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领导一直关心集团离退休老领导的生活。近日，经常振明董事长、王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批准，离退休管理部组织集团老领导在上海进行健康休养，同时组织老领导与《中信人》报社编辑座谈，回顾中信公司创建和发展中的历史情况。期间，集团纪委书记冯光同志专程到驻地看望了老领导及中信公司创始人之一、98岁高龄的徐昭隆先生，并代表集团领导向他们表示了亲切的问候。

5月15日，上海朱家角。经离退休管理部李新彦主任安排，在原中信华东集团总经理孙新国先生和离退休管理部冀晋同志帮助下，我对徐老进行了近两小时的采访。徐老精神矍铄，兴致勃勃，谈起“中信头十年”如数家珍，并详细询问了《中信人》办报情况，编辑部几个人、发行多少份等。他说，《中信人》三个字是荣老亲自题写的，荣老很重视的。他希望报社编辑坚持把中信集团这份珍贵的报纸办得更好。

记者：徐老您好！今天是您98岁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徐老：谢谢你！这次中信集团领导安排离退休管理部为我过生日，冯光书记专程来上海探望，我甚为高兴！在此借《中信人》向集团领导及全体中信员工表示衷心感谢！

记者：您是和荣老一起创建中信的第一批中信人，请您回忆一下，您是怎么来中信的？

徐老：解放初期，我和荣老都是上海工商联的会员，当时荣老是年轻有为的副主任。我自己办过厂，也能动动笔，因此参与搞过上海工商联的教材类的东西，通过这些，荣老当时了解了我。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请荣老出山组建中信，需要人手，他想到了我。我也觉得办中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参加了。

记者：您是当前中信最高寿的老领导，问您两个“最”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信对于中国，最大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

徐老：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有些闭关锁国的，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小平提出对外开放，需要一个渠道，办理政府有关部门无法出面办理的事情。中信就是这样一个渠道，最大的作用就是“窗口”的作用。

记者：如今，中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已经世人皆知，然而在当时，第一批中信人如何理解和实践这个定位？或者说，这个“窗口”的作用是怎样体现出来的？“中信”的牌子是怎样立起来的？

徐老：荣老提出，中信公司从无到有，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于是建了国际大厦。中信为国家做什么事情呢？当时外汇紧缺，我国长期以无外汇为光荣。荣老认为，要利用外资，用外资购买设备和技术发展中国的民族实业，于是以中信公司的名义海外发债，支持了仪征化纤。总地来说，通过这两件事情，中信的局面打开了。

记者：问您第二个“最”。您和荣老共事多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徐老：中信创业初期，是很艰难的，我们当初都没有工资的。荣老也曾经为办中信生病住院，但是，有小平的重视，荣老人缘好，人脉广，有魄力，有能力，大家也努力，中信的事业很快红火起来。帮荣老做事情，在他手下办事，最大的感觉是痛快。他放手让你去办事，信任你。最难忘的就是这种艰苦和信任。

记者：中信确实有一段艰苦的创业史。中信创始人有很多优秀品质。现在，中信已经走过36年，中信的员工越来越年轻。徐老，您对中信的年轻人有哪些希望？

徐老：年纪大的人，经验丰富，但会保守。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身体好，精力旺，胆子大，点子多，但经验不够，有时过于乐观。总的来说，要老中青结合。但是，希望总在年轻人身上。

记者：徐老，您对《中信人》的发展有什么希望和要求？

徐老：我很早就退休了，《中信人》是我了解中信的渠道，每期都寄到我在上海的居所。《中信人》内容丰富，办的不错。我通过《中信人》了解中信的大事情，例如香港上市；看一些重要的文章，例如常振明董事长写的缅怀丁伯的文章，很好的。我记得，《中信人》创办初期，报纸的内容少，办报经验少，也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我知道办报的难处，办到现在很不容易。你们还可以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一些，增加一些人物、人才报道。总之，时代的变化很大，中信的变化很大，《中信人》要记录和思考这些变化。

采访中，徐老多次提到，“CITIC”徽是荣老亲自构思设计的，他自己想出来的，简明好看有境界，我们很佩服的。我深深感到，和荣老一样，徐老等老一代中信人很重视企业文化，极其看中“中信人”的身份。老领导是中信的财富，是年轻人的导师和楷模。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努力工作，为了“永远的中信”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永远的中信”是一代又一代“中信人”的梦想、心血、笑脸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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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昭隆同志简历

（此文于1997年经本人审定）

1917年5月出生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成分是原工商业者，籍贯浙江慈溪。193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55年10月参加工作。

1938年—1947年，任昆明中央机器厂、上海公和来颜料公司职员，天津协兴颜料号协理，上海瑞康颜料号经理等职。

1947年—1955年，先后任归侨实业公司经理、庆成颜料公司经理、中国染料工业公司总经理等职。

1956年公私合营后—1966年，任上海市染料工业公司、染料油漆工业公司、有机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

1966年—1978年，下放振华油漆厂、上海染化三厂劳动。

1979年任中信公司业务部经理，1982年任公司副总经理。

1983年—1989年任公司总经理。

1986年—1993年任公司副董事长。

曾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常务委员。(郑礼20150619)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中信集团现有40多家子公司，职工人数约18万人。截至2014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万多亿元，净资产2千多亿元，2009年以来连续6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目前排名第160位。

近年来，中信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五个一”创建为重点，认真部署，精心组织，深入扎实地开展创建工作。集团总部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各方合力推进、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机制，积极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在弘扬主旋律、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集团总部已20次获评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连续11年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

一、开展道德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开展道德教育是推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集团总部结合自身实际，将“中信读书讲坛”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邀请中外学者作专题讲座，不断丰富讲坛的内容和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常振明董事长先后向职工推荐了30余本优秀图书。集团在总部办公地京城大厦设立中信书店，方便职工读书，引导职工加强学习，修养品性，读书活动的做法得到中宣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等领导机关的肯定，2012年获评“中央国家机关十大学习品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作了报道。

集团总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要求，大力宣传焦裕禄精神，集中开展了学习“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杨奎烈主题活动，编辑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生命的动能》等书籍，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学习内容。在集团内联网上开辟学习专栏，引导广大党员对照先进，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得到了中央督导组的好评。

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评选中，集团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通过综合评议，推选出一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个人和集体，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集团推荐的杨奎烈同志先进事迹得到刘云山、李源潮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多家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在中央国家机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首场报告会上宣讲，并在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多个省市巡回报告。集团还组织职工观看了《永远的焦裕禄》《杨善洲》《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优秀影片，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践行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

中信集团大力弘扬雷锋精神，通过坚持“常学”，追求“常新”，注重“常效”，使践行雷锋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

集团召开青年职工弘扬雷锋精神座谈会，引导青年职工深入领悟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意义；组织青年职工开展“紧跟党走献青春建功成才创辉煌”主题活动，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培养高尚情操；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为契机，开展学习雷锋主题活动；组织青年职工赴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盲人讲解金融知识,受到盲人欢迎。

集团把践行雷锋精神与精神文明创建、志愿服务、参与公益事业相结合，开展了一批有特色和影响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集团成立了志愿者协会，不断扩大志愿服务覆盖，深化服务品牌，提升服务水平。目前集团已有28个子公司成立了志愿者组织，并设立了学雷锋岗、学雷锋窗口、学雷锋承诺栏，使学雷锋成为企业服务社会的常态内容；组织职工到北京园博会学习志愿服务工作的经验，调研了解志愿服务模式；组织志愿者骨干参加中国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大会，与国内外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交流；每年与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共同开展“关爱农民工”活动，在北京、汕头、成都等地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体检、心理咨询、赠书系列服务和慰问演出等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中信集团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从建设文明和谐企业入手，推动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增强广大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营造文明和谐的企业发展环境。

开展《中信集团企业文化手册》的宣传推广，把中信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职工的行为规范，发挥优秀企业文化在引领企业改革发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集团将中信企业文化纳入领导干部轮训、中青年骨干培训和新职工入职教育中，促进中信企业文化贯穿于经营管理、职工队伍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近3年来，全系统有10家单位获评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集体。集团获评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十大典范组织”，中信重工入选“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以多种方式加强中信企业文化的宣传教育。在门户网和内联网开辟企业文化专栏，利用报纸、橱窗等载体在职工中广泛宣传中信集团核心价值理念。在总部设立荣毅仁同志塑像，在国安第一城建立荣毅仁同志生平暨中信公司发展陈列室，编辑出版反映中信发展之路的《艰难的辉煌》和《我与中信》系列文集，摄制电视系列片《大国风帆》，激发广大职工热爱中信、奉献中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集团还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总部先后成立乒乓球、羽毛球、摄影、书法、钓鱼等职工兴趣协会，开辟职工健身场所，举办“中信人·中信事·中信景”主题摄影展。开展多种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乒乓球队代表中国金融企业参加2014国际职工体育交流大会，夺得乒乓球赛冠军。注重办公场所的清洁美化，在总部办公大楼周边实施立体绿化，形成健康整洁的工作环境。

四、倡导文明有礼，弘扬勤俭美德

集团总部结合实际开展“做文明有礼中信人”活动，利用宣传展板和网页，围绕遵德守礼、勤俭节约等主题进行广泛宣传。将文明用餐、反对浪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密结合，在集团内联网刊出通知，吸引广大职工参与其中。

集团专门设计制作了600套文明用餐宣传牌，在各职工餐厅张贴摆放，营造健康和谐的用餐文化；组织相关工作部门加强对职工餐厅服务工作的检查，专门设立意见箱，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餐厅反馈，为广大职工提供良好的后勤服务环境。活动开展以来，职工文明节俭意识普遍提高，用餐浪费现象明显减少，餐厅卫生状况进一步优化，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在“五四”“七一”“十一”和司庆期间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坚定职工理想信念。

五、打造舆论阵地，构建和谐企业

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围绕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社会公益等内容，利用网络、报刊、宣传栏等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丰富和完善集团内联网精神文明专栏相关内容。开辟“创建活动”“光荣榜”“风采录”等栏目，发布系统内各单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动态，宣传创建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广大职工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积极运用新媒体搭建职工交流平台，创新活动载体。通过RTX系统、QQ群、飞信群、微信群等即时通讯平台，部署工作、开展讨论，引导职工畅谈认知感受，提出精神文明创建的意见和建议,创作和传播有文化深度的精品短信、发布身边的感人故事，引导职工修身律己、做文明人。

发挥《中信人报》的舆论阵地作用。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好人好事和各单位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情况，形成了构建和谐企业的浓厚氛围。

六、践行群众路线，提升服务水平

集团总部按照创先争优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结合行业特点，积极开展各项主题活动，推进服务的常态化。

打造惠民工程，通过开展“三亮三比三评”、党员践诺等活动，在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上体现创先争优。党员与群众结成帮扶对子1841个，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10478人次。

强化宗旨意识抓整改，专项整顿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加大督办、反馈、落实力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畅通反映意见渠道，开通董事长、总经理信箱及建言献策信箱和官方微博微信，制定党员干部联系职工群众实施办法、领导与职工群众对话制度等，及时回应群众关注。

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拨付专款2300余万元用于困难企业实施民生工程，2013年以来投入440万元资金帮扶困难职工及家属1500余人次。

七、做好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中信集团积极参与民生建设和多项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集团总部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支援西藏和云南贫困地区发展，并认真做好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帮扶弱势群体等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集团认真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力拓展利国利民的社会事业，2013年在西藏申扎县建设了雄梅镇58户特色居民住宅项目；在云南元阳、屏边两县实施整村推进、异地搬迁等26个扶贫项目；在河北宣化实施黄羊滩绿色工程，治沙绿化面积已超过2万亩，获得“生态中国贡献奖”和“首都公益绿化先进单位”等荣誉，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称号。按照中央文明办提出的“城乡统筹、文明先行”主题社会活动的要求，集团总部联合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与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密云县敬老院和收养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村社会公益组织建立文明共建关系，为共建单位捐助了上千套生活用品和文化体育设备。集团总部还启动了“爱让梦飞翔”信用卡积分公益捐赠慈善项目，为贫困山区和城市民工子弟小学建设“梦想中心”多媒体教室开展募捐，目前已在四川、上海、青海等18个地区捐建了43所“梦想中心”，惠及师生6万余人。

