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舆情分析

2016年2月7日,央视春晚在中央电视台等主要频道播出,如往年一样,春晚吐槽也随之而出。但是,今年春晚的吐槽和往年春晚的吐槽存在本质性差异,与以往草根段子手“找乐子”不同的是,今年的吐槽除了针对节目本身质量之外,更多的是将矛头直指春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史上最差春晚”“政治春晚”“严肃的颂功会”“歌舞版的新闻联播”等嘲讽与负面吐槽在微博、微信和知乎等媒体平台上掀起阵阵舆论热潮。

 

春晚播出之后

201627日,央视春晚在中央电视台等主要频道播出,如往年一样,春晚吐槽也随之而出。但是,今年春晚的吐槽和往年春晚的吐槽存在本质性差异,与以往草根段子手“找乐子”不同的是,今年的吐槽除了针对节目本身质量之外,更多的是将矛头直指春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史上最差春晚”“政治春晚”“严肃的颂功会”“歌舞版的新闻联播”等嘲讽与负面吐槽在微博、微信和知乎等媒体平台上掀起阵阵舆论热潮。

与此同时,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夸赞本届春晚贯穿“中国梦”的主题、弘扬了正能量的文章也陆续推出。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在春晚播出的第二天,对本届春晚打一百分,并说:“我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于是,对于今年春晚的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舆论态度也迅速分化为批评派、力挺派和少量中立派,并呈现出民间舆论场一边倒吐槽和官方媒体一边倒点赞的分离态势,形成了“春晚评论”舆情。

舆情走势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28日至2016226日,共有涉及春晚评论的媒体报道724篇(不含媒体转载),微博5025条、论坛主帖515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共有1011篇。

1  “春晚评论”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7日晚2000,央视猴年春晚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春到福来》刚播出,网友便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吐槽该节目“歌功颂德”的内容。

之后,从主持人的串场到节目的内容来看,全场晚会是围绕着“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核心主题而展现,大家在网络吐槽的重点也转向了春晚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一时间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都异常活跃起来,评论、跟帖的内容多为批评、讽刺,除了常规性的吐槽,还有对中国意识形态管控的抱怨,认为本届春晚的政治性压倒了艺术性和观赏性。28日,央视等官方媒体以及春晚导演一边倒地称赞春晚的言论更加激起了网友的反感,评说的言辞也更加激烈。28日晚的新闻联播央视春晚好评如潮的报道播出后,又引发了网民和一些民间媒体对其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增加了网友不满的新热点。

28日到226日左右,关于春晚的讨论在各地媒体和网络上一直“高温”不降。

媒体舆论态度比较

屏幕快照 2016-03-09 下午2

2 媒体舆论态度比例分布图

 

态度一:批评春晚

议题1:讽刺春晚的政治性压倒了晚会的艺术性和娱乐性

从第一个节目《春到福来》开始,这一观点便开始在网友们的评论中发酵。知乎网友十八花生在问题《如何评价2016年央视春晚?》中回答道:(第一个节目)所有的词没有韵,也没有调,就是赤裸裸的国内新闻十大头条……。”这一回答得到了2042个赞。以清华大学校园公众号小五爷园文章《吐槽集中帖|观看春晚的你值得拥有》的精选留言为例,关于第一个节目就有关注者留言:“开场简直就是新闻联播……”“第一个节目真好,时政大联播哈哈”等。

针对整场晚会的报道舆论有:搜狐平台个人作者发表《只要坚持看春晚 2016没有过不去的槛》,极力讽刺春晚巧妙地避开了所有人想看的节目;一些媒体翻出2013年的一篇旧文《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政治毁了春晚》再次登出,通过此文中对过去春晚歌功颂德风气的批评,来喻指今年春晚;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在《政治仪式之外的春晚》中说,一方面,春晚这道“不可或缺的年夜饭”的民间仪式感已经大为削弱;另一方面,春晚被赋予的独有的软性权力平台,却持续造就了强劲的政治仪式感,强硬地宣传和灌输主旋律;台湾中华时报中文网的《央视春晚,文化屈居政治之下》也讽刺春晚用“文革”式的口号来向人们灌输主旋律。

微博网友@李蒙不蒙你在游迅网文章《猴年春晚很成功》中评论道“今年的春晚差的真是远远突破了底线,尽管多年不看春晚,每年还是会看看回放的部分节目,有个总体印象。今年春晚之差,实在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可以说,已经彻底放弃了艺术性、观赏性!”

微信公众号@中国道路运输在线的《2016年猴年春晚网友评论 年年吐槽年年看》中,多数评论是批评春晚的政治性太强。微信网友@杲杲杲杲杲杲杲阿在搜狐的微信推送《吐槽比春晚还精彩!》中反话正说道:“我觉得,在一档严肃的政务宣传节目中插播歌舞是不合适的!(知乎问题“评价2016春晚被删)我就想问下连评论的权利我们都没有了吗?

    在知乎平台上,问题“如何评价2016年央视春晚?3780条回答, 其中得到最高的点赞数(2842条点赞)为张方的回答这届春晚办得跟十八大演讲似的,三观正的我都不敢中途上厕所,以免被人说政治不正确……看完之后感觉自己离中国梦又近了一步!

    可以看出,在这一议题上,网友们往往以反讽、戏谑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

议题2:对官方媒体给予春晚以及总导演称赞和好评表示不满

春晚播出后,官方主流媒体也开始肯定和夸奖这场晚会。从大年初一开始,《新闻联播》开辟了“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的固定栏目来讨论春晚。其中大年初一、初二关于春晚的报道时间都长达15分钟,大年初三的报道长达5分钟。《人民日报》发表头版文章《央视春晚传递正能量》,评论《向着梦想进发》;新华社发了评论员文章《普天同庆演绎时代精彩》和《通信共筑中国梦携手再谱新华章》等;《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春晚:温暖的在家感 满满的获得感》等。

对此,其他媒体的反应是:FT中文网刊登先后刊登才让多吉《中国春晚:毁于傲慢》和叶檀的《从经济学角度谈春晚》等,叶檀一文开篇就说“辉煌的垃圾也是垃圾”,并从春晚的垄断谈到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担忧,说春晚收视率不是刷金漆的理由,总导演打一百分的态度也是垄断机制下的傲慢表现,并由此生发到对社会产能过剩的担忧。游迅网的《猴年春晚很成功》,讽刺春晚不顺从民意,网友@四季轮回评论道:弘扬正能量我们需要点赞,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春晚的质量我真的不敢恭维,看到媒体宣传今年春晚如何好,我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审美能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搜狐网微信平台的《春晚好评率95%98%网友反对》(被删)中称,吕导演自评100分时, 98%的网友投了反对票。并说,大家都理解春晚不好办,导演不好当,可是如此高比例地唱反调,已经不是意见分歧而是绝对民意了。微信公众号@一点资讯《央视春晚,你的受众是谁》强调春晚受众不是政府领导而是14亿人民,抨击主流官方媒体一味给自己点赞的行为不得人心。

 

态度二:赞扬春晚大气磅礴,是一场真正的全民大联欢

议题1:贯穿了中国梦的主题,弘扬了正能量

如央视网,评价了今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称其在玩笑间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爆笑声中传递正能量。新华网的《各地观众话说猴年春晚:接地气聚人气鼓士气兴喜气》称春晚反映民心所向,思想性强,体现文化多样性,很接地气。荆楚网的《魅力春晚弘扬正能量》认为2016年春晚以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为主题,努力实现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在真情、感人、欢乐、祥和的氛围中传递社会正能量,聚焦了年度大事,贯穿了中国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题主线,在歌曲、情景剧、舞蹈、小品、杂技等各类艺术作品中,都充分地融入体现,可谓精彩纷呈。

新京报《春晚,和你聊一聊数字的“真相”》中报道,“据新华社电春晚播出期间,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终端多渠道,海内外收视与互动的观众总规模达10.33亿。

  其中,国内有6.9亿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了晚会直播;有1.38亿观众在网络上收看了春晚直播;参与五福临门贺新春互动人数超过1.63亿;通过央视网在FacebookYouTube等多个海外社交平台收看晚会的观众总人数超过115万,参与互动的人数超过260万。

  据统计,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409家电视机构使用了央视中、英、西、法、阿、俄6个国际频道的直播节目信号,其中394家全程转播,海外传播力度、覆盖广度创历年新高。此文用大数据说明大家对于春晚的参与度,获得92条转载。

议题2:肯定春晚的创意和亮点

如《人民日报》文章《央视春晚传递中国正能量》称晚会直播中通过央视网,创新使用全媒体传播方式,达到“大屏带小屏,一屏带多屏,多屏共振”的效果,以先进的互联网手段吸引年轻观众。光明网的《网络春晚:“互联网+文艺讲述中国故事》称晚会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依托,并完成了电视+”的新愿望,兼顾电视受众及网络受众群体,开创全民手机大联欢“APP送年货的先河,重新定义了大年夜的概念。《经济日报》的《魅力春晚文化盛宴》报道:每一年春晚都离不开宏大主题,今年更具大国风范。每一年春晚都彰显民族特色,今年尽显十足的“中国范儿。每一年春晚都努力创新表达,今年更凸显开拓精神。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今年春晚别样好——社科学者喜谈春晚》的系列访谈中梳理了春晚的亮点。《北京晨报》的《回看央视猴年春晚哪“带劲儿” 春晚不变是情怀》主题评论说:“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如今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在逐渐演化为文化风俗集萃和社会文化盛事的同时,近年也遇到一个不小的尴尬,就是网友各种各样的吐槽,寻根溯源,众口难调是春晚永远躲不过的课题。”

议题3:阐释目前舆论中的错误引导

如中国青年网《从经济学谈春晚究竟在谈什么》批评叶檀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谈春晚》,认为此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叶檀剑锋所指,是央视春晚上的正能量。经济学角度解读的包装下,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此文同时对网友的吐槽采取了一种豁达明智的评析:“春晚吐槽本身就是一种互动和欢乐。以吐槽来概括所有市场需求显然有所偏失。笔者身边多数朋友尤其长辈都对这台春晚赞誉有加:每个节目都饱含正能量,更加期待未来的生活。央视春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央视春晚前途命运的关键。这篇文章认为,叶檀一文看似谈经济,实际是对春晚正能量的攻击,是对弘扬中国精神的质疑,是对坚守中国道路的质疑。这绝不是一篇经济学小品,而是一篇意识形态檄文。

态度三:分析春晚吐槽舆论分化的原因

   议题1:梳理春晚吐槽的历史以及观众的变化

如《中国日报》转载腾讯娱乐《春晚三十三年:到底是它变了,还是我们变了?》,从春晚和观众两方的变化来解释大家对于春晚的评价呈两级态势的原因。未来网称,正因为有了春晚的存在,我们的春节才有了看点,正因为有了春晚,我们守候着才能集体吐槽。新浪新闻《我为何不吐槽央视春晚?》揭示了民间舆论场一边倒吐槽VS官方媒体一边倒点赞的现象,并作出原因分析:一是央视春晚太夺人眼球,众口难调是难免的;二来语言类节目整体疲软,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生活,看起来似乎取材于现实生活,实际上很多包袱都是为创作而创作,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议题2:客观呈现春晚的亮点及不足

如四川在线发表《第4小时的春晚高潮不断 创新之处可圈可点》肯定春晚,但是结尾引用成都观众徐建永、邱玉清的话说:“今年春晚与往年春晚相比,其观赏性,娱乐性真还是要逊色一些。”与此同时,新浪娱乐等媒体只是摆出客观事实性的报道,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评价和分析。

舆情评析

    此次春晚评论中,舆论场呈现出明显的两级分化的状态。舆论态度中,一方是由背景各异的网友组成的“批评派”,由于近年来春晚吐槽几乎已和春晚一样,成了一些人在春节中约定俗成要做的事,犹如一件与春晚伴生的娱乐项目,加之短小篇幅、抓人眼球的吐槽本身就具有传播优势,可以体现出存在感,所以许多人乐此不疲,而今年裹挟着政治调侃的吐槽批评比往年更加声势浩大,似有一呼百应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是由央视和《人民日报》等传统官方媒体组成的“力挺派”,赞扬春晚贯穿了“中国梦”的主题,弘扬了正能量,但说话口吻和表达话语与网络中平民舆论的立场和网络语言截然不同,因此有如“鸡同鸭讲”,未能引发网络舆论场的共鸣。尤其是总导演吕逸涛对自己表现100分的绝对性评价,成为进一步激化网民吐槽和不满的催化剂,加速了舆论场呈现出对立态势。

虽然,春晚吐槽早就成为近年来的一种常态,但是今年春晚被说成“史上最差”“政治春晚”,并且引起巨大舆论反响这一现象背后仍值得深思。

210日,观察者网发表文化学者刘仰的文章《央视春晚好得很?糟得很?》,跳出了对春晚节目吐槽的肤浅争论,提升到对春晚文化方向感上去做出评价。他认为:“这年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吐槽往往被网络放大,他们想必也早有准备,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估计会被唾沫淹死。”“‘中国特色’实际上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在思想理论层面,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完全不够。”“中共十八大以后明确要求从政治上端正立场。这个试图结束思想混乱的举动如今终于清晰地体现出来,我认为,这个方向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肯定这一方向感。前几年,一些文艺工作者表态支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果遭到舆论媒体的群殴,就是因为群殴者发现了中国重新树立思想标杆的意图。难道,因为这种痛骂和群殴,我们连明确这种方向感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因此,部分文艺工作者能够坚定立场,端正思想,不怕痛骂、亮明态度,我觉得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2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如果我们将央视猴年春晚体会成一台要领风气之先的实践之作,就可以增加了许多理解,明白了它的方向感,是对“娱乐至死”的一种反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年的央视春晚在正确意识形态指导下表达手法上的乏力,内容落于空洞、形式过于直白、展现流于简单。既缺少“寓教于乐”的内敛,也鲜与观众喜怒哀乐的共鸣。网友们的吐糟点,并不是无的放矢,恰恰是在宏大叙事下不能接地气的软肋。这种主观方向感的正确与客观播出效果的背离现状,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这种分裂的情感和价值,某种角度是真实的,但在另外的角度,也是被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扩大化的。也就是说,这种分裂和分化,在对央视春晚进行评价的主流观众里面其实是更厉害的。”“从央视的做法中可以看到它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设立东西南北分会场,渲染‘全民大联欢’氛围等,但是这本身并没有改变春晚的生产体制,以及春晚的生产者与社会的脱节。”“不是说要不要国家角色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的政治性质和导向,以及权力在什么样的层面和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作用。”[1]

    而刘仰的文章更直白,也多了几分理解与宽容,他说:“当然,在方向感之下,我们的确可以讨论艺术表现手段,但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当今中国,找一个手艺好的导演很难,找一个三观正的导演更难,找一个手艺好且三观正的导演更是难上加难。几十年来,在文艺市场化去政治导向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各类艺术院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还有几个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准来选拔、培养人才的?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把培养人才方向定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后来,这个标准早已被替换了。

恰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所言,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建立在公民的常识和同意的基础上的,因此要找到与大众文化的咬合点(conjunctural points,意识形态是制造同意的艺术。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话语表达格外活跃,春晚遭到非议,再次凸显出新媒体时代增强主流媒体和文化产品政治传播能力的迫切。大家都在盼望新时期文艺英雄辈出的到来。

 

  (编辑  杨利红)                         



[1] 赵月枝、龚伟亮:《从“春晚”到“村晚”——兼谈农村的衰败叙事》“批判传播学”微信号2016-2-28

导刊资讯

外刊选编

围棋人机大战 人工智能是梦想还是威胁

315日,韩国围棋选手李世石14憾负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AlphaGo),围棋人机五番棋大战也随之落幕。然而,关于人工智能这项未来技术的讨论则进入了一个高潮,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关于Alphago和李世石的围棋大战的文章:计算机早就在国际象棋和拼字游戏上确立了对人类明显的优势。直到这场比赛之前,围棋一直是人类在智力上产生优越感的最后堡垒。现在,这座堡垒被攻陷了。在终场比赛上,Alphago4:1锁定了胜利,战胜了人类最好的棋手之一。

这场比赛的胜利显示了深度学习的威力。深度学习是一种AI技术,它被许多公司采用,例如谷歌、亚马逊还有百度。从人脸识别到网页广告推荐,处处可见它的身影。顾名思义,深度学习使计算机也拥有学习的能力,人类研究员只要手把手地教会计算机少量东西,计算机就可以从海量的数据中建立精准的模型。

BBC Technology的报道认为,计算机程序对弈围棋大师李世石实现三连胜,成为人工智能界划时代的大事件。AlphaGo程序由英国计算机公司深思(Deep Mind)研发出品,通过研习前人棋谱,AlphaGo提炼出了棋型特征。为了战胜世界顶级围棋选手,“深思”巧妙组合多种策略,并以3000万种专业级棋步作为入门级训练,然后这一“好学”的计算机便和自己下了上千万局棋。这是否意味着,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比人类聪明?未来,渺小的人类将难逃灭顶之灾?当然不是。这场胜利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将在不久的将来抢了你的工作?也许这才是人们应该担忧的。

英国《卫报》的文章《从机器人下围棋看人工智能产业》认为,人类发明了机器人,而机器人却能战胜职业围棋选手。这是机器人优势所在,机器人能够大量存储数据、能很快搜索算法。机器人或逐渐改变劳动力市场,低技术的工作岗位持续消失,运输、销售、建筑、采矿、能源、生产等行业。顶级科技公司已在开发无人驾驶技术,在伦敦,研究人员发现,图书馆工作大部分工作岗位已经由机器人来替代了,从制造业企业角度分析,流水线上重复的重体力岗位将会被机器人替代。麦肯锡研究认为,在接下来20年里,机器人将取代英国约三分之一劳动者工作,机器人市场将达到700亿美元。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普及将达到每个行业,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一部分,改变人们生活与生产方式,机器人革命将替代大约35%英国工人,约47%美国劳动者。日本汽车制造商中已经采用了机器人作业,随着老年人口增多,机器人还将应用在保健护理、康复训练、医学辅助医疗等许多行业。受到影响最小的工作,比如需要人来开发或维护的工作,创新、解决问题能力的岗位不太容易被技术替代,尤其是创造性思维和人际交往能力要求的工作,比如艺术与媒体、法律、医疗保健、营养学家、职业理疗师、健康师等被取代概率只有1%

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人工智能逐渐替代了一部分工作,但也会涌现新的工作,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将推动数字经济。从未来看,终身学习或将成为必然。

(摘编自《经济学人》等;翻译  杨利红)

 

煤钢艰难去产能

 

经济转型阵痛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基础建设和出口为主,极大地促进了钢铁和煤炭的需求。201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将近7.8亿吨,占全世界钢铁产量的一半。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跌至6.9%,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对钢铁和煤炭的需求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导致这两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大幅降低,价格断崖式下跌。

为了恢复生产,钢铁行业尝试把目光瞄向海外。2015年,中国钢材出口增长20%,但产能过剩后的低价出口遭到欧盟等起诉中国倾销,钢铁厂开始减产。2014年中国消减了3100万吨钢产能,到2017年预计会再减少8000万吨。

按照国务院此前发布的意见,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用3-5年的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并将“僵尸”煤炭企业从市场挤压出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消减工业产能。预计2016年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政策。

中国煤钢业正开始打去产能新战役,煤钢产业大省山西成为主战场。

去产能紧锣密鼓

春节前夕,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接连下发。位列2016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正式拉开:这场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产能行动,或将压减煤炭产能10亿吨,钢铁产能2亿吨,安置职工以百万计。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时,也展开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举措。

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国内外需求不振,中国房地产投资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钢铁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价格的腰斩,将煤炭、钢铁两大行业推向了全行业亏损的境地。

