，震撼心灵，永远不忘记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共同走向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这个馆让我们去仇恨日本，要在设计中体现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们要在设计中表达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他们主要强调灾难。比如说，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进到里面整个灾难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什么意境。我们的和平宫非常漂亮，最后就是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有序言，有开头，有主题的高潮，高潮以后结尾，有回想，这样去写。建筑也是这样，到大屠杀看完之后，你会震撼，而最后让你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的强烈欲望。地震馆也有主题，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让我们记得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不是一个人为的灾害。最终呼唤人类共同走向人与大自然和谐，这就要靠学会分析各种各样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达你的主题，写一本书也要抓住纲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筑大师的职业态度

经济导刊：您已经是院士，年纪较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大工程的竞标，不断的琢磨创新？而且每天奔波于各地，亲自参加很多大型项目的竞标，很多年轻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脱具体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这样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代表国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参与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勇气，敢于竞争。当然这就要敢于创新，而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

经济导刊：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何院士：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特别经验，就有两条。

第一条，找准方向，跟社会同步发展。当你做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发展。我的努力跟国家、跟民族、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确，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标。很多人都立志，年轻人都下决心，立一个志愿。等到五六十岁回头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找好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学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分配专业不对口。1973年调到轻工业部的造纸厂，文化革命结束时，我已近40岁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就考虑人生，要怎么样发展。我一直想搞建筑设计创作， 就开始筹划，找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单位。我是广东人，20世纪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设计还不行，还得跟研究结合，这样促使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我要找一个可以把设计、研究跟教学相结合的单位，只有学校具备这个条件。所以1983年的5月4日，我从北京调回学校。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大变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学校任职。这就让我找到一个方向，这时候国家正在大发展，我就紧跟国家的发展。

经济导刊：在这个过程中，您也遇到三个转折点，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第一个是您1983年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广东发展；第二个是您爱人和孩子要去美国，你面临选择去留，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第三个是当了院士以后重新奋斗，在国家大发展中紧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这两个选择，我还有三个节点。第一，1983年，我决定回母校。回来第三天，正好碰到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深圳科学馆当时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一脚迈入门槛。

经济导刊：这是您的第一个作品吗？

何院士：这是我转向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作品。我那时候刚调回广东，住在招待所里面，还没分到房子。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预感机会来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马上借了几个工人，做了20天设计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个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评标就通知我中标了，这是打响人生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今后我做的每一个设计，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来做，认认真真做，不是应付，更不是挣钱，每一个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这个精品能够拿到设计奖。第三，必须对这个精品进行总结，写论文。一直到现在，我每做一个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设计奖、有论文。这叫做三到位。

经济导刊：后来我看您发表了好多论文，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何院士：对，我第一个获奖作品就是深圳科学馆，获得国家二等奖。在《建筑学报》发表论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设计》。后来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获建筑奖，发表论文。已在《建筑学报》发表了六七十篇的论文。

从1983年开始，我发展得很快，用了16年时间，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院士。后来我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有两点体会，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国家发展应是同步的。第二，在业务发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讲的三到位。

经济导刊：在工程院院士里，建筑学科的院士多吗？

何院士：到目前为止十来位吧。因为建筑面是很大的嘛，有历史，有园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经济导刊：您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这些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艰难的。

何院士：真的很艰辛，但没有这种奋斗你不可能实现理想，所以好多媒体这样报道我，一个45岁起步的建筑师，前半生是空白，说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了一般人要几十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就是厚积薄发吧。

经济导刊：这样您理论结合实际，三结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对。我当了院士后，我们校长、书记给我总结了成功源于这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技艺”。要想成功，这八个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当了副院长了，2002年就当院长，前年才退下来。

刚才讲了我的三大人生转折的决定，第一，从北京回广东。第二，是否出国。我夫人的家庭是华侨 ，她通过家庭关系申请我们全家移民美国，1992年美国使馆通知通过了我们全家移民，我就马上做出决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后也回来了，这个决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奋斗。1999年我当了院士之后，我下了一个决心，万里长征重新开始，那时候正好遇到全国城市大建设，教育大发展，这给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校园规划的掌门人

经济导刊：全国大学都开始扩招，这给您带来什么机会？当时全国范围内校园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的数量惊人，据说您是在以“鱼骨式”建筑平面布局的全新面貌发展？

何院士：浙江大学首先将4个学校合并。有70多个单位报名参加招标，我带我的学生参加，中标了。从那时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开始研究大学的建筑，时至今日，我们团队参与了很多校园规划，在全国搞了300多个校园规划，遍布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规划。人家说我是“校园掌门人”。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技术奋斗不停步，这一条非常重要。好多人以为我一生很顺利，其实我前半生是不顺的，没办法发挥作用。45岁之前没有作品，但是我积累了知识，做了思想准备，奠基了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抓住机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办法，就坚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这十年、八年的，是当院士之后，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当院士之前，我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道路、方法和理论，包括中国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么做人，也包括思维方法和理论创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经济导刊：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学术上的交流，还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国内外进行展览，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听说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以前我们是学人家，现在国外的这些同行或者学术界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咱们国家现在建筑学领域的发展、设计水平？您刚才说，我们与别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飞跃发展阶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滞了，慢下来了。我们有很多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了人家，我们也在创造我们自己。其实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个特点。

何院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还不够。好多人对中国仍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和进行展览，原来中国的主要建筑，那些高水平的建筑，我们并没有出去宣传。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过去中国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没有反映中国真正的面貌，人家以为中国就是搞那么一点东西。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始终有怀疑，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们了解之后，就很认可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竞赛，都是同台竞标。比如这次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设计的竞标，大部分是请外国人，第二轮的设计只有3个是中国的单位，其他几乎都是外国的机构。我们也参加了雄安新区起步城市竞标，被评为优秀方案。海南岛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我们一举夺得三个奖项的第一名。国外来的建筑师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强手，我们中国建筑师在竞标中要应对这么多国家的建筑师，我们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不怕输，不过输多了就赢了。关键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团队，好的人才，有好的平台和团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经济导刊：4 月2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最新建筑设计方案，并公布您担任迪拜世博会设计总顾问，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吗？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是像“一带一路”似的，你们更加注重国际化，走出去发展，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设计。我看了你们的设计后，觉得将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们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外观取自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代表光明、团圆、吉祥和幸福。但是开始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认可，总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这跟国家的强大有关系。例如，美国不认同你的时候，连底下的人都不认同的，但是我们顶住他们，也不跟他斗，而是不断激发我们自己的奋斗，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经济导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对，现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了。建国70周年，全国评了300个大奖，我们单位中了15个奖。

经济导刊：这么高密度啊。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个奖。排在全国第一名，这个不容易。现在真正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院士，没有像我这样还敢于去招标、竞标，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去竞标，输了不好看。我自己认为输了没关系，要放得开就赢了。我们是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编辑  苏歌）

在祖国大地上，能和山岳河流共参日月的，莫过于那些不朽的建筑。徜徉在它们身边，我们或有登临的激情，“念天地之悠悠”；或有抚摸的热望，指尖轻触之处都是沧桑。从来羡慕建筑师，能作广厦华屋，改变大地的风貌。这是《何镜堂传》[1] 引子中作者的感叹。

何镜堂，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何镜堂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新设计道路，不断探索产学研三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情怀主持设计了一大批社会广泛认同并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建筑产品，这些产品展现出其传承、创新与坚韧的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规模的持续增加，中国建筑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留住城市的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这正是何镜堂一直坚守的理念。在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当中，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潮喧嚣不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此起彼伏，但是何镜堂一直在持续践行他的“两观三性”论（总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对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领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何镜堂的建筑思想立足于现代建筑理念，兼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充分的民族自信。他始终坚持建筑设计要直面发展中的中国，要与自然、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主张因地制宜，因题而异，用富有时代精神的建筑语言刻画中华文明的地域特色。他的许多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建筑师群体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孜孜探寻——寻找一条体现中国当代、本土特色的设计道路，一条中华民族从古老和传统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并重建自信的文化之路。

当我们打开何镜堂的作品集，从南国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馆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馆，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控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中逝者的默哀；从数以百万计平方米城市住宅的温馨，到200多座大学校园的美丽……何院士创作思想的高度，以及作品的广度，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的发展，折射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求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所塑造的物质与精神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建筑作品是对中国的历史变革非常重要的记载。

奠定创作的思想基础

1938年4月2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学课堂上，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老师的话启发何镜堂萌生了学建筑的想法，他意识到，建筑师将是最契合他理想的职业，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工学院（后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入学之初，他的第一个感悟就是，建筑师的使命不是躲进书斋去建象牙塔，他必须了解现代生活，体验时代潮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五年本科学业，继而报考研究生，师从岭南现代建筑创始人、一代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攻读民用建筑专业。夏教授曾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厚的研究功力。夏教授亦中亦西的文化学养给了何镜堂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镜堂研究生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插队。在此期间，他结合实际，认真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努力领会如何用辩证法的眼光，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住主要矛盾；以及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分析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磨砺认识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奠定了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哲学思想基础。

后发者的成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何镜堂被压抑多年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从率先开放的广东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活力。经过几年的努力，1983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回母校——华南工学院任教。此时，何镜堂已经45岁，虽是大器晚成，但他相信自己、相信中国发展的未来。他说：“常言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