中信集团心系首都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发挥优势为北京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做贡献。热心支持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足球、网球、围棋等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体育投入项目，在群众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艺术方面赞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最近集团还积极推进与北京市的战略合作，加大参与城市建设、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和百姓菜篮子工程的力度，在首都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集团将认真学习和借鉴兄弟单位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研究和把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规律，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中管金融企业的软实力，为中央国家机关和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信人》报讯  中信银行5月26日发布公告称，该行将认购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控”）602,678,478股普通股股份；同时该行下属境外子公司将向中信金控子公司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出售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

以上交易如果能够成功达成，中信银行将成为首家赴台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大陆金融机构首次赴台参股金融控股公司。据介绍，两项交易将于中国银监会、台湾金管会和香港金管局等政府部门审批同意后进行交割。

此次，中信银行拟通过购买新股的方式持有中信金控3.8%股权，这将有利于中信银行搭建新的业务平台。中信银行相关人员表示，成功参股中信金控将帮助中信银行建立完整的大中华区网络，凭借在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分支机构和参股公司，形成“依托港澳台、辐射东南亚”的竞争力，推进其拓展总体布局的进度。

依托海峡两岸的共同文化背景和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交易完成后双方将在多个业务领域开展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中信银行作为中信金控的策略投资人，拟与其在联合发行信用卡、零售客户互惠支持和服务、跨境人民币及贸易融资、跨境融资及银团贷款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实现两岸银行业务的更好延伸。

中信金控在台湾地区经营状况良好、客户基础广泛，旗下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很强，是当地主流银行。（甄世宇    20150612）

近年来，全球著名的铝车轮制造商——河北省秦皇岛市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在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先后在国内外投资兴建了25个生产基地，其中国外生产基地7个（包括美国2个，德国4个，捷克1个），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了解，2014年该公司生产交付铝车轮3500万只，销售收入达152亿元人民币

4月28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中信书院和《经济导刊》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二期：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行。

此次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王湘穗教授主讲。他以理论为框架、以历史为基础，研判未来世界基本局势与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为现场高校学子进行了一场关于未来世界大势与中国战略选择的精彩演讲。

王教授认为全球化将出现退潮，世界未来可能走向区域化，形成若干个经济圈。世界大势将从美国一超独霸，经过目前两洋格局，走向天下三分，最终形成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经济圈。所谓两洋格局就是美国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经济上，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一体，跨大西洋伙伴TTIP 与跨太平洋伙伴TPP为两翼。安全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日韩澳新的亚太小北约。天下三分，最终形成的是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经济圈，它们不是魏蜀吴式的空间划分，“三”是多样化，地缘经济-政治的多极化，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天下三分是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中国将成为世界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应该顺势而为，采取区域共同体战略，形成巩固的经济圈、安全区。建设“泛亚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大战略，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办好。

中信基金会孔丹理事长、郭克彤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以及100多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题的热门关键词，学术界的"中国学派”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对于已经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当然很少有关于名称的争论。然而对于中国学派，常有类似于这样的质疑：有美国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中国学派吗？时间与事实的魅力胜过雄辩，当中国的发展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已然构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如果把关于名字的争议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各种超越流行教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国青年学者和30多位博士生汇聚河北省香河县“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他们济济一堂，或全体集会、或分组讨论，或私下交流，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汇报各自的课题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青年面孔临风论剑，还真感受不到原来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学会学者平均年龄37.5岁，最小的27岁。如果不是一位60后资深哲学学者误入，平均年龄会更小。他们来自各个专业——分组讨论有7组：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史哲。此外还有博士交流组。出席者既有各个院校的青年讲师、教授，也有各行业实战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具有创新思维的著作，诸如《大道之行》、《乡村江湖》、《国计学》、《制脑权》等等。他们面对大问题，敢于讲真话而不一定是读者爱听的话。观点、叙述极具冲击力，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成熟言论。哪怕是“制脑权”这样一部战略学著作标题，也难免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大会的“总服务员”孔丹先生谓之“偏师”，还真有点《亮剑》中偏师李云龙的生猛味道。

偏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偏。笔者穿梭于各个小组会场，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扎扎实实的问题意识。思想的力度来自于深度和他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同于唱衰论背景下的风声鹤唳感，而是中国崛起背景下，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披荆斩棘之感。我们不妨看看青年学者在讨论什么：

文教起兴

文史哲小组的话题完全超越一般纯文学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谈。张晴滟关注“一带一路”战略输出的文教结构是什么。文教结构有别于中国强大基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物质结构，是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话题与此呼应，提出超越针对英文观众极其视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战史的叙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学派，或者所谓第三世界视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附属品。”白钢提出，想写一部能够取代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作，“整体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问题。它应该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时候了。”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雄心，在其他各组都有不约而同的回响。在政治组，有张广生、马钟成、李艳艳、丁凡、鄢一龙等学者同样表达了对于国际文化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关切。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形成又如何输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成为显学如何形成系统性话语？在人们印象中，关心地缘政治、军备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的战略小组学者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的思路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战略层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战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笔者观感，在对文化机制的细微理解上，他们可以多和文史哲组交流。

文史哲小组

战略学小组，《超限战》作者王湘穗教授到场

王绍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国家转型和治理要超越政体思维，批评了那种拘泥于西方政体概念，认为政体模式一改就灵的话语。青年学者们也纷纷在政治形态理论上表达了有所建树的愿望。白钢对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胆新设想：“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一定是师生辩证法，它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他通过做人民最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人民最好的老师，这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丰富的阐发，而且可以落实到具体中去。”丁耘谈及国家形态：“最近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我认为是不是在政党国家之外应当还要加上一个人民国家。我想这样来讲当代中国形态，不是说并列，文明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人民国家在政党国家之内，世界理想在中国道路之内。对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视的理解。”中国国家文明自古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眼下的这批学者特别注重打通具体的中国传统经验、中国革命经验与现代治理经验。

有别于概念清流，政治组的学者们深入到政治运作过程中去。《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作者之一樊鹏介绍自己对资本外部性监管的研究，汪卫华追问其社会监管的主体是否包括政府监管。樊鹏回答这正是需要研究的，会后进一步告诉笔者：“社会监管就是国家对涉及社会普遍价值受侵害的介入监管。国家是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基本的体制结构和参与规则是国家设计的。不排除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具体要研究，

不可一概而论。”

不可一概而论，拒绝抽象的政府、社会、市场概念，拒绝二元对立式思维，这种思路贯穿于各个会场，在经济学小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讨论及其他

近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纠缠于经济形态的抽象辩论，已经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厌倦。主流媒体上蔓延的讨论给读者的感觉是，用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崩溃论，市场化，所有制、国进民退、投资消费需求等等。抽象而简明。而青年学会无论政治、经济小组都不屑于抽象概念思辨。他们切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反馈到理论的讨论令人振奋。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历史形态，超越国有、私有的争论不休，力图参与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忆求学时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思维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辗转过程。谈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预加快了经济周期。如果方法不对，干预效果就会南辕北辙。他不回避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但是反对只用抽象的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来思考，要切实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研究，反对割裂，坚持在经济与政治结合视角下研究博弈论，拒绝相信存在与政治无干的纯粹经济学。他们在具体领域如医改和养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强调立足于具体问题，通过现实问题导向来为人民服务，不必一见到GDP数据波动就大惊小怪。他正在关注通过就业大数据监测为中国转型提供建议，比如二代农民工的培养和养老工作。笔者不禁想起张维为教授的话：既要承认二代农民工问题，又要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一代民工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我们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赵亚赟和周萍则站在互联网层次上研究金融问题，前者关注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赶超传统领域难以赶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后者关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托史。

赶超雄心未泯，脚步扎得更深，深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回到理论建设。程碧波尝试把西方的经济史、中国的经济史，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融在一起，构建一门“国计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并且已经尝试。张晨敏锐地看到，“新常态”故事又开始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如阶段性降速一类叙述里，而他要把新常态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国际体系尤其中美结构关系当中论述，阐发其历史性（内部性）与外部性。董筱丹则努力把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体到区域中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太大，我们把中国一块一块来看，每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苏州有一个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去年是成立20周年，我们受那边的委托，做了一个20年的发展总结……然后我们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放到一块，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看看中国哪些问题是内部性的挑战，哪些是外部的冲击，这些对于区域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中国模式”还在继续惹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研究已经向前迈进。

社会学小组提出了系统性、接地气的研究计划，从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到一线行政冲突，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态研究。法学组则关心什么是超大型国家中国的法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宪制。在他们看来，照搬西方国家宪法之不可行，已经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田雷对美国宪法的系统性研究既非为了照搬，也有别于那种大批判式拒绝态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和问题处理中去。他们在细节领域的研究则触及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之类问题。小组总结发言人支振锋直言：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还没有想清楚。在战略层面，则涉及“一带一路”时代与各国的法律交往将会如何实现。两个小组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他们提出要多和基层官员展开交流，让研究能够影响决策，从而有利于民生和国家建设。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组织学习，却常常邀请言论大而无当的大V型说客。笔者真心以为，尊重青年学者，与他们互相砥砺才是正道之一。

他们在各自的会议室讨论，笔者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心气相通，穿透墙壁。也许下一次大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小组里开会切磋，彼此砥砺激发。

你不去传播，别人就去传播了

这是一个政治、生活与媒体息息相关的时代。这一批学者迫切意识到，以往只顾埋头钻研还不够，要关注大众舆论，要把知识分享出去。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不能小觑，风气不正的舆论会严重干扰社会发展。张晨与张恒龙都关注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相结合的问题。张恒龙说：“为什么没有结合好？很简单，职称的这个指挥棒，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制度。问题是你不传播，社会的需求摆在那，自会有人传播。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著名财经作家、著名的股评人、财经评论人，咱们跟人家比，咱们对得起我们的专业吗？我们不发声人家就发声了，所以我觉得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传播搞好。” 简练表示：“如果我们总结当代史的话，确实就会被当代流行财经作家的不严谨的东西概括了。一些财经作家不自觉地抬高了国外的经验。发展了这么几十年，这方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

别的小组也在发出同样的心声。政治组的郭静、李效东表示他们在编撰关于中国政治的小读本，要把中国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来，基于事实重新讲述故事，要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并获得启迪。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高校职称、论文体制，能够这样去做知识普及工作，笔者以为很不容易。

他们有意识地回应传媒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GDP的起伏，就业问题，网络信贷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资金风险来谈论信托创新。

不止经济组，各个小组都有关切舆论，走进读者的想法。唐杰与雷希颖参与合作了一部视频系列《我的国家引擎》，以生动的动画方式叙述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遗产，包括建党、群众动员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的灰硬气氛，把共和国儿女的切实感觉描述出来。他说：“这个叙述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在形式上还得有变化，不光是仅仅写文章，不光是电影，不光是动画，下一步策划是用水墨动画来讲‘一带一路’。我希望讲故事，首要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何以至此。说中国学派，可以一上来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上来就是文明，政党，我想能不能讲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我想做这些事。”

与大众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里隐藏着理论性问题。肖自强回应了一个关于公务员收入的具体问题，“体制内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严重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搞信仰教育？内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2000块钱，这个相差太远了，这个机制如何调节？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看。”如何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这里且打住。我们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学者们都不容易，他们的衷肠也许需要一步步地让大众感知，与更多知识青年砥砺。据笔者所知，不少青年学者比如欧树军都坚持业余开读书会普及知识。好的研究没有传播好，有他们自身的责任，更有媒体的责任。

传播小组对新媒体传播投入极大关注，比如微信传播规律极其对媒体、资本、权力生态的影响。同时希望能加强与各小组的合作，帮别的学科参谋如何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当然也关注网络主管部门管控新媒体的目标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动。

这里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这里跳舞吧

“少年中国说”已是老生常谈。青年的挑战每时每刻如恒河之沙，但只有在国运嬗变之时，才会因势而起。最近几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青年学者的清音已不少见。吊诡的是，一方面是新媒体兴起，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潜流劲涌。新莫干山会议就是如此。观察者网评论员岳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影响颇广。这篇文章里更多体现的是青年学者与当红学者的理念、作风冲突。新莫干山会议内容相对平淡，似乎只有冲突才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研究和观点，而是囿于老思维，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气。这股朝气会在青年学会绽放吗？至少今天的气氛给人信心。

误入青年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愿意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会议，因为这里有活力。青年学会成立大会主持人孔丹年近70，说话虎虎生威如年轻人。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他回忆起三十年前经济界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回想当时青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因应时事，非一人一时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够超越左右，脚踏实地，做实事求是派。他说能把今天的会议组织起来，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在与青年学者的讨论中，他时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并反复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孔丹表示不了解新莫干山会议。在笔者看来，与新莫干山会议上晚辈学者的边缘挑战不同，这次青年学者是主角。也许地名不重要，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这里就是莫干山，就在这里跳舞吧！

