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深化改革


 

“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关心的宏大事业。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对激发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城乡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功绩,有目共睹。

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放松了“统”的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被弱化,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也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引导和正确的政策导向。

加强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扶贫工作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经济上的体现,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把每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只有把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统”与“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生产力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尤其重视基层党政建设和集体经济的建设。关于统筹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工作。他说:“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近平同志着重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习近平同志关心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惠及广大普通农民。他在黑龙江视察时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1980年农村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民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多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数次阐述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这是社会主义的解释。“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任何生产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容纳于其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之适应,形成同步发展、不断进步的局面。

当前,很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相当部分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怎样稳定乡村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防止农村变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改革发展的任务,是一个重要课题。

推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应该逐步转到分工经营的大生产方式。当前各地农村正按“三权分置”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很多地方鼓励种田大户或引进龙头企业,作为推进规模化、社会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创造条件、引导和组织农民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体,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我们党在武装斗争时期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是把支部建在村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党支部在组织和依靠农民群众,推动改革和发展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前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同样离不开党的建设和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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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经济日报社联合举办了“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和农业部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十几位来自各省市区的地市县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我们征得政策科学研究会同意,选编了部分参会同志的发言,在本刊发表。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2015430,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52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2014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1215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2013722,习近平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同部分村民座谈,人民网2013724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人民日报》201449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2016425,习近平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农村改革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429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2016524日在黑龙江省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干部群众的谈话,新华社《新华视点》2016525日。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9805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6页。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同薄一波的谈话》19842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4页。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5页。

<!--[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的谈话》1992723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协同是集团战略和经营哲学

中信参与“一带一路”的优势在于多元化的综合优势以及集团大协同的优势。多元化业务是发挥协同作用的基础,而中信的多元化与发展历程相关。中信创立伊始并没有固定业务范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涉足了很多行业。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信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先是形成金融、生产、技术、贸易和服务“五位一体”的业务格局,后又布局重要行业,最终完成“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

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中信逐渐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协同能够把集团内各个不相关的业务联系起来,发挥出整体优势,提升中信各家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市场拓展风险和成本。中信的业务协同部,是孔丹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任期内成立的。目前协同已经被提高到公司经营哲学高度,也已经上升到中信集团的战略高度。

“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协同的出发点。中信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行业。满足客户需求是低境界的合作;创造客户需求是第二个境界的合作;超越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超越客户的期望值,才是高境界的合作。中信利用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综合优势,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升客户价值,超越客户期望值。在“一带一路”的实践当中,我们也努力为当地所在国创造价值,超越所在国的期望值。

 

构建“七个协同圈”

在实践的过程中,中信集团积极构建“七大协同圈”。第一圈是中信内部企业之间的协同圈;第二圈是中信与国家部委的协同圈,如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第三圈是与国有中央企业的协同圈;第四圈是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圈;第五圈是与地方国有企业的协同圈;第六圈是与民营企业的协同圈;第七圈是与国际企业的协同圈。目前,中信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国家部委,以及省市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无数个地级市政府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在实践中,中信集团遵循“大协同”思路,搭建了海外业务协同合作平台。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已在海外形成广泛的业务布局,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中信各家公司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和保证项目执行成果,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三种海外协同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以海外工程项目为先导的战略协同。近年来,中信建设在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涉及社会住房、能源、农业和地质勘探等。在为客户提供工程承包服务时,中信建设还基于在当地市场积累的资源、渠道和经验,帮助集团的金融、资源能源等兄弟公司在当地开拓业务,满足当地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个模式是海外投资拉动的协同。中信资源完成对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的收购,这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协同。根据哈方的建议,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石化股份公司各出资50%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之后,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建筑服务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作为里海沥青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中信还与哈政府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卡森纳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6亿美元。

第三个模式是海外业务人才的协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人才积累。在南非第一黄金公司的股权收购中,中信国安集团、中信建设、中信证券和中信锦绣等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参与了项目筛选、跟踪分析、商务谈判与估值、现场尽职调查以及交易执行等各项工作,对项目成功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信子公司全面布局“一带一路”

目前中信集团已经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制造业、农业以及卫星通讯、基础电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中信银行投融资并进,支持“一带一路”。早在20156月,中信银行就联合中信集团旗下兄弟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将达200亿元。在国内,中信银行加大在西安、兰州、西宁、上海、广州、福州、海口等丝绸之路沿线内陆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布局,设立了1000余家网点,提升了沿线18省份节点城市及重点港口城市的金融覆盖及服务能力。中信银行在海外搭建了三个平台机构,分别为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和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设立了伦敦和悉尼两家代表处。“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中,目前中信银行已与其中55个国家共计554家代理行建立了双边密押关系。

截至目前,中信银行累计储备“一带一路”项目超过300个,融资金额超过4500亿元。同时,中信银行在国内设立了“一带一路”母基金,截至20171月末,基金规模已达千亿元。在中国香港,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国际发起设立了“一带一路”主题基金。201767日,中信银行联合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Halyk bank)签署了股权交易协议。这意味着中信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在哈收购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信证券通过兼并收购,布局“一带一路”2013731日,中信证券完成收购里昂证券全部100%股权,中信证券的业务覆盖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等主要市场,成为首家分支机构遍及全球的中国证券公司。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战略布局。新的中信里昂证券将形成强大的业务能力和网络优势,成为独特的中国海外金融平台。

