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时，美国把香港视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并使其在对华战略中担当一定的制衡中国的角色。当英国在不得已情况下决定将香港交还中国后，美国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U.S.-Hong Kong Policy Act），肯定“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价值，给予回归后的香港近乎“国家级”的待遇，其目的不单是要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巨大利益，也包括取代英国在香港的地位。美国更期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能够继续发挥促使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的作用。

总体而言，香港回归以来在中美关系上不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也没有为中美关系带来麻烦。尽管中国政府偶尔对美国政府发表的有关香港的意见和批评做出反击，但香港问题并没有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影响。来自中国或美国的专家和学者在论述中美关系时，一般都不会谈及香港。

然而，过去几年来事态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可能带来了一些复杂因素。虽然目前还未能充分、准确和具体地预测日后的发展，但从“预为之谋”的态度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应该有一定的价值。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2010年美国总统宣告“重返亚洲”(“return to Asia”)战略，目的是要把美国的地缘战略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亚洲。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又被称为“亚洲再平衡”(“Asia rebalancing”)和“支点”（“the Pivot”）战略。“重返亚洲”当然并非表示美国过去在亚洲没有“存在”（“presence”），只不过是高姿态强调美国要大幅加强其在亚洲的“存在”而已。从美国的角度看，过去过度重视欧洲和中东的地缘战略需要调整，这就势必对崛起中的亚洲特别是中国给予高度重视。显然，亚洲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欧洲和中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

一直以来，各方面对于“重返亚洲”战略的论述虽多，但颇为零碎，且臆猜成分不少。即使是“重返亚洲”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R·克林顿对此也是语焉不详。① 今年出版的由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撰写的新书《支点：美国在亚洲的未来治策》）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全面、详尽和权威的论述。①坎贝尔在2009-2013期间是奥巴马总统的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深得国务卿希拉里赏识，也是“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师和推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明年入主白宫，则坎贝尔重返美国政府的可能性不低。以此之故，他对“重返亚洲”战略的阐述不容忽视。

     简单来说，按照坎贝尔的分析，“重返亚洲”战略有如下的重要内容：

 

l  制定全面和灵活的亚洲战略，有效地运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其他手段来达到美国的重大战略目标。经济手段和其背后的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尤应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②

l  鉴于亚洲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该地区与美国的未来国际地位和核心利益息息相关。亚洲应该是美国的国际战略重点，过去美国过度重视欧洲和中东的战略应该改变。亚洲的战略重要性应该不亚于欧洲和中东，甚至应该尤有过之。

l  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亚洲以至世界的局势与大国势力对比格局。必须防范中国成为亚洲的“霸主”，因为那将损害美国在亚洲以至全球的利益，动摇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将改变战后由美国缔建和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及其运作规则。

l  亚洲各国虽然与中国在经济上有不少的共同利益，但在安全问题上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担当领导角色，尤其是在维护他们的主权和安全方面。

l  向美国在亚洲的新旧盟友或朋友保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存在，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被迫撤离亚洲。同时，也向中国表明美国决心维持其在亚洲的利益和领导地位。

l  不容许中国在亚洲“成就霸业”。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会让亚洲走向不光明的前景。

l  尽管美国充其量只能拖延中国的崛起，却不可能阻挡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的战略意图是要促使中国在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框架下崛起而不是另搞一套，从而减少中国崛起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避免大国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鉴于中美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对中国并非采取“围堵”(“containment”)战略，反而是一种混合了合作、对话、竞争和冲突的战略。

l  扬弃过去“中国优先”的方针，不再突出中美双边关系和中美联合领导在亚洲事务上的关键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应该把对华政策纳入一个更全面、广阔和包容的、由美国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政策框架之内。所以，应该建立和强化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贸易和军事合作。

l  保卫亚洲的由美国塑造的“亚洲运作系统”(Asia’s operating system)并引领该系统进行革新以符合二十一世纪的需要。该系统的主要原则包括自由航行、自由贸易、区域事务高度透明、和平解决纠纷、遵守国际法和规则等。

l  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性合作机构和组织，创建新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并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为新的、重中之重的区域性经贸合作组织。

l  建构更高层次和水平的自由贸易体系，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减少各类保护主义措施。

l  致力推动民主发展和宣扬西方价值观。

l  强化美国与亚洲的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l  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在2020年前把60%的美国海空军力量投放在亚洲。

l  确保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

l  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而进行军事装备和战略革新，破解中国针对美国的“反进入/区域禁止”（“anti-access/area denial”）的战略。

l  联合亚洲各国一起制约中国，并支持那些与中国有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国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与中国周旋。

l  争取欧洲国家对“重返亚洲”战略的支持、参与和配合。这个意图部分反映在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之中。

 

当然，现阶段很难断定美国在日后有多大决心和能力去贯彻其“重返亚洲”战略，而欧洲和中东的混乱局面是否会使美国再次分心，但无论如何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可等闲视之。

中美在亚洲的战略较量与香港

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中美两国无可避免会在亚洲进行全面的战略较量或博弈，其结果对亚洲以至世界格局将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针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国已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如中俄的战略互动、增强国防实力、致力捍卫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强化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合作、构建新的区域合作组织、签署双多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和经济协定、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组织和事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国内企业和人才“走出去”等。“一带一路”战略可谓各种应对策略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一整套深谋远虑、全方位和多元化的“西进”国际战略，其重要内容包括减少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开拓更广阔和纵深的战略腹地、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减低对海路运输的过度倚赖和强化能源、资源和国家安全等。

当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无以为继、各类保护主义抬头、国家与民族意识兴起和全球经济停滞不前之际，崛起中的亚洲的经济和战略价值更为突出。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美在亚洲的战略角逐不可避免。

在未来一段颇长的日子里，香港会处于中国和美国战略较量的夹缝之中，处境会愈趋困难。过去香港在中西方之间“左右逢源”的状况将难以延续。因此，如何应对新局面，对香港特区的领导人和中央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对美国来说，香港回归中国，特区管理权已属中国内政，故此香港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明显下降。随着中国坚定不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并在发展模式上与美国竞争话语权，在促使中国重复西方发展道路方面，香港的作用也已非常有限。当然，美国在香港仍然拥有相当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反共、反华力量和各种反对势力仍然可被美国利用为中国制造麻烦，并为“一国两制”的实施增添障碍，因此在某程度上，香港可以“继续”发挥牵制中国崛起的作用。

过去几年，香港各类反对力量利用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和特区政府施政失效等议题发动政治斗争，其巅峰之作为2014爆发的、为时达79天的“占领中环”行动。随后各种极端主张蜂起，尤以本土分离主义、自决倡议和“香港独立”为最。香港的反对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来自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①他们的行径不但为香港带来政治混乱和管治困难、阻挠了“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也损害了中国和香港的国际形象。

最近几年，美国对香港的关注程度有所上升，但往往从负面角度出发。自1993年开始，美国政府按照“美国-香港政策法”的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香港情况的报告。由于美国政府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情况没有违背“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的期望和要求，因此在2006年后便停止向国会提交报告。然而，最近美国政府认为，香港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对美港关系不利的情况，因此在2015年4月恢复向国会提交报告。在2015年的报告中，美国政府表达了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人权状况和媒体自由的不满。该报告对香港政府没有顺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将泄露美国情报机密的美国人斯诺登移交美国，反而容许他逃到俄罗斯特别恼火，并警告这会损害美港关系。①

美国政府这一举措将为美国日后进一步“关注”甚至“介入”香港事务提供理据和基础，也为美国政客“干预”香港和中国内政提供弹药。这一举措亦有可能使香港在某程度上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棋子”，哪怕是不算很重要的“棋子”。

近年来，个别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注意到香港在中美关系中的存在，并断言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乱源”或“麻烦”之一。例如，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在未来十年，中国政府所要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为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这几个越来越不稳定的边陲地区。新疆和西藏极为不稳定，而香港和台湾的不稳定程度较低，但它们却有与北京发生重大对抗的真正风险。”② 他接着断言：“……在香港和台湾，明显的和长期性的趋势并不是走向靠近中国大陆和中央政府，而是离开它们。这个趋势在日后会愈趋强化，并（在两地与中国大陆之间）产生连绵不断的摩擦。如果大陆方面试图以武力手段镇压香港或台湾的‘分离行动’，则不可预计但却又具有爆炸性的局面将会出现。”①

坎贝尔对香港的情况也做出评论：“北京对2014年在香港发生的抗争行动的打压、它在同年发表的那份旨在修改香港的自治地位的白皮书……已经引发了中国是否遵守‘一国两制’的严重关切。”②

可以说，香港的各种反共、反华和反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力量，以至香港出现政治动荡和部分港人与中央对抗的情况，都会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香港兴风作浪有可乘之机。除了扶植那些力量外，美国还可能采取一些“搅局”的手段，用以削弱香港的经济活力。举例来说，美国可以以“美国-香港政策法”为由，借香港的人权状况欠佳，或借口中央政府没有履行“一国两制”的承诺而撤回部分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比如输入先进技术）、对香港施加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阻挠香港加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扰乱香港的金融状况并借此在内地引发金融风波等。不过，这样也会损害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损害与美国人有共同价值观的香港人，进一步降低香港对中国的“示范”作用。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美国很可能不会积极做一些有利于香港发展或提升香港对中国发展的作用的事，毕竟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在中美战略较量激化过程中不一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举例说，尽管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和与西方规则和标准接轨的经济体，但从来没有美国的官员、专家或学者公开建议邀请香港加入那个目前旨在排拒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①

     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民主观是美国立国以来的国策。“美国-香港政策法”开宗明义地说明：“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项原则自然地应用在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上。1997年6月30日之后这个情况不变。”①此外，美国认为香港人的人权状况与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关系密切。②可以想象，在日后的中美战略交锋的过程中，香港的民主改革和人权问题将会愈益成为中美的摩擦点，而美国各方势力与香港的反对势力更会加强协作。

中央对港政策

作为一项关系到国家和香港的长远和核心利益的重要国策，“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而改变。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却将无可避免地使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需要面对一些新的复杂因素。“一国两制”诞生之际，正值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时刻。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一国两制”正面对中美战略较量之局。①故此，我们要以更小心、认真和警惕的态度来处理香港的事务。

一方面，保存香港与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密切联系对国家至为重要，因为香港在新一轮的国家“走出去”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中仍要担当重要和难以替代的角色。举例说，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难以遵循TPP的苛刻要求而加入该组织，但香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TPP的“桥梁”，发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作用。又比如，香港可以充当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一带一路”的融资、管理、服务和法律仲裁中心，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和实施服务。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在中央对港政策的显著性和重要性也会与日俱增。特别是香港在回归十九年后仍然没有完成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而香港与内地仍然没有相互移交逃犯的协议。近年来香港出现的各类本土分离主义和对中央与内地同胞的逆反情绪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预期，中央会加强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与香港特区政府的联系和合作。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尽管保存香港的国际联系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对国家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要，香港的国际活动空间有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调整，而外部势力在香港的运作空间也有可能需要受到若干约束。举例说，虽然香港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在香港以外成立多个离岸人民币中心。

     考虑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困顿和对香港的重视程度下降，香港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空间，而崛起中的亚洲正好是香港日后的依托。香港可以通过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来推动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国会发挥香港在亚洲的影响力协助香港“走进”亚洲，从而减少一直以来对西方的过度“倾慕”和依赖。

“一国两制”虽然在香港已经实施了十九年，但不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解、行为和要求的东西仍颇多。中央为了准确和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在坚持基本原则和立场的前提下，中央需要扩大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社会支持基础，为此需要在特区管治方式、政治作风和施政方针上尽量回应港人的要求，减少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并推行各项不可再延宕的社会、经济和民生政策的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和公义。

总的来说，在愈益复杂的中美战略较量局面下，为防止香港为外部势力利用为“颠覆基地”，保存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对国家的价值，需要在坚持“一国两制”大原则下采取坚定而灵活的政策和措施。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虽然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带来复杂性，但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可以将部分“坏事”化为好事。

（编辑  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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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堪称中东伊斯兰世界乃至国际政治中一大“现象级”事物。该组织主张极端行为暴烈，在国际反恐力量打压下，却能顽抗至今。

 

 “伊斯兰国”兴起：面对伊斯兰世界深重危机的应激性反应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由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由于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则会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化国家，导致富国和穷国的分化；资本全球化使“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劳资矛盾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复制。那些资本匮乏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吸引外资展开“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日渐失去获得利益和讨价还价能力，“资本全球化”的结果是使整个世界两极分化加剧：国家内部是“1%对99%”的严重阶级分化；国家之间则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最终制造出庞大的弱势国家与弱势群体。

对伊斯兰世界边缘化、贫困化处境的反抗与宣泄

  伊斯兰世界便是这种国际秩序的典型受害者。中东国家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后阿拉伯世界日益成为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期产品度日的产业链下游国家，距离经济现代化梦想越来越遥远。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由于缺乏工业能力，阿拉伯国家贫困化持续加剧。据统计，自1980-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目前阿拉伯世界l／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伊斯兰世界这种边缘化、贫困化困境近乎无解，其中一些国家基本丧失了通过正常途径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许多穆斯林丧失了依靠自身能力实现梦想、改变现状的信心和能力，日益陷入无助、厌倦和极端化情绪之中。2013年，皮尤曾对38个穆斯林国家3.8万人进行民调，占压倒性多数的受访者支持实行“伊斯兰法”。佐格比调查公司2015年10-11月对阿拉伯国家5374名15-24岁年轻人的民调显示，阿联酋69%的受访者，摩洛哥50%的受访者认为，“腐败、压迫和不得人心的政府”是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的主要原因。 

