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内容摘要:在不同的代、不同的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也不是。推民主应该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有助于放大家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键词:民主、抽签、代议民主、抽民主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刚出版的《抽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中,我试图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直到十八世末,在两千多年的史中,抽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的角色;缺少了抽,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此书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来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20世纪60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1840年前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1]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1)。

 

1:谷歌Ngram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亨廷顿驳斥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说,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打着私有化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让民主缩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终结。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再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福山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在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的著作《虚无之治》,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的空头民主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2)。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2  谷歌Ngram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副标题是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3]: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4]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他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5]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在最后一部分迈向第三次转型中,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6] 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7]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之后,2070年代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统计学者、决策学者,且些研究基本上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议员仍由选举产生。[8]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9]

 

在接下来的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10]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12]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两年后,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3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其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如图1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16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3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10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7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9本专著。[13] 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14]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15]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16]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17]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8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方式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式民的主要推者是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18]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 约瑟夫·熊彼特(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0-413页。

[2]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几周,列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9月底—101日〔14日〕),《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307页。

[4] 2017年初,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这篇论文共被引用12次。

[5] Robert A.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2-125.

[6]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0; 罗伯特·达尔(曹海军、佟德志译),《民主及其批评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0-481页。

[7] 20世纪90年代,本人在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曾与达尔教授讨论过抽签的利弊。他当时仍持这种看法。

[8] Ted Becker, Un-Vote for a New America: A Guide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6), pp. 183-185 192-193.

[9]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截止201727日,这本共被引用5次,除去一次作者自引,两次俄文引用,其余剩下的两次引用来自同一位作者。

[10] 见他的自传John Burnheim, To Reason Why: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nd Beyond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在此下载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democracy/。哈耶克大概是最早发明“Demarchy”这个词的人,但哈耶克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受到限制的民主,与本黑姆的用意完全不同,参见F. A. Hayek,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 Occasional Paper, No. 20 (1968),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pp. 31-36.

[12] 中译本把书名译为强势民主,似乎容易引起误解。本杰明·巴伯(彭斌、吴润洲译),《强势民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Imprint Academic 出版社的网页http://www.booksonix.com/imprint/bookshop/category.php?09

[14] 研讨会的成果是上文提到的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6] 第一次研讨会的成果被收入Oliver Dowlen and Gil Delannoi, eds., Sort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10)一书。第二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直接民主与抽签,其论文集可在此下载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publication/978/publication_pdf_cahier.56.23.pdf。第三次研讨会的广告见此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rencontre/210/rencontre_programme_fr_programmesortition3rd.pdf

[18] 有关商议式民调的试点,见斯坦福大学商议民主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cdd.stanford.edu/polls/。实际上,温岭的作法并非是受到费希金理论的启发,而是本土智慧的产物,参见慕毅飞,温岭公共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践与思考,见刘平、鲁道夫·特劳普-梅茨编,《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国和德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年),第106-115页。除了温岭市的泽国镇以外,近十余年来,江苏无锡市、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海闵行区、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安徽淮南市、广东佛山市顺德区等地都进行过参与式预算改革,其中有些地方参与群众是由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的,如云南省盐津县的四个镇,参见马骏,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第5-34页。

【编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

【编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王绍光的这个讲话,用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对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的歪曲和污蔑,从中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的真实面目。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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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有学者认为,57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2015年4月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法意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

201410月、11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相继推出两本新书:《中国治道》、《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4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法意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维、玛雅、欧树军、刘晗等学者,共同探讨这两本新书。本文为王绍光教授主题发言,经作者审阅发布。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

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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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怎么治理国家走过了治国能力、政府管理、国家治理三个阶段。从事实层面体现了中国体制四个优势。第一是有稳定的政治核心,...