济济一堂

回答中国学派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学派有必要吗？

在总结大会上，文史哲小组发言人张翔称：我们组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比较好的方式，在目前阶段是放在具体学科里面展开。这个有先例，比如说在比较学里面，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学科的里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国特色的学派。至于中国学派具体的内涵，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是中国的主体，我们提出这个词，要理解它在当代的背景，面对的意识形态状况，就是所谓一般的讲法叫“西强我弱”，或者说我们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话语模式，或者它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还要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另一个是要有中国自身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有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

中国学派，那只是一个结果。需要耕耘的土地还有很多。走过这一宵，学者们会有什么表现呢？谈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权模式并发展出新的互利共赢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闭幕发言中提及“命运共同体”，以此超越利益共同体。今天的青年学人们在未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吗？能与中国、世界命运攸关吗？能成为我们这艘乘风浪、绕险礁的中国巨轮上的领航员吗？

挂一漏万。本文仅仅记录笔者的所见所感，希望能展现那些新锐的人和思想星火。至于能否燎原，那是未来的事情。

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经济导刊》：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您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清晰的阐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并在国家宪法中予以明确宣示。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国有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具体化，其内涵将根据国情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目前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构成，但目前社会上有些人对国企认识上有偏见，或是误区。您认为存在哪些偏见？

常振明：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刚刚启动时，一提到国企，人们的印象多为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捣乱，等等。现在提到国企，这种印象又变为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社会上的确存在不少对国有企业的偏见，或者叫认识上的误区。

有些社会舆论经常提到“国进民退”问题。我理解，国企与民企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并购是市场竞争中企业间正常的商业行为，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绝大多数的并购双方在并购时应该都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段时期内国企与民企占比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类企业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应变能力恰恰是商业竞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现在有些人将国企对民企的一些商业并购行为政治化，认为是政府“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我认为这是偏激的看法。

现在还有人提出，国企应退出竞争性领域和盈利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偏见。国企说到底还是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生存，就要赚钱。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只是说在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宏观调控等措施使得竞争更加公平，但实现这样的公平，并不是要让国企退出、消亡，更不应该成为歧视国企的借口。另外，说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不符合逻辑，从概念上更难以说通。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公有制，国企的发展和利益本质上应属于全社会人民所有，怎么会在人民的对立面？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国企领导人员不是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是政府官员。我认为，这样的认识也是片面的，职业经理人要具备的道德能力标准，难道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就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吗？国企也是企业，国企管理人员首先必须是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如果我们的管理人员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不可能搞好。我不否认有些国企多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多优秀的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并不比其他所有制的优秀企业差，这些年国企的改革发展全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们要用实践消除误区，也要从理论上克服偏见。

二、厘清不同国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导刊》：从国有企业功能的角度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分为几种？

常振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不一样，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中国基本上就不存在纯粹的私营企业，都转为国企了。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绝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被认为是国企，所以，与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的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一般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逐渐深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概念越来越被西方的经济界和学者所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争论。比如国企与民企竞争的不平等性、对一些行业经营的垄断等等。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厘清各类国企的功能和作用非常有必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提到了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企，如公共交通领域的国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类型的国企，如军工、石油、电信、电网等行业的国企。我认为，还有一类是商业性国企，业务涉足竞争性领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信集团就属于商业性国企，业务涉及诸多行业，应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性国有企业。一些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也属这个类型。

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应采取何种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去探索，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比如，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能否追求利润？应如何考核行业的自然垄断国企？什么样的企业就可定义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已上市的国企如何提高透明度？国企如何承担平抑社会分配不公的责任？等等。

《经济导刊》：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常振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西方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等等，我们都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明确各类国企的功能定位，进而寻找到符合各类国企特点的公司治理制度。目前理论探讨尚显不足，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为什么这样说？十几年前国企改革时就明确提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风险可控、效益良好”为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经过这些年实践，现在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仍有不同，尚未定型。比如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有的采取总经理负责制，其中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有的采取董事会制度，像金融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有独立董事，有监事会，监事会制度是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此外还有专职董事制度，专职董事就是股东派来的董事，常驻企业。到底哪种方式更适合还需探讨，我估计若干年后也不一定有统一的结论。中国要实行哪种模式，应研究和比较各类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每种治理模式下各岗位的权责是什么，各类国企更适合哪种模式；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企业管理经验，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此外，对国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也是有利的。

准确区分各类国企有利于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如何理解区分国企类型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常振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已是迫在眉睫。美国的政策近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提出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要向公平经济和公平贸易转变。所谓的公平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提出来的。

《经济导刊》：您指的是美国还是全球市场？

常振明：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主导，这是极其重要的变化。在国际秩序中，过去我们对外开放，走出去就是走向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和其他壁垒。现在人家说要设置壁垒不是妨碍自由贸易，而是为了实现贸易公平。

《经济导刊》：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常振明：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政府给国企的补贴方式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由此需要改变贸易规则，这是一种很明确的战略。所谓TPP，即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在WTO之外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想单独搞一个贸易组织，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平贸易的提出。他们说中国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和他们进行不公平竞争。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经济导刊》：您认为这既是战略问题，又是策略问题？

常振明：更主要的是战略问题。西方认为你是国有企业，进行的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国家给了很多优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公司注册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公司注册都是按照公司法，而西方国家不能想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去注册一家公司，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但在中国，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钱就可以注册一家公司，政府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国企与西方理解的国企有很大区别。我们现在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就是要说明我国大多数国企属于商业性国企，国家并未给予过特殊的政策。

现在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已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了，很多商业行为受到国企身份的限制。例如，中信集团目前仅持有中信证券约20%的股份，中信证券又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公众公司，去年中信证券收购了里昂证券，里昂证券在美国有一家公司，需要美国政府批准才能继续运作，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未批准。理由是中信证券大股东是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的股东是财政部，这个逻辑最后被推导为里昂证券美国公司被中国财政部控股了。我专门为此事去美国谈判。在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汪洋副总理也把此事作为一个题目去谈。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为了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有关概念理顺，准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这样有利于说清楚商业性国企在国际竞争中的商业属性，从而打破所谓公平贸易的封锁和壁垒，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国外说的政府不支持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比如美联储的国务委员会，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表，政府做什么决策企业也是知道的。

常振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一样，应该慢慢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制度特征和企业竞争的真实背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的制度有所了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对本国经济进行指导和必要的干预。据我所知，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对其本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就很大。

三、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探索和实践

《经济导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信已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您能否结合中信经验，对中国未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该怎么做，包括管理权属、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等，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常振明：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将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需要在运行中不断地摸索，在实践中总结一些经验。中信本身是一个控股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很多子公司，分布在不同行业，其中有一些子公司也上市了。中信对子公司的管理是以业绩为导向，对子公司管理层的管理和考核，也是按照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体系进行的。

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深化国企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制度改革。这里面就涉及到三种提法：第一种称职业经理人，第二种称企业家，第三种称国企管理人员。这三种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国企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管理人员是不是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国企管理人员就不能是企业家，而只有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才是企业家？这些概念需要在实践中厘清。

资本管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价值管理

《经济导刊》：中信集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是否也参与资本经营？

常振明：什么是资产经营？什么是资本经营？中信作为控股公司就带有资本经营的特点，但同时对资产的管理是有专业性要求的，所以不能简单定义。现在是概念盛行的时候，不搞清楚是有风险的。

关于管资本和管资产的定义，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管资产就是什么都得管。比如我们有一千亿的资本金，一万亿的资产，如果是管资产的话，对每一项资产都要管，企业每一个决策都要过问。那什么是管资本呢？最重要的是对资本金投入的价值，或者说对投资的企业的价值进行管理。政府层面应主要关注国家投入企业多少资金，是不是保值增值了，增值是快还是慢。现在说国企的经济责任是保值增值，说的就是资本。国有资产管理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将企业运营、投资等决策权交给企业管理者，赋予企业管理者更多权力和责任。

此外，对管资本和管资产，我理解还需看具体的实践，灵活处理。有些国有企业越做价值越低，但是变成混合所有制后，有些项目交给民营企业运作，国有资本的价值就会高得多。比如中信投资的一个公司，投入2个亿，如果中信自己做这个项目，由于人才支持、产业链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不能配套，可能价值就萎缩了；如果交给行业内专业的民营企业去经营，资产价值就会大幅提升。中信原来占100%的股份，可能这100%的国有股份就值2个亿，但卖掉50%的股份后，剩下的50%的国有股份可能将来值10个亿。

《经济导刊》：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模式好像是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的优势。

常振明：其实中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中信的实践中，有一类项目需要直接去参与资产的经营，这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不可少的路径；还有一类项目是和其他的经济成份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的侧重点在资本的保值增值，把管理的职能交给混合所有制实体来实施。中信的实践就是这样的，面对几十家下属子公司，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但我们主要经营的是它的资本，下属子公司来经营它的资产。

中信刚成立时，国家一共投入2.5亿元现金，2013年底合并净资产已达到2722亿元。据我了解，国家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入都有几千亿元。中信本身只有这么点资本金，因此投资到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也很少。上世纪90年代，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注册资本一直比中信银行的注册资本少，所以监管部门认为中信集团是借钱投资，违反规定。对中信证券的投入，只是对当时中信集团五个下属公司的证券营业部进行整合，注册资本只有三个亿。现在中信集团持中信证券约21亿股的股票，市值约为200多亿。中信集团是慢慢滚动发展起来的，对许多子公司的原始投入都很少。当然这中间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高负债率问题。

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目前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现状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一些，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但没有提具体操作的方案，这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探索。对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和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考核标准应该有区别。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在这个行业中利用了国家提供的条件，或者说是国家所给予的特殊优惠。而在完全竞争领域，国企应以盈利、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这个定位和区分其实是难点，现在即使国资委所管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需要在摸索中研究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不同类型国企进行管理的理论和制度。

对于商业性国企而言，我认为所谓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就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目前在高度竞争的领域，像中信证券，我们现在仅持有约20%的股份，应该说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我理解，国家的投资预算以及国有企业将上缴的30%利润再投资，肯定要倾斜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

《经济导刊》：那么，在公共产品的这些领域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由国企参与？

常振明：一定是由国企来做，而且我觉得这类企业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以盈利为目的必然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假设地铁运营企业希望涨价，如果涨价权在企业手里，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企业管理者一定会有涨价的冲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进入公共领域，怎么才能保证其机制有效率呢？

常振明：这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以北京的地铁运营为例，现在北京地铁执行的是一票到底的价格，票价2元钱，仅这一项，北京市财政每年要补贴上百亿元。如果这样补贴下去，等于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越多就要补贴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修更多的地铁，民营企业也不愿意来投资。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吸收民间资本，让企业可以也有动力去投资地铁，就会使北京市的补贴压力逐渐减小。这种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也有成功的先例，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

《经济导刊》：如果纯粹从公司的角度来经营非盈利性项目，可以由国家设立这个项目，谁来承担这个项目，国家就给谁项目补贴。至于谁来做，私营企业可以，国企做也可以，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这种形式有没有可能实现？

常振明：这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日本、英国、德国、香港，包括投资地铁、公共设施项目，都有一些好办法。香港有两条隧道就是中信建的，东隧和西隧，连接九龙到港岛，这两条隧道都是中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投资的。目前我们还有大概6至7年的经营权，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个协议，项目运行得一直很好。

五、中信的实践与鲜明特点

《经济导刊》：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所有权问题、激励问题。国有企业对干部的考核是老大难问题。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层压力很大，领导更换较频繁。但是我们看到，中信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领导层相对比较稳定，长期以来，企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稳健，现在净资产也比较健康。在这方面，中信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中信对干部的考核激励有何特点？

常振明： 我们曾经系统总结过中信的鲜明特点，一共有9个方面：一是勇于创新，成为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二是金融与实业并举，形成独特的综合优势；三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市场化程度较高；四是诚实守信，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五是国际化程度高，善于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六是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七是在发展中形成了雄厚的客户基础；八是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九是形成了以“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在这些特点中，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中信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1979年成立时，中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按经济规律办事。因此，我们在经营管理中一直实行与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和考核办法，这一机制在中信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实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市场化考核机制

《经济导刊》：中信具有很强的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形成自身发展的鲜明特色。中信是如何兼顾竞争性与稳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以及区域性经营差别的呢？中信市场化的考核机制和办法是否可以推广到一般性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更换领导比中信频繁得多，考核也比中信严格，但是企业的经营情况又不是太好。