  2014年6月“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就是伊斯兰世界对当前困境的应激反应。该组织抓住了穆斯林普遍存在的反抗和求变心态。它一面抨击现实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一面谋求通过极端恐怖行为打破现行秩序，让穆斯林为了更大事业（建立“哈里发国”）而自我牺牲，发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和自杀性袭击。

  这种矢志打破现状的极端主张和暴烈行动，对那些充满仇恨、渴望摆脱奴役的受压者极具蛊惑力，因而该组织吸引了诸多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失败者和边缘群体。部分学者列出了年轻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国”的原因：缺乏教育；失业和贫困；反对压迫；痛恨美国；纠正社会不公；兴奋与战栗；扩大交往；帮助受压迫者；性与暴力。即使那些生活在欧美的穆斯林青年，同样对“伊斯兰国”的诉求十分动心。这些穆斯林青年多半没有公民身份，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伊斯兰国”察觉到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移民的挫折感。英国此前一项研究表明，大部分投身极端恐怖活动的年轻人并不是虔诚教徒，或被极端宗教思想感化，而是没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支持极端主义与贫富和教育程度并无关系。许多18-20岁的年轻人出身富裕家庭，英语流利，正在读大学，其加入极端组织很大程度是追求社会认同感和生命的意义，渴望被尊重。

  由于这种边缘群体近乎海量，因而“伊斯兰国”的兵源几乎取之不竭。虽然当前“伊斯兰国”成为众矢之的，但全球极端分子仍纷至沓来。“伊斯兰国”吸引了来自五大洲86个国家的3万多名“圣战”分子。其中，来自欧洲的极端分子超过5000人，比2014年增加一倍；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极端分子增加3倍，达到4700人；来自西亚北非的极端分子8240人。“伊斯兰国”已经成为吸引当代世界中受压迫者的磁石。据美国众议院本土安全委员会报告，2015年参加“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数量是2014年的3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6年2月发布的报告称，截止2015年年底，全世界有34个极端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许多极端组织并不直接隶属于“伊斯兰国”。2016年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组织数量还可能增加。尽管美国牵头的国际反恐联盟已消灭约1万名极端武装人员，但“伊斯兰国”扩张势头并未减弱，仍以平均每月招募1000名新人的速度不断扩充实力，这使“伊斯兰国”就像牛皮癣一样，始终难以治愈。

对西方列强“分而治之”地缘霸权战略的反动与修正

  现代中东的地缘版图始于l916年英法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根据该协议，法国将控制所谓“A地区”(叙利亚、黎巴嫩，摩苏尔)，英国则控制东南部地区“B地区”，包括从约旦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一战后，英法正是依据该协议，将阿拉伯世界分成若干“委任统治国”，这种人为划定的主权国家秩序，实际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这种“小国林立”的地缘版图碎片化，是伊斯兰世界积弱积贫的万恶之源。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足以发挥地区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这些国家形成“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的复杂均势状态，由此使中东伊斯兰世界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大国介入地区事务，由此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因此，这种外力强加的“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没有得到阿拉伯民众的普遍认可，试图颠覆和重组地区秩序的诉求和力量始终络绎不绝。自11世纪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穆斯林复兴运动，每次都怀抱着收复古代哈里发国土的寻根梦想，穆斯林坚信只要光复故土，定能再创昔日荣光。

  20世纪50-60年代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就试图分别按照“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重新整合地区版图。但是，由于中东现行国家与这种主权体系已相互绑定，改变地区版图阻力太大，最终均告失败。2011年以来，中东遭遇1916年以来堪称“百年一遇”的大剧变，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陷入动荡乃至濒临解体，这意味着维护现行主权体系的力量明显削弱。在此背景下，“主权至上”、“主权不容侵犯”等国际法日益受到践踏，干涉他国内政成为家常便饭。伴随着主权体系的衰微，要求重划中东地缘版图的势力重新抬头。

  “伊斯兰国”就是这股颠覆性潮流中的代表性力量。不同于流窜作案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早在2006年“伊拉克伊斯兰国”(IS前身)成立时，就定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跨境逊尼派国家的设想。2007年，ISIS曾发行一本小册子，详细描述了企图在叙伊地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愿景。因此该组织不断开疆拓土，在伊拉克侵占其他部落武装势力范围，在叙利亚则抢占已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2014年6月29日，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公开宣布建立所谓“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公开否定1916年英法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认为这是西方人为制造的产物，是非穆斯林的西方压迫穆斯林世界的象征，西方将伊斯兰世界人为分割成不同国家，破坏了在哈里发领导下的神圣统一。2014年6月10日，“伊斯兰国”在网上发布铲平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照片，下面的标题就是“打破赛克斯-皮科特边境”。

  很显然，“伊斯兰国”矢志打破中东现存的、由西方强行制造的地缘碎片化格局，谋求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
“伊斯兰国”是中东意识形态真空的产物

伊斯兰教史上，每逢重大历史时刻，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身影。而且，伊斯兰世界越是危机深重，这种极端化倾向越明显。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激烈角逐，加之部分伊斯兰国家过度世俗化、西方化， l979年在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重建起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并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再次抬头，像阿富汗、苏丹、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国，均出现伊斯兰势力抬头乃至上台执政现象。

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中东剧变之初，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等国强人政治纷纷垮台，表明中东盛行多年的世俗威权道路，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然而，当这些国家效仿西方、启动“民主转型”后，又不同程度出现了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安全形势恶化、教派矛盾升温等诸多乱象，“阿拉伯之春”日趋演变为“阿拉伯之冬”。这表明，效仿西方民主同样不能带领阿拉伯世界走出困境。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中东再次出现了“伊斯兰化”思潮。

 事实上，在中东剧变过程中，许多穆斯林就开始从宗教角度解读这场剧变，他们怀疑“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混乱和动荡，就是“世界末日”（End-Time）临近的征兆。在这些人眼里，埃及世俗统治者穆巴拉克被推翻，应验了伊斯兰教早期反基督教的预言。还有穆斯林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者中看到了“世界末日”的救世主。2012年一项民调显示，半数阿拉伯人相信，“马赫迪”（穆斯林的救世主）随时可能降临。

 2014年横空出世的“伊斯兰国”，就是填补这种意识形态真空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该组织有意识地处处效仿伊斯兰世界最辉煌的时期，如穆罕默德时期（621-632年）、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伊斯兰国”的旗帜上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的标语，该旗帜选择了黑色，而不是绿色、黄色或白色，就是要传达一种信息：在正确与谬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没有灰色地带。 “伊斯兰国”还出版了一份非常精美的英文杂志，名为“达比克”（Dabiq）。“达比克”是阿勒颇北部临近土耳其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当年穆罕默德曾预言，当穆斯林在阿里·阿马克或达比克（两个地方均在叙土边境）击败罗马军队后，“末日审判”就会来临。诉诸宗教已成为“伊斯兰国”动员民众、激发士气的最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

“伊斯兰国”为何不能拯救伊斯兰世界

与其他极端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最卓尔不群的地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主张回归宗教、建立“哈里发国”，并试图通过使用恐怖暴力手段等各种极端方式，帮助伊斯兰世界重振昔日辉煌。有学者指出，1950年以来，“现代圣战”的涵义一直围绕着三种精神打转：对抗十字军精神、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革命。而“伊斯兰国”发起的现代圣战，正好呼应了上述三种精神：“对抗十字军东征”对照反对西方文化；“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对照反对欧美国家掠夺中东地区的利益；“革命”则是推翻和欧美列强勾结的贪腐穆斯林政府。

据报道，“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内，有油田、电网、监狱、小型制造中心以及伊拉克军队放弃的武器库，该组织还创办英文报纸，开设电视台，通过推特、脸书网、Instagram网和YouTube等多个平台上传信息。据《大西洋月刊》报道，“伊斯兰国”还协助营运面包工厂；提供水果和蔬菜，将物资送到每个居民手上；免费发送食物给贫困者；设立孤儿服务处，协助他们寻找家人。甚至拿出资金在领地内实施健康福利政策，包括为儿童注射疫苗。“伊斯兰国”还善于运用最新科技来传教、募兵及调度资金，这些都是高度现代化的特征。总之，该组织力图建立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哈里发国”，并对控制地区像模像样地进行管理和统治。

然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伊斯兰国”并不能真正拯救伊斯兰世界，它只能充当“搅局者”角色，使中东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地区秩序更加混乱动荡。

（一）“伊斯兰国”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突围路径

“伊斯兰国”秉持的实际是一种复古主义价值观。在伊斯兰教史上，穆罕默德创教时期和随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一直是令后世穆斯林景仰不己的“黄金时代”，并由此使政治伊斯兰势力形成一种回溯性历史观：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才能使国家重新复兴。“伊斯兰国”也像其他政治伊斯兰势力一样，主张“向后看”。“回归伊斯兰”是该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思想武器和政治生命力的源泉。“伊斯兰国”在自己的领地中，首要任务就是严格实施伊斯兰法。从政治制度看，“伊斯兰国”的效仿对象同样来自古代，该组织尤其刻意效仿伊斯兰教史上最辉煌的朝代——阿拨斯王朝（750-1258年）。例如，他们都使用“达瓦拉”（dawla，意思是“新纪元”）作为国家名称，都使用相同的象征和颜色（黑色）；都进行预言式宣传，都喜欢运用秘密网络。“伊斯兰国”的黑色战旗暗示，要像当年阿拔斯推翻倭玛亚王朝（661-750年）一样，推翻已经沦为“异教徒”的穆斯林统治者。

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已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差之天壤，通过回归伊斯兰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复古主义价值观，使“伊斯兰国”的政策很难与复杂现实“对接”。“伊斯兰国”的极端宗教化主张，甚至无法与他们一心效仿的阿拔斯王朝的文化价值相互吻合。更要命的是，“宗教决定论”实际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它将伊斯兰世界当前困境归咎于没有实施伊斯兰法，实在是缘木求鱼之举。当前中东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困境，其基本原因是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是伊斯兰世界陷入危局的重要外因。

“伊斯兰国”既然没有找到伊斯兰世界陷入困顿的根源，也就谈不上开出好的治理药方。由于抓不住主要矛盾，该组织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采取严禁娱乐、实施割礼、通奸罪施以石刑、妇女蒙面纱等原教旨意味的法令，其结果只能使国家和社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在政策手段上，“伊斯兰国”有意制造恐怖血腥气氛，屡屡用绑架、恐袭、斩首、杀俘、贩卖性奴等极端做法立威。该组织还大肆捣毁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珍贵古迹（如摧毁伊拉克的亚述神庙、尼姆鲁德、哈特拉等古迹，摧毁叙利亚历史古城帕尔米拉等）、什叶派清真寺、苏菲陵墓、基督教教堂等等，理由是这些古迹属于“偶像崇拜”。‌

这些极端化做法于事无补，只会使“伊斯兰国”日渐偏离正道，引发国际社会公愤，最终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佐格比2015年11月民调显示，至少3/4的阿拉伯穆斯林认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偏离了伊斯兰教教义，或至少大部分是错误的。在摩洛哥和阿联酋，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极端组织“完全背离了伊斯兰”，这一比例在埃及为83%，巴林和约旦为60%多，巴勒斯坦为55%。2014年9月、2015年6月和2015年9月的三次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穆斯林（95%）对“伊斯兰国”持消极态度。甚至连“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罩也指责IS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并与其划清界限。“伊斯兰国”的这种极端化做法，使其本身就包含了“自毁机制”，即使没有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打击，该组织也很难长期维系。

（二）“伊斯兰国”缺乏重建“哈里发国”的客观实力及正确策略

“伊斯兰国”的核心诉求就是颠覆中东现行主权国家体系，重建“哈里发帝国”。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在第一次演说中，誓言让穆斯林信众重拾昔日的“尊严、力量、权利以及领导地位”，重新取回祖先们曾经拥有的领土，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宗教国家。巴格达迪还扬言，要在五年内占领整个中东、非洲东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黑海东部、南部和西部，亚洲中部和西部（包括印度大部甚至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终建立一个“哈里发帝国”，重建消失了上千年的“乌玛”（穆斯林公社）。这一宏大政治野心得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马尔代夫、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不少极端组织的支持。巴基斯坦的“哈里发和圣战运动”（TKJ)第一个表示支持，称“建立哈里发帝国和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

然而，“伊斯兰国”不可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

一方面，“伊斯兰国”显然不具备实现这一宏大目标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伊斯兰国”也缺乏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策略。理论上看，当前伊斯兰世界遭受苦难的最大外部敌人，就是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伊斯兰国”创始人扎卡维想的是推翻“近敌”约旦，在约旦谋求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基本延续了扎卡维的思路，将西方、基督徒、犹太人、傀儡阿拉伯政权、苏菲派、德鲁兹人、库尔德人、阿拉维派、亚兹迪人和其他少数派别，以及伊朗和所有什叶派穆斯林，统统视为敌人，到处都是对手和敌人，四面楚歌。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将除逊尼派阿拉伯人之外的所有国家和民众视为“异教徒”和打击对象。理论上说，建立“哈里发国”要求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联合，但事实上却直接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内战”，遭遇中东什叶派国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及库尔德人的强力抵抗。

