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话语权之争的凸显,是当今全球国际政治的特征之一。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也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增强与中国和平崛起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构建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

 

新闻监督要疏不要堵。政府要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解决官方自己的价值观混乱问题,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ӌ...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以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的价值观混乱,积极、主动地开展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329-30日,在《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历史、国内和国际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1]: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

乔良[2]: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络编辑的立场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有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样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对媒体不要急于去批评指责,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我同意潘维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价值观问题,宣扬价值观理所应当,但是你得言简意赅,让大家过目不忘。而且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北京精神”那四个词儿,其中一个是“创新”。作为一国之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有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比这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把“无私奉献”也写进去了。这个是对党员的要求,怎么能作为市民公约呢?

现在有些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草率行事,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结果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吸引力和约束力,反而使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混乱。所以,在分析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状况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平庸,而话语平庸说到底是思想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对媒体更是如此。官方话语平庸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必须从领导讲话、中央文件开始,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今天,国内不少媒体方向迷失、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媒体方向上的迷失,也造成了对大众舆论导向的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个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看似是非分明,实际上是立场决定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关系。媒体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言,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和可取的方式,不如尝试创新一种更先进的方式。应该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第三,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因为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向正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思”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当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自己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和“宪政”的坚定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却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人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于是他开始大讲民主的历史,说了个把钟头。

我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什么民主?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的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按契约来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三百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年,真正稳定发展也就几十年,你给我三百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那你不是政治幼稚,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四,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明白。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不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学生给我递条子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已经成为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生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4亿中国公民,当一个人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他们与生存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亿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空间会是一样的么?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倾向,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压制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他们即使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专制的态度,几乎不允许别人讲话。这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吗?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第五,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二十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我们可以不喜欢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超越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交易的信用体系和交流的价值体系。

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走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某种意义上说,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难题。但眼下来看,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得从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话语体系改变了,才有可能赢得话语权。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遏制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

现在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体制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确立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道理。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黄平[3]: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今天的舆论环境,我们都身在其中,感受都很深。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也是一场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很同意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谈到文风时,我不加思索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我们现在的文风“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但文风问题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东西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不知所云,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潘维、乔良说价值观的概括要简洁,的确如此。过去“仁义礼智信”就很简洁,“为人民服务”也很简洁。而且要让人感到中国特色,而不是拿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用。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的正当性或者道统,那还得再思考、再提炼,要让人民听得进,记得住,留得下。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我们说不走前苏联亡国的路,很多人以为只是不采用“休克疗法”;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节奏缓一点、方式稳一点,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那里去。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包括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那舆论阵地怎么守得住?舆论环境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但这又确实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以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技术,小米加步枪而已。井冈山时期如此困难不用说,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后,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那三篇著名的整风文献,其实还有《论持久战》、《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窑洞里油灯下写出来的文献,共产党首先解决的是思想建设问题。在一个连无产阶级几乎都没有的社会,现代工业几乎也没有,但是通过思想建设,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今天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解决了政权问题,但不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在解决了政权问题后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说共产党或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还得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过来。这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可不但青年学生,连大量民主人士乃至工商业者也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诸如此类的命题有很多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走下来,恰好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这个问题,我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是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我说,你们知道吗?至少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被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由此又发展出一个命题,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现在来看,共产党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风雨雨,破破烂烂,怎么能如此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都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很接近了;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我们当然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正当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可以简单地说不争论的,比如是非、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恰恰要敢于争鸣、敢于亮剑。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技术,用钱和技术来搞文化“走出去”,不但浪费了钱,效果很可能还适得其反。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只是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这种情况下还出去讲什么呢?无非就是辩解辩解,那还不如不讲。

最后说一点,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为国分忧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一个担当。我认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个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恩格斯晚年讲到马克思时说,他和马克思这辈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势均力敌的论敌。杜林也好,蒲鲁东也好,比起马克思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是还不得不跟他们论战。列宁也一样,一开始和很多二流三流的人论战。后来列宁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述诸群众,述诸无产阶级。其实毛泽东也是走的这条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更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对于错误舆论,论战是必要的,鲁迅当年也不得不论战。但实际上,可能走出当前的舆论困境就是要直接诉诸群众,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何况世界的舆论环境大气候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步一步地做,一开始也许不是全社会,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平台。这些思想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到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来讨论、来争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这样才能改变新八股和由此形成的失语,改变游而不击或无力还手乃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编辑:苏歌)