常振明：关于考核的问题，我认为报酬与业绩挂钩是基础。我当过建行的行长，在银行绩效考核有很大难度，而中信集团内考核难度更大。中信是综合性的企业集团，仅金融业务就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等，在制造业，我们也有五六家企业是世界上同类型企业中最大的。

对银行的考核，各分行、支行的业务都是一样的，其考核的难点在于地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比如上海分行的行长和广西分行的行长，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且经济落后地区可能更辛苦，但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上海分行行长肯定挣钱更多，因为地区存在差异，上海分行的业绩肯定更好。

中信内部除地区差异外，不同行业之间差异更大，比如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差距，有的制造类企业已经成为该行业内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了，对集团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部门总经理的工资水平可能和证券公司的普通员工差不多。

考虑到行业差异，中信的考核体系第一个原则是以业绩为主进行考核。根据企业的性质和所在行业的特点，制定出比较规范的方案，包括几个维度，既自己跟自己比，看业绩是增了还是减了；也要和同行业比，看在同行业中的位置。与同行业比较是我们考核的方向，将来与同业比较在考核中的比重会加大。

第二个原则，在同行业中，我们希望员工的报酬处于中上水平。现在有的行业已经迈向国际化了，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鼓励它们实行国际化标准，但是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一些很具体的矛盾。比如中信证券，与国内同业相比，它的员工待遇不能说是最高，应是靠前的，但如与国际上的证券公司相比，中信证券又有差距。我们把握基本的原则，以国内同行业水平比较为主，但要参考国际水平。比如外国投行工资奖金约占公司净收入的55%-65%，中信证券现在约占30%-40%。如高于这个标准，我们要进行限制，这是我们给出的指导原则。因为我们还要从整个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信信托现在信托资产有8千多亿，中信信托董事长是中国信托业协会主席，这是一家只有400多人的团队，2013年的净利润已达30多亿，人均净利润是800多万。但我们对中信信托员工报酬也设定了一个标准进行限制，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现在经常有民营企业到中信信托高薪挖人，但是中信信托的员工并不都愿意离开，毕竟中信的品牌市场认可度高，开展业务相对较容易。虽然员工到民营企业的收入会比现在高，但对他们来说，民营企业没有中信稳定，在中信工作也有成就感。所谓的激励，薪酬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成就感等其他内容。总之考核和激励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协同是中信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导刊》：在内部协同上，中信这两年力度明显加大了，中信是如何在金融监管、风险控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协同，以体现出集团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呢？

常振明：中信业务门类多、客户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为了发挥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我们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立了专门的内部协调部门即业务协同部。由业务协同部牵头，集团与很多地方政府、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子公司寻求合作机遇，推动项目落地；定期组织子公司交流信息，推动子公司之间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总体看，这几年协同机制大大加强了。

协同就是齐心协力，合作共赢。真正的协同实际上来自于企业自己的意愿，靠硬推是推不动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内部子公司之间已经有很强的共识，协同已成为共同的经营理念。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么做大家才有机会。中信从王军董事长、孔丹董事长开始，一直都强调协同，讲了十几年，大家发现协同确实能实现互利，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中信银行需要客户，而中信地产各地有很多客户可以共享；中信出版社想开一家书店，而中信银行为吸引客户想在营业场所摆一些书，那就摆中信出版的书，这就找到了协同点。这些互相合作的案例很多，但一定要来自企业自身的需求。

《经济导刊》：协同一个是企业愿意，另一个还要高层领导的重视。

常振明：应该说，中信集团的领导层越来越看重协同效应。协同实质是文化问题，也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上升到经营哲学的高度去认识。

探索综合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

《经济导刊》：中信有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子公司，从理论上讲，子公司多了以后，肯定能够分散一部分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业务领域广、结构复杂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对管理要求很高，在企业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中信是否有创新？

常振明：这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GE等很多公司都是综合性公司；80年代以后，投资者不太认可综合性公司，认为综合性公司风险管理有问题，专业性公司更能够规范经营。在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里，对各种专业性公司有很多分析，但却鲜见对综合性公司的分析。从8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最近有所变化。2013年初《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综合类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效的。

投资与贷款不同，假定银行贷款100笔，利差是2%，每笔1个亿，共100亿，如果有3家不还款，那就是3个亿，银行就要赔钱了。但假如进行投资，投资10个项目其中有两个成功了，可能就会赚钱，能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东方不亮西方亮”。

中信这样的综合性企业有着很多优势。在传统的制造行业，我们也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有几个国家级实验室设在我们企业里，如中信重工、中信特钢、戴卡轮毂等。从矿山开采矿石，做成球团到炼钢，再做成汽车零部件等，中信基本覆盖汽车制造所有环节，这样的能力全国可能只有中信一家可以实现，从材料至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们制造。中信也有一些企业分布在一些关联度不是很高的行业中，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企业逐步成为所在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先者。中信还在采用综合经营的管理模式，我们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信特点的企业发展模式。

前不久我在中信召开的务虚会上讲到，中信从成立之初就想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但到底采用哪种模式？研究过日本商社，由西方国家控股的皇冠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及GE公司，但都不一样。我们的金融业较大，风险管理始终是中信要面临的挑战。我们一直想学习别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拿来用的模式。最后还要依靠我们自己，摸索适合我们自己经营特点的模式。

培养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

《经济导刊》：中信的业务涉及的领域这么多，对集团里的人才要求可能也比较高。现在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您认为培养哪些能力是比较需要的？

常振明：你要当企业家，就必须要具备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培养的人才来看，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

《经济导刊》：中信30多年前就把向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现在如何考虑？

常振明：中信成立之初，计划经济时期国内项目配套人民币资金都是对应的，那时中信本身没有资金，资金只有到国外市场去借。中信走出去的历史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中信就开始在海外筹资。

当时，中信集团的海外投资主要投向国内短缺的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荣毅仁老董事长就给国务院写报告，希望到国外投资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现在我们到海外的绝大多数投资仍在资源行业，在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领域，希望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我们亦大力支持下属企业到海外投资，提升他们的技术档次。比如中信戴卡轮毂，每年汽车轮毂的供应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在全国有不少工厂。他们为提升品牌价值和技术水平，从轮毂生产延伸到汽车铝产品加工，包括汽车发动机里用到铝的部件，所以就收购了德国的KSM公司。

近年来，我们的子公司中信建设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都有很多基础设施、住房和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带动了国内产品、技术及管理的输出，也给所在国带来了实惠。我们亦准备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国家，利用中信集团综合性企业的优势，拓展项目投资的潜力。

六、中信集团在践行中国梦中的角色和作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信这样的国企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常振明：中信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中信承担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信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在计划经济中探索一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在国家新一轮经济建设中，我们要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愿景，深入思考中信要做什么、中信在践行中国梦中的定位和角色，这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中信对自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概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实现金融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相互促进发展，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3）适应国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经验；（4）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5）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优秀人才；（6）进一步扩大与港澳台工商界的交流，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和两岸交流；（7）履行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信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先行尝试的案例，比如国内第一家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第一个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涉足房地产业务，成立国内第一家租赁公司、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和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第一家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等等。在当前新一轮改革中，中信从战略上应先行先试，“等”的态度很难生存下去。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信必须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践行中国梦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流通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经商。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条件下，离乡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流转（或土地流通）问题逐渐突出。

当前，农村土地（在务农者之间）的流转，已达到相当的规模。[1] 但即使达到如此流转规模，由于流转方式的不规范、以及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制度性摩擦”，十分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不少地区出现了土地闲置抛荒现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设计合理的机制，让离乡农民愿意从土地中退出，合理地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渡、交易、转换和受益。

另一方面，家庭经营为主的“包产到户”所激发的微观效率增长空间已经基本用尽，小规模分散经营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村人地关系的变化，迫切需要对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这同样涉及土地流通问题。

我国土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全民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按照相关法律，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少数是乡镇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向村内家庭发包（荒山荒滩可招标拍卖）；法律也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限做了规定。[2]

农村土地法规面临需要讨论的实际问题

农地权属的界定问题。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集体”的界定包括乡（镇）、村两级；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还加上了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界定。目前的解释基本限于耕种权和收益权。但经营权属于使用权，从中可衍生出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项权利。关于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农村土地流通（流转）的限制。法律不仅限制土地流通后用途的改变（这是必要的），还包括对抵押和继承的限制（抵押权限于“四荒地”，继承限于林地）。此规定是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农地有社保功能），但土地的转让又使农民现实地失去土地。关于对继承权的限制，如果土地流通不能限制在村内，就不能以继承人非本村社成员为由否定其继承权。

上述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村社农民集体的土地权利。但随着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土地权益的转移和流动已成为客观的需求。

法律对土地流转（流通）方式的限制，导致土地权益的不稳定，同时带来一些具有长期性的问题。

一是农民耕种的短期行为。对地力的超负荷使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失衡，草场退化和沙漠化等，种种现象触目惊心。

二是耕地流转不畅使农地趋于细碎化。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0.53公顷减少到2000 年的0.49公顷（7.34亩)、块数达5.86块，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差，适应市场能力低，制约农业生产力发挥。

土地流通不规范，侵权和非农化倾向较严重

按中央文件规定，农地承包权流转不得改变其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农业用途，不得侵害农民的正当利益。[3]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农民社会知识占有量不足，土地流通中违规侵权现象严重。一些地方用变相的行政手段干预土地流通，土地流通双方主体不合法，有的流通合同无农户签名、无书面委托，不尊重农民的主体资格和意愿；土地流通定价不合理（一般为400-600元/亩年，且租期过长。2012），农民仅仅获得眼前实惠，侵害了农民的长期合法权益。农民土地流通收益不稳定。流转后土地用于非农用途的情况较多。

看来，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以“块块”为主的土地管理体制。

立足国情推进土地流通的新视角

研究土地流通问题，离不开对土地和人的研究。土地流动，一方面是财富的流动，同时也是人的流动，也就是“人的城镇化”、人力的解放。

近些年，关于中国土地制度走向的讨论很热烈。例如，有人建议将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但这意味着农村基本制度的重大变革，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

更有人主张集体土地私有化，似乎只要私有化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农地私有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它将导致土地兼并和急剧的贫富分化，不可能提高多数农民的收入、调动生产积极性。私有土地更有可能被转用于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危及基本耕地红线。中国并不具备美加澳等国土大国在土地私有制下实现“大农业”的条件。如果仅凭抽象的“原理”、照搬外国教条，或囿于臆想的“顶层”设计来为改革发展“支招”，不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

要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宪法逻辑出发，以全民族集体知识为依归，探索和创新土地流动方式及运营效率。

我国农村土地流通制度改革的目标体系，应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公正。以共治、共享、共有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追求。让农民在新型土地财富的实现中，安全、稳定、可持续地共享成果，缩小城乡分配差距。

二是经济效率。挖掘土地潜力，释放土地价值。实现土地集约、资产活化、权益流动、持续受益。

三是服务三农。在市场化、城镇化潮流中，焕发农民的知识性进步、农村的现代化活力和农业的科技化效率。

要设计有利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和机制，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共有、农民承包权不变这一前提下，明确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存在形态及权利界限，给农民以生产的安全感，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的综合效益。

要兼顾公平和效率。既要发挥市场力量对现代知识农业集约效率的正面作用，同时坚持共同富裕原则，警惕大资本介入土地流通以及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依法从严监管，防止权钱交易，不能出现新一代大地主、扩大贫富鸿沟。

经过具体的实践，我们认为，将信托这一金融工具引入土地流通领域，形成新型土地信托模式，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新途径。这是在市场化大环境和现行土地制度条件下，探索内在逻辑完整性和现实操作可行性统一的、兼容并包的土地流通制度的很好的切入点。

信托的基本功能和“共有制”特点

信托的基本功能

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共同成为四大金融支柱。信托的最初含义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基本制度设置是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受益权分离，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分立。[4]

信托制度具有财产独立、风险隔离、产权分离及权益重构的特点。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在财产管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可以衍生出金融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信托的金融中介功能，首先体现在资产的转换和配置功能。通过推出不同期限的信托产品（信托贷款、贸易融资、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聚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调节，以适应融资主体和受托人不同期限、不同规模的投融资需求。投资类业务也可借助其他金融工具（如个人和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筹集资金。