二百年治国的三个阶段以及理念

过去二百年里,中国关于怎么治理国家走过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我划分时段和通常方法不一样。第一个阶段从1800年到1956年,这个跨度包括了1949年建国;第二个阶段从1956年到1990年前后,这个跨度包括改革开放的前10年;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英文叫governability(治国能力),就是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统治这片国土。1949年以前的一百五十年时间,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ment,就是政府管理,由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不让其他力量参与。这个阶段大概是新中国60年中的前30年,或者更长一些,直到1990年前后。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ance(治理),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国家治理。

这三个词听起来有相同之处,我把它们概括一下,另外用一个福柯的词作为“帽子”,叫governmentality(治国理念),就是一个国家治国的理据。过去二百年中国最关键的治国理念是什么?什么是各个阶段治国的特点?这三个词——治国能力、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就体现了三个阶段的治国理念,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第一个阶段的问题不解决,后面两个阶段都不会出现。第一个阶段中国遇到的问题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具备治国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遭遇了内忧外患。内忧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外患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在1852年咸丰登基后不久有个转折点,清政府第一次说,我的军队不行,得让湖南曾国藩自组湘军、李鸿章回安徽办团练来帮我镇压农民起义。清朝建立以来一直不准汉人指挥军队,但是到这时没辙了,可见危机有多严重。湘军淮军打了几年后咸丰皇帝自己洋兵被打跑了,去了热河。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了紫禁城,把圆明园也给烧了。这两件事——让汉军帮助打仗和英法联军打进紫禁城,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说明清政府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这个国家没法治了。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56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治国,就是谁有能力、用一种什么方式把这个国家维系住。但是湘军淮军本身,包括后来的北洋军阀,实际上不是北京政府真正能够控制住的,结果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再往后是以各省宣布独立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孙中山从美国回来了,他也治不了国,只能借助于袁世凯。袁世凯能不能治国?袁世凯从1912中华民国元年到191666日死去,其间有护国战争,有二次革命,每次又都是各省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还是一个国将不国的局面。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理论上宣布统一全国,但只能控制住一部分省份。南京政府在“黄金十年”真正能掌控的不过是长江中下游那几个省份。抗战开始后,日军入侵,国共都在打仗,还是没有一个政治势力能够治国。抗战结束后,国共和谈没谈成,不到一年时间,1946年又开始打内战,还是没人治国。从1800年到1949年前后这么长的时间,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解决治国的问题。

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治国的问题看似解决。共产党在跟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山头。这些山头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抹平。对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是很清楚的。从1948年初开始,党中央就意识到,全国胜利之日就快到了,共产党不仅要把敌人打败,而且要把自己统合起来。毛泽东当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建立报告制度》,规定各大根据地和军队要定期向中央报告。之后的一系列文章都能看出中央要把共产党统合起来的努力,包括统一解放军的番号,统一解放区的货币、军票体制,等等,一直到1949年建国。

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把军事统起来,把行政、经济统起来,包括统一财政,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等。中央划分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政区,既是行政主管,又是军事主管,各个山头依然若隐若现。“高饶事件”以后,1955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原来的六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大军区。中国真正统一的标志恐怕是十二大军区的成立。

党国体制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

1949年建国到1956年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制度,可以说是矫枉过正,而矫枉必须过正。“矫”的是前一百五十年的“枉”——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能够治国,到1956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全国范围内,除了台湾还没解放,香港、澳门还没收回,不再有割据势力。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第一次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历史性的。

今天的人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的政治家们,不管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蒋介石,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国将不国了,中国怎么办?一开始他们有些人想得非常好、非常理想化,就是把西方模式搬过来,解决治国的问题。比如孙中山就说,也许我们采用美国联邦制,就可以把中国治好。甚至毛泽东年轻时也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国。但是他们后来都认识到,用西式联邦制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所以才会有1949年以后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

现在有些人从理念出发,认为中国当初学的是苏联模式,太过了。其实这和苏联模式不相干,当时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治理这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6亿人口的大国。要治理这个大国,就得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且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探索,把党和国家统一在一起;共产党后来建立的体制,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体制你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它确实解决了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国能力。到1956年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套体制,可以治理这片国土。

所以,它是历史的产物。这个要说清楚,否则大家觉得是从苏联舶来的共产党的理念。它有观念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为了解决能不能治国的问题,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党政合一、高度统一的体制。