[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2]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3]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在世界上,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趋势不会是西方“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制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秩序、注重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制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过去二三百年里飞得低了。现在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再次长空展翅,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场不同文明的较量中,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却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所在。

 

中国今天的传统的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

329-30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制造假新闻、新闻敲诈案件不断被曝光,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相当程度上公权私用,非但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反而腐蚀社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损失了社会公信力。正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言:媒体的种种不良不法行为,“毒化了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违背了新闻出版工作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有的媒体沦为国内国际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坚持新闻的人民性。更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新闻话语权,以及新兴媒体的便利和监管上的漏洞,与国外敌对舆论相互呼应,借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一些民众思想认识不清,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新闻和舆论场上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以今年2月东莞扫黄为例,竟然出现了一些媒体和网民是非不分、无视司法,“笑贫不笑娼”的咄咄怪事!毋庸讳言,这样的媒体已经成为污染我国新闻和舆论环境的重度“雾霾”,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最大变数”。

舆论斗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如果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舆论斗争形势、媒体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知识界的思想斗争以及背后各种不同的国内外势力?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从媒体和新闻学,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进行了分析。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熊蕾 :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今天中国媒体有很多人玩世不恭,要不就是和当权者掐着干。你让我往东我非得往西,哪怕我不得不顺着你的意思评论,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得把你讽刺挖苦一通。某些媒体毁人的本事真不小,甚至还有把人逼疯的本事。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沦陷为西方的工具了。可能还不能说是沦陷,但是离心离德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者说是貌合神离。

这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甚至有些相当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追逐私利,你要媒体保持社会良心,我觉得很困难。不排除有些从业人员还有这份良心,但是社会大环境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让有这份良心的人非常难。有的媒体人自发对一些公众关心的、关系国民健康和生态安全的热点问题去进行实事求是的采访调查,结果遭到封杀,甚至被解雇。人家记者是有一腔报国心的,并不是为了私利,结果遭到这样的待遇。这让媒体怎么能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很多问题,跟大环境、跟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媒体自身的素质也值得检讨。不光是媒体,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在宣扬“普世价值”。可是宣扬“普世价值”这么起劲的人,却有一点就是不跟美国接轨。美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而这些中国知识精英认同度非常低。看到有人对国家利益认同,他居然能说出“爱国贼”这样的话,恶骂你。但是美国从媒体到科研人员,跟中国同行们完全不一样。

又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我最近查看了英文维基百科,发现它确实底儿潮。从1943年就开始和美国政府合作,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此后它给美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落叶剂(“橙剂”)、滴滴涕,都是孟山都参与或主打的产品。后来滴滴涕遭禁,又因为“橙剂”赔偿越战老兵上千万美元,要是一个中国企业早就撑不住了,它还能撑到现在,而且越撑越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撑着它能行吗?这样背景的一个公司,中国不少人还跟着它跑,有人揭露还遭到封杀。孟山都在美国都很难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畅通无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孟山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同度这么高,和美国政府的合作这么密切,中国媒体却不说。美国媒体不说的,中国媒体也就不会说。

再比如美国的一些政治明星,这个国务卿、那个国务卿,这些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可是中国媒体肉麻吹捧的大有人在,成版成版说谁谁谁多了不起,谁谁谁器重他了,比你的民族英雄还英雄。这些人不用花钱就在中国“买”了这么多版面,做了这样的宣传,咱这不是冤大头吗?中国一些媒体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然后也没有人说这有什么不正确。而另一方面,有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媒体却有可能会被灭掉。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对外资开的口子太大,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风险,结果文章被禁止发表,哪怕在内参上都不能发,就能这样封杀。所以我认为,中国媒体的现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李希光 :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是什么?

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前国家计委主任谢立克请我到他家喝茶。他谈了对中国的一个观感:西方正通过影响或收买中国某些精英,来搞垮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搞垮中国的国家认同。他还说,巴基斯坦之所以今天这么乱,发展不起来,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前舆论界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媒体问题,更不是记者的问题。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官方主流媒体的标准出现问题。纵观中国今天的舆论景观,首先,传统的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闻标准和政治标准上出了偏差。过去几年来,每当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几乎没有自己的议程设置、新闻立场、新闻语境、新闻语言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所讲的政治标准了,而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在收听国内某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时,还以为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呢。其中不排除有媒体人在新闻采写编辑中为了图省事,直接从外媒翻译过来当成自采的新闻用。近年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办了中文网络版,所刊载的专栏和评论多是国内“公知”的文字。但官方媒体不知就里,还当成西方的主流观点,转载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网站上。其实,西方媒体中文网的很多东西在其母语版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传统主流舆论场“八股”照旧,新兴媒体舆论场“八卦”充斥。中国的新闻界,官媒的“八股新闻”内容空洞,语言文字老套,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很少建树。在当今网络时代,新闻界最盛行的是以丑闻、秘闻、绯闻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和报道焦点的“八卦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八卦新闻”是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特别是涉及政治人物、国企传闻的报道,都是为某个政治或经济集团的政治议程或经济议程服务的。