通过信托方式，受托人将委托人的财产，进行集中的、专业化的管理经营（投资），既满足委托人的资产多样化管理需求，同时节省了分散的多个委托人的信息处理成本（交易费用），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其次，信托的金融中介功能体现在受托激励及监控功能。受托人须接受委托人的监督，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严格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利用风险隔离和权利重构功能，在信托产品的投资策略、投资领域、组合性、避险性，以及交易结构、收益结构、信用增级手段等方面，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信托作为金融集成平台的整合与扩展功能

信托业的兼容性和延展性好，具有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产业市场的优势，可结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信托业务模式广泛，工具多样灵活。间接融资业务如提供存款合同、提供信托贷款、买入返售、固定回购及各类收益权信托等负债类产品，促成社会资金向投资的流动。以及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及权益信托等形式。通过系统性服务，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随着市场环境、法律与政策的逐步完善，信托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渗透到各经济领域。通过“集合信托”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就是其中一例。将多个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动产、不动产或知识产权等）打包，集合管理，再统一发行信托计划进行融资，然后将资金分配到各家企业。这种形式手续较简便，在融资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比较灵活，使用限制较少。通过信托的多功能优势，可形成信托、担保、银行等多方互动的融资平台，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尝试。

当前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业务只能满足约1/3的资金需求，在农村地区发展信托业务，也有利于带动贷款、抵押、担保等金融业务，改善农村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信托业具有“共有制”特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信托业已进入大发展时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09～2012年，全行业管理资产规模分别为：1.22、2.02、3.04、7.47万亿元，年增长率在50%以上；至2013年6月，资产规模已突破9万亿元。

信托业兼有产权明晰和收益共享的特点。据2009-2012年有关数据，银行业自身收益占总收益的41.3%～49.1%，信托公司自身收益仅占总收益的10.7%-17.5%。在信托公司的收益分配中，受益人得到了较大部分。

信托项目的运作也体现了产权多元化和包容性，实现了金融普惠和资本民享。一般情况下，信托业务的投融资方式，是在设定项目的基础上再集合资金；项目执行中如遇到问题，委托人可以介入项目，与受托人共同商议解决之道。这是信托和其他融资形式的重要区别。

信托制度的“三权分立”和“集合分享”机制，决定了它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且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即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个人财产社会化、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体现了内涵更丰富、形式更自由、目标更包容的产权制度。既遵循市场规律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又以共同富裕为公约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新型的“共有制”。[5]

信托机制为土地流通提供新途径

土地信托业务的操作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简称土地信托），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将分散于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集中于信托平台之上，厘清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益。

委托人（农民）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受托人按照土地使用权市场的需求，通过规范的程序，以土地出租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公民或法人从事农业开发经营。

通常的操作方式是二次代理。一次代理即委托代理，依照农民本人意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村委会（或与政府有关的某机构）。二次代理即信托代理，村委会（或与政府有关的某机构）作为土地所有者，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机构统一管理和经营。

对农民来说，通过土地信托制度，可以规范土地代际传承，防止失地；可保证农民获得租金形式的固定收益，并分享农业集约化科学耕种带来的增值收益。

也可以用财产收益信托形式，将土地流通与社会保障挂钩起来。国家对农村社保“垫底”，土地信托的部分收益则用于提高保障水平，维护农村发展与稳定。

土地信托化：农村土地流通的新体系

土地信托化，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利用信托制度的特点，将土地分解为价值资产和实体资产，农民享有受益权和最终处置权，而信托机构享有经营权。土地信托化是农村土地流通的新体系，具有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效益明显、操作简便等特点。土地信托化具有以下重要功能：

明晰农地产权主体和产权结构。土地信托通过信托登记、合同、委托人大会等法定表述系统，将土地资产间接地具象化、量化到每个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保障了委托人（农民）的权益，也界定受托人的使用权。农户拥有土地受益权和最终处置权，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拥有暂时经营权。这样就防止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

将土地承包权进行金融化和资本化改造。通过信托平台，土地资产活化为可以携带的信托资本，农民作为受益人参与土地收益分配，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将使农民对实物土地的占有观念逐步淡化，让他们在转入非农就业的过程中摆脱小块土地的牵挂，安心务工创业。土地承包权的转让也不影响信托机构行使实物土地的经营权。

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土地信托，在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能把细碎的土地适度集中，流转到专业合作组织或种植大户手中，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变。通过返聘农户，还可以使他们得到务工酬劳，跳出传统的种植模式，获得稳定的农业收入，并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这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土地看护人”机制，让农民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认真管护，实现可持续利用。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实践

浙江绍兴、湖南益阳、福建沙县、安徽宿州等地农村，率先引入信托方式，创新农村土地流通机制。其中，绍兴的土地流通率超过50%，沙县达到62%。河南安阳、江苏、北京等地也开展了土地流通信托试点。这为新阶段农村改革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浙江省绍兴县案例

该县2001年率先试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操作也比较规范。该县设立了县、镇、村三级土地信托机构。县镇两级设立土地信托领导小组，主要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土地信托日常工作；村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是村经济合作社。责任分层，垂直管理。

三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是土地信托流转的受托人，负责登记和发布土地供求信息、推介土地开发项目、协调供求双方、指导签证、追踪服务和调处纠纷等。

农户如愿意转让土地（耕地、滩涂、山林）承包经营权，或种养殖大户和工商业主需要受让土地，可委托三级服务机构办理相关信托业务。

农户将拟转让的土地承包权委托给村经济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将该地块信息（类型、位置、面积、承包权证）汇总到镇信托服务站登记建档，镇信托服务站发布土地信息。本镇种养殖户可优先投标，如本镇农户无力消化本镇拟流转土地，可由县信托服务中心招标发包。经镇、县两级配对，村经济合作社与招标者谈判，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倒包）合同。

这一模式（操作流程概况详见图l）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因为县镇中介信托机构仅起到信息归集和中转服务作用，并不受让土地的各项权利。村经济合作社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与农户签的合同是普通的委托代理行为。

福建沙县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案例

随着“沙县小吃”在各地城市走红，沙县大批农民外出经营务工，土地闲置问题突出，甚至连片耕地被弃耕抛荒。

该县2009年启动县级土地交易市场，2011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工作，成立了源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县级，简称农地信托公司），在各乡（镇、街道）设立了农地信托分公司。形成了政府指导下的企业运作的土地流通模式。

由于该县夏茂镇可成片流转的地块较多，故在当地设立镇级金茂农地信托公司，由县级农地信托公司对进行其业务指导。

信托业务程序：信托调查→信托申请（村委会向信托公司提出）→信托公司实地调查核实→土地委托（村委会与农户签协议）→土地信托（村委会与信托公司签合同）→信托登记（土地信托公司向县农业局办理）→土地信托公司对信托土地行使经营管理（自主经营、流转给第三方等）。对信托土地实行统一对外流转。

收益分配：达成流转意向后，农户获得定金（为年租金的10%-20%）；签订土地流通合同后，项目业主向农户付足一年租金。对所信托土地的改良产生的增值溢价部分，农户得到其中的60%，其余由信托公司支配作为发展基金。土地流转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对接的市、县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为无偿扶持项目业主，其余作为信托公司的投入，在流转期内逐年向项目业主收回。收回资金的60%返还村集体。

沙县农地信托流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流转土地全部纳入信托流转，面积12.3万亩，其中规模种粮3万亩，机械化耕作70%以上。这一形式主要有以下优点：

一是规范管理，保障各方权益。早期的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属于松散型流转，期限短，合同不规范。通过土地信托进行集中流转，按章程规范管理运作，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土地信托公司作为中介，要对委托和受让两方负责。

第二，土地信托是企业行为，对项目的引入更为审慎严格，这有助于提高银行机构信心，方便信贷。集约经营和技术投入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益，使农民从农业中增收，促进了抛荒地的开发与复耕。

三是提高流转效率。项目业主可直接受让农地信托公司收储的土地，其他繁琐的流程及优惠政策的落实，可由信托公司代办，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四是引导长期投资，促进农业项目做大做强。沙县土地信托机构是国有企业，为项目业主提供有力的经营保障、对接惠农政策，通过合约形式鼓励项目业主长期投资、完善农地基础建设。如金农高优农业合作社，对所经营土地统一规划布局，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建设50个温室大棚，完成喷灌、滴灌及机耕路硬化建设，建立无公害蔬菜种植、立体特色养殖、水稻新品种、高标准水稻等示范区。合作社销售收入、盈利和社会股金分红均有显著增长。

中信信托的安徽农地信托计划

为满足规范农地流转、解决“三农”融资问题的需求，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了“安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计划”。该计划设立A类受益权，将农民零散的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引入B类和T类信托受益权，前者所募集资金用于土地整理，后者主要向A类基本受益权提供流动性支持。

通过结构化设计，使A类信托受益权可以向银行或中信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质押贷款，或在土地交易所内柜台转让。土地信托流转被赋予金融属性，便利了农民进城就业。

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受托人可根据项目内土地整理等投资需求，发行适当规模的B类信托单位募集资金。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向参与土地信托流转的农户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T类信托单位，是在信托计划出现兑付A类基本收益、B类投资本金或预期收益的流动性资金缺口时，由受托人决定发行以补充资金需求。

以安徽宿州农地信托项目为例：

此项目中，委托人是宿州市埔桥区政府，受托人是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受益人即委托人，承租方（兼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管人（兼监管人）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信托财产为埔桥区朱仙庄镇朱庙、塔桥两村的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是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田，农户承包期1995-2025）。

涉及该信托计划的农户分别与两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指定用途为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转包价格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亩年（或按国颁指导价兑付，1000元保底）。经村民大会协商同意进行土地流转（两村村委会与朱仙庄镇政府、镇政府与埔桥区政府，需分别签署土地委托管理合同）。

埔桥区政府以委托人的名义，将该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中信信托设立信托（受托人）。承包期限12年（2013.9—2025.10）。双方签署《A类信托合同》，附件规定：“委托人保证其有权处置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过程存在瑕疵而造成的损失”。

A类基本租金1000元/亩年（贴现率10%，期限11年）。土地预估价值1万元/亩。扣除资产维护费用，A类信托单位规模5400万元（折5400万份A类信托单位）。B、T类信托收益权暂不发行。

中信信托设立“中信·宿州农村土地流通集合信托计划”，对信托计划进行管理经营，出租给安徽帝元。由该公司运作“帝元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总投资预计9.41亿元（温室、农业辅助设施、基础设施等）。帝元农业作为服务商，需提供土地流通、土地整理方面的专业管理服务，并按合同确保所获租金收入覆盖全部A类基本收益。

总结和建议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是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为适应城乡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形势，有关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规则创新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它也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

通过土地信托机制，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动，保障土地流通的合法、公平和有序，保障农民权益；有力推动各农业要素优化组合，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吸引资本形成多元、长期的农业投入机制，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利于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农业金融生态链，可以改善农业融资环境。

为进一步创新土地流通实现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基于土地信托化，创新农村金融机制。为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弥补其不利因素，创新土地流通机制，有必要构建土地信托银行，以信托为主要投融资形式、兼顾信托与银行功能。

政策支持。鼓励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企业或经营大户，通过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上述企业或个人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包括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在确保农民不失地的前提下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在土地信托化过程中，政府应给予重视并加强引导和规范，发挥乡镇和村组的作用，不搞强迫命令，按市场规律推进土地流通。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制度，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为土地流转解除后顾之忧。

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禁耕地“搭车”入市。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心，依法流转。构建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增值收益用途（社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惠及农户。扼制地方政府乱占滥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地的行为。

保障农民分享土地市场化成果。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收益方面的分配行为。将土地流通收益优先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

[1] 2012年，全国耕地流转面积2亿亩。有6个省的流转面积超过30%，3个省低于10%。流转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入股、转让、代耕及其他；其比重分别为49.3%、28.9%、6.5%、5.9%、4%、5.5%。在受让流转土地面积中，农户占64.7%，专业合作社15.8%、企业9.2%；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社、企业集中的趋势明显。

[2] 参见：《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

[3]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4] 根据《信托法》，在信托这种财产管理制度中，财产权利被区分为名义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及管理权，三者分别为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受托人拥有财产的名义所有权，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受益人拥有实际财产的所有权，可享有财产权产生的经济利益。