2016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及中央20位部门领导,奔赴山西实地考察煤炭、钢铁两大行业的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多省主官、煤钢企业负责人的去产能座谈会。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就是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他表示,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分别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亦随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的转变而继续深化。此前,上届政府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宏观政策一直占据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经济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两侧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来,本届政府一直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直至201511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度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让市场出清,终于成为决策层、企业、学界的共识。

市场出清,似曾相识。上世纪末,因应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三年解困改革,诸多国企退出市场,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分流,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31个月同比下滑。至20161月,PPI业已持续46个月同比下滑,支持经济增长V型或W型反转的声音渐弱,认为经济增长L型痛苦加剧的声音渐强。

煤炭钢铁两大行业里,前者问题更为复杂难解,这是座谈会选择在山西召开的原因。相对而言,钢铁厂距离市区较近,职工再就业岗位较多;而煤矿则远在山沟,与世隔绝,煤矿一旦退出市场,员工及其家属的安置就成为难题。

僵尸拖累

冗员过多是困扰煤钢企业的一大顽疾。

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南关煤业产出的焦煤属于精品煤范畴,之前在市场上从来不愁销路。南关煤业2015年全年销售48万吨,吨煤平均销售价格385元,录得1.84亿元收入,亏损0.99亿元。南关煤业的吨煤成本并不仅仅取决于供需。除地质复杂外,南关煤业目前有超过1600名员工。而国内外年产千万吨的先进矿井,员工规模不过一两千人,人数与南关煤业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员过多的远不止山西焦煤。太原钢铁公司千万吨钢,5万人,实际上只需要2万人就够了。而国际标准千万吨钢1万人。

20115月,受四万亿强刺激拉动,南关煤业生产的优质焦煤价格高达1264元(含税价为1480元)。但是,其后煤价一路下行,2013年,南关煤业开始亏损。南关煤业当下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80%,企业已不能“自主呼吸”。国企体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极少做“减法”,而是把包袱接过去。尽管南关煤业资产仅为11亿元,但已经向集团借款15亿元之巨。无法自主呼吸的南关煤业,名为子公司,实则沦为集团的生产车间。整个集团一盘棋,以丰补歉,是山西煤钢国企长期以来的手法。

几近绝望的形势下,一些煤企宁可亏损,也要拼命挖煤。和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前期投资大,投产后则是“挖一锹煤就有一锹的现金流”。这一绝望之举,令产能更为过剩。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煤炭需求仅为40亿吨,但产能高达50亿吨。业内人士估计,如果加上这种拼命挖掘的产能和漏统的产能,全国煤炭产能约在53.7亿吨。

延续数十年的大锅饭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煤钢国企职工的思维,“国家正式工”的观念根深蒂固。山西煤企一直在负重前行、恶性循环,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拥有数百亿煤炭企业股权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担忧。从2012年起,这家从不良资产处置起家的央企开始密切关注其参股煤企的情况。28家参股企业中,信达选取了1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统计: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最高达85%;金融负债总额7000亿元,20151月-9月财务费用215亿元。14家亏损,13家现金流难以覆盖银行利息,6家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信达担心如果行业价格没有扭转,国家政策没有到位,一两家大企业崩盘,就会引发金融系统全面抽贷,2011年以来煤价断崖式下跌,再不采取措施,系统性风险就会变为现实。

错失良机

回溯过往,无论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还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减员增效良机,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却让这些良机一一错过。

1999年,国企三年解困接近尾声,大量国企拖欠债务导致的天量银行坏账被剥离,新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企不良资产的主力。彼时,诸多山西煤企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信达接手之后,与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达成一致:债转股。当时国家有明确政策,剥离债转股煤企的社会性负担,但是,只有极少数企业的社会剥离到了位。除了国企不愿减员增效,还与宏观经济转暖直接相关。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的产能开始加速释放,煤价不断上扬,全国各地债转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觉得利益受损,认为以2000年-2001年的低价债转股,是信达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没有与信达就部分债转股公司的注册达成一致。

问题是,从1999年起,由于债务已经转为股权,相关煤企已经不再支付相应债务利息,节省了巨额财务费用;反观信达,则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时向中央政府展开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以采矿权作价补充资本金,获得首肯。2005年,山西方面与信达签署债转股协议,获得采矿权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夺回“控股权”,信达在多家煤企降为“二股东”。彼时,煤价仍在加速上行,煤炭行业剥离社会性负担、减员增效无人提起。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独有。

2005年之后,由于国家出台新的采矿权有偿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国企的出资虚置,2005年达成的债转股协议始终未能实质落地。此番李克强视察山西期间,山西方面亦曾当面向某中央部委领导争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时光荏苒,原本应该剥离的社会性负担,已经以更沉重的方式袭来。

山西方面主导的煤炭行业“国进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2009年前的数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社会舆论颇多不满。考虑到小煤矿安全生产投资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国资煤企,分区域收购安全生产不力的矿井。事后看来,彼时不情愿的民资恰在高位退出,而国资在高位接盘。本来社会性负担就很沉重的国企,平添新包袱。

201614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汇报时表示,尽管产能过剩,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基本为民企,它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

反观煤钢国企,连续错失良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市场角度,煤钢去产能大幕已经拉开,价格本该逐步下行,但四万亿政策一出,价格V型反弹,给企业传递了错误的价格信号,“上项目、扩规模”风靡全国。

保护价不可行

建议国家建立煤炭最低保护价制度呼声日渐高涨——国家发改委可以框定油价,为何不能保护煤价?根据煤炭工业协会的测算,保护价定在350元左右为宜,这主要考虑到了目前全国综合吨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间,以微利保证煤炭行业不崩塌。

李克强总理对煤炭保护价并不认同。他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不是在搞计划经济。过去有过国有重点企业保护价,那是国务院以国有出资人角度立的项,让民企执行这个价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外价格是行业自律,政府不定价。

除了价格,部分煤钢国企还希望在去产能过程中通过技术改造“等量置换”,但李克强态度鲜明,他在座谈会上说,我不反对技术改造,但不能以这个名义来扩大产能。原则上停止核准备案新增的煤炭产能项目,坚决停止以任何形式备案的新增钢铁项目。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处跌势之中,全球已经形成大市场,如果保护价无法落地,就只有去产能一途。山西焦煤董事长武华太透露,焦煤当下46座未建成和刚建成未投产矿井,总计5800万吨产能,全部下马,“我们止亏”。

与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先期投资巨大,动辄数以十亿元计,而后期投资极少。矿井一旦建成,如果数年不开采,地应力将摧毁一切,再也无法复产。此时下马未投产矿井,意味着全部投资打了水漂。

关于职工安置,李小鹏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制定关闭国有煤矿人员分流安置政策,出台提前退休退养政策,实施煤炭职工创业扶持政策。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制定的职工安置方案中,费用高达2500亿元,目前500万煤炭行业员工,计划有多达百万人等待安置。李克强回应道,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

主要靠市场

在山西视察期间,李克强不止一次表示,煤钢解困还是要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只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兜底。提前展开去产能工作的河北,为决策层提供了相应范例。

受雾霾影响,河北境内的钢铁去产能先行一步。20139月,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河北签署压减产能责任书,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和3600万重量箱玻璃。之后,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步伐明显加快。河北省长张庆伟在座谈会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间,河北分别压减炼铁产能586万吨、1546.5万吨和557万吨,分别压减炼钢产能788万吨、1500万吨和630万吨。同时,积极推进优势产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产和正在筹建的钢铁产能达到895万吨。

在张庆伟做完常规汇报之后,李克强专门追问下岗分流职工的数字和安置情况。张庆伟说,压减产能之后,累计92万职工受到影响(含钢铁、煤、铝、矿山),河北通过培训、转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职工,只有12万“释放到社会上”,最终进入失业保险。

李克强在总结讲话时称赞河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化解了数千万吨过剩产能,特别是化解过程中,“中央给的补助也不多”,河钢自己想办法剥离安置自然减员,“并没有大规模辞退工人推向社会”。

作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化解过剩产能有自己的想法。信达倾向于采用投行的办法,剥离“坏苹果”,令市场价格回升,“好苹果”在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价值凸显。

问题是,谁来确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标准?是行政权力决定企业退出,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深耕中国煤炭市场的信达发现,一家名为枣庄矿业的企业,在2008年的四万亿大潮之中,并不盲目推高企业负债率,时至今日,该企业资产负债率低到几可忽略不计,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信达遂展开与枣庄煤业的谈判,希望两家联合成立一只私募基金,专司煤企重组并购。

多位煤钢企业负责人认为,煤钢行业工艺、环保、技术水准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如果减员增效,企业效率不输旁人,产能减下来、价格走上来,行业就会有生机。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去产能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同时,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清退过剩产能,令煤钢两大支柱行业轻装上阵,已是决策层的共识。

(摘编自《财经》2016年第六期)

社会

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6点要求:一是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严格遵守中央关于讲座、论坛、刊登、出版、在企业和社会团体兼职(任职)、继续从业、出国(境)审批、重要情况报告等方面的纪律规定。二是要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自觉参加集体学习、组织生活。三是按规定交纳党费。四是加强管理,流出地党组织要主动了解掌握情况,协助流入地党组织共同做好工作。五是提倡和鼓励在党组织内部开展互助关爱、传递温暖活动。六是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坚决与邪教组织做斗争,要注意把党员参加某些民族风俗活动同信教区别开来。

 

 

环球

印度政府整治孟山都

横幅上文字为“印度人不是做实验用的老鼠”

 

印度政府近日颁布命令,要求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将其对当地公司收取的转基因棉花种子专利费削减近70%

孟山都在印度的合资公司Mahyco Monsanto BiotechMMB)向当地多家种子公司收取其Bt-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专利使用费,同时还直接营销其种子产品。2002年,孟山都与其合资伙伴MahycoBt-棉花种子引入印度,帮助印度成为全球最大棉纤维生产国和第二大棉纤维出口国,同时也垄断了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导致种子价格上涨了80倍。在收到多家种子公司有关MMB收取高额费用的投诉后,印度农业部去年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

孟山都称,如果印度政府强制其大幅削减转基因种子专利费,将退出印度市场并暂停提供新技术。但印度政府无视这一威胁,除要求该公司削减专利费之外,还下令限制Bt-棉花种子的最高价格。

 

经济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228日在京发布了《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近两年,分享经济领域从业人员年均增长速度在50%以上,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分享经济涉及的领域之广、人员之多前所未有。

报告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分享经济能得到更快发展。种种事实表明,在分享经济领域,我国完全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以分享经济的理念,给人民带来更多方便、更多就业、更多收益和更多自由,在进行全球最大规模的分享经济实践中。中国对分享经济有足够的话语权。

 

 

环球

12成员国正式签署TPP  条款主要针对中国

经过5年多的谈判,24日,在新西兰奥克兰,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等12个国家的代表,正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该贸易协定成员国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协定包含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等30个章节。

中国自200112月加入WTO以后,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随着我国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未来与美国的竞争将越来越大,除了经济上的竞争,在国际关系上、战略上也存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轻易邀请中国加入TPP,况且设置这个TPP本身也是要稀释中国的竞争力。TPP等于抛开了WTO的准则,另起炉灶。不管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都是针对中国,中国被作为这些条款屏蔽的对象。

 

要闻

李克强总理提倡“工匠精神”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工匠精神”,让人眼前一亮: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工匠精神”是要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200多年前工业时代到来后,匠艺活动就开始式微,但“工匠精神”仍在当今世界留存和发展,并成就了不少国家品牌的名声。人们熟知的瑞士手表,其品牌享誉世界离不开钟表匠人的一丝不苟,而德国、日本二战后制造业重新崛起也与崇尚“工匠精神”不无关系。现代社会的“效率观”与传统工艺的精雕细琢并非完全矛盾。机械化、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更要强化这种精神,以及对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的恪守。

当前企业存在过于浮躁,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缺乏对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艰难,让基业常青成为凤毛麟角。重提重塑工匠精神,狠抓技术创新,在新常态下闯出一片天,打响“中国智造”的品牌,这是中国发展的的必经之路。

 

中国道路

内容提要:本研究从原理性定义入手,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原理。作者对中美供给侧改革的案例进行了对标式讨论,中美在不同年代长期施行需求侧管理的表征各异,但内在机理具有高度一致的同构性。文章指出,供给侧改革有其确定的短期政策效应内涵,如果将其等同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很可能会忽略那些看似无关但又非常致命的政策性工具。

 

 

一、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的供给侧改革

       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宏观管理、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做出原理意义上的解释后,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式的供给侧双结构性改革的范例。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其长期效应不断持续,但其短期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一)宏观管理定义及对应难题

       宏观管理是指通过选取政策性工具来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基本经济力量保持常态运行,并在二者失衡后,采取措施使其走向收敛再到二次均衡的过程。在图1中,横轴AS表示总供给,纵轴AD表示总需求。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生产—消费”的对应坐标处在45o线上。E是一个均衡管理点。

1  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分析模型

 

当然,45o均衡线是潜在或者是长期均衡线,年度经济的实绩有可能在均衡点附近不断摆动。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力量不偏离45o线太远。

上述原理性定义的理解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获得浅尝性的体验。比如,中医学告诉我们,人体阴阳两种基本力量应该大体上维持平衡。阳的力量过剩,烦躁和亢奋就成为外观表征;反之,阴的力量过重,虚弱和忧郁就会存在。一个偌大的人体复杂系统,在阴阳平衡两分法基本原理启示下,就变得容易理解且能够在“管理”——医(诊断)疗(治理)——意义上方便地进行操作。

       但是,深层性质的真知性体验却很难,在快餐式教学体制下,经济学博士生课程并不为下述观察序列提供精当“诊断”能力:当经济的两力量大体相等时:(1)总量意义上的产品不会在企业层面形成多余库存,挤压流动性资源;(2)行业层面的库存不会累积为中间品市场的清淡交易,威胁到企业家的采购信心;(3)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也对应地不会因为某一行业因过量或过少资源配置,致使总量需求抑制而出现排浪式地国内消费甚至到国外蜂拥式地抢购(并受辱);(4)总量需求抑制延伸向低含金量的金融市场,创造出的寻租机会又将无效产能和消费缺口形成的资产通过管理漏洞,反向输回有效资产市场,毒化体质本来就不强健的资本市场,形成泡沫;(5)融资性资产进而整体走向预期性波动,宏观管理刹车性地超调(over-shooting adjustment policy),造成经济的二次波动,因而损毁潜在的生产能力。这是宏观管理必做的功课,但“小政府、大市场”的形而上学断言却大大禁遏了决策科层人员深入一线管理获取直接体验。

战后大国宏观管理的这种现实,宏观管理部门依据一线波动,能够依据量化判断迅速形成操作性政策显得非常困难。多数情况下,管理层会用各种各样的佯谬性道理辩护因循决策,错过重新调整的窗口机遇。而诊断是数千年来的老大难问题。中医领域的江湖术士如此之多,其辩证施治和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量化性工具直到今天还无法在方法论上闭洽是一个堪堪可比宏观经济管理的观察事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席勒(2013)说,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学科,其判断思想和牛顿的微积分逼近方法差不多。[1]宏观管理的量化判断也在一直考验着中国宏观管理者的直感性智慧,这种决策能力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二)需求侧管理定义及适应边界

       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的定义用下述描述组合更为全面:由于需求力量不足给定条件下的经济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身恢复到均衡水平时,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调节性力量。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式地影响总需求变量中的主要分量——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海外需求)——从而使其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则该过程称为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图2是总需求管理的启动示意。其中,总供给(AS)大于总需求(AD),需要启动总需求由ADo向上拓展至AD*以恢复潜在均衡E*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位具有宏观诊断直感的大师,他一反当时经济学的思维定势,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及普遍存在的失业是劳动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总是能够)创造需求——所需的观察事实在当时已不存在。凯恩斯的灼见在于:如果从外部非市场部门输入某种矫正性力量(政策杠杆),比如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这将导致就业增加和工资总额增加,从而使消费支出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厂商出进货速度快,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银行家信心增加,投资速度增加,经济增长加快,二次趋向供需均衡。

这一具有理论逻辑性的假说获得了实绩操作的验证:二次战后执行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多个西方经济体,在选择总需求管理导向的政策组合之后,都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活力。凯恩斯革命和萨伊定律相反,其意义在于,它在政策性理论演绎序列上发现了人们在当时还不愿接受的一个宏观管理判断,即需求(可以)创造供给(而不仅仅是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三)供给侧管理及理解要义

与需求侧管理相反,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的启动条件是指,当经济处在或已经恢复到潜在生产能力时,若再行运用总需求管理政策时,由于给定技术条件或者制度约束集合,生产潜力已经扩张至给定的上限,再行刺激则将会变为无效商业库存,导致无效产能存续,导致资产价格虚涨,严重脱离有效供给水平,但因预期难停而形成价格轮番上涨,形成泡沫,因此需要从供给一方启动总量管理,亦即总供给管理(参见图2)。

总供给管理的内含是指,给定条件下的经济,由于需求力量长期不足,因而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行恢复到均衡水平,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某种调节性力量,就是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影响总供给变量中的各主要分量——生产全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该过程称为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

这里理解的难点在于,从供给侧出发的管理,面对的不是消费能力而是生产技术回复向潜在水平,要义是将总供给看作一个单一整体,宏观层面施行管理工具时要达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境界。而在操作时,对应于一个个经营实体,要将其看作整体经济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或构件,施加强化其生产能力的各种调整转型升级的力量。当然,对应于总供给变量边界的不断拓展,还应包括整体生产能力的升级和跃迁——创新(双创非常有用)。由于不能深入理解,许多部门的文件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了。

(四)农村承包制是一场短期效应明显的中国版供给侧改革范例

新中国经济的成长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近代史成因:1840年后,民族经济面临舶来品冲击,本土产业成长艰难,工业化欠账太多。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周边的敌对经济封锁,现代商品和市场制度缺失条件下,将丰裕的劳动资源通过准军事化的“一平二调”方式与稀缺的资本品相结合,催生了民族工业的基础产业群,尔后再衍生出加工制造和日用制造群,形成完整的民族产业体系,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2]

这种自强式的工业化速成运动,其负作用在于,这将使得农业产业的结构,甚至在微观组织层面制度设计完全按照非农产业的需求超阶段发展结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将农民变成了农业生产车间里的工人;粮棉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将农业与非农业的关系变成了工业“指令”农业车间生产的成本核算加生产资料准划拨的科层领导关系。国家的工业化需求以不容谈判的方式强制了农业的资源配置过程。这是一种比需求侧管理强度还要高一个量级的“超调”,导致有效生产能力的结构扭曲,潜在生产能力的抑制,资源配置浪费严重,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劳动者对劳动的消极性,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反抗其不合理的制度。当然,与劳动效率降低的同时,对应于劳动而配置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源的效率也大大降低了。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是一次伟大的供给侧管理的改革。当时一批上山下乡的城里年轻人,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不合理性,运用他们自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条条部门的许多管理实干家们配合,探索农民创造的承包责任田方式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最高层的迅速决断,农民获得了分享自身劳动产品的权力,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浪费性劳动被剔除。对应地,单位土地上的有效劳动增加,土地的隐性闲置程度下降,单位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在不到3年时间,20多年来一直无法满足的粮食总供给上了一个台阶。现在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而已。农村承包制改革的示范性意义在于,制度改革的效益是长期的,后续的非农产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生产潜力都是明证。

其实,供给侧改革的效应,只要拿捏得好,首先是短期政策效应。现在很多文章都在谈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制度性改革,似乎都是长期效应的事,不啻是一种江湖老生长谈。今天,当初承包制改革的那些具有理论贡献的中国名字都被放在了落满尘埃的记忆口袋里,当我们做出了世界性发展贡献时,由于自身理论积累的薄弱,我们只好在国际上寻求那些比我们的理论形态更系统的教学参考书。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理及中美案例对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