第三,新兴主流媒体操纵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通过炒作,让你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某个人出事儿了,使你一想到这个人,就想到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人还做过其他的好事。这种议程设置的短期目标,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让你不停地道歉,不断地认错,不断地讲自己现在做错了什么,过去做错了什么,正在做错什么,让你的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你就是一个不断道歉认错,但就是不愿下台的政党。这种议程设置的长期政治目标,是颠覆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现在有的宣传干部常常内疚地说,“我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让人觉得给共产党做事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当前国内舆论界主流话语的议程设置,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主要是:一要国企私有化,要求国企对国际资本放开;二是恨不得农民的土地也要华尔街资本进来抢购;三是高铁和铁路。当年媒体和网络一哄而起,猛烈炒作温州动车事故,攻击高铁和铁路部门。事实上,温州当时还没有铺设高速铁路轨道,高铁是201371日通车的。但是一些公知和媒体联手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高铁是杀人列车”。严格讲,铺在专用铁轨上的“高铁”是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飞机和其他国家的火车和铁路都安全。但问题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的一些人胆怯了。据报道,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离任前,带着一帮华尔街的投资者到新疆考察南疆战略铁路的投资建设。由此可见,网络和媒体大肆炒作“温州高铁”事故,正是为了实现“华尔街化中国铁路”的重大议程设置。说到这再补充一句,前面谈到的巴基斯坦的谢立克先生还跟我说,美国正在通过联手中国的富人来搞垮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

第四,舆论背后的力量。今天国内这种舆论环境的形成,是其背后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第一种力量是资本集团;第二种力量是政策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第三种力量是思想界、教育界和智库;第四种力量是媒体本身。

千万不要小看智库和思想界对中国舆论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各种财团、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与中国大学联手合办智库、合作办学,以及安排访问学者、开办系列讲座、举办年会论坛等等,在知识分子中培植代理人。在中国和世界重大事件发生时,抢在第一时间安排美国学者前来演讲、开座谈会,主导相关事件的学术思路和议程设置,直接影响中国知识界的独立判断,甚至影响政策部门对事件的研判和决策。

今天中国顶尖级大学的教授要想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创建一个研究中心十分艰难,这和十多年前很不一样。今天有的知名大学给开办智库设置了极高的资金门槛,达千万元以上,而政府很难出这个钱。那么,一些境外财团、基金会就趁虚而入,出资帮你设立智库。拿了人家的钱,你的研究中心开研讨会、撰写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都会在无形中考虑出资方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智库出资方如果对投资中国高铁有兴趣,研究中心就会写一份相关政策建议,召开研讨会,邀请政府领导来致辞甚至演讲,同时请媒体现场采访。媒体通过渲染性的报道,就形成了一个政策议题。一旦有机会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办公会或通过两会代表委员变成两会上的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境外资本集团的目标可能就这样在中国得到实现。“温州动车”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很多引起关注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常常是“新闻判断”高于“科学判断”,以媒体的新闻“价值”来研判事情的真实性。因此需要指出,在今天的舆论乱象中,政府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不是“决策的新闻化”。

最后,要警惕“网络舆情报告”和“微博问政”导致政府陷入他人的“议题陷阱”。现在有不少机构都在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送所谓“网络舆情”报告。有的官媒舆情部门还在全国各地县设立通讯员,任务就是动员当地党政部门订阅他们按照某种政治或经济议程、有选择性地编写的“网络舆情报告”。有的通讯员甚至带有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县每年花几万元订阅我们的舆情报告,我们保证帮你们铲事儿,保证你们不会发生舆情事件。”