回母校的第三天，何镜堂就得知深圳八大重点文化设置之一——深圳科技馆将要举行设计竞赛的消息，于是果断决定参加竞赛，不放过这个机会。深圳市政府对科技馆的设计寄望甚高，市长要求“让后人看后一辈子忘不了”。何镜堂夫妇奋战了20天，拿出了设计模型。这是他们的第一件作品。第一炮就打响，一举夺标成功。深圳科学馆建成后，何镜堂获国家和省级多种奖项，完成了建筑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工程。在建国60周年时，还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全国最优秀建筑奖。

扬起事业的风帆

1985年，何镜堂和莫伯治共同主持设计位于广州越秀区新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在这座古墓博物馆的设计中，他力图体现出既能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又能体现时代和文化气质的元素。他们的设计，是一组尊重历史、尊重环境、造型与历史文化内涵相沟通，而且体现了现代建筑特征的古墓博物馆。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奖等许多重要奖项，并以其很高的文化品位，被列为20世纪世界优秀建筑精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

何镜堂的事业扬起了风帆。此时，他又一次站在人生选择的路口。他夫人的父母兄弟都在美国，希望他们夫妇到美国去发展。当时正值出国热潮，在旁人看来，这是不容错失的机会。但理性告诉何镜堂，要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只能立足在脚下这片土地。对事业执着的追求，使他决然送走夫人和孩子，自己单独留了下来。

1992年，何镜堂接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1996年，他就任华南理工首任建筑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从此，他从以设计为主转到设计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路上。他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尝试将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在理论与设计的结合上。1994年，建设部授予何镜堂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

1994年，何镜堂主持设计了位于虎门炮台的鸦片战争海战馆。对这一组靠山面海，历史性、艺术性很强的纪念性建筑群，他采用了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设计手法，将许多重要的象征意义糅到建筑语言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建筑群的立面，犹如翻开的书页，象征着虎门海战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篇章。海战馆的设计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末，何镜堂进入了创作高潮。他以饱满的工作激情，接下了很多工程，几乎每项工程都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1999年，何镜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他获得了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首届梁思成奖。

 校园建筑设计的掌门人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积累，何镜堂的建筑创作进入了井喷期。到花甲之年，他又开始了新的征途，他的创作视野从广东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90年代末，正值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对建筑师来说，这又是新的施展身手的机会。他主持了大量校园建筑的规划设计，被誉为是“校园建筑掌门人”。他的校园设计紧密契合现代教育理念，突出校园文脉和时代特色，得到各校师生极高的评价。现代教育强调人的素质教育，要求突出校园空间环境的人文化、生态化，空间布局的社会化、开放化。教学建筑则呈现综合化、组团化、网络化的倾向，有利于设施集中，资源共享。这和传统分散单幢建筑格局有所不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何镜堂在很多大学校园项目中，面对较多的约束条件，往往能因势激发创意，让方案恰有度身定做的贴切和个性，这也印证了达•芬奇所言：“力量从制约中诞生。”

从2005年开始，何镜堂又主持设计了一批山区的校园规划。比如在重庆大学这样的获奖项目中，就体现了全新的山地校园特色。

多年来，何镜堂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设计，获得100多个国家和教育部优秀设计奖。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这是我国建筑界的最高设计奖项。这一设计被建筑界认为是岭南新建筑的又一代表作，达到了国际水平。此时期，何镜堂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校园规划设计的学术论文，并任国家教育建筑专家委员会主任。

令心灵震撼的建筑

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创作有特色的博物馆是每一位建筑师的梦想。

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0周年，中央决定对1985年兴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扩建改造。何镜堂领衔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从国内外13家著名设计机构的方案中脱颖而出。这是建筑界为之瞩目的国际设计投标竞赛。何镜堂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组设计，而是要营造一个场所精神，是中国民族伤痕记忆的展示之所，是承载丰沛历史情感，凝聚民族记忆的建筑。

根据扩建工程“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理念，何镜堂在深入调查之后，确定了主题和清晰的定位。他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悲怆历史事件，在30万被残害的中国人“万人坑”遗址上的纪念馆扩建新馆，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震撼心灵的场所精神。为此，他运用了最适合的建筑元素、手法、材料和技术，围绕战争、杀缪、和平三个概念，营造出“折断的军刀”“死亡家庭”“和平之声”三个意境空间。纪念馆凝重的建筑造型所体现的深沉历史感，使中外参观者受到极大的震撼，在国际和平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7年，外交部、中宣部等7个部委领导在视察大屠杀纪念馆后，盛赞工程设计为“世界一流，国内最好，国家标志性的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国内外很多媒体称其可与美国浩劫纪念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等世界一流的二战纪念馆相媲美。

2008年，大屠杀纪念馆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2年12月11日，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为表彰何镜堂为大屠杀遇难同胞做出的突出贡献，南京市政府授予他“特别贡献奖”。授奖当日，世界设计大师、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及美国“9•11”遗址总设计师丹尼尔•恩伯斯金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后称赞：“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触动人心灵的作品。”

深圳建筑设计院院长、全国建筑设计院大师孟建民说:“这个纪念馆是我国一个典型性的原创性精品建筑。我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在建筑设计领域是以仿学为主，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开始强调并走向原创，何镜堂这个作品是代表中国建筑师走向原创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说：“类似的建筑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犹太人纪念馆等我都去参观过，各有千秋，但是南京纪念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我们现在的媒体似乎有一种倾向，对西方进行过多不确切的吹捧，对中国的成功之作却报道很少。”

顶天立地的“东方之冠”

何镜堂主持的国家级大型建筑设计项目接踵而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令全球瞩目，这是40届博览会以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的世博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中国馆是此次世博会主题演绎的重要展示区和重要载体，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国家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中国馆要由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设计师进行建筑设计，因而决定在全球华人中进行招标。

世博会组委会将中国馆的主题确定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它是国家精神和中国理念的集体体现之地，能够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也要弘扬时代的精神；它应该是缀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这样宏大概念的佳作。

中国馆的造型必须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以反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共生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多重限制的命题作品，建筑师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的特性有深厚的了解，具有将中国精神融入现代建筑设计的大思路、大手笔。

对这样的扛鼎之作，何镜堂没有畏难，积极参加竞标。他对中国馆定位的理解是：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何镜堂对中国元素进行整合和艺术处理，通过中国器来整合中国元素，即表达了热烈向上的精神，又不失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国气概，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

中国器——从中国文化印象（如传统意境、品格、色调、特征），中国文物器皿（冠、鼎、家具等），中国建筑元素（城市营建法则、建筑构架、斗拱等）中深刻领会，加以整合提炼，抽象出“中国器”的构思主题。其浓郁的中国风格和别致的造型得到评委一致好评，一路高歌，他的方案顺利通过招标。

立于黄浦江之畔的中国馆如托天耸立的巨鼎，雍容华美，稳健昂扬，被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其形神高壮，巍然挺立，风雨难摧，体现出正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古老国度刚劲磅礴的力量。

中国馆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中国感觉，明显地表达出了一个中国的意象；它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也整合了世博会的场所精神。对此，何镜堂说：“我们要把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向全世界做一次自信而友好的表达。”他在讲解中国馆的创作理念时说：“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美国也行，放到巴黎也行，或者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显然不是中国馆所追求的。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一定要用现代建筑语言交流。”在中国馆封顶时，何镜堂说：“这是中国建筑师一个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中国馆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敞开胸怀迎接世界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馆以现代的技术和手法营造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向，作为国家形象被广为流传。

2010年5月，世博会开幕，世博会规划总设计师吴志强向何镜堂致敬时说：“这是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主导型的，自主创新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我们联手完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崛起。”

“何镜堂做成了一件顶天立地的作品！”意大利的一位建筑评论家赞叹。他认为，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从这里看到一位建筑大师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2011年2月，中国国家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出现在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背景正是中国馆。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继南京纪念馆之后，将进行第三期扩建，将建立世界法西斯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建立纪念馆的使命，将诠释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复兴的艰难道路，永远纪念这一场伟大的胜利。南京政府直接将这一重大工程委托给何镜堂团队，2015年7月，纪念馆竣工。

在建国60周年时，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的全国300项大奖中，何镜堂主持的设计占了13项，他荣获了中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凝聚强大团队的向心力

现代建筑业早已不是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大型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远超过去的时代，其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建筑周期越来越短，依靠个人出成果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快速变迁的时代。只有聚敛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大做强。

作为团队的灵魂，何镜堂凝聚了一个团结和谐的老中青结合的设计队伍，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架构，并追求团队合作共赢的模式。他的气质延伸到整个团队——一群如他一般充满激情和活力、勤勉而又宽和的年轻人，一个涵蓄了丰沛精气神的设计团队和研究团队，以及他所带的研究生群体，因为他不仅是建筑大师，也长期担任建筑研究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他们体现了何镜堂的“两观三性”的建筑思想，传承与创新的理念。

为千年大计而奋斗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对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是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的建设牵动人心。2018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0年）》，新区的总体规划得到批复后，新区规划的顶层设计也已完成。

