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当前,一些政府机构、高校对于人才引进的条件和标准中,明确应当取得英美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具有相应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高校评审副教授的资格也要求在海外学习经历。中国TOP大学培养的很多优秀本土学生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美国开启对华贸易争端以来,我国的很多优秀青年又被西方国家的高校阻拦在若干重点理工学科之外。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科研评价标准方面,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

改革开放40年,实物生产数量增长极快,而相应的核心技术的进步却进展较慢。我们有那么多论文和成果发表,但在基础科学和核心高科技方面,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然受制于人。这一切都在警示我们:中国科研体制需要变革。

有人将中国目前科研体制的问题归结为行政干预过多、学术自由过少。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我国的科研管理也有行政干预不到位甚至懒政的问题,例如,在学术评价机制以论文(特别是国外权威期刊论文)为主要评价指标方面就很典型。

我国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一,重过程控制,不重结果控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有关政府部门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很严,尤其严格控制经费的使用方向,只求不出违规事件、不要随便乱花钱。而对科研成果的内容和实际效果则缺乏有效监督。

第二,以过程指标来评价结果内容。科研的行政管理对科研成果的评价,通常是以发了多少论文、发表在什么类国际期刊上、影响因子为多少等等作为成果评价的指标。这种以“第三方”为评价权威的判断标准使我们丧失了评价权,这种表面上貌似公正、客观、权威的方式带来的后果是,别国可以通过几本期刊来左右中国的科研方向和人才评价机制。特别是今天一些发达国加紧对我国进行科技封锁,而我们不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白送给人家,还要倒贴(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是要付钱的)。我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就这样被人家毫不费力地获取。

国内学校和研究机构盲目迷信国外期刊的论文评审程序,学术权威的评审专业性,而且只强调评审者的匿名,完全没有评审意见和作者答辩的信息公开环节(客观上,如果论文没有公开发表,此答辩信息也不宜公开),难以保护科研工作者的权益。国内那些唯利是图的学术期刊就更不用说了。将科研成果评价权拱手让人,却没有对评价权者的审视,像信仰一样把“评价黑箱”认为是最终标准。这是中国科研体制今天没有学术自信的怪现状。

有人会说,中国目前的科研水平不如西方,国内又没有能力评审自己的前沿科研成果,当然只好请西方学术机构把关。但科研评审者的学术能力,是不是一定要高于被评审者的学术和专业水平?科学家工作的特点是创新,往往要提出前瞻性的创新思路,并把它转化为论文。科研水平达不到的人,的确可能很难超越原创者来提出创新。问题是原创者已经把科研成果撰写成论文,在论文中把前提假设推导过程和结论都进行了推导和演算,把研究成果完整地提供出来了,还需要比论文作者水平更高的评审者才能看懂吗?中国就没有学者能看懂吗?当然,科研成果评审者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手握杀伐大权的位置上,被评审者提出的创新观点,都应予以认真评审,而不能因为对某些论点看不明白就投否决票。要通过合法合规程序向原创者多请教、多交流,审慎作评审结论。

对科研成果评审规范化的建议

 

第一,科研项目实行行政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双重分工负责制。在科研项目中,设立行政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双重负责、各自分工的制度,是我国军工科研项目管理的传统,也是钱学森总体设计部的宝贵经验。我们在科研工作中不能忽视行政负责人的重要性。行政负责人要重点负责对整个项目过程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而科研人员往往对行政管理不在行或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行政工作。行政负责人的工作职能不能被边缘化,但其工作重点仅限于组织管理。科研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学术研究,其工作重点也放在科研成果的学术内容。行政负责人和科研负责人两者的定位不能重合,并且有不同的激励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能混淆。

第二,加强成果内容控制。科研评价可以参照企业技术外包合作的模式。企业在进行技术外包过程中,其外包合同的核心内容在于规定外包项目的验收标准,其中包括分阶段成果验收标准,以及与之对应的费用分阶段支付;对于乙方如何投入资源来实现外包的过程,通常甲方不会严格控制。我国科研管理体制要求对项目的经费、进度和质量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但实际上,项目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关注科研人员怎样把钱按照规定标准花出去,而科研成果的质量如何,成果如何应用(如一项应用技术成果如何产生市场效益),则往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以致很多科研项目不能深入进行,或被闲置,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有时甚至出现一些怪现象:科研人员如果当年的科研经费花不出去反而成了麻烦,于是有些科研项目到年底突击花钱,或者出现拿科研经费买国外的昂贵设备来充数。

