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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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养老困境

——制度、模式、理论创新
蒲坚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6月 2015.06.10 13:31:26
生命信托——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新路……

养老正迷津

当今世界,人口在数量膨胀的同时人均寿命也在延长。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又使中国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转型。如果我们不重视老龄化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和真内涵,不重视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嬗变,我们就不能走出当下帷幄层层的老龄化迷津。

走出老龄化熵变,由混沌中厘出经纬,观念革命是第一步。现在的养老模式,无论是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抑或是养儿防老,其本质都是储蓄与消费转换在人的一生或是家庭内部、社会各年龄群体之间的不同平滑。储蓄——消费这种传统养老模式造成了社会再生产投入的中断和沉淀,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最优能力,同时,把老年人完全固化于消费者的地位,忽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追求财富的天性,我们进行养老改革,要切实把效率、公正和自由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百善之先,孝老敬老”

应对中国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生产力不断提高,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群众生活的普遍提高,仅仅囿于既成的模式或用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相悖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创新,显然是力不自胜,因而,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养老不能追求高大上。目前,养老产业存在很多误区一提养老就高大上,讲求豪华装修,或者仅突出了环境的优良性,仅注重人的物质存在的直观表现,把养老需求中的其他刚性需求,例如医疗健康放在一旁,导致养老社区的收费水平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让老年人住不起。

我国提出“9073”的养老方针是以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更多地依赖自然形成的小区和老年人与原有社会的联系,并让老年人身处熟悉的环境,包括自然、人文、风俗习惯中,不会给老年人和其子女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强调中国养老的发展战略以居家和社区养老为主是以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相关,不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早退是浪费。60岁是人生长跑的新起点,如果让劳动者早早退休,任由老龄化侵蚀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将会产生正减负增效果,其代价注定是高昂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十年前提高了3.48岁,因此,60岁是人生的中点,早退是否定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的存在,也是对人力资源极大地闲置和浪费。资源的价值决定于资源的需求。对比有需求无供给或有供给无需求而造成的浪费,由早退而产生的浪费产生于制度设计缺陷。

从人力资源的需求性来看,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老龄化趋势已经蔓延到劳动力市场上,“民工荒、招工难”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经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已经出现用老年劳动力替代年轻劳动力的景象。

世界银行专家辛sin2005年通过精算得出结论,若要保持中国基础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必须改变提前退休制度,将退休年龄统一延长至65岁。提前退休加重了中国的养老金负担。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已经从需求和成本两头截堵消费有限的养老资源,构成了老年人劳动力资源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反衬了早退休是浪费的机会成本。

信托共有制与生命平滑

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信托共有制能实现生命整体和生命个体的平滑。

共有制的特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私有制消灭后,代替它的是生产资料共有制。这种共有制与私有制和公有制有着明显区别。私有制是少数孤立的个人直接占有,公有制是任何个人都不可以直接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有制在本质上既区别于私有制又区别于公有制。在共有制中,谁是所有者主体十分清晰,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讲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基于实践,共有制实际上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

共有制将预示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其内涵是生产要素复合论。首先承认并确立劳动在生产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公有制下,不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所有者主体都是单一的,而在共有制下,其主体不仅是多元的(至少两个以上),而且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共有制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做到了有效的统一,也为解放思想、消除所有制歧视,扫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共有制具有开放的兼容性。它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的,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本质,它是将生产资料交付给全体共有者共同占有,能够有效克服私有私营和国有国营的弱点,其趋势是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使社会主义经济不断繁荣和发展壮大。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单一性、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共有制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

共有制从开端上契合了人的知识性、决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同一性,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归一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信托集合分享机制是新型共有制