事实上，尽管逊尼派占伊斯兰世界总人口的90%，但具体到西亚北非地区，逊尼派相对什叶派并不居于绝对优势。这使“伊斯兰国”的群众基础并不牢固。相反，随着“伊斯兰国”开始在科威特、沙特和也门等国清真寺制造恐怖袭击、在突尼斯杀害外国游客，越来越多的逊尼派国家将“伊斯兰国”视为严重威胁。逊尼派掌权的沙特2015年12月15日组建由30多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地区反恐联盟。在2016年3月埃及举行的阿盟峰会上，阿拉伯国家承认，伊斯兰圣战分子已成为当前最大、最直接的挑战，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一支4万人组成的“阿拉伯联合部队”。

从国际层面看，“伊斯兰国”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非穆斯林国家视为敌人，使其遭到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美国早在2014年8月就组建了60国参加的国际反恐联盟。2015年9月底，俄罗斯公开出兵叙利亚，帮助打击“伊斯兰国”，并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共同组成情报分享中心，并在独联体国家加强反恐合作。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在国际反恐力量联手打击下，“伊斯兰国”已成过街老鼠，日子越来越不好过。2015年以来，该组织颓势明显。对“伊斯兰国”来说，2015年是个缓慢收缩的年份。美国国务卿克里断言，“伊斯兰国”在2016年将“大大削弱”。

“一地鸡毛”：“伊斯兰国”到底给中东留下什么

如上所述，“伊斯兰国”注定只能充当“搅局者”角色，使中东地区更加动荡混乱，危机更加深重。中东剧变后，此前一度收敛的极端恐怖势力重新形成气候：自东向西，出现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极端组织。而“伊斯兰国”的兴起则将西亚北非的极端势力连点成面，并使极端恐怖主义换代升级，成为地区稳定更加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地区教派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世界素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但在相当长时期，教派矛盾并不突出。2011年中东剧变后，叙利亚成为中东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当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跨境建国，公开屠杀什叶派“异教徒”，摧毁什叶派宗教圣地，使叙伊及其他国家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矛盾再度升温。

未来，“伊斯兰国”即使被打散，但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很可能“形散神不散”。重拾此前惯用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等非对称恐怖袭击，造成更大的恐怖威胁。这种迹象已经体现出来。例如，2015年10月31日炸毁俄航9268次航班；2015年11月13日制造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事件均为“伊斯兰国”所为。这表明该组织制造恐怖袭击的潜力不可低估。目前，“伊斯兰国”已改变策略，即从叙利亚、伊拉克控制领土，转向直接对外国发动恐怖袭击，并谋求使用更为复杂的武器（如生化武器）发动恐怖袭击。潘基文在报告中指出，“伊斯兰国”目前已经扩展到中非、北非、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威胁的严重程度，无论速度还是规模，在过去18个月中都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时期，“伊斯兰国”将继续搅乱中东，这种前景对中东地区的危害性恰恰最大。

简言之，“伊斯兰国”在中东的作用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该组织试图重振伊斯兰世界荣光，最终却导致中东伊斯兰世界更加动荡分裂，距离伊斯兰复兴越来越远。这种“搅局者”角色，有意无意被美国和以色列利用，用来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进行消耗。对美国来说，“伊斯兰国”固然是个威胁，但该组织适度存在也有不少战略好处。一方面，“伊斯兰国”建国导致中东地缘版图重组，这一前景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规划。美国作为游离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其基本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使欧亚大陆持续内讧分裂，从而使美国可以“分而治之”，轻松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伊斯兰国”适度存在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会使中东更加分化，让弱小的海湾国家更加依赖美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为美国在中东推行“离岸平衡”政策提供筹码。这与“伊斯兰国”谋求伊斯兰世界统一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此外，“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蔓延发展，还为美国武力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方便。有学者指出，尽可能使相关民众处于恐惧、歇斯底里、仇恨和彼此分裂状态，然后再通过制造威胁、扩大独裁、无休止战争等方式来面对这种威胁。这是人类历史上维护自身利益的惯用策略。当前，这种人为制造的威胁就是“恐怖主义”。类似“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就是美国、欧洲及土耳其、海湾等国所制造，并被视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

最后要指出的是，“伊斯兰国”借助宗教力量动员民众、激发士气，这种做法蕴含着巨大风险：一旦这种预言式的宗教主张无法兑现，无法帮助穆斯林摆脱困境，信心一再受挫的广大穆斯林将再次遭受心理打击，并给中东伊斯兰世界留下难以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

（编辑  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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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

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一种崭新的经济学

一种流俗的成见以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毛泽东毕生的主要注意力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上完全不懂经济的俗见。某些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的“经济浪漫主义者”们经常忘记了：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景气周期”。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与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历史，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这不仅仅是经济衰落，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衰落。按照康德拉耶夫波动的描述，1920-1970年之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1949年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不但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更能够全面整合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资源，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这无疑是人间奇迹。

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那么，经济是从根本上发展不起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的延续。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便不可能真正具备经济能力。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就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理论，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立足生产，发展金融与商业。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而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毛泽东擅长算账，他是个好的当家人。

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流通渠道的不畅，也就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因此，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经采用过的。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早在安源罢工期间，毛泽东就在易礼容的协助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由工人持股的“红色股票”，而在苏区，毛泽东则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关于公债的用途，毛泽东对于公债的发行，做了这样的说明：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今天，有人经常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反对政府对于流通领域的干预，但是，恰恰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指出，让私商、让外国人控制英国的流通领域，最终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经济，因此，英国的商船，特别是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而这一条，更必须以女王法令的形式去落实，因为这一法令，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保护了英国的国防，并最终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庶民的财富。

这也恰是毛泽东的观点——要保护苏区的财富，那就必须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搞不了经济，这种组织是金融组织、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总体来说，苏区的经济工作，应该如何布局呢？毛泽东这位政府的“当家人”这样说：

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苏区“毛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地说到了如何组织起来，振兴苏区经济的要害。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和当时的苏区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是摆脱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商品的“金融价值”。毛泽东继承了李大钊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在苏区极其重视的，便是社会工作。什么是社会工作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的工作，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则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深刻弊端，就是把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作为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瓦解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苏区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它把满足普通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所谓：“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而这就是民生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说：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红军正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以错误的“堡垒战”，对抗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采用的“堡垒战”，而在毛泽东看来，博古等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堡垒和铜墙铁壁是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了如下的名言：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苏区“毛主席”看来，那些善于抓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些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民生的干部，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毛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表扬了闽西的才溪乡和江西的兴国县，称他们是抓经济的典型、改善民生的典型和社会工作的典范。一大批好干部正是这样团结在了毛泽东的周围，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苏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而这些好干部包括：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当然，也包括当时还十分年青的瑞金书记邓小平等。但这些人随后却作为“毛派”，成为王明、博古打击整肃的对象。

毛主席与“毛派”

1931年9月，由于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命，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1933年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博古虽然年青，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这才是他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他搞的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即他所谓的“共家团”。毛泽东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在苏区，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只有把土地、粮食和农副产品集中起来，才有利于发行和推销公债，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组织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以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则便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他说：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这正是为了发行公债，广建粮仓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出“政绩”，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不满。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第二国际和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里从此“无柏翠”。

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1933年，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与罗明一起遭受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罗明直到遵义会议后方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但随即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伤，不得不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随后因口音不对被国民党逮捕，因无证据而释放。然后艰难辗转到上海找党，却被人出卖，被指认是“罗明路线”的总头子，但因坚不承认是“罗明”，被关押了五年后获释，回到闽西当了个中学教员。

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傅柏翠，他问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傅柏翠遂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1983年，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又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彻底平反，1986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准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傅柏翠90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红军队里”。1993年1月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历史证明，“听毛主席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跟随毛泽东的人，似乎注定了他们坎坷和牺牲的命运，在江西的“毛派分子”中，建国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

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中共领导层，及随后执行的王明博古（秦邦宪）路线，是中国革命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路线，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而张国焘的肃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被当作反革命而杀掉。所谓“影响深远”，从如下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赶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请示说：部队里还有300个AB团嫌疑分子，是在鄂豫皖苏区出发前划的，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置，毛泽东愤怒地回答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下来了，还怀疑人家是反革命？统统改正！立即改正！赔礼道歉！全都搞错了！当徐海东向那300名干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300人一起抱头痛哭，徐海东也不禁留下了热泪。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干部忍辱负重的工作，苏区的经济和民生才得到了发展，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了红军的队伍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毛主席就代表着共产党，就代表着那个“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共产党形象。老百姓是很务实的，老百姓又是很无私的。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里牺牲了，团长便问老人说：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

以心换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活菩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地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如果说有“毛派”，那么，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便是“毛派”。

“毛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派是为人民服务派，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就是苏区时代最大的“毛派分子”之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编辑  季节）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本文对《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进行了评估，强调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和结果平等（the equality of outcomes）都将影响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2015年，美国经济进入了复苏期的第七个年头。现在，美国失业率已回落到最高峰2010年的一半，名义工资正在以金融危机之后最快的速度高速增长。密切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来自美国之外的风险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忽视已经影响美国经济几十年的长期经济挑战，尤其是中产阶级收入的不充分增长。

2015年，我分析了影响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大要素，即生产率水平、不平等程度和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今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起草）考察了相应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旨在提升生产率水平，解决不平等问题，促进强健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使广大美国百姓受益。

一般而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之间总要做出取舍，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不能同时兼顾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是最近的研究和政策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要比以上的传统说法表现得更加复杂。我们将依据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以及不同根源（如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来对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进行分析，揭开这些现象背后的面纱。降低机会不平等和减弱经济租金影响的针对性政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生产率水平，其它的政策也可以有效减低不平等程度、增加收入。这些政策构成了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统议程（the President’s agenda）的主体和基础。

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

不平等结果（unequal outcomes）会激励个体做出努力，以此在经济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丰厚的回报将激励创新者、企业家和工人，以此作为对个人冒险的补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冒险的抉择可能会使更多的百姓从中受益。努力工作加上私人资本，共同研发出了第一代个人电脑。电脑发明人获得了巨额回报，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也有了巨大提升。不平等也可以影响两个其他方面相同的个体做出抉择，比如如何平衡工作和闲暇、如何在无聊的高薪工作和有趣的低薪工作间做出取舍。

过度的不平等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自食其果的报应将在从机会到经济租金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虽然适度的不平等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却不是必需的，相反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不平等源自于对竞争市场的妨碍（interfering）、对资本或劳动通过设置壁垒（自然的壁垒或其它的壁垒）取得高额回报的保护时，过度的不平等就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了理解如何推动共享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此来理解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和相关政策措施。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从不平等的程度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尤为重要。发达国家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占有总体收入的大部分，这使得发达经济体面临长达数十载的不平等加剧状况，而且此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截止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历同其他国家颇为相似。如图1所示，在美国同其他G7国家中，最上层1%的人群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是相似的。但是，从可获得的数据看，从1987年开始，美国前1%人群所占的收入比例已经超过其他G7国家。不仅如此，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在与其他国家拉开距离。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比例以每年0.2%的平均速度上升，这远高于英国0.1%的平均上升速度。2010年之后，虽然可供比较的国际数据比较稀缺，但是美国前1%的人群的收入还在增加。在2014年，前1%的人群已经拥有18%的国家总收入；而在1975年，这个数字只有8%。

注：所有国家的数据（去除资本所得之后）

来源：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Alvaredo et al. 2015）

图1：前1%的人群收入所占的比例（1975-2014年）

 

财富不平等

当不平等分配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以后，就将导致财富上的不平等分配。美国不断加剧的财富不平等，与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一样，而且会导致许多相同的趋势。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尤其难以精确衡量，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像追踪收入一样去追踪财富的流向，而财富不平等集中在一小部分家庭中。

财富不平等的一个视角，源自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Federal Reserve’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见图2。调查显示，自2007年以来，前3%的家庭拥有财富的数量超过全部财富的50%。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就呈现持续不断的上升趋势。接下来的7%的家庭在财富分配中，大约拥有全部财富的25%。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一直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最底层的90%的家庭，在2013年只拥有全部财富的25%，他们损失的财富份额源自于前3%的家庭增加的财富份额。这并不是财富分配的均匀展开，而是财富向社会最顶层的不断积聚。基于资本收入税收的估算数据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财富不平等的视角，数据显示了收入最顶层人群聚集的财富数量要更加巨大。

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消费者理财调查

图2: 家庭财富所占的总财富份额（1989-2013年，）

 

机会不平等

传统的说法认为，不平等是源自于经济竞争，即奖励不平均分配会激励人们提高生产率。但是，当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每一代人都继承了这种不平等，由此限制了发展机会时，这种不平等将减少可供互相竞争的人力资本的源头。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它会造成潜在的创新者和工人无法全部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如果既得利益群体能限制未来的竞争，无论是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过程还是滥用市场力量，劳动力市场和企业进入的流动性都会被减弱。机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要比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简单得多，即机会不平等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去获得平等和效率。

理解机会不平等的展现方式，以及探索维持这种模式的制度结构都是十分重要的。最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系列报告中发现了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三种特别的基于不平等的例子，它们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刑事司法体系的不平等、妇女在美国经济中所面临的挑战。在上述的每一个案例中，与很多其他领域里机会不平等会限制经济活动的参与一样，关于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取舍（trade-off）关系是更加微弱的。给定其他条件一样，这种不平等的机会，毫无疑问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害的。

不平等表现形式的相互作用

上述三种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之间密切地相互影响。财富不平等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因为将不平等的收入储蓄起来会产生不平等分配的财富。但是机会不平等在许多方面来讲，既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也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因此，不平等分配的机会将固化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导致低收入家庭、低财富家庭的孩子面临许多其它的不平等。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Alan Krueger首次提出，阐述的是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缺乏更多的流动性。相似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依然成立。“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显示不平等和社会的低流动性是相关联的，而一个重要的传播机制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当教育、培训、社会关系和刑事司法体系，与总财富一样不平等分配时，贫穷的家庭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里取得成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注：美国通勤区（commuting zone）被按照基尼系数排序，然后分成20个相同大小的区间。每一个蓝色的点代表一个单独的区间。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是由如下方式决定的：在每一个区间中，找出父母在1996年和2000年之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第25个百分位的位置的人，取这部分人群在2011－2012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里的位置的平均百分位，这个平均百分位就代表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

来源: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根据Chetty (2014)计算.

