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习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其实这在国际范围也适用。这场疫情对所有不同社会的经济体系、医疗体系来说都是一场大考。这既是人与病毒的较量,也是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控体系效能的较量。这场疫情对各国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将带来明显的变化。

    疫情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制度的较量,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哪一种制度应对疫情能做得更好一点。最后,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从口罩讲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不同社会间的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是两种不同的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戴口罩在西方如此之难

    今年1月开始,中国从武汉开始发生了一场疫情遭遇战,1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125日左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要求不仅来自2003年非典的教训,也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用于疫情的防控,可能还是从中国开始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了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比较实用的口罩。当时在那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他不相信口罩能预防瘟疫,因此他坚持不戴口罩,后来病死了。

    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出门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例如《华尔街日报》131日发自北京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一些专家提出质疑,特别提到中国国内有人持反对意见。总之那时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戴口罩是不靠谱的。

    他们认为什么是靠谱的?124日德国《明镜》周刊发了一期专刊,专讲武汉疫情,一些言论很恶毒。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该刊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也不是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就是当时西方开的典型药方。

    到了2月,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个别新冠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仍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而且都是在后来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都发行了官方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很多报纸炒作中国的戴口罩行动,称中国进入了切尔诺贝利时刻,他们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把中国体制扳倒。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再告知民众,不建议佩戴口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3日,那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已经超过了6000人,认知这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法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在1月底时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直到3月底,卫生部网站才发布了防疫指南,告知民众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法国到4月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直到511日,政府才要求民众乘坐公交车辆时必须戴口罩,这时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

    在英国,直到4月下旬,政府还对民众说不建议佩戴口罩,到64日才发布通知,说6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早就提出了警告。327日报道,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警告,说不戴口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3月的时候,要求戴口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18日),斯洛伐克(325日),然后是波黑。这些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西方媒体说,这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1日,以色列、奥地利要求人们戴口罩,这两国是集体主义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422日德国要求戴口罩,然后是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要求民众戴口罩(5月才在全国实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政府到5月才开始要求民众戴口罩。

    戴口罩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国家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慢慢地接受,这期间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口罩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全球目前戴口罩的情况。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北欧的瑞典,非洲的一些战乱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是要求戴口罩,或是建议戴口罩。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国外早有人做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59日以前做出的,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很清楚,疫情期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

    关于防疫要戴口罩,中国国内媒体发表过很多文章,讲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所以这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不简单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在西方,戴口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从英文、法文、德文报道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照片:抗议群众打出标语,最多的口号就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喜欢戴口罩,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干涉。还有打出标语自由(freedom),你让我戴口罩就是暴政(tyranny)。很显然,口罩之争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多的,从3月开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还有日本(小规模抗议)等等。8月底,欧洲很多国家又爆发了抗议戴口罩的活动。美国这种活动就太多、太频繁了,举不胜举。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罩之战实际上是主义之战。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我们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这个社区,保护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在东方是这么看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一位法国著名的流行病学者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不亚于一场革命,也就是说,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

自由主义程度和不遵守防疫规范的相关性

    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合作行为。

    有人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囊括了175亿条各种行为记录,截止到615日,数据总量达到250TB,用了97台计算机,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它的自变量是评估美国各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指标是从1790-1890年间,这些地方处于边境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边境是不断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个人主义的东西就越强烈。因变量是各县人民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它的结论很简单,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影响遵守程度可以影响41%左右的水平。

    这个研究项目同时对其他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美国的分析和对另外83个国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相应地,感染率也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用美国的大数据做研究的,是四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可以发现,虽然看起来很高明的研究,其实是我们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带有常识性的东西。

    疫情大考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这一次疫情暴发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没有数据)。五国人口有15亿人。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只有12.9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人数是9万多人,死亡不到5000人。而在OECD37国,已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接近50万人(20208月底)。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为什么有些社会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也有两项研究成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项研究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发表,两者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两个研究能看到一个相关关系,就是哪些地区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方,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点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可以引出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包括英、美、法、意这些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这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看到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害,应该认识到,戴不戴口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保卫社会的一个举动。这会不会使得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些帖子,就是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我们中国人对此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编辑   高梁)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协同应对

官产学协同,攻克工艺技术

达成合作意愿只是技术突破的第一步。虽然当美国进入二战时,合成橡胶的生产已有20多年历史,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经验,相关技术还没有过关。与天然橡胶相比,合成橡胶更难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轮胎时需要更多的粘合剂。为了生产可靠的通用橡胶,必须研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在谈到业界最初对GR-S的试产时,一位亲历者回顾道,第一批实验样品很快就显示出,这种“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胶与业界熟悉的天然产品完全不同。拉伸强度约为天然产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发热速度却增加很快。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新的合成材料可能会被扔进垃圾桶。但这是战时紧急情况,别无选择,业界必须学会用它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

由于GR-S需要确定与天然橡胶不同的复合条件、促进剂、抗氧化剂以及炭黑的种类和剂量,政府携手产、学、研发起了一项“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重点是改进GR-S现有生产流程,并解决现有和潜在技术难点。该项目的牵头人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化学家罗伯特·R.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参与者除各相关公司的研究人员外,还包括来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者。贝尔实验室的多位化学家解决了GR-S生产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威廉·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 开发了一种利用橡胶溶液的折射率确定橡胶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术,对提高GR-S质量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他参与计划的学者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总裁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作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突击队和别动队”。在橡胶署长办公室的强有力领导下,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联合起来,各种知识与想法汇集在一起,所有数据与成果进入同一个信息库,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通力合作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该计划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攻克诸多技术难关,在合成橡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上取得快速进展,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计划开启短短16个月后,GR-S便开始批量生产。在该研究计划持续期内,100多种详尽的研究报告通过橡胶署长办公室分发到所有参与方,各公司共享了200多项专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年投身合成橡胶行业的化学家相信,通过以这种大规模集成方式展开技术攻关,美国合成橡胶产业得以“将平常需要走10年的路,缩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资扩大产能