近几年来,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用开办“官方微博”的办法来应对“舆情事件”。其实,微博问政非明智之举。有人说,开办微博只有两个作用,要么去骂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骂你。官微开办后,政府的相关领导就再也睡不成一个踏实觉了,每天都被微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心挂肚。时时刻刻要看看大V们在官微上说了啥、大V的粉丝们跟帖说了啥。结果大V和他们的粉丝们在围观和围攻什么,党和政府就得去关注什么。按照议程设置理论,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只要关心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有一种势力就是通过威逼政府开设“官微”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怎么面对微博最好呢?最好是釜底抽薪。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干部都不要去看某些机构编写的网络舆情,也不要去看微博;重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走到网络之外的群众中去,了解没有被网上的资本力量操纵和窜改的社情民意。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而那些试图靠微博来改变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境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就没有市场了。

李北方 :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个“演讲角”。世界各地的“演讲角”很多,这个最有名,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演讲的人各种各样,内容五花八门,传教的也不少,听众以游客为主。去那里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言论自由。

这当然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模式,但它是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模式,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遗迹。这种模式隐含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思想的场域也是个自由市场,经过沟通、辩论、交锋,真理可以胜出,共识可以达成。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不少人为新媒体的发展鼓与呼,说微博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言的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成了记者,好像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今的条件下,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可以说在报纸兴起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以“演讲角”、咖啡馆闲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每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当然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嗓门大的、表达能力强的就有更多人围着听,但差距也不会太大。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既享有表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大体平等的“被听到的权利”。这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确保言论自由而言,缺一不可。

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方面差距就拉大了。媒体为言论的发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书的门槛就更高了。一直到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言论被媒体发表,其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比口头表达广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于是,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革新,“被听到的权利”就变得极度不平等起来。到了电视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了。

媒体为言论发表设置门槛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难理解。这种设限以专业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决不会停留在以客观为特征的专业主义。很多力量会借专业主义的掩护向媒体渗透,攫取“第四权力”,所以大众媒体在兴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对媒体渗透最深的是资本。一方面,媒体的生存依赖资本的资助;另一方面,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的控制能力也强。所以,市场条件下的大众媒体虽然以专业主义、公共平台为标榜,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公共的。一部分声音会经由媒体放大,一部分声音则会被媒体遮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化了,以平等权利被推进的表象更巧妙地掩盖权利不平等的事实。中国网民据说有六七亿了,而在网民群体中,表面看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被听到的权利”的差距就太大了。有多种力量介入了这种差距拉大的过程。以微博为例,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被系统自动添加一些关注对象,或者经常收到系统对一些所谓大V的推荐。薛蛮子就是这样被打造成舆论领袖的,而他把舆论往什么样的方向引导,也是清清楚楚的。大V和草根用户都在微博上发言,在这方面的确是平等的,但实际影响却天差地别。用薛蛮子自己的话说,他每天评论转发微博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草根用户呢?喊破嗓子都没人会理睬。

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功能是议程设置。近年来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媒体提出的要求最后通过国家政策得到落实,这意味着被国家权力支配的大量资源,最终流向了媒体所要求的方向。细分析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路线图:先由新媒体挑起话题,并集中炒作,然后纸媒体和电视跟进报道;这些报道再回到新媒体上进一步发酵,直至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媒体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就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来自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心声的呈现。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无论表面上装作如何客观、公正、职业,都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伪装。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需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

坚持以18世纪的视角看待言论自由的那些人认为,国家是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以此反对国家对媒体的任何介入,并将媒体完全开放视为应该推进的改革方向。这种观点表达是资本扩展领地的诉求,是不可取的。根据正统的媒体观念,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随着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是不能达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的。

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提出,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国家的责任是“试图通过确保把各方的意见都呈现给公众,来为集体性的自治建立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其手段不限于简单地增强弱势群体的势力,甚至可以为了听到另一些声音而压低某一些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的敌人,更可能是朋友。

费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党管媒体的原则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和国家对媒体要进行干预,这些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要对管理和干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扶植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讲话的媒体,向这样的媒体开放言论空间,以此监督资本权力的僭越,也监督不符合党的宗旨的政府权力的僭越。唯此,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被听到的权利”。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有的组成部分。

刘瑞生 :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我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主要是网络舆情、网络传播。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有关部门部署打击传播网络谣言的大V。今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安全,是有担当的。以前有人可能还把网络意见领袖视为有影响力的时代宠儿,甚至给他们营造形象。即使他们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也认为要以团结为主,不敢斗争。但这样没有边界的纵容,反而把网络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拱手相让。下面讲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社会转型期媒体的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媒体风险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动乱时,媒体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性因素。亨廷顿曾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宁可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众传媒也发生了急剧转型。首先是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是商业化主导,这就极易被资本和经济利益所影响。第二是功能变了,以前的功能是宣传喉舌,现在媒体的功能极大丰富。第三是媒体的类型转变。从新闻和舆论影响力来看,传统媒体式微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新媒体。在这样一个媒体格局已经完全改变的时代,怎么来打造社会主义媒体?社会主义媒体怎么来影响舆论?其实,只要有媒体就有一定会有控制。美国很讲究控制媒体、影响舆论的手段,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并超越美国。