1. 供给侧改革定义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效应弱化后,在基本政策方向上的调整掉头。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可描述如下: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总需求变量的“刺激”性扩张。比如廉价劳动之外的高端劳动一直处在被替代和被抑制的状态,因而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图3

2. 合理的总需求管理

在图3中,我们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分析总供给管理的机理。其中,横轴是生产能力Y,纵轴是通货膨胀π(指谓政策负面效应的积累)。假定开始时,经济存在资源的闲置(劳动力、资本等),表明经济总需求不足,对应的短期总需求曲线为SAD,总供给曲线为SAS,均衡点为E0,均衡产出和通货膨胀分别为Y0π0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1,经过一轮的需求管理经济的均衡点由E0移动到E1,经济产出由Y0增加到Y1,通货膨胀由π0上升到π1,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显著。第二轮的需求管理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2,均衡点由E1移动到E*,此时经济的产出已逼近其潜在产出Y*,通货膨胀水平为π*。总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衰减,边际负面效应出现——微弱的通膨胀。

3.超调机理

此时若再推动新的需求管理,总需求曲线移动到SAD2SAD3,均衡点移动到E2E3,经济产出水平分别为Y2Y**,已超过其潜在产出水平。过剩产能出现,分别为Y2- Y*Y**-Y*。这种超调产出超出潜在产出的情况在短期可以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在技术水平及其他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长期满负荷使用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需求错配等问题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超出潜在产出的部分Y2- Y*Y**-Y*往往表现为经济的过剩产能,叠加为过量产能过剩EY

当经济历经长时期的需求管理,而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逼近潜在生产能力的边界,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过剩产能和积累起库存,却不能找到合适的需求来释放产能和去库存,这时再采用需求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出现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此时,从供给一方而非需求一方来调控宏观经济,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启动短期的供给管理使得经济的总供给曲线由SAS移动到SAS1,则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相交的均衡点上,产出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若启动长期的供给管理,使经济的潜在产出由Y*提高到Y**,则由长期需求管理导致的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均可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中国施行总需求管理周期性讨论及中美对标分析

11991年后周期性减弱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幅度快速走向收敛。(4) 相关文献的观点认为,原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持续至今,就会将自1954-2015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10个周期,1991-201517年间的增长是这10个周期中的最后两个周期[3]——1991-1999年和2000年持续到现在尚未结束的周期。[4]但是,对照图4195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数据,有两个统计观察上的理由让我们询问:为什么最近两个周期的收缩与扩张间距几乎是前8个周期的3倍或者还要多?以及,为什么我国经济在1991年以后周期性减弱并呈现收敛?毕竟1991-201525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与它的前期相比太不相同了

 

2. 管理经验增加拟或过剩产能增加

当然,我们可以将收敛归结为宏观管理经验累积的成功。我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期间(1956-1966年)最大波动幅度距离趋势线正负相加在48.6%以上,平均波动幅度在13.2%左右[5]。在“十年文革”期间(1967-1976年),平均波幅较1956-1966年期间有较大幅度的改善,约为8.2%。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波动幅度又降为3.3%。在1991-2006年间,经济波动幅度最大正负相差为6.6%,平均波动幅度在2.2%左右。1991年,GDP波动幅度迅速收敛。2000年以来,以前述方法为衡量的GDP平均波幅降到了0.95%以内[6] GDP8.3%-11.7%的区间运行。管理经验的提高似乎为上述收敛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不过,将图4和图3联系起来,即结合产能过剩来看,问题则不那么简单。从收敛性上分析,我们认为,1991年以后,尤其是2001以后,GDP波动幅度的减弱是对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时代管理失误经验的自学习。这一点也许是老计委到今天发改委及其关联单位在宏观管理上的进步。

当我们对二者取对数,让其在更高阶度量系中对照波动轨迹(而不是幅度)时,问题就来了。图5中,波动差距在对数系中消除时,联系到图3,处在GDP曲线上方的固定投资曲线,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产能过剩的统计度量参数。在机理意义上,它和图3中的过剩产能是按同一类度量指标评价的,可见宏观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方面的含金量并不高,只是接受了历史上经济大波动的教训,借力维持GDP的波动幅度收敛向稳定,但是在控制产能方面并不优秀。也许,宏观部门会抗辩说明,这是各地区争相上马项目唯GDP是瞻的结果。但这种抗辩不能接受,经济人最大化收益和各地最大化GDP产值是一样的,并不会出现由于存在最大化收益就不实施总量管理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管理目标设置不精准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上述解释是否合理?与国际大规模经济large-scale economy——美国的比较能为我们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3、菲利普斯曲线关联——令人惊讶的中美对标镜像

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揭示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总括性规律,使我们可以方便地比较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长特征。[7][8]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关于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相关,就业和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内涵,我们可以推断物价和GDP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不过,作为名义变量,物价指数变化一般要超前,GDP增长一般要滞后一个经济年度,绘制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中的二者增长态势,依据两个国家半周期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的实际滞后区间,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大体上呈反向关系。

6关于中国和图7关于美国经济增长趋势比起来,二者好象具有“镜像”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不遵循菲利普斯曲线规律-绝大多数时间中物价和GDP增长没有关系;而美国经济增长和菲利普斯曲线内涵的规律拟合性非常好-几乎在所有时间中二者都呈相反关系。

 

 

对中国来说,GDP增长和物价变化缺乏相关性是出于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增长通过非市场途径来实现;另一是在自身经济增长之外存在着一个“蓄水性市场”——海外市场——相对独立地调节着本国增长的失衡,打断了菲利普斯关系中的物价和就业关联。对于前者,新中国在19501970年代实行的“一平二调”等非市场化的强制工业化政策导致就业变量在管理意义上缺失,物价和增长在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不可能存在多大关联。[9]1993年以后,新中国经过40多年的建设,部分产业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国内收入条件支持的需求能力。当数据系列的内在关联要求内需增长引发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时候,出口市场替代了国内需求缺口。物价与GDP增长的国内市场关系也被打开了。(图4

与我国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美国物价指数和GDP的相关特征是:几乎在每一次GDP的增长和下降过程中,物价指数都是指向相反的方向。菲利普斯曲线的统计观察特征非常明显。美国在战后几十年间将维持充分就业放在宏观管理的第一重要变量的位置上,长期容忍物价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上升。从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每一次经济周期后都伴随着物价水平的接替上升。到1980年年底,物价上升到了10.6%,但经济增长却踟躇不前,被称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同时经济增长乏力的“滞胀”时期。(Dornbusch and Fischer, 2001pp.517-518)。[10]

 

“滞胀”是美国多年来实行充分就业管理而让物价变量处在第二位的结果。面临“滞胀”,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需求管理已经走向极端,需要由供给管理来协调,因而,在福特和卡特时期的过火性需求管理反带来衰退。经过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的教训,直到里根时期的第三届政府才完成了物价控制伴随减税(供给管理)的物价与就业权衡(trade-off)的双变量管理选择,而不是物价在管理地位上让步于就业的单变量引导,从需求管理转向(更准确说是加上)供给管理,走出了“滞胀”。[11]

比较下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短期看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运用的需求管理(刘伟,2006[12]。实际上,“五年计划”在管理上的连续性和财政管理中项目审批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类行业,累积起来的是增长式管理——中国特色式的总需求管理。虽然入手的途径和政策工具不一样,但和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战后三十年间片面总需求管理走向“需求过剩-物价高涨”而出现“滞胀”具有逻辑镜像效应。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管理在增长意义上累积为“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滞胀”是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是增长式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

(一)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

战后30多年,美国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管理政策,不仅政策性效果递减,而且累积了巨大的负面效应。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们,面临着和凯恩斯当年同样的使命,突破“需求创造供给”统治着多数经济学家和宏观决策者的思维定势,最好能够像当年凯恩斯提出萨伊定律的适用边界一样,简洁地表述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适用边界以及在多个经济周期连续使用总需求管理带来的宏观政策偏差。拉弗找到了切入点:当凯恩斯主义者们连续使用扩张性的宏观货币财税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后,举债和税率度居高不下,物价高涨,就业大幅减少,于是走向凯恩斯主义出发点的反面。

在极端条件下,拉弗的思想实验(拉弗曲线)非常有说服力:当税率达到100%时,已无人再有意愿去工作,因为收入全部都归入税收;无企业再愿意去投资,因为税率吃掉了激励和报酬。这时,整体经济回归到了物物交换的非市场经济。财税杠杆自己反而被排除在宏观管理的工具箱之外。供给学派为这种介乎于经济实绩和拉弗思想实验之间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现象取了一个相当形象的名字叫滞涨(stagflation)。美联储主席菲尔德斯坦后来回忆录中说,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有点苛刻。但当时着了魔的凯恩斯政策主义者已经麻木了,不用重锤敲鼓恐怕唤不醒他们。

当然,没有人制造出100%的税率,但这和伽利略的摩擦实验一样,没有人能够创造零摩擦环境。在极端条件下的思考,终于使患有思维定势病的人们矫正了重物比鸿毛下降得更快的适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他送给了人们使用和操纵加速度过程的概念。

启发拉弗的当然是蒙代尔(Robert. Mundel),他早在1974年就认为福特政府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抑制物价是个饮鸩止渴的方法。滞涨出现的原因是管理当局在战后五六个周期重复使用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累积,政策效应递减导致增速缓慢,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又在每个周期后致使物价增加2个点,累积为通货膨胀。现在不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向,反过来再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防止通货膨胀,这简直就是在放大政策的负面效果,于促增长的目标无益。

显然,蒙代尔的判断表明时代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经济观察事实的方法,这和凯恩斯当年判断时代不再适合萨伊定律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供给学派重复了凯恩斯革命,其进步之处在于,当对总需求各变量的管理连续操作并且过度时,政府需求(采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变化必定会弱化,但再行使用凯恩斯组合,政策收益是有限的。这是凯恩斯当初没有想到的。在宏观管理学意义上,正好和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一个镜像对照,不啻是一场革命。

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显得特别突出。吉尔得的理论讨论使我们明白了政策传导机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机理。比如,当他讨论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的时候,启发了经济学家重新认识了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逐渐明白,因为统计口径上的GDP实际上是在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某个概率分布数字。而要达到统一认识,这需要在统计领域,决策领域最具方法论导向的决策者,以及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有决策导向的几组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更好的组合。1970年代的蒙代尔、拉弗和吉尔得的思想,如果没有后来的菲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大家用决策部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形成政策,则里根时期的供给政策结果不会那么好。遗憾的是,在今天,甚至在美国也不存在这样的团队组合了。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极度弱化条件下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我国此次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为: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进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30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刺激总需求变量,或被抑制,比如廉价劳动力之外的高端劳动力;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

(二)从供给一侧管理的政策性建议

1. 扶助整体经济生产能力(企业成长)三原则

第一,凡是超出维持公共品正常运转范围的税负,都应该减除(税率降低可使企业储蓄率、投资率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二,凡是能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政策性工具组合,都应尽快出台,比如“营改增”政策;第三,凡是能够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改革,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比如,城乡医保并轨可使得农村居民为大病准备的防卫性储蓄大大降低,消费倾向增加,零售增加,从而带动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

2.消除典型失衡“表征-病灶”系统协调三原则

目前,管理层、学术界、企业界和媒体四个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下述经济失衡表征观察——“去库存、降杠杆、挤泡沫、释产能”——形成最大公约数共识。但是,上述观察有引起误导的内置空间。比如,降杠杆和挤泡沫最重要的是将货币市场、中期票据市场(多为债市)的边界向长期资本市场延伸。但挤泡沫和降杠杆的上述序列很可能是金融工程项目性质的兼并重组,而不是金融资本市场的联动改革。过去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重复这种失误。扶助企业实体的生产能力,必须要改变企业生存必须的生产者产品——资本品市场。再比如,要素资本市场在城乡间问题最大,但城镇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并未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在系统顶层设计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协调,很可能效果有限。

3. 启动结构性失衡重大矫正工程:611113工程

第一,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支持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释放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后来土地撂荒、趋向大城市迁徙、小产权房闲置、储蓄资金流向非农等等都表明,这些资源的潜力没有达到其潜在均衡报酬潜力。二次收益损失使国土空间和环境公共品失去了自然守护人,历史文化传承丢失了千年传承村社基点。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综合社会收益巨大,但基础性、公益性特征使得商业盈利空间较小。短期金融机构趋利避险特征导致作为有限、致使投资意愿较低,必须开拓通过国际性政策银行投放长周期、低利率开发贷款方式。具体模式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以每月60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投放期限在20-30年的低利率贷款,定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通村公路、危房改造及供水、电力、通讯、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区域集中连片开发。直至PPICPI恢复至合理水平,再逐步退出。这个期间估计在24个月之内。

第二、实施6111213工程。体操作中,可由国家根据不同省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等确定各省的开发性贷款额度,再由上述两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给升级融资平台,由省级政府背书并搭建信用结构。投放方式可通过央行为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解决。各省开发性贷款投放量根据其发展程度,可划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类,分别按111213的比例配套投放,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1投放,不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3投放。相关改造工程由省级政府主导,市、县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层面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

实施区域重点集中在乡、村,也可包括少部分落后县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要与土地整治和集中连片改造相结合,要与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要与加强农民培训相结合;在注重实现“人”的脱贫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自主发展、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动区域性整体脱贫。要坚持科学规划、审慎实施,确保有限资金投向真正需要的地方,防止产生新一轮的“造城”。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将国家支持和农民工自己投入结合起来,省市县也要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并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制度。

实施上述组合措施可发挥“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可迅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破解通货紧缩难题。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既是创造合理需求,也是增加有效供给;既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也有利于打造新增长点。若组合措施实施2年,可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2万亿左右,考虑投资带动乘数效应后,可拉动社会总投资2030万亿元,产生的税收也有数万亿元,中国经济和财政增幅下行趋势将会从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将有效缓解。二是可极大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助力扶贫攻坚。大规模集中投资将在较短时间内极大改变农村基本面貌,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将有效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并为扶贫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有力助推2020年扶贫攻坚任务的根本实现。三是缩小城乡发展反差,促进协调、共享发展。

我们判断,如果政策组合合理,而且下药对症,应该在18-24个月见到政策性短期效应。

 

(编辑   季节)



* 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世镕,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干部;赵鑫铖,云南大学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1]席勒(2007):《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编著(曹和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

[3] 《把握本轮周期中宏观调控的多阶段特点》,《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月,第23-29页。

[4]参见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月,第43-55页。

[5]计算方法为用每一年的GDP增长速度的实际值减去趋势线的预测值(即离差),再将离差平方和平均,最后对其进行开方。

[6]宏观管理经验是个相对独立的学习性变量,在每个时代中受其它非经济变量的影响较小而是时间的直接函数——代际之间的学习效率差不多。

[7]菲利普斯(Philips, A. W. ,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dom, 1861-1957, Economics, No. 25,1958, pp. 283-299.)曲线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简洁地将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过程递归为(get reduced)物价指数和失业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在宏观经济最重要的9个指标性变量中,物价、失业,和增长是基本变量(Dornbusch and Fischer, 2001,第8页)。其中,失业是就业变量的余函数,增长是就业和物价的增函数。换句话说,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物价水平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是GDP增长复杂函数的递归还原函数(reduced form)。

[8]由于我国统计指标中至今还缺乏与综合性指标系统关联的就业数据,无法直接绘制菲利普斯曲线。不过,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增函数。我们可以绘制物价变化和GDP增长在同一个时间序列图像上来追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特征,间接地推断物价和就业的关系。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称物价和GDP增长的时间序列趋势是菲利普斯曲线递归函数反映经济增长特征的间接图解形式。这样一来,菲利普斯曲线机理可以反映在“物价-GDP”的时间关联序列汇中。

 

[9]当时资本品非常匮乏,能够动员的资源是“六万万”人口能够提供的丰富劳动资源,加上工业体系及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薄弱,通过非市场方式动员资源有节约意义上的合理性。

[10]Dornbusch and Fisch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Macroeconomics,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01, pp.517-518.

[11]经济学家认为,当时如果能及时启动双变量目标管理,治理“滞胀”的完成时间可能要短得多。Dornbusch, Rugiger and Stanley Fisch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Macroeconomics,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01, pp. 499-536,

[1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特别关注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调研,紧接着下午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201621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调研,紧接着下午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向我国新闻领域重申了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党性这一重要原则。这对于正本清源,廓清多年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这一讲话也引起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之关系的讨论。

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在根本上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列宁强调,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20138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即党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列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非正式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中,便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在给一位读者的公开信中,该报指出:它是一份彻头彻尾有党派的报纸,如果有人认为它是无党派性的,那是对它的最大侮辱。 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社》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即把新闻舆论工作视为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部分,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许多精辟论述。在19484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民的谈话》中,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论。19471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检讨与勉励》,在党的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 19567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同样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舆论环境的变化和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之争

当下重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与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整体形势的变化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提出挑战。经济成分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社会阶层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精神需要和思想诉求也更加不容易得到满足,主流的新闻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一个客观现实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有死灰复燃之势,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充满杂音,甚至出现一定的混乱。不仅如此,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无孔不入,通过传播所谓“普世价值”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始终存在,同时非传统、难管理的新媒体技术和思想舆论平台也处于爆炸式发展阶段,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处于守势。从主观方面看,在“不争论”的前提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这方面的政治敏感性和实际本领都较欠缺,工作变得更加被动。在这种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性和导向性确实需要加强。

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尤其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建设。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重申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建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

在当前媒体环境下,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努力遭遇一定的舆论反弹,其中一个典型的质疑,就是拿“人民性”原则来抵制和否定“党性”原则,使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

事实上,这种论调毫不新奇,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的错误观点。 19891128日,江泽民同志也曾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敏锐指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除了以“人民性”对抗“党性”之外,另一种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的表现,是以“党性”压制“人民性”。近年来有少数党员干部发出过“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诸如此类的诘问。这种极端荒谬却又很典型的官僚主义习气需要我们反思:有些看似非常“讲政治”并声称为“党”说话的人,是否真正理解“党性原则”,是否真正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正是党的先进性使其具有代表性。党性的先进性不是指党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指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高于对一般民众的要求,党员干部要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人民的一份子,必须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李瑞环同志曾作过十分精确的阐述。他说:“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集中的代表者。因此,党的耳目喉舌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工作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完全一致的。”

联系群众,整顿党风,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当然,“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就理想状态而言,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党性原则的内容是丰富的,要求是严格的。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坚持和实践纯洁、严格的党性,特别是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党性原则,是个难度很大、不容易把握的课题。其次,党在具体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做出某些错误决策,历史上,党的领导人的某些言行有时也会脱离实际;再者,“人民”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动,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消长;最后,党、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复杂多样的因素,使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面对难题,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阵地的实践工作中,努力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这为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提供了基本原则与内容。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在坚持党性原则时,一定要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当前,新闻舆论工作者也应对如此,必须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中,深入到“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国内外战略布局的具体部署和实施中,深入到各行各业、各阶层各群体的工作、生活与奋斗中,从正在进行中的火热群众实践中获得鲜活素材和灵感,吸取无穷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坚持党性原则不致沦为单方面的形式主义政治灌输,才能真正摆脱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供给”。总之,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到群众中去”必须以“从群众中来”为前提,才可能受到群众的欢迎与喜爱,才可能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第二,在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一定要兼顾“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的双重目标。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他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又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因此,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服务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但同时,他从来没有把人民群众看得完美无瑕,似乎只能歌颂而不能批评,而是认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只不过,即便是批评教育,也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爱护人民、提高人民的心态和热情来说话。当他说“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时,所突出的正是源于人民性并高于人民性的党性,是党作为人民的先进代表的能动性。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过程,也是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是使群众有所觉悟、认识到自身根本利益并采取正确行动的过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致力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新闻舆论工作应该在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人格修养方面有所担当。需要强调的是,只有认识到人民也是需要教育和提高的,而不是把人民理想化完美化,才能避免民粹主义陷阱。毛泽东在1957年著名的《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就提出:“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里显示了清醒的现实意识和健全的政治智慧。