一个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00多名国内外专家，200多个国内外的团队，2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日夜兼程，推动规划编制工作。80周岁的何镜堂要为国家的千年大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精心设计，精心调研。2017年，他在雄安新区（198平方公里）起步城市设计的国际咨询被评为优秀方案。2018年，他的设计被评为雄安新区启动区（38平方公里）城市设计优秀方案。

海南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设立，是自贸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区的起步区，将以未来环境、未来网络、未来模式为抓手，打造中国海南开放的国际自由创新区，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的未来花园城。江东新区面向泛南海经济圈，以自贸为核心，探索实现“贸易、旅游、科技”三个输出的重要使命。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方案”国际招标项目正式启动后，何镜堂率领他的团队奔赴海南，进行考察参与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起步区是江东区先行开发地区，是未来重要对外开放区和生态CBD。2018年9月3日，海口正式面向全球公开发布起步区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公告，共有68家国内外设计机构和联合体报名参加了本次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在申请人资格预审会上，评选出6家世界知名设计机构，在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国际招标成果基础上进行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以何镜堂为主设计联合体以“江东筑梦，众智成城”的设计方案从6个团体中脱颖而出，一举多得三个奖项中的第一名。

2019年2月25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的最终结果，由何镜堂组织的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与俞孔坚设计团队和中信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合体参与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提交的方案被评为优秀设计方案。

何镜堂给人以取之不尽的感觉。“越之者，恒越。”对于昔日的辉煌和骄人的成绩，他不断放下，从不因自己的地位而固步自封，他的思想比年轻人还前卫，从他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他因时代变化，不断蜕变，在不断否定自我中不断升华的轨迹。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找到了可以将生命附丽其上的伟大事业，深感幸运，由此“竭尽所能”。生命中真正的幸福，源自于你能为一个自己认为至高无上的事业献上心力，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做出奉献！  

                               （编辑 苏歌）

2018年12月9日至10日，浙江省缙云县委、县政府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为期两天的“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经验交流会” ，旨在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来自黑龙江、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贵州、西藏以及缙云本地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参会讨论，还参观了舒洪镇仁岸村，听取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

缙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一波介绍，近年来，缙云县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和实践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期望此次经验交流会，为进一步打开“两山”通道、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和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宝贵经验。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社会各方都时刻关心的宏大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放农业生产力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弱点日益突显，乡村人口外流，广大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日益突出。近20年，中央为支援农业和农村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费、加大支农投入、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等。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提出了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深化改革，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原则。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就乡村振兴战略做了全面阐释。他再次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1]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所有工作的落实最终离不开发展和巩固新型集体经济。近年来，各地农村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对现有的和发展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十分必要。

孔丹理事长表示：乡村振兴是具有导向性的国家战略，要结合历史和现实，因地制宜地探索新型集体经济体制，努力寻找各地发展集体经济的共同规律，把成功典型加以宣传和推广，多样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从而实现各地乡村振兴。

从本期起，我刊将陆续刊登有关乡村振兴，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经验和案例，其中有连任51年的村（大队）党支书兼村办企业领导，有荣获全国和省先进村集体和劳动模范的带头人，他们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一心带领群众致富的感人精神，催人奋进。

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至2018年初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显示，美国已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和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调整对华大战略、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期、国际体系深刻演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

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中美战略博弈：表现、根源、影响及对策”研讨会于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科研生产计划部副处长柴卫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雷少华、国投创新研究部研究员简练、新华社编辑毛伟等学者与会，围绕中美贸易战、中兴事件、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清醒认识中美根本性矛盾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中美关系不断演变的新形势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一判断应该被重新审视。合作面收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因素上升，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近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是通过“接触”把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通过经济自由化使中国实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化”。但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超乎预期，美国政界和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是否成功”问题出现了大的辩论。中共十九大以来，“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彻底失败”成为美国朝野共识。

丁奎松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期在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的《中国重估算：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一文，反映了近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结论性看法。该文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美国对华既用过大棒、也用过胡萝卜，都以失败告终；二是美国政府原来认为中国会通过改革开放走上西方道路，这一判断错了，中国不仅没有跟着美国走，还“另搞一套”，并且已经强大到可以跟美国竞争的程度；三是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手法过于片面，把双边经贸关系作为抓手处理中美关系缺乏效率。丁奎松认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的前提就是要认清：“美国对华定位的转变是战略性转变，千万不能当成策略转变”。

雷少华介绍了近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美国学者、官员与智库代表团交流的情况。美国方面对华的新判断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将“输出政治模式”，美国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准备输出中国模式的信号，例如“管控网络”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这将极大地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世界”价值观。第二，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业已壮大的海军对美太平洋舰队构成巨大挑战，美海军已逐渐失去在南海的优势地位，制衡中国海军的能力将越来越弱；由于缺乏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将越来越无力应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增长。第三，中美处于1972年以来关系最坏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相对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当时因力量对比悬殊，“声音虽大，但行动妥协”；现在是“声音大、行动坚决不妥协”的态势。这次中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快速而强烈的反制远超美国各界的预期，对美国政界造成了不小震动。

丁原洪认为，对中美关系大势的认识要有历史纵深感，要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看待中美关系。从长远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国试图永远称霸世界，而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逻辑下，出现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情况无法避免。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抱有把中国视为挑战者加以防备和打压的思路。老布什时期，在苏联颓势已现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认为，未来为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必须全力防止再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中国在当时就已经被美国视为应该防备的对象。美国之所以后来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不是出于和平的考虑，而是全面遏制已无法奏效时的策略改变，希望通过接触战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显然，美国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不仅没有能够系统地遏制住中国，对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容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允许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和促进投资等行为还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崛起。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说过，中美关系最关键的时刻，将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中共十九大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可改变，所以公开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比较平稳的局面不容易，要抛弃过去那种通过双边会晤就能够缓和关系的幻想。

柴卫东也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将是全面的、长期的、全域的“掰手腕”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我们对中美关系一定要摒弃幻想和幻象。所谓“中美国”的提法是一厢情愿。只要中国做个严格守规矩的“好孩子”，美国就会放过中国吗？市场换技术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高端技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幻想、幻象会妨碍对对方行为的客观判断，可能有三种情景：不知道、知道而不相信、知道也没办法。而中国目前很多情况属于第二种，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承认美国对华存在威胁，但遇到具体问题仍心存幻想，以为它“不至于对我那么坏吧”，如此只会让我们对美国对华敌对行动缺乏准备、甚至不准备。

中美或形成全面竞争态势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未来美国将在战略、安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持续施压，从而实现对华全面遏制，以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

针对近段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战，雷少华认为，国内关于“特朗普是为了中期选举而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评论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贸易以及阻碍中国发展方面已经达成空前一致。奥巴马时期已经认为中国利用全球化、WTO和美国市场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并推进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当时民主党的策略是通过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TPP和TIPP），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隔离”。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慢，因此通过直接发动对华贸易战，直指“中国制造2025”。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分歧。由于对华强硬态度，特朗普在美国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上升。

雷少华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中美两国产业政策及其实现方式的竞争。中国的产业道路和德国、日本不同，德日重视依托零部件带动产业发展，而中国主要通过整装带动产业发展，其竞争势头正迫使德日企业节节败退。一旦产业集群成熟，中国会通过国有企业迅速推动其升级。美国过于强调靠市场竞争，产业升级速度慢。中美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决策和执行模式，导致两国在产业领域高度竞争，二者的冲突无法解决。美、欧、日虽有矛盾，但都属于美国的盟国体系，故美国不必担心产业链是否完整。而中国工业所需中高端零部件目前还依赖美、日、韩和欧洲，随时可能断供，加强上游零部件和元器件升级、建立尽可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当前西方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怀有很深的疑虑，在此形势下，日本和欧洲势必跟美国拴在一起。

“中兴芯片事件”引发了舆论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高度关注。学者们认为，这一事件说明，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直取命门而来。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芯片、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还有10年以上的差距。这个迟滞非同一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资金、产业政策等，需要一个过程。 “中兴芯片事件”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它的实质是美国力图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遏制中国的追赶速度，所以不是孤立的事件。

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仍然是中美对抗的主要领域。丁奎松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指出这是美国拉拢日、印、澳搞小圈子，打造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菱形，构造新的对华遏制圈。但“一带一路”如果争取到印度的支持，不管是在亚欧大陆还是亚非通道，就将基本打通。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试图通过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王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挑起中国开第一枪，进而形成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对中国全面制裁。目前美国跟蔡英文政府很热络，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是坚定的亲台派，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红线不足为奇。而且“台湾牌”已经摆在了美国对华博弈的桌面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例如，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就赴台访问，讲了一通“印太战略”以及台美关系。丁原洪认为，美国的确在打“台湾牌”，但并非无所顾忌，它也在不断摸底，测试中国底线。它担心刺激中国真正收复台湾，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中美也将在软实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毛伟分析了中美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博弈。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全球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概念，以政府为主体推动实行，调用各方资源实现对目标受众的信息传递和施加影响，最终达到“洗脑赢心”的效果。美国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直接向总统负责，具体分工是：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防部负责心理战、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信息运作，广播管理委员会负责媒体传播及网络传播，国际发展署负责对外援助相应的传播活动，很多NGO也参与其中。此外，中情局等17个国家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目前中国对战略传播的认识、安排和理论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战略传播的整体思维。