信托的集合分享机制是在一种新型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了个人财产社会化,产权多元化,自由人联合体的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是现代新型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我们从共有制的逻辑起点探索老年人的生命信托,生命信托的着眼点是生命的平滑,分为生命整体的平滑和生命个体的平滑两个层次。生命整体的平滑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生命个体的平滑是要实现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幸福。信托共有制能够延伸并实现老年人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个人全生命周期内的合理分配,达到“扩总量、调结构、顺周期”的效果,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再分配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基础,同时也为老年人个人生命周期内储蓄和消费的转换提供中介保障和契约支持。信托共有制并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作为生命信托一个子类,养老信托是在生命信托理论范式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信托为桥梁,将老年人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运营连接起来,以制度的灵性来实现老年人人口红利的再增长,重建中国的养老格局。

生命信托释放人口红利

信托是为降低人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的本性决定了生命是一个信托。

社区老年活动

生命的托付

生命信托是与人的自身生存与发展相关联的生活事务的信托,包括生命管理、健康管理、财富管理、事务管理等民事和商事信托。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信托发展的终极形态。人只有在后后天健康状态时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而在先先天、先后天、后先天和后后天的年老或失去自我生活能力时,人的生命托付就必然成为信用托付。所以,生命是一个信托。实际上,生命保险,包括财险、寿险、健康险等都是生命信托的一个子类。根据委托人的存活状态,生命信托分为生前信托和生后信托两种。生命既是人存在的基础,也是人发展的目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代表了信托功能的时空边界从生前延伸到了生后,并皈依于人本身,是对人生命的膜拜,也是对信托本质的回归,并以法律为保障将信托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为人的生命存在提供物质基础,为人的生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生命信托的功能和目的,生存和发展是生命信托的两个基本主题;而生存和发展的直线又交汇于人的幸福感知这个基点,生命信托即幸福信托。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人类所有表达或未表达出来的需求都被充分满足下的一种状态或结果;它是一种免于恐怖、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状态。“哭着来,笑着去”,诠释着人对幸福的憧憬。“哭着来”是人的本真而为,“笑着去”则取决于我们的主观能动和幸福坐标定位。幸福是一种人类的渴求在被得到满足或部分被得到满足时的感觉,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人生就是一场对枷锁的逃避,它要逃避贫穷还要逃避死亡,最终实现对幸福的追逐,实现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三性耦合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种动态存在,它是发展的、变化的。人的全生命周期从先先天的基因注入、生命孕育,直至后后天的成熟,乃至走向消亡,可以分为婴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等五个周期。各个生命阶段是单向发展、不能相互替代的。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人生的五个阶段其数量和质量的内涵、相互之间重要性、比例关系的外延是变化的。人刚一出生,以物质性的发展为主,社会性和知识性相对欠缺;进入青少年期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迅速增长;而进入60岁的人物质性会减少,而知识性达到顶点。人的三性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各种意外与变化,导致需求与资源不匹配的风险。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无限性内在于时间的本质之中,时间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性的可能性”。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它会面临无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而金融学直接把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信托也正是在对贫穷和死亡的逃避中而产生,对于生活的不自由、生命的不确定和死亡的焦虑,使得人们倾向于从信托制度中寻求需求与资源的跨期匹配,实现人生的平滑。

从广义上来理解,信托实际上是委托人由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而通过受托人弥补其知识和能力的一种行为。社会分工的专业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生命的有限性和家庭财产永续性、个人占有知识的有限性和社会知识需求的无限性、生命开始与结束的不均衡性、个人主观与世界客观这五对矛盾是生命成为信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逻辑。信托正是在有限和无限、个体和整体、感情和物质、过去、现在和将来、均衡与不均衡搭建的桥梁,通过信托的中介作用和普遍联系,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以集成分享机制沟通矛盾的联系,实现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价值目标与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外部制约和内在驱动的统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统一等多种统一。在现在技术和法律环境下,信托是人沟通这些矛盾的最经济、最迅速、最有效、最可靠的制度安排。人们设立信托的动因,是降低他们在规划和安排自己的人生、财产、事务乃至人生时遇到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提高人生幸福感知。正是在这种对安全感、确定性的追寻中,生命必然成为一个信托。