在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大手笔向合成橡胶产业投入巨资。据估算,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投资高达7亿至7.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亿至120亿美元),用于兴建51座工厂,占这些工厂建设费用的97%。此外美国政府对橡胶项目还有大量其他投资,总金额高达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20亿元左右。[1]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可以说完全是一场豪赌。当时就有咨询公司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经过试运行,就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设施中去”。但大战当前,不赌行吗?

很明显,这51座工厂都是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采用国有制?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看不到大规模投资合成橡胶可以很快给自己带来盈利机会,而政府这时正要为前线供应武器装备,无从、也无需斤斤计较市场价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年试图推动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但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只建起4家年产量很低的小厂。“橡胶调查委员会”在19429月建议政府“硬闯”(bull through)合成橡胶领域;随后由杜鲁门领衔的国会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此前的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才为美国合成橡胶的大跃进扫平了道路。[2]

 

51座工厂分头由四大轮胎厂商设计、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将其租给这几个厂商经营,几乎是白送;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有民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对这些工厂以及合成橡胶上下游企业实行严密监管,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合成橡胶生产厂集群。其次,为了避免妨碍各个厂商之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合成橡胶领域暂时叫停了反垄断法,不再奢谈自由竞争。[3]

再次,这些工厂所生产的橡胶并不能随意拿到市场上销售,而是必须记在“橡胶储备公司”的账上,按“战时生产局”制订的分配方案,出售给工业用户。同时,它们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机构计划分配的。用当时“战时生产局”负责人的话说,“在广大的生产领域,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出售给谁都是由政府决定。价格和工资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导劳动力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4]

 

综合起来看,相关企业根本谈不上“民营”,而是国有官督商办。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上下对政府这么直接的干预合成橡胶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事后证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间工厂的建设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其建设周期需要10年;然而,在战时,由于各方面的齐心合力,它不到10个月就投产了! 美国的工业部门此前从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承担如此巨大的任务,但他们知道,如果合成橡胶计划失败,美国的作战能力将被大大削弱。既然没有退路,面临再大的困难,也只能硬着头皮砥砺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4500吨;1941年,提高到8400吨;1942年,战争已经开打,4家新建的工厂原计划将产能提高到4万吨,但最终只完成了2.25万吨。转机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初见成效,15座工厂完工,GR-S开始量产;当年产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达到23万多吨,相当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胶园的产量。1944年是战争最吃紧的年份,对橡胶的需求升至顶峰。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已在美国形成,产量提升至76.3万吨,是1940年的一百多倍。[5]

 

这年,曾担任过“橡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在给该委员会牵头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短短两年内,美国完成了“一项几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建立起一个通常需要20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庞大合成橡胶产业。“回想两年前那些炎热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这一切几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 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建设美国本土合成橡胶工业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当年产量达94.5万吨,占全国橡胶消费量的87.6%,产能更高达110万吨。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面临生死抉择的伟大崛起

谈到二战时期的科技进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胶对美国赢得二战也许贡献更大。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知情人都认为,合成橡胶计划堪比“曼哈顿计划”。1947年,深度参与合成橡胶计划的劳伦斯·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美国的战时合成橡胶计划与美国在原子弹上的项目非常接近”。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至少有三个共同点:1)总费用分别都有20亿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计划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下,大批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团队合作。直到1955年,被人称作“两洋海军之父”的美国资深众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还在一次国会关于政府合成橡胶项目的听证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二战期间建造起这些工厂是最伟大的战争成就,仅次于核武器的发展”。

的确,几乎从零开始,合成橡胶的飞速发展称得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质上讲,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不能生产可以用于制造轮胎的合成橡胶; 1942GR-S的产量只有区区3721吨,占当年合成橡胶产量的16.5%,质量也不太好。随着“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快速取得进展,1943GR-S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质量持续改善。到战争结束时,GR-S的占比稳定在八成以上,其质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胶(见图1)。

 

1  美国合成橡胶的构成与产量,1940-1945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从量上讲,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远低于苏联与德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产量比德国的最高产量(1943年)还要高出7倍。战后,美国占据全球合成橡胶生产霸主地位长达65年(图2),直到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产能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超过美国,夺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胶生产大国的头牌。[6]

 

量的另一个指标也许更重要,从1944年起,美国生产的橡胶已经可以满足战争需求;到1945年,除满足战争需求外,橡胶产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1940年底,罗斯福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将美国建成“民主的军火库”(Arsenal of Democracy)。恐怕直到一年后他才深切的感受到,没有足够的合成橡胶,尤其是丁苯橡胶,这个“军火库”根本无法建起来。直到美国上下一心、协同攻关,突破GR-S关键技术瓶颈以后,它那个“军火库”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为前线总共生产了303,717 架军用飞机、88,430辆坦克,94,179艘战舰、260万辆军用卡车、60万辆军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军备生产的优势”。

 

2  美国与全球合成橡胶产量及美国的占比,1939-1956(万吨)

数据来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 62

 