国家科研项目和企业外包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国家科研项目甲方通常难以要求项目承担者返还已经支付的科研经费和支付违约金。不过科研项目比企业技术外包更容易控制,因为项目承担者面对的甲方通常只有几个政府部门,项目违约的成本极高。一个项目如果违约,此后一个时期将无法再申请新的项目,因此对项目进行阶段性成果评审、阶段性支付科研经费是可以做到的。同样,根据技术外包的规则,应当放宽乙方对经费等资源使用过程的限制,应主要实行包干制度,关键是要项目承担方拿出符合要求的科研成果。

第三,控制好职称代表作评审和项目评审,放宽论文数量评价指标。在科研成果内容分阶段控制时,科研成果内容的评审一直是难点。公开质证等程序,都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成本,这也是期刊论文评审无法做到完全公开公平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抓住关键点控制,弱化非关键点控制,以降低总体科研管理成本。

    哪些是关键点呢?笔者认为,职称评审就是关键点之一。一位科研人员,其一生中职称评审次数是有限的,并且在进行职称评审时,既往的科研成果已经发表,可以公开答辩。还可以要求职称申请者只提供限定数量的代表作,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评审工作量。因此,在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时,需要组织严格的成果内容评审,确保评审质量。而论文的发表则可以完全放开,无需作为行政机构控制评审的关键指标。论文发表并非为关键点,科研人员一生中可能会发表很多论文。期刊愿意组织严格的论文评审程序也好,还是要求交版面费发表也好,这都是期刊运作中市场行为,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都可以。关键是实行职称评审的代表作评审制度,放开对论文发表数量的考量,提高对论文质量和原创性要求的审核标准,就会使教育科研工作者重视提高作品的质量,不再为凑文章发表篇数劳神,真正把精力用到科研和教育工作中来。

第四,建立评审防火墙制度;建立伯乐制度,无权责不评审。在对职称申请者的代表作进行评审,或对科研项目申请、项目结项进行评审时,要建立评审的防火墙和伯乐制度。

所谓建立评审防火墙制度,就是要求隐匿被评审内容的相关论文的发表期刊、期刊级别、影响因子、所获奖励等第三方因素信息,不允许这类因素作为成果评审的依据或参考。若评审者或被评审者不服,可以提请复议。复议同样要遵循内容评审原则,要屏蔽第三方因素信息。虽然完全隐匿第三方因素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但是在评审案卷上要求隐匿第三方信息,就已经排除第三方因素列为成果评审的法定依据。

建立伯乐制度,无权责,不评审,是指要给予评审者以伯乐同样重要的地位。“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要把伯乐制度建成评审制度的核心。在评审成果内容时,评审者只对被评审的内容负责,并对自己评审的结论要终身承担责任。评审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罚,包括取消评审资格等;评审正确有重大贡献的要奖励,奖励可以为项目研究者所获奖励的一定比例(包括物质奖励、精神奖励或权利奖励)。为了鼓励专家承担评审工作,可以将评审资格纳入职称评价指标或其它奖励。还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方建立中国科研成果命名规范,成果可以以作者姓名打头,后面是主审专家的代码等等。

在评审者完全以自己的判断来研判成果内容时,评审者的结论就是权威意见。提请复议时,复议者就是复议程序上的权威意见。

第五,加强评审信息公开,建立网络答辩制度。非机密的项目或职称评审必须公开,允许被评审者有三次回答质询的机会;评审专家可以匿名,但专家代码必须公开;质询和答辩内容必须公开;机密项目根据需要,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答辩主要采用网络答辩形式,可以给被评审人几天的思考时间来答辩。重大科研的评审尤其要慎重。

在对成果进行登录或其它使用时,主持评审的专家代码要体现在成果名字中。

评审不能采用一票否决制,且主审专家的投票权应该更多。

第六,科研成果的评审格式的标准化六要素。人们通常认为,科研成果内容的质量指标是没有标准格式的。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建立评审的标准格式。建议基本的科研评审标准格式如下:

1、成果结论的重要程度。评审者在写评审结论时,必须首先要填写本栏内容。评审者填写本栏时,要填写:“假设成果的数据和证明过程均正确,那么此成果结论的重要程度为**等级”,并阐述为此等级的理由。