1956年农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企业基本上都成为国有或集体的,不管是中央所属还是地方政府所属。所以,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ment(政府管理)。治国能力问题解决了,政府开始起关键作用,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阶段。这个阶段,经济是政府管,文化是政府管,总之都是政府管。所有的产业都是国有制或集体制,集体所有的也要服从地方的计划经济,统一调配。

第二个阶段的好处在于,它把非常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当时中国很穷,哪怕所有的人都节衣缩食,按最低标准生活,积累也还是很少。国家发展要打基础,需要大量的资源,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还是财力的。这个时候,靠市场来调节是没有可能的,基本靠政府来进行强制性的积累,把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办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资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识字。也是在前3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没到68岁。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积普及,在册中学生的数量在1978年达到顶峰。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读书的技能、做事的技能,这是了不得的成就。

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这个恰恰可以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比,尤其是和发展中大国对比。打基础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党政合一的方式动员各种资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国的国力。当时出于军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当然也有经济的目的,都要举全国之力提升国力,国家要富,国家要强。

更早以前的思想家就讲富强。严复讲富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这个梦想,再到邓小平。所以,这个阶段由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也不完全是理念的产物。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仅是学了苏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阶段需要强大的政府力量把基础打好。没有这个基础,后30年的起飞基本是不可能的。

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

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是governance(治理)。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西方蔓延到全世界,从撒切尔夫人到里根,到世界银行,都鼓吹政府要少管事,把权力下放给所谓的公民社会,下放给私营企业。这个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蔓延,到1996-1997年被广泛使用。意思是,不要什么事都政府管,也要让其他力量来管,这就叫“治理”。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大规模变化是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邓小平去世前,公有经济——国有和集体,仍然占中国经济的大半江山。这时候开始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用一系列方法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政府不用全面管理经济、经营经济了,政府只需要规划。以前中国没有多少活跃的社团,这时候开始出现大量的社团,还有所谓的民间非营利性机构,如养老院。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当中也有世界大势。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是同步的。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个政治势力的主导下走过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第二阶段用政府统管的方式,为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打基础。第三阶段用治理的方式,释放活力,快速发展。这种转折不能说非常平稳,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下,完成得是不错的。

2012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土耳其。土耳其1961年就加入了OECD,即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目前人均GDP(按汇率计算)是中国的2倍。但是看宏观指标,中国和土耳其已经差不多,甚至更好,比如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已经超过土耳其。土耳其7000万人口,中国将近14亿人口,是他们20倍。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他们现在人均GDP只是我们的2倍,其他很多地方不比我们强。这样来看中国的发展水平,不仅可以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比,和OECD中的低端国家都有得一比,这是值得骄傲的。

共产党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今天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能力不重要,这是非常错误的。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没有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不能达到第二个阶段,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治国,就更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管理国家。有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才能过渡到治理阶段,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管一些必须管的事之外,不必大包大揽一切事情。

现在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方面全世界都在讲,国家要少管,让其他力量来管,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国家可以放权,但是放权必须有度;超过一定的度,就存在很大的危险,即国家基本能力被削弱。

中国也有这个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治理阶段后,政府曾一度误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意味着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各类风险(如失业、患病、养老等),从而漠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有段时间政府放得太多,把医疗放给市场管,把教育也放给市场管。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原以为政府可以将这些社会责任放给其他力量来承担,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于是开始纠正。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改变。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福利体系。这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国家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谈国家治理问题,一方面政府要放权,让其他力量参与管理;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和巩固国家能力。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政府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管,避免国家出现乱局;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我从1991年就开始谈国家能力问题,这与当时全球流行的观念是相悖的。是因为当时我去了一趟俄罗斯,看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转型了,但是国家一塌糊涂,一片乱象。1993年我和胡鞍钢一起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讲国家能力。曾经一度坚称“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在2004年写了《国家构建》一书,也讲国家能力问题,其实就是我90年代初那些认识。