假如没有足够、适当的橡胶供给,哪里会有这些军火、装备?没有这些军火、装备,美国哪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岂有战争胜算?正是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才使美国得以从零开始,在三年之内发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支撑起庞大的军火库,全面碾压德意日轴心国。马丁·邓普西上将所说的“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世界上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

今天中国面临的芯片危机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30%的芯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已经有能力制作出28纳米乃至14纳米技术的芯片;也就是说,非高端芯片的自给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机的7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此类芯片的制造设备与技术。顺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胶轮胎也是我们的技术短板之一。[7]

 

以前,通过国际产业链,我们可以买到相关产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天然橡胶一样。现在断供了,这是坏事,但坏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8] 对当年的美国而言,天然橡胶断供是极大的坏事,但如果不是经历这件坏事,它的合成橡胶产业不知何时才能发展起来。美国都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中国也一定能。

在坏事变好事、化危为机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子兵法·九地》讲到有一种用兵原则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9] 于是我们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类似成语还有济河焚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绝处逢生、向死而生……,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更是不断化危为机的历程。长征途中,面对失利和困难,毛泽东豪迈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日本打到中国,毛泽东引老子的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10]

 

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然后告诉大家“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使出种种损招,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大无畏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2]  1959年,面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拒绝援助我国核潜艇研制,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 1960年,为了“制止战争”、“不受人家欺负”,毛泽东又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4] 

 

从建国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纠集其盟友及走狗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苏联也于1959 6 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 1960 年撤回全部在华的 1390 名苏联专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于1964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1967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于1970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12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我们还在极其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上,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包括重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1989年,当西方国家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15]

 

与过去遭遇过的严重危机比,当前的芯片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与过往落后的历史条件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制度的固有优势依然安若磐石、稳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确实充满挑战,但绝非遥不可及,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面对美国的“脱钩”、“断供”威胁,我们只能同仇敌忾,绝地反击,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编辑  碣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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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 价值换算依据以下网址https://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42. 

[2] 19421月到19437月,美国国会专门为合成橡胶的发展举办了超过100次听证会。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10-212.

[3] 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p. 179.

[4] 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5] Jerome G. Peppers Jr.,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Logistics 1935-1985 (Huntsville: Logistics Education Foundation Publishing, 1988), pp. 63-6519415月,美国政府规划的合成橡胶产量的最初目标是1万吨,7月提高到4万吨。珍珠港事件后,该目标于19421月提高十倍,达40万吨; 33日又将目标提高至60万吨; 421日再将目标提高至80万吨;最后,9橡胶调查委员会把目标设定为100万吨。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09-210.

[6] 周文荣,自主创新、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一合成橡胶大国,《中国石化》,201812期,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12/28/content_1729473.htm

[7]中科院院长: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单2020917日,https://tech.sina.com.cn/d/i/2020-09-17/doc-iivhuipp4859072.shtml

[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页。

[9] 骈宇骞、王建宇、牟虹、郝小刚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1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1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13]  郭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军转民》,2015年第1期,第56-58页。

[14]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 —1962)” (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第8 卷 第5 期(2001 9 月),第69页。

[15] 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最近一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坏消息,华为首当其冲。美国现在已经摆出架势,要对华为发起“绝杀”,意图禁止全球几乎所有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不仅华为依赖进口芯片,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也依赖进口芯片。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与芯片生产相关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具有极高的门槛和壁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外国所垄断。在脱钩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芯片自给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达到70%左右?中国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此,很多人不敢乐观。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却很冷静,他嘱咐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要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一种信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这是美军马丁·邓普西上将的话。你看,我们高举美国将领的话,向美国学习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我们而改变。[1]

其实,脱钩、断供在近代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回顾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即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遭遇过的致命橡胶危机。看看美国的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认为,芯片是现代工业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与随处可见的橡胶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殊不知,今天中国人对芯片的关切程度还不一定比得上二战初期美国人对橡胶的关切程度。昔日被称作“黑色黄金”的橡胶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的稀缺,催生了现代世界不可须臾离开的合成橡胶产业。

最大短板

橡胶原本只有天然橡胶。早在20世纪初,当汽车工业刚刚诞生时,人们已预感到,天然橡胶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获得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次年,德国橡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汽车轮胎。一战期间,英国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厂商转向,生产了大约2500吨甲基橡胶。十月革命后,屡遭外敌封锁的苏联也付出极大努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于1927年完成第一项合成橡胶实验,于1932年开始批量生产合成橡胶产品,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战与二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欧洲,与美国远隔一个大西洋,战争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整个30年代,美国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橡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胶产量。不过,美国几家相关公司也开始研发合成橡胶,出现五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但这时,它们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别是与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胶专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来的美孚),它不断制造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分享技术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开合成橡胶方面的独立研究。后来,杜鲁门牵头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 “确实阻碍了美国合成橡胶的发展”。

反倒是身处欧洲大陆的苏联与德国更有紧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开始催促本国企业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他说:“……合成橡胶的大规模生产也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来组织和实现。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艺没有完全确定之类的借口了。我们是否要再等下去,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时间,危险时刻的突如其来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苏、德两国在30年代下半叶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掌握着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到1940年,苏联的合成橡胶年产量已达9.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德国紧随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以至于开战后,它们双方战车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胶制作的轮胎。

在直接投入二战之前,美国生产的几乎每一种战略物资的份额都比其他国家高,唯独合成橡胶是例外,成为最大短板。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发与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苏联。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区区4500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0.4%),而苏联和德国两国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共有12万吨左右,是美国的几十倍。事后,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赖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遗憾地说:“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获得橡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使用了大约35000种橡胶产品,但我们犯了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橡胶,没有意识到它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确,橡胶当时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各种军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战中为美国及其盟军屡建奇功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橡胶;每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橡胶;每艘战舰需要两万多个橡胶零部件,重量共约16万磅。此外,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它们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没有足够的橡胶,根本就无法应战,更谈不上取得战争胜利了。