2、研究和论证的逻辑是否有错。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逻辑是否有错。如果没错,简单地填个“无错”即可。如果有错,评审者必须明确把逻辑错误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明确指出错在哪里。

3、研究和论证的定性分析是否有错。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定性分析是否有错。如果没错,简单地填个“无错”即可。如果有错,评审者必须明确把定性错误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明确指出错在哪里。

4、研究和论证的定量分析是否有错。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定量分析是否有错。如果没错,简单地填个“无错”即可。如果有错,评审者必须明确把定量错误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指出错在哪里。定量部分,包括所有初始数据、所计算的中间数据和结果数据。

5、研究和论证的资源配置是否可行。评审者在本栏填写被评审者研究和论证的资源配置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简单地填个“可行”即可。如果不可行,评审者必须明确把不可行部分拷贝到本栏并指出哪里不可行。

6、上述评审指出的问题,是否构成成果结论的颠覆性问题。评审者在本栏填写上述评审中指出的问题中,哪些构成足以否定此成果的颠覆性问题。

根据以上评审标准格式六要素,可以把一些只专注论文的表达形式(校对参考文献格式、校正标点符号和文字错误等等)的专家请出评审队伍,让评审真正进入对成果内容和质量的评审。对于真正有创新性的成果,评审专家至少要在第一栏填上“成果结论很重要”的结论,而不只是按照形式逻辑来品评或批驳这一成果。

第七,加强统一科研评审平台建设,弱化期刊管理。国家必须行政介入科研评审。行政介入并不是让行政机构去评价科研成果内容,而是以行政手段控制流程。例如国家建立统一的科研评审网络平台,对质询、信息公开、终身追责或奖励等环节严加控制并予以司法保障。学者们只能评审内容,并对内容负责,而不是让学者完全学术自治。

由于有严格的统一科研评审网络平台,期刊论文不能作为影响科研内容评审的第三方,而只能起着知识产权申明和学术推广、交流的作用,所以对期刊论文的发表可以完全放开。这样也避免了相关的黑箱操作。根据中国法律,只要你在国家出版机构合法登记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法律就认可你的知识产权。

第八,加强审核甲方,确保每个项目都必须设立甲方负责人。长期以来,科研评审重点在于审核科研项目的乙方,而例如基金委等项目的甲方并未列入审核重点。特别地,甲方在发出科研项目过程中,通常没有明确甲方的项目负责人。而在企业技术发包过程中,对企业发包负责人的考核才是本科研项目考核的重中之重。只有明确本科研项目的甲方负责人,明确其考核责任,负责人才可能想方设法提高成果质量,并想办法利用此成果。

第九,应把科研体制变革上升到贯彻国家意志的系统工程。现有科研体制改革,既关系到中国未来国力竞争,又与我们国家培养真正优秀的科研工作者、特别是优秀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任务生死攸关。当前中国科研体制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问题,是由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所决定的,它的改革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尽管作为个人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当前科研体制存在的弊端和危害,但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还是必须将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科研工作者头上,由此,只能身不由己地在这个机制中运转。习总书记对改善科研体制的问题已经作过指示。我们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对于不合理的科研管理办法应及早纠正,加紧推动教育和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是作者2018122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的“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自主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 程碧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国计学是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而宏观流量分析方法和棋谱推演方法是国计学处理复杂系统的解决方案。国计学曾经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今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读着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成长起来的,并不知道或不认可中国传统经济学。我国国情复杂,仅靠西方经济学难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加强本国经济运行的系统研究,建设本土经济学思想体系,应是经济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中国不但有自己的经济学——国计学,而且它历史悠久、理论精深、体系完善、流派交织,曾焕发出璀璨光芒。国计学也适用于当代经济,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源头就来自国计学。博采国计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国情相结合,对于完善政府调控理论和工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国计学是较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国计,是中国历史上宏观调控的经典用词,如平章国计。自古“会计”即国民经济统计,至唐明确定为“国计”,如《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统计国家财政收支。我们将中国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称为古典国计学。古典国计学注重国家经济运行平衡,强调实物流与资金流匹配,合理调配国家资源。当代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古中国已是治国常策。

中国古典国计学主要由中国古代的上层主流精英提出,一般形诸相国、大夫这样的阶层,并在实践中予以系统实行和检验,具有实用性、系统性、高效性和简洁性。

春秋战国,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新的超级国家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封建”的英文是feudal,指西欧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形态——由国王分封贵族,公侯伯子男等贵族都有自己的采邑,自治和世袭其领地,拥有亲兵卫队等。此所谓西欧资本主义革命前的封建社会。