“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使海内外渴望中国强大的炎黄子孙深受鼓舞。可以说,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实现梦想的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千千万万人民英雄为之浴血奋战的解放梦终于实现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自立自强和脱贫致富的梦想。现在,中国处于第三个历史阶段,正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新中国的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按2012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400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见图1)。“匮乏阶段”的中国梦是自立自强。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和封锁,中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但是,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且不说建国后仅3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6.5%。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硬(基础设施)、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坚实的基础。

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上下,进入第二个阶段——“温饱阶段”(见图1)。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一方面千方百计扶贫减贫;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

如果按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也就是说,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赞叹说: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高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约4000美元,进入第三个阶段——“小康阶段”。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大关(见图1)。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3%,现在这个比值已超过20%,并仍在快速攀升。“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了公共投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

中国“福利国家”的崛起

如果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根据的。但如果今天仍有人认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国家,那就是无稽之谈了。大量数据表明,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保护力度的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我称之为中国“福利国家”的崛起。这个新跃进已经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社会不公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这两方面的变化,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只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就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以前没有福利体系,但是过去10年左右,在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福祉的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其保障范围越来越广,保障水平越来越高,保障体制越来越健全。

以医疗保障为例,新世纪之初,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的比重一度高达60%。这就是说,当时医疗费用的负担主要压在居民个人肩上。无怪乎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看病贵”。这是因为,在上世纪最后十几年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但在过去十几年,医疗卫生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向运动:政府财政与医疗保险支付的份额越来越大,个人支出的份额越来越小。到2011年,个人支出的份额已降至34.77%(见图2)。中国政府正努力进一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2013年降至33%以下,至“十二五”(2011-2015年)末期将降至30%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现在不仅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0.8%),也已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0.5%),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24.8%)和日本的水平(17.7%)。

各种指标显示,中国正稳步迈向“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体制的四个优势

这些从事实层面体现了中国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四个优势。

第一,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能够做决策。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国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种局面——无法做决策。政治学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veto player,就是“有否决权的玩家”。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多,就没法做决策。因为决策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完成,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如果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否决权,这一关否不掉,下一关也否掉了,决策就会无疾而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少。在非常重大的决策上,中国真正“有否决权的玩家”恐怕只有政治局常委会。权力高度集中可能会产生问题,有潜在的危险。但它的优势是减少了太多的“有否决权的玩家”掣肘的局面,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做出决策。

第二个优势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决策者也好,各级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有一种不像哲学的哲学,比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遇到问题时,大家不是抽象地卷入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认为,出现问题了,我要解决问题。这种意识非常重要,使得我们的体制有回应社会需求和要求的动力,能够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优势也很重要,就是多样性,中国的体制允许多样化。中国立法跟西方国家非常不一样,西方立法往往是议会通过一个几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法律,要求全国各地按照这个法律来实施,美国的医改法案就有上千页。这样只能让律师非常活跃,其他人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立法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上来就由全国人大立个法,这个法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然后强制全国去实施。我们是,有问题了,允许各地去试着解决,这就叫各地的实践。还有一种方法是,当中央也不确定该怎么办,那就先搞个试点,抓点带面是共产党历来的方法。这些试点成功了,推广;不成功,对全国的影响也不大。当年办特区就是这样做的,最早办人民公社也是如此。一种叫实践,中央说,要做这个,具体怎么做,各地去摸索;一种叫试验,中央确定几个试点,取得经验再推广。即使推广也不是一刀切,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做出调整。所以说,这种多样性成了我们的学习源,也构成我们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

第四个优势是,中国体制有比较强的回应性。正因为有各种来自地方的经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最近几年出现的政策变化是很好的例子。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三农问题。到了2003-2004年,国家先是减少农业税,后来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税赋过重这种老的三农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然后大家开始讲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这几年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正在解决,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也在解决。现在大家又开始讲养老的问题,希望得到妥善解决。