信托里的“托”是指托付。托付不同于委托,后者往往只是对于委托人某一方面(时间、资金、能力等)的协助或者延伸,而托付的落脚点在于“付”,即委托人完全信任、基本不插手托付事物,由受托人全面主导委托人所托事务的管理和运作。正是基于对受托人品德和能力的深深信任,委托人才会放心的将信托标的托付出去,并且这个“完全托付”得到信托法上严格的“受信义务”保护,已经超越基于个人品德、亲情和血缘的信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网状的社会关系使人能够“明心见性”;再加上现代信用征信体系的建立、法律环境的完善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失信”的成本急剧增加,个人和机构“失信”的动机降低。因此,生命可以是一个信托。

生命是一条河,它是流动的。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也是分层递进的,由里而外生命信托包括三个层次,里圈是自己对自己的托付,中圈是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外圈是个人对社会的托付。自己对自己的托付是自益信托;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是代际托付,代际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家族信托。社会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土地流转信托、养老信托或者是政治选择,如选择国家、政党等。自益信托的本质是对个人生命周期的管理,家族信托是对家族生命周期和家族财富的管理,而政治选择是在更高层次的自益信托和家族信托,因为国家和政党的选择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和生活质量。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每个人一直处于生命信托的环境中并受生命信托的制约,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生命信托按受益人年龄阶段划分,专门为老年人或者为养老目的设计的信托产品就是养老信托;养老信托是生命信托实践化的新成果。养老信托是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养老目的而对养老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并为受益人提供全面综合养老服务的行为。作为老年人的生命信托,养老信托可以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个方面释放老年人的隐性资源和人口红利,让老年人率真而活,实现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老年人的三性与养老信托

在生命信托的探索中,我们提出了“三性藕合论”。耦合是一个工业术语,它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相互依赖性的度量。我们引入耦合一词就在于它能全面、立体、动态地反映人的本质。三性耦合论首先承认并强调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独立存在,强调人具有三个基本属性是其区别于二元人本论的关键所在。正如正确处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头等大事一样,从在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者的关系中,物质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性是人发展的目标,而知识性是人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沟通了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联系;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对生命信托的研究是以解剖麻雀的精神,通过聚焦养老信托开始的。老年人社会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一是社会外部。对家庭内部而言,养老信托为老年人的养老提供了物质基础,降低了子女的赡养压力,帮助老年人实现财富积累和财富可传承;增强维护家庭血缘关系的物质纽带,契合中国老人传统的社会观念。对外部社会而言,养老信托提供了关系网,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增加老年人的活动性,形成社会性的再拓展,实现老年人社会的网格型拓展。

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信托以集成分享的方式实现了老年人知识性的再延伸,这种延伸体现为正常人、失能人和成为人三个方面。为正常老人补充正知识,于身心和和财富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信托的方式和专业机构来延伸失能人的手和脑,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对于身体健康,拥有基本投资和实践知识的“成为人”来说,信托将孤立存在的知识以一种网络化的方式聚集起来,通过一种集合的力量实现存量知识的创新增长,形成增量知识。

经济增长是由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拉动的。养老信托的集成制在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将老年人的知识资源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延续老年人的劳动力和知识力,变“弃”为用,变“废”为“宝”,一增一减实现存量知识的双倍产出,实现中国智慧的信托再利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知识、智力、智能,它们取之不尽,潜力巨大,也是国之力量的基础。

新常态、新出路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大背景下,要完成养老突围,中国的养老模式应在新常态下寻求新出路。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首先就得“老有所居”,保证老年人养老的居住空间是重要的物质基础。除传统的居家养老之外,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将涉及养老网点的建设问题。我国养老网点存在巨大数量缺口,而离社区近、医疗生活配套完备和环境好的养老网点更少,而大规模的养老网点建设需要的时间成本高昂。