 

 

1  美国橡胶供给来源(1939-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战争已在亚洲进行多年,欧洲方面,德国从入侵波兰开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面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完全断裂的局面,罗斯福在这一年6月终于宣布橡胶为“战略与关键物资”,并成立了国有企业“橡胶储备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简称RRC),抓紧大量囤积来自海外的天然橡胶(与今日华为囤积芯片相似)。如图1所示,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天然橡胶进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从不到50万吨跃升至约82万吨;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进口量几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达95万吨,备足了大约一年的民用需求。为预防更糟糕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于19415月签订合约,计划兴建4座合成橡胶生产厂,让4家轮胎制造商运作,年产量定为1万吨;7月,又将产出目标提高到4万吨,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

陡然断供

194112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国98%的进口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图2),主要是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地方已分别于1941128日、19421月落入日军控制之下;215日,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样,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 比华为芯片的断供还要来得突然、猛烈。

 

2  美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1940

数据来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对美国宣战,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被动迎战。因为这一切是突如其来,应对起来十分棘手,橡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给,这个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为了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19428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等专家组成的“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urvey Committee)。该委员会1942910日发布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警告说:“在所有关键性与战略性物资中,橡胶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构成最大威胁的物资。钢铁、铜、铝、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产可能足以使我们如愿以偿地、迅速而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证这些物品有足够的供应,以强有力地支援我们武装部队的大规模运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确保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国内经济都会崩溃。因此,橡胶短缺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2] 很明显,橡胶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美国应对橡胶危机的第一招是寻找天然橡胶的替代进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还没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军的威胁)的天然橡胶重要产地是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它的产能只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头;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胶产地产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够美国两个星期的消费量。更何况,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苏联)也希望从这些地方进口。显而易见,即使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一些天然橡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是一条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实上,从19421月到19459月这三年半时间里,美国总共从全球搜罗来31.5万吨天然橡胶,不足半年的战争需求。

第二条出路是废旧橡胶回收。194251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废旧橡胶找出来。15日,罗斯福总统又录制了一段战争宣传纪录片,在全国所有电影院放映电影前播出,其主题也是回收废旧橡胶。罗斯福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在6月的后两个星期,将一切用不着的橡胶制品收集起来,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卖给担任回收任务的全美40多万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铺。[3] 罗斯福还带头将其宠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胶骨头捐了出来,用于再生橡胶生产。然而,尽管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员手段,到6月底,这次回收活动总共收到了不足22万吨废旧橡胶,让罗斯福大失所望。延长10天后,回收总量提升至45.4万吨, 这几乎已把美国的犄角旮旯彻底掏空了,但距离罗斯福设定的100万吨目标还相距甚远。据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收活动”, 但它是一锤子买卖,无以为继。

第三条出路是减少橡胶的使用。为了节省汽车轮胎,也为了转产军品,1942210日,全美最后一条民用汽车生产线关闭。在19425月的广播讲话与纪录片中,罗斯福同时发出号召,“减少汽车的使用,通过慢速行驶和少开车来节省轮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众的自觉。当月,17个州通过法案,开始发行票证配给汽油;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汽油。不过,汽油配给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节约汽油,而是为了防止美国人过多使用汽车,浪费轮胎,浪费橡胶。汽油供应减少,可以迫使民众少开车,从而可以少磨轮胎,少费橡胶! 同样为了节约橡胶,19429月底,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将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因为相关部门研究发现,时速35英里的轮胎寿命是时速65英里的轮胎寿命的四倍。194212月,罗斯福总统又下令把汽油配给的做法推广到全国所有48州。这三项节约轮胎的措施一直实行到1945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种开源节流的招数肯定有助于缓解橡胶短缺,但它们开的“源”太小,节的“流”不多,仅靠这三招不可能弥补天然橡胶断供造成的巨大空挡,更难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本国与盟国的战争需求。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它被提升至最高优先事项。[4] 19425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警告:除非在库存耗尽前,“合成橡胶可以大量供应,否则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叫停整个战争”。 被战争与断供逼得无路可退时,以前想办却无法办到的事反倒出现了转机。在这其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

协同应对

战时状态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在1940628已组建了“橡胶储备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进口、囤积与分配天然橡胶,服务于国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全面推进合成橡胶产业发展的任务,包括控制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协调相关公司、大学与科研机构展开合成橡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合成橡胶制品的生产。当时,除“橡胶储备公司”外,还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组建新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这些机构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设进度。为此,“橡胶调查委员会”于19429月建议,“对与橡胶计划有关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合并”, 将所有涉及橡胶供给与使用的相关职权(包括技术研发与橡胶的购买、销售、征用、储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橡胶署长办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属于权力巨大、机构庞大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胶储备公司”与“橡胶署长办公室”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作用是沟通产、学、研,协调人、财、物,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出一个足以支撑战争与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胶产业来。几十年后,当一位美国学者回顾合成橡胶发展史时,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们孙辈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分享专利与协议,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运营这些设施。”