第二,当前媒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安全问题。在全球开放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美国早就把“网络意识形态”上升为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那我们在战略上怎么应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应对不足。

二是商业化转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根本没有理想化的媒体,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30年来美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西方早就有学者认为,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垄断,所谓“穷民主,富媒介”,大媒体是为资本代言的。那么中国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

三是意见领袖问题。以西方向我们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例,其实西方的学术书籍很少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也就是一些西方政客在那讲。严格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甚嚣尘上的“思潮”了?而且它也不是西方学者推介的,恰恰是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有意包装并推销的;其用意并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在于为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舆论造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术、理论、宣传上去全面应对,反而正中其下怀,助长了其影响。这说明,近年思想领域中由意见领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们却每每在议程设置上滞后,被动地被意见领袖“牵”着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四是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各大网站。在管理上,宣传部门能管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直讲党管媒体,现在在市场框架内,党的宣传部门怎么去管新媒体产业?现在最主流的传播方式已经不是大众传播了,微博、微信活跃起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时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我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急剧转向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尤其对于青少年,影响极大。美国之音去年3月专门制作了一部8集系列网络视频专题片,在它的中文网站播放,就叫《中美网络博弈:下一代的新冷战》。可见美国已经把“冷战”对准中国的下一代,那你怎么应对?

五是正面话语权缺失,造成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是西方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领域,有话语权的是商业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在舆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微传播。大量的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妖魔化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西方媒体、商业媒体、海外网络和微传播社交网络中比比皆是;在网络上,爱党爱国的人士及其声音往往受到谩骂和攻击。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权和公信力缺失,最终影响党的公信力。

六是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第三,如何评估这些问题。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媒体,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估它的风险性,怎么应对?我们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但到底管什么,怎么管?在新传播环境下,目前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清晰。在媒体管理上,表面上管得很多很严,但更多是治标,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其实管得很不够。美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管控比我们严得多,媒体并不真正自由,例如在微博上记者是不能随便攻击甚至嘲笑总统的。

我们要辩证地看社会主义媒体的发展。在现代媒体建设中,我们经验不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媒体作为参照物,但西方媒体发展了几百年,媒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博弈和演进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媒体来比照中国媒体。但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媒体,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诉求,这个任务很紧迫。

很多人认为,传媒学界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很多关键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法、舆论监督等问题,研究得不深入。还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其实是拿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体制,然后把美国的很多东西给神化。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些具体的,如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

最后是几点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并打造一个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媒体。不仅仅有喉舌功能,还要有信息传递功能,并充分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乔良和王湘穗写《超限战》,我们现在的媒体战也是超限战,不能用常规思路。特别不能迷信舆情,被一些舆情的假象牵着走;目前中国舆情调查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舆情机构,调查真正的舆情,发现舆情中的真正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工作。

党管媒体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艰难挑战中成长壮大的,对于当前媒体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改变观念、调整机制,是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的。抓好意识形态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自己要设置议程。这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往往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非常被动。人家设置一个议程,我们就跟着辩论;还没辩论清楚,人家转移了,又一个议程出来了。我们今后别上这个套,甩开他,自己说自己的话。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做一种辩争。谁说得更好,谁的话能取信于人,让人相信你说的有道理。目前来说,战略上的话语主动权是最重要的。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

《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

张维为:打破西方话语神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我的《中国震撼》是20111月出版的,那年正好发生了温州动车事件。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谈我这本书。谈完之后有个互动,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站起来质疑我:你不知道高铁事故吗?难道这也是中国震撼吗?为什么政府不向人民谢罪?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的高铁和动车是研究生水平,美国火车、英国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火车是幼儿园水平,差距就是这么大。中学生可以批评研究生,但是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想赶上也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动车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认真处理,但不管铁道部有什么问题,中国铁路人为铁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去过云南、重庆、四川,在那些地方建铁路的难度恐怕超过在整个美国建铁路的难度,可是我们都建起来了。至于铁路事故率,首先这次出事故不是高铁,而是动车,两者是有区别的。而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5年了。你要了解一个概念,我们一个春运的铁路乘客量恐怕比德国铁路5年、10年运送的人次都多。这样算的话,中国的铁路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铁路之一!坦率说,我认为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而是政府把你“宠”坏了。说真的,我从国外回来,这个感受特别深。