图3: 美国“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不平等的根源：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竞争性市场演变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诸如科技变革和全球化等力量，会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正面经济进步。技术提高了技能的回报率，但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并没有跟上来，这导致技术含量高的工人们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工人间生产率差异的扩大。但是，只有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市场和可投资资本（investable capital）时，竞争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在通过扩大机会公平以确保竞争渠道有效运作方面，显得至关重要。这些公共政策不仅包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福利保障、改革刑事司法体系，还包括建构一张安全网，以保护那些在日趋竞争化的市场上面临成功阻碍的人们，譬如可以提供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稳固的社会保障、获得医保以及其他总统所倡导的政策。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其实源于市场的无法竞争。当垄断、某种偏好的政府管制变成竞争的阻碍，阻止其他人进入市场时，市场的既存者们就会搜刮超过他们生产率水平的收入，即经济租金。证据显示，经济租金的产生、经济租金日趋加剧的不平等分配，恶化了最近的不平等问题。由于更多的经济租金被少数投资者和高收入群体攫取，不平等加剧而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与包容性增长背道而驰。

租金的分配

每当一家企业雇佣一个工人时，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工资和工人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即由工作匹配创造的剩余，就会变成经济租金。经济租金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谈判能力。当市场变得日益集中，同时一些种类的劳动力日趋商品化，那么谈判的天平就会向企业倾斜。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结合一些如最低工资的政策，将有助于平衡不公平竞争，迫使企业将一些经济租金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传统上来讲，这些处理方式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从而降低不平等。

但是如图4所示，美国工会会员人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逐年下降。在1955年，大约全美国1/4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到2014年，工会人数下降到全体就业者的不到10%，这大致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似。在一些州，只有3%的工人参加工会。Western 和 Rosenfeld 2011年的研究显示，日渐衰微的工会组织造成了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增加了1/5到1/3不等。工会可以增加工人们获益和在安全环境下工作的可能性。

注：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union membership）是由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的。从1901年到1947年的总体就业人数是由在weir(1992)中估算的数衍生获得的。从1948年到2014年的就业数据是从每月当前人口调查中取年平均值得到的。

来源：Troy and Sheflin(1985)；劳工统计局；当期人口调查；Weir(1992)；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图4: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和最高10%的收入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1917-2015年）

 

经济租金增长的证据

挑战不仅仅是来自租金分配依据相对的谈判能力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看起来正在产生更多的经济租金，而且使这些租金有利于利润和盈利公司的一方。支持经济租金正在上升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企业利润正在上升、而实际利率正在下降的分化趋势（divergence）。当没有经济租金时，企业利润应该跟随利率的脚步，从而反映出在经济体中资本的普遍回报率。但是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公司利润已经上升，但是实际利率却已经下降。这显示出来，一些企业利润可能反映出由企业收取的经济租金的上涨，而不是纯粹的资本回报。当然，这种分化趋势可能由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信贷危机，但是这些因素不太可能去解释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全部差额。

注：2015年的公司利润是这一年前三个季度利润的平均值。美国实际国债利率（The real U.S. Treasury rate）定义为：美联储估算的nominal constant-maturity rate减去由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定义的实现的通货膨胀率。

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美联储。

图5: 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1985-2015年）

 

另一项支持经济租金愈发重要的的证据是在众多产业中的日益加剧的市场集中（increased market concentration）。在1997年到2007年之间，最大企业的收入所得份额在大多数行业中都已增加。之前的一系列研究显示了在航空运输、电信产业、银行业、食品加工业和经济中的其他产业的市场集中。而这一观察补充了既有的研究。

主要大公司的投资回报有着巨大的并显著增加的差异，而不断增强的市场集中度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Furman & Orszag，2015）。如图6所示，排名前10%的公司的回报率要比中等规模公司的回报率高出6倍，而1990年只高了不到3倍。

注：投入资本回报率（the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的定义是根据Koller et al(2015)得到的，这里呈现的数据是那一卷第6章里数据的更新和增加版本。考虑到金融企业在计算投入资本回报率时的实际复杂性，麦肯锡数据包括了麦肯锡关于标普指数的分析，但是从分析中剔除了这类金融企业。

来源：Koller et al (2015);麦肯锡公司；Furman and Orszag (2015)

图6:不计商誉的投入资本回报率，美国公开交易的非金融企业（1965-2014年）

 

同时，证据也表明，在执业许可方面的寻租行为正在增加。执业许可是政府对某些职业雇佣的许可。通过各州对美国劳动力许可的法律，在20世纪后半段增长了5倍。这一比例从1950年代早期的5%增长到2008年的25%。从事持有执照的职业的劳动力比例上升至了29%。虽然发放许可证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证据显示，一些许可证的要求会为持有许可证的从业人员创造经济租金，而这是以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代价的，这会增加低效率和潜在的不平等。

土地用途的管制也在经济租金加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房地产业的管制可以完成一些合理的、提高福利的目标和意图，比如禁止在居民区或靠近居民区的地方进行工业产业活动的管制，或者是因为当地供水条件脆弱限制居住规模等。但是，当过度的管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包括他们的房产价值时，土地用途管制就会降低房屋供应量并且降低全国范围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此外，在房地产市场中经济租金的出现，可能还会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且加剧不平等。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根据目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选择即能以一种包容性方式促进增长同时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减弱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家关于美国不平等的多样表现形式和根源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一些通过竞争渠道或租金渠道来降低不平等的促增长政策的运作机制。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可以被分为四类：一般将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机会平等来使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降低低效率的经济租金和减少寻租行为来降低不平等程度，保护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并提供向上流动性的跳板。而美国总统的工作议程包含一系列覆盖以上领域的政策。

增强总需求

当一个经济体没有释放其全部的经济潜能时，增长导向的经济政策能帮助其缩小产出缺口，并自动削减不平等。失业或者次优的就业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工人没有收入或者没有充足的收入。那些被采用的旨在刺激增长并且促进全部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减少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循环方式。美国现在所采用的激进的需求管理策略，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配政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一方面通过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里的财政扩张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同时在其他项目中提供失业保险金。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在促进总产出和总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使得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再次获得收入。

促进机会平等

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和可投资资本时，竞争市场才会发挥最好的作用，而这取决于机会平等，一种可以让美国人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释放最大潜力的平等。教育和培训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投资的同时增加贫民窟中机会的政策也同等重要。美国总统已经增加对劳动力家庭的儿童照顾工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提高早教质量和学龄前儿童教育的项目，用以帮助最年轻的学习者们取得成功，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总统还提议，社区大学要对学生全部免费，同时提升在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成人教育项目上的商业参与、问责、路径和密切合作程度。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好好利用源自技能的回报，同时也增加对不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工资，同时减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减少市场势力的集中和寻租行为

某种程度上，不断增加的总体租金源自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这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那么改变这种势力或者培育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就可以提高效率、削减不平等。譬如，提高最低工资和支持集体谈判的政策，可以帮助那些与雇主协商的工人们获得更为平等的环境。因为这些政策改变了租金的分配，这些政策可以在不降低总体效率的情况下、减少不平等的程度。事实上，只要政策制定得当，这些政策可以创造出之前讨论过的经济增长收益；这些经济增长源自于收入更高的劳动力，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并拥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

对市场势力的适当平衡、就业执照要求的合理化、减少园区和土地使用的限制、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当平衡，都有助于降低过高的经济租金。那些拥有过度的市场势力的公司，能采取许多反竞争的行动（anti-competitive actions）来确保获得无效率的租金。通常，这会存在一些法规来阻止此类行为。因此，严格执行这些反寻租行为的法规，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削减不平等。

此外，金融行业的增长显示，在无效率租金加剧方面，金融部门扮演着极为突出的角色。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华尔街改革（The Dodd-Frank Act’s Wall Street Reforms）已经在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和加强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总统现在正在提议更进一步改革，比如建议收取新的税费、以阻止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和风险过于庞大，并逐渐堵上金融系统在税收方面的漏洞，比如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可以被当成普通收入而避税。

最后，正如寻租行为会扭曲管制，人们或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改革和其他减弱监管游说影响力的行动来获得经济租金，而政策制定者要减弱他们的这种成功获得租金的能力。正如前两种渠道，减弱经济租金的政策也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去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促进流动性，同时帮助家庭避免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结果

无论在给定的一年中是否会面临经济衰退或者长期面临不利境地，累进税制结合现今存在的重要社保措施，比如失业保险金、平价医疗法案以及总统已经提出的新的议案（比如工资保险等），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并保护那些在市场中面临挑战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不仅会影响税后收入，随着时间流逝，还会帮助增加税前收入。比如，劳动所得收入抵免可以增加单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程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税后收入。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已经证实了如下事实：资助低收入家庭的项目，包括医疗补助计划、住房券和补充营养救助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家庭自身的地位，也对长期生产率的提高有益处。在收入分配的低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联系更加明显，对于收入底层的人而言，机会不平等分配是最重要的问题。

小结

中产阶级收入是由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水平和结果平等程度来决定的。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阐述达成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今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区分了不平等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根源。通过促进机会平等、强调经济租金的影响，同时坚持提升总需求的承诺并保护有工作的家庭，可以确保长期增长是稳健、可持续和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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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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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双重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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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常态”来总体表述，但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发展趋势？

刘伟：宏观就是总量，经济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失衡，失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的商品，由此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供给不足的货币，由此产生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并带来就业问题。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表现，一是高通胀，二是高失业。

 

（一）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问：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这次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与历次宏观经济失衡有什么不同特点，为什么用新常态来表述？

刘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当时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集中在工业消费品方面，短缺经济时期，乡镇企业生产的大量传统工业消费品面临产能过剩和淘汰，需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很多工业投资品产能过剩，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凸显。1998年之后的几年，总计36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实际原因是增长动力不够。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和此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我们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我们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个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在这个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出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扩张”，政策方向和目标也很清晰。而现在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有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了经济下行。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确实遇到了发达国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我们用“双重风险”来表述，但是和“滞胀”的内涵是一样的，表明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新的失衡，应对系统性风险将是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

（二）产生双重风险的根源

问：双重风险有什么特征？是如何造成的？

刘伟：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治理，但仅在短期上有一定缓解，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过去多次发生周期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历次全球性危机中最为严重的。这就说明，西方经济学并未给发达国家找到有效的发展和治理的药方。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们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双重风险问题。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表面上看，这是总量问题，是一个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深层次确是一系列矛盾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从PPI来看已经45个月为负，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从CPI看，2013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以下，很多时候降到2%以下。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货币政策不应再是治通胀，而是防通缩。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动力——需求拉动，成本推动，我们都存在。

从成本推动来看。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来自需求拉动，其余来自成本推动。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国民经济收入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各种要素成本价格接连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竞争力，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效率的改变是以创新为动力的，而创新是长期的事。结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新的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库存难以消化。这些成本进入价格，价格的提升自然推动产生通胀。

从需求拉动来看。我国M2货币存量现在达到130多万亿元，2015年底GDP为67.7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我国外汇储备约30多万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国。我们实行定期结汇制度，但是我们的外汇不能流通，央行结汇即从商业银行买进外汇时现汇结，是增发货币。付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货币发行就越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中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出口，这是不现实的。在争夺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不能限制出口，还要扶持和保护出口企业。理想的办法是将外汇用来增大进口，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困难。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再大量引进制造产品了。我们需要购买高科技、买能源、油田、矿山，但是我们却受到这些国家的限制买不进来。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了需求拉动的另一种威胁。

第二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的另一面是需求动力不足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

从投资看，投资需求疲软不是因为银行没有钱或者说流通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中缺少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太大，在境内外都有上市渠道，要贷款国有银行也是支持、甚至是追捧的。但如果在企业生产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重复，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

 

