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研究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问题和挑战,非常有必要,展现了在中美博弈这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某一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简单地说,即战术层面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说“敌人”未必妥当,但对方已明确把中国定为“对手”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战略这个维度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何在战略意义上正视当下的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体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美国现在还很强大,它在若干领域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就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演化的大势而言,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处在加速失效、进而失序的过程之中。这是我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大的判断。

 

支撑美国霸权的三个核心支柱已经动摇

过往支撑美国霸权(在葛兰西[1]意义)的三个最核心的支柱是:第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信息维度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延展机制;第二,通过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对于其整体国家利益的知识解释和知识支撑体系;第三,针对其发展模式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神化机制。

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这三个核心支柱还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认清,这三个支撑其主导世界体系的支柱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乃至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根本性的动摇有许多表征,要认清其本质,首先要对在美国的资本和属于美国的资本——进而对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进行区分。当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的时候,往往是把在美国的资本所呈现的情态——如科技水平,和中国相对应的形态来进行类比,然后以此导出中美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

 

资本力量与最强势主权国家的联盟

 

我想指出,实际问题远比这种简单类比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的战略性攻守之势发生根本转变后,世界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就建立在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最强势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基础上。这种“联盟-合作”的关系,恰恰意味着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并不从属于与之合作的主权国家。当资本所选择合作的主权国家自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后,它会选择新的宿主。

16世纪以来的第一代荷兰霸权,到第二代的英国霸权,到第三代的美国霸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资本选择宿主与其合作,从而获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跟美国合作的一些跨国资本,特别是当下世界最强大的互联网-金融资本,有的已筹谋换一个宿主,选择新的战略合作对象。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来美国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来平复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维系相对稳定缓和的国内环境。但伴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汲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国内各类矛盾难以平复,不断地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进一步促使原来选择与其结盟的资本集团更大规模、更大力度地转移撤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股市早已远远超过危机前高点的水平,如果以此作为美国的国家财富衡量指标,似乎早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如果对美国的基层民众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10年来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的被剥夺感、丧失感极为强烈。美国的底层群众深感在过去10年中,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被互联网-金融集团所汲取。它们没有为了长期发展而进行更多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安抚(收买)与利益输送,事实上它们已经做好准备(或已经在实施)撤离美国,因而不想再为维持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支付更多的对价。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种扩张停滞,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由美国的衰落引发的几个问题

   

    最近“中兴事件”爆发,一方面对于中兴乃至跟中兴类似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暴露出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何等虚弱的状态。哪怕是在芯片领域,以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资本,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几乎汲取了这个领域当中全球利润的70%-80%,美国政府都可以如此蛮横粗暴地干涉基本的商业规则,而不顾这种行为会根本性地破坏“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生态圈”的互信基础。这是帝国主义在用它自己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上政治教育课。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来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认知。

    如果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合格”的霸权(Hegemony),必须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这种“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远比“软实力”概念更能反映意识形态认同与现实权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美国现在的种种做法,事实上是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其自身利益。这种讹诈勒索式的关系,恰恰是其丧失合格的霸权属性、陷入加速衰退过程的典型表现。这会进一步加深跨国资本、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集团对于美国之国家实力是否足以维系这个集团并与其结成同盟的猜忌,进而加速其撤离美国的进程。

从战略的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美国的衰落,乃至“美国世纪”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现实发生着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确实意味着思维还停留在旧的世界想象中,而没有进入新时代。

    由美国的衰落,引出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超级大国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以及它在各国进行的布局会随之失效。就俄罗斯而论,尽管其GDP不过相当于我国广东省的水平,但凭借着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底蕴,它仍然可以完成诸多远远超过其当下的经济当量的重大国际战略任务,包括对其老对手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干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谁会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在更具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用“超级大国遗产”一词)的继承者。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它会被超大型跨国资本、特别是国际互联网-金融集团以种种方式接收,转为其所用。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从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和资本——最强的主权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结成同盟,这是建立一种有效世界体系的惯例。伴随美国的衰落,很可能被跨国资本选作下一个宿主或合作对象的会是中国。这里会引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到怎么样驾驭资本,特别是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国际互联网-金融资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艰巨性,远远超越和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斗争。