我讲这个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出了问题。大量的谣言都有人传,有人信。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出现了多少谣言,秦火火编造的东西,说什么中方给意大利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我看报道,秦火火造谣传谣3000次。我说,在美国你造谣三次,一定抓起来。瑞士更严,造谣一次大概就要抓起来。这就是法治。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法治,该办的就办,现在抓了几个造谣的,很好。

媒体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到处煽情,严重缺少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此外,市场化驱动,为了抓眼球,增加点击量,负面消息大量曝光,包括主流媒体也受到影响。高铁这么好的交通工具,我坐过很多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跟着微博走,微博跟着大V走,丧失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当然原因之一是新媒体的崛起,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没有话语自信。你讲道路自信也好,制度自信也好,最后都要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在话语上的弱势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包括很多知识界人士,与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批评得很激烈,但是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不再质疑自己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而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解决知识界和传媒界许多人对体制真正认同的问题,这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件事。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就,这些每天都在享受体制内好处的人却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骂自己的制度,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前些年,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忽悠大行其道,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国企,等等。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主张彻底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你那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不就是美国吗?但是美国现在出了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老百姓资产减少1/4,过去15年大部分人收入没增加,这个模式怎么可能是个好模式?说私营经济一定就好,华尔街那些祸国殃民的机构全是私营的,日本核事故背后的东电也是私营的。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是不明智的。瑞士是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政府干预,农业有政府干预、建筑业有政府干预、银行业有政府干预。

我问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朋友,他说“文革”前全国就复旦大学一家有新闻系,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么多的新闻学院,门槛不是很高,真正质量好的也不多。新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我对媒体是外行,但我认同这样两条真理:一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新闻媒体享有绝对权力也一样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这个词是泛义的。所以也要有某种力量来监督媒体。

第二条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报道,政府做对的你就说它对,做错的你就说它错,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做得好的也要批评,为什么负面报道才是好的?就像去看望病人,你可以说他不行了,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说,即来之则安之,好好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对同一件事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实事求是的方针来指导媒体,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所有这些问题中,现在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话语建设。所以我很欣赏潘维教授这本新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的话语来写。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老是解构,解构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多次提一个观点,叫做建构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全面就是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强势是因为西方现在针对我们的话语,包括国内自由派骂自己国家、自己制度的话语,都是西方比较强势的话语。我们可以强势地与他们辩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要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懂,让老外也能听懂。他不同意不要紧,我们可以讨论、辩论,但是要让他听得懂。

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民间、学术、中性的话语。民间的话语比较接地气,学术的话语比较讲道理,也比较中性一些。我充分肯定官方的话语,但它应该是一个大话语体系,要有民间、学术、中立的话语,是一个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的话语。这个话语要让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对社会主义有一定怀疑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有道理,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我对中国一直很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用英文发表文章。现在回过头看我20年来那些文章,还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些老外们,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他反而服你。我曾经挖苦自由派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国外时订阅了15年。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也就是C-的水平。结果他们反而有时候引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也认为,我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

如果按国际主流经济机构的预测,包括世界银行,主要有两个估计:一个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世界银行根据PPP的最新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今年就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按外汇汇率计算,10年左右时间中国将超过美国。前一个差不多是奥巴马的任期,后一个是习近平的任期。所以我说,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也大致有个5-10年的框架,在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大话语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比如我已经写出来的、对西方话语一些对应的表述,西方讲民主与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我用的是良政与劣政,good governance vs. bad governance。西方讲选举,一人一票,我就讲选举加选拔。你是election,我是election + selection。你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我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你是市场经济,我是混合经济,具体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可以往下说,比如西方讲国家与社会对抗,我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样一点点来做,人权、自由等概念,都是可以梳理清楚的。在西方长期生活和考察给了我一个好的视角,从经验层次已经可以解构他们所有的东西。他说他的法治好,我就说你的法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要防止你们的这些问题,包括法条主义,等等。