养老保障以前国家只管城镇职工,现在城镇居民也管。农村有了新农保,已经有一亿多人拿到了退休金。钱不多,一个月几十块,但出现这个势头是不得了的。这和新农合一样,开始每人每年国家只给10块钱,现在已经280块了,增幅非常快,覆盖率达到99%;而且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一样的。新农保今后比新农合的增幅只会大不会小,因为养老是非常昂贵的。我们看这个变化过程,以前谈论的问题现在不再谈了,因为有些已经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这说明,这个体制对社会需求具有回应性。

以上四点概括起来,是中国经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用某一种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中国经验对治理我们这个大国是非常适应的。这是中国为什么能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四个制度优势。当然,事物都是两方面的,这四个优势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某种原因也产生过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使优势变为劣势。

(编辑:楚佳)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

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

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它完全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为政之道相关的词语随处可见,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君有道”、“君无道”,“国有道”、“国无道”,等等。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体、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是梁启超。19世纪最后几年,梁启超读了一些西方的书,发现西方讲政体,非常兴奋,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他很快把政体概念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说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他“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认为把专制推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放弃和批判政体思维的人。1903年他去美国走访了8个月,那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是问题最多的时候。他很快就对这个自己曾经大加赞誉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并得出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识到政体决定论是错误的,把视线转向政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强调,政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就这样,他从政体思维转向政道思维。

辛亥革命后,政体换了,但善政不立。经过亲身从政,梁启超对民国政治大失所望,也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民国四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制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均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体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认同“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称作是理想的政体。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绝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样,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讲的“民主”也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或者说,他讲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体的概念。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几乎毫无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跟竞选、多党制没关系。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因为采用竞争性选举,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应性未必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却比较高。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点点。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

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不仅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主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正在实践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意味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谁?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仍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民众第一次带入了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对象是人民,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谁代表?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中式代表型民主对“谁代表”问题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掌握和行使某种权力的官员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和义务代表人民的利益,即所谓“当官为民做主”。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与西方“授权论”、“问责论”等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什么?西式代议制中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等),而囊中羞涩的社会下层表达的更多是客观需求(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以及就学、看病、养老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客观需求与主观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式代表型民主所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基本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比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这意味着,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所表达的利益诉求的同时,要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人民群众变化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

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怎么代表?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回顾历史,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参见刘少奇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不无道理的。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代议型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做主。如果代议士在任职期间也会去接触民众,那主要是竞选行为,为了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与巩固、扩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那些不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通常而言,不参加选举的民众恰恰是底层的老百姓。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念淡化,即使他们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势社会群体。他们会热衷于出席商务活动,四处去剪彩,与企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付差事;或是作秀,造就出一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者。这是群众路线的软肋,它过多地依靠干部的自觉性。因此,与群众路线相配套必须有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要大力宣传群众路线,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要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形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敦促与刚性要求。

另一种迫使干部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有所不同、各有特点,但它们并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相对优势是,它有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相对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增强群众观念、了解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来运用,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愿与能力。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诉求也不会被忽略。

十八大以后群众路线的快速回归势头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共历史上,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毛泽东带头做出了表率。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十分强调群众路线。邓小平曾告诉全党:“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很多人淡忘了。虽然在官方表述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词语还不时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不断升高的公众参与压力,这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诞辰。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落实群众路线制度化、常态化。到2011年底,“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蔚然成风。更多省区的主要领导,如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新疆等,也带头下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众的心窝。进入2012年后,又有一些省区,如青海、广西、宁夏等,启动了类似行动。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历来重视党的传统,视群众工作为党的生命线。早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1990年),他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在2011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开前夕,在2012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在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人民”,共145次,这无疑是他人民意识的真实流露。为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十八大结束几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419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百度指数”传递的信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路线的回归势头。2011年以前,“群众路线”的百度指数一直在均值线以下徘徊。但此后两年,该指数越过了均值线,并在十八大后快速攀升,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群众路线的回归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努力方向,也让我们对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有信心。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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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三无”政党

王绍光

2014-11-25 16:28:28

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对两党...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在“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尽管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20世纪50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而将大众党视为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美式精英党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员”(pa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的一次投票机会。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这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任何一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却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甚至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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