但在中国,这样的制度到战国末期就已崩溃。虽然以后也有皇帝分封有功之臣的现象,但还是由中央派出官吏到全国各地,管理地方事务,征兵收税。用美国汉学家Herrlee GGreel 的话说,“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已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形态”。

因此,必然要出现与此新国家形态相适应的“超级国计”理论。以公元前700多年的管仲及其理论为例:

第一,实物财富理论。管仲对财富有深刻认识。管仲指出,货币不是财富,“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人民和实物才是财富,“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若实物财富没有增加,虽货币很多,也只能算穷国”。

可以说,管仲的理论已经远远走在了欧洲重商主义之前。

第二,货币认识理论。管仲虽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此认识也远远走在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货币中性、货币幻觉等理论之前。

第三,公开市场理论。管仲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若国家卖出储备大量收回货币(上),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而西方国家直到美联储建立,才开始公开市场业务。

第四,货币总量、通胀、通缩与投资理论。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就设置了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管仲指出,贫富差距将导致货币被储藏,市场资金紧缺,倒逼国家增加投资、扩张货币以缓解危机;而新扩张的货币又不断被储藏起来,从而出现投资不断增长、货币总量不断扩张,货币不断被储藏、市场资金不断紧缺,而储藏货币又造成潜在通胀威胁的局面。在此,古典国计学第一次指出,货币总量过分扩张与经济紧缩相联系。

第五,扩张财政理论。管仲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系统的扩张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先提出国家储备思想,然后提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应当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并强调此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平国策”。因此,管仲很清楚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

第六,财政预决算理论。管仲强调国家财政预决算不能有过多盈余,否则货币过多存在国库,市场银根则将紧缩。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第七,国富与民富关系理论。管仲深刻认识到国富与民富之关系:“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他认为国家与人民对财富的着重点应不同。民间紧缺的物资,国家不能加倍收敛以获利,否则将加剧物资紧缺,价格恶性膨胀;民间多余的物资,国家不能大量抛售以减负,否则将加剧物资过剩,物价恶性下跌。《揆度》说:“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为大治。”

第八,价格平准理论。古典国计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为平准理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

平准理论也是西方国家货币调控手段之前身。1889年的圣路易斯同盟大会上,麦丘恩提出货币改革计划,其设想跟管仲一样,国家买卖谷物来完成与经济总量相适应的货币调控,以脱离金本位。此即联邦储备制度的前身,再后来西方公开市场业务才吞吐证券。而即便是有价证券之吞吐,中国也早在元朝就开始了。

第九,系统价格理论。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价格总要找个独立稳定的标准,即所谓“锚”,典型如金本位。当代西方金融学中,资产价格是孤立的随机过程。但在古典国计学中,价格要随系统需要而变化,不能孤立于系统而稳定存在。“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第十,赋税理论。管仲反对一味轻税,认为其无法平衡财政收支;同时又反对重税,认为其会减少税收。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在管仲这里早已有清晰的表达。管仲提出了针对级差地租的级差税制和关税等,其理论和税种都比较完善。级差地租的“相地而衰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学者才认识到不同赋税对地租的影响。而在关税方面,管仲曾召集诸侯协商共同降低关税,建立周朝经济一体化,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差别不大。可想见当时诸侯谈判之激烈程度,未必在今天世界诸国的WTO谈判之下。

第十一,社会保障理论。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较完善。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被提及。亚当•斯密认为,此制度造成中国人口众多,可见当时欧洲缺乏这样的制度。

管仲时代齐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严密细致,即便今天看来也令人惊叹。《入国》中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第十二,国际贸易理论。管仲所处时期正是中国类欧洲诸侯小国林立的时代。诸国多次召开“国际会议”,以降低各国贸易壁垒,促进“天下”经济一体化。列国诸侯于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两次会盟于宋,盟约关税降到百分之一(关赋百取一),但实际执行起来有困难,即便齐国自己,也只执行了百分之二(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管仲推动列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并非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别国财富,而非让本国财富更好地为别国使用。《山至数》中提到:“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 管仲否定片面追求外贸顺差,认为物价过低时,外贸顺差意味着本国实物财富流失。管仲还专门举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失国的例子。

第十三,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管仲正确阐述了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说:“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好处,但若过分压缩消费内需,依赖外需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国家财富流失,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