第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键是要吃透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师生”关系。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对于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应该永远互为师生、在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这一“师生辩证法”,习近平同志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并将之用于指导新闻舆论工作。早在1989年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他就说过:“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神圣职责,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应严格自律,正派、公正、廉洁,要有更高尚、更严格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新闻舆论工作从“师生辩证法”的视野出发,可以很好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不犯落后于群众和时宜的右的错误,又不犯超前于群众和时宜的“左”的错误,从而以稳健革命的态度,推动新闻舆论工作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19595月,在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著名论断。20021224日,在与浙江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政治家办新闻”的要求。在20162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兴业之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干好中国的新闻舆论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造就一批懂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优秀人才。

 

(编辑  苏歌)



*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对舆论进行管理和调控,一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舆论管控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限制和规训媒体权力、特别是商业媒体的权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这是社会文化共识、公民教养等共和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至上、自由竞争市场等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闻业成为一个成熟产业,新闻操作也树立了自己的行业伦理和自律规范,完成了专业主义转型,对媒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争议因此进一步复杂化。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历史中,树立现代国族意识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传媒事业的一项重要诉求。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政党政治主导的媒体通常在大众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对国际传播力量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对媒体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权和舆论安全的考虑。因此,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治理大众传播的合法性来源,这充分展现了启蒙思想内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场新闻业简单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样,也不能把对媒体舆论的管控简单地冠以“专制”之名。认真地分析传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体行业社会调控方式的稳妥路径。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虽然“党管媒体”的政治语汇并没有被替换,但历经近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目标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党和媒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在媒体行业高度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样刚性的政治约束要求?这些传播治理理念的缘起、发展和现实中面对的影响、挑战,都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宣传工作是最为核心的任务,媒体传播被要求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此时,党的宣传事业整体规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办的报纸,目标和职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舆论的统合力基本算不上一个问题。相比之下,如何了解基层、发动群众、塑造共产主义理念中的革命主体,才是宣传工作最重要、最明确的目的。在传播实践中,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面向劳工、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由此形成的“群众路线”传统是党办媒体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这段时期,《每周评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都开始大量关注劳工问题,他们不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农村,沿着同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1]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2]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

除了延续“群众路线”的传统,延安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形势变化,它们是媒体“党性原则”得以树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工作的复杂性非建党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的外部环境让统一思想、大局意识、纪律原则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些新的变化要求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

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当时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及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3]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体市场化、职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要求新闻宣传领域中不可动摇的政治要求。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4]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媒体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反复使用了“舆论战场”、“舆论斗争”这样的词汇。而针对新闻媒体管理,又再次强调“旗帜、导向、中心、大局”这些似乎与后现代媒体消费文化针锋相对的理念。从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执政核心对舆论环境的高度警惕和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意识到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媒体传播领域正面临很多复杂待解的问题。

首先,从媒体行业的生态看,通行了几十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已经让大众传播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党媒”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体,都渗透了大量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元素,产业属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质。在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把“新闻商品化”的问题讨论清楚,“群众”就已经转变为“受众”,而“受众”又进一步被市场营销的规律细分和筛选。“眼球经济”这个看上去“政治脱敏”的指挥棒,让新闻媒体从议程到风格、从题材到立场都逐渐转向有利可图的一面。“数量众多”、“消费能力较强”,这两个标准的公约数就是“眼球”最值钱的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以这个群体的需求为圭臬,别说达不到“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民主标准,连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服务功能都很难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年“群众路线”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正在逐渐被消解,可想而知,依附于此基础上的“党性原则”也将遭遇严峻的挑战。

其次,“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新闻宣传理念源自20世纪革命建国的历史,它们紧紧依附着“平等解放”、“独立自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在中国,这些进步主义政治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逐渐淡化。彼时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媒体市场化改革,但是借由否定文革而否定革命现代性叙事,借由文化的逐步商品化而构造中产阶级文化的进程已经开启。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创造新的政治话语,并借此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化”的引领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媒内部的一些文化干部对“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质疑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心目中,“党性”已经伴随革命年代的消失而消失,它已不再代表“人民性”的,只有他们自己——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知识群体,才是人民性的真正代表。

如今,在商业媒体塑造的,充斥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小时代”中,进步主义政治的基石进一步被瓦解、抵抗和嘲弄。在都市舆论场中,任何侵犯“消费者主权”和“文化自主选择”的理念和行动都会招致敌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和政党从“公共”、“教化”出发进行舆论干预会被轻易地贴上“专制”的标签。与此同时,“小时代”的文化缔造者,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人的都市中产阶级,则努力借此机会把自己塑造成民众的代表。

那么,脱离了国家、政党管制的媒体权力何以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知识分子给出的回答,是源自美国的“专业主义”。在媒体商业化运营的前提下,“专业主义”已成为媒体权力掌控者获得更多独立性的金字招牌。如今,“专业主义”已经广泛渗透进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中,正在逐步对“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彻底替换。

由此可见,政治现象和政治后果的出现,其出发点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作为一种政治表象,媒体舆论环境的变化是发展理念、制度结构、经营模式、人员队伍、文化心态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既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原则动摇、思想混乱、“别有用心”,也很难仅仅凭借理念、手段上的改造得到解决。在不断强调“党性原则”底线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对“群众路线”这个新闻宣传理念的灵魂的钳制。对媒体融合、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化改造等关键政策的讨论,有必要纳入复杂政治后果的考量。怎么样把对媒体内容的政治要求和对媒体产业的政策管理协调统一起来,这是真正稳定传播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当前的新闻宣传管理面临很多棘手的制度基础问题,也不应当忽视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管媒体”的重要政治意义。在我们的时代,对媒体权力进行正当性约束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问题。近几年来,欧美各国传统民主体制的运转都频繁遇到媒体力量的冲击,形象公关和危机应对代替了审慎的政治调研和理论辩论,被消费文化塑造的“受众”代替了具有公共意识的选民,市场细分和无限过滤的定制化信息带来了政治意见极化的现象。这些“媒体失控”的现象反映了媒体权力脱离社会公意和政治正当性的危险后果。欧美一些国家大选中的极端化现象,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表现。

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媒体舆论环境当然也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和困境。然而,在媒体市场化发展如此汹涌澎湃的时代,仍然能够强调政治导向、党的领导、党性原则,这也显示出中国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引人注目的特点。只不过,让“党性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怎样为“党性原则”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和活力源泉。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意识的强调和对媒体管理者的规训远远不够,逐步通过政策来改造媒体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途径。

 

(编辑  季节)



*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51页。

[2]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168

[3] 博古, 党与党报.[N].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9-22

[4] 对以上这段历史的梳理,请参见作者的专注《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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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更好传递两会声音,本刊特集中展示中国中信集团以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部分两会代表、委员,两会期间关于改革发展等热点话题的发言。其中,针对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等话题,常振明委员、杨凯生委员、汪晖委员、张树华委员、任沁新代表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决胜开局 筑梦中国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更好传递两会声音,本刊特集中展示中国中信集团以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部分两会代表、委员,两会期间关于改革发展等热点话题的发言。其中,针对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等话题,常振明委员、杨凯生委员、汪晖委员、张树华委员、任沁新代表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怎么做

/常振明*

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能源、建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库存量很高。2015年我国生产的粗钢产量为8.04亿吨,相当于全球钢产量的一半,所以钢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企业整体亏损严重。这些行业的特点是投资大、企业负债率高,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高负债寻求高速发展。因此,国有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十分艰巨。

重要的是转变国有企业的机制和商业模式

如何在国有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微观上,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产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而现在则需要通过技术革新等来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采用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而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直接涉及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

现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当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人力减少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正好相反,是如何去产能。我认为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

国企改革须采用“一司一策”

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实践方面。

顶层设计方面。2015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先后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相贯相通的。

我也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说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文件出来了,动静不大。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我认为,在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整体来看,每个国有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他们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不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各不相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对国企需要按功能界定分类,国企分成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中央下发了《指导意见》,全国17个省级国资委,还有40多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改革方案。2015年国企改制和重组的步伐在加快,南车和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五矿和中冶等12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妥有序地推进。

实践中,“一司一策”中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困难和难点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国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有利于激发企业和企业的员工创新的热情,最终给全社会和人民带来实惠。我相信国有企业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编辑  季节)

 

完善压缩过剩产能的措施和办法

/杨凯生*

去产能、去杠杆,不仅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也事关“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为了把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做好,我们要认清与前些年相比目前压缩过剩产能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困难需要重视和解决。

首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在经济比较热、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更重视对过剩产能的压缩,而在经济偏冷、发展速度下滑的关头,往往较多强调要稳增长、保就业。其好处是尽可能减小结构调整和产能压缩对各方面带来的冲击。但这种纠结带来的问题是,市场一直无法真正出清,一些过剩的产能不仅难以有效压降,甚至还不断有所增加,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央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果断地将压缩过剩产能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更加突出提出来,这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产能过剩这一影响和妨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压缩过剩产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困难有了更大的应对勇气和决心。

其次,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与上世纪90年代集中实施的企业改制、转型、一批企业破产关闭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当时所涉及的企业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涉及的人员主要是国企职工,企业的负债也主要来自国有独资银行。在那样的条件下,企业关停并转和职工安置所需的成本,不管用何种方式分摊、由谁负责,实质就是财政是从左口袋掏钱还是右口袋掏钱的问题,是今天付钱还是明天算账的问题。因此当时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例如企业即便是已经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变现后也要先用来安置职工,银行要放弃优先受偿权;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要按账面原值收购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而相关损失最终都是由国家财政承担;同时,对部分经营存在困难但仍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债转股,将银行对这些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等等。当时,这一系列时间换空间的政策设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那时企业和银行产权结构是单一的,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程度已经明显提高。国有独资企业数量已经不多,需要压缩的过剩产能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几家大银行尽管还是国家控股,但已在海内外上市,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则更加多元化,因此,当年的一些行政化政策措施现在已经无法再简单施用。如何在当前情况下做好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细化措施和方法。

建议首先算清压降过剩产能的成本账。各地究竟有多少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它们的净资产还有多大,资产转让变现前景如何,它们在银行的贷款情况怎样,资产抵押情况如何,所牵连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各类职工安置费用需要多少,当地新增就业岗位的容量还有多大,等等。

同时,还要考虑清楚哪些需通过财政渠道解决,哪些应该由其它股东负责;需财政解决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如何合理分担,以什么形式分担;哪些要通过社保渠道解决,社保渠道承受能力如何;究竟有多少贷款本息已经确实难以偿还银行,相关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财务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底线在哪里,等等。

只有把这些账算细了、搞准了,才能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才能把有关工作任务真正落实,才能做到既坚决把过剩产能压下来,又切实保证社会安定平稳。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依法办事,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要努力避免一些阶段性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机制性问题,防止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编辑  宋斌斌)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些思考

/汪晖*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又明确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问题。创新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平台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深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前者表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落实为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

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问题

我在这里结合大学和学科发展来谈谈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创新的问题。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由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我国建设高水平的智库是不可避免的任务。近几年,国内智库的建立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和广泛的现象,但由于一窝蜂上马,目前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的现象十分普遍,而重点高校重视智库建设甚于基础研究的情况也多有表现。我认为忽视基础研究的持续建设,对于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十分不利,也必将成为对策性研究的瓶颈。

基础研究创新中的问题

没有基础理论的创新,将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和新方法。基础研究的创新是奠基于基础学科和体现学者们长期研究的产物,尤其需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在基础研究方面,现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革时期的普遍现象,即在缺乏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的大规模范式移植,许多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未经检验,也未及与历史和经验研究结合,就已成为新学科的基础范式。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创新几乎就等于移植。如果我们看这二十年来的博士论文,即便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许多命题和框架也是对国外中国研究范式的套用。当然套用也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方面,但学术创新不可能建立在简单套用的前提下,更不用说美国区域研究的若干范式是在冷战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学术批判能力,简单套用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另一个方面是学科老化。一些传统学科积累深厚,但研究课题重复、琐碎,难以吸引杰出人才,无法形成创新。这些学科的常规研究仍然在持续,每年生产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但其成果难以构成新思想的地基,也难以出现真正杰出的、具有顽强创造力的人才。由于学科和学位制度的限制,多年来倡导的跨学科对话和研究难以落到实处。在高等院校,即便同一个学院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常常难以形成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碰撞,无法在科技整合的平台上促进传统学科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需要改变两个偏向:

第一个偏向是自我中心的学科分布和学术格局。所谓自我中心,主要是指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能够在国内和国际拥有发言权和获得承认的学者大多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领域的学人,而在世界历史领域,在国际学术领域获得广泛承认的学人较少涌现,像季羡林等学者那样在国内外都拥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中国研究学者近乎绝迹。中国的学术研究以中国自身为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中国学术领域在其他区域、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没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没有获得广泛承认的学者,对中国自身的理解也会是片面的。自我中心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外国研究实际上是中外关系研究,如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国在非洲”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本身很重要,弥足珍贵,但相对而言,对对象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研究反而较少受到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偏向是主要以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为中心,尤其是以英语国家为中心,对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却处于较低水平。一定程度上,这与三十年来留学生的分布有关。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奖学金,吸纳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而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无力提供相应的资助,国家也未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常常谈软实力,其实这才是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在中国研究范围内,边疆民族区域研究也处于落后状态,相反,这些领域也恰恰是19世纪以降西方东方学和日本亚细亚研究的重要学科对象,积累深厚,其范式和问题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影响也很大。对于亚非拉国家和中国民族区域的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的研究尤其滞后,在高考和研究生招生中,一流人才很难流入这些研究领域。没有国家支持和大学引导,这些领域的发展是较为困难的。

清华大学投入很大精力和资源,创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培养计划,吸引相关语种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专门培养研究诸如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印度、阿拉伯国家等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筚路蓝缕的计划,它重视基础研究,而不是基于建立智库。但困难也是明显的,在相关领域,我们没有学术积累,没有精通相关领域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良好师资。清华的方法是与国外机构合作培养,广泛利用世界各国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由于相关领域人才匮乏,这些多年训练而成的学子,毕业之后也极易被国家机构和跨国公司吸纳。如果没有一定的支持和引导,这些人才就不能为奠定相关的学科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不能只注重短期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重视。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于更为全面和广泛的学科分布的要求大大提高。现在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有许多相关课题和智库研究围绕这一计划而建立,但真正通晓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学术人才极为匮乏。没有相应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的长期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建设也是会落空的。

各种学术资源围绕人才培养进行布局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工作报告》的用语如供给侧改革等等,到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均很匮乏。就此而言,这个目标有意义。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欧洲形成的时候,不是指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广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的解释,就只是辩护性的知识;如果不能对人类普遍的历史现象尤其是对金融化资本主义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做出系统解释,就构不成真正的理论和学科。因此,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尤其需要处理好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前者针对的是生搬硬套和随意移植的现象,后者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索全部人类现象的努力。没有各基础学科领域的发展,这个目标势必沦为空洞的命题,而产生的是一大堆没有实质意义的论文、著作,尤其是投入巨大、产出有限的所谓项目。

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建设是通过长期积累和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的,高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现在资源多了,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各地方、各高校的项目,科研成果评估、职称提拔、工作录用等等均参照申请项目的情况。但从项目议题的设置到项目成果的评估,很难贴近学术研究的具体脉络,造成很大的浪费。基础研究需要注重常规研究条件的改善,从时间配置、学科整合、常规性研究资助、图书及网络资源条件、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到跨学科、跨文化、跨国际的对话、讨论和独立研究,充分尊重研究者的意志和相关学科的规律,在学科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整合和理论创新。

由上所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一批高水平的杰出人才,各种资源应该围绕人才的养成而重新布局。为此,不能用行政方式管理学术研究,不能用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学者,不能用短期的政府目标改变基础研究的长期格局。现在将适用于官员的出国规章制度、报销制度和项目设置制度用于学术管理,已经给正常的学术研究造成了障碍,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及时纠正。(编辑  宋斌斌)

 

双创助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任沁新*

 通过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我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更深的感悟。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自从李克强总理去年“两会”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在一系列“双创”新政策以及互联网新技术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创新创业的活力得到激发,不仅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入创新创业的行列,引入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触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汇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结合自身特性  探索和实践“双创”

中信重工对大企业“双创”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利用创客空间模式,结合自身特点搭建了四个层面的创客团队:一是聘任18名首席技术专家牵头组建了18个技术创客团队;二是聘任了5名大工匠,以此为引领建立了22个工人创客群;三是在海外建立了两个以行业知名国际专家为核心的国际化创客团队;四是通过协作开发平台、远程服务平台、标准服务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等,集聚了一批社会创客群。“双创”活动创出了品牌。创客团队紧贴《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确定课题,开展攻关,创出了中国制造的金字品牌。在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信重工两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创出了效益。矿物加工核心装备技术创新团队开发出九大主机设备,近两年海外订货近40亿元。余热发电技术创新团队研发的“纯低温双压余热发电技术”,已从水泥行业拓展应用到干熄焦余热发电、烧结机余热发电等新领域,累计新增合同总额70多亿元,新增利税10多亿元。5个大工匠工作室创客团队2015年取得技术创新成果98项,创效1586万元。社会创客群依托公司“双创”平台和创新项目合作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经济规模超过100亿元;创出了团队。创客团队直接参与者超过800人,影响带动了1000名技术人员和4000名一线工人,使研发、工艺、制造各环节融为一体,有效解决了全价值链的创新问题;创出了机制。在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这种形式来做“双创”,使得人才培养、选拔和激励形成完整机制;创出了活力。2013年以来,公司新产品贡献率达到70%,成套订货占新增订单比例达到60%,出口产品占比达到50%,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中信重工入选全国首批5个“双创”示范基地备选名单。

“双创”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通过近年来的双创实践,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双创绝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的事,更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需。正如李克强总理考察中信重工“双创”工作时指出的:“你们以开展创客群活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你们的实践证明,双创不仅是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也是大企业的繁荣兴盛之道。”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搞“双创”,更侧重“创新”,其中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围绕国家战略和国家重大装备进行,同时与市场对接,满足需求、创造需求,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新的成果,并通过有效方式实现成果的转化,对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动“双创”中,国有大企业还承担着平台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依托大企业人才、技术、品牌、市场等优势资源搭建“双创”平台,吸引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创业者立足该平台创业更容易成功,对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

技术创新和生产活动面对不同机制

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从事“双创”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是机制。

首先,从“创新”方面来看:创新活动生产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从性质上说,创新是智力活动,生产是按照既定技术和管理规范进行的日常性的创造价值的活动;从流程上讲,技术创新要的是创意性,而生产要的是标准化、流程化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技术创新主要靠人的智慧,生产活动则是操作者、机器设备(工具)与管理诸要素的结合目前的趋势是人参与的越少越好;在成本控制上,技术创新往往需要持续的投入,而生产活动必须注重控制成本;在机制上,创新活动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需要的是试错机制、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而生产活动就是控制缺陷和惩罚机制,因此两种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从“创业”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要推动和参与社会性创业,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适应,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将内部创业创新平台纳入企业治理体系,给予内部创业创新项目全方位支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内部创业团队与国有企业利益捆绑起来,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企业内部人员创业积极性和吸纳社会创业人才;也要通过制度建立“防火墙”,防止对企业主营业务造成影响。同时要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出台企业内部人员离岗创业政策。