问：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消费需求疲软，表现在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增速下降，深层次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这里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三个部分分配中，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而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而且比重还在下降，由此导致消费上不去。

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大，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距非常大。我们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我国GDP为63.7亿元，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剩下60%多的非农业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

微观层面。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的12年中，基尼系数每年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这使得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不公平现象，这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聚焦于结构性改革上面。

 

二、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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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三个阶段性目标。在新常态下遭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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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还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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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50年，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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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还将实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

刘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高速增长再创新纪录。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7%，连续36年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14年人均GDP将近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人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 在4056至12476美元之间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要达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中国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两个具体衡量数字：（1）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比2010年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万亿， 即17.6万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美国2014年为17.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2）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达到68000多人民币，也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这样，到2030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规模是世界老大，GDP曾经占到世界30%多，而美国当代占比最高的2010年是32%。1840年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如果能够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重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国际范畴，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不同。在国际上领先发展才叫现代化。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中国经济分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按世行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是按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标达到1000美元。十三大报告改为GDP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将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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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着严重的衰退风险，

从需求旺盛变成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破除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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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你最近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多次发表看法，你认为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系统性挑战，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在新常态下是否也遇到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伟：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归结为，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供给方面的变化就是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使得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从以往主要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再不进行这种转变，效率滞后，成本难以消化，就会推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将没有竞争力，难以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这就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是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并存。目前，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很多投资机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疲软。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提高会带动消费能力提高，但是如果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就会造成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形成总需求不足。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大量企业的资金循环周转不灵，企业破产增加，将带来高失业风险。

 

问：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提出时，有人就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我们已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刘伟：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全球目前有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有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向“高收入”穿越阶段的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大部分国家没有实现成功穿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提的“三波”，“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情况不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它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条件发生了变化，没能跟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国家也已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在新常态下，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基本都存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典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提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问：你认为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刘伟：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各种原来的发展条件相继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问题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解决公平、公正和效率问题，也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调动不了社会积极性，没有效率就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社会矛盾必然凸显。

 

问：很多国家徘徊了半个世纪都跨越不过去，像拉美国家已经停滞在这样的阶段40多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刘伟：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正是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要领。这五大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针对效率而言，首先需要有创新等一系列因素来驱动，所以创新理念尤为关键。创新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权力寻租从根本上否定了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依照腐败指数运作，打破了公平、否定了效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最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三、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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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需求侧无解需从供给侧找原因，供给侧改革也要需求管理。

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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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的新举措（三级标题）

问：针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种种新问题，你认为在政策调整和相关应对方面有什么有效措施？

刘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及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对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使的我们对经济增长以及它未来的变化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提出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是基于中国现在的一些客观上的条件约束，一是承受能力，二是需求。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到7%，这不仅是年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方面考虑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就业，这是“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据统计中国这两年失业率在4.5%左右，如果不超过这个数据，要求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以上。每年要增加约2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实际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当然还要考虑原有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下降，不是要降低原有的工资水平来腾出就业机会。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就业率目标是制定经济增长速度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所反映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而人们往往把通胀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目标加以分析和衡量。

再次，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还要考虑将短期增长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从2010年到2020年要实现翻一番，要求年经济增速7.2%左右。从今年算起，“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如果不低于6.5%，2020年就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中国仍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中国经济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推动作用。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地区可能刚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所以现阶段，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

支持潜在增长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除了劳动力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量不仅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还在提高。而中国劳动力的增量在GDP增长的贡献中占比很低。

 

（二）需求侧无解需要从供给侧找原因

问：在当前经济出现新失衡、双重风险并行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有什么新举措？

刘伟：现在既不能“双紧”，也不能“双松”，于是形成“松紧搭配”的组合，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财政政策是积极扩张的，它的首要目的是保增长、稳定就业。后者说明总体方向从紧，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二者的宏观政策方向不同。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问：目前中国经济失衡表面是总量问题，深层次是结构失衡问题，松紧搭配的方式能否解决问题？

刘伟：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本身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松紧搭配政策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它可以缓解矛盾，而不是解决背后的原因。根本的是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这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此时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作用不大，因为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需要需求管理

问：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刘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管好需求，这才能真正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要做好协调。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经济增长还是要靠需求拉动，但不能是无效需求。要靠创新来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但过度扩张又将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加剧产能过剩，不能够把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淘汰。因此，我们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同时也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

 

问：供给侧管理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刘伟：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就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比如关停并转，计划经济时采用行政干预，轻车熟路去做，这个现在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以行政干预去实现，所以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供给侧改革考验地方政府的责任心

问：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这与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有什么不同？

刘伟：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我们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和贯通起来。中国和西方管理的不同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根本点还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政府只做任期内有限的事。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所以一定要有对社会长期负责的责任心，不仅仅是在任期内负责，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方政治制度就没有体制病吗？中国共产党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西方政府有没有这种胸怀？不仅需要有这种胸怀还取决于有没有制度保障。

另外，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政策空间会更大，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因为货币和赤字不归地方管。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同了，调结构的范围很大，包括地方资本投入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但这同样不能仅考虑短期效应，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同样要对此长期负责。

 

四、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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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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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失衡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问：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很多人担忧中国经济会进一步下滑，担忧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你怎么看？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也有信息不对称之处，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能力。信心同样是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速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否承受？我们分析总量结构、讲供求均衡是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失衡是常态。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政策能否控制得住，对各方面潜在的风险能否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把中国经济假定为早先的情况，当出现经济波动就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过去所有制结构中以国有经济占优，一旦出现大量失业，风险都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现在分散在各种经济成分上，承受力就不一样了。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也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50%，对失业的承受力也不一样。很多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有所提高。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我同意中国经济走势呈L型，但这是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中国的体制和目前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第一位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有更强的能力。特别是应对短期出现的危机事件冲击的能力很强。我们应通过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问：结构调整其实涉及到产业调整，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大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结构？

刘伟：这的确是中长期的大问题，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提出产业政策理论，日本在本国大力推广。但是直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当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不应当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竞争性的，自发的。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也持这种观点，但现在美国出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战略技术发展等。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仅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性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政府战略。

几百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影响全局，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规则发生冲突。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问：这是否和中国国情有关，和西方的学说是否有很大差异？

刘伟：上面讨论的问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按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能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吗？我们无论是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丰富实践。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新鲜经验，总结问题，在实践中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说老实话，我感到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了。

问：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新希望？是探索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治理方式吗？

刘伟：对。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大的理论创新目标，就是对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竞争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个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的制约。我国在新常态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就是一个创造。

问：这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意义，并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500年协调不了的难题，私有制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自觉性都存在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两者之间，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的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探索，不论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推进。

中国现阶段在实践中，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并面对着寄赋希望的增长点。

中国是否能成功尝试将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结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在这场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有可能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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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形成标志，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我们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许多成就，但同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除了要从充满活力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外，还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特殊性，即中国特色，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国情来分析。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才使得它成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二级标题）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说到它是从哪里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2]

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历史条件，不妨从下面这些回溯性问题出发来寻找答案。第一，中国在18世纪之前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中国在1840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两个历史时期是什么关系？

就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来说，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分析的欧洲国家有差异，我们没有经历典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与欧洲有很大不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的民主革命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本来我国是打算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已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随后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来考虑。美国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直观地体现在中美间相差悬殊的武器装备上，深层次原因则是两国处在相差悬殊的工业化水平。正如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正确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3]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大陆还是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破坏、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剩余非常有限。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中国如何克服“贫困循环”，即跨越所谓的“贫困陷阱”[4]，成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此时，苏联曾经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苏联同样在经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因此剩余资金不多，对中国的援助有限，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切断了这有限的援助。国内国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正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和建立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够实现高积累和社会稳定，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任务。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奠定了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仍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照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加深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实现发展目标等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本来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任务，因此它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属性，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显然，我们的实践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必须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去。如果对这段历史没有深入研究，没有科学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就不能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融为一体并真正发挥出习近平同志所期望的指导作用。

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真正形成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由于我们理论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在气象万千、生机勃勃和复杂多变的实践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显得或趔趄不前，或嗫喏无语，理论阵地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侵蚀，其在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被快速边缘化。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因此，我们很多的研究往往是作为原料或初级产品为国外学者构建概念和理论所用，然后再“返销”回国内。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必然会误导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对策性研究可能无法适用于全局，而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就很难为改革到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历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历史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坐标系。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当代，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历史又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这个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5]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作为支撑。

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昨天的社会主义又脱胎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演变，又是以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起点并受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制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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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讨论两大问题：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前者是历史的反思，后者是未来的展望。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探讨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简明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代谢经济学”和“史观经济学”的主要框架，我们的起点是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讨论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的竞争演化，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三，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的政治意图，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

第四，结合当前形势，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占领科技、产业、军事、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

对西方中心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反思

经济学的统计误差将误导经济决策

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

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在测量什么。经济学中，大量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不清楚，误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需要亲自去观察比较，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现在的经济数据，我认为误差极大，这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

对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

我自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做了两次系统性的实地比较观察：

第一次是观察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我先后去过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德国，有些国家进行数次考察。我发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所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但是我们国内现在有一批人却在鼓吹“华盛顿共识”以及“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即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在实践上不可能，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英国、美国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包括国际贸易逆差，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观察从希腊到中东，由此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对希腊建筑的美非常崇拜，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以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科学的最高成就。其实，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包括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很多人想当然认为中国专制、封闭、保守。韦伯讲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作为对比的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

2013年我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后来再到雅典，去看了雅典神庙，逐渐对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了认识。我又从埃及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今年6月去了土耳其，正是在伊斯坦布尔第二次恐怖袭击之前。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中东，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

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论，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已经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

重新理解斯密国富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

作为经济学家，我试图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去，以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

斯密的《国富论》解释了以前各个国家为什么要追求国富。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在也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其实斯密没有回答What is wealth？什么是财富？斯密不知道，也没有给出答案！他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书的标题上面，不是忽悠吗？当然他是有贡献的，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一个是斯密，提出了什么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斯密引用政治学家霍布斯的答案。霍布斯写的《利维坦》说“Wealth is power”，今天我的翻译“财富是权势”。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坏东西。列强侵入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西方经济学着重讲优化资源分配，怎么优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权势。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讨论权势，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而西方经济学把古典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经济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其实政治和经济不可能切分，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我们清楚，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不是单纯的生产需求。

那么资本主义扩张，究竟追求的是财富（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还是权势？权势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什么叫产权，产权不仅是剩余索取权，还是控制权，也包括定价权，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TPP，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美国要掌控游戏规则。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就可以让我们在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这并不是什么公平竞争。大家都在讲法制、宪政，资本主义的法制是谁制定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也不是谈判桌上谈出来的，而是打胜仗的赢家，拿武力，拿大炮、导弹、航空母舰换取的。建立民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

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认“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无需政府干预，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理解，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生态约束分开，这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哈耶克和科斯更加强化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

霍布斯•鲍姆谈“英国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结识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马克，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他认为这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了著名的三本“时代”，即《革命时代》、《资本时代》、《极端时代》等。当时他已经95岁。我觉得真是幸运，见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往往比经济学家的视野更广阔和深刻。所有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归根到底是由历史检验的。

下面的观点是我与霍布斯·鲍姆谈话的最重要的观点。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他说，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当时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并不赚钱。我问霍布斯•鲍姆，那英国靠什么赚钱？他说靠两样：第一个是控制海运，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没有强大海军不行，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第二就是金融。英国1850年就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结果从那以后，英国的制造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过度发展金融，输出制造业，于是造成国力衰落，最后输掉国际竞争，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英国从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类似经济学熟知的“荷兰病”，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英美病”，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

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我们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润很薄。国内一些人说我们是“粗放增长”，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搞高端服务业、搞金融等等。美国出了这么大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竟然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开什么玩笑？

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宏大。讲历史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追求高收入？还是要占领制高点？

1962年我上大学，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几代人艰苦奋斗，那个时候大家吃不饱饭，还要造原子弹。为什么？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过话，他说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我的班主任曾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当时中国多难啊？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现在中国发展了有些人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不明白我们要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毛泽东，重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

“史观经济学”研究要从认识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开始

在研究分工、市场和协作的关系时，我发现了斯密的问题：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国富论》的第一卷第三章。这章中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的解读。只要土地资源有限，再怎么扩展市场，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绝对不是像新古典讲的什么价格均衡、优化资源分配，哪有这回事？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是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一旦占据垄断地位，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是策略定价，不是成本定价，更不是边际定价。不了解市场规模竞争本质，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根本不是完美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

1968年我们就观察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1979年改革开放，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2012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会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把原来不容易看明白的“分工起源”改叫“代谢增长论”，也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

首先我们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即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鼓吹经济趋同论。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粗放增长”，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

其次，我们挑战罗默的“内生增长论”，它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的。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知识积累自然领先，应该永葆富贵。搞科学的人都明白，知识不只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的，要不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理论上可以叫做“代谢增长”。再进一步可以发展成“代谢经济学”。

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这是不对的，有机体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先做“史观经济学”，再顺序研究宏观，金融，微观，制度。

重构经济学框架，研究新的发展方向

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从这里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

《国富论》讲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大家都赞成。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