 

“中国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美国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就是属于美国的资本,这个论断事实上对于中国也同样有效。以BATJ[2] 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是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最强大,也最有活力的资本形态。同样,不能因为它们注册在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中国、主要利润源自中国,就认为它们天然就是属于中国的资本。如何用政治逻辑去统摄驾驭资本逻辑,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真正重大的考验。如果中国真的在超级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同盟关系之下成为世界最强国,进而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无非是 “旧体系”换了“新主人”。若以民族国家而论,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伟大复兴了,但恐怕还达不到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真正要实现这种“较大贡献”,我相信“中国道路”应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往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想象,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以及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这种新的世界可能性,需要同时激发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通过互为师生、互相成就的“师生辩证法”,共同探索与实践驾驭资本为人民所用的“大道”。

                                           (编辑  杨利红)



*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于201851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年会上进行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1]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葛兰西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并被广泛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奠基性人物。

[2] 百度(B)、阿里巴巴(A)、腾讯(T)和京东(J),简称BATJ

“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签署一份达成救助贷款的一揽子协议。”这是美国彼得森国际...

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签署一份达成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开篇描述的场景。

20119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已经时隔三年多,但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美国霸权危机及其根源

如果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体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的赶超。然而,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而187318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霸权转移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首先,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然后,霸权主导者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并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最终,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在老霸权影响最大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重建世界秩序。1965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19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这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出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由于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的特权,因而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紧密相关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终结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霸权危机信号的出现,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意图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权的内在局限性。小布什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发动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不但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并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反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其他国家安全稳定的罪魁祸首。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更依赖于从属群体的认同,因而美国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引导,而是不顾及长远后果的勒索。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

新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西方学者对以往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显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

西方忧虑的核心是,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与之呼应的是,约瑟夫·奈直接在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令人堪忧的发展。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更要能将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体系放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在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而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造成其金融市场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的转换。在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30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吸收、容纳并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二是有一个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他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不带偏见地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外部超常购买力的持续流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久,毛泽东就对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突破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这些探索使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有别于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它们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立足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维市场体制”。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裹挟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开始了极其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作者是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红旗文稿

 

#esle

中国民主的理论体系

白钢

2015-02-10 11:03:15

西方所谓“现代民主观”的实质,是将民主从“人民当家做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做主”,将作为...

要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体系建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希腊所生发的民主理念与实践、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转变和深化、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排序既是时间性的,也符合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古希腊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源于古希腊。民主(dēmokratía)一词,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降,希腊人按照统治者的构成,对其城邦政体进行划分的产物。它意味着一种由dêmos进行统治与支配(krátos)的政治共同体。dêmos既意味着民社,即决定城邦重大事务的公民大会制度;又意味着从事这一政治活动的城邦公民整体[1]。这一意义上的dēmokratía,既是公民政治活动的产物和载体,又是此种政治活动得以可能的原因,是政治活动与政治主体的有机统一。

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讲演(油画)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将占城邦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妇女、儿童排除在外,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主制度是基于普遍化的奴隶劳动而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被其认定为具有合法资格的城邦公民(polítēs)体内部,政治权利-权力的分享与实施,达到实现了即便在当代民主实践中都很难达到的平等状态[2]: 平均每年召开不低于40次的公民大会(在全盛时期公民人数达到4万的雅典,与会人数至少要达到6000);设立以500人议事会为代表的公民大会常设机构,以抽签选举的方式从雅典10个部落中分别各自产生50位代表;议事会席位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任何公民一生担任议事会成员不得超过两次,这意味着至少有7500个公民可到议事会任职,占雅典公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所有议事会成员中,有十分之一的人以执委(prytanís)身份长期在举行公民大会的广场上办公乃至住宿,以体现公民政治的在场性特征;除10位将军及财政方面具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位外,各机构的官员均通过抽签方式选取;由抽选产生的民众构成法院,听取案件的控辩陈述,并根据投票的多数原则进行审判裁决。这种职位的周期性轮替与统治权更替的对应关系,被欧里庇得斯在戏剧中表述为“民社-人民(dêmos)年复一年地轮替执政”。