专利共享

为了生产适合广泛军用的合成橡胶,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专利问题。战前,杜邦公司已经发明氯丁橡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发了丁基橡胶,但这两种合成橡胶都不能用于生产轮胎。适合生产轮胎的是丁苯橡胶,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幸运的是,通过战前与法本公司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生产丁苯橡胶的专利与技术知识。但直到1941年,该公司不仅自身没有投资生产丁苯橡胶,还以提起诉讼为威胁,阻止轮胎企业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异(Goodyear)使用这项技术。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同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交战双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不再作数。在这个背景下,官办的“橡胶储备公司”趁势而入,于1219日协调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大轮胎生产巨头固特里奇、固特异、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国橡胶公司(U.S Rubber)签署了一份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次年,美国政府发起对标准石油公司与敌国法本公司合作关系的司法调查;为了避免政府进一步施压,标准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26日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免费与所有参与协议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胶方面的专利。同时,各公司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所有类型的合成橡胶都采用新代号“GR”,意为“政府橡胶”(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胶(Buna-S)被称作“GR-S, 丁基橡胶被称作“GR-I”等等,共五大类;产品以丁苯橡胶为主,其他种类的合成橡胶为辅,并确定将使用“共同配方”。最终,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合成橡胶中86%为丁苯橡胶。可以说,没有用于轮胎生产的丁苯橡胶,机械化的二战根本无从进行。

直到这时,即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公司确保解封专利之后,大规模合成橡胶生产才真正成为可能。按照1941年与1942年的这两次协议,除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相关信息外,对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专利,只需交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发明的新专利,将由所有签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这两项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美国公司同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密”。

(编辑  碣石)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任正非最新发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202097日,https://tech.sina.cn/it/2020-09-07/detail-iivhvpwy5282799.d.html

[2]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 554.

[3] 纪录片“‘’Scrap Rubber Needed‘says FDR,’” 194261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n9Z90MPeQ;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May 18, 2015, https://www.rubberlinings.co.uk/single-post/2015/05/18/BRIEF-HISTORY-INTRODUCTION-OF-RUBBER.

[4]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5. 当时,合成橡胶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纳粹德国与苏联也不遑多让。为此,美国曾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制造基地进行轰炸,德国也曾在19411943年间对苏联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发动过毁灭性攻击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The Battle for Rubb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onathan Curry-Machado, eds., 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pp. 208-209.

#esle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时常有人把它比作“黑天鹅事件”,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雷德·戴蒙德。 这恐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新冠肺炎在发生之初,绝不是“黑天鹅”事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比应对“黑天鹅”事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简称DMDU)。

何谓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按确定性程度来划分,公共政策的决策环境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即决策相关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且已纳入决策者的视野。“灰犀牛”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按照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说法,“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 前两个特征都指向确定性。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决策,应该可以权衡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找出最佳或次佳选项。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蓄意忽略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

第二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决策恐怕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一般不确定性是指“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是未知的,但决策者已经知道未知因素的存在。“黑天鹅”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这类事件也有三个特征:(1)出乎意料;(2)影响巨大;(3)事后可解释、可预测。 由于存在已知的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决策无法精确地判断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决策者最终的决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选择,只要后果足够好,就算不错了。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决策,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最佳决策,不应该出现任何纰漏。政策研究者最初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近几十年研究下来,他们的结论是:任何决策都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应对。

第三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一般不确定性不同,深度不确定性是指“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是未知的,且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些未知因素是什么。这类情况既不属“灰犀牛”,也不属“黑天鹅”,如果硬要找比喻的话,它可以称之为“陨石来袭”。作为对比,“陨石来袭”事件的三个特征是:(1)不可预见;(2)小概率;(3)影响超大。由于具有这三个特征,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决策者最初无从知道到底存在哪些政策选项,当然更无法判断各种选项的优劣。

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各种思路似乎可以归结到一句英文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We Cannot Direct the Wind, But We Can Adjust the Sails)。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这种策略非常注重时效性,因为如果不及时调整风帆,航船可能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时效性表现在决策的各个阶段,首先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其次要迅速做出决策;再次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与收益;最后要及时调整政策,以减少代价、扩大收益。

很显然,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有赖于四种能力:(1)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2)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3)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4)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不管一种政治体制的四种能力有多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出现错误、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还要执意坚持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表现在对三组关键问题的研判上。

第一,是还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危害性极大的未知病毒大流行疫情吗?首先要问的是,疫情涉及的是已知病毒,还是未知病毒?如果是已知病毒的话,就转化为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运用已知的有效应对方式处置。一旦确定是未知病毒,要追问两个问题,它的传染力有多强?它的致命性有多大?如果传染力不强的话,哪怕死亡率很高,只需部署重点诊疗即可;如果致命性不大的话,哪怕传染力很强,可以当作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反过来,如果像武汉在2020年初面临的情况那样,未知病毒不仅传染力很强,而且致命性很大,就必须提出下一组关键问题。

第二,封还是不封?为阻断疫情传播,要不要采取最为严格的封闭措施?2020123日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因为这天武汉采取的全面封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如此当机立断、破釜沉舟,需要非同一般的意志力与决断力,与此后多国面临类似局面表现出的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复还是不复?封城不是目的,而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手段,代价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疫情一旦出现好转势头,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复工、复产、复学?与“封还是不封”史无前例一样,对这组问题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难度

在上述三组问题的研判上,对第一组问题的研判最为艰难,因为无论是一线医务人员,还是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政府决策的拍板者,他们面临的局面都是“未知的未知”,最初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经过不断的试错调适。

