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段时间忙反腐，接下来，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可能反恐这个帽子我们也会戴上。美国的战略很清楚，一方面利用乌克兰等问题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遏制中国。我认为，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颜色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也是“挑事”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看问题，从国际政治的高度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清王朝之所以搞出那么大的疆界和帝国来，就是因为新疆准葛尔有个噶尔丹在捣乱。噶尔丹这个人很不老实，今天他东征蒙古，结果反而导致喀尔喀蒙古倒向了康熙；明天他又去干涉西藏，结果西藏纷扰、三废达赖，康熙干脆借此实行驻藏大臣制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我们处理边疆问题之所以比较顺，基本的原因是：我不怕你在新疆、西藏、蒙古地区闹，一闹反而挑起各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内部的分歧，而这就需要中央出来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
讲到颜色革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敌对势力设的“反恐”圈套我们绝对不能跳。疆独、藏独就是想给一些兄弟民族戴上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就维吾尔族来说，我感觉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本来是能歌善舞、开朗活泼的民族。那个时候维汉是通婚的，维族姑娘穿得比汉族姑娘光鲜多了，思想也开放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鼓励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而最近20年，我们在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有大退步，太鼓励宗教化、保守化了。维吾尔族的形象也被宗教势力塑造得非常保守，不准哭也不准笑，女孩子把黑纱巾都围上了。这些年伊斯兰教众去麦加朝圣的很多，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派中尤其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鼓励人殉教，非常压抑。伊斯兰文明一夜之间回到了中世纪，这是文明的大倒退。
我觉得，鼓励思想解放的核心工作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大家都认为中世纪不好，所以应提倡文化解放、性格解放，鼓励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恢复活泼开朗的性格，让56个民族都唱起来，跳起来。这顺乎时代潮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讲文化建设，我们真的很需要新王洛宾、新才旦卓玛出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总之，文化、宣传方面，要自觉地同压抑的、黑暗的中世纪原教旨主义文化作斗争。
我们说思想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要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打一仗。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现代文明民族化，民族文化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这个事老是推不动，原因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利益固化了，觉得西部投资回报率太低，利益调整难。中央提出面向欧亚大陆的大方向，开拓新的丝绸之路，是很伟大的战略调整。但问题是，我们要两头下注，以对冲风险，陆权海权两手都要硬。乌克兰问题，经过罗马尼亚马上就接德国了，如果拿住乌克兰其实就走通了。但是向西开拓的战略，前提是要搞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敌对势力也不会忽视这个地方，制造地区麻烦，声东击西。所以边疆问题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问题。
张文木概括的这个体系非常好，高屋建瓴。我觉得，思考中华体系，必须研究康熙以来所形成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边疆体系。它是怎么构成的？潘维老师提出中华体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使得这个范畴有内容。边疆问题怎么进入中华体系，以及中华体系是怎么进入边疆的经验，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太够。当年边疆是怎么“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恰恰是噶尔丹作乱，成为促成清朝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契机。因此，康熙不认为噶尔丹作乱是个坏事。毛主席当年说过，达赖闹事是好事。他不闹，我们还不能搞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呢，他一闹，我们就非改不可了。所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闹事。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