伴随这种高度公平的职位-统治轮替制度的形成,政治平等(isonomía,直译当为法权平等)理念被普遍承认,平等原则融入此前被视为核心政治理念的神订善好秩序(eunomía)中,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属秩序发展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而对雅典人而言,这种平等不但体现为质的相似(hómoios),更体现为量的均平乃至等同(isos)。如果参照亚里士多德有关“算数平等”与“几何平等”的区分,雅典民主制所贯彻的恰恰首先是算数平等,这直接体现在作为民主制核心价值的一系列以isos为前缀构成的词汇上:isonomía不但意味着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平等,也指涉物权的平等分配与处置),isokratía(权力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平均分配), isēgoría(言说平等,特别是公民大会上平等的发言权),isomoiría (份额平等,特别是土地份额的平均分配)。这正是古希腊民主实践中直接民主与多数决定原则的鲜明反映,这一原则意味着“整体寓于作为一体的多数之中”。

这种贯彻算数平等精神的民主制度,导致雅典贵族阶层在知识、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几何式的差异结构)无法有效地体现于政治权利-权力中,该阶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位。那些出身于贵族而认同并投身民主制并成为民主领袖的人物,如米尔提阿得斯、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被柏拉图比作讨好民众(dêmos)、填满其物质欲望的糕点师。

亚里士多德在其影响深远的《政治学》一书中,列举了3种良好政体的代表,并提出了作为对照物的败坏堕落形式的3个变体。3种追求城邦整体利益的良好政体依其高下,依次为王制(basileía)、贵族制(aristokratía)、共和制/民主善制(politeía);而3种追求局部利益的败坏变体依照其危害程度之高下,分别为僭主制(tyrannís)、寡头制(oligarchía)、民主制(dēmokratía)。按照这一划分,共和制是良好政体中最弱者,而其变体民主制则是败坏政体中危害最小者。显然,这是后来所谓“民主是一切政体中最不坏的那个”这一说法的理论来源,尽管是以歪曲的方式。

不同于后世常见的将人民(dêmos)贬低为乌合之众(óchlos)、将民主恶政称作“暴民统治”(ochlokratía)的做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选择了以dēmokratía作为民主政治之败坏形式的命名,用富于多重含义的politeía一词来指代民主善政,而这个词在全书中还可以指一般意义上的政体、4种非君主制的政体和包括王制在内的3种良好政体。这一异乎寻常的命名,似乎指向一种在城邦(pólis)、公民(polítēs)、政体(políteuma)、民主制之间的特殊关联,甚至在暗示,惟有善好的民主制才是最符合城邦政体本意、因而也最合于自然的政治形式。

在《政治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于3种败坏政体评论道:“僭主制是为了统治者利益的个人统治,寡头制是为了富人利益的统治,民主制是为了穷人利益的统治”,“对于寡头制和民主制而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纯属偶然——无处不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区别是贫穷和富有”。

这段话清晰透露出来的民主制所代表的利益关系与社会/阶级结构,连同公元前6世纪-4世纪雅典出现的政治权利向平民阶层高度集中的历史,构成了后来长达两千余年民主制度及其理念被西方精英阶层恐惧、忧虑、贬抑和拒斥的内在动因与心理阴影。

近代以来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

针对各种政体善好者难以持久、持久者易于败坏的情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混合政体”(他使用的正是politeía)的概念,即一种权力由公民中所有类型的团体(君主、贵族、人民)分享的政体形式。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公元前2世纪为希腊人书写的《通史》中,用这个概念解释罗马的政体结构。虽然罗马人所坚持的共和体制(res publica)与这种依照希腊眼光提出的混合政体具有重大区别[3],不过它确实为罗马人创立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某种系统的、哲学化的解释理路。人们甚至可以在罗马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部族大会(coitia tributa3种公民大会形式中,分别见到倾向于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痕迹[4]

尽管此种混合政体的学说不乏深刻,但在罗马人中全无影响,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也很少为人提及。直至16世纪以降,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壮大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混合政体学说才真正引起各方的重视。1642621日,距离英国内战正式爆发两个月前,查理一世颁发名为《陛下对两院十九条提议的答复》的文件,宣布英格兰实行的是混合政体而非绝对君主制,政府分属国王、领主、平民三个阶层,这个体系的健康和生存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平衡[5]。这可以视作混合政体学说被现实政治力量认可,并正式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标志。它呼应并见证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李维史论》所开启的罗马古典共和传统的复兴。