先看一线医务人员。虽然他们是患者的最初接触者,但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绝非易事。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被称作“疫情上报第一人”,她于20191226日至29日先后接诊发现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7日,她把情况上报医院,医院随即上报区疾控中心。当时她比较确定,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但是具体是什么病毒,并不清楚;其传染性与致命性,更不清楚。12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传播有关可疑病例的消息,说是确诊了SARS冠状病毒。SARS或非典是已知病毒。应对已知的非典疫情,中国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20193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表示:“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 该说法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2019年底出现的病毒与SARS病毒很不一样。2003年的非典危机,全国一共只有5327个病例,死亡349人,可见SARS病毒的传染力比新冠肺炎低得多。

如果2019年底、2020年初,政府当时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贸然将新出现的疫情错误地当作另一次SARS应对,会不会因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即便对于负责流行病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而言,当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引发的疫情时,认识其性质与危害,也需要一个学习、认识过程,不可能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马上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对另一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2012922日,英国发现一例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次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其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对此进行了通报。925日,丹麦又发现5位疑似患者;同日,世卫组织发言人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不应被称为“类非典病毒”;此后一段时间里,它被称为“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929日,世卫组织称,尚无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证据。9月底10月初,中国卫生部表示,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的可能;国家质检总局则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但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来看,这种病毒应该不会严重影响我国”,“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紧张恐慌”。107日,香港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致严重呼吸系统病的疑似病例;不过3天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中国卫生部再次表示:新冠状病毒不同于非典,且中国尚无此病例。英国花费了几乎两个月时间,到1115日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组测序结果。当月,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6例,死亡2例。一直到次年2月中旬,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才达到10例。2013219日,瑞士研究机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没有明确提及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这时距发现第一例新冠病人已经过去了几乎5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仍坚持,暂时无法确定这种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间传播。2013515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发现病毒引发的疾病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命名不大满意,担心名称可能会导致区域歧视,但还是默许此举。几天后,广东省惠州市发现了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从20129月到20136月,在中国,虽有媒体零星报道,但这个“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人在搜索网络时“惊奇地发现”,原来8年前中国已与“新冠病毒”打过交道了。

2019年,全球27个国家报告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大约80%的病例由沙特阿拉伯一国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新冠病毒的判断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传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情况记录在案。” 2020126日,即武汉封城三天之后,《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位科学界作者的看法,“从目前的情况看,SARS的发病数发病率最高,MERS的病死率最高,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比MERS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低。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否比SARS严重,需要未来疫情的发展来判断”。 这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未知现象时,习惯于借用已知的经验来进行研判。遗憾的是,已知的经验并不总是那么可靠。

不管怎么说,“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已被证实相当低。试想一下,如果它刚出现时,某些国家的政府或世卫组织就紧张兮兮地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动员民众抗疫,不惜拖累经济发展,也要采取严格的封闭措施,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评价?

另一方面,尽管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在疫情判断上一直都小心谨慎,过去十余年,不少有影响的医疗政策研究者与评论者还是认为它们过于草率,多次造成虚惊一场。

2005年,美国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出版《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性恐惧症的真相》一书,认为人们夸大了流行病的危害性。他指出,炭疽、疫苗短缺和SARS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即使出现,其风险也比车祸或冠心病致死率低得多。作者宽慰读者:“今天,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安全、轻松和健康。现代医学几乎消灭了曾经是常见杀手的许多疾病。科学技术为我们防止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保护我们的财产、并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了无数种装备。除此之外,现代情报搜集技术可以在威胁刚刚冒头时便查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

20093月至20108月,H1N1流感引发全球性流行病疫情时,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少报刊都发表专家的文章,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夸大了H1N1流感疫情,造成巨大经济社会损失。如加拿大《环球邮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虚报的大流行成本几何”。 虽然这期间也有人认为,世卫组织敦促准备充足的疫苗恐怕是必要的, 但由于指责的声浪太高,世卫组织不得不专门发表声明,回应批评它谎报疫情、为医药企业谋利的指控。

2015年,在《大流行?姑且听之: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一书中,英国医学教授卡洛·卡达夫认为,大流行的危险往往是相关人士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他建议人们,今后凡是听到大流行的警告,一定要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不应盲信。

由于警告不断,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危及全球的重大疫情一直没有出现,不少专家认为,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已不再会出现。2018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的一档节目,题目就叫做“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的流行病”,其引言是,“寨卡病毒,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尼帕病毒:不断有人警告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灭绝,但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20202月,当新冠肺炎的病例还集中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时,在欧美媒体上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说法:不要夸大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并提醒本国政府记取过往数次虚惊一场的教训。

世卫组织与各国政府对大流行疫情的判断一直相当谨慎,却仍有不少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批评它们,太多次喊“狼来了”;连“狼”真的来了时,他们也还不相信。试问如果这些人成为决策者,他们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水平有可能会更高吗?

一线医务人员、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都是专业人士,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连他们都不可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同样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快速决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应对?既要避免为虚惊一场付出沉重代价,又要准备出现最糟糕情况。这岂不是难上加难?初期出现误判几乎在所难免。既然如此,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应追责,因为追责的假设是,行为人明知会出现某些坏的后果,却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现在国内外天天喊追责那些人强调有人“隐瞒真相”,其潜台词是:政府官员已经知道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公之于众。实际上,新冠病毒是前所未知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新型病毒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大流行。“真相”尚且不明,何来“隐瞒”之说?而在最终证实病毒可以人传人、且极有可能引发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之后,政府立即向公众发出了警告,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格、全面、彻底的防控措施,这还不够吗?有人能够做得更好吗?