《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这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其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而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这点，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为了证明“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的猜想，给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个荷兰商人从柯尼斯堡（今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装船运到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这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就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问题是，来回船装的东西，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新古典经济学再把“看不见的手”推广，说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降低效率。但这么多人读《国富论》，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

在历史上，美国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英国种植贩卖鸦片，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

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这是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这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

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

本文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市场对分工的协调最多只有一半，另外的一半靠的是政府、社会、科学家，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优势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尤其是大帝国。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就没有理论自信，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

 

图1  “代谢增长论”示意图

图1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我们用来描述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绿线）出现后，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蓝线）产出就下降了。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换言之，两种技术竞争，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两者共存；要么一个灭了，一个兴起。任何一种技术、产业的生长都受资源限制。技术的发展路径，开始一定是S型曲线，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这叫逻辑斯蒂增长，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如绿线）。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如煤、石油、核能，结果老的技术就衰落，新的技术就上去，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

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wavelet）的叠加。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加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来描写市场价格变动，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在均衡态附近随机游走。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只好听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机，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

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市场泡沫可能出现，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技术衰落期消化或落后产能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显然，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社会、企业、家庭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

中国要攀登科技、工业?金融的制高点

中国今天的定位

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今天的世界定位相当于1900年的美国。人均GDP不反映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的高峰在1850年，那时人均GDP 约2300美元， 1993年中国就达到了。如今英国的人均GDP比1850年增加了10倍，但是英国的世界地位已经从当年的世界霸主跌落为二流国家。因为金融等服务业虚高的GDP并不代表英国真实的国际竞争力。观察中国的世界定位和历史使命，要关心的是中国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离世界制高点的距离。

我们以1900年的美国作为中国国际地位的类比，因为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达到世界第一，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的产量之和，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掌握科学、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中国现在制造业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但是没有掌握科技、军事、金融的制高点。

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用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办法提高人均GDP。因为人均GDP测的不是国家真实的发展程度，也不是居民的生活质量。测的只是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中国提出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真实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危机中的高收入国家。

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掌握科技、工业和金融的制高点。先看历史经验，美国到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占领金融制高点，1969年发射登月飞船成功，花了70年占领科技制高点。但是1971年以后，美国黄金和美元脱钩，军事、金融的霸权就开始动摇了。美国全面掌握制高点的时间也就几十年。关键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路径，能否摆脱美国已经百弊丛生的老路。

看历史大势，我对中国前景非常乐观，还要看我们自己犯不犯错误，能否抓住历史的机遇，能否避免前车之鉴。要看我们拿什么战略和体制去打我们的战役。

先“知彼”，后“知己”

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Do American do, don’t do American say”! 就是说，你学美国你不能照他说的做，要学他自己怎么做的。美国天天高唱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但是年年发动战争，用看得见的手控制制高点、话语权、和定价权。我们古人以前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很多经济学家一天到晚讲的都是中国问题。却不懂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反面也是中国的潜力。今天你得先“知彼”，后“知己”，西方发达国家的困难和危机，本质都是富贵病。中国和西方比，看起来比西方穷，但竞争学习的能力比西方强得多。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照抄西方是不可能超越西方的。

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全球经济社会动荡加剧的形势下中国怎么办？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如能实现，就是新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今怎么得人心，最基本的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三峡工程移民约130万，中国这么样强的政府，花了十年时间，协调了16个省才安置这130万人。可以想象，现在突然200万难民到了欧盟，他们能吃得消吗？其实现代化造成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移民问题。科学技术越发展，旧产业淘汰的越快，再教育和就业就越困难。企业要盈利就裁员，把社会责任推给政府。单靠市场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教育成本高涨。各国都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越不愿意生孩子，老龄化更快。养老、医疗、教育、住房都是单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在西方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上如果还在强推市场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必须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我们批评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要明白经济效益不等于社会效益，也不等于生态效益。要占领世界制高点，照抄西方去超越西方的路不可行。

招才引智

各地新的发展方针应当是招（人）才引智（慧）。我们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不多。为什么不招才引智呢？如果在中国生态良好的内地三线的小城，建设十几个中国的剑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来工作生活，何愁科技制高点？历史上英国剑桥、德国哥廷根大学都在小城市，但是出了多少科学家？剑桥旁边就是牧场，生态和学术环境比中国现在的北大、清华、人大好得多。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中医养生又是比西方医疗更好的保健，足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把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都吸引到中国工作。现在西方经济危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愿意到中国访问。可惜中国好大学都在大城市被高房价套牢，请来科学家，很难把他们留下来。如果规划好，选几个点建新的大学，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大学基金会模式

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其整合能力比西方高得多。要占领产业制高点，必须调整目前内向的国资监管体制，转为外向为主的竞争体制。一个可操作的办法，就是组建十几个竞争性的大学基金会，让著名大学分别主导几个产业的整合。大学基金会可以竞争，清华搞汽车，交大也可搞汽车。我在美国念书的德克萨斯大学，搞新科技很厉害，它的大学基金会，资产规模州立大学第一。德州政府办学划拨给学校大片土地作为资产经营，地下发现石油，学校用土地租金支持科研。德克萨斯大学成为美国高科技新的中心，恰恰因为土地租金不是拿来炒房地产，而是养科学家从全世界买人才。哈佛的大学基金会在私立大学第一大，才能买全世界的人才。

每个大学基金会建一个综合性的科学中心，产业政策和战略资本相结合，立马就有十几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团军，每个集团挂的都是国际认可的大学基金会的旗号，把科研-产业-营销-金融整合成世界一流的集团军，要发展飞机还是生物制药，都不用发愁融资的困难，银行贷款还是发债发股票都好操作。做大做强不成问题，可以放手在世界各国投资兼并，和任何跨国公司竞争。如果西方想封杀中国的大学基金会，我们也将对等封杀哈佛、耶鲁的基金会，看谁承受得起。十年之内搞十几个大学基金会，占领把全世界主要的研发、产业和营销的制高点。

在股票市场争夺企业控制权

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实体经济失去国际竞争力，政府没钱做长期投资，只能拿钱救金融搞短期投机，把股票市场炒高。美国股票升值，其金融杠杆可以使美国公司的股市价值是德国企业的几倍，于是利用金融优势吞并德国和日韩企业。德国日本经济的起飞期，都想尽办法抗拒美国资本对他的兼并，但是德国成功，日本失败了。因为日本的广场协议和东亚金融危机后被迫打开金融市场，日本实体经济由此走下坡路。中国主动让美国资本投资核心企业，控制中国核心企业股份的巨大份额。金融危机后院着火，这些西方企业看中国股票市值高就赶快抛出去套现，没有像当年搞死苏联东欧重工业那样，搞垮中国的核心企业。但要警惕其中的巨大风险。

在大宗商品市场争夺产品定价权

美国现在称霸世界的经济实力从1971年开始就动摇了，为什么还能继续掌握金融的制高点？任何人要买石油要拿美元交易，他就掌握石油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各国相信美国国债不会赖账，用美国国债来保值增值。美联储加息减息，就能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美联储选准时机减息，美元贬值，就把中国借给美国的外债蒸发掉一部分。代价是美国资本外流。然后美国再选择国内时机加息使美元升值，引发国际资本回流，打压中国的股市。美国资本借机把中国的股市抄底，又赚了中国和新兴国家一大把。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不振，美元动摇怎么办？金融资本流动有两个规律：要么流向高回报的经济增长区，要么流向低风险的经济安全区。美国经济竞争不过对手，就在对手周边敏感地区发动战争打击对手的信用。如果竞争对手是欧元，就发动中东战争、巴尔干战争、东欧战争。如果竞争对手是中国，就在在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制造矛盾，打击人民币，马上国际国内资本就逃离去了美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但是没有定价权，定价权在美国和伦敦的金融寡头手里。真正长远的合作共赢之道，是资源进口国和资源出口国建立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既分利也分损对此有现成金融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拿来投机，也可以拿来协作，叫影子期权。比如我们按过去十年的历史价格平均得到的油价50美元一桶，双方协商一个合理利润浮动空间，比如在均价基础上浮动10%。如果涨10%，卖家赚，跌10%，买家赚。超过10%的部分我们分。赢家把超额部分回吐一半给输家，反过来我损失时，赢家倒贴他损失的一半。这必须是国家的垄断出口商谈判，因为国家才有经济合同的连续性。这样就绕过美国的金融中介，不需要石油美元，美国的金融霸权就削弱了一半。

在国债市场争夺金融控制权

现在西方国家最大的经济问题，是“荣国府欠债太多，要问刘姥姥借钱”。刘姥姥他们家勤奋，存钱。荣国府花没了，就发债，中国手上拿的都是美国的白条。美国一旦还不起债，中国人的积蓄就灰飞烟灭。看世界银行加冕的高收入国家，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富国都负债累累，国债发不出去只能高息借款，将来还不起，国家也会破产。而日本欧洲的富国增长无望，国债的利率从零到负，美联储也在考虑负利率来刺激经济，因为量化宽松不起作用。即使如此，资本市场为什么还买他的国债？因为投资股市的钱将来赔的比负利率的国债可能还多。现在的怪事是欧洲日本发债利率是负的，美国差不多是零，中国民间融资却是高利率，导致经济下行。中国在国际上可以发低利的债，1%的利息就比美国国债高，为什么中国国内还有融资难问题，还要10-20%的利率，过去国内企业借美元日元债，人民币贬值就增加融资风险。为什么不发人民币的债券融资？

中国金融的大机遇在哪里？我们可以把中国长期的基本建设，比如说西水东调、高铁、电站的投资变成人民币的长期债券，开放国债市场，不让投机人买，让世界各国的养老基金买。美国的不少大公司已经没有核心股东了，保护产权是空的，因为散户不关心企业的长远利益，只是追涨杀跌。退休、养老基金会成了西方大公司最大的股东。美国2008的金融危机，股票市场蒸发一半。通常养老基金为了保值，还有一半资产会投在美国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现在国债收益率几乎是零，还走向负值。所以西方福利社会的金融基础岌岌可危，处在破产边缘。

    现在西方政客鼓动蓝领工人工会反中国，理由就是中国出口的廉价产品把西方的制造业和福利社会打垮了。建议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可以当世界各国福利底线的救世主。你买我的长期建设国债，利息低、价不贵、好处是没有风险。因为中国政府不会破产，中国老百姓最勤奋，中国政府公信力世界第一，说到就能做到，中国开工项目绝对如期建设，别的国家修高铁，私有制征地就征不下来，基础建设项目会撕裂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修高铁，修电站都行，因为全民分利。发低息的人民币长期债权，人民币自然国际化，不需要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挡住西方的投机资本。美国、欧洲、日本的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不受政府地缘政治控制，自己独立操作的资本都会买中国的国债，因为没有更好的竞争者。如果西方老龄社会的稳定绑在大中华经济区的战车上，一小撮军工寡头要跟中国打仗，岂不是掘自己的金融坟墓？总之，西方占据金融制高点的地位也是很不稳固的。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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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8日，习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不断抓出新的成效。习总书记的这个指示极具针对性，意义重大而深远。农村发展滞后，不仅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制约着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更制约着广大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对全面小康、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建共享。

由于历史上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村投入不足等因素，与城市建设相比，农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处于洼地，农村的发展问题不容易被充分重视。长期以来，对农村改革发展中形成的新问题认识不足。而农村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分析，找到关键环节，形成系统性、综合性改革的思路。

建设权责相符、贴近群众的农村基层政权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撤销人民公社，改设乡镇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促进乡镇范围、资源与功能间的合理关系，全国各地先后对乡镇进行合并，乡镇总数从1985年的72153个下降到2015年的31830个，乡镇所辖面积扩大、人口增加，服务和管理半径也随之扩大。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财政不再独立，而列入县的财政预算。

“条条分割、职责分离”让农民办事难

尽管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日趋规范化和法治化，但在县、乡镇之间并没有进行过行政权限合理配置的改革。行政体制垂直型的特点和管理专业化的要求，使职能部门的作用突出，普遍带来了县各职能管理部门上收管理权的现象。作为条条的各职能部门强调自己的职责而缺乏相互间的整合与协调，“条条分割、条块分割、资源分散、职责分离”的现象十分突出。而作为属地化管理的主体，乡镇政府负有管理、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却没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基层称之为“天大的责任，碗大的权力。”这些问题在群众中反映最多的就是办事难。群众在乡镇办不了事，必须跑到县。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民要在新农合系统报销240元钱，花了一天时间坐车跑到县里，当天还回不了家，车费、住宿、吃饭就花了一百多元和两天时间。贵州一位农民要在承包的山林里砍两棵树造房子，但采伐证要到县林业局才能办。农民跑县城不仅要花车费花时间，而且到县城连林业局门朝那儿开都摸不着，结果就自己把树砍了，造成无证采伐。这样的例子在基层比比皆是。

乡镇党委政府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乡镇干部代表国家直接面对农民群众。但在体制机制上，长期以来却没有把如何能使乡镇行更好发挥基层政权的功能作为改革的方向。

抓好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持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促使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分化；农民只讲个人权利和利益，无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量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留在农村的人口大多为老弱病残，基层党组织受到削弱；农村中传统的互助机制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家庭关系都被极大地削弱了。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大变动中的农村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既是农村发展所需解决的首要短板，也是综合体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而又未被充分认识的环节。