作为这种传统复兴的有机组成,在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建国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中,罗马式共和政体均被表彰为现代政治值得追随的典范,而对这种共和政体的解释,几乎均突出其混合政体的特征。美国建国者所设计的宪制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体制,其核心便是总统对应之君主、参议院对应之贵族、众议院对应之人民三者间的平衡关系。民主,尽管已经成为共和政体需要正视、包容并内在化的要素,但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它更多地仍是与骚乱、暴力、放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需要被时时警惕和限制的对象[6]

因而,19世纪以来政治概念史上最值得重视的现象之一,便是民主逐渐取代共和-混合政体,成为最具正当性、最有力的政体表征。或者说,是事实上的混合政体不得不将民主作为自己最核心的特征,并加以肯定和宣扬。这种深刻的转变,源于作为民主基础的“人民主权”理论的证成与普遍传播。

16世纪以来,伴随着欧洲封建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化,对应于绝对君权的绝对国家主权概念被建立起来。博丹在《国家六书》中将主权定义为“国家拥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主权以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并构成一切法律之有效性的来源。作为主权者的君主,“是上帝在尘世的影子,藐视君主就是藐视上帝”。这种主权学说,一方面使得正当性得以确立,一方面仍在沿用神学的逻辑论证主权者的神圣。

致力于完全重建政治统一性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主权描述为处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in omnes)之自然状态的人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通过签订契约将权利让渡给国家,通过对国家的服从来结束这种自然状态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成为主权者的君主-国家,其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从而将主权的来源由神授替换为自然法意义上人民出于自我保全而进行的权利让渡。

作为这种契约论理论的延续与突破,卢梭对于人民主权的确立提出了决定性意义的论证:作为整体的人民不可能通过契约将权利转让给某个外在于自我的强者-君主,恰恰相反,一种有效的社会契约意味着,每一成员将其自身及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了整个的集体,在公意(volunté générale)的指引下,全体人民将作为个体的自我结合到一个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中,“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7]。在此,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人民整体的主权者,作为主权者成员的个人和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获得了逻辑的完满统一。

这一逻辑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契约论假设,又几乎同时超越了这一假设。尽管有足够多的研究表明,早期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种这样的社会契约与权利转让,但人民主权论的有效性无需依托这种契约论: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特别是作为这类运动高峰的人民革命,构成了人民主权在现代世界中的真正基础,进而促使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正当性的基础。国家主权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历史性转化,决定了民主相对于共和政体-混合政体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与正当性的优先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民主的名义下,现代政治必然呈现为真实与虚构、神话与反讽交错纠缠的复杂情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与问题

19世纪以来,基于人民主权论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制度建设,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实践,根本上突破了民主只能施于小邦而无法行于大国的传统政治学框架[8]。尽管美国的民主本质上是假民主之名行混合政体之实,但政治体对于民主名义的借用,客观上形成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作为这种逻辑的延展,民主在事实层面也得以部分地实现,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主作为政治基础的正当性。这种“循名以责实”和“考实而正名”的实践,在长达百余年的过程中相互促进、激发、扩展、转化,使得民主从虚名而渐近实相。伴随民主的逐步实相化,以洛克观点为代表的所谓“洛克调整”,即将政治参与权严格限定于有产者及其上层同盟,通过财产、土地、教育程度的限制公然排斥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劳动者的公民权,以保持代议制政府和资本主义高度一致的制度方案,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9]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逻辑上平等的公民权与事实上不平等的财产权之根本矛盾之上。作为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资本一方面致力于瓦解扫除各种针对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劳动者得以自由地成为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力。这种基于资本-劳动自由交换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极大地扩展了劳动者的自由权,特别是作为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雇佣支配始终以实现资本的增殖运动为目的,摆脱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重新陷入对资本-财产权的高度依附之中。资本主义民主一方面肯定一切个体依照其意志与资本订立劳动交换契约的正当性,肯定作为分散孤立的原子式个人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则否认劳动者作为整体拥有共同意志的可能,否认建立在这种共同意志基础上的整体性的人民,否认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