任晶晶提出，中美之间的终极对抗是文化对抗。话语权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战略力量的对冲。中国学术界在引领文化思想建设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从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来说，应该注意三方面不良倾向：一是唯美国是从，很多概念来自美国，不少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喜欢拿美国人的说法为依据，当了传声筒还不自知。而美国人正是想通过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传播或表达美国的声音。二是看任何问题都从“经济决定论”出发。例如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有人认为半岛局势的改变是因为朝鲜内部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有很大起色，即使在1994-1998年的极度困难时期，朝鲜都没有因经济困难而生变，认为现在朝鲜会因为经济而垮掉的观点岂不太天真？近40年来，唯经济决定论成为一些人判断国际形势的根深蒂固的镜像式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改变。三是被第三方因素所干扰。很多做国际动态研究的学者，细节掌握得很充分全面，但是不看大势、不看战略，在国别或区域研究、特别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双边关系研究中，要改变被第三方因素干扰的现象。

认真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在美国政界对华辩论已经结束、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重新定位的新局面下，中国如何确保中国崛起进程不被中美关系所干扰，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第一，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力，走自己的路。丁原洪认为，中共十九大让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要相信在中美博弈中，时间于我有利。而且在朝核等很多问题上，美国依然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的心里要踏踏实实，“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威胁我，我也不怕，但我也不主动挑事”。

第二，慎重判断中美关系中的特朗普因素。作为非建制派的代表人物，特朗普独特的执政风格对处于转变中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需要认真观察和全面评估。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面临“通俄门”、“招妓丑闻”等一系列麻烦，对民主党、共和党、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掌控也显不足。但同时，特朗普通过减税等措施抓经济建设，在美国民众中保持了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的后面有军工、金融和能源三大集团的支持。对手民主党内部混乱，缺乏有竞争力人选。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保持与美国各方面精英的接触十分必要。

第三，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强化底线思维。没有国家安全的保障，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历史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镜鉴。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再怎么说走和平道路也走不动，别人不让你走。美国对华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全面博弈，哪扇门能推开就从哪扇门进。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至关重要。

第四，加速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完善自主创新软环境。中兴芯片事件让“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逻辑受到全面质疑，尤其凸显了核心技术独立研发的重要性。柴卫东表示，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往往存在幻想，不仅芯片，军舰、飞机、导弹等所有发动机的核心技术都存在不小差距。要掌握核心技术，首先要坚定基本方针，不能过一段时间美国人态度松动，表示可以卖芯片，就再度动摇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我们已经有不少前车之鉴，很多重大研发项目因为偶发事件的干扰而下马。凡是任何被外国“卡过脖子”的技术，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自主研发，不怕被诬为“极左”和“冷战思维”，不怕国际制裁与封锁。

简练认为，中兴芯片事件客观上对近年来无序并购海外技术资产和国内风险投资乱象，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有利于将资本引入支持国内高技术行业发展的正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许多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庞大的人才库充满信心。只要有合适的创新制度和竞争机制，我们一定会成为自主创新大国。中美未来以竞争关系为主，但并不妨碍我们向美国学习，尤其要积极学习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成功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经验。美国由国家招标的高科技项目的竞争机制很值得借鉴。军方设定目标，找五个团队进行竞争，从中筛选出最优的团队。我们过去一般是指定A子目标由A团队负责，B子目标由B团队负责，缺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A、B团队都垮掉。当前中国已经兴起一大批新兴力量，例如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民营企业大连光洋的崛起势头强劲，要给这样的民营科技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军民融合就是要给那些不靠关系而靠硬实力的民营企业以机会。

雷少华认为，为完善自主创新的软环境，改革高校科研的评估体系十分必要。目前高校以SCI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正在摧毁中国工科制造研发优势。一些名牌工科大学在这一评价和激励机制下，很多不相关的学科（如精密仪器应用）也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因为这个领域发文容易。结果国家资助的大量科研经费用在发SCI文章上，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贻害无穷。

第五，适度与美国经济脱钩，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部分得益于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将越来越成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武器。我们要有步骤、分领域逐渐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中美贸易战，凸显了“一带一路”的对冲战略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中国调整国际市场布局的紧迫性。中国急需加速与非发达国家的市场融通。要统一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一窝蜂；要把中国的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避免走偏而被西方利用作为攻击我的口实。也有学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情复杂，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只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力量太薄弱，国家要在多方面提供支持。

第六，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竞争不是要搞“新冷战”，中国不会跟着美国搞拉帮结派的集团对抗，但要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要加深中俄间的战略协作。要更好地发挥上合组织平台的作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通过经济合作寻求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协商机制。美国的盟国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可以做工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和印度、日本等国发展关系，努力减少对抗性。也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班农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包括班农本人、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我们都有必要与之建立联系。要尽可能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

                                              （编辑  碣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也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贯彻中央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举办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院校的专家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就当前国企需要重视的各方面体制机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国有企业介绍了他们通过混改和重组整合激发企业活力的历程和发展经验。

国企效益好转，仍有明显差距

据权威数据，2017 年国资系统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营业收入约50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加值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2.9 万亿元，同比增长23.5%；税费合计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6.4 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加值6.6 万亿元；利润1.4 万亿元，同比增长15.2%；税费2.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取得这个成绩，一方面有经济形势转好的因素，另一方面来自改革激发的活力和动力。

国有资本的回报率是否偏低？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说，2016年，从财政部、国资委、统计局、证监会四个部门的数据看国有企业效益，国有资本的回报率，大概是“3、4、5、6”——财政部口径的国有资本利润率是3.0%（财政部公布数据），国资委的口径是4.7%，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是5.76%，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部分的利润率是6.75%。

为什么数据存在差异？这源于各部委统计口径不一致。财政部是把地方所有数据加起来，连公共汽车这类不产生利润的资产都纳入总的国有资产里面，因此这种口径下的资本回报率是最低的。而国资委的数据来源于其管辖的国有企业，不含公共汽车这类国有资产。统计局是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口径。证监会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有对比才能说话，那么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多少？按统计局口径，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16.18%。证监会口径下，上市公司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6%左右，民营企业是9.25%。数据最乐观的是上市公司民企和国企的比较，因为好企业才能上市，但国企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仍旧低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资产回报率，尽管这种差异比统计局下的口径改善很多。与国际上企业进行比较，没有找到能够准确对应的数据。看美国500强的资本利润率是15.78%，比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民营企业资本利润率略低一点。

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参照说明，第一对国有经济要有信心，第二承认还存在差距。

改革要坚守社会主义底线，混改不搞一刀切

国有企业进行混改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中石化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傅成玉指出，全面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要明确国企改革是要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有经济也应该通过混改，投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

一些专家指出，国企改革要有方向感，要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底线，改革的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民营部分已超过60%，国有经济比重不足30％。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有企业混改要一企一策、因地制宜。许多专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原则方向，具体的改革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啦啦队、一风吹。因为企业要应对所在行业、市场、监管和内部组织等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因素，不能要求企业都按一个统一标准去做。国企监管部门的职能是把关，稳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的混改决策权应该交给企业，让企业审时度势，自主决定。

要重视改革政策效果的评估。我们国企改革的政策文件很多，但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估总结不够。应该进行实证分析，如政策的方向、政策的路径、政策的环节，政策的得益方等等都需要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亟待建立与完善

李小雪指出，理论探索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现实中的问题，若陷入长时间的争论会束缚企业决策、迟滞国有企业发展。必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实践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国有企业不光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就目前来说，国有企业仍然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加上市场经济的优势，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为我所用是被时间和实践证明了的成功模式。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也是改革的方向。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组织部门对国企高管的领导，而且要体现在国企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应该重点考察创新能力，而非利润率等短期指标。国企竞争力的基本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应付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国企改革在分类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分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说，应该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层。分类解决的是国有资本与所在不同特点的产业或领域的关系，分层是为了清晰出资与用资关系问题。出资与用资关系是市场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以淡马锡为例，组建淡马锡这样的机构，就是为了有效隔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出资人与用资人的关系。若企业集团总部通过了授权，那么该企业集团内的投资、出资等管理问题，就不再属于国资委管理范畴。

按照中央企业分层原则，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也要分层。中央层级的国资委对地方国资委负有指导的职权，但地方国有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在资产的产业领域配置的问题上，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配置领域有必要进行分工。

通过分类加上分层，有助于改革的深化。传统理论重视所有权或产权，而在现实的投资运行链条中，最重要的权益其实是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也就是接受授权公司的法人财产必须有完整的、独立的权力。所以，坚持公有制和发展混合经济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而人们通常把混合所有制理解为从终极意义的国家所有权起步进行所有制改革。同时这也有助于建构新的国资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真正把国有资本推向市场，隔断行政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所以应加快国有资本经营或投资公司的组建步伐，公司将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通过授权方式强化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选择党性强、责任心强的董事长，就能选好管理层。

综上，必须在某些理论概念上实现创新，全方位引入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定义应该明确为：接受授权的、全资的、国有投资公司或者是集团公司。如果是多元出资的，且多元出资的多数所有权是国家，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算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概念，它应该叫国家出资企业。上述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看清最终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保护国有资本，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处理好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融性的问题。