[5] 笔者认为，共有制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所有制模式。

“自费改革”到“自费留学”，中信人如是概括整体上市的艰难历程。

“自费改革”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压力。中信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的整合，这些整合工作没有依靠国家一分钱。中信仅仅依靠国家投入的2.5亿注册资金进行了滚动发展，至2013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2997亿元，净资产271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51亿元，净利润378亿元。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1992年在王军引领下的公司内部整合；还是孔丹统帅下的中信银行改造最终完成，都是中信在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时为了摆脱自身经营困难主动进行的自费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WTO，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需要在2005年达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基本要求，但当时中信银行显然不能满足此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随即启动的股份制改造，这些银行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金注入，使身染沉疴的金融系统一次性根除病根。此时，中信银行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救自行消化解决了高达270亿的不良资产，将资本充足率从5.2％提升到8%，脱胎换骨，成为中国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充分体现出中信的发展改革不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走了一条自费改革，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道路。中信依靠自身力量，利用自身良好信用在境内外市场发债筹集资金，同时，完成了对旗下重要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被誉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自费留学”——到海外去融资，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2009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常常在各种场合宣传他对中信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借资本市场，再融资600亿到700亿，搞100亿美元回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业务整合。……我现在不能仅仅想一个淮海战役,我得想整个解放战争呢！”

孔丹说:“我们希望把集团整体上市作为一个契机，把加强协同效应、风险管控、战略管理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作为推动集团经营方式转变的抓手。”对于中信集团来说，整体上市之所以重要，其意图在于实施推进国际化战略，以上市倒逼体制机制的新型改革以破解中信集团所面临的规模和利润增长的客观瓶颈。

而今，中信集团又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上了去海外整体上市的“自费留学”的探索之路。

成功的交易

2014年9月1日，随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中一声清脆的锣声，“新中信”登场。

这一天，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仪式在联交所展览大厅举行，在近百名各方代表的见证下，交易代码为“0267”的中信泰富更名为“中信股份”。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之梦成为现实。

整体上市

这是一项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交易，也是牵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大局的尝试。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中信股份包含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股东权益高达2250亿元人民币，所覆盖的行业和领域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高度契合，包括金融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业、工程承包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行业。

此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顺利将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全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通过此次整体上市，加强了新中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常振明董事长表示，中信必将成为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直接参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选择。

对于中信的此次交易，《华尔街日报》评论道：中信集团的新计划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信集团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

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改名为中信股份。至此，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范例，并被境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工作已顺利结束。

“此次整体上市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举措，是国企改革的一次尝试和探索。”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是说。

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是迄今中资企业最大规模跨境并购交易，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配售。

在此，我们拿中信和其它的交易进行比较，可以一窥中信交易规模之巨。2014年1月7日，中国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在伦敦签署房地产收购投资协议，宣布总投资达6亿英镑的RAM啤酒厂住宅项目；1月9日，葡萄牙政府宣布，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以10亿欧元的报价购得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业务80%股权，凡此种种，虽皆是大宗交易，但规模不过百亿，业务品种单一，和中信此次大规模、综合性极强的交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此笔交易对于香港市场而言，其巨无霸形象更是直截了当。新中信在2013年的营收达到4100亿港元，高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这些营收中，三分之一来自金融服务，五分之一来自资源和能源，超过和记和九龙仓(Wharf)的营业利润之和。按资产计算，和记和九龙仓目前是香港最大的两家企业集团。

中信在路演中不断被提及的，就是中信集团充分发挥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走出了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中信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

可见，按资产和行业跨度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两大创举

说中信集团上市成功，绝非虚言。

本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通过与在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签署认购协议，由后者收购中信集团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100%的资产，实质上是将中信股份整体注入中信泰富，一举实现境外整体上市和迁册香港两大创举。

交易模式亦是大胆创新。中信的整体上市以大宗交易方式，由中信泰富以173亿股股票及425亿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对价，支付给中信集团，购入经评估后的中信股份22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此宗交易创下香港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交易，新中信从总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都是香港市场综合性企业之最，由此新中信取代中信泰富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公司。    

中信集团以利税形式将现金上缴财政，实现了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回收现金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形式，为财政部一直尝试编制的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提供了借鉴。简单说，这次交易是国家拿了现金而上市公司分文未取。新中信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占据78％的股份，持股约200亿股，这就意味着，中信股份的股价每上涨1元钱，国家就多200亿元的价值。通过交易结构不难看出，本次交易成为盘活国有资本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经验，为国企以更少的资本撬动更大的资产做出了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迁册香港实现了中信股份股东结构多元化和全球化，将进一步推进中信集团整体的“走出去”战略，中信股份可借鉴香港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健全的法律体系及专业化的国际人才，成为一家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企业。

常振明指出，此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业务的多元性和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拥有独特竞争优势，是继续发展的理想基地，香港也是中信的“家”，中信会“一如既往地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财政部王保安副部长在出席中信上市仪式并致辞时，对中信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并稳步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应用先进商业模式中始终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在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刻，常振明想起了美国经典电影《MISSION  IMPOSSIBLE》（《碟中谍》）中无所不能，屡屡完成在他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传奇英雄，他引用此著名影片的片名，回眸惊心动魄的上市征程，心潮澎湃。知易行难，这种感受的背后却是中信人为整体上市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战略选择

最大的问题浮出水面：中信该选择何种方式上市？

关于上市路径的选择，当时在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两个可能性，最终的思路更加倾向于通过香港市场实现整体上市。

中信为什么不发A股，为什么不能IPO呢？

中信自有难处，困难之一是市场估值和监管要求的矛盾。

中信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综合企业折扣。举个例子来说，综合企业的资产估值如果是100元，资本市场的出价可能只有90元，甚至80元，这就是所谓“综合企业估值陷阱”。在香港，像中信这样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企业更是少见，投资者面对庞然大物，习惯简单化地在估值上打个折扣。但财政部明确规定，国有资产不能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卖股票，用打折的价格发行上市是财政部不能允许的，因此无法选择IPO的方式。

为什么选择“借壳”而没有选择国内发行IPO的原因比较简单：囿于目前A股市场同一资产不能两次上市的规定，中信集团可选择的只能是海外整体上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多层次的价值，比如说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对于公司成立以来只从国家获得过2.5亿元资本金的中信，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资本市场。很多国有机构的股改上市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但我们这次整体上市希望保持一个特点，即自费改革。”2010年时孔丹说。

困难之二是资产评估问题。中信股份旗下资产大多数已经上市，而其三分之二的净资产来源于中信银行，当时中信银行正面临银行估值的低谷，其H股股价仅为每股净资产的0.7倍。实际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就是其市价，也就是说，中信银行的股权价值只能以股价来计算，中信股份所持的中信银行近67%的股权价值在其净资产的基础上折了600多亿元，如果按照这种对价去发行新股，国有资产将遭受严重损失。

对于没有在香港IPO，常振明也指出，目前整个中信股份下面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如果再去IPO，投资者会感觉非常困惑。通过注资中信泰富借壳上市的模式，对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都会是双赢的局面。

考虑到中信系公司已有很多在内地和香港上市，担心集团再IPO给投资者造成混乱，所以最终选择了注资的形式。可见，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虽然众多公司是二次上市，但绝非二次融资，而是二次创业，是“专科”检查与“全科”之关系：透过CT或是核磁共振，中信的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健康的，但这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每一个器官的健康并不代表这人的整体健康，还需要血脉、筋骨、精气神，中信的整体上市犹如将一个个已经检查健康的器官，如何在一个人的整体上，通过血脉骨骼联通起来，打通任督二脉，展现精气神，展现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信。

借壳机遇

几经权衡，注资中信泰富映入眼帘。

1986年就已上市的中信泰富是地道的香港本地企业。中信集团于20世纪90年代初收购了中信泰富的控股权，一度达到80%的持股比例。在中信的倾力支持下，中信泰富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信泰富相继入股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投资建设了海底隧道，进入了香港的货运物流业、买入香港电讯，还在新界拥有垃圾处理站等，在香港经济中影响力不断增加。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期间，外汇期货危机使得中信泰富元气大伤。当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巨亏公告，预计总亏损为155亿港元，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随即向大股东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调集了集团总部和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人员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别从中信泰富的核心业务、衍生品、银行贷款、审计、法律等领域协助中信泰富“善后”。11月1日，中信集团确定了解决中信泰富问题的方案：一方面紧急向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随后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中信集团定向增发14.5亿股股票，替换上述备用信贷。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加到57.6%。

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较低，使得中信集团在资产注入后还能获得较高的股权比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信泰富在经济下行阶段遭遇的困境正好给中信公司整体上市创造了一个机会。

综合考量

如何确保维护股东利益，成了中信决策层重点考虑的大事之一。

由于本次资产注入由于属于关联交易，必须获得中信泰富占比42%的公众股股东的认可。这些股东中间，很多是常年追随中信泰富的老股东，也有加入的新股东，近两年来中信泰富的股价一直低迷，发行价格如果太低，对小股东不利。而对财政部来说，股票价格高又会增加其入股成本，不利于国有资产未来的保值升值。中信集团过去有97%的股份属于财政部，上市后的中信股份按照港交所规定要保障15%流通股，财政部股权要减到最多85%，12%的股份将主要卖给机构投资者。

常振明解释，如果收购采用全部向母公司发行新股的方式，新的中信股份股权将有超过90%的部分由集团控股，这会违反港交所规定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15%）。因此，中信泰富必须对外部股东配售一定数额的股份，这将变相摊薄了国有持股。

“引入外部股东客观上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的流通要求。合理摊薄国有持股本身已经是一种突破，混合所有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常振明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界定了不同企业功能和混合所有制，我们作为国企改革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整个中信到香港上市或说注资到香港，则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和下一步商业模式的创新，亦是混合所有制的实践。”

一步险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中澳铁矿项目风雨飘摇之际，常振明以黄蘖禅师此语自勉，绝非偶然。厘清了上市的路径，明晰了上市的难点，更艰难却现实的挑战摆在了中信团队的面前：如何稳定中信泰富的股价和如何讲述新中信的故事。

稳定股价

本次交易不仅交易规模大，其复杂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既是大宗并购又具有IPO的性质。上市工作启动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论证和监管审批的工作历时冗长，而一旦启动，又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易，这期间内部工作的艰难自不必说。对外的信息保密也至关重要，万一信息泄露导致股价波动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将使交易窗口立刻消失。

中信泰富的股价每天都在交易，未来如何波动无法预测，而此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的临时停牌、信息披露、公告、股东大会、监管审批等复杂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可能导致股价异动，从而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小股东情绪产生影响。任何风险，都会导致交易随时停止。

常振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忐忑：“公告前担心定价太低小股东不满意，公告后担心涨的太多投资者不认可，跌了又担心是不是市场不认可本次交易，每天都如履薄冰。”

股价是关键，毕竟“涨也不行，太低了也有点问题，跌的太低了，小股东投票就有问题了。”此时，股价成了常振明最担心的，根据香港的证券法规，如果交易得不到小股东同意，那么中信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对于很多小股东来说，长期持有中信泰富股票损失很大，不过，若是没有中信集团的反向注入，中信泰富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这种局面下，小股东没有“为难”。但到了投资者这里就有了问题：嫌贵！

引入战略投资者

引入投资者的压力也不小。

2014年从3月公告到6月股东大会，要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锁定至少满足15%公众股比的认购规模，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谈何容易。

于是乎，中信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新中信配售一没有举行大型投资者路演，二没有公开接受认购竞标，想要入股必须得到来自中信集团的独家邀请。获得邀请后，由来自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的高管一对一现场约谈，买卖双方谈的不是入股细节，而是未来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机构对中信整体战略的意见。

就这样，与传统IPO招揽财务基石投资者不同，收到邀请的战略投资者本身熟悉中信的业务优势，更在乎国企改革的前景。

最终，战略大获全胜，中信共引进了27家中外战略投资者，投资者结构既为多元化又有全球背景，国家社保基金认购股份最多。这些投资者都比较认可中信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有的在产业上与中信有长期合作。

中信的比较优势

中信拥有丰富的“卖点”：中信的资本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国企改革中能释放出潜在红利；中信的各项业务布局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域高度契合，如城镇化建设、资源能源的进口需求及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行业等；中信在金融实业方面均有较强的实力，在境内外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中信管理层十分稳定且经验丰富。

总的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上市后“新中信”凭其体量和市场地位将成为港股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蓝筹股，而且中信多年的骄人业绩也说明未来能够给股东创造长期回报。

随着交易的不断推进，市场情绪逐渐由质疑转为支持，股价稳步上涨，到8月底交易最终完成前，股价最高涨到16.88港元，相对于入股价格，涨幅超过25%，市场热情可见一斑。