我上个月随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见了比较右的党团,也见了比较左的党团,包括德国的左翼政党。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你们加入WTOWTO是资本主义阵线,你们进去以后怎么可能适应?我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我研读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觉得邓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样大规模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灭顶之灾。但在中国,邓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这两条之后,不管怎么样,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有办法纠正。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一篇讲民主的文章也感叹说,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建立起来了。美国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虽然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但是我们做到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是满意的,满意度远远高于美国人。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不满意其国家走向。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了。我回国以后感触也很深,很多讨论完全是西方话语。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们已经接受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超越它。你没有受过西方话语的教育,也许还听不懂我这个话语;你接受过它的话语洗脑,反而给理解我们的新话语打了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来做这个事,而且是有可能做成的。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观察者网》,是我们上海春秋研究院办的。才短短两年时间,每天的点击量已达到上百万,每天访问网站的独立IP已有25万左右,早就超过许多大报的网站。它之所以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家没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抓住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叫中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说官话套话,但是有好的文章我们也转载。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作者群,每天都有5-8篇原创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形成了一支队伍,年轻人为主,80后、90后,也有少部分70后。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大家有共识,一起做事业。大家干得很来劲,是有精神的,是可以作战的。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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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和道义权、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是文明生存的核心,关系国家的存亡。多年来,西方集团依仗其文化“...

边芹,旅法女作家。近距离观察西方数十年。她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就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写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过对中国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观察,抨击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绪和文化思想领域的颓败倾向。

文化审美权被夺。在天罗地网般的话语战场中,真正的武器是对细节的操纵。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大幅画面天天播放着西方影片或广告,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

大学讲堂和媒体普遍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和利己主义哲学,不加筛选地传播西方思想,解构中国文化,误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史,瓦解中国文化自豪感、诱导大众道德自卑感。鼓励全社会“向钱看”、当“快乐的小猪”,淡漠国家主权和尊严。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当西方仆从为荣。

“精英”们大规模逃离本土,带动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和“出国热”。

作者尖锐地指出:近几十年,中国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权面前,再次处于弱势。

作者希望,不要对其作品轻易贴上“自大、排外”的标签。“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说老虎是肉食动物不等于“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要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作者长期旅居欧洲,从“浪漫地欣赏西方文化”,逐步转为深入客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其长处和短处,并与中国进行综合的比较,这样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艺评论家,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免激烈,但透过激烈的言辞可体会到其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实际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有的态度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较量与取长补短中,不断改进与丰富着自身。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步中,爆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当今时代,各国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在不断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当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边芹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征服战:对审美权和道义权的争夺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为“世界是平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这个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下,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在精神文化上更为崎岖不平。

作者认为:西方(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国)有一股力量,几百年来努力碾平世界,谋求绝对统治。作者将其称为“集团”、“帝国”。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们不断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这就是思想的征服战。

对内:强化“界内”意识,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

多年来,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实这只是外表,内里的东西是集体主义、精神专制主义。“自古只有‘社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永远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体主义’”。

“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精神集体主义,以及由此结成的他人看不见的网。它的特点是没有恒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只有随利益不断挪移的界内界外。这一点传统宗教是没有的,而是犹太精神的产物。

“精神集体主义”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却不可与西方统治集团针对敌对国的举措公开唱反调。这是一贯的“政治正确”。

西方凝聚“精神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和加强“集体优越感”,锻造自觉当卫士、当战士的意识。这不仅用于对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对内(本文明)的下层,在精神上牢牢捆绑住教民大众。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对外:窃取审美权和道义权,解构他国文明。

“帝国”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断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构他国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隐蔽世界,长期、接力地展开文明战争。

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失去了审美权和道义权,这个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 。“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可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界强敌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审美权的窃取往往从细节着手。在表面信息流通变得无比“自由”的当代,文明间的战争是靠细节的操纵取胜的。 由心理专家设计的解构“他文明”的纯熟技术,在文艺作品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诱导大众的潜意识。“集团”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为马,设计“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宣传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观。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的一个政策错误甚至一场战争失败还可怕得多,因为这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最致命的攻心术。这是摧毁一个文明的转折点。你会一步步交出道义权。“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

审美权易手和道义权被劫持,由此产生了幻觉,这一幻觉让背叛者失去羞耻感,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自觉“无上荣光”。

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

征服世界与“导演世界”并行不悖。国际上总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盘。西方人认为自己是棋盘的主人而俯视全球。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导演”就是解构他国的文明精神。“很多国人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导演”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被打的人觉得该打,这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文明推土机”一层层、一遍遍推,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文艺渗入百姓精神世界。 看不穿这一点,自然就看不透我们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

中国被“集团”视为“真正对手”。几千年遵从温良恭谦让的中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中国并非谋求与西方对抗,只是客观上横亘在“集团”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当作对手。这是西方统治集团长远的策划。