农业税费改革以前，确保经济发展、完成农业税收、向农民收取“五统筹”（用于乡村两级办学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是乡镇政府工作的动力机制，它促使乡镇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协调村里的各种矛盾，保障着农村治理系的运转。随着农业税费的改革，农业税和“五统筹”费用取消了，乡镇政府也失去了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的动力机制。

    广大农村地方财力有限，乡镇干部待遇较低，按人下拨的乡镇干部人均工作经费拮据，乡镇政府的工作条件较差，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许多干部长期与家庭两地分居，照顾不了家庭。这些状况导致乡镇干部缺乏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

概括起来看，从撤销人民公社到建立乡镇，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一方面国家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惠农政策客观上要求乡镇政府落实越来越多的工作，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发挥有效功能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乡镇干部在待遇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存在种种问题，这极大降低了国家在农村进行治理和提供服务的质量。

实践表明，建设好乡镇基层政权至关重要。围绕着乡镇一级的建设，需要深入研究、不断解决好县与乡镇两级在责任、管理权限、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问题，提高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乡镇干部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打通乡镇干部的上升通道。同时，必须在乡镇一级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整治腐败和不正之风，整顿“慵懒散”现象，重新建立乡镇干部深入村组、深入群众工作服务的新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好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建设，是保证农村发展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理顺体制机制，发挥好村级组织的功能（二级标题）

撤销人民公社后，我国以原来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起行政村，它是农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村主要负责村内的公共事务，这包括村民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村内各项建设，以及政府要求协助办理的事务。从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行政村在履行上述职能时主要遇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行政村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涉农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大量行政工作需要行政村承担，行政村实际上已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涉农政策在农村基层落实的单元，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则退居次位。由此，村级组织实际承担的职能急剧增大。需要它独立负责的事项包括：计划生育、信访、耕地保护、承包地确权、宅基地管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灌区水费收取、环境治理（秸秆焚烧）、节水农业推广、流动人口管理、留守儿童保护、社会治安、献血、殡葬改革、各类数据的统计上报等。需要它协助政府落实的事项包括：教育普九落实、反邪教、安全生产、重大传染病的卫生防疫、国土整治、扶贫、禁毒、土地征用、落实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农家书屋、村村通、农村电网改造等。乡镇政府根据上述工作项目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并与收入挂钩，有的还采用一票否决制。尽管行政村在法律上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它事实上已经转变为落实国家政策的最基层组织。

其次，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人口流动和乡镇政府对农村事务介入的弱化，行政村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现象屡见不鲜，某些行政村出现了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灰黑势力、资本势力渗透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的现象。在这些行政村，村委会不再代表全体村民利益，而代表少部分既得利益，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与乡镇政府之间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立。

第三，除极少数坚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自己具有经营收入的行政村之外，村级组织普遍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使得好的村干部留不住，村级组织丧失办事能力。目前，绝大多数行政村的干部津贴和运转经费都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村干部的津贴大幅低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村年运转经费最低的甚至不到1万，缺乏组织群众开展建设性工作的能力。

第四，农业税费改革后，为减少行政村的运转成本，以及更经济地从事政府委托的各项事务，各地普遍对行政村进行了合并，全国行政村的总数从1985年的大约95万个，减少到目前的58万个左右。合并后的行政村范围扩大，服务和治理半径大幅增加，加之人口大量流动造成的人户分离现象，导致行政村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和陌生人社会，从而大大增加了群众性自治的难度。

上述四个方面是当前行政村建设中面临的基本问题，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行政村功能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行政村要协助落实政府的职能，它已经成为落实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行政村还有发挥推进基层群众进行自治的功能。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协调好这两种功能的前提，是保障行政村运转和办事所必需的资源，使村级组织有人办事、有钱办事。同时，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行政村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行政村建设的关键。

全面认识和完善“统分结合”的体制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分”有余，而“统”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土整治、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小型水利和环境建设等工作越来越需要村级组织发挥“统”的功能。但现实情况是，整个农村改革发展中“分”有余，而“统”不足，“统分结合”没有得到落实，这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与建设的瓶颈。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观原因，在于改革中人们对“统分结合”认识的片面性，在强调以“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必须由村级组织发挥的“统”的功能。

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并不能解决 “统”的不足

自国家鼓励、扶持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许多同志认为，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邓小平所说的农业改革的第二次飞跃，是从“分”走向新的“统分结合”的表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新的合作经济，但并不能解决农村发展中“统”不足的问题。专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成的经济组织，既不包含所有的村民，也不承担村内公共建设的责任。换句话说，农村建设和发展中急需的“统”的功能，只能由行政村承担，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承担这个功能。

实践表明，“统分结合”中的“统”不只是局限于农业范围，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经营体制问题，它超出了经济领域，是一个涵盖整个农村发展和建设的体制问题。农村发展包括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村内公共服务与福利，这些都需要行政村发挥“统”的功能，“统”存在于农村的各项发展工作中。回过头来看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统”的理解过于狭隘，只局限于经营层面，没有从农村建设的高度来坚持“统”的体制机制，忽视了“统”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分”得彻底、“统”不起来的局面，这制约着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全面完整地认识“统分结合”体制，强化“统”的功能，真正做到“统分结合”，不仅是解决好农村发展建设问题的关键，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

积极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近年来，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北、吉林、安徽、云南、贵州等地省委省政府专门发文，要求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5年财政部发布197号文件，在全国13个省区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的试点工作。这是当前农村发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在的条件下，强调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是为了取代家庭承包制，而是为了突破农村发展建设中的瓶颈，为重建“统分结合”的机制建立经济基础，为村级组织能实现“统”的功能创造必要的资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这是一项强本固基的重大政策。

“一事一议”的局限性

农业税取消后，由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村级组织的运转经费和村干部的津贴。对于村内的公共建设，国家专门规定了“一事一议”的办法，即由村委会提出建设事项，经村民讨论同意采用向村民筹资筹劳，再由财政进行奖补的方式进行建设。这成为农业税费改革后，缺乏集体经济收入的村组织进行村内公共建设的主要途径。

尽管“一事一议”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显露。“一事一议”要向村民筹资筹劳，只要有人不愿意出资出劳就无法开展，因此许多村搞不起来。有的村虽能搞起筹资筹劳，但因财政奖补预算总额有限，所以分不到搞“一事一议”的名额。2008-2014年，全国农村通过“一事一议”进行建设的总投入为6000亿元，其中财政奖补2918亿元，共建成约180万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资金规模为33万元，平均每个行政村建3个项目，投资额100万元左右。显然，这样的项目数量和资金额度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被重新关注，其目的是让行政村依托集体经济取得经营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行使“统”的功能，为村民办事。

坚持“两条腿走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过去，鼓励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也上了文件，但在工作中无要求，政策上无优惠，村级集体经济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目前全国58.8万个村中，大约有50%没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30%的村在5万元之下，只有20%的村在5万元之上。如果行政村能普遍有来自于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那么它组织群众进行农村建设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我国农村建设就能出现更有动力和活力的新气象。从目前的财力和使用状况来看，投到“三农”领域的财政资金已接近国家各级财政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它表明，即使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下，整个农村建设要由国家财政包下来也不现实。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集体经济收入的两条腿，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国情决定的，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仅能增加村级组织办事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能激活村级组织“统”的功能，能激活组织农民进行建设和自我服务的机制，它有助于完善“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村建设体制，有助于形成农村建设中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和集体经济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回顾我国合作化以来整个农村发展的历史，农村的发展建设问题关涉到我国政权的稳固、我国基本制度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农村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以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的相互支持。在农村发展改革中，必须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相协调。从这个高度来看，农村发展建设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认识，还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直接参与农村发展建设的最重要的三大主体——乡镇党委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参与农村发展建设的体制机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破解瓶颈，激发活力。

（编辑  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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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1]——习近平对2016年7月4日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的批示

 

 

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工业企业界普遍面临困难。在2002年之后的10年高速增长期工业投资活跃，同时大力鼓励非公经济，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至40%左右，私企在钢铁水泥等重工业领域也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其中不乏低端技术产能。但是很多经济学者，习惯于把民企理想化，把问题困难都推到国有经济头上，“去产能”也习惯性地首先拿国企开刀。

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用什么标准指导去产能，只能以国家工业竞争力为依据。

            

产能过剩行业和地区：非国有企业户数占绝对优势（二级标题）

从工业领域和许多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基础数据支持的观点是：这轮下岗的行业和地区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同时，它们也是就业主体。对此，建议有关方面组织有关专项研究。

     第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产能过剩突出的工业领域中，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352546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8197户，占比仅为5.2%。其中在产能过剩明显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975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仅为12.5%；在钢铁业中，有规模以上企业1103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仅为3.7%。就企业数量而言，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应当以私企等非国有企业为主要对象是大概率判断。

第二，面临“去库存”严重挑战的房地产业，国家数据显示，在不同性质企业的投资构成中（不含农户），私企等非国有单位占比为74%，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26%。而91444户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仅为1.9%。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去库存”的主体也绝不是国企，而是私企等非国有企业。”[2]

第三，从地区数据看，被普遍认为“国企多是其落后主因”的东三省，经过几轮国企改制后，国企户数已很少了，在按控股情况分类的企业法人单位构成中，辽宁省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为3.1%，吉林省占比为4.2%，黑龙江省为5.4%。2014年末，东三省仅个体私营部门，就业人数达1912.2万，远远超过三地国企就业人数，民营经济已占东三省的50%以上。[3]相比之下，2014年浙江省的占比为65%，江苏省民营经济占54.5%，均低于2015年的辽宁省。[4]

显然，东三省的根本问题应该并非所谓的“民营经济不发达”，应该另寻主因和对策。实际上，从东三省工业领域产业组织的阶层结构看，振兴东北的一大关键，应该就是通过“多管齐下”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由此带动其他配套性中小微型企业等的发展，当然也要发挥少数非公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2016年5月，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时就落实“振兴东北”重大战略曾指出，“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 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和原则问题。

另外一些地方，如钢铁、煤炭行业较发达的河北、湖北、山西等省，2014年的企业构成情况与东三省也差不多。这些地方的就业结构也是以私企等非国有企业为主。而在这三地的GDP构成中， “民营经济”在河北省占67.9%（2016年一季度），在湖北省占54.5%（2014年），在山西省占54%（2016年预测数）。[6]其中，河北省GDP构成中“民营经济”的比重已明显地超过了2014年的浙江省。

第五，东三省、河北省等重化工地区与“长三角”GDP构成的比较也说明，一个地区“民营经济”比重的大小，并不是其增长状况如何的决定性因素。上海市作为“国有经济重镇”，多年来经济增长状况一直较好，但“民营经济”比重非常低的事例（2014年该市民营经济仅占GDP的26.6%），更能够说明这个道理。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学至今仍然在探索。如果有人站在“惟产权论”的立场上，将一个地方非公经济（即所谓“民营经济”）的多少归结为促进、保持经济良性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不专业，也不符合国际经验的。

就全国而言，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3/4以上。[7]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8亿人。[8]其是包括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6000万左右就业人员的约4.7倍，是国企就业人数的约9.3倍。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不足2000万。可见，在全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结构性改革中，把“产能过剩”全推到国有企业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按照这一判断指导去产能、去库存，可能导致战略性失误。

工业亏损企业构成：非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二级标题）

在产能过剩突出的工业领域，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构成看，亏损的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个数，是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7.3倍。纳入国家工商总局有关私营工业企业等数据后，说亏损、停业的非公企业有上百万个也是可能的。建议有关方面利用数据优势进一步组织研究该问题，并做出实事求是的政策性判断。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亏损企业数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企业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亏损企业累计为34055个，增长5.2%。这些亏损企业是同期国有亏损企业数（1308个）的26倍，是国有+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数（9492个）的3.6倍。同期，外商及港澳台亏损企业为17501个，是国有亏损企业数的13.4倍，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数的1.8倍。[9]

同期，全部非国有企业亏损企业数也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数。2016年2月份，全部非国有企业的亏损企业累计为69046个，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企业数（9492个）的7.3倍。[10]

更重要的是：切莫忽视200万个左右规模以下私营工业企业中的亏损、停业情况。在国家统计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2016年2月私营企业才21.7万个。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3年末，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为320.3万个。[11]假设其中建筑业类私营企业有100万个并被扣除，再加上2013年以来的发展，我国规模以下私营工业企业不少于220万个应是成立的。

此时，如果再看这些大量规模以下的工业类私营企业，估计其中的亏损、停业企业要更多。因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亏损企业都已经增加不少了。按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的经验估计（当时上千万个私营企业中，有“有营业执照”却“无经营活动”企业占比高达55.3%），[12]说其中有上百万家私营企业亏损、停业应该是误差不会太大。与之相比，2016年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两万余个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或其中的亏损、停业的部分）只能是这些巨量私营企业的九牛一毛。另外，2016年3月份非公企业集中的中、小企业PMI位于收缩区间。四月份小企业PMI继续下降，持续低于临界点。同期，私营企业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大幅回落。五月份世界银行又下调全球增长率。由此推测，2016年下半年私营工业企业等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数量可能还会增加。