对“国企垄断”要有全面认识

有专家指出：社会上对国企垄断批评很多。但有些行业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垄断性管理有其必要性，只要加强审计监管，企业也能够搞得很好。垄断也要看具体条件，例如经营对象、发展阶段等，不能混在一起讲。政府对妨碍竞争的垄断要进行处理，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垄断倾向要注意，例如新兴网络企业在互相竞争中都想压垮对手，国家就必须出面维护竞争秩序。

同时也要看垄断的利益流向和目标。国企对油气资源实行垄断开采，民企不高兴，说我也要分一杯羹。问题是民企都分到私人口袋了，国企是分给全民的。另一方面，比如中车和南北车合并不能说是垄断，因为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要面临国际化竞争。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搞活管理机制

关于完善国企管理体制和搞活经营机制问题，讨论集中在政企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监督机制和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关系，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出资人代表、政企关系和“管资本”

李小雪指出：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具体管理方面，董事会和党委、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但关于股东会的问题还有必要理清。

股东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顶层，股东会决定董事会，董事会决定管理层。国际上关于法人治理只讲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控股股东担负什么角色、对企业发展应该负什么责任，缺乏深入研究，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政府是国有经济的总开关、总代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国家战略目标之间是分割不开的，即便在充分市场条件下也是如此。党和政府是社会责任的总负责人，但责任分解到企业，就会出现目标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实践中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范围也很难清晰。例如位于乡镇的企业常常要资助地方公共开支如道路维修等，国企层层下放后这类问题更多。在国外，欧洲企业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美国企业则强调股东利润。

讲政企分开，不要把国家的作用抽象化。政府和企业的具体连接点是出资人代表，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就是股东会代表。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代表政府出资的股东代表是谁？在股东会怎么发挥作用？这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说清楚。

比方说，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是一个重大的转换，一些关键理念要梳理清楚。管资本是否意味着放弃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管控？若是对企业战略和运营方针都不管，那么管资本意味着管什么？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因为认同企业的发展战略才买你的股票，买的是企业的竞争力，甚至要通过控股来影响企业经营方针。所以，不能把“管资本”简单理解为股东和董事会的关系，而是要改革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在微观层面，股东会股权代表与国资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怎样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关系，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认为，这是从国家管理角度来看的，政企必须分开，政府不能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但现在有人说国家只需管好国有资本，不要再管国有企业，这是错误的。因为资本必须有企业作为载体。中信股权结构是由集团绝对控股，但“一股独大”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央的改革精神。还是应该一企一策，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不一定非得彻底打散。

国企体制机制有哪些短板

李小雪认为，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决策路径太长、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问题。关于决策机制，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前中信就打报告要采购澳大利亚铁矿，请示批复下来时，澳铁矿公司股价已经涨价一倍，失去了购买价值，而且交易对手借用中国作为潜在买家之名渡过了难关。在市场瞬息万变之时，请示路径太长对企业市场竞争带来很多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领导问题，一是企业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企业家构建团队最终形成战斗力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给企业家这个时间。二是激励机制，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是问题，企业赚钱归自己理所应当，企业办砸了影响也有限。但国有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往往涉及国计民生等大问题。因此，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就看谁能取长补短。国有企业的长处是有党的领导这个政治优势。民营企业的优势是经营灵活、决策快，用资本杠杆撬动人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急功近利。十八大以来一些民营企业也在补这个短板，建立党组织。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傅成玉认为，国企搞活，在管理机制方面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内部经营市场化，二是企业治理落实党的领导和理顺董事会职能。三是要有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搞活机制，要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落实自主权和容错空间，建立全体员工共享好处的分配制度。只要机制到位，混改并非必须，国有资产盘活并不困难。

董事会改革试点，核心在于根据企业实际，理顺董事会职能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系。党要管大局、管方向、做保障。同时我们要按照《公司法》行事。中石化的做法是让党组成员都进入董事会，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决策。

关于三项制度改革的经验。2003年傅成玉曾在企业试行干部竞聘制改革，中层干部聘用期一般是3年，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哪一部分经营不好，首先要对应的干部负责，不行就下岗，不能只让工人下岗。员工合同是一年一签，但实际上淘汰率很低。尽管合同期短，但提高了员工的责任心。在分配制度方面，管理层激励很必要，让全体员工都共享好处更重要，只强调激励管理层不一定好。工人要有固定收入，但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增加的收益，工人也应该有分享的权益。应该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人未来离退休的基金。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企业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立足于全体员工共同发展。

企业激励机制要搞活　　

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搞好企业主要靠两条：一是优秀的企业家，选拔合适的企业领导人才；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他形象地说，这叫“草鞭刀理论”，比如在中信内部建立了“分润式”奖励，并强化内部审计。开始是五五开，后来二八开，保证基本工资，效益好就重奖，效益下降收入也下降。中信证券到“常青藤”高校招人也很有号召力。山西票号和华为都采用了分润式奖励制度。山西票号称之为“身股”。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所有的小伙计全都有身股来分享利润，但你离开了就没了。华为也是一样。大家在一起就有生命力。实际上，股票激励不一定能提高员工忠诚度，股价一高大家就把它抛了。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说：中国站起来了，也富起来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有企业的广大干部员工并没有富起来。当年国企改革脱困，两三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这始终是我们心里的痛。国有企业的员工多少年来就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却是这个社会中最低的，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国有企业的父老乡亲们？我看到华为就很感慨，他们是真正能够让员工富裕起来的企业。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工资总额超了一点就提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高度，很多地方干部因为这个问题被处分。不能把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化，概念化。否则谁都不敢做事。

上级监管部门要给企业应有的活动空间

关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加强监督很有必要，但建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要管得太死。傅成玉认为：要企业管理者敢担当、容许犯错误，就得明确什么样的事容许犯错误。民营企业发展快的原因是对市场变化反应快，国企在这方面则受到诸多限制。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作出预判，提前几年安排长期投资和研发计划，这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但现行管理机制让我们很难做长远安排，只能做当下。因为上级部门下来检查，100个项目99个赢利，只要一个亏损，他就只盯着你的这个1％不放。对国企的考核既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更要鼓励企业增强竞争力，做大做强。如果只强调防止流失，管理机制不活，同样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可能搞死企业。有关国企负责人投资终生追究制的规定过于死板。希望纪检、监察、审计、人事等部门形成协调一致的企业纪律检查办法。

宋志平说：关于违规决策的追责问题，建议要稳妥、慎重。损失500万元当然是问题，但要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合规决策可以不追责。但问题是规则太多。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文件都是“规”，而且这些规常常互相打架，拿A文件不违规，拿B文件就违规。违规裁量权掌握在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手里，审计就像找错字，处处挑错，让老总们没办法。一把手每天都要签好多字，每做一个决策要想那么多规，哪里想得过来？要算总量，别老纠缠一件事。十九大精神里有容错纠错、安心安业、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这一条。曾经有一位领导发问，为什么网络公司的前5家没有一家央企？我觉得这个问题，领导应该问自己。没有创新机制就没有互联网基因，腾讯、阿里在盈利前要烧好多年的钱，而国企只要烧一年钱就要被追责。

中信集团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严宁认为，现在监管的机构越来越多，不同的部门又常出台一些新规定，管理链条很长、监督链条也很长，企业领导人往往受到各种制约，难以执行决策，这样很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加强监管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壮大国有经济，但有的时候把手段当成目的，事情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要开展国际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等新东西，可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和机会，但目前企业受制于种种规定，动弹不得。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通盘设计。我们有一些制定政策的部门，其工作方式就是门来门往，照章办事，难以深入到一线实践中。改革毕竟要允许尝试新东西。给企业家创造更宽松一点的条件。国有企业在需要时要发挥好功能性作用，国家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国有企业能够解决，这才能体现出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如果管得太死，企业家缺乏自主权，就没有了做事业的空间。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书记、局长张云东认为，前不久央视的《大国重器》节目讲到蓝鲸2号深水钻井平台，这个项目的控股股东是中远和招商，他们对企业的负责人非常了解，负责人在研制平台的过程中连续投了30亿，仍然坚持研发，这就是企业家的专业素养和气魄。如果按照常规的管理办法，浮亏3亿元就会被解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奉献精神。我们要扭转社会上一味向钱看的风气，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制定政策时不能假定所有人都具有雷锋式的奉献精神，我们提倡国企领导要有奉献精神，但也要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否则必然限制活力或造成人才流失。

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港企资产管理局的管理方式很清楚。资产管理局委任董事局成员，然后派驻一个中层官员坐在董事局。按照市场薪金聘请CEO。港铁CEO可能要800万港币的年薪。但是港铁每年给政府的分红有几十个亿。所以在我们的经验来看，你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配好一班人，机制搞活，企业就能做好

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说，国企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是要培养一大批忠诚于共产党，有担当，又有很强管理能力的红色企业家。国有企业在多年市场竞争中已经成长起一批很好的企业家，要保护他们，注意培育新一代人。监管和激励应该配套。监管严格了，激励就得跟上。

要把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改革和党的整个干部体制的改革放在一起看。不能就事论事。随着经济发展，随着党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应该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应该分类分层去管。