多管齐下激活“双创”活力

作为“双创”的践行者,中信重工将按照李克强总理的嘱托和期望,从三个方面深化“双创”工作:

一是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创客群,辐射带动社会创新创业,正像李总理在视察中信重工时说的:“希望我们工人创客群,我们的技术创客群,以及我们向社会招募的创客群,并且通过互联网+发展起来,把我们的品牌,把中国的装备,通过你们走向世界,不仅是在世界上显示竞争力,而且能够打出我们的金字招牌。”

二是设立创新基金,携手基金、信托和众筹平台,对有创意、有技术、有需求的个体性创新项目给予创业基金支持,调动有个性的创业型员工走社会化创新创业之路。

三是以国家建设“双创”示范基地为契机,加快建设中信重工“双创”基地,通过创新投资机制、运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打造以中信重工为核心、高校院所参与、辐射带动其他创业主体成长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群落。

为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从激活企业创新机制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评价,鼓励国有企业在“双创”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第二,鼓励和支持国企建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基金,并研究改进创业投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在遵循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一般要求和规定的同时,又符合创业投资的特点。

第三,研究科技人员股权和分红权激励等措施,形成相关实施意见,建立创新成果利益合理分享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第四,建立“双创”利益共同体,对“双创”项目,允许国有企业投入一定比例的引导资金或扶持资金,与发起人、核心技术团队、社会资金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对于国有企业出于创新、创业目的在资金、资产和资源上的投入,应建立必要的风险免责机制,形成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第五,在确保国有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授予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使其可自主决定成果转让、评估、投资、入股,以提高“双创”成果转化率。 (编辑  宋斌斌)

 

凝心聚力  推进改革与发展

/张树华*

从全局的角度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

2015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市提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并分别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优化首都核心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2017年)、中期(2020年)、长期(2030年)目标之一。

2016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 2020年首都“大城市病”问题得到缓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目标不只是北京市行政机关搬出中心城区。一些媒体担心,这是否不能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反而会又一次浪费资源、摊大饼、瞎折腾。

为保证中央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

1.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央部门和军队服务机构应带头。除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应严格按照与全国政治中心定位的关联度,确定中央附属机构是否搬迁的标准。可考虑尽量将央企总部、中央机关直属事业单位搬出中心城区。同时,应突出行政副中心定位的单一性,控制好通州发展边界和规模,谨防通州成为城市“摊大饼”的一部分。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单位的同时,应考虑重新调整和布局首都核心功能区内部的布局。

2.推进职住一体、同时疏解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证北京市行政机关顺利搬迁的关键。人口疏散地应将职住一体化建设放在首位,确保迁出地与迁入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市政府要把解决疏散地的住房问题作为头等大事,鉴于目前通州的发展已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现状,解决职住一体问题要尽量避免“圈地盖楼”的老办法,探索利用购房补贴、集资购买等方式盘活周边存量房。同时,要实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套。迁出多少人,就要按比例迁出中心城区的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公共服务资源。要以迁入迁出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引人、稳人。专家呼吁,目前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应从东、西城和海淀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中心区,按比例迁出部分中小学校和医院。这样即能解决教育资源平衡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由于中小学过度集中中心城区,常常造成的交通拥堵和超高的人流车流等问题。

3.立足长远、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规划调整和布局在京企业总部和高校。转移北京市的产业资源、教育文化资源,承接地不能局限于津冀两地,更不能局限于搬到京郊,这样会浪费更多的土地和空间资源。要综合考虑产业性质、国家东中西部发展、全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多种因素,以实施“十三五”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契机,优化全国产业和高校布局,助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以高校为例,建国后30年,国家几次全国性调整高校布局,为中西部的科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近些年北京等大都市却利用虹吸效应,集中了越来越多的高校。目前,在京高校达90多所,在校生规模高达百万,吸纳了全国大量的教育资源、优质生源。由于在京大学生就业意向往往倾向于留京,滞留北京的毕业生也就越来越多。与之对照的则是,深圳、东莞、海南等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高素质人才资源仍然短缺匮乏。以建设通州、昌平、房山等大学城的方式迁移北京城区高校,不过是缓解“大城市病”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既无益于减少人口存量、控制人口增量,也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良性发展。因此,两全之策可考虑,北京以“城内不留大学,郊区不留非名牌大学”为目标迁移高校,同时,综合平衡全国教育资源分布,吸收建国初期“三线建设”的有益经验,对在京高校进行跨京津冀地区乃至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整。在京的农业、林业、矿业、石油等专业类高校可以迁往相应的产业地区。

齐心合力抓好改革关键问题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证券市场的动荡(股灾,涉及1.4亿股民),以及2016年年初以来各地楼市暴涨,股市、楼市、汇市连同通常意义上的市场(消费、旅游、服务等市场),“四市”一起闹心,造成社会中弥漫着焦虑、不安等情绪。有关部门应及时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和民众诉求的变化,密切关注干部群众的情绪导向,及时正确引导舆论,有效调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激发更多的正能量,齐心合力推进良性改革落地,促发展,安民惠民。

第一,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有效改革,切实把经济工作搞好,缓解居民就业和百姓生活的压力。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抓好经济工作,才能充分体现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等各方面工作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当前应集中全党智慧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这场硬仗,特别是抓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提振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第二,扎扎实实做好民生工作、筑好民心工程。从国际上看,任何一国的政治家搞改革不能只遵循政治的逻辑或只有经济的考量,不能回避绝大多数民众的诉求。民为邦本,民心是治国安邦最大的政治。党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老百姓面临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难题。老百姓对日常生活中商品服务质次价高、食品药品不安全、旅游天价消费等问题反映强烈。

民生工作关系到人心向背,当前的工作要扎扎实实为百姓做出真成绩,出实招、干实事、谋实效。多开展一些民心工程,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消费环境、旅游环境,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买的用的安心,玩得开心、活得舒心,少一些焦虑紧张、多一些获得感、幸福感。

第三,切实做好各类改革方案、政府发展计划等的衔接。习近平总书记3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着力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要做好各类改革意见与政府工作和“十三五”规划以及各部门规划的衔接。

第四,上下合力,使好的改革措施落地。改革要甩开膀子干,而不只是关在办公室里写。过去改革讲究各地先行先试,鼓励基层部门摸石头过河,现在则强调“顶层设计”,要求各地不能抢跑。要避免改革用力不在实际上,出台的改革构想、方案和意见再多,顶层设计再好,均需要落实。据称,有的部门平均10多天就出台一份新文件。360多项改革文件,各地还要出台配套文件落实,有时基层干部看都来不及,根本无法好好消化。这样到头来只能是败坏改革声誉,浪费大好的改革时机。

第五,改革必须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问题,关键是抓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改革大局方针已定,现在的关键是行动,是落实。韩正36日在《人民日报》写道,不针对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所有工作都是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的任何改革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和科技进步迅速,改革一定要切合实际,切忌一刀切。近两年,各地(全球范围内)网络约车,方便快捷,节约资源,深受广大乘客的喜爱。各地都有发展,但某部门却要发文规范,说是非法。遭到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民众调侃。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其中不乏民粹化影响。到头来不仅没有节省支出,还影响了行政效率。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六,改革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智慧,否则难以实现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效应该体现在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上。搞改革,不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兜来兜去。有的政出多门,有的朝令夕改,有的不得要领,结果遭到了民众的吐槽,值得反思。

政策制定要查实情,解民意,切实注重真问题,把握好主题,回应社会关切,为民众之所需,解民众之所困。切忌改革泛化、庸俗化、民粹化。不要辜负了老百姓对改革的真诚支持,对改善生活的热切期待。

第七,千方百计调动干部积极性,带动全社会积极向上。当前社会思想多元,搞改革很难。习近平同志比喻说,好吃的肉都没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凝心聚力,齐心合力,攻坚克难。

宏伟蓝图已定,今后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精耕细作。从严治党要充分相信基层、相信干部主体,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支持作风正派、敢做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编辑  宋斌斌)

 

 



* 常振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

* 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 汪晖,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任沁新,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深化改革

 

城镇化工作进行已经好几年了,成绩是不少。可最近我到四川、重庆、陕西、内蒙和黑龙江进行了调研,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在内蒙调研时,有的县,村里45岁以下、20岁以上的男性一半以上是光棍,这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农民工夫妇是分居的,全国大概有4千万人。夫妻分居小孩没人管,老人没人照顾,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而且夫妻长期分居,造成了家庭的隔阂,家庭的不和,这个情况很严重。一定要让农民在城里头有房子住,家庭团聚,这才是以人为本。

    很多农民工在城里只能住地下室,所以目前农村流行“两个老鼠不死”之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老鼠在农村的家里盖了新房不住,全家出去打工,农村新房变成老鼠窝了。到了城里,夫妻分开,还不在一起住,男的没地方住,女的也是住人家的地下室。北京市以前有一个调查,最密集的居住区域,地下室一间房16个床位。地下室到处都是老鼠乱窜。所以一定要加快城镇的民间住房建设,不要高档,中低档都行,只要有房子住。有房子住,家庭团聚符合了伦理,而且不会产生社会纠纷。

农民进城后土地应正常流转

    农民进城以后很多地方农村的土地就处于流转状态。土地的流转一点都不奇怪,是正常的。我在浙江调查,浙江的地是谁种的?安徽人来种。我在苏南考察,苏南的地谁种了?苏北的人来种。土地总要有人种,才不会荒废在那里。但是人要找到更好的工作去做。

“城归”开辟就业新天地

    我到农村调查第一次听到,海外回来的叫“海归”,城里打工的回来就叫“城归”。我们也走访了几个打工者,其中一个在外面工作了十年以上,不仅学会了某种专门技术,而且积累了一点钱。回来以后,他不干种田,而是干了其他的,比如养鱼,或者养牛羊、养猪。就是种地,他们也不再照传统的方式去做,而是搞现代农业,种草莓、种水果等经济农作物。另外更多的人学习了新的技能,在县城里自己开小微企业,很多是通过网络,自己开出一个新天地出来,这是可喜的现象。所以,城镇化中的就业问题是自己解决的。

解决两种户口问题,促进社会保障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中的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应当加快进行。这对地方来说,财政的负担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只要经济情况好就没问题。这是真正解决两种户口必须面对的问题。两种户口问题现在采取什么做法?有些城市户口问题用积分制。例如,苏州实行了落户积分制,就是农民工通过积分就可以加入城市户口,全家落入城市户口。这个政策正在各地试点开展,这是个好现象,社会保障能够促进城镇化。为什么?在内蒙,牧民放牧,地很远,面积很大,小孩上不了学,太远了。在内蒙通辽市,我们看到山区人民送孩子进城上学。这样就办理了教育特区。所谓的教育特区,就是在农村把孩子送进城,住校全部免费。这样就发生一个新现象,学校周围的商品房,从原来的不到2000元一平米,现在涨到3000多元一平米,全卖光了,谁买了?牧区的农民家长买的,他们陪读进城读书的子女。

新的就业模式不断涌现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中就业怎么解决?新的就业怎么展开?主要是靠第三产业,服务业。我们在几个地方看到正在扩建和新建的工程,我就问当地投资人,这个厂建成以后,能够增加多少人就业?投资人回答说,告诉你实话,一个都不增加还减员呢,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人。年轻人还在学习,年纪大了就提前退休了。所以说就业问题不能靠制造业来解决,制造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管理成本,这样才有竞争力。但是劳动力要换成高素质的,也包括换成机器人。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一些新的工业模式正在出现,在几个地方我都遇到这种变化。第一个新模式就是不提供办公室,不提供桌椅板凳。你要到我公司来,签合同,就按任务来领。他们把这种模式称为长期的计件工资制,完成一个项目就给员工计一次。

    还有一种正在开辟的新模式。在农业生产中,一种新的生产服务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你别撒种子了,我来给你撒种子;你不要去灌水了,到时候每个星期有专门浇灌服务业来为你定期定点服务,几次定点、灌多少水,我来给你灌;种子你别买了,我来替你买,保证为良种,不然我赔,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的专业服务。这个产业正处在培育期。

生活方面的服务也在发展新模式。生活方面的服务种类很多,比如说叫出租车,电话一打就行了,你路远也不怕,保证你准时上班,因为出租车随时在等你,何必每家都买个车呢。新服务模式的就业者与公司订的是定制服务,因而与企业的雇佣关系转化为定制产品服务关系,他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不是他雇的人,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所有的变化都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我们社会正在变化。

新的人口红利即将涌现

城镇化的前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不久的将来,也许到不了203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就可能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到60%-70%

另外我们可以想到,新的人口红利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涌现出来。我们常说,旧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新的将产生。那么,新的人口红利来自何处?大量的年轻人正在创业、创新,这就是未来能够创业,能够成功的新一代,

另外,大量的“城归”已成未来发展趋势。再过几年,从城市归来自己准备创业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农民坚守在农村的,愿意搞农业的就成了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主重在第二代学习。有些地方正在办农业学习班,它是那些农场主培训第二代,你应该懂什么样的技术?你这个技术应该多懂一点。如何撒农药、施化肥,选种子,如果你做不了,就包出去,租出去。这种情况以前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而现在农村正在推广开来。

大力发展农垦区城镇化

    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城镇化进程将会加快。到黑龙江考察时,黑龙江农垦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内地吃不饱饭的人到那里去,这才聚集了新的城镇。应该有计划的在农垦事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农垦地区的城镇化。这样对巩固边防,对充分利用土地,对当地经济的活跃都是非常有益的。

   

    郑新立*点评:厉以宁老师80多岁了,仍然经常到农村的边远地区,到犄角旮旯的地区去调研,他的演讲非常接地气。厉老师开了一个问题的清单,都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城市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摆了16张床,而在他们家乡,可能他们盖一个四层楼高的房子在那里闲置,这就是资源严重的错配。如果我们制度好一点,有宅基地等土地流转制度,他可以把农村盖的房子退出去,在城里租一个房或买一个房,城里再帮助一下,纳入到保障房体系,他就可以避免目前尴尬的局面。江西一些地方农民比着盖楼房,都是三四层高的,80%-90%空着,没人住,放那儿养老鼠;而农民到城里来,住地下室,当老鼠。两头跟老鼠打交道,这么扭曲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体制上解决呢。

    如果给农民工盖房子,让他们能租得起房子,解决2.8亿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问题,城市的房价现在有多少房子卖不出去,我说这些房子,农民工一伸手,马上一抢而光,城市的房地产就可以进入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

    好多问题是体制在绊腿,使我们好多扭曲的事情难以理顺。

    厉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城归。现在农民工进城干了好多年,学了本事,回家创业。我们要鼓励他们,给他提供融资条件,欢迎他们回乡创业。回乡干什么?厉老师也指明了好的出路,主要是搞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的服务业,搞旅游等等。我们要为“城归”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

厉老还提出了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应该怎么办?户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这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是厉以宁在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导报社以及新华网联合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论坛2016”上的发言摘编。

* 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把去库存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结合起来。

去库存与城乡一体化相结合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化过剩的产能、去库存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抓住消化产能过剩这样一个机遇,把去库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一部分产能和产品与农村的需求对接起来,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四个方面可以考虑。

第一,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消化积压的房地产。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消化积压的房地产,并且采取多种途径让农民工进城落户,扩大农民工就业。

第二,大力推进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消化过剩产能和产品。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很大的。比如说,加强水利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互联网建设、农村的仓储设施建设、环境设施建设和村庄的整治,都需要这些建筑材料。怎样把积压的产品和农村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在城镇化当中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可以大力加快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步伐,来消化各钢材、水泥和玻璃等过剩产能和产品。

第三,大力扶持粮食加工转化和畜牧业转化,消化积压的粮食库存。我们库存积压的粮食主要是玉米,我今年到玉米主产区也做过调研,确实积压很多。在东北粮食主产区,其中有一个省库存积压的玉米是1048亿斤,相当于这个省两年的玉米产量,两年粮食产量的3/4。怎么样来消化?我认为要发展两个转化,一个是扶持粮食加工业的转化;再一个是大力扶持畜牧业的转化。通过粮食加工业的转化来发展加工业,通过畜牧业的转化生产肉奶蛋,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样我们就必须培育大型的龙头企业,吸引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特别要进入农村的加工和流通领域,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以产代农,以产代乡。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是产业集聚的过程,没有龙头企业和大企业来帮助农业搞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体系,我们城镇化的发展就没有物质基础,县域经济就很难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城乡社会服务业,消化剩余的劳动力。通过发展城乡社会服务业来消化剩余的劳动力的潜力巨大。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第三产业服务业占的比重都很大。现在真正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年岁都比较大,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比较多。怎么样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靠谁来建设新农村?我觉得应该有社会化服务业。过去美国真正搞农业的人占2%,但是美国为农业服务的人占13%,社会化服务业非常发达,现在我国农业建设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化的大农业,目前只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完成新农业的现代化远远不够。

围绕这几个方面,我们还应该制订政策和措施,来支持发展:

产粮大县应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重点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应该把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作为重点。我们国家有800个产粮大县,占全国的30%。这800个产粮大县的产量占全国的74%,比重是相当大的。800个产粮大县综合城镇化率只有24%,已经远远低于我国常住人口53.7%的城镇化率。能不能解决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现代农业和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目前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产粮大县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产粮大县的城镇化率很低,而且贫困人口的比重比较大,特别是产粮大县的产业收入水平极其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把800个产粮大县作为一个重点,这主要应该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普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习总书记在考察农村的时候讲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还是薄弱环节。

第二,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调结构,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一二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加工业,提高农业附加值,都需要支持产粮大县向前发展。

第三,要大力支持产粮大县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五化”,这应该加快步伐。

第四,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农村改革的综合方案,都对农村的改革作出了部署。

       

郑新立点评:尹部长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把去库存、去产能与城乡一体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金点子。城乡一体化搞起来以后,能产生巨大的需求,把过剩产能用到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来,多好的事,可以避免把工厂砍掉,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

农业现代化可以对农业基建化,农田水利建设产生巨大的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的房地产,城市的卫生服务将产生巨大的需求。这三件事干好了,过剩产能就可以进行消化。

同时,要把城乡一体化建设重点放在产粮大县,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区,或者是重点推广区,先把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搞好,因为这些产粮大县为粮食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我们现在搞了粮食,但国内价格比进口价格还高。一个家庭种了十亩八亩地,种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产粮大县的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这个事情要改变,要通过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让产粮大县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编辑  迟晨光)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导报社以及新华网联合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论坛2016”上的主旨讲演摘编。

* 尹成杰,农业部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新常态:上下双重挤压多重约束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便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2015年中央1号文件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题,提出了对我国农业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趋缓的形势下,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宏观调控方针,农业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板不断抬升。 遭遇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两板挤压

地板指的是农产品的成本价格。农产品价格不断提高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一是劳动力价格不断抬升;二是土地租金不断抬升;三是农药化肥种子价格居高不下,而使用量却在不断提高;四是农技服务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农产品的成本价格越来越高。

同时,价格天花板已被顶破。农产品价格全面飘红,国内部分农产品已冲开天花板,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些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外到岸完税价,目前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已不同程度低于我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而我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状况愈演愈烈,持续蔓延,将成为常态,这种现象将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阻碍农业的发展。地板抬升,天花板下压使得农业生产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农业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严重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愈加凸显。

中国农业资源最吃紧的首先是耕地。18亿亩耕地不足世界200亿亩耕地的十分之一,但是需要养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国人均耕地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是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甚至连印度人均耕地都是我们的1.2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必须主要装中国人自己的粮食。但是,我国的土地质量越来越差,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有机质含量12%,日本土地有机质含量10%,中国是0.7%。秸秆及人畜粪便还田被弃之不用,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越来越多,导致土地质量严重下降。