社区养老院为老人量血压

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模式

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如培训中心改建为养老网点,将是我国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网点的重要补充。上述机构一般处于城市核心区或者风景优美区,交通方便、医疗条件优良、生活配套完善,餐饮、住宿、学习、娱乐、健康功能齐备,能够满足老年人“六老有”需求。它们一般属于国有资产,可以采取划拨或无偿使用的方式完成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简化流程、便于操作。201411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明确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国有单位培训疗养机构转变为养老机构。”

以基层党校为例来说,各级各类基层党校和培训中心系统功能相近、区域相同,可以进行合并,转型为社区养老中心或机构养老中心。据统计,仅县(市、区)级党校可提供养老床位约56万张;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党校。56万张养老床位占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我国493.7万养老床位的11.3%。新华网2007年报道,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培训中心至少超过1万家,其中85%以上处于亏损和潜亏损。将培训中心改造为候鸟式养老将新增大量的养老床位或康复床位,同时解决国有资产贬值的问题。

“老有所养”要有资金支持,靠经济增长解决养老资金问题,时间太慢;靠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又会涉及利益调整,实现难度较大。养老资金问题的解决,必须靠新思维;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或许是可能之选。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刚性,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

另外, 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如果把北京二环内、尤其是长安街上的部委办公楼搬出核心区域,集中在非核心地段的中央行政区办公,把腾出的地块和建筑进行拍卖,所得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公共养老基金。事实上,国内外行政机构搬迁并不罕见。将核心区域置换给商业机构,通过市场之手的作用进行置换,可以迅速地解决养老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据统计,仅通过长安街行政办公用房的区域置换,就可以增加580亿元人民币的公共养老基金。存量变增量,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改建为养老中心,能从数量、质量和时间上缓解我国养老网点短缺的各类问题,并解决我国发展养老产业所需的资金问题。

以房养老新思路

以房养老不是新话题。早在2002年,时任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就提出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实现以房养老[1]。老话题要谈出新思路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道路。从金融的视角来审视,以房养老的实质是整存零取的储蓄行为或者说资产抵押换取服务的金融行为,老年人和子女之间通过房产的继承或处置建立了一份期权合约。这种以房养老行为逻辑的背后存在着数个隐性假设:房价是稳定且一定幅度上涨的;子女是有孝心而且是有照护能力。这种照护能力是子女的身体状态、时间安排和空间距离使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赡养老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但用当下的现实检测,这些假设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在421的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的影响下,往后推10-20年,房子已不再是稀缺商品,房价处于巅峰探入下降的轨道。从子女的照护能力来看,一对夫妻面临4位甚至8位老年人,还要面对自己的子女,他们根本就无暇顾及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因此,传统意义的以房养老方式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将以制度为保障方向。

市场化的以房养老有两条路径,一是将房产信托化,通过信托公司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一是房产证券化,通过房产的出售、出租、置换等方式获得现金或养老居所使用权。房产证券化的养老方式实际上也是房产信托化方式的一种。信托化和证券化以房养老都要对房子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证券化处理,老年人在世的时候,把房子变现为养老金或者将房产处置为养老居住服务权益等,其处置对象包括所有权或使用权;处置方式对所有权包括出售、抵押,对使用权包括对调、出租等,包括出售给个人或机构等;在房产价格下降的预期下,老年人把房子交给信托公司或者其它机构进行理财投资或进行其它方式的资产处置,形成稳定的养老保障。

以房养老经济空间存在于房产的价格区域差异、功能差异、时间差异、面积差异和新旧差异等。实际上是对上述差异的一种套利行为。而这种套利行为必须由专业的知识集合和分享机构如信托公司来完成。以房养老还可以与遗嘱信托结合起来,相关利益人对老年人的遗产继承要与养老义务的履行相挂钩,并由信托公司监管子女履行承诺的服务义务。