作者指出:中国人百年来曾经拼死抵抗外敌的武装侵略并取得胜利,但当下面对西方向我们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却陷入被动。很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但实际上,“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争夺中国人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审美权被夺是中国在“文明战争”中落败的起始。西方人用他们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长年累月的诱导,让中国失去传统优越感、不断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卑贱感”。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西方擅长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核是追求高贵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团”则鼓励其文艺作品在细节中不断宣扬“负面中国”——“封闭、落后、愚昧、贫穷、卑琐、压抑、扭曲、无个性、无个体自由”。营造中国人“道德卑贱”,是百年来“集团”从未歇手的方针,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名词和概念、为心理解构服务。这样一遍一遍把你披挂几千年的道德优越感剥去。被剥的人没有应有的警觉,甚至在艺术的感染下,形成一种“自戕的愉悦”。

西方的涉华电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国人为正角的西方电影,另有部分中国电影被挑进“文艺国际”俱乐部。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简称为“父殇”的细节。传统中华文明讲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华影片中,“父亲”永远是反面角色。这是他们“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而且有着不易觉察的国际携手性。我们从中可以体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达什么程度。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其登台的机会。

策动精英不断“反思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征服一个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枪更隐秘也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篡变他的历史观。改变历史观是个潜移默化的活儿,尤其是怎么让少数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鼹鼠”对付前苏联的毒招,前苏联领导人向理论界发出“历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伪史”层出不穷,整个俄国革命史、苏联建设史被全盘颠覆。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媒体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当年交待的事情,试图重写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史。特别是不遗余力诋毁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把中国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华夏文明的红色元素。

我们没有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殊死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这30年期间我们从源头就接受了,即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 “接受了西方“集团”的信仰体系,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

诱导中国人专心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允许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国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纷纷进驻中国,中国制造与服务进入西方市场。中国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物质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上层纷纷“活在当下”,为赚钱而疯狂,成为“快乐的小猪”。原本被钉上耻辱柱的“买办”,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荣榜。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多半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东西(物质财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精神统治)。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骛。“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甚至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这些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动摇国人发财的意志。

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并没有从物质的进步中获得本应转换的尊严(得意和炫耀并非尊严),连原有的尊严也毫不足惜地丢掉了,甚至到了丢而无意识的程度。

招募为“集团”尽心竭力的“公知”。几十年来,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纳基金等西方“财主”在中国不断撒钱。在西方思想长期浸润之下,一批合乎他们理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锻造”出来。他们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审美观,进而丧失原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习惯于在征服者设定的轨道上做惯性思维。

“一些公知尽心竭力为‘集团’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 “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

选择小卒,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数知识精英毕竟有着基本的善恶感,当“猎犬”是很忌讳的。有鉴于此,西方“集团”特意挑选所谓“政治正确”(可有效解构中国精神文化)的作品,通过另立独特标杆——揭露丑陋——诱导重塑中国的审美标准。文学“世界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此类手段的一种。

“只要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国以及喜好中国文化与武术的国际读者热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诺奖看中。不管他在中国乃至东亚有多大影响。西方“集团”怎么可能让传承中国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国际”呢?

留学“海归”不乏“蒋干盗书”。西方为世界精心准备了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但这有时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用来让对手上当的东西,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处理起来非常从容,切换非常自然顺畅。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经济垄断时,却宣扬“竞争越自由经济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

近现代中国大批西方留学者,把人家用以解构我们精神的“秘方”拿来,自以为取得了真经,实际却是 “蒋干盗书”。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政治上的“普世价值”,科技上的转基因……哪一样都可以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听信西方说教,以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西方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国的精神城墙。这是西方“集团”近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祖国,除了边界、领土、落脚点这些概念,还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没有精神家园就是永远的流浪儿。“集团”在不能明火执仗征服的情况下,最便捷的战法就是:改变一个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权,妖魔化爱国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破“祖国=精神家园”这一历经世纪用血肉铸成的概念。 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园这个“魂”。

在“宽容开放”的口号下,中国人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个不能玩的游戏,不知游戏的终点是自己的绞刑架。当道义权被劫走的时候,那将物质进步转换成尊严的目标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越追越远。而没有尊严这一精神城墙,你什么样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

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 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

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

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

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

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不能丢的。为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在西方征服集团发起的文明战争中夺回主动权,中国必须夺回这两大权力,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注:本文引用作家边芹的文字全部来自“四月网”与“观察者网”的“边芹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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