第三,地下水开采过度。

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人均淡水占有量是世界的27%,而且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占中国淡水资源的81%,而耕地面积只占36%。北方广大地区属干旱地区,而且降雨量时空分布十分不均。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十二年增长,农业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但是粮食丰收本应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产粮区,但是十多年来南方种粮面积却越来越少,广东粮食自给率不到30%,福建、浙江不到40%,大量粮食从北方运往南方,但是北方水资源短缺,农业设施不完善,北方粮食丰收主要靠大量开采地下水,过度开采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

第四,农业现代化人才缺失。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资源越来越紧张,离农、厌农、弃农现象在全社会蔓延。只要有一点可能,农村劳动力都会逃离农业,更不要说高端人才了。据有关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考各省份出现1000多位状元,没有一位从事农业研究,60%以上学的是金融专业。中国现在的农业还是粗放式经营,农业现代化主要还是缺少现代化农业人才。

 

新打法:结合“互联网+”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链接全球

借助丝绸之路,推动农业发展。2014年年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西安,农业产业基金与陕西省政府及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出资4.3亿元组建陕西苹果产业集团。作为集团组建发起人,陕西海升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浓缩苹果汁制造企业,其产品已远销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通过投资组建产业集团,利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广应用矮砧苹果等优良品种和生产技术,推动陕西省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带动全国果业发展,把更多更好的产品通过丝绸之路往全球输送。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发展海洋经济。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全球农业产业链上优质资源加速流动,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全面落实和走出去战略的快速推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国际农业合作势在必行。2015年,延续聚焦农业龙头企业的投资战略,在项目选择上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地域选择东中西部相结合、项目规模大中小相结合、投资拉动点面相结合,寻找亮点、寻求创新和突破、谨慎投放,进一步扩大了基金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以4亿元投资我国最大的民营远洋捕捞企业——福建省平潭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带动近10亿美元的社会资本投资。

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发展现代农业科技。中国农业基金支持投资的企业通过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现代化水平。基金投资的天津雷沃重工集团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后者通过在意大利、日本等地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境并购,缩小了与国外竞争者在技术和产品上的差距。中国农业基金通过投资重点支持雷沃重工进行基础研发,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能力,从而带动了我国农机装备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此外,中国农业基金通过支持山东金正大集团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以色列展开全方位合作,积极推动我国水肥一体化进程,开拓新型节水农业市场,这对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互联网+”:农业电商产业升级全覆盖

实现投资企业电商模式的全覆盖。2014年以来,阿里、京东、顺丰等纷纷启动农村战略,撬开尘封已久的市场。为适应农村市场新趋势,中国农业基金对投资的每一家企业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或者构建自己的电商平台,或者搭载成熟企业的电商平台,实现线下销售与线上销售的结合。目前,所投资的企业均有完善的网上销售系统,实现了电商模式的全覆盖。

帮助投资企业搭建物联网平台。早在2010年,国家发改委便批准了一批物联网试点项目,如何让互联网技术在农业领域得以深耕,又是摆在基金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农业基金也有所突破。基金所投资的科尔沁牛业就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起全程追溯体系,每一块牛肉从饲养、屠宰、排酸、牛肉部位、分割、储存程序和检疫程序全部输入微机编入条形码,顾客可以在企业的质量监控网站上查到所购买的带有身份证的牛肉产品信息,真正实现了追溯到源头的全程监控。

构建互联网+产业链协作新模式。中国农业基金还与企业携手构建互联网+产业链的协作新模式,打通传统农业中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在农产品生产、营销、云端服务方面最终让传统隔离的农业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这种产业链已经在五六家基金投资企业中逐步培育。20157月,对农商1投资3亿元,并联合一批投资机构,协同全球最大缓释肥生产企业——金正大集团对农商1进行投资,一期投放资金20多亿元。农商1集结了国内外农资行业一批冠军品牌,能成功破解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的难题,借助落实互联网+”国家战略的大好机遇,建立农业电商国家队。

公私合作:以点带面共致富

农业发展基金本身就是农业投资领域公私合作的一次全新探索。目前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公共财政以引子资金、种子资金的方式,以点带面,促进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农业领域的投入,让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源进入农业领域,实现政策目标。中国农业发展基金投资的科尔沁牛业在行业内率先实践大种植带动大养殖的模式,探索我国牛肉行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企业通过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饲草料种植,降低种植成本及养殖成本,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我国肉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基金对科尔沁牛业的投资彰显了对这一发展方向的支持,带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增加对企业的信任,以及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对企业的注资。基金通过发挥价值发现功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源协同完成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公共目标。

以产业和企业为支点,通过公私合作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在农业领域,为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以产业作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合点。通过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投资,直接提升了被投资企业的资金实力,向企业传送了现代管理理念,通过企业股权价值的提升为企业及基金本身均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间接支持了企业所连接的农户,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基金投资的吉林省金塔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辣椒龙头企业,长期签约椒农达4.25万户、15万余人,种苗辐射种植面积30万亩,涵盖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多省区。据吉林洮南市统计数据,通过辣椒种植,全市椒农累计增收2.13亿元,人均增收1416元。基金所投资的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地处安徽省霍山县,是大别山区最大的竹制品加工企业,公司的发展带动了霍山当地及周边整个毛竹产业的发展,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霍山县每年1000万根10寸以上毛竹净增农民收入1.65亿元,带动全县10万竹农致富。基金通过龙头企业为支点撬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发展,带动一个区域、一个领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

新未来:开拓“第六产业”

第六产业是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把第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最近国务院已发文,明确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鼓励农业多元化经营,即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和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1+2+3”等于6“1×2×3”也等于6。这就是第六产业的内涵。

发展第六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振兴农业农村,改变农业发展前景,所以要坚持以农业为主体。基本做法是通过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基本趋势是让第二、第三产业附着其上,逐步使原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业。可以说,第六产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真谛。正如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的名字,农业基金便是致力于投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企业优势打通上中下游,一二三产形成完整的产业闭环的全产业链农业经营模式,而这也正是农业投资的新未来。

(编辑  迟晨光)



吴文军,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

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战略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跨境贸易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各国经济将迸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商业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机遇。

 

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战略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跨境贸易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各国经济将迸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商业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机遇。一是将为商业银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电网、旅游文化等重点领域带来更多的投融资合作机会;二是加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为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推动商业银行从传统的融资融智融资相结合转变,带动商业银行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战略国际化、产业协同化、项目复杂化、需求多元化等诸多挑战。首先,“一带一路”战略寻求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国内国际战略的统筹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具备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金融资本及产业资本的紧密协同,要求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具备发挥资本中介作用、协调产业资本的能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地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商业银行将面临行业、汇率、国别等风险,要求金融机构具备较强风险控制和投资管理能力;最后,“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是横跨境内外、多层次、多维度的,无法通过简单的产品组合满足,而需要金融机构具备提供一揽子、全流程、定制化金融服务方案的能力。

国内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荒”

中国过去是以制造业、加工工业、中低端的产业发展,带动了中国金融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今后,让中国的资金和资本走出去的桥梁之一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往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包括银行业更多的业务是跟国外借钱,以往我们是缺存款、缺资金,而现在我们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银行业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资产。

“资产荒”是2015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经营难题。“资产荒”的问题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减速,出口增长减慢,以及产业结构处在调整的状态,导致中国银行出现惜贷现象。同时中国银行业资金目前的存贷比正在放松,央行取消了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的一个紧箍咒——存贷比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以资产负债的比例来决定资产的配置和贷款的配置,但这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一个难题,银行资产在国内配置在什么行业、什么产业,同时如何支持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重点的发达地区以及发展地区,商业银行能够使用国内的资金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需要。因而,资金的出口和资本的出口,要跟制造业的出口相匹配。

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同时也是第一大进出口国。2014年商业银行从事贸易清算的业务,中信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做到了第一位。2014年实现业务额4500亿美元,而10年前中信银行一年国际业务的结算量仅200亿美元左右。结算量背后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水平,也代表着相应的企业进口能力。

这三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非常需要汇率的避险,以及资金的稳定。“一带一路”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的风险之一就是汇率的不稳定,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现在全世界对哈萨克斯坦的外资投资中,中国排在第一位,包括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的基础行业,可以说中国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到哈萨克斯坦去开展业务。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几乎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对中国都是全开放的,但是我们商业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也面临很多困惑,比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卡巴赞巴斯油田的开发中占了40%的股份,中信集团也占了20%的股份,现在油已经打出来了,但是我们碰到了汇率不稳定的大问题,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哈萨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目前在40%左右,由此带来货币的不稳定。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就是怎么样把石油从当地打出来,然后再卖出去,同时又获得美元的收入,这是中国企业最终的追求,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落袋为安,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对人民币国际化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压力。如果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能跟进,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有20%左右的比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么我们很多中国企业就可以用本币“走出去”。

建立跨国金融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业务需求。跨国的金融服务需要匹配相应的服务体系、服务平台、服务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专业的人员。跨国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设立分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的银行都在大量设立分行。以往中国的银行没有底气,不敢到外面去设分行。过去只有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了以服务华侨为主、零售业为主的中国银行服务体系,大家都根本没想过要服务于对公客户、机构客户。但是这几年“工农中建”都已经走出去了,做得最好的是建行和工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分行。对于中信银行这种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来说,我们也在海外设置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新加坡、悉尼、伦敦、纽约、洛杉矶等等这些地区和城市都设立了分行。我们即将在哈萨克斯坦收购一家当地的银行,否则很难用中信自身的资源去服务于当地的油田业务。如果通过哈萨克斯坦当地的银行去进行交易和做生意,难度非常大,因为它本身不适应西方的经济体系,它是以东欧或者说以前独联体的整个经营体系作为基本结构。我们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人民银行,目前急需国内的俄语人才,而现在国内懂俄语、懂国际金融、懂经济的人才凤毛麟角。国内的银行业要大力培养国际金融人才。

中信银行的实践经验与优势

中信银行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作为中信集团的最大核心子公司,目前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净利润在400亿元以上,境内外网点突破1200家,在世界1000家银行中一级资本排名第33位。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随便拿出去一个都可以跻身于世界前一百家大银行之列。中信银行这样的规模在国内算中等银行,但都可以在全世界排名在33位,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实力与能力,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商业银行每年都是爆炸式的发展,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最后都体现在银行业资金的存款和资金、资产的配置方面。

中信银行对“一带一路”重点考虑的是“一带一路”整个资金的融通,它需要资本的投入,还需要股权的投入,不是传统信贷业务能解决的。2015624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宣布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为200亿元,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及走出去项目。首期注资200个亿,目前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功。目前融资主要考虑债权加股权的形式,债权主要是银团的贷款、联合贷款以及其他一些融资手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用基金股权的方式在当地设立相应的融资平台,吸引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优质的金融投资基金需要有出口,能够走出去并带来相应的投融资机会。目前我们基金已经有200个项目,已经开展了的项目有27个,融资总额已经达到了900多亿。从中可以看出来,业务需求或市场要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企业特别希望中国的银行业能提供多元化的融资,而不仅仅是以前的双边贷款——我给你放一笔贷款,你给我担保就行了。实际上“走出去”本身就需要股权和债权的结合,这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中国企业进一步的“走出去”都带来很好的机会。

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当地化、本地化,本地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融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当地有资信的评值,也就是所谓的“有品牌”,其他的中国企业在当地都是没办法融资的。

我们应该借鉴日本当年的发展经验,企业走到哪儿,银行就跟到哪儿。银行开到哪儿很难做到,跟到哪儿是能做到的。比如中信重工到澳大利亚开展业务,中信银行的分行就要跟上,不仅要提供对公的服务,还要开展对私的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员工,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高等的技工,有时候一个项目就要几千人,银行连代发工资这种最简单的事情都要帮着做。中国人一般出去要在当地办信用卡都非常困难,中国的农民工“走出去”更加艰难,中国的银行要提供代发工资、个人金融服务等,帮助他们把挣到的钱汇出来。这就需要中国的企业树立服务的意识,能够为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带来相应的便利,让他们像在国内一样能够享受融资便利和金融服务的便利。

 

(编辑  杨利红)



* 张强,中信银行副行长。本文根据张强在“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之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社会观察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有一些消极、不好的变化。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可能很容易产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受。而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但最终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积极的变化与消极的变化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然而,变了的是乡村,没变的是乡愁。

 

对于身在异乡的人来说,一年一度的春节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回家的,不仅因为那里是自己的故乡,更因为父母都在那里。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有一些消极、不好的变化。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可能很容易产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受。而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但最终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积极的变化与消极的变化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然而,变了的是乡村,没变的是乡愁。

在变化的乡村中寻找丢失的幸福感

最近一些年来,回农村老家给人最深的感受往往是农村越来越萧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的人口在大幅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幼妇孺,自然显得没有什么生气。但不应该忽视的是,正是因为劳动力流出,通过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工,老人、妇女在农村务农维持基本生活,青壮年劳动力则外出打工,积累货币收入。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农业收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这是一种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结果。

农民的生活必须依赖大量的货币流通才能完成。最基本的如一些农业生产工具,也必须通过货币交易才能完成。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货币支出已经无所不在。吃穿住行,都必须有现金流才能维持。那么,这样的货币从哪儿来呢?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不可能获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大量现金流,那就只能通过打工来获得现金收入,以维持日常生活。所幸,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这样的工作机会。

因此,农村确实如一些人所说,正在变得越来越萧条。但同时,农村的积极变化则是家用电器越来越普及,房子修得越来越漂亮,汽车也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活越来越方便。今年春节回家,我发现我们村里的汽车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从吉利、比亚迪到大众、本田、丰田等国产和进口品牌,都已经有了。这在十年前的2006年是不敢想象的,基本上是2008年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路也好了很多。2007年,村里到镇上的路变成了柏油路,但村里的主干道还只是从土路变成了石子路;2015年则由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村里的主干道也变成了水泥路,实现了路面硬化。以前一下雨下雪,路就泥泞不堪,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交通方便多了。

村里的房子变化也很大。例如房子的结构,我小时候还有不少是土木结构,而现在新修的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砖木、砖混结构,再没有人用土作为主要材料建造房屋。与此相应,修建房子的成本也大幅提高。即使成本逐年提高,但每次回家,总会发现又有几家人修建了新房子。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收入退居次要位置,打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也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小时候,村里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情况还很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家庭要么是两个老人在家,要么是两个老人带着孙子在家。家庭结构也和城市一样,在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几乎家家都有狗,一条大狗看门,一条小狗在院子里跑,让院子里显得有点生气。对中国人而言,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的流动性的提高,显然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就我对村里的观察,一个家庭如果子女就近工作、生活,每一两个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趟,就能够照顾到家里的日常生活。如果有条件,父母在家种地,还可以养猪、养羊,增加些收入。这样的家庭,幸福感是比较高的。而像我们这样,子女离家比较远,父母独自在老家,虽然我们可以给钱,但毕竟有许多日常的事情照顾不到,我们和父母的幸福感都比较低。比如说父母生病了,子女近的可以直接带到城里去看,而子女不在的,则要麻烦得多。对父母一辈来说,进入城里现代化的医院,简直如同进入迷宫。无论医护人员的态度,还是各种繁琐的手续,他们都不熟悉。如果子女在,就可以办得更顺利些。因此,家庭规模的缩小与人的流动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物质条件改善带来的幸福感,使人们主观上觉得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其实,对父母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随时叫回来帮忙的子女;对子女而言,则缺少工作劳累之后能够放松心情的港湾。

人员流动性提高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村劳动力缺乏。不仅种地和一般的家务活目前只能依赖于妇女和老人,甚至于农村盖房子很多时候也只能找妇女做小工。这样,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也跟着城市一起大幅提高。1995年暑假,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个月小工,平均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块钱。而现在找一个人干活,哪怕是劳动强度并不大的一般性农业劳动,比如在田地里除草、种玉米、给苹果园施肥,一个劳动效率并不高的妇女每天的报酬也要在一百元左右。即使如此,还经常找不到人干活。

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在变化。我小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村里还有变工,也就是你家忙的时候我给你帮忙,我家忙了你给我家帮忙。虽然当时这种变工主要是邻里或者血缘关系比较紧密的族人之间,但毕竟还有。这种相互帮忙不用货币结算,所以也不计入GDP统计,但对农村来说,却很方便。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要找人干活,就必须出钱,而且必须按照市场价出钱,否则根本找不到人。比如家里水龙头坏了,找邻居修一下,虽然不一定要钱,但往往也要给一包烟之类,必须有物质报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最早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而在熟人社会里并不需要。因为在熟人社会里,相互帮助是必须的,也是长期的,虽然今天我帮你,不一定你马上就能帮到我,但总有一天我会遇到需要你帮忙的事。同时,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基于长期交往形成的,也包含着对未来继续长期交往的预期。而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则意味着相互之间没有信任,也不一定要建立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之后,对未来也没有继续交往的预期。因为流动性提高,也就造成了农村邻里之间的行为短期化。

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识以及感情上的认同。所以,村里人经常感慨,“现在的人情淡得很”。意思就是说,现在农村不像以前那样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交往越来越多的时候需要用钱作为中介。比如红白喜事随礼,我们当地称之为“行情”。以前大家虽然也在意随礼的钱多少,但大家都很清楚,重要的不是随礼的钱到了没有,而是人来了没有。那时候,常见的情况是,一家人随礼只有一两块钱,但全家人都来吃饭。现在,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城里或者镇上的酒店里办酒席,成本相对高一些,所以办红白喜事的主人越来越在意随礼的钱。如果有客人随礼的钱很少,而来吃饭的人很多,主人就会不大高兴,觉得这个亲戚或者朋友不大地道。

幸福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当然基于亲人、亲戚、朋友、邻里和村庄内部的交往。当这些关系都处在急剧变化和重构过程中时,这种情感体验也就变得越来越难获得了。