上海市民政局在上述产品线中尝试了5种“以房养老”形式:一是出售自有住房,入住养老机构,以房款补贴养老;二是售出较大住房,购买或租赁较小住房,用其差价养老;三是将自有住房出售,再与购房者签署长期租赁协议,仍然在原居房用购房款补贴养老,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以房自助养老”的上海模式;四是与赡养人签订遗赠赡养协议,用住房价值购买终身赡养服务;五是对子女承诺用现住房换取子女尽养老义务的家庭内部以房养老形式。住房反向抵押的核心是通过房产价格的区域、功能、面积、新旧的价值差异套利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保障。在这种模式下,大城市的老年人可以以自己高价自有房产作为养老金来源,利用房价的差异来获取养老资金,进行跨区域的养老。    

新增长极——养老信托

金融创新将成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中坚力量。从金融学意义上说,养老信托是养老财产的资产化和证券化,并通过受托人的专业投资和理财实现资产增值和医养服务供应,让养老信托受益人以结构化产品的形式享受养老信托权益。养老信托产品创新的关键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它是养老信托机构为募集资金或实物而由受托人向受益人发放的表明信托受益权的特别凭证,在发达的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上,到处可见信托受益凭证的影子。它是养老信托标准化、养老信托融资、流通和交易的基础。养老和信托都是一种对未来预期的制度性安排,其差异在于,养老相对非正式、制度性弱;而信托相对更正式,制度性强,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信托不仅仅是种金融工具,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社会的一种生产关系,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以综合性问题对应工具的适应性,养老这把锁必须由信托这把钥匙来开。

养老和信托具有同源性,因而使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产业能走到一起实现牵手。养老和信托的距离就差一张纸,这张纸就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当养老托付人由子女个人变成受法律制约的信托公司时,老年人依托养老信托受益凭证而非子女的代际赡养达到养老目的时就变成了养老信托。国内外涉及养老方面的信托一般是指养老金信托,两者在委托目的和委托财产方面具有根本区别,养老金信托只是一种财产信托,而养老信托是一种综合性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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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信托的优点与功能

养老信托具有的五大优势使养老信托具有自己独特的产品优势和市场生命力。

1.契合性。信托和养老都是因为信任而产生的一种托付行为。从产品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言,养儿防老实际上就是养老信托的一种早期形式。养老和信托具有天生契合性,能实现目标和手段的无缝对接。

2.全产业链。养老信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形成包括养老居住、养老服务和养老理财等全产业链产品,比任何单一的养老产品行业供应商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要全面、综合,更具有竞争力。当今产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全产业链的特性使得养老信托具备与其他养老产品抗衡的产品优势。

3.可流转性。养老信托可以通过产品信托化解决非住宅用地的流转问题和继承问题。

4.实现年龄平衡。通过共有制、通过居住权和产权分离,养老社区的管理人可以对入住养老社区的住户年龄进行管理,可保证养老社区的入住者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5.实现专业化管理。信托是一种金融普惠的实现形式,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器。通过专家理财和专业服务,养老信托可以弥补老年人自身知识性的不足,确保老年人养老投资的安全性、回报率和医疗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及时性,提高老年人的物质性水平、延伸老年人的社会性,实现专业化管理。

养老信托具有整合、完善、增信、投入四大功能。(1)养老信托可以整合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扩大养老企业供应规模,丰富养老企业产品线,提高养老产业的效率和效益。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业务独具的财产隔离制度优势和全功能投资银行的业务优势,可以实现融资、融物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混合运用,促进养老产业链的整合。老年人可以投入包括不动产、现金、有价证券、养老券、信托受益权等在内的多种形式财产,通过持有养老信托受益凭证或REITs份额、以信托共有制的形式共享养老产业整合的成果。(2)养老信托能够提供一站式购齐的养老产品,克服其他养老产品功能不全的弊端。(3)养老信托能够起到产品增信作用,提高养老产品的可售性。(4)养老信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在国家不增加投入、通过放权让利和市场调节,增加社会资本和老年人自有资产进入养老业,通过养老信托财产来源多样性的特点,扩大养老财产的规模,缓解我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孟晓苏.论建立/反向抵押贷款的寿险服务[J].保险研究.2002(12):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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