第十四,正确处理国有与民营、权力与资本的关系。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是国有经济的财政思想,掌控国家自然资源、盐铁经济命脉,获取利润,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目的。管仲同时注意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轻重乙》中,桓公曾建议对盐铁彻底实行国家垄断,管仲阻止说不可。煮盐炼铁均放开由私人经营,国家仅统一收购搞“总批发”,市场销售仍由私商经营。

但管仲不允许资本侵蚀政府权力,要严肃法纪。《权修》中管子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意思是说,官商结合,则财货经过贿赂而流入朝野。《八观》上更为严厉:“上卖官爵,七年而亡。”《立政》中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八观》还提到:“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

第十五,市场经济思想。管仲关于“官山海”之观点,已说明管仲是一个市场经济之实行者,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管仲明确提出自由市场的观点,则体现在《乘马》“右立国”的论述中:“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预决算的原则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第十六,反垄断理论。许多学者把管仲的反垄断政策误认为是均贫富。实际上,管仲说得很清楚,反垄断是为防止大富豪与国家经济政策抗衡。按现在的话说,即不允许市场上有“庄家”。此理念在西方的财政经济管理中也是很重要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设立时,在较早的格拉斯方案中,银行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有少数经由成员银行选举产生的代表,被威尔逊总统坚决否决。威尔逊认同“政府的政策与金融家以及大企业愿望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质问银行家们,“您们中间有哪位先生能告诉我,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国家曾让私人利益代表参加重要的政府控制委员会?”

以上仅是管仲的部分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国计学是大国结构调控的视角,强调人、物和资金的系统匹配,是一门可验证、可操作的科学。

国计学是经济复杂系统的解决方案

经济复杂系统的特征

宏观经济是复杂系统。何谓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基本标志即解的数量趋于无穷,或至少相对于人类计算能力来说趋于无穷。最简单的复杂系统范例,就是围棋。

下围棋时,围棋规则是博弈双方的共同知识,棋子也是双方共同知识,符合西方经济学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然而优化过程和结果却无穷无尽,西方经济学想通过跨期优化方法来求得围棋的最优解,就决无可能。故理性预期或有效市场在围棋范例中不可能存在,而人类经济远比围棋复杂。

理性预期在经济正反馈系统中也无法存在。所谓经济正反馈系统,就是当人们的行为朝某方向偏离时,所获收益最大。而此收益将反馈回经济系统,推动收益最大点的行为更加朝此方向偏离。

负反馈系统下,对系统的随机扰动会被负反馈损耗,从而降低噪声,提高预测准确度,因此具有稳定概率分布,可以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在正反馈系统下,对系统的随机扰动可能被正反馈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震荡,不具有稳定概率分布,无法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

金融市场上,顺势而为是金融操作的基本原则。故正反馈的追涨杀跌是金融操作的基本手法。实体市场上,经济蓬勃发展时,利润提高刺激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刺激信贷增加,信贷增加刺激物价上扬,物价上扬又刺激利润提高;经济萧条时,利润降低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导致信贷萎缩,信贷萎缩导致物价低迷,物价低迷又导致利润降低。此亦实体经济经济周期的正反馈机制之一。

经济复杂系统的解决之道

首先,国计学把握复杂系统的出路,是从宏观到微观建立起经济流量勾检 分析。 宏观经济各流量的边界条件、勾检条件,都具有国计簿意义上的确定性,这是经济系统的硬性约束,与市场自发行为无关。通过此约束可获得诸宏观要素间的联动关系,构造宏观流量分析模型,建立基于物理定律而不是心理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来确定性地描述经济社会,使其成为科学。

其次,用棋谱推演方法进行宏观经济的市场驱动分析。通过宏观经济流量约束分析,可获得经济体的约束边界,但这并非全部。宏观诸流量的边界等约束条件,犹如市场中的一条条无形管道。我们知道市场中各种要素必然在这些管道中流动,但各市场主体却可自主决定流向哪条管道及其流动速度。此自主性来自人类的智力博弈,具有无穷创造性。也因此,经济体成为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常具有无穷多解,而不存在理性预期。

依据宏观经济流量管道建立宏观经济约束模型,让真实人扮演市场角色,在模型约束下完成市场行为。各扮演者发挥自主性来争取更多利益,就构成宏观经济推演系统。由于解的无穷性,每次推演都必然有不同“棋谱”;犹如围棋学习一样,棋谱数量无限,并不妨碍人们通过大量棋谱的学习来提高棋艺。棋谱推演方法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方法。

