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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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个信托

蒲坚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6期 2015.06.10 13:37:09
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将从重新认识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建立一个“三性耦合”的新理论框架来全面审视人生发展进程最后阶段(老年生活)所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路径,找到新的方向。

“资本主义时代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进程并不迅速,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1]

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开篇写了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这倒不是里夫金的预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难以置信,而是因为他依据热动力学原理,将经济活动的本质归结为将自然界能量的三种状态(固、液、气)转化商品或服务的过程,并由此预言通讯互联、能源互联和物流互联“三联合一”正创造一个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社会。

零边际成本社会预示着市场经济的“交换价值”将让位于社会协同的“共享价值”。这一非凡的未来预见性,与我们的“共有制”思想和“三性耦合”理论有着相同的逻辑和神秘的契合。

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固守成规,愿望和目的都会黯然失色。如果我们没有原创性的理论自信,全部无条件地接受所谓的“终极思想”或“普世价值”,就将与中国的伟大复兴渐行渐远。尤其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成果来诠释正在和平发展中的中国,更不能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有效实践”来牵强地论证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在开辟中国道路、建立中国制度,创新中国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具有广阔的未来性的全球视野,深刻的现实的问题导向,本质的开端性的思想逻辑。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正在对人类意识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经济模式的全新内涵与人性的全面重构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固有的世界观,改变着我们自身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赋予人类文明进程以新的意义。

中国先哲老子说过:“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这是方法,也是目的。我们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了先哲们洞察事物发展本质的方法、逻辑和思想。以此为指导,以批判和重建的双重思维与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深知:“倘若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人类只能放弃这种理论,而绝不可能放弃现实。” [2] 因此,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将从重新认识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全面审视人生发展进程最后阶段(老年生活)所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路径,找到新的方向。

人的生命是一个充满阶段性华彩和结构性均衡美的自然历程,生命的意义可以用历时性的长度和内涵性的宽度所构成的平面几何面积来加以描述。如何使这个面积最大化,这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共同愿望。

人首先是有限的物质性存在,其物质力表现为生物机能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的过程;人亦是现实的社会性存在,其关系性表现为自始至终的相互信任和依靠,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其他人存在的前提;人更是本质的知识性存在,其知识力表现为人“想好了再干”,透出独有的领悟知识并洞悉其相互关系的能力。在与人相关的任何系统中,都闪烁着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性耦合的影子。不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那么紧密相关,实际上,总有一股自然的力量将三者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地同时引发其它二方面发生相牵联的变化。三性耦合论在崭新的视野中重新定义了生命的内涵。

人的生命周期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根据其存在的状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先先天时期;二为先后天时期;三为后先天时期;四为后后天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学龄儿童、青年、壮年和老年。根据个体人是否有自为的能力来观察,人的自为能力是一个倒U型结构。人之初,生命是一个被动的全托,人之老,生命是一个主动的信托。因此,生命信托是社会发展过程自然而然的选择。        生命信托——生有所信,老有所托。

    人生的老年阶段是人的全生命历程中最为复杂的过程。养老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是中国正在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世界性的共同挑战。养老保障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阶层分布、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代际关系、人文伦理、社会稳定、寿命预期、战略格局,发展方向等都存在着潜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必须从理论认知和行为实践的二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养老过程是我们对人的物质性身体机能逐渐退化,而又要尽可能地保持其社会性,延续其知识性,从而张扬生命活力和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性需求,使他们的吃住穿行医得到有尊严的保障;还要保持和扩展老年人的社会性需求,使他们所拥有的自然的亲情关系,熟悉的环境关系和社会的联络关系得以兼顾与调适;还要优化和开发老年人的知识性需求,使他们的经验与知识积累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又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知识摄入不失丰富、不受阻滞;最终达到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三元均衡与和谐。

理论和实践都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往往使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当纷至沓来的社会矛盾聚集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以动态的增长消化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以为经济增长促进财富增长、促进就业,就能够改善生活、减少贫困、赢得人心。但当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不断放缓而进入新常态时,老龄化又令人措手不及地来得太早。经济发展新常态平添了新变量,亟待解决的贫富差距存在加剧的危险。

如果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都没办法填平贫富鸿沟,那一定是在其它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仅是在学理上,更多的是在方法论或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老龄化社会也许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要想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制度逻辑和现实国情中寻找原因和药方,必须在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在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共有共享价值追求中汲取力量,找到出路。

                            

    (编辑  季节)


[1] 《零边际成本社会》,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中信出版社,201410月。

[2]  《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钱满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5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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