作为这一矛盾综合体的资本主义民主,呈现出如下特征:

主奴辩证法:承认的政治

依照资本逻辑,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因而政治共同体只能被描述为诸多原子式个体以类似布朗运动的方式构成的组合,这一组合被命名为市民社会,其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的人,把自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其他的人只是这个个人达到目的之手段[10]。在这一社会中,任何成员只是为了实现我的目的而存在的工具,因此他们是平等的且根本是平等的。这种普遍平等的原则,要求以一种无歧视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体。然而与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对人的尊严的重视恰恰相反,这首先是将人作为物化的对象而达到的平等,它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平等的基础:资本不歧视任何能满足其自我复制-繁殖要求的事物,它指向某种普世无差别的国家或世界。

作为这种普遍平等原则的延伸与激进化,一种强调尊重任何个体(或在此基础上的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价值和独特性,反对“无视差异”的歧视行为、进而将任何有可能取消或弱化这种差异性的言行均归为歧视的“差异政治”应运而生。它在分享普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要求针对各种独特性与差异实现政治承认。

这种承认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源于一个个体遭遇另一个体时,从“自在”转为“自为”,从将一切对方排斥于自身之外、对方与自己相等同的状态,转入与对方进行生死斗争以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斗争的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主人通过被奴隶承认为主人而获得真正的“自为”存在,奴隶通过被主人承认为奴隶而变作为对方而存在[11]

在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中,这种主奴辩证法的逻辑,化作了各种被压迫、被奴役或感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奴隶”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政治实践。不同于从压迫-奴役的维度解释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改变的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将这种压迫-奴役的全力关系解释拓展到阶级、族群、宗教、文化、社会、家庭、婚姻、姓别等各领域,它要求对一切在上述领域处于“被歧视地位”的个体-群体的存在-行为予以包容与承认。这貌似大大拓宽了个体的自由权,却因其陷入对无数次要矛盾支离破碎的讨论及无限放大,而忽略遗忘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根本的主要矛盾。这种承认的政治,以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事实上配合了资本对一切批判力量分而治之、圈养驯化的策略。

民主-选主

有别于采用直接民主形式的雅典,现代民主制度一般均采用代议制。这既是缘于民主施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上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城邦-市镇,也因为代议制形式本身能更有效地保证精英阶层对政治的控制,并获得一种代表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代议制与精英政治的密切关联,直接决定了代表的产生有别于传统上被认为符合民主制本性的抽签制[12],它采用了贵族制/寡头制下常用的投票选举方式。

伴随着“洛克调整”的日渐式微,20世纪30年代后,普选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基本实现。这是世界范围内民主运动不断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视竞争性选举为民主最重要、甚至压倒性特征的思想倾向生发出来。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批判了将人民放在首位而将选举代表置于其后的“古典民主观”,提出应将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在将人民相对于其代表的优先地位进行颠覆后,“民主已不可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一个标准,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

此说问世后,为二战后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处于守势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某种可验证甚而可量化的政治指标,因而自50年代以来一直被奉为西方民主观之主流。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间接民主”,被刻画塑造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一切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政治制度,均被冠之以“专制”之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民主观成为二战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意识形态之一。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将民主从“人民当家做主”扭曲为“人民选择他人做主”,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降格为作为利益主体的选民,将民主简化为选主,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取消了民主最核心之灵魂——人民主权。抽离了人民主权内核的民主-选主理论,是不折不扣的庸俗政治学。而这恰恰源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被消解,蜕变成了消费社会意义上的大众。通过竞争性选举这种政治狂欢和政治娱乐,民主蜕化为一种大众快餐式消费品。

利益博弈

消解人民政治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否认现实存在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将作为个体总和的大众分解为若干因利益而勾连起来的利益集团,并将这些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博弈的过程描述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这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被描述为自利的个体通过与特定的秩序相结合,从而使其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会客观上推进社会公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本质上无别,也正是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所在。然而,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以个体自身利益为最终目的市民社会只是达到作为伦理现实之国家的一个环节,而依照资本的逻辑,这被视作是政治的终极形态。