与城市联动的生产生活

不过,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在村里盖房子都不是第一选择,他们宁可想办法筹钱到城里去买房子;有些年轻人是在外打工,攒了钱以后,回来在城里买房子,有些则是在城里做生意,挣钱买房子。有些年轻人其实在城里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他们也希望在城里买房子,逐步到城里生活。和大城市的姑娘们一样,房子越来越成为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有些年轻姑娘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男方必须在城里有一套房,并且最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样,既可以一举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又可以摆脱传统的媳妇儿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市里下属各县乃至乡镇,有稳定工作的人,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子。但对他们来说,平时并不在城里生活,只有到周末,才全家到城里来享受生活。因此,城区的许多小区,平时都关着灯,没有人住,只有周末才亮灯。一个做生意的同学说,他观察了一年多,发现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每天晚上开灯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这也造成了这些年来城里的房价持续走高。前几年最高的时候,常住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市,房价一度高达6000多元一平米。近两年由于政府调控和经济形势变化,房价回落,目前仍然在4000元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库存严重积压,无法消化,房价下跌更是打消了一些人投资房产的念头。甚至前几年一号难求的经适房,如今也已经无人问津。不仅城里的房子这十年来从均价1000元左右涨到了4000元以上,连镇上的房子价格也大幅上涨。2010年还只能卖10万元的一套房子,现在已经到了28万元。除此之外,镇上也新建了不少商品房。庆阳的房地产真正起步是在2005年以后,也就是过去这十年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在城里买房子。2010年前后,城里的二手房基本上无人问津,但现在已经非常抢手。当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非常不规范,即先圈地,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以后开始预售,筹集一部分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建设。建设到中间,如果房价上涨了,就要向已经买房的人再收一部分钱,再继续建设。所以大多数人在2010年前后买房都是这样,一旦先交了定金,后面就必须不断追缴,才能保证自己最后拿到房子。正是因此,就形成了房地产商拖欠建筑承包方、承包方拖欠建筑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工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对政府来说,正是那几年土地收入大幅增加,才形成了土地财政的局面。当时,土地财政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已经被广为诟病,但对庆阳这样的中西部城市来说,才刚刚学会玩这个游戏。政府用土地出让得到的一部分钱征收土地,增加土地储备,再逐步出让,增加收入。如此循环,就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张,圈占的土地越来越多。同时,房价也稳步上升,当地的一些人也从买房中获得了高额收益,房地产就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品。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城市人口少、规模小,房地产市场起步晚,但也仅用了三五年时间,就将房地产泡沫吹得很大,成为一个定时炸弹。2012年后,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中西部城市房价泡沫膨胀的速度才降下来。2014年后,基本上进入滞胀阶段,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庆阳的房价就从6000元以上降到了现在的4000元左右。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鼓励房地产商降价销售,去库存。但就我的观察来看,这个库存量相当庞大。庆阳市全市常住人口不到250万人,其中,城区常住人口约25万人。而庆阳市的住宅存量足够城区每家一套,即使把其它各县大量平时不在城区生活、只有周末回到城区的人都算上,也完全足够每家每户有一套房。这还只是已经建成的楼房,不包括已经圈占但尚未开工建设的土地。现实是,有购买能力的人基本上前面几年都已经买好了房子,现在房价不稳,投资价值不大。而那些已经在农村老家盖了房子,或者没有能力进城生活的人,更没有意愿在城区买房。即使银行愿意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他们也没有多大动力去背这个包袱。也就是说,房地产的库存是绝对过剩,房地产供应过剩的情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庆阳这种情况不是个案,内地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大多数与此类似。过去十年间,城市占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新建住宅足够当地全部人口居住,但现在却面临着房价回落、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不过,好处是过去这些年,虽然城市面积急剧增加,但各地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每个村都有了通往镇上的石子路,随后又逐步变为公路。并且,每个村都有了经过镇上通往城里的公交,每天往返三趟,定时从村委会大院门前的车站出发。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既方便了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和物资的流动,也拉近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使农村日常生活对城市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1980年代,村里经常来一些“货郎”。家里一些常用但平时不注意储存的小物件,村里人都是在货郎那里买。后来,村里的商店逐渐多起来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到商店去买东西。商店就慢慢取代了货郎。而现在,因为农村生活中用到的工业产品更多,品种也更丰富,许多是村里的商店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必须到镇上去买。而交通和通讯的便利,则为这种物资交流提供了条件。比如盖房子,以前要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材料,而现在则完全不需要,可以边盖边买,需要了再去镇上买。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前村里人多数只需要在商店买就行了,现在则会更多地选择去镇上买,因为镇上的商家更多,品种也更多,选择余地更大,价钱也会更便宜一点。有车的人家,甚至会选择进城去买,因为相比于村里和镇上商店里的假货横行,城里的商店产品质量更可靠。农村生活对城市、对工业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对城市以及由城市主导的物资流通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养猪,我小时候一般是家里种一点玉米之类的秋粮,然后用秋粮喂猪,一家也就喂两三头猪,到年底杀了拿到镇上的集市卖掉,可以获得一点现金收入。那时候种秋粮往往和养猪联系在一起,不养猪一般不会去种玉米,只有在主粮能够保证全家吃并缴纳必须的公购粮、订购粮及土地税之后还有富余的情况下,才会种玉米,养猪。在当时,这就意味着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多少。但现在喂猪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化。很多人并不是把玉米用来喂猪,而是直接拿去卖掉。养猪的人家也并不一定种玉米,而是从镇上或者城里买工业化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饲料。还有麦子的耕种和收割,也越来越和全国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都是人工收割,再用人力运回家里,打碾、晾晒,相当费时费力,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后来逐步演变成用收割机收割,不仅快得多了,也方便多了。2014年夏天收麦子的季节,我刚好回家,赶上了收麦子。村里全是从外地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人们只要把联合收割机上打出来的粮食用袋子装起来,运回家里就行了。开收割机的师傅说,他们是湖北人,共有近20台联合收割机。从六月初开始,他们先从湖北到陕西汉中,然后到关中,再到咸阳,再到庆阳,之后还要去宁夏、内蒙,这样一路打过去,一直到七月中旬差不多结束。

当然,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另一个代价是农民的生产行为也越来越由市场价格决定。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信息反馈慢,农民往往是看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高,就种什么,而当下一年收获的时候,价格就变了。这也造成了类似内蒙的土豆、山东的大蒜等到了收获的季节却因为价格下降,根本没有外地客商前来收购的情况。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庆阳当地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2015年全国经济形势不好,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玉米、小麦等庆阳的主要农产品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2014年玉米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1.20-1.30元,而现在只有0.75元。麦子也与之类似。2014年一斤1.10-1.25元,现在就只有0.90元多一点。但作为工业产品的农资和人力成本价格却并没有下降多少,所以春节期间,村里人都说,今年不管种啥,都肯定要赔钱。当然,也有些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我小时候,村里的主要燃料是小麦和玉米秸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煤为主要燃料。冬天,因为天气冷,煤炭的用量更大,但今年冬天一吨煤只有350元左右,比往年便宜了好几百块钱。不过,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村里人出去打工,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数是在城里搞建筑。前几年,人工费用节节攀升,而随着城市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基建基本饱和,今年的活儿不大好找了,人工费用下降也在所难免。

精准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作为基层公务员,今年春节期间,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去年底提出的“精准扶贫”、“消灭绝对贫困”的相关举措。

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扶贫成为工作重点,并不是从去年底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才开始,而是早在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调任甘肃之后,就一直很重视。从几年前开始,每个公务员必须定点帮扶几个农村贫困家庭。无论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还是乡镇一级,公务员都有定点帮扶的任务。一般由所在工作单位统一组织分配,每个月必须到定点帮扶对象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天。同时,政府也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向农民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帮农民找项目,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2015年底,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并且提出“精准扶贫”,扩大了这项政策。近两年,中央提倡棚户区改造。在我们老家,政府也相应地提出了危房改造项目。那些至今还住在窑洞或住房已经达到危房标准的贫困家庭,可以先自己筹资建房,建成后再由村里向镇上、镇上向县里逐级申报危房改造项目补贴,一旦通过审核,国家可以无偿提供一到两万元不等的财政补贴。除此之外,各区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提供一些额度不同的补贴。

2015年,这项政策的力度空前加大。按照现行政策,贫困家庭建房,政府可以提供五万元左右的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来说,这就是无息贷款了。据说,各村都有一定的名额,由乡镇派出干部,村干部配合,进村入户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之后由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再由干部送到农民家里。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农民建房可以申请贴息贷款,还可以申请贴息贷款用于投资、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镇分配到每个村的贷款申请名额大约三四十个,像前面提到的危房改造贷款一样,由村干部配合乡镇干部进行调查,再由乡镇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直接送到农民家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和经营能力。所以,拿到贷款后怎么用,也是个问题,需要考验每个家庭的自主经营能力。听做过这项工作的人说,只有极少数人将这个贷款用于经营活动,再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用来翻建房屋,还有些人用于日常生活开销,最糟糕的是有些人干脆拿去赌博。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后,下乡扶贫成为工作的重点,政府机关部门的公务员几乎都有下乡扶贫的任务。一般一个人固定联系三户人家,每个月必须至少去一次,不允许在农民家里白吃白住,吃住都要自己付钱。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联系的贫困户搞一些经营项目,以早日脱贫。对于稍微有些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来说,可能办法还多一些,但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年轻公务员来说,这个要求其实有点高。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搞过经营活动,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做生意的朋友,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大多数就是养殖、种植之类的传统办法,得到农户同意配合的承诺后,再去申请贷款,帮贫困户落实。可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下乡干部让农民养羊,农民说他没养过,万一养死了咋办?干部说,羊羔是政府补贴的,农民不用掏钱,养大了卖掉的钱归自己,而且,还有专家定期下乡指导,不用担心技术问题。即使如此,农民也不愿意养,他们还是愿意要钱。

为了督促和检查下乡对口扶贫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市里有专门的检查,会不定期抽查,或者电话抽查,或者直接实地考察。如果农户反映干部不够积极,这个干部可能就会被批评或者面临其它不利后果。因此,下乡扶贫的干部除了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找项目,每次去还得给老人小孩买点礼物,请他们在检查的时候尽量说自己的好话。

消除贫困当然是好事。但有的地方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强制推行,在一个虽然已经离开农村但仍和农村保持联系的人看来,这显得有些拔苗助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曾经碰到一个家庭,三口人,加上大病保险、粮食直补、退休工资等各种补贴,平均一个人一年大概可以拿到1.8万元,数字相当惊人。所以,多数公务员认为,现在的扶贫政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需要的限度,而且成了普通公务员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毕竟还是农民得到了实惠。他说,有几年当地为了让经济数据好看,不断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导致当地失去了贫困县的帽子,也失去了数亿元的扶贫资金,而这个损失是农民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和城镇化。这是最近几年党和政府重点抓的工作。听同学说,目前全镇都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完成流转。按照原来的计划,土地流转主要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便于进行机械化耕作。而且,有政策明确规定,流转土地不允许种树,不允许建蔬菜大棚,只能用来种粮食。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已经流转的土地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种树和建蔬菜大棚。原因很简单,种粮食成本高而收益低,种树和建大棚则见效快、收益高。相关部门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并没有进一步监管。此外,前两年城镇化建设提得比较高的时候,镇上曾经有个计划,将全镇的土地都流转出去,将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统一上楼。这个计划看起来好像挺不错,其实根本没有可行性,后面土地流转只完成了几个沿公路的村子,离镇上比较远的村子就没动。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的计划,也无疾而终,慢慢没人提了。但一些稍微关心宏观形势的人都认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终究还是要搞,目前虽然没行动了,但未来还是避免不了的。

客观上说,目前应该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土地集中耕种的条件。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出,留下种地的人少。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按要素分配的,让现在已经掌握了资本的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再去通过流转获取土地,那么他们获得的要素进一步增加,在分配过程中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而那些本来就不掌握资本,只有一些土地的农民现在干脆连土地也要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出去,那么在分配中就更加处于不利地位了。这种情况需要考虑。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也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让他们有自主摆脱贫困的能力。而现在有一些扶贫做法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不是注重农民能力的培养,而是直接给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肯定是弱势群体,他们唯一能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而这样的组织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如果扶贫工作寄望于从上面下去的干部依靠个人能力和资源帮助农民直接解决问题,摆脱贫困,却看不到基层组织发挥任何作用。作为农民组织领导核心的村两委,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工作也就是配合上面下来的干部。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工作方法就是本末倒置的。现在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扶贫工作应当逐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开展扶贫工作中将已经多年陷入停滞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以基层组织为主来进行农村的各项工作。

 

(编辑  迟晨光)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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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民主”的历史背景

美国传播民主的“天命”扎根于基督教宣传和劝诱他人信教的老传统。其实,“宣传”这个词最初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传播宗教信仰。土生土长的人们(“异教徒”)和民族被哥伦布及其西班牙征服者们的后裔以基督和文明的名义欺凌、杀戮和文化灭绝。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们广泛地推行奴役和贩卖奴隶,并得到早期共和国宪法的批准。妇女们的选举权被剥夺。美国对待外国人及本国大量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态度与政策从未符合美国神像化的高贵形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有所改善。美国给予那些政治和伦理压迫下的或民主生活受威胁的国家的援助记录,即使往好里说,也是有许多污点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传者爱德华·贝奈斯[①](Edward Bernays) 成为美国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他认为,为了调和美国与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同现实,需要广泛地运用宣传,使国内外的人们相信美国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贝奈斯认为,宣传像“政府的无形之手”在政界、金融业、制造业、农业、慈善业、教育界等领域的日常运作中是永远必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领袖们把说服公众等同于满足美国的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石油产业的需要,并使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宣传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扎根于后来出现的“军工联合体”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冷战。

遏制社会主义

为了使宣传工作在世界范围取得领先地位,杜鲁门在1951年颁布了一个指令,成立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官员们组成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以协调、计划和实施海外的心理战策略。美国的军事干预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的运作可被视为是国家用于为私有资本提供市场机会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义使别的国家发生动乱,如摩萨台(Mossadegh)任总理时的伊朗或阿连德(Allende)任总统时的智利,其实际目的是为保护美国大公司在那些国家对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的投资。

在民主国家,宣传主要靠说服而不是恐吓,虽然使1919-1920年间的“恐红症”策略得以复苏的冷战触发了再次灌输惧怕共产主义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这个第二波“恐红症”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和政治清洗。一个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处回响,它把苏联打扮成势不两立的“自由的敌人”,并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当作危险的破坏分子列入黑名单或逮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同于第一波“恐红症”,麦卡锡主义的手伸到了劳工运动之外。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电影业、报刊业、新出现的电视业、教育机构、文学界和其他公共部门内的自由派都遭到猎魔者们的无情追捕。按照摩尼教的说法,苏联及其盟国被视为是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对抗“自由世界”。

以冷战作为思想意识基础,反共产主义导致了“军工联合体”的形成,它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由国家大力资助的美国经济扩张及较为开放的移民制度,使数百万美国人享受繁荣,并激发出许多社会政策创意及百万富翁们和各种慈善基金组织。但是,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是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

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企图打破新殖民主义桎梏及苏联向革命运动提供的支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军国主义反应。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中,有许多都配备了能打到苏联城市的核武器,紧贴着几乎苏联的整个边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内,美国人沉浸于一个主观臆想中:苏联是对美国具有紧迫且明显威胁的国家。虽然通常认为苏联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但冷战从未结束。在波兰建导弹防御设施和在捷克共和国建雷达基地的计划(波、捷都是北约成员国),为了更加“安全”,美国提出在波兰土地上部署进攻性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这使人们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

一些强国相信,民主是可以被教育出来或移植进去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民主的发展是有机地进化。但是,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在国外建立和支持过一批专制政权,这就不难理解民主输出者的动机。事实上,美国一系列海外活动的一贯意图是,随着军事入侵和转让军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弹或选票取得政权,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资取得市场。

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为欧洲设定国界。但是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这些协议,并继续暗中破坏共产主义政党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及它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是与遏制政策一致的。但是,即使有军事和技术优势,它仍无法阻止共产党接管中国。

随着战争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 “发展传播学”引入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宣传是美国政府用于推行外交政策的四个支柱之一,其他三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

战后的干涉主义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主要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中,他们又转回到“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是把国家领导人妖魔化以构造敌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把它推销给易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甚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阿什克罗夫特意在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狂热的超级大国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第一号公共敌人。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主流媒体的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及用暴力阻止它自己的公民们护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可以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的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相信这种宣称就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一些已被推翻了。“自由” 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那样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有自由或没有自由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延长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这样,“自由”就成了一个法定的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自由帝国”中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的。

所有这些宣传站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发动的资金筹措活动,即“自由十字军”,都与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合谋,它们的400多名记者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就秘密地为中情局服务。在外交政策圈内,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被认为在中、东欧地区把共产党赶回去的“文化战”中起了主要作用。

前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约瑟夫·德菲(Joseph Duffey)认为,USIA这个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市场利益服务的。他在1993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行动小组报告说:“需要加强本署活动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商业、贸易和经济。我们正在愈来愈多地教导其他国家的不仅只是自由市场原理,而且是使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USIA通过各种会议活动、巡回演讲、交换教育、短期访问计划和其他项目,执行它的宣传职责。1994年,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各种项目,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把美国之音、马蒂广播电台、马蒂电视台、世界网电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都置于USIA及其驻在国外的前哨站点管辖之下,从1996年起,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及后来增加的西藏、北朝鲜、缅甸、老挝和越南)。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USIA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管辖,这样就把国家对海外宣传的主要组织变成了“更大的情报业的一部分”。

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

里根自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起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共分子,作为美国总统,他试图用秘密的和比较透明的两种手段推翻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一个被命名为民主计划(Project Democracy)的白宫项目(最初名为真理计划[Project Truth])是白宫利用私有资金组织的,用以支持秘密的外交政策行动,并与中情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密切协调。民主计划接管了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的中美洲公共外交行动特派组的宣传工作。雷蒙德把以前由中情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纳入这个民主计划。

与中情局不同,半私有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会使那些政治特务在生涯中不需要用假名过地下生活。即使不是那么隐蔽,国家民主基金还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不同政见者、学生团体、书籍出版商、报刊和其他媒体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培训、教材、电脑、传真和复印设备、汽车等,在外国的国内事务中搅和。有人估计,给帝国主义披上慈善形象的外衣,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比中情局更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软帝国主义。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早期是美国新闻署预算中的一个项目。在1999年,美国新闻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归口于国务院之下,通过国务院得到国会给它们的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部分资金来自私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他的美国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已在100多个国家,包括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支持促销民主的项目。在后苏联时期的欧洲,一个较早的改变政体的机会来自反共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这个目标得到一些机构的相助和参与,如全国民主研究所[③]NDI)、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简称劳联-产联)的团结工会中心、美国商会的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私人和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他的政府和私人机构。

看一看全国民主研究所,特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成员的背景和联系(IRI64个公司的和基金会的“施主”),就可发现,官僚和资本家们惊人的交叉(政府官员与公司连结),其中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财富杂志500强的能源、汽车、媒体和军工产业的代表。虽然能源公司,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同时资助NDIIRI两者,但是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中东的其他国家,这些公司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直接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贡献。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不必向国会汇报。它支持在海外的法律、宪法、公民社会和选举等方面的培训。在这个领域,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它觉得有希望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内鼓励举行选举,也支持已确定要选举的国家。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这是基于它包罗了许多的权力利益集团:美国的两大党、企业界和劳工界;但是,这些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早就紧密地与狭隘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勾结。这些利益集团表面和谐共处是为了制造一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脱钩的假象”。它在开张时是完全由国会资助的。那时,国会未打算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去跟美国国内的政党打交道;然而,两个最主要的受资助单位全国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却是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约三分之二的资助是给它的4个核心研究所,其余的给私营承包者们。它在1994年开始接受私人捐献,它的筹资来源之中有主要的军工和能源利益集团,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

国家民主基金会怎样选择它的目标国家呢?威廉·罗宾逊认为,本质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策来自国务院和白宫,有时候同中情局协调[1]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是无党派的,但一切得到它资助的机构在中、东欧实施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显利益,即阻止共产党及追随它的左派政治组织夺回政权。假如世界上有任何地区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党派性在那里最令人注目,那就是前苏联及其盟国。

促销民主的宣传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基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内才能存在的前提条件,坚持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接受严格符合新自由主义调控的“休克疗法”才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候选国。这意味着完全的企业产权,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经济实体私有化”、取消对进出口的一切管制、解除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外国公司把利润全部汇走的权利、股票和债券投资系统的运转及其他金融工具。

事实上,资本的产生依赖国家在工业扩展的每个阶段给予企业的巨大的补贴——从把国家土地给予私营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到“军工联合体”(它发端于美国国内战争)。那种市场自主发展神话的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公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其巨大财富。这种信念忽视了征服、掠夺、战争,支持外国的镇压和强迫第三世界经济体把大量资源输往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工厂劳工。它还忽视了国家如何支持奴役以及没收土著人民的土地。

促销民主是现代化理论的延伸。这个理论关于“欠发达”的教义之一是,较不发达国家不认同“发达”的价值观,并有助于使社会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现代化理论吸取这个观念,假设制度能够被转让,就像把传统的行为转变为现代习以为常的实践。