2014年9月1日，新中信如期上市。

新中信扬帆

整体上市并非是中信集团功成名就的标志，却是集团开启新的漫漫征程的起点。

新商业模式

对于新中信而言，下一步主要工作是进行整合，将两家的部分业务真正实现合二为一。

常振明表示，中信作为综合性企业集团，金融和实业应并举发展；“将来希望能成为50%对50%的比例，目标是希望金融和非金融能够并行发展、更加平衡，实业业务的利润能够上升。”

目前，中信金融资产无论是从收入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占据了集团的大半壁江山，但是未来集团要在巩固中信金融综合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将实业类资产做大做强。

“一方面，我们在地产、装备制造等业务领域根据新的市场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环保、农业、新能源和医疗养老等领域积极拓展。”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所涉及各个领域的领先者，如果我们做不到行业的领先者，我们就会和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合作，带动我们的快速进步。” 王炯进一步说。

倒逼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王炯表示，经过各方齐心协力，中信股份完成了整体上市这一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成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管理效益和质量，实现中信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成为一家受市场信任和让股东满意的公司。

本次上市，中信直接引进了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等27家投资者，他们和中信泰富最初的中小股东一起，共计占据公司总股本的22%，这些投资者的引进也成为中信对国企混合制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的“软性约束”。

中信还将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化人才资源、健全的法制环境、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等方面优势，更为深入地推进集团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

上市后，中信将接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审视，将符合境外的监管要求，这是一次自我挑战，将倒逼中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场改革将新中信内在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活力极大地解放，必将使得中信向更加治理完善、管控有力、运作高效、文化先进的现代企业集团大步迈进。

常振明指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已成长为一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今天，中信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沿，并凭借中信与中国经济高度契合的业务结构，依靠中信经验丰富并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团队，努力打造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现代企业集团，并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不是结束，甚至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只是开始的结束。” 常振明在上市后一次内部通报会上引用了他所钟爱的丘吉尔先生的一句名言，这也预示新中信二次创业已扬帆起锚。

在中信集团发展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个中信人所释放出向上的能量，也能洞见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

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中信几任董事长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中信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探索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35年前，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老一辈革命家凝聚共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多次冲破体制障碍，走出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他希望中信能以公司的运作方式走出一条新路，看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被称为三个“引进”。但到底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点，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种种理论羁绊。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谁都没有把握。阻力越大，冲破阻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在改革开放中，中信的窗口作用得以迅速放大，具有了推动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早已超越了发起者最初的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让人们期待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急需一个勇于开拓却又埋头实干的先行者开辟出新的战场，用当时的话说“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中信以一股全新的力量，撬动了体制变革，成为第一个按经济规律办公司的开拓者。

创业时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除了政策上的一点优势外，中信和其他国有企业相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何况当时中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被认为是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原董事长王军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回忆创业伊始，他感叹地说：“中信公司创办初期，国家实际拨给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公司该怎么办？中信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中信曾经面对的重大考验。”

荣毅仁为中信公司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异端，谁也不敢冒此大不韪，但又不甘不明确公司的经营规则；荣毅仁明确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体现了改革的魄力。按经济规律办事正式写入中信公司章程，当社会上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时，中信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试行。

对此，王军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来，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荣毅仁确立了中信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借鉴和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我们所用之处，大胆探索和试验，把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方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逐步推行。

中信公司投资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当时，在长期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信在众多业务领域中，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突破。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论断今天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中信恰是最早的实践者。

由于中信公司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创业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人预言，中信的模式必定会失败，但是中信人顶住了各方压力，在体制的围堵中执着地开拓前行，一点点打破原有的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不仅在国家对外开放中起到先行作用，也为国内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中信人深感自豪和欣慰的是，中信公司所开创的事业，今天已经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所模仿推行，在国内普及，这是最大的奉献！

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

很多人汇入中信这个大舞台，是渴望投入到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他们谈到自己为何加入中信时都说，吸引他们加入中信的不是它的条件而是它的体制，它所干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的确，中信从创业开始就不断在各个领域创造“市场第一”。

中信所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从诞生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生长，它是如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王军说：“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仪征模式

中信注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荣毅仁的第一支螃蟹就是创造“仪征模式”。

1978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特大型的化纤企业，但是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后，因缺乏资金面临下马，荣毅仁决定采用在国际上发行债券来解决仪征项目的困境。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固守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虽然在国外发行债券已经成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近乎是天方夜谭。在传统思维框框下，为什么要到国外发债？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就要迈过无数难关。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外发债，此举使得国际资本找到与中国发展对接的轨道。时隔不久，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中信的融资方式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还解决了效率和机制问题。过去，国家与企业长期是“父子关系”，企业赖国家的账，这相当于儿子不还老子钱，早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借钱给“儿子”的是外国资本家，有严格的法律契约约束，儿子再也无法赖账了。投资模式的变化带来整体效益的变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仪征一期工程，这一投资模式后被称为“仪征模式”。既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与建设单位于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破除了过去在项目建设中，给钱的是一个部门、用钱的是一个部门，收钱的又是另一个部门，大家都不负责任，国家资金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的弊病，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体制的改革。

从“巧克力大厦”到PPP模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上百家外商常驻机构落户北京，涉外饭店和公寓却屈指可数，市场需求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不存在商业房地产，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房地产部门，首度试水商业地产。中信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冲破了房地产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限制，建成首个涉外办公大楼——国际大厦，被为称“巧克力大厦”，后来也被称作“小联合国”。国际大厦进入市场，让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看到了房地产的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整合，中信地产成为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中信房地产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中信地产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在新一轮的区域开发中，探索以PPP商业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业务，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差异化发展优势。

首开中国咨询业务

中信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在中国首推咨询业务。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什么是咨询，更不了解做项目还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批准了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咨询呢？面对封闭多年的中国，外商进入中国没有可靠的资源，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专业的中介服务，商业咨询业的短板极大制约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

咨询公司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投资指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海外介绍中国投资环境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中信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在全球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后来又相继在海外出版日文本、繁体字版本，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高层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该书在英国推介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场讲话，可见其影响力。

当时，咨询公司开展的所有业务都成为市场首创，例如可行性研究、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随后，经济咨询业务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租赁落地中国

中信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的。中信成立伊始，荣毅仁就注意到国外迅速兴起的融资租赁这一商业模式，并设法进入中国。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产业，在全球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融资的金融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1981年4月，中信与日本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并与物资部发起成立中国租赁公司，得以将这一全新模式引入中国。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租赁部在国内第一次以租赁形式为中国民航引进大型飞机，成为唯一进入我国民航飞机租赁市场的金融机构。整个80年代，在外汇资金极其短缺和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争相进入租赁市场，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孕育成长。

海外投资先行者

中国是海外投资的后发者，而中信是海外投资的先行者。

海外战略是中信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凭借其在海外30年积蓄的宝贵经验，中信公司“走出去”的先发优势无人能及。

中信公司投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就成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领军者。1984年，中信率先走出国门，在境外利用外资。这本来是符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的，但是报批项目被某主管部门打回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扣帽子：“列宁说过，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行为。”本来从发展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开放阶段性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形成进入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时，开放将从第一阶段的“引进来”转入第二阶段，“走出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也必然要从开放初期阶段的产品贸易、购买资源转入资本和企业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海外军团”也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当年中信出海显然是犯了“天条”。由于存在观念的障碍，中信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管”：政策管制、计划的管制……，这些阻力都没有挡住中信出海的步伐。

为了解决国内日益高涨的木材需求，1984年，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中信美国西林公司；1985年12月，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其中采用的杠杆租赁模式成为许多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也成为MBA课堂上必讲的案例。随后，中信到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中信大规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数个来自西亚和非洲的“总统一号”工程给中信走向全球市场带来数张名片，建立起投资、资本运作、实业带动工程承包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创新。

率先“走出去”的战略给中信带来了深层价值。中信不仅为国家引进了资金和资源，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进行磨砺，不断创新投资模式。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张极井是中信最早的海外征战者。他说：“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培养了一批人。”这都为今天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了积累。

企业首家创办银行

中信是第一家开办银行的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

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不同币种的债券。然而对中信来说，拿美元相对容易，得人民币却更难。为了一些国内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中信公司不得不用外汇购买人民币，这也让中信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尤其是日元升值，加大了中信偿债的负担。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办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87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企业办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后创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诸多第一。

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

中信是中国第一家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用卫星需求大涨，国内的通信卫星资源匮乏。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卫星进口没有可能。中信冲破了长期封闭垄断的中国通信市场，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作为我国为国外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亚洲一号卫星对我国卫星发射服务打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继亚洲卫星公司诞生后不久，中国国内陆续成立了不同资本背景的卫星公司，使电子通信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亚洲卫星组建8年后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1996年6月18日，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并且也是当时中资企业中唯一的蓝筹股公司；

中信是第一家企业办出版社、企业办国家期刊杂志；

中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控股公司……。

35年以来，中信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开创了无数市场第一，走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始终如一地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和领军企业。

是什么使得中信有了今天？中信的魂究竟是什么？王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市场化的道路，是创新精神！”

改革是根本，开放是使命，创新是动力。改革、发展、创新，中信的三位一体构筑了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整体上市后，有媒体将中信此举说成是“中信变轨”，这恰是对中信改革发展的误读。中信的每一步都不会是、不能是、不愿成为“变轨”，中信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改革动力和开放视角完整的统一。

中信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特定创新，不是盲目的改革，不是没有方向的开放。在中信的发展道路上，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寻求市场机遇、发掘市场潜力、创新市场模式。改革、开放、创新是密切联系、彼此依托的整体。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回顾中信35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条主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中信题词所说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开拓创新赋予了中信一种敢于改变和推动历史的勇气，一种对于中国走向强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中信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组合和组织架构，业务发展的布局更加清晰，为中信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最终在中信人的共同努力下实践了上市的梦想。

梦成于今，路行已久。

香港是海外发展的桥头堡

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成立，就将目光投向香港，同步成立了中信香港公司。当时，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中信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信走过初期创业，就开始调整战略，在香港规划发展新的版图。

力挽狂澜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危机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的香港嘉华银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嘉华银行向中银集团和汇丰银行求援。1985年6月，中银与汇丰达成一致，联手支持嘉华银行，帮助嘉华银行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是到1985年12月，受新加坡新马财团财务丑闻拖累，嘉华银行再度陷入困境。1986年3月，中信公司对嘉华银行进行重组，成为我国第一家企业在海外收购上市的商业银行。

此次收购对中信来说是商业模式的又一杰作。1992年中国内地才恢复股市，而中信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方式拥有了香港上市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信嘉华银行年年盈利增幅都在30％以上，1992年更是高达42％，中信入主嘉华银行，不但对收购双方有利，更是对香港金融界和整个商界都大有裨益。“嘉华模式”后来成为政府处理问题“银行”的样板。

香港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个新词：“九七大限”。无论褒贬，这反映出香港各界对前途的担忧。一些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也有一些香港的重要企业选择与中资背景的企业合作。香港电讯是香港主要通信经营公司之一，属于环球通信机构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的成员公司。香港电讯的股东急于出手20％股份给具有实力的中资公司。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信香港集团认为此时股价下跌，正是参股的大好时机。但中信收购意向报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时，有些专家却对这一收购行为“上纲上线”，居然认为中信是帮助英国人在“九七”前撤出。中信领导认为：“英资要跑，谁也挡不住；中资不进来，美资、法资、德资就要进来。在香港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进入香港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介入香港经济，尤其是公共事业。”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识，体现出中信作为大型国企的使命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指出：“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企业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随后，中信香港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超额完成收购的全部融资安排。中信的进入，给香港很多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中信香港持续持有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航空、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等股权和权益。

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和改革、发展开放搭桥铺路，一直是中信人的信念。

获得发展资本

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且回旋余地极小。如果能够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可把中信香港旗下的资产注入其中，这样就能把中信香港依靠借贷所购资产的债务转移到上市公司。此时，中信香港急需一个连接资本市场的新平台。若想在短期内上市，只有一条路:买壳上市。这就是说，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此时，泰富发展映入眼帘。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泰富发展成立于1985年，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1986年，通过收购新鸿基旗下新景丰上市。经过一系列运营，中信香港成为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 获得了对泰富发展的“壳”的控制，中信香港将旗下的优质资产，包括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香港电讯股权等分别注入中信泰富，使得后者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实力迅速壮大。这一过程其实是一种双向流动：中信香港将资产及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则不断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和业务，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变现，从而使中信香港获得了继续发展所需的雄厚资本。

在全面收购恒昌完成后，中信泰富业务迅猛发展，1990年净资产为7亿港元，到了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市值达到了957.8亿港元，居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第十位。