因此,判断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决不应着眼于决策早期过程有哪些失误,而应看在多短时间内决策者消除了不确定因素,以及深度不确定条件转化为确定条件后的决策后果如何。

中外疫情防控表现的对比

201912月底,武汉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那时的情况充满了深度不确定性。仅仅十天后,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已初步确认新冠病毒,排除了第一个不确定性:不是已知病毒,而是未知病毒。2020112日,国家卫健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可以使全球共享,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基因组序列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120日,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排除了第二个不确定性,“有人传人现象”。次日,中国科学家评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传人能力,排除了第三个不确定性:新病毒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同,可能出现持续性人际间传播,也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传染力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这三大不确定性被排除后,湖北省于122日率先在全国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两天后改为一级响应);1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封城。相比2012-2013年一些国家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表现,中国决策者消除不确定因素的速度之快,实在是可圈可点!

这样,到武汉封城时,对“是还是不是”、“封还是不封”两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从“未知之未知”转向“已知之未知”。很快,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在129日之前相继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并迅速压平了疫情曲线。到1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警报)时,疫情的性质以及疫情的防控已由“未知之未知”变成为“已知之已知”了。而那时,在中国境外仅仅发生了82个病例,无死亡纪录。 正如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所言:“中国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决定封锁武汉非常果断,通过封锁武汉,中国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紧急威胁”。

全球其它国家与地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确定条件下遭遇新冠肺炎的,已经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相比,它们离武汉远得多,与武汉的人员交流少得多,医疗设施的水平普遍高得多。同在“已知之已知”的条件下,照说它们的疫情控制理应比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简单得多,表现应当好得多。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截至202052日,除湖北以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疫情防控表现总体相当好。不管是看确诊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356/1)比人口近2400万的台湾省(429/6)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区(1039/4)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87/0)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17101/16)好;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表现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好。 欧美发达国家这次抗击疫情的表现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如果计算每百万人口新冠肺炎死亡率,排在140个有数据可查国家头20位的,除伊朗外,全是最发达的国家。即使计算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率,至少有10多个欧美发达国家排在中国前面,包括美、英、法。 与美国的纽约市(840万人)和纽约州(不到2000万人)比起来,即使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1120万人)与湖北省(近6000万人)表现也好得多。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已变为“已知之已知”以后,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也许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除了“已知之已知”、“已知之未知”、“未知之未知”之外,还有一种“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 出于侥幸心理也罢,妄自尊大也罢,自欺欺人也罢,患得患失也罢,视而不见也罢,其它缘由也罢,有人会拒绝了解他们本应能够了解的东西,结果“可知的已知”却变为了“未知的已知”;明明可以在确定条件下决策,却非要回到一般不确定条件、甚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闭门造车。一些国家白白浪费了中国为它们争取到的一两个月宝贵时间,这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而错失抗疫良机,完全应该追责,而且应该一追到底。前面提到,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取决于四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而这四种能力的不足也是这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这就不仅是追责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属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大陆肆虐一段时间后,从20202月下旬开始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省市区下调应急响应等级。52日,随着湖北省宣布将突发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二级,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宣布解除一级响应,其中绝大多数已降至三级或四级。即使还存在疫情反弹的风险,但我们已不太可能再会回到深度不确定条件下。

然而,未来30年,深度不确定的情况也许还会频繁出现。疫情过后的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会受到多大威胁?美国会不会联手它国为中国拉起一道新的“铁幕”? 现在,恐怕谁也没有把握回答这些与中国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困扰中国与世界各国。既然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事情,越是影响久远的事情,不确定性越严重,各个领域学者应该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有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研究。

(编辑  宋斌斌)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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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R. DeNicola, Understanding Ignorance: The Surprising Impact of What We Don’t Know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2017), pp. 39-41。理论上,还有第四种情况,也就是完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所谓完全不确定性是指不可知的未知Unknowable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是未知的,且这些未知因素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这种情况应该极为罕见,可比作宇宙爆炸;一旦出现,也只能听天由命。因此,现实中,决策者与政策研究者不必为此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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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国变成工业大国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涉及到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宪法》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国,但工业整体还不够先进,需要逐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在过去30多年,随着《宪法》发生变化,国企、资本、工业与经济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壮大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多轮改革。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所需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现在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就是拨改贷。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交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则实行利改税,依法纳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性、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当时还曾经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改革中推行承包制,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试图以此提高其效率,兼顾国家与企业的利益。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推行“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破产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其间有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上缴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到1985年出现了断崖式变化,企业上缴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到1993年后彻底消逝,各项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个演变过程就是企业利改税逐步推广的过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1: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直到1979年,国有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这样依靠国家投资的体制,会鼓励企业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企业利润留成。与此同时,国内贷款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拿银行贷款投资要还本付息,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相比起来,端掉铁饭碗的改革更难。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但由于存在争议,到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从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但阻力太大。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职工数量仍上涨了一段时期。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或政策宣示,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到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和国有职工数量都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到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产品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如果把国企职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算上,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中,职工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势头也有所缓解。按这两个指标,虽然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国企是真正做大做强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05万亿元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元,翻了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企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仅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越美国应该就会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约占70%

国家资本的壮大

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制,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萎缩,而是持续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更重要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壮大国有经济的手段,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的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的2009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许多。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止跌企稳,出现反弹;尤其是2016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后,该比重大涨约10%。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投资意愿不足的背景下,需要由政府运用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掌握一定规模国家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30年增长了49.3倍。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国家资本壮大了,但现在它的投资方向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政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则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收缩战线,尽量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广阔市场空间。不过,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投入力度不减;同时也放宽行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提高相关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中国工业可分为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共有50个大类,509个中类,5090个小类。如果我们查看工业各个领域的实有资本构成,就会发现有些领域国家资本的比重比较高。表1表现了国家资本的大类投资重点。在采矿业门类中,有3个大类由国家资本主导,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门类的众多大类中,国家主导的只有3个,即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而整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门类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很明显,这些由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恰恰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它领域则是竞争性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空话,已经化为现实了。