在各类生活质量指标方面,美国被西欧、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超过,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不久前被定为民主援助计划目标的中欧国家。这就使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公民合乎逻辑地产生问题:美国的民主系统是否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福利,它是否是一个值得被赶超或被复制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滑已引起公众对立足于买卖照常干的经济复苏计划的质疑。奥巴马的当选使整个世界期待改变大公司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反环境和反理智的逆流以及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展示上述生活质量数据并不表示美国没有能够显示其领导地位其他领域了,但是这些数据粉碎了关于美国是全球“老大”或“自由世界领袖”的浮夸和它常常摆出的道德姿态。

由于名人而不是制度化的政治结构(包括政党)控制选举, “现代”美国政治进程的魅力开始衰退。在美国,形象制造家们接手了大部分的政治竞选工作,政党的作用现在主要限于筹款。而且,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政党的形成和选举是可以在不同国家的背景下复制的过程,也已成为质疑的对象,因为它忽视了政治活动(其实是社会和政治规范)扎根于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在现代化理论家(如罗斯托夫)的论述中有一个推定:新国家如果要制定通向发展的途径并在国际系统中占有它们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沿着“发展阶段”顺序前进。

关于现代化和民主的论证立足于国家的缔造和坚固的国家结构。但是,在最坚强的国家缔造者之中有这样一些人:胡志明、纳赛尔(Nasser)、毛泽东、卡斯特罗、恩克鲁玛(Nkrumah)、苏加诺(Sukarno)、尼赫鲁(Nehru)、曼德拉(Mandela)、阿拉法特(Arafat[]及其他革命领袖。当他们致力于把他们的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时,美国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受信任的。这当然是因为这些领袖们没有接受后来关于经济的药方“华盛顿共识”[],也没有把申请成为“自由世界”军事组织成员作为他们的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抱负。这些领袖们没有把美国的政治结构视为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情况特别有关。

采纳美国式民主机制继续被国务院视为政治发展的逻辑前提。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主要促销民主努力之一和美国律师协会(ABA)的法治创议计划(Rule of Law Initiative Project)是在中、东欧用美国的法学理论和程序,包括宪法、企业法和“选举改革”,培训律师和法官。接受ABA创议计划的有五名乌克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推翻了2004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迫使第二次投票,接着宣告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为胜利者。事实上,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太过于强调把选举作为民主的本质,其效果实际上毁坏了民主化。

制造“过渡”

    “过渡性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与政治阶段论有关;在这个理论中,那些经历过共产党或右翼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将给西方式民主让路。它掩盖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地位及利用发展阶段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秩序的当然领导者。它也掩盖了现代全球结构和机制,更加偏爱私营部门和跨国特征,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国家强盛不再被视为是发展的关键因素。

美国两大党派中似乎没有一个承认,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实施外来干涉对于美国的长期目标几乎总是失败的。美国破坏伊朗1953年举行的选举导致国王独裁及伊朗人民因其支持国王而痛恨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出手推翻危地马拉当选的领导人及在1970年支持智利的独裁政府,得到的是那两个国家人民的深刻不信任。美国把外国政府资助美国政党视为非法,而它自己却经常支持它认为有用的外国的政治领袖或政党。

民主不是一个可以像搬迁汽车厂那样被输送的过程,它必须被发展并通过冲突、试验和犯错误被不断地从内部和组织上予以改善。起初,美国的民主在起初肯定不是社会包容性的,需要许多斗争,在它开始协商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保护它的大多数公民之前,甚至还有一场内战。

从华尔特·李普曼到乔治·凯南到亨利·基辛格,都一再提醒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不要为传播民主价值观而冲动,“必须更审慎地追求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促销民主应被理解为一个华丽的辞藻,用于取得进入世界一些地区“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的许可证而已,民主辞藻的最佳用途是帮助给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穿上外衣。

促销民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具

发展主义理论的主要前提是,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为首,形成合理的国际力量等级结构。在干涉背后有一个必要的逻辑,即干涉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及其先进的现代普世价值。

20世纪80年代末,受数字化通讯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全球经济整合以不利于世界弱国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视它过去造成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历史和世界经济基础。

过渡到跨国主义

自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的解体,为资本主义世界梦想的和马克思100多年前预期的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一个新的推动。

依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生存的叶利钦[⑥]政府,开放了与西方的交易。突然的经济开放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其效果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时的大萧条还要糟糕得多。类似的结果随后也出现在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艾滋病毒HIV/AIDS增长率超过世界任何地区。社会科学家詹姆士·皮特拉斯(James Petras)发现:在过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5年内,几乎所有的基本产业——能源、矿产、通讯、基建和批发业——都被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及亿万富豪的黑帮们所掌控或者被关闭。这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相对的停滞、大量人员外流及通过非法转让、洗钱和掠夺资源使经济非资本主义化。

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及其向东扩张仍被西方国家的策划者们认定为信条。借用克林顿的说法:“美国打赢了冷战,市场经济将从贝尔格莱德蔓延到比什凯克[⑦]”。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远非从事解救贫穷、疾病、不平等和经济困乏的慈善机构,近些年来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它在1994年成立“过渡行动局(OTI)”(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局”)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俄罗斯和东欧。用OTI的话来说,“抓住机会之窗,针对政治过渡和需要稳定,OTI在当地提供迅速、灵活、短期的援助”,这意味着它的海外办事处可以比USAID本身更快地独自直接资助当地组织用于“促销民主”的项目。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政治现实主义”学说是理解国际关系的最一贯的方法。这个学说断定,外交政策的两个中心支柱是追求和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使自我认定的行为合理化,其办法是用普通的词汇“世界利益”和“建立民主”表达政治和经济,不考虑力量、民族、地区、文化和历史特点的差异。

较大的“密不透风的”干涉主义计划要求有一个迂回战略使国家的行动合法。“促销民主”的迂回活动强调,这是为了帮助建设“国家的能力”和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使人们忽视跨国公司集团希望回避公众对其经济及其他权益和政策的政治辩论。为达此目的,利用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机制去影响政策变化,从而绕过公众的广泛质询和参与。国家建设被认为不是公众参与性的,而是专家治国和行政管理的运作。

跨国权力的运作要求增加当地的精英们作为改变政体的伙伴。这样做有多个理由,当地的精英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因与外国的利益集团合伙而得到提升。从前,这样的人被视为是“买办”。对于救助者而言,增加当地的精英们意味着更容易进入这个目标国家的权力之门。这使得外来的经纪人能接触当地资源。在被挑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特别重要的是外国集团建立的与当地学生组织的联系和帮助。在外国势力希望施加影响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合乎其标准方面,亲西方的当地精英们是不可缺少的。

 

(编辑  季节)

 



[①] 贝奈斯(1891-1995)被称为公关之父;他把他d 舅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用于研究如何影响人们的需求。例如,在经济方面他帮助烟草公司使女性吸烟成为时尚,帮助宝洁公司推销家居用品;在政治方面他把民选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抹黑,使美国政府出兵推翻阿本斯。

[②] 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解体后的波兰的第一任民选总统。

[③] 全国民主研究所又称全国民主学会,成立于1983年,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非政府组织,它主张民主无单一模式,但一切民主有同一个核心原则——人权。

[④] 恩克鲁玛是加纳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是印尼的总统,后来被苏哈托用血腥政变推翻了他的左倾亲华的政府;其他几位是众所周知的。

[⑤]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为经济改革而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自由化和私有化。

[⑥] 叶利钦在1991年当选为前苏联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199112月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使叶利钦成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1996年的初选中他未获半数以上选票,在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复选对决中仅以16%的优势胜出。他因酗酒而健康恶化,下台前指定普金接班。

[]比什凯克市(Bishkek),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



 

文史沉思

 

“其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1918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很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NGO组织者,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在法国经商的李石曽的头上,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8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两个月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20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是有备而至。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李石曽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反潮流”而非“赶时髦”,在他看来,崇洋之风,不可放纵,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若没有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态度,留学则很容易导致邯郸学步。

19203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与批判,其二,是作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于是,杨昌济再找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918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即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元钱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八块钱的“工资不低”。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大都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191741日),这位个子高高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3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而恰是在北大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到任整整100年前的181855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古罗马旧都特里尔城。

尽管此前的毛泽东对马克思闻所未闻,但历史却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818年的欧洲与1918年的中国面积相仿,境遇类似。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宪法的问题、如何发扬情感与意志的力量,以使人们的精神从死气沉沉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在青年时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思想而非政治领域里的革命。

1848年,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文本。这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首次申明了全世界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好战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去做资本家和政客的炮灰。

1869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际运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迅速壮大,影响力迅速超出了欧洲,在北美获得了10万工人的支持。1871年,在巴黎公社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欧仁·鲍狄埃创作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通俗而有感召力地提出各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推翻旧世界。这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客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必将彻底摧毁建立在“战争平衡论”——即“力量均势”基础上的欧洲旧秩序。马克思这个“幽灵”比一切欧洲革命思想加起来还要具有革命性,因为此前的欧洲进步思想只不过是把既有的制度划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而马克思的思想则把人类历史的进程描述为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

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工人们意识到,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实现,191711月,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俄国随之退出世界大战,191810月底,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德皇宣布退位,11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结束。

就是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北大图书馆, 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眼界大开。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的56两期,刊载了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李大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整地存在在那里的说法,是根本上不符合实际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引发的“经济思想史的革命”,而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均没有马克思那种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历史唯物论,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刻地叙述了欧洲史和人类历史。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出的深刻解读。今天我们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依然会醍醐灌顶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19201117日,《北京大学月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研究会由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这些先觉者以德文和日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研读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而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北京大学就是这样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20145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北大,他在载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的《北京大学月刊》前驻足良久,感慨地说:“寻根溯源,源头就在这里啊!”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寻根溯源,源头就在李大钊的北大,而不在苏联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教条。

1949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向北京进发的路上,遥望古都北京,毛泽东曾经这样说:1918年,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我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是我的引路人,没有大钊同志,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的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而“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1919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毛泽东回湖南后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714日,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创刊宣言里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四个感叹句、四个设问句破题: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避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7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地语言喊了出来: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

《湘江评论》刚出了四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了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如果说有谁把毛泽东由一个温和的改良派推向了革命派,那么这第一个人便是湖南军阀张敬尧。

126日,毛泽东发动湖南各校总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同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摧毁旧世界,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

1949年,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他自己性格的关键性的转变: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201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只是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1920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通宵达旦。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发言,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 “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由于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如果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了,社会主义代表着民主的方向,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倡导“科学与民主”,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因为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聘任为校友会会长、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痛切的回忆的那样,他并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19207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新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新文化书社的缘起。

82日,长沙新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毛泽东表现出他惊人的经营天才,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进货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新文化书社成为了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当时的湖南才子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你这种思想,还是绅士和士大夫的思想。直到1921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而陈独秀则由于当时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抽身,便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4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敢想敢干的新青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实际相结合,它至今恐怕依然还是高妙的理想,依然还是空说。

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2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到: “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之成败,端赖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他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1922918日,在地方商会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19279月,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条枪,安源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了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1922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罢工,而另一个在安源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同乡。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他因“思想过激”而遭李石曽和吴稚晖排斥,1921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朔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192210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而当时的党中央,对他的行动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声援与支持,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8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19501125日,新婚不到一年,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毛岸英战死朝鲜疆场。

毛岸英战死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他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毛泽东沉思良久,徐徐回答说: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就是在那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1901年,耶鲁大学由青年基督教会的12名会员构成的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 “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也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1976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萧子升晚年著书,仔细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经历。那一年的9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与萧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奋斗了一生,而萧则空说了一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合泪写下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841116日,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易礼容被国民党追捕,于1929年流亡日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易礼容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全国解放后,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而他的搭档,还是当年一起领导安源罢工的李立三。

1997328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和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2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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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阿丕叔叔

张九九

2016-06-10 16:00:1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记忆也变化着。

10年前,陈小津(陈丕显之子)嘱我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当时我脑海中立刻跳出的是阿丕叔叔“快过来,我是儿童团长,听我的!那欢乐的形象。

10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小津又瞩我写纪念文章,不过现在跳到我眼前的,却是一件“老头衫”。

那是一件洗得雪白透亮的“老头衫”,背后是用致密、整齐的棉线“织”就的。这件老头衫,的的确确是一件“针织工艺品”。如果不是在陈小龙从“造反派”手中拿回来的东西中,夹杂着它,我真不敢相信,那竟然是阿丕叔叔——当时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文革期间天天批斗审讯、备受侮辱和诬陷的隔离审查中,在见不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战友和亲人的隔离室里亲手缝就的。

回想当年,上海满大街贴满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陈丕显”的大字报。他的妻子,一个被战友朋友们也认为是“骄娇二气”的小谢,早已因为是“走资派的臭老婆”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不知死活;儿子小津和女儿小棋则到处“流窜”不知下落;家中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娇小姐”陈小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小龙的住所,走进被造反派抄得连张像样的板凳也没有的、空空如也的“家”中,虽然看到屋子里被收拾得几净窗明,但我还是不放心,有时会陪小龙住些日子。

那时我们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小龙还要设法省出一些来,买一点点生活必需品,想办法送给不知下落的父母。即便如此,我这个大姐姐还是被“娇小妹”照顾的满惬意。晚上,我们常常同睡在干净冰冷的板床上,津津有味、天南海北地聊得很晚。那时小龙年纪还小,对造反派揭发阿丕叔叔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这段相处,让我了解了文化革命前后阿丕叔叔家的一些生活琐事。而短短的几天,小龙好像长大了,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会照顾别人,懂得了生活的艰难。

阿丕叔叔像当时小龙那样的年龄时,己经是福建少共省委书记了,那可是领导几万人的“大领导”;他18岁就和陈毅老总一起在油山打游击,过着陈老总诗中所描写的“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天将午,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的艰苦生活;他怀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的英雄气魄,始终抱有伟大的信仰。1947年,阿丕叔叔31岁,已经担任中共华中分局的主要领导,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苏中解放区;1952年,36岁的阿丕叔叔已经代理陈毅,担任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主要领导。尽管阿丕叔叔当时在党内资历并不算太老,职务也不算很高,但是他在党内的知名度却非常高。虽不能说全党全军都知道阿丕是红小鬼,但谁要说不知道,那可也算"孤陋寡闻"了。

阿丕叔叔出身贫苦,既未执行过错误路线,也未参加过任何宗派活动,连审查大概都没有过,革命历史再清楚不过,可谓“纯之又纯”。加之阿丕叔叔待人诚恳热情,因此人缘极好,为党内外各方人士所信任,老老少少所喜欢。正因为如此,他也备受毛主席的信任。

194310月,在新四军曾发生过有名的“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饶漱石和陈毅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的。本来党内有分歧是正常的,然而由于饶漱石不能正确处理,造成新四军领导的不团结,陈毅军长的处境十分困难。后来中央将陈老总调回延安,留在华中的张茜阿姨和尚在幼年的小侉和小丹日子不好过,我曾亲耳听张茜阿姨深情地说,那时“幸亏得到阿丕的照顾”。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位曾与陈老总在赣南同生死,后来又是陈老总提议调来上海主持工作的阿丕,与饶漱石有什么过节,从不知道他在“七届四中全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过什么过头话。

总之,阿丕叔叔“人缘”特好,连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曾当面对阿丕叔叔毫不客气、毫不礼貌地提出要求和意见。他呢?从来都是:“阿呀!你这个九九!”。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时是阿丕叔叔最最“火爆”的时候。四人帮、造反派拉他。阿丕叔叔似乎立刻就要如日中天了。就是这样一个“谁都喜欢”的人,突然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又受到最残酷迫害,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受拉拢。

“四人帮”对阿丕叔叔的拉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961年之后,江青频繁来往北京、上海之间。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接待江青,陪江青看戏、吃饭。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军队文艺座谈会”、江青参与《芦荡火种》改为样板戏《沙家浜》、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出台……这些重大事情,阿丕叔叔都尽可能地给予了“后勤保障”。文化革命开始,阿丕叔叔鼻癌还未完全痊愈,尚在休息。1966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阿丕叔叔请病假,没有参加。1966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病假中的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来北京参会。会议期间江青两次请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吃饭。林彪、叶群、江青都说这种关怀是怕阿丕叔叔“落后于形势”。江青在会议结束后,还正式宴请小谢阿姨和阿丕叔叔,明确告诉阿丕叔叔:要“站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中间,陈老总请华东各省的第一书记吃过一次饭。对这次吃饭,许多人都猜测:陈老总或许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或许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我也曾这样认为。不过今天要重新审视这样的认识。陈毅早在1936年冬就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豪迈诗句。个人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虽然摸不着底即将发生什么,但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坚强意志的革命家,他深知这时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紧要关头,并为此忧心忡忡。借着吃饭的机会,他鼓励、告诫这些老部下、老战友们:“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在这次“饭局”上,陈老总对阿丕叔叔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今天看来,这番话意味深长。陈老总不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啊!这是一次与江青针锋相对的“饭局”,不是惜别,是战斗!

可是,在这次会后回到上海的阿丕叔叔,再也不可能像陈老总吩咐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一连串的复杂事件接踵而来,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赤卫队”、“工总司”“红革会”……今天斗,明天批,后天闹;今天是王洪文,明天是徐景贤;今天是张春桥指示,明天是江青指示,后天……直到“一月风暴”上海市委被造反派夺了权。

阿丕叔叔最后履行的职责是:奉周总理之命处理了“昆山事件”。196715日,《文汇报》发表的由阿丕叔叔主持与签发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告全市人民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人民日报》于19日进行了转载。但l12日一早,阿丕叔叔就被造反派抓去游街,从此离别家人,失去自由长达八年半。1967l月底、2月初,许多省的书记们,都被周总理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虽然他们还是继续受批判,但是和造反派们是“背对背”,可以“闭门思过”。到1972年以后,这些书记们就被陆续“解放”。阿丕叔叔则不然,对他的批斗,从1967年直到197571日期间是层层加码。那是当然的,江青、叶群明明白白告诉你陈丕显,叫你支持造反派,你阿丕却搞了个和造反派对着干的《告全市人民书》,不整你整谁。拉不成就狠狠地打,整整搞了8年半。

1967112日开始,各“造反派”对阿丕叔叔轮番轰炸,使尽各种伎俩。为给阿丕叔叔搜集罪证,造反派先后“审讯外调”20432人次。仅19672月至5月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就有213次。已经是林彪事件后的197259日至75日还仍然批斗审讯68次。“四人帮”们对阿丕叔叔的批斗、审讯,每次都达三、四小时。有时早中晚,一日三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571日。

当我写到这里,那件“老头衫”就不停地在我眼前闪动。那件洗得透亮的“老头衫”上,织出来的细密平整的针角,哪里是这个受了8年多精神、肉体折磨的老人,在动荡恶劣的时间和空间里织出来的?那分明像是一个心静如水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盘腿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在微亮的油灯下专注地、一针一线地缝就的。是的,我的这感觉没错。20432次的外调,没有查出他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成百上千次的批斗,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他能做到问心无愧、泰然自若,他当然能心静如水。那件“老头衫”的针脚就是他心静如水的写照。在8年半的时间里,他时刻记住陈老总的谆谆教导“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

时过境迁。如今当我问及“老头衫”时,陈小津竟然不知道,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啊!阿丕叔叔走了!阿丕叔叔的那件“老头衫”也走了!然而那“老头衫”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那“老头衫”就是阿丕叔叔一生的写照。

在我写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时,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陈毅诗词选集》,阿丕叔叔的一生和陈老总分不开,也不能分开。我想找一首陈老总的诗,来概括阿丕叔叔的一生,人们最常引用陈老总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诗句,而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陈老总的《红梅》所描写的诗句“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更适合阿丕叔叔。

(编辑  季节)



¨ 陈丕显(1916320日-1995823日),福建省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本文为纪念陈丕显诞辰100周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