    以上数据和分析意味着，在工业结构调整或“去产能过剩”中，非公（或非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可能更多。目前，没有见到各类型亏损、停业工业企业裁员的统计数据发表。估计统计城、乡非公企业“下岗工人”或单位裁员人数比较困难。但是，很可能 “下岗工人”、单位裁员就是会集中在亏损企业多得多，且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的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中。这类型企业也是工业领域就业的主体。当然，这种估计还有待相关直接数据来进一步验证。目前，如果有关方面还缺乏这类数据，建议想办法尽快补上、分析并发布。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重要问题是，“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流转。全国2.3亿户承包土地的农民中，6600万户或多或少地流转了土地”。[13]其中由中、外私人资本集中经营的一部分还很不规范。这些情况可能导致农村缓和经济下行时失业冲击力的功能已今不如昔。此时，如果放任市场自发调节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待遇和就业，可能在城乡激化更为普遍的社会矛盾或冲突。近日，唐山市非公钢铁企业被裁职工组织维权的活动，就是一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行业政策问题（二级标题）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要科学地、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重化工内部及相关地区“产能过剩”、“企业亏损”及结构性改革等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差异化评估标准和政策。切忌“一刀切”。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等因素的严重影响，现在重化工领域“产能过剩”现象突出。在其集中的一些地区可能整体经济困难较大，恢复较慢；一些有关大中型企业，及不少从事配套生产、服务的小微企业（含国有和非公有成分）也会是困难较大，亏损较多，且恢复、重组、转移起来成本较高、时间较慢。这些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 “斩钉截铁”式改革在这里行不通。[14]在这方面不仅有国内的现成经验，即使是G7国家也不例外。英国的国有煤矿，及私营部门主导的德国鲁尔工业区、美国“铁锈地带”等经过长期调整，还效果各异，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15]日本的多数所谓“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也是以多年的调整、忍耐和等待经济形势好转为背景的。[16]所以，如果简单地拿国内这些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情况，与产业结构轻型化地区经济调整，效果较显著、企业效益恢复较快做比较，对其求全责备、横加指责，那是非常不专业和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关方面要不要制定差别化的评估标准和政策，警惕有人借题发挥，攻击和瓦解国企，搞乱国家的重化工体系。

另外，全面、客观地看问题，还应该承认，（1）虽然东三省有一批困难国企，但也有一批先进的优势大国企在逆境中奋力支撑着地区经济，乃至国家竞争力的进步。如除当地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明显提高外，也有一批生产民品的大中型国企表现不错。如老牌东北国企——沈阳机床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i5智能数控机床已打开销路，“当国内许多工业企业为订单发愁时，沈机上上下下却在为‘爆炸性的市场需求’提升产能而奋斗。”国外垄断企业在华高价销售的智能数控机床也被逼大幅降价。[17]（2）这些年来，东三省的“民营经济”亦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对其不可抱过高期望。中华全国工商联2015年版的《民营经济蓝皮书》就客观地指出，东三省“民营经济”的 “自身素质不高，转型困难”、“创新能力不高”、许多企业主“顾虑重重”。[18]如有人指望其能大规模代替东三省的国企，或依靠其来进行国企混改，从而提高国企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竞争力等，将严重脱离实际，事与愿违。（3）所以，综合东三省国企和非公企业的情况看“振兴东北”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很重要，即必须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19]

产业结构轻型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含“去产能过剩”）等，是拥有一些独特优势，但其问题并不少，也在艰苦奋斗中。如果有人希望这些地方的非公经济能够驰援东三省，发挥重大作用，不仅存在产业、企业难对口、水土不服等问题，从其当前的财务状况评估也可能是缺乏现实性的。例如，2016年上半年央行的有关调查显示，这些地区私营部门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拖欠贷款的问题不可轻视。如央行在浙江省的一课题组“以民营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浙江台州为例，对辖内银行开展调查”的报告就披露：“在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大背景下，‘僵尸企业’（指‘民营僵尸’——引者注）长期占用资金等资源却难以产生效益，对银行‘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及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产生较大障碍。”[20]个体私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浙江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何？估计是会更差一些了。其中潜伏的局部性金融风险和可能的“共振效应”，不可不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张承惠研究员也曾指出，“近两年新增不良贷款中80%来自中小企业。” [21]相应的，工信部的信息显示，这些“中小企业中的90%是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当中99%也还是中小企业。”[22]有些教授不断地说“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23]这是需要决策部门和金融机构注意的误导性观点。

 

要重视私营部门亏损、破产、停产、裁员问题（二级标题）

一些人对国企还报有“就业刚性”这一陈旧观感，实际上，国企“铁饭碗”体制已经有了实质的改变。

一分为二地看，中国国企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最高值1.1亿人，已经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5000万人，并给其不少后代人的健康、学业和人生道路带来负面影响。就是在近几年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国企从业人员数据也一直在波动不已，有时甚至减少百万人以上。如2014比2010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就减少了204万。[24] 2016年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今天的国企改革，是要建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机制”，[25]而非从零或ABC的初级阶段去开始“实质性突破”。

另外，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国企数量大幅减少，被重组、转产、出售、破产、停业的企业并不少。如1998年至2014年，仅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就减少了45929个，剩余的企业为18808个。[26]

简言之，仅从邓小平提倡的改革以来看，国企“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进程就没有中断过，且在不断增强，并不“僵”呢。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而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企也有过公司化改革、重组和裁员等等，并承受着全球国家竞争力比较下的巨大压力，有着“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竞争动力，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l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5％, 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27]

当然，现实中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各类型企业职工被裁减的现象可能只是结构性改革“初战”的结果，以后情况会更严重一些。与此同时，关于私营企业和外企等破产、停产、裁员、降薪、降社保缴费，及“老板跑路”，并违法抛弃成百上千职工的信息也是不断 。对此，决策部门及所属研究机构应有足够的重视，不可对在结构调整中，作为就业主体的私营部门不断产生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或轻描淡写。

有人认为，现在私营部门增长非常快，2016年初私营企业已突破两千万个，对就业增长贡献很大。但是，如前引用的国家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所以，对于国家工商总局的有关数据也要科学评估，不能盲从。过去的改革中，职工下岗数千万，社保体系建设没跟上，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在经济下行的今天，职工就业问题再度尖锐化，需要慎重对待，适当增加流动性，但一定要保骨干企业，骨干员工。

 

建议取消“僵尸”这一提法（二级标题）

由1980年代某美国人发明的“僵尸企业”概念，其客观性、科学性，及对中国经济政策体系的适用性等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在相当多的场合，这一提法成为攻击国企、并以此曲解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贬义词。[28]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僵尸企业”在政府系统中还是难以形成统一定义。各部门、各地方都各执一词地去说某些亏损企业。如河北省的“发改委、工信厅、国资委、财政厅等多个部门对‘僵尸企业’的调查范围不同、口径标准不一致，造成各部门统计的困难企业各项指标不一。”[29]

2016年2月3日，国家发改委综合各方面情况提出，“至于僵尸企业的处置，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它的范围，采取具体措施”，[30]并不要求各有关方面搞个全国统一标准来“一刀切”。

2016年2月25日，工信部称，“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31]按照工信部的这种定义，可能中国的所谓“僵尸企业”会非常少。虽然它将集中针对国企，但却可能“无伤大雅”，其清理任务也容易完成。因为，国企本来就很少，其亏损企业相对各类非公企业也少很多倍，而这些亏损国企中能够满足工信部定义，如能同时获得“中央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就更少了。但是，这和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标准、名单有矛盾。如山东省的“僵尸”名单中，国企就明显少于非国企。在浙江省、河北省、广东省等的考虑中，“僵尸”也包括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且这些地方政府划分的“僵尸企业”中，很可能十分缺乏“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的国企或私企。

   财新传媒某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国务院提出的“识别僵尸企业方法”的具体表述是“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32]这种误读为私营媒体和网站大量传播。其实，他引的这段话来自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央企增效升级的决定。其有关原文是：“加强分类指导，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33]在这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亏损”企业及“僵尸企业”三个概念是并列使用的。从逻辑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某种联系，但却并不存在前者释义后者，或后者概括前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有明显的不同，差异比较大，谁也不能全覆盖对方。

当然，也有专家和个别地方官员认为，私营企业经营不善，市场就会自动出清。因此，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主要事涉国企，且是其改革的“重头戏”。但这种教科书式的判断既不符合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也不能够在事实上成立。

   目前，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方面学者指出，中国的语言非常丰富，何必非采用“僵尸企业”这种极强贬义性的外来语充当政策性用语呢？在中国的语言中，“僵尸”是一种龌龊、恐怖的形象，会令人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心理感受，没有一点中国式“幽默”的情趣。公权部门人员用这种话去定义市场中某些丧失了正常经营活动能力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等，且在客观上涉及贬低其中经营者和工人群众的人格，是不妥的。此风一开，也难免辱及其他各种主体，污染本来已不干净的语言环境。“为政者正”，有关部门的政策用语中还是弃用内容含糊不清、背景杂乱、意识形态偏向性强、口气粗暴的“僵尸企业”这一外来语为上策。

简言之，我们一是要警惕所谓“僵尸企业”成为体制内外某些自由派人士抹黑、清除国有企业，及搅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具，真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能够忽视私营部门（或非国有部门）内部可能存在更多亏损、停业企业或所谓“僵尸企业”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去产能过剩行业中这类部门可能发生的更严重失业问题和波及效应；三是建议政策上弃用“僵尸企业”一词。就使用政府部门早就驾轻就熟的“亏损企业”一词，划分一下亏损企业的严重程度和不同原因，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可能更为简单易行。

 

结语（二级标题）

综上所述，在国家基础数据和相关事实等构成的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从方法论视角再次强调习近平说的“搞好基础数据测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命线，毫无疑问是很有必要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34]防止本末倒置甚至南辕北辙。

少数人借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抹黑国企，鼓动所谓“国退民进”是一厢情愿，故伎重演。但有关方面仍需对其于政策日程可能的渗透保持警惕。“僵尸企业”一词，摒弃为好。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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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民币出海问题成为热议话题，它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要解决这一课题，不能脱离对国内要素商品市场诸多矛盾的认识，比如国际原油价格变动与国内成品油价格管理的矛盾。我们认为，让人民币的信用锚定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成品油和国内特色资源市场，是一举多得的解决之道。

顺势而为，加大人民币对石油的话语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信用锚定于石油，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有“石油美元”之称。近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石油价格大跌而美元指数坚挺，石油与美元走势出现分化。背后的原因，是美元锚定石油对石油形成的特殊的溢价，有助于俄罗斯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而这对美元资本形成了巨大威胁。现在美元锚定的商品，更多的与美国的粮食强项相关，石油农业下的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的比重变化巨大。这也给油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带来了真空，欧元结算石油比重增加。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对石油的话语权应当更大。

中国现行的根据美元石油期货调整油价的政策，是有待改进的。这个政策意味着国内石油消费间接用美元结算，这等于是拿中国六亿吨的石油消费市场给石油美元背书。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石油价格与人民币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现有的油价政策使得国内市场的信用变成美元的信用，这对中美之间的汇率、金融博弈是不利的。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美国的石油期货价格并不是中国购买石油的实际价格，中间还有欧佩克配额、俄罗斯巨额预付款等因素，影响巨大。这个差别也是国内舆论压力和矛盾的根源之一。

中国的大市场，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来源。在石油相关领域，中国本身就消费了6亿吨，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体量是足够大的。不仅如此，中国庞大的炼油加工能力及相应的富裕产能，是我们有利的产能储备，以国内成品油市场作为人民币信用的锚，是足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信用背书的。这个市场的规模可以让海外的石油供应商参与，完全以人民币进行结算，海外人民币也可以参与。

用国内成品油取代原油期货具备以下几个优势：中国的成品油市场直接连接终端消费市场；成品油市场背后还有中国巨大的炼油能力和储备充裕的产能；与国际资本控制的原油期货有距离，不易产生不同市场间的价格和外汇套利；国内油价调整可以直接根据此价格和固定加价率来定价终端市场，巨大的现货交易可以避免国际金融炒家价格操纵。

做强中国现货市场，从美元结算变成人民币结算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行业和国内市场需求巨大的其他商品，如中国占据优势的稀贵金属和使用量巨大的铁矿石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建立大市场，以争夺全球定价权。尽管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占世界进口量的70%，但中国也同时是铁矿石第一大生产国。像铁矿石这样的庞大现货市场，比金融期货市场更不易被外来资本操作。在价格发现的功能上，制造业大国比金融业大国更具有优势。和虚拟的金融期货市场相比，中国在实体现货市场更具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做强中国的现货市场，比在别人操控下的虚拟金融期货市场，更具有中国优势。

把国际市场变成国内市场，建立中国核心和必需的要素大市场，从美元结算变成人民币结算，保障国内供给，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的供给侧改革。如此，制约中国发展的要素价格瓶颈就可以突破。在当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资源国害怕失去市场份额，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的形势下，中国作为制造大国所具有的庞大需求和消费能力增强了我们的市场话语权，这为中国建立面向全球的、以人民币结算的资源市场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这些市场的建立，有助于改善国内市场经济结构，拓展全球竞争力。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人民币的信用之锚，需要以中国优势商品生产、消费的现货大市场为基础，发展实体现货市场和物流中心，这将使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更具竞争优势。

（编辑  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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