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的家计渊源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起点低于中国古典国计学,源于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背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分裂为众多诸侯小国,西方经济理论的重点解决在于庄园经济问题。Economy一词原意为“家庭管理”,即“家计”。罗马帝国统一后不久欧洲再度分裂,进入黑暗中世纪。法国、德国等国家形态,在公元89世纪才出现。由于缺失国家权威,信用货币缺乏发行基础,实物货币成为交换媒介,金银成为欧洲通货。

随着欧洲数学的发展,经济理论数学化成为潮流。马歇尔将古典城邦经济学进行数学化研究,但是仅仅数学化了其中成本收益分析部分,而宏观经济结构、实物流、资金流等要素,却无法使用数学语言表述。故马歇尔仅仅对微观经济学实现部分数学化。马歇尔于是将城邦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重新命名为家计学,此即今所谓新古典经济学(economics)。实际上,这是城邦经济学的倒退,因为其无法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要求。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西方才算真正有了宏观经济学。但凯恩斯理论也不能超越时代,只是引入了货币总量、利率和资产组合要素,仍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基础上的总量分析。他在《通论》中说:“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 相对而言,《通论》仍带有城邦经济学的残余,具有物流和资金流分析的特点。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兴起后,西方经济学再次倒退回纯粹的鲁滨逊经济模型,成为彻底的家计学。此即当代最前沿的跨期优化动态宏观经济学。

当把整个经济视为鲁滨逊个体经济时,经济学模型就是经济增长模型,也即个体的长期投资回报模型。此模型的数学范式,是个体根据假设的生产函数和消费效用贴现率,计算不同投资率下未来消费流的效用贴现最大值。通常还限制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数学形式,以使此模型可解且解的数量有限或唯一。

由于最大值可解,故此数学模型是负反馈系统。又因解的数量有限甚至唯一,故此数学模型是简单系统,市场中所有人的解都相同,可形成一致预期,出现有效市场、理性预期等结论不足为奇。而若现实与有效市场产生矛盾时,西方经济学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幻觉等唯心的东西。而实际上,负反馈的简单系统在人类经济中仅是极为个别的存在,人类经济总体来说是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

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中华文明成果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传向欧洲。“到1720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图书馆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中文书,接着,这个数目飞速增长……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当代西方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人并非斯密,而是魁奈。魁奈在1758年的著作《经济表》第一次把宏观经济流量数学化,使西方经济学具有可验证性的科学特征,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定量分析时代,它正是一般均衡的前身。在此框架下,产生了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范式。

《经济表》与中国古代国计簿(又称会计簿)一脉相承。与魁奈同时代的学者克雷尔说:“无论概观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思想之各部分,其恒久不变之卓见,在欧洲与世界上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但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法国已经发生了应用此原则的天才(指魁奈),今后社会制度均可以《经济表》之试金石试验一下,只要将此著作加以细心的研究,便使蒙蔽政治的云雾自然一扫而空了……”这里所说的“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就是指中国文化思想被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自然哲学。

魁奈极力主张中国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其自由程度远超斯密,以至《国富论》批评魁奈过分的自由主义。魁奈自由主义不仅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基于对《经济表》宏观流量的分析。这是中国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处理宏观经济问题的典范,也是西方经济学第一次使用流量分析的定量方法来推导出自由主义结论或垄断资本经济危机结论。魁奈的经济表为简单再生产,因此工商业只有充分竞争使利润为0,经济表才能配平,故魁奈主张完全自由的竞争经济;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沿袭魁奈,但认为资本因走向垄断而有剩余价值,利润不为0,故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再生产难以配平,必然产生经济危机。

但《经济表》是实物静态分析,这导致一般均衡理论始终无法进行货币动态分析。当代西方的一般均衡理论,更背离了《经济表》的流量分析原则,将货币视为存量纳入均衡优化中,走上错误方向。尤其在信贷经济下,货币随时通过信贷产生和湮灭,货币存量可趋于0,货币流量分析才有意义。

国计学的新发展

国计学的经济流量分析

国计学在今天的重要发展,就是在吸纳古典国计学、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础上,发展起描述社会化大生产的纵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化的纵横生产。纵向生产,指社会产品在时间上形成产品链,包括原材料采集、各级中间产品,直到最后生产消费品;横向生产,指所有社会产品在空间上同时进行生产和买卖。时空的纵横联系特征,区别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个体小生产模型。