企业家精神是要贯穿到从上到下、从始到终的一条主线。王民认为，上级党委配强一把手，配好一班人，给一个机制，肯定什么企业都能做好，千万不能管得过细。徐州市国资委管理徐工，把权利交给我负责。我的领导班子全是我来推荐。市国资委不管我的经营指标和决策，并给我一个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分配机制。我的薪酬是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根据市场决定的。刚才各位老总说的分配改革，徐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做过了。

（编辑  碣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作过多次指示。他要求新闻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要立足时代特点，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推动两类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

2017年11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座谈会”，20余位来自新闻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资深专家学者到会参加了研讨。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和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 历经24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艰难、辉煌、曲折、改天换地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我们就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理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得到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我党历史的传承，经过了努力的探索，来之不易。“中国特色”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习近平同志把中国以往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教训作了高度的总结。“新时代”来自于党和人民长期的实践，它是在实践和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扭转局面、矫正方向。正如王岐山同志一次在湖南主持巡察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经过五年的砥砺前行，形成现在的大好局面。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前不久，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4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十九大前后我们开了几次会，探讨“中国学派”问题。党在各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早已奠定了中国学派的根基。毛泽东就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邓小平则是开拓者，他努力推进中国学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进展。至习近平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我们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出最大的努力，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孔丹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中国特色新闻学也不只是研究中国特殊性的新闻学。我们要研究中国和世界，但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界出现西化倾向，学术界的一些人不但被别人矮化，而且自我矮化、自卑。我们既不要矮化自己，也不要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一套理论拿来做框架。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基于自己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新闻学界的各位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对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新闻学理论领域里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学派。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明显。到会专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新闻学的中国学派，其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社会主义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以中国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新闻学，解释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工作。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认为，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既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包含本国和国外新闻学界的理论贡献；既吸收西方新闻学值得借鉴的东西，也坚持中国新闻业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具有一些各国普适的要素，包括：

新闻本体（新闻是什么）：陆定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要据实报道，充分体现真实性，新闻又是按特定要求对事实所做的反映。

新闻特质：新闻区别于文学艺术，它的功能是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好的报道选取的事实应具有较高新闻价值，避免令人生厌的生硬说教，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形成和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

媒体经营：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闻管理：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需要有新闻法治，也要有新闻伦理。

中国的新闻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同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将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和舆论引导有效，把握好“时、度、效”；正确处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既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精华，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不断丰富发展的新鲜内容融合其中。

关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源流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从中国有新闻学的时候就开始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特色新闻学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方面。新闻传播事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核心价值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新闻学包含着古代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传承、近代引进的新闻事业的影响、本土新闻业诞生过程中的时代烙印、苏联党性新闻理念的植入，本土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对新闻学的实践和诠释。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真实、客观”等新闻学核心概念，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和排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新闻业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沟通，议政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实践，商业报纸虽然兴起，但是政论报纸和政党报纸依然是报纸的主流。教化是媒介功能的核心。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认为，当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所以要把社会动员、凝心聚力放在第一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既不能让这种政治属性取代新闻的真实客观性，也不能以新闻的专业性为借口，脱离政治。

必须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划清界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的设想，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宣部提出的，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与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对西方传播学（被称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产生冲击的回应，带有很强的战斗性。

部分学者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目前最大的学术对手，就是甚嚣尘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流行思维对新闻界影响很大，大多数青年记者与其说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新闻专业主义。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指出：新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新闻理论已被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这成了不容否决的范式。他们排斥和打压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讨论，声讨针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文章。尽管批评的语言看似温和客观，实际上很霸道、极端。

只从特殊性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远远不够，必须反思整套西方建制下的学术思想。中国特色绝不是简单的强调特殊性，否则中国的特殊性就缺少正义、平等的价值关怀。西方的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模式、市民社会的法权关系，都是建立在文明等级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所谓普遍模式，其实存在极大的等级关系和歧视关系。不从正面和西方新闻理论交锋，不清算这种霸道的学风，中国特色新闻学就不可能确立。

中国新闻学的原则和实践不同于西方新闻学

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借用这个说法，我曾提出，如果原来从国际共运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看山是山”阶段，改革开放后通过理想化了的西方新闻理论来看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就是“看山不是山”的过程，那么，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新闻学，是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

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和自由主义精英的傲慢和脱离民众的情况已暴露无疑。从西方的批判传播学者（例如乔姆斯基和麦克切斯尼）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已经被批判得很充分。

在新时代重构中国新闻学体系，一方面要重新梳理和认识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继承其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批判新闻学、尤其是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这包括对媒体的垄断资本拥有和控制、媒体商业化的反民主倾向、以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英倾向的批判。

但是，西方批判新闻学也有自己的盲点。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新闻学体系时，需要克服的。

第一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盲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框架内，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媒体是“看门狗”，必须对政府进行监督；在批判学者那里，西方国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随着福利社会的消解，西方国家政权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性质更加明显，西方批判学者的分析更无法超越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中国国家的性质不同，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来构建中国新闻学。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前提下，重新确立新闻“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第二是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盲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性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宪法把工农联盟当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今天，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后，国家把振兴乡村提到了战略高度，探索中国道路意味需着重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回到延安传统，与乡土中国紧密连接，这不是任何西方理论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仅体现在新闻内容上，还要体现在新闻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比如，中国传统的传播智慧讲究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与西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许多教条不同，而穆青等人的新闻实践就充分体现了情理结合的中国传播观念。

张垒认为，中国的新闻业实践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没有被纳入“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框架中。例如典型报道、主题报道，甚至记者和被报道对象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例如《齐鲁晚报》记者张刚在做社区新闻时，真正参与了整个社区的治理。他们和人民的联系，与那种号称独立自主的西方媒体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新闻实践总结出来。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要到实际中去，要深入具体的人群。构建中国学派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找到真实的逻辑和真实的本质。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说，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欢迎各国记者在中国多走多看，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这反映了积极清朗的舆论态度，体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一致性。和西方新闻学不同，我们是全面积极的真实观，不需要溢美之词，只要客观有益，就是好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基于中国的实践，构建中国的话语，既要能与世界沟通，又要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新闻传播学

吴玫（澳门大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说：西方新闻绝不是所宣扬的那么客观、自由、公正。美国将自己包装成这样的形象，被很多中国学者接受并崇拜。　　

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第一，以信仰或信念挂帅，以改变人的思维为目标，这是来自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所有的传播都根据信仰来编排，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是“专制体制”，新闻和故事就根据这样的思维框架来编写。第二，市场经济中，社会的运作基础是商品营销，营销广告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第三，每年的政治选举通过大规模的新闻传播和基层运作，控制了人的政治生活。第四，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以心理学为基础，包容部分社会学内容。现在（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发展，控制了人们的社交范畴，编制了一个非常大的符号网络，任何思维、解读都在这张网中，不管事实怎样，人们总是会受到其中一些信念和概念的影响。

要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跳出这张编织的符号大网。新闻学是一个意识形态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也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学科，它由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体系和协同运作规律支撑。如何进行意识改造、如何进行入脑入心的运作，美国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要以实践为基础，做更多探索。

徐长银（原新华社参编部副主任、《参考消息》原副总编）指出了西方新闻报道的虚伪一面。他说，新闻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以事实为依据，这对记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西方媒体也有假新闻，即利用新闻渠道传播谣言。

新闻报道要为政治服务，中国是这样，西方媒体同样如此。美国新闻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或者说政治立场意识非常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意识形态偏见。

例如1993年江泽民访美，与克林顿会晤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了，然而第二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刊登了美联社的同一张照片，其中克林顿的表情非常严肃。而国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刊登的照片中，两人的神情很融洽。这分明是美国新闻当局在操纵。又如国内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内听证会抨击中国产品大量进口损害了美国产业的利益，而实际上在听证会作证的，进口商和生产商各占一半，而进口商是不主张控制从中国进口的。可是美国媒体从来不提进口商的态度和意见，这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选择性。

美国对新闻的封锁也有很多例子。1993年10月，美国在索马里的一次军事行动中18名士兵被打死，两架直升机被击落，美国电视台反复播放索马里首都民众拖着美国兵的尸体在街上游行的镜头，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为什么当地民众那么恨美国兵？后来据一些小媒体透露，美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打死300多名当地百姓，打伤700余人，其中多数是平民；一年后英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又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屠杀平民上千人。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这次行动。然而美国媒体对此只字未提，西方媒体对这个消息封锁了一年之久。可见，美国对新闻的管理也很严格，美国媒体绝对不是国内某些人想象得那样客观、公正、自由。

中国新闻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一个支撑性学科之一，这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对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直接的教育指导作用。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专家们指出，目前的中国新闻学处于弱势的位置，还远未起到支撑性学科的作用。

一是新闻的发展落后于国家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国家形象问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成长了，但是新闻的发展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我们国家的形象一直树立不起来。

二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必须承认，中国的新闻理论落后于西方理论，我们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完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教学总是停留在口号化、简单化、片断化状态。所以至今许多人仍死抱着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放。当代新媒体兴起，新旧媒体融合出现许多新形式和新问题，但是理论没有跟上，甚至有的新闻理论课的教材始终都没有更新。

尽管多数高校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但很多课程的设置更像是应付任务，有的就是基础理论教育，而且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