不同集团所进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触及阶级结构、所有制与财产权等核心问题,即不动摇资本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围绕各种次要问题展开。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外部资源,必须不断放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贬抑乃至抹杀对立集团诉求的正当性。这种行动不断推高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对立与紧张,造成公众对于各方的陈述无所适从与无以置信。

当此类博弈集中体现为代表各自利益团体的政党竞争时,则在此意义上的政党充分验证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做的论断:“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或集体的利益”。以党派政治体现出的利益集团博弈,更进一步放大了原本就内在于社会结构的利益群体规模与其现实影响力的差别。

这种以回避核心矛盾、突出次要矛盾为特征的利益集团博弈,造成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大事往往无从讨论或久拖不决,而次要矛盾则不断被夸大激化。此种格局确立之初,由于各主要利益群体的利益界限尚未划定,民众对于竞争性选举有较高的热情,故而政治往往呈激亢状态,众多一般性矛盾升级为对抗性矛盾甚而成为不可调和之矛盾,常以人为的方式造成族群乃至社会的撕裂。而当其进入老熟阶段,因各种主要利益界限早已分明,各种利益群体不过循惯例各行其事,而民众则往往因见惯种种表演,无力改变现状而陷入政治冷漠乃至麻木状态。

政经分离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的基础上,进而衍化出个人与群体、社会与国家、私有产权与公共权力、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依照这一范式,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的政治权利,只能在公共领域的国家层面行使,而不能施用于经济这一私人领域。

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把民主权利排除在外的理论,其核心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最具权力的集体组织形式——现代企业法人视作是私人的,从而将个人的资格与权利扩大到法人这一非人(nonperson)实体上。然而现代企业法人的根本特点,恰恰在于它对资本的非人占有所导致的资本所有权的非人化,即社会化[13]

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兴起、发展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决定了其所对应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必定超出私人领域,而成为最普遍、最具活性的公共事务,是公共领域中极重要也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在以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法人形式下,不但资本的积累与占有方式已经社会化,从而部分地扬弃了资本所有权的私人属性;而且资本的生产方式与管理职能也同样经历着社会化,从而使得社会化生产及资源配置也部分地摆脱了资本所有者及私有产权的支配。与企业法人对应事实上的资本社会化,与将企业法人作为虚拟个人、将其财产权置于私有产权框架之下的法律规定形成对立,这是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当代最突出的体现。

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不但无助于克服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权利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也严重地阻碍着事实上已经发生并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的经济权利平等与社会化趋势。这种建立在虚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之上、牵强地将经济归入私人领域而拒绝民主权利的理论与现实,恰恰证明,民主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是人民主权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民主是人民主权在资本约束下通过人民运动部分实现的产物。它一方面确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乎覆盖所有社会阶层的平等政治权利,使得人民对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它受制于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基于这种不平等而形成的各种新型依附关系,始终无法让人民得以真正自主命运。当这种民主被称作“自由民主”时,自由一词既非民主的修辞限定,也不表达二者为并列关系,旨在强调自由在价值论上对于民主(平等)的优先性。这种作为至高价值的自由,是要求摆脱一切限制、进行自我复制-繁殖的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它意味着,资本主权高于人民主权。这是一种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观

当我们对照上述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考察中国民主的现状,就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情态,某些领域还带有前者极深重的痕迹。这是内有资产阶级法权、外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当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表述,不但应包含已经发生并正在延续着的民主实践,更要阐明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应有之义,要让合乎社会主义本质的期待照入当下的现实中。其特征概括如下:

师生辩证法:学习共进的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真实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即作为整体的人民成为有行动力的政治主体。惟有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作为整个集体的一部分,形成共同而统一的意志,整体的人民才得以形成。这种人民统一的意志,不是构成人民的单个个人意志的总和或其平均值,而是这一系列个体意识作为有机整体的一种决断。通过这种决断,单个个人放弃了自我孤立的存在而与其他个人构成一种共同体,并以这一共同体的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根据[14]。也就是说,不是单个个人的思想与意愿,而是这种整体决断的意志与共同体意识决定了人民之为人民。

作为整体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马基雅维利致力于在《君主论》中探讨一个能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的君主(principio)应具备的特质。马基雅维利将那些在实践中一直被奉行而从不公开予以承认的政治行为准则公开出来,从而使 “那些不谙此道的人”与那些深知此道的政治人物在认识上变得平等了。