用语言来表达,此模型基本形式为:

当期总产出=当期消费品+为生产下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为生产再下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为生产无穷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

此模型体现了如下信息:

公式右边各项,代表各时间纵向的产品链关系,可按投入产出率表达为数学式;公式右边各项并列,代表空间横向生产关系;公式右边各项加总,即为当期消费部类与资本部类加总。此对应于投入产出表、国民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财务报表。

公式右边亦体现当前各级投资与未来消费增长的逻辑关系、未来各时点的投资收益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全式体现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根据以上各关系,很自然地引入货币流分析。研究工资收入、转移支付、消费信贷与消费生产的平衡,销售收入、转移支付、资本信贷与投资的平衡,并建立货币信贷对冲关系,分析信贷周期。此对应于资金流量表;根据货币信贷对冲原理,建立货币储备、汇率和替换关系,研究国内货币、区域货币和世界货币。此对应于央行及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根据投资收益率、货币信贷对冲原理,建立资产定价理论。将一般均衡理论归入微观激励范畴,形成与宏观流量的互动,亦在资产定价中引入宏观经济,摆脱西方金融学与经济学割裂的困境;可扩充到包含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贸易模型。此对应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收支头寸表。

如上可见,古典国计学的国家会计分析传统、货币流量分析传统和复杂系统的流量勾检传统,是国计学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

国计学是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

第一,建立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国计学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失衡性,政府则是向经济体施加负反馈以保证经济稳定的关键主体。政府在微观上可不过多干预企业,但在宏观上必须做好经济结构调整,保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这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经济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建立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国计学中,消费起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体现在资金循环上,消费是所有投资收入的最终来源。一个过低消费的国家,不可能维持高增长的经济结构。过分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可能刺激经济,但在长期可能浪费资源,使经济更加失衡,造成大量呆帐坏账。二是体现在实物循环上,消费是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投入。高素质人力资源必然需要较高的生活水平。中国要想实现集约型发展,提高人力素质是必经之路。但过分扩张消费也会导致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经济低迷。根据国计学理论,可计算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结构,使资金和实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让人民最大限度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最优,保障政府有充足的资金。

第三,完善产业发展战略。国计学提出比较贸易战略,证明在国际分工中,如果弱势方坚持从事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那么可能逼迫强势方让渡更多利益。弱势方可经过努力,将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获得长期利益。

第四,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大难题。中西部人口众多但人才资源匮乏;而东部人才过剩,房地产泡沫无法控制。国计学强调各种资源的相互平衡协调。例如,若中西部消费启动,教育投资增大,可以拉动中西部经济,改变中国局部区域过热、局部区域过冷的局面。

第五,建立科研与经济结构的平衡。国计学摒弃了西方经济学那种简单孤立的成本收益计算,强调技术发展、国家经济结构的平衡。我国科研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但国计学认为,“短、平、快”项目会缩短产业链长度,在短期内产出大量消费品,造成消费供给过剩的压力。在我国消费品已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宜发展具有一定深度的长期性战略科研项目。这样,可短期内减少消费品的过分供给,增加消费资金供给(科研费用部分作为工资成为消费资金),提高社会投资收益;增强我国长期技术竞争力,促进集约型发展。

第六,建立国际财政信贷监控与干预系统。可运用国计学诸要素关系来监控世界上重要国家的财政信贷失衡情况,建立从官方到民间的反应和干预体系,平战结合,确定我国的对外投资、贸易战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与金融危机。

第七,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计算机推演。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化已受各国重视。如美国和欧盟分别启动了智慧地球和活地球模拟器工程。这些工程固然可搜集大量数据,分析能力却必然受到理论限制。目前国际上针对经济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或者仍是简单系统的叠加,试图通过一组计量方程来地描述复杂巨系统;或者是简单经济环境下的个体经济推演。

中国自古就有将科学知识代数化、程序化、机械化的传统。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来看不能说是源自古希腊演绎倾向而是中国算法倾向的产物。珠算就是计算机出现前人类科技成果机械化、程序化的重要工具,我国至今仍在机械化数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古典国计学及其发展,也应沿袭此传统,以实现经济复杂巨系统的计算机化。以高度凝练的模型,囊括社会化大生产下经济的重要部门,推演出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赋税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外贸政策、金融市场、实物市场、国际环境等对经济的影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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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约公元725-645年),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了齐国的治国之策。管仲在当时推行了由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治国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后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