以创新谋变求强

1993年8月，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对此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但此时，中信也渐渐步入还债高峰期，每年连本带利所要偿还的金额平均在5亿元左右，必须尽快“输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中信公司18年来的运营轨道，依靠发外债起步并发展的中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处在高额外债偿债的压力下，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戴着镣铐跳舞，中信怎能展翅高飞？

中信的债务融资曾经创造了中国第一，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债融资遭遇偿还问题，“借新债还旧债”的路子越来越窄，这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信的调整是，把工作重点由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

突破分业经营籓篱

1997年，中信的金融业已经具备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板块，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有着中信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但根据中国法律，金融混业经营被严格禁止。同年，中信联手央行对全球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方向，设计自身的金融业体制。

1997年，王军提出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2002年12月5日，中信控股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集团下成立了中信控股，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过渡到“法人分业、集团融合”。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中信控股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成为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打破绝对分业模式，积极探索混业方向。中信控股交叉产品的设计紧锣密鼓，但前提是严守分业经营的原则。

2004年1月，中信控股的第一项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在上海推出，这款旗帜性的产品让客户们真正体会到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的服务。作为一名探路者，中信控股的设计和实践，成为中国金融业前行的宝贵经历。

随后，中信提出了在香港建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其基点就是以中信嘉华银行为平台，整合中信在海外的金融业务，打造中信海外金融舰队。王军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5年后在香港得以实现。

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日，中信国金就拥有了一个成就自己的特殊机会:让那些在中国内地、香港及中国台湾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为中信国金的重要客户，并利用中信国金的金融控股平台以及与内地中信金融企业的协同效应，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业务。

有了中信国金，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中信集团凭借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已经先人一步了。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中信一直在尝试各种模式。

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业牌照，当时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还仅限于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

不久，证券业务快速成长起来。中信证券一开始仅有2亿元资本金，但是按规定资本金达到10亿元才能做全国的业务，2002年底，中信证券顺利上市，充实了资本，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迅速成为中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龙头，并快速成长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第一。

从2007年起，中信实施了再造信托工程，短短三四年中，中信信托急速发力，从行业第25位跃升至行业龙头。中信信托公司董事长蒲坚总结了中信信托的服务模式，简练地写下了中信信托的经营理念：服务境界＝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无边界是一个贯通边界的动态过程，清除障碍，满足需求，创造价值;对外无边界，对内无障碍，实现无边界需要创新，实现无障碍需要协同;服务和运行的关键在于态度和艺术，服务和运行以客户满意为最高宗旨。

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信重工

2002年底，中信实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85％，不良贷款270亿元，这成为中信的最大难题，这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5年前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相距甚远。

时任总经理孔丹分析：“中信实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窟窿，唯一的方法是拿钱注入，增加资本金。”钱从哪里来？向国家、央行伸手吗？中信决定走最艰难的一条路——自费改革。用八个字表述这条路就是“先注资，再股改上市”。为达到自费改革目标，中信集团要求各部门勒紧裤腰带向银行输血，消化不良资产。经过整整5年艰苦奋斗，直到2007年中信银行在沪港两地成功上市。

面对国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信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共向中信银行注资272.5亿元，累计核销不良资产248.7亿元，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信顺利完成了银行的重组、改制、上市工作，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成功范例。

实业兴邦

在国家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降临的时刻，中信重型机械公司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进入90年代，这家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濒临破产。作为政治任务，中信接下了这个辉煌不再的包袱。1996年该企业亏损近9亿元，长期拖欠职工工资。

2004年，新任总经理任沁新提出“云层理论”。他说：“海拔高度超过云层，在人们的眼中不过几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紧盯这几座山峰，就会永远位居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方阵。云层之下，极易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因此，要保持云层之上的优势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9年。习近平同志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中信对焦裕禄精神的追寻一直不曾停止，中信重机事业在艰难转型时期，总是用激情和意志战胜一个一个困难，这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焦裕禄的精神由杨奎烈续写，他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凭借顽强拼搏，中信重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06年公司收入突破50亿元，企业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此后，公司开始实施“新重机工程”，构建一个包括重铸铁业工部、重型锻造业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的全新制造工艺体系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经过持续大规模、高起点的技术改造，中信重机形成了整套现代化、高水平的工艺加工制造体系，成套能力和工程承包能力。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和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中信重机在大型设备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中信重机一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基地。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说：“这里代表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水平”。

同样走在产业最前沿的还有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轮毂制造基地。

中信戴卡的研发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在海外设有欧洲研发中心、北美研究中心和日本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能与国外主机厂进行同步开发的轮毂企业。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中信戴卡有着稳固的地位，掌控国内几乎所有高挡车的市场份额。

面对中信实业板块中的若干优势企业，可以总结出多种商业模式，但所有这些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并成功实施了利基战略。中信这些成功企业通过“归核化”的战略成为细分市场上的领先者，并构筑各种进入壁垒，逐渐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海外战略

30多年来，海外战略是中信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

2008年6月，中信集团召开海外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董事长孔丹把新时期下中信“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到“中信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集团愿景的必经之路”的重要高度。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95年中信承接了德黑兰地铁项目，伊朗人把此工程称为“总统一号工程”。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工程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东第一条地铁，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海外工程。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中信公司在中东的一张名片。

2005年，中信与巴西电力集团签订了坎迪奥塔二期工程承包协议，这是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的最大火电厂项目；同年，中信又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中国在委内瑞拉正在施工的最大工程承包项目。

2005年10月，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中信的竞争对手来自全球64个顶级工程公司组成的7个投标联合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承包商。虽然高手如林，中信并未退却，精心准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仅参与招标的法文标书就达760公斤，最终中信中标成功。

建设中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

在这个“技术集成”能力极高的项目实施中，中信帮助中国近百家勘察、设计、施工、物流企业和设备供应商进人阿尔及利亚市场，带动中国近6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出口和上万人的劳务输出，同时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近10万人的就业机会，打破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单一作战的格局。时任总经理常振明总结：“这就是中信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己队伍不大，但能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是创新，也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中信将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来完成。“经济工程”与“政治工程”有何差异？常振明在战前总动员时说:“东西高速公路是政治工程，是总统工程，是中阿两国的友谊工程。因此，工期第一、质量第二、成本第三，确保工期是我们的最大目标，最后才是我们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变被动为主动，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讲政治就是要勇于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下，工期就是最大的目标，虽然及时全面竣工中有道不尽的苦涩和汗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称赞：“这不仅是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名片，更是你们在整个非洲的名片。”

这张名片把中信人又带入了更多的国家。

2007年，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参与安哥拉的重建和开发。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成为我国国外承包工程的又一里程碑。在安哥拉这个最大住房项目中，中信建设集团摒弃传统工程模式，帮助安哥拉规划了一个覆盖建筑产业链和社区配套本地化运营计划。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中信深耕安哥拉市场创造了条件，目前形成了包括住房、农业、矿业、旅游等在内的多个业务板块。

中国新一阶段的“走出去”势必将集中我国各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赴海外开辟更高层的业务。中信建设以“中信联合舰队”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工程交付能力，实现与国际领先承包商相抗衡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同时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引进更多国外资源，形成以工程为核心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项目中将中国在家电、建材领域的产能有效转移到国外，同时为我国引进矿产、粮食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为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和缓解建筑工程相关产业产能过剩承担了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实践，2014年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投资、融资和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打造了“中信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工程、金融、资源、实业“四位一体”的业务架构。

不辱使命

金融、实业，国内、国外，中信集团各个行业都在不断整合、创新，正在从“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转变成“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并在更多领域同时发力。

在中信35年的跋涉中，“创新”是贯穿全部发展历史的精神和从来不变的发展方式。几代中信人不辱使命，贡献了自己的精神和汗水。今天的中信已经家大业大，扬帆出海整体上市。但是中信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业和创新精神。

这，就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链接：

中信上市大事记

·2008年，中信集团将“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的企业发展战略的表述调了一个个儿，改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新中信成功引入了境内外共27家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532.7亿港元。

·2014年8月25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宣布,在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已完成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改名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2014年8月27日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CITIC LIMITED)”。

·2014年9月1日起公司以此名称开始股票交易。

中信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大事记

·1979年，在邓小平直接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出面创办中信公司。

·1979年，中信成立时设立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1980年2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0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

·1985年12月，与美铝签约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同年，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

·1986年，中信房地产公司成立，是中国首批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1987年4月，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

·1990年4月，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

·1993年7月，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公司在美国成功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发行的公募债。

·1993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1994年，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集团向日本金融机构发行0.5亿美元和50亿日元商业票据，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自己的信誉在国外发行商业票据；是国内银行业首家开展速汇即付业务的银行；是国内唯一承销国外债券的金融机构。

·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筹组2.69亿美元伊朗地铁项目，是当时国内融资规模最大、参加银行数量最多的出口信贷业务，开创了国内银行以银团方式提供出口信贷的先河。

·2000年，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2002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4亿股普通A股股票，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006年11月，中信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2006年12月，中信银行整体改制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2009年5月，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交所发出公告，宣布以135.63亿港元现金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的权益，每股对价为港币3.35元，市净率为1.43倍。此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1年7月，中信银行先后完成A+H配股融资工作。本次A股配股认配率达到99.01%，H股总体认购股数达到此次配股总数的300%以上，均居同业前列，最终共募得资金人民币257.86亿元，成为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迄今为止最大的再融资项目，以及2011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的再融资项目。

·2011年9月－10月中信证券首次完成H股发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2714亿元，净资产877亿元，净资本348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013年，中信证券各项主营业务排名继续位居中国证券行业前列。

（编辑  季节）

2014年10月13日、10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两组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经济、社会（及政治法律传媒）、文史哲、战略等学科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吸收部分社会资金组成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将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等课题，聚合各方力量，深入开展专题研究，以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发挥好带动作用。

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会议，他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孔丹表示，基金会是聚合社会科学各领域健康力量的平台，将探索多种形式资助并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和学术活动，在科研实践中鼓励和培养年轻一代学者脱颖而出，不断扩大正面发声的阵地。他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发挥好学科带头作用和引导作用，直面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关的重大基础理论、紧迫现实问题和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搞好学科间的协同，拿出有份量的成果，为中国学派的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到会专家学者对基金会的课题管理、成果宣传、学术活动形式，以及课题的设置等，提出了很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现场记者提问：请问常振明委员，现在国企改革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很多看法，比如效率低下等，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今年的国企改革如何深化？

常振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身在国企，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划等号。比如2003年，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一共有11家，到2014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92家都是国企，这也是国有企业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另外，在评价效率的时候，除经济效益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有些行业，比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是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所以需要国企来完成。所以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随着我国市场化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民企等会有一个自然分工，有些领域是适合国企干，有些领域是适合民企干。

另一方面，做大、做好和做强国有企业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36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一谈到企业就都是国企，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企业的基因是国企。现在国内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实际上在注册时并不分国企和民企。如果要给国企下一个定义，我理解企业有个行政归属，归国资系统管的就是国企。当前，国企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不可否认。主要是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自身管理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按照国家的要求，比如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另外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反腐倡廉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建立透明的考核机制等等，这是自身管理问题的方面。

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解决。今年在国企改革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就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因为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利。二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它的功能。我理解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的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型和商业类的国有企业更多侧重于经济效益。另外，根据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

当然，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外，要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这是今年深化改革的主要三方面。我相信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国际竞争力能进一步加强，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会员、中信基金会工作人员共九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孔丹理事长在介绍了中信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和中信基金会的有关情况后指出，成立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是根据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会提议，经基金会认真研究作出的决定，是搭建高端研究人才梯队的重要举措，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不断提高队伍战斗力的组织保证。其宗旨是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青年学者交流，扩大青年学者影响。中信基金会将为青年学者搭建沟通的平台，凝聚学术精英，发挥跨界优势，积极主动地去推动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协同，更好地发挥各领域学者的有效力量。

孔丹理事长在讲话中对青年学者提出希望，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和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习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握好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立场，站稳脚跟。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两者不可偏废。三是加强跨界的协同和与基金会内部的协同。

与会人员分组对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的定位及运作构想展开热烈的讨论，之后作了大会交流。大家在讨论中对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高度认同，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清晰；结合实际提出了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的初步考虑。会后，基金会将尽快梳理会议提案，通过沟通形成具体实施方案并提交基金会研究。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现有会员77人，平均年龄37.5岁，中共党员占74%。会员来自全国重点高校、科研单位、政府部门及企业等46家机构。博士学术促进会现有会员21人，平均年龄29岁，中共党员占81%。会员来自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