信息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博弈

　　互联网时代对舆论引导的挑战

丁柏铨指出，当代互联网成为创新驱动的先导力量，国际社会中互相影响和渗透。新闻生产平台、生产者和受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媒体加盟新闻传播，官媒、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加入新闻生产，使用自媒体的人可以随时披露信息、发表意见。网上情绪化意见盛行，可能形成舆情大潮，给舆论引导带来很大困难。新闻受众的眼界也比过去更开阔，要求更高。传统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和深度挖掘新闻。　

新媒体崛起和新旧媒体融合博弈的问题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必须面对中国实践，需要解决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等问题。

一是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十八大以来的新闻改革，试图推动媒体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而BAT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媒体陷入断崖式下跌状态。BAT是垄断性平台，通过资本运作推动新旧媒体的融合，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不使主流话语权旁落，我们鼓励传统媒体投入更多资金打造自己的平台。然而这无异于“以己之短搏彼之长”。例如某主流报纸官网，上市5年来，不论硬件软件，和门户网站的技术差距依然明显，新闻生产的压力不减，经营情况也不乐观，三大主营业务中“广告宣传”和“移动增值”都在下降，只有信息（舆情）服务费上升，舆情分析的主要用户还是政府。由国家资本建立的网站，其生存靠政府买单，这样的市场化模式究竟带来何种经济政治效益？

二是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

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和“舆情市场化”不是一回事。现在官方网站作为第三方，政府购买舆情分析、靠舆情修复解决问题，恰恰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舆情产业”还催生了一大批市场化的“舆情分析师”（据统计，2013年全国大约有200余万），其资质认定和分析方式参差不齐，主要靠行业自律规范。他们的报告递交给政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判断形成误导。

媒体所有权和市场化经营的广告权问题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认为，当前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平台问题和激励问题。

媒体属于谁？西方媒体理论认为媒体必须是私有的，它们这个理论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反抗压迫教会压迫而产生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今天美国媒体虽然是私有的，但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它沿用了当时教会的宣传方法，本质上是资本的公共媒体。

中国的媒体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媒姓党，这是对媒体所有权属性的明确主张。应该明确，网络媒体也是媒体，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而我们网络平台的现实情况是，无论“中央厨房”还是网络媒体，使用的都是别人的资本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乌镇互联网峰会上强调互联网主权。没有平台的所有权，如何实现互联网主权？

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经地义，媒体私有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对所有国家是否“民主”的评判标准也是专断的——媒体是否开放、是否自由、是否准许西方资本进入。而我们要认真考虑中国媒体所有权的形态问题。要对媒体所有权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多出正能量作品。如何落实？如果拍一个正能量剧，谁出钱？目前媒体的生存主要依靠广告，传统媒体不如网络媒体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的广告额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的广告额。但中国如此大的广告市场，前四位广告代理商都是外国公司，总份额在70%以上。换句话说，媒体的指挥棒在外国资本手里。　　

目前网络媒体的价值已经超过传统媒体。要吸取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收视率被资本操控的教训，对于网络公司的数据、对于传播效果的评价，一定要由独立第三方操作。核心问题是要隔离或减弱资本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可能的融合方式

吕新雨提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可考虑以下可能的方式。

第一，参照欧洲收取部分票房收入扶植电影的方法，国家向新媒体社交平台统一核收新闻生产视听税，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商）。如果传统媒体跟平台逐一谈判，单个媒体很难具备同等的谈判能力，中小媒体不具备谈判资格，且会因为版权原因导致内容传播受限和独占，与新闻的公共性冲突。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在地性，是媒体生态多元化的前提。要保证这两个性质不被扭曲，必须避免恶性竞争，这只能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

第二，网络社交媒体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现在广告经营权完全被社交媒体平台垄断，只有强制社交平台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按比例回馈平台，才可以维护公平，克服平台对广告的绝对垄断。

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是旁观者或者被动的受众，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只有使用者和生产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才是改革体现公共性的时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既然是优势互补，两方面都不应该以己之短搏彼之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构建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改革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试错要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定，路径需要调试，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并驾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如何体现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进

关于新闻学的教学，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传播学纳入社会学、心理学、商学等社会科学序列，成立服务于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需要的传播学院。新闻学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培养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新闻舆论人才。传播学与新闻学可以有所交叉，但各自的学科地位必须清晰明确。

第二，新闻教育要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系统目前实行的是一套西化的评价体制，以能否在美国期刊发表英文论文为标准。而新闻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胡钰建议，在教学中要坚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科学方法，培育学生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走出中国，看看亚非拉国家，让他们看到中外发展程度的比较，看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核心是要解决学界自信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有充分信心。

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认为，要做好学科基础工作，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三个方面，深入阐释学理，论证它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作用。这一学科应该是统领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要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舆论学和宣传学领域。我党在宣传方面曾经很有研究，但宣传在西方是贬义的，西方传播学引进后，宣传学研究陷于停滞，目前国内研究宣传领域的人很少，亟待拓展。

李铁铮（北京林业大学绿色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大学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培训、座谈会等，动员更多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投身学科建设。今年夏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会”，培训效果很好。要发挥好新闻学专家的作用，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学术权和建议权。任何真理的传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同观点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旗帜鲜明，对模糊认识做好说服和阐释的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和壮大队伍。　　

大学应该成为传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前沿阵地。这一学科正处于创建阶段，传播是渐进的、动态式的，要加强与教育、宣传部门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让中国特色新闻学进讲座、进课堂、进教材。要用好期刊、书报、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

（编辑  碣石）

2017年9月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讨会。来自各有关单位的代表，围绕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若干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服务“一带一路”意义重大

习总书记指出，民间社会组织是各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使民间组织参与国际活动成为树立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聚焦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国别、重大项目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这还不够。需要发挥好国内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与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弥补政府力量难以触及的领域，综合体现国家力量。应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和企业合作，助力企业海外投资，实现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参会专家认为，民心相通是建设项目实施的前提，意义重大，而社会组织在促进民心相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是沿线国家政府间合作的重要补充；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和企业形成合力，协助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国际上和沿线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争议，有各种解读。“一带一路”建设要践行普惠发展的价值观，需要促进各国社会之间的真情交流，增信释疑，促进构建沿线国家间共同的普惠价值观，增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可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舆论引导工作，社会公益组织可以降低舆论宣传的敏感性，增加亲和力和可信度，可能起的作用、发挥的效力会更好。

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差异、社会舆情差异、对中国国际化期盼的差异等方面的挑战。海外项目建设，除了要拿出有竞争力的方案投标，必须兼顾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让东道国的当地人民了解项目开发对当地发展的好处，赢得项目首先是赢得民心。中信建设在缅甸投资中设立“乡村公益基金”，帮助当地村民致富，取得了村民对项目的理解和支持。中电建在老挝的水电开发项目，通过与当地各层人士协商，调整规划之后，消除了社会的反对声音。在项目开发中要培养当地人才，借助当地雇员，了解民情，获得当地社会理解，并且培训当地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同时积极参与东道国在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事业。海外公益事业既要做实事，也要重视宣传，要和当地媒体及国外NGO打交道，消除他们的偏见和恶意宣传，要主动与当地社会各界广泛协商。

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实践看，民心相通是短板，也是制约。该区域存在复杂的历史问题，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社会组织的影响力比较大，已经成为其他势力实施干预的主要方式，比如中国在缅投资的密松、皎漂等项目遭遇的问题，都反映出发挥社会组织推动民心相通作用的重要性。“孟、印、缅”对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扶贫等领域的合作有很高的呼声。社会组织如何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等相互衔接和呼应，是走廊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要能走出去、扎下根、待得住，需要建立能够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力量的长效机制。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介绍，该基金会与中石油、徐工集团、苏宁、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开展海外公益项目，对塑造中资企业乃至中国正面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民间组织“走出去”可以跟着企业走，跟着项目走，成为宣传队、播种机。“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国际性的群众路线。政府和企业也可以将一些专业事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实施。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当前国际上人道主义灾难频发，需要各国政府间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的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如我国参加尼泊尔地震救援中，我方从信息共享、后勤保障、资金支持各方面进行支援，有关社会组织与企业、当地社会、政府之间进行了全面互动。灾后青基会在当地建设了中尼希望小学，扶贫基金会在尼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及壹基金不定向资助救助儿童会，爱德基金会借助网络ACT深入开展行动。

亟需应对的挑战

中联部已设立中国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协调管理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民间外交工作的机制建设。商务部设立了南南合作基金。专家建议，可参照美国国际开发署经验，加强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支持，服务于海外合作项目的开发，将社会组织纳入支持范围。

到会专家认为，要发挥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作用，需要面对如下挑战：

一是缺乏明确的实施目标。就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目标而言，构建命运共同体是民心相通的长期和根本目标；从短期看，营造良好的民意氛围，改善投资环境，是民心相通的当务之急。目前人文交流还未进入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层面，在短期目标方面，相关活动还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走出去”也缺乏明确目标。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海外活动主要集中在扶贫、公益慈善等少数领域，较为零散、随机、偶发，缺乏整体和长远布局，未能积极服务于我国在东道国的整体和长期利益。

