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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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三)

韩毓海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5期 2016.06.12 13:49:03

 

批判地思想

1924年底到19258月,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退隐到故乡韶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退隐似乎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特点——每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决断时,他都会像蛇一样蛰伏一个时期,在沉潜中独自思考。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他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做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判断。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毛泽东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是盲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毕生不盲从权威,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的一生,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官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并不代表国家。

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而毛泽东的发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国家动员社会,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这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而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重建社会自身“抵抗力”的过程。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的确极为深刻,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更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宋代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概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是不正确的。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直以来,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它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不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他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

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子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子“土豪劣绅”,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在年青时代,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国藩,而今,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借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才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代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毛泽东的思想大幅度地压缩了中国历史。自秦到唐,中国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皇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自唐末至清末,中国又用了一千年,才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力图用一代乃至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和牺牲,来完成历史上数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这样概括说: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动员和组织农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将这些话又反复说过多次。

毛泽东毕生厌恶人们称他为天才,这是因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因此,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地才”。不过,毛泽东的思想的确太超前了,30岁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超越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毛泽东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很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但又很不自信,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鸦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王朝,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而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而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可惜,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是高度契合的,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以为,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9258月,应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召唤,毛泽东离开湖南韶山,回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返回广州途中,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陪同下,重游了青年时代读书游泳的旧地岳麓山和爱晚亭。重游故地写下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是为斯大林和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毛泽东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他曾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了最彻底的革命者——而丸山的这句话,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6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而在国民党中执委选举中,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一票就是全票。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这一年的10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陈独秀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含蓄低调的毛泽东不尚空谈,能办实事。而汪精卫看好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最了解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因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掌握了枪杆子,但随即被擢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却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的话语权。

蒋介石并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最早看好蒋介石的人是鲍罗廷,他是苏联派到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而鲍罗廷推崇蒋介石,是因为斯大林把蒋介石视为“革命军人”。蒋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除了有着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龄家族的支持之外,蒋介石崛起所依据的社会力量,就是浙江的财阀和江湖势力。而在倒向英美之前,蒋介石最大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还怀抱着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希望蒋介石能够加入共产党。

19261026日,苏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并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

而那个时候,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年,当时的斯大林脑袋里想的却是如何使共产党不要影响蒋介石的“战斗力”。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斯大林所欣赏的“革命军人”一旦羽翼丰满,国民政府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看来: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对抗,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汪精卫看好毛泽东,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能掌握笔杆子,也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极有思想,而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谎称共产党要发动兵变,绑架自己去苏联。借此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把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军中清除出去,而且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也就是在国民党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的番禺学宫正式开班上课了。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25门,每届授课实习4个多月,毛泽东所担任课程最多,而学员们所学习的,主要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军事工作。半年之后,他又主办了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孕育了中国2800个农会,遍及11省,它成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炉。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毛泽东是伟大的演讲者,他总是能够征服自己的听众,而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则沉默寡言,他只迷信枪杆子,1943年,蒋介石精心策划,终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这算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而这本著作最伟大的理论创建,便是关于乡绅的论述。

蒋介石认为:乡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保护力量,乡绅代表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性,乡绅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实质。如果说蒋介石也有理论,那么所谓“蒋介石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处。蒋介石希望用这部著作,来回答大革命时代的“笔杆子”毛泽东对于他的挑战。

而在乡绅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则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败的过程,就集中表现为“乡绅”堕落为“劣绅”这个过程。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而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192512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32岁。

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卡尔·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媲美。

卡尔·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这本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但它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显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写作《心之力》的时候那样,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为“生命力”,而是理解为生产力了。这时的毛泽东更强调: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或曰这种“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伦理学原理》批注。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而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方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95度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度就气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所谓1%99%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革命状态”之中,而处于革命状态的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起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十分危险的是: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产呢?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赢利型官僚”(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赢利型经济”(土豪劣绅),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19273-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大革命”作为一场“虚假的革命”已经全盘失败了。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随之也背叛了工农运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被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从1927412日开始,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3天。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血淋淋的葬礼。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通过这次政治联姻,蒋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感到震惊,而中共的反应却是“束手无策”。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将会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结合起来,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

1927年的813日,毛泽东带着全家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所谓潜回,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自我罢免”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虽然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却是要去发动城市起义,而不是进行农村暴动。

1927831日夜,月黑风高,山迢水远,毛泽东与杨开慧就此永别。

19301114日下午一时,经蒋介石的手令,时年29岁的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杀于长沙识字岭。她身中数枪,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

自此一别,毛泽东永失“骄杨”。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领袖中,绝无仅有。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时代,便立志发愿,要为全世界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的人生时间表与历史一致,而与常人不一致。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预言革命的危机,当“虚假的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预言: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鲁迅沉痛地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而被杀的竟都是书生,他们所犯的罪,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宣传了某种学说。

实际上,毛泽东早已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空谈误党,空谈误国,空谈会导致革命失败,空谈会造成杀人如草不闻声。从血光、火光、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他因此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9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伟大的中国革命方才真正开始。

这是漫长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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