作为整体的人民要让自己成功地上升为君主,即能够自主行使命运主权的政治主体——主权者,就必须要学习作为“君主”进行统治与管理的技艺与知识,摆脱在以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切与“主人翁”地位不相匹配的、对被压迫奴役状态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甚而美化神圣化的思想、感情、意识、习气、礼俗。这种学习是长期的、艰苦的、极为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一种整全的新型人格的重建,要求有一种将大破与大立有机融合的复杂工程。由此,一对矛盾浮现出来:作为这一学习过程的参与者,人民需要自己的教师;而人民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无法教育作为整体的自己。作为教育者的人民与作为被教育者的人民之间,需要一种有效的中介:它既源于人民,又高于人民,而始终属于人民、服从和服务于人民。这个中介,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本质,是一种先锋队组织。它吸纳来自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达到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成员的要求。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我解放的前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的教育,是让他们所本有的先进意识、觉悟、理想与主观能动性得以从狭隘的利益、欲望、意识形态及一切造成人的本质扭曲的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从朴素自在的存在上升为成熟自为的存在。献身于无限伟大的事业整体而超越自我生命之有限性,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作为教育者的党,是人民达到这种自性之觉悟状态的呼唤者、组织者和指引者。

党作为一种先进性组织,其先进性突出地体现于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的辩证逻辑中。人民越信任服从党的指导,党就越要保持对人民的谦卑尊重。人民在思想意识和工作实践领域取得的所有进步,都同时是党的进步;而党在路线方针政策制订贯彻中的所有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

这种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和学习共进的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核心的特征,是群众路线的精神所在。

主体参与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人民作为主体行使主权、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人民的这种主体性,集中地体现在领导、团结、组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产党身上。

党以自己的主体性,将分散隔膜、各谋私利、各怀私心、一盘散沙的个人组织起来,上升为具有共同利益、追求、价值,进而具有共同意志、行动的人民。人民以自己的主体性,理解、支持、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纠正党在理论和实践中发生的偏差与失误,防止党在后革命时代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主体性的官僚体制或利益集团的代表。

共产党的主体性与人民的主体性是通过集体生活、集体归属、集体认同相互成就的。离开高度主体性的人民,就无法有效保持党的主体性,党就会由人民主权的行使者、捍卫者蜕变为破坏者、压迫者。

因而,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全面深入持久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是摆脱各种僵化教条和形式束缚的,是严肃而亲切、团结而自由的,是充分尊重每一成员又能凝聚统一意志的。它不需要以竞争性选举的形式人为地制造党与人民的对立,而能保证党和人民作为能动主体的有效沟通与协同一致。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代表与人民代表,这是由知识与分工高度细化、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现实情态所决定的。但为了更有效地体现人民主权的直接在场特征,部分代表以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可以作为对代表选举制的一种极为有益的补充。这能够保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机会超越财产、职业、学历、阶层的限制,可感可知地参与政治,行使民主权利。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组织者,可以较有效地弥补抽选制下代表因专业知识或经验不足所导致的民主权利实施中的缺陷,这是社会主义民主较之古希腊民主在直接民主层面上具有优势所在。特别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而言,通过一定范围内的抽选产生代表,就其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对管理层进行咨询、考察、监督和评议,给予建设性意见,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国有企业“所有权虚置”的问题。

平等协商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还保留着私有产权和基于等价交换原则的商品与市场,就仍有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相应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就有基于利益差别所形成的矛盾、冲突、斗争。

这种矛盾,当它没有动摇、瓦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共识的情况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构成人民的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矛盾。实事求是地看待这种矛盾的本质,就应承认,在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内部矛盾中最主要也最突出的是阶级矛盾,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构成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矛盾关系内在地包含着剥削压迫和斗争反抗的逻辑,因而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最易于激化乃至发生质的转变。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不应也不能回避、否认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的作用恰恰在于,让这种矛盾和斗争不越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共识的界限,始终处于可控的、非对抗性的、斗而不破的状态。