二是缺乏统筹规划。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指出，目前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尚缺少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总体考虑和设计。“一带一路”规划中确定人文交流的八大领域，基本是按部门领域各自独立推进，难以形成合力，影响整体收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仍然缺乏总体规划。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企业在开展民心相通项目时难以得到有力支援。一些代表反映，“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缺乏与专业化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和战略，缺乏资源的整合协同。大部分企业履行海外社会责任得不到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也未将社会组织纳入其中，社会组织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

三是缺乏实施主体。目前，在境外实际实施公益民生项目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但由于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同于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化程度也远不如后者，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国内的社会公益组织虽然已运行多年，涌现了一些具备群众基础和专业背景的实体，但“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仍然整体落后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中联部中国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协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俞小萱指出，当前有能力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社会组织多为体制内组织，普遍存在着“官味”比较浓、缺指导、能力弱、规模小等问题。目前，全国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约67万家，但只有300多家有能力参与国际活动，而其中只有100多家算是活跃的。全球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社会组织有4500多家，但中国大陆只有36家。中国的社会组织涉外交往起步比较晚，绝大多数在海外处于“四无”状态（无常设机构、无常驻人员、无稳定经费、无稳定项目），相较于发达国家的NGO有很大差距。

制约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原因主要是：（1）资金短缺。相比国内项目，社会组织海外项目的捐赠来源比较单一，目前主要依靠少数海外中资企业。从国际实践来看，政府海外援助资金（ODA）是NGO海外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2）人才短缺。在海外开展项目，需要社会组织的海外工作人员外语好，熟悉受援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受援国的文化风俗，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海外项目管理能力。但由于起步晚，加上政策法规限制，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人才匮乏，在海外运作的经验不足。

四是缺乏制度保障。当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存在很多制度障碍。例如，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缺乏法律依据；海外运作项目的实际行政成本较高，往往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比例限制；社会组织向境外捐赠或到海外开展活动时，面临通关、税收、外汇、法律等一系列困难；缺乏相关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

对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都要弘扬丝路精神，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布局，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整合各方资源，用价值观、用中国的理念去推动民心相通。

一是明确目标设定。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前副巡视员林大建指出，我们讨论或推动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不是单纯着眼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国际化，而是要发挥它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当前，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风险，一些合作项目搁浅或出现波折的背后是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单靠政府外交或企业自身，都不足以保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和项目安全，这就需要推动和培育社会组织有所作为。应以服从于我国在东道国的战略利益、总体利益、长期利益为根本目标，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相关海外公益项目。

二是完善顶层设计。孔丹认为，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从整体上对推动社会组织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力企业“走出去”进行部署安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建议，成立类似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机构，在海外积极布点，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当地环境。中电建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陈观福建议，要制定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立体式的布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建议，成立中国的“国际开发署”专门负责社会组织“走出去”，将商务部对外援助的职能纳入其中，确定优先援助领域、重点援助地区、项目类型和资助比例、资助方法等具体规则。这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与NGO合作的管理成本，还可以集中信息和资源、统一规划对NGO的资助方案，避免多部门管理下的重复资助和资源浪费。

三是搭建合作平台。孔丹认为，搭建社会组织与企业互相配合的机制和桥梁，可以把已经开展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林大建也指出，要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平台，形成顺畅的磋商协调机制。具体而言，涉及三类合作平台：（1）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平台，成立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协调机构，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资助和管理工作，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与合作。（2）海外中资企业与中国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海外中资企业与中国社会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既包括中国社会组织与受援国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平台，也包括在海外开展慈善事业的中国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促进社会组织相互学习和协作。

四是破解政策瓶颈。建议从立法上解决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合法性问题，明确我国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建议出台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物资出关、外汇管制、税收减免等相关规定，保障社会组织在海外顺利开展项目。

五是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具体包括：（1）资金支持。许多代表提出，民间组织“走出去”要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孔丹建议，借鉴“走出去”项目将安保费用纳入预算的模式，推动企业将促进民心相通工作的费用纳入项目预算中。邓国胜建议，政府对NGO的资助可以从单一、小型项目入手，如选择小规模、服务类或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类的项目，以补助金的方式重点资助，在积累项目管理和运营经验之后，再逐步扩大资助规模。（2）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大力培养一批懂得国际非政府间组织运作与管理的国际化人才，培训志愿者。（3）组织建设。潘维建议，建立一批从事海外工作的协会组织，如扶贫协会、国际援助医生协会、国际教育协会等，有效对接海外需求。（4）经验总结与推广。挖掘一批率先“走出去”的社会组织在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典型组织和品牌项目，形成榜样和经验参照，向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和经验交流。张强建议，建立社会组织“走出去”所需的有关国情、组织、工具、案例等方面知识的数据库和学习社区。

六是建立监督评估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评估体系是建立在国内的运作体制当中，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完善对社会组织海外公益项目的监督评估机制。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需要，确立评估框架和评估指标。如果项目以提供具体服务为主，确立以量化评估为主、结果导向的评估监督机制十分必要；面对复杂的情境，在合作协议的资助模式下，则需要设计包括定性指标在内的更复杂的合作框架和评估机制。在评估主体方面，除了政府组织的评估以及获得资助的NGO的内部评估以外，还应注重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同行评议机制。

七是开展若干试点项目。孔丹建议，可以考虑开展若干试点，以缅甸等国家为重点，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既有工作基础上协同推动若干项目。林大建认为，现阶段要形成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存在较大难度，可先从若干重点国家、重大项目开展试点。在此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1）明确社会组织海外公益活动的目标设定；（2）借助企业力量化解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资金困难；（3）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平台；（4）建立社会组织海外公益项目的评估体系。（编辑  苏歌）

城市发展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结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城市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是人类创新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紧缺、文化缺失等问题。如何提高城市发展水平，提升城市资源价值，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加美好，让人类城市文明更好地传承发展，这是城市运营的核心问题，也是城市运营的终极目标。

为探讨新时代我国城市运营的创新路径，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的联合指导下，“2017中国城市运营论坛”近期在京举办。本次论坛以“城市IP——面向未来的城市创新之路”为主题，众多城镇建设和城市运营领域的嘉宾，就“城市IP”与“创意设计”、“特色小镇”、“湾区经济”等主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共同为中国城市运营事业发展献计献策。

什么是城市IP？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指出，城市IP是城市精神灵魂，是城市内涵的集中表达，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层面的东西。发掘城市IP、树立城市IP、提升城市IP，有利于探索城市的活力起源，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也将为城市运营投资指明方向。

中国城市运营联盟理事长林竹表示，城市IP是关于城市特定价值提升的创意，以及在实现创意的过程中各种要素资源整合的过程。城市创新的结果就是城市IP培育和孵化得到充分的发酵，城市的灵魂得到塑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构筑。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法则是中国绿色城市最大的IP。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看来，地域性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文化决定了城市的内涵和品位，而时代则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和发展，这就是城市的IP。未来的城市发展要打造属于自己城市的精神。

2017年1月，中信基金会联合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中信PPP联合体、中国建筑、中银投资、华晟基金等50多家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城市运营联盟”。该联盟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为参与新型城镇化实践的各类市场主体搭建一个专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源共享协同平台，以促进中国城市IP创新孵化器的发育和产业金融资源的整合，推动城市运营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过去完全依靠政府资金和平台的老路，改变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同时吸纳社会资本的新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业内专家指出，面向未来，城市群建设、粤港澳湾区建设、区域内部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特色小镇培育，都将成为我国城市运营的战略重点。

目前，城市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主流趋势。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规划中，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等九个城市，将与香港、澳门共同构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珠三角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城市群IP的升级。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样板，必须优化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格局，政府要在政策、机制、投入方面予以保障，通过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七大要素，凸显中国特色，要做到联动开放、区域协调、务实创新。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色小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设特色小镇，已经成为全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中的热潮。目前特色小镇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融资、产业落地、政策不明朗和体制人才滞后等。打造特色小镇应重点提升资源分析把控、顶层设计、产业培育、产业金融结合以及运营管理五项能力，取得长远收益、产业收益、制度收益和精神文化收益。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征程呼唤新智慧。在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之际，不断探索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不断丰富城市运营的商业模式和理论体系，可谓正当其时。让我们紧紧抓住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重要机遇，共同打造中国城市发展新的引擎，共同开创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公平的进步？世界各地教育的流动性》报告初稿，敦促世界各国采取行动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社会地位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种影响在今天同50年前相比毫无改变。需要采取行动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这对减少贫困与不平等、促进增长至关重要。

报告指出，下代人比上代人教育程度提高的趋势在过去半个世纪出现停滞。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普通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代人，约有一半比父母辈接受过更多的教育，而同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相比却没有改善。如果不改变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状况，10年后的评估结果几乎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使得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面临严峻挑战。向上流动程度低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在非洲撒哈拉以南部分经济体，今天的青年人（20世纪80年代出生）只有12%左右教育程度超过其父母，而在东亚部分地区，这一比例超过80%。青年人的教育程度同父母辈的教育程度联系最紧密的15个经济体均为发展中国家。

研究认为，要提高代际经济流动性，需要做到儿童机会均等并激发人们改变的愿望；同时，应制定良好的政策和计划，把资源集中在三个领域——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力资本、建立抵御冲击的韧性，并不断衡量进展。

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及常务委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习近平向全国和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发展的新目标、新理念、，展望了新坐标、新任务。

习近平重申，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要“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2019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要继续落实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要“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