    扩张财政理论。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奢靡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奢靡。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政府不能以扩张财政政策的名义,把国家搞得非常奢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经济平衡财富分配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整体政策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

    货币储备和调控理论。如果90%的货币在国库里面,只有10%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则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很高,物价很低,“万物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把货币抛出去,把市场上的物品收购回来,那市场上的物价就会涨起来,这是公开市场业务。西方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讲过,商品的价格是与贵金属挂钩的,即金本位时代、银本位时代,现在则是信用货币时代,而中国自古就是信用货币体系。

    货币流通和通货胀缩理论。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通缩和通胀交替的困境中。国家发钱怕造成通胀,而不发钱又会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比如,中国的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也被称为“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已达到150万亿了,为什么有的人有很多钱,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没有钱?就是因为货币被“藏”起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不能够把贫富差距缩小,而是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发行货币,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经济情况好转,还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发行出去的货币又会被人“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资金就不足了,政府又要扩张财政政策,又要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另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当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而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观点阐述了经济危机中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胀埋下隐患。市场的货币量已经这么多了,还更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倾泻到市场上来,更剧烈的通货膨胀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市场上一点通胀紧缩的因素都没有,国家压通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钱,只要把利率提高、把货币量压下来就行了,但为什么不敢压?就是因为还有大量潜在的通缩。

    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货币中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上存在非常重要的缺陷,它认为一个东西好就是非常好,认为一个东西差就是非常差,而不像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学派。比如说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财富,只有货币产生财富,其他的就不是财富,所以叫做重商主义。后来经济学发展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交换媒介。但是中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管仲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货币在财富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齐桓公问管仲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就是指增加投资,“节用”指压缩消费。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他还举了例子,“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意思就是说,当天下的重要物品价格降低的时候,我们本国可以将物品价格抬高,使得其他国家的物品能够进入我这个国家。

    国际贸易。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诸侯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税只能征收1%,而1%的关税由于过低连齐国也很难承受,最后齐国征收了2%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关税当时可以作为武器来用,在齐桓公以后关税出现反复,后来又升到了10%,跟今天是一样的,这是列国博弈的过程。

    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不是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财富更好地为本国所用,“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我这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下去,什么办法呢?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也就是说,别让本国的财富流出去,让天下的财富流进来,要大量的逆差不要顺差。而这种关税就是要全部“施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天下物品的价格都很高,就是我这个国家的物价便宜,会导致大量的顺差出现,我这个国家的物品就会被别人掠夺。管仲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最终导致失国的例子。应当以本国不需要的东西换取本国需要的食物财富。比如,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了桀的经济。

    管仲希望本国不要生产奢侈品,因为生产奢侈品会耗费国力,但管仲对于外贸则要追求奢侈,因为奢侈品可以卖给外国人,“精织文绣”就是奢侈品,可以从桀那里换取粟百钟,从而控制桀的粮食,征服桀的经济。

    社会保障理论。春秋管仲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这样的:“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国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保覆盖的程度,但是管仲那个时代的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全覆盖的程度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去培养人力资本,那这个国家的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呢?   

自由市场。虽然管仲搞了一系列的“国家调控”,但是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市场。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时,希望国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折服于计划经济,该要市场的时候还得要市场。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收支有着明确的规则,“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政府收进来节余,如果节余很多的话要还归于民间,这就是“收支平衡”。如果大量的资金都到政府的国库里去了,就会导致民间出现“钱荒”,“钱荒”进一步导致实物生产没有办法顺畅的流动,所以管仲真正追求的是财政平衡。

    分工理论。通常认为中国传统上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欧洲是分工经济,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颠倒的,恰恰在欧洲才是小农经济、庄园经济。欧洲自古就是小庄园经济,庄园里各种铁匠、纺织的人员都配齐了,由庄园主进行分配,这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生产的产品必须在集市上交换,一个农民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就形成了交换经济,所以中国才是“分工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国计理论”,而西方只是“家庭理论”。管仲提出来“市民者国之使命也”,意味着市农工商都是国家的主体,然后再划分“工业区”、“商业区”等等,这和今天的分区思路是一样的。

(编辑  迟晨光)  

     



* 程碧波,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社科系经济学副教授。

程碧波

中国民航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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