 1: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

 

中国工业的壮大

在世纪之交,中国已在钢、煤、水泥、化肥、化纤领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已在八大类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第一。

事实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在全球稳居第一。199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 2010年占比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

发电量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1975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国以大约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追赶美国。2001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40%。在接下来的9年间,中国每年进步6-7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18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63%

中国的整体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一个十年的目标。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2)。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高达0.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0.96,仅低于韩国的0.97,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2 :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而是。从表2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10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经济的壮大

在现代世界,工业弱则经济弱,工业强则经济强。由壮大起来的工业做支撑,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

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壮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目前,中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9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2]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3]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6]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7]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11]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2]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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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6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8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3] 数据来源: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4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页。

[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9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7]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10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页。

[8]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9]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10]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4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11] 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629日、72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2]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 The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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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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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亚当·斯密(陈福生、陈振骅译),《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32-233页。

[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227. 《国富论》中译本对这段话的翻译似乎不够准确。

[3]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392页。

[4] 欧阳泰Andrade, Tonio(陈信宏译),《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5] Andrade, 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7.

[6] 亚当·斯密(唐日松译),《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五篇第一章。

[7] 也就是说,英国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因为英属加勒比地区制糖业的衰落。Eric Eustace Williams, Capitalism & Slave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8]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节。

[9]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节。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页。

[12] Peer Vries,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p. 94-98.

[13] 孙隆基,中国在近代全球经济中的角色20151221日,http://www2.scut.edu.cn/economy/2015/1221/c1805a31351/page.htm

[14] 张夏淮另一本书的中译本题为《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 马国川,《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1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26-227页。

[1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 武寅,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第42-45页。

[19] 孙耀珠,山县有朋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研究论集》,2002年,第248-259页。

[20] 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内容摘要:在不同的代、不同的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也不是。推民主应该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有助于放大家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键词:民主、抽签、代议民主、抽民主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刚出版的《抽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中,我试图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直到十八世末,在两千多年的史中,抽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的角色;缺少了抽,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此书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来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20世纪60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1840年前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1]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1)。

 

1:谷歌Ngram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亨廷顿驳斥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说,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打着私有化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让民主缩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终结。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再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福山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在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的著作《虚无之治》,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的空头民主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2)。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2  谷歌Ngram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副标题是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3]: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4]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他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5]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在最后一部分迈向第三次转型中,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6] 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7]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之后,2070年代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统计学者、决策学者,且些研究基本上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议员仍由选举产生。[8]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9]

 

在接下来的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10]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12]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两年后,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3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其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如图1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16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3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10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7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9本专著。[13] 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14]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15]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16]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17]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8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方式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式民的主要推者是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18]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 约瑟夫·熊彼特(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0-413页。

[2]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几周,列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9月底—101日〔14日〕),《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307页。

[4] 2017年初,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这篇论文共被引用12次。

[5] Robert A.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2-125.

[6]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0; 罗伯特·达尔(曹海军、佟德志译),《民主及其批评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0-481页。

[7] 20世纪90年代,本人在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曾与达尔教授讨论过抽签的利弊。他当时仍持这种看法。

[8] Ted Becker, Un-Vote for a New America: A Guide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6), pp. 183-185 192-193.

[9]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截止201727日,这本共被引用5次,除去一次作者自引,两次俄文引用,其余剩下的两次引用来自同一位作者。

[10] 见他的自传John Burnheim, To Reason Why: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nd Beyond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在此下载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democracy/。哈耶克大概是最早发明“Demarchy”这个词的人,但哈耶克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受到限制的民主,与本黑姆的用意完全不同,参见F. A. Hayek,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 Occasional Paper, No. 20 (1968),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pp. 31-36.

[12] 中译本把书名译为强势民主,似乎容易引起误解。本杰明·巴伯(彭斌、吴润洲译),《强势民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Imprint Academic 出版社的网页http://www.booksonix.com/imprint/bookshop/category.php?09

[14] 研讨会的成果是上文提到的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6] 第一次研讨会的成果被收入Oliver Dowlen and Gil Delannoi, eds., Sort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10)一书。第二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直接民主与抽签,其论文集可在此下载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publication/978/publication_pdf_cahier.56.23.pdf。第三次研讨会的广告见此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rencontre/210/rencontre_programme_fr_programmesortition3rd.pdf

[18] 有关商议式民调的试点,见斯坦福大学商议民主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cdd.stanford.edu/polls/。实际上,温岭的作法并非是受到费希金理论的启发,而是本土智慧的产物,参见慕毅飞,温岭公共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践与思考,见刘平、鲁道夫·特劳普-梅茨编,《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国和德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年),第106-115页。除了温岭市的泽国镇以外,近十余年来,江苏无锡市、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海闵行区、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安徽淮南市、广东佛山市顺德区等地都进行过参与式预算改革,其中有些地方参与群众是由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的,如云南省盐津县的四个镇,参见马骏,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第5-34页。

【编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

【编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王绍光的这个讲话,用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对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的歪曲和污蔑,从中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的真实面目。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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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有学者认为,57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2015年4月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法意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

201410月、11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相继推出两本新书:《中国治道》、《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4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法意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维、玛雅、欧树军、刘晗等学者,共同探讨这两本新书。本文为王绍光教授主题发言,经作者审阅发布。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

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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