这要求共产党绝不能演变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而要始终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以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旨而不带任何自利动机的先进性组织,并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来自不同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成员的思想意识、精神气质、情操修养发生革命性转化,从而作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理想信念、主体精神的“政治人”,扬弃与超越遵循动物本能、单纯追求自利的“经济人”。

具有这种政治主体性的党,能够在各个阶级和阶层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平等协商机制。在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原则指导下,召集、促进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以诚意对话沟通的方式,以顾全大局、相互谅解、共同发展的态度,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出现的矛盾,努力避免使用容易引发矛盾激化的对抗性手段,共同寻求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在这种格局下,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依然会存在。但这种矛盾的斗争形式将不再只反映矛盾内在的否定性,也将反映矛盾关系的相互转化即矛盾的同一性,反映通过斗争而实现的团结共进[15]

综合一体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深化与成熟,意味着构成人民的每一个体从包括私有产权在内的一切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建立在资产阶级法权基础上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划分将被扬弃,人民主权将不再只是作为政治权利得以展现,而会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从政治解放迈向人的全面解放[16]

这必然指向一种超越私有产权的限制、让广大人民得以在经济过程中行使其主人翁权力的新型经济制度:它将打破基于资本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独占,让资本服务于人民而非役使人民,让人民知晓并参与资本的运作与管理,让资本所代表的人与物的逻辑服从于人民主权所代表的人与人的逻辑。它不会否定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的合理性,但会将之视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也必然伴随这一系列条件的全面转化而消亡的历史现象,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神圣永恒的存在。

在经济生活的主要环节中,它将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使一种合于自然的均平之道得适于用,并以其均平而适用无穷。这种均平之道,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算数的平等”与“几何的平等”的有机结合,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个体差异的同时,使社会整体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趋于平等。

这种民主权利向经济领域的延伸,是人民将自己的政治主体性能动地施加于经济基础。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与相应的阶级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又将引发整体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构成一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能动而有机的循环。这种超越机械的、形而上学之“决定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意义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可能的基础,也是这种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本质所在。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作为觉悟的主体,自己做自己主人、管理国家并管理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超越由自利的、孤立的个人构成的市民社会,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因平等而民主,因民主而自由。

平等在此不但意味着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无差别的权利,更意味着一种觉悟的状态:人民中的每一个体意识到,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才能成为自己;只有认识共同体的本质,才能把握自己的本质;只有解放与自己拥有同样命运的一切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彻底地克服自我的有限性。体证这种平等并建立在这种平等基础上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  王生升)


[1] 梅耶(Christian Meier,《古希腊政治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50-52页,272-75页。

[2] 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3 89-107页。

[3] 罗马人并无希腊所特有的政体轮回经历,也不曾在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抉择。罗马军队严格的等级结构将公民兵完整地摄纳到体制中,从而造就了公民对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绝对权威的高度认同,这由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正式名称罗马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即可分辨:元老院不但作为独立的存在与整体人民并列,甚至还具有优先地位。参见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160-65页。

[4]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145-59页。

[5] J. P. Kenyon(ed.),The Stuart Constitution, 1603-1688, Cambridge 1966, 21-23页;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译林出版社2013 377-88页;《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格兰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283-90页。

[6]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12425-33页;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42165-200页,特别是180-94页 ;G. A. 波考克,《德行、商业与历史》,三联书店2012 394-409页。

[7] 卢梭,《社会契约论》,22-26页,所引段落见25-26页,黑体是文中本有的。

[8]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政府的力量与政府的意志始终互为反比例,因而国家扩大则意味着公民自由的缩小,进而以为“国家愈扩大则政府应该愈紧缩,从而使首领的数目得以随着人民的增多而按比例地减小”(III, 1-2)。这决定了他虽然认同人民主权作为政治的最终基础,却无法超越民主制只能施用于小国甚至小的城市的时代观念。

[9]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3,38-85页,特别是57-64页。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二章,182-187节。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一。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第二卷,二。

[13] 鲍尔斯/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24-25页,86-119页,221-22页。

[14] 这种使得人民成为人民的共同意识,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延展。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98-142页,特别是104-105页。

[15] 丁耘,《矛盾论与政治哲学》。

[16]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这样描述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白钢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19年09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7期

总期号:期

2019年06期

总期号:2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