中信建设落地超大项目,践行“一带一路”。中信联合体参与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的国际招标,中标了投资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区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该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将为缅甸提供10万多个就业岗位,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带来约150亿美元的税收,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建“一带一路”的心得体会

    第一,要有先利人、后利己的信念。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正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义利观。中信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周围有很多村庄,我们就利用自己石场的石子,为周边村民修路,当地的老百姓就给我们提供水和各种便利。有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项目进展就会比预想的顺利,虽然中间付出了一些成本,但项目最后还是赚钱了。中信在缅甸的皎漂项目团队沿着伊洛瓦底江,一共开了20多场座谈会,与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充分沟通,为项目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当地人民认识和了解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意义。

企业在海外做项目,一定要了解属地国的需求,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在安哥拉,我们建纺织厂是因为安哥拉总统希望穿上自己国家做的西装。我们帮助哈萨克斯坦建设了沥青厂,总统在沥青厂竣工讲话时表示终于用上了自己的沥青,虽然中信在这个项目上没有赚到钱,但哈方目前正在和我们一道推进更多项目,帮助我们取得市场化的收益。所以,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要帮助这个国家发展,真心实意地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这个国家发展了,我们才能赚到钱。并且,中信对项目的执行能力很强,可以保证投资项目取得成功。

第二,要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说,“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共享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界协同。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内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信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中信和战略投资者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合作在第三国开展业务;中信与属地国企业合作,与当地市场深度融合,实施缅甸旅游开发项目;中信还带领合作伙伴深耕安哥拉市场等等。未来,中信将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编辑  宋斌斌)



* 苏国新,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总经理。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遵循“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知古鉴今、面向未来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和促进全球经济振兴的中国方案。

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中信“走出去”的四大独特优势

中信集团长期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大手笔的布局和投资,逐步形成了一些富有自身特点的独特优势。

首先,综合优势明显,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先生创办的。历经38年的发展,中信已成为一家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环保、文化出版、通用航空、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60多个行业和领域,在全球拥有15家公众上市公司。中信能够为客户提供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安排、建设、运营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具有产融结合的市场竞争优势。

其次,实践经验丰富,积累了诸多成功案例。早在1986年,中信就投资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目前中信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中,中信已在其中2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等金融子公司通过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设立“一带一路”基金、与沿线国家合作设立直接投资基金等方式,累计为国内外“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约150亿美元。中信建设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缅甸、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设了一批工程项目;中信资源、中信重工和中信戴卡等企业在沿线国家印尼、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德国等开展直接投资,收购了资源能源、装备制造和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项目或企业;中信海直与韩国大宇公司签署了缅甸海上油气开发工程项下的长期飞行作业合同,成为国内首家开展海外业务的通用航空企业。

第三,创新商业模式,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在“走出去”过程中,中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例如开展大型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根据项目所在国的诉求,积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与合作伙伴一起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既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又与合作伙伴一起实现共赢。再如安哥拉的K.K新城项目,这是一个超大型的新城建设项目。中信联合中铁、中建等国内企业,以及工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以后,中信还继续承担项目的后期维护、运营,帮助并带动当地人员做好后期服务。此外,中信还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借助更广阔的资源和平台,服务“一带一路”。

第四,坚持诚信为本,树立中信品牌优势。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诚信创新 凝聚 融合 奉献 卓越”,中信集团以“信”字为先,言必信、行必果,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折不扣履行对客户的承诺,坚持把事情做成,这是中信这么多年在国内外积累的良好口碑。比如中信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高速公路项目,之前西班牙公司用了16年都没有建成,最后在中信手里完成了。可以说,中信很多海外项目的成功,靠的就是我们钢铁般的执行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和思考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信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深入思考正反两方面案例,我们认为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善于谋势取实。“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平台、一种发展哲学、一套全新理念。“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谋势”,还要“取实”。所谓“谋势”,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取实”,就是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准结合点,选准选好项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谋势”才能“取实”,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住大的方向,与重点合作领域对接,与沿线国家发展愿望对接,才能走得稳、走得快、走得远;“取实”也是为了“谋势”。“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这就需要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注重在技术与标准等方面的硬实力建设,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软实力建设;既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注重民心相通,最终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赢。

二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多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基础薄弱,人民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国家希望加快经济建设,投资需求很大。习近平主席指出,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不能见利忘义,必要时舍利取义。不能只关注短期利益,一定要了解当地的需求,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依托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经验,从长远考虑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将已经被证明可行的新技术及时应用到沿线国家,提升项目的技术含量,帮助其实现跨越式增长,真心实意的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做到和当地老百姓在一起,成为当地人,才能把项目做成功。

例如,哈萨克斯坦产原油,但是应哈萨克斯坦的要求,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建了一个沥青厂,帮助哈萨克斯坦把原油变成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沥青。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做这个项目并没有挣到钱,但是非常欣慰的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竣工仪式上非常骄傲地说:中信帮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我们可以用上自己的沥青来建设我们的公路。此后,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开展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多机会。

三要践行开放的协同理念。中信作为一家综合企业集团,注重协同各个领域的子公司共同“出海”。协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能有效降低各家企业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减少其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各家企业海外客户和渠道的共享,增强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实现中信海外业务收益最大化。中信的协同还不止于内部。目前中信与30多家大型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70%的国内战略合作伙伴都有与中信合作开展海外业务的需求。此外,中信还引入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商业和瑞穗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多领域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信拓展发达国家市场,从海外获得低成本资金和创新海外产能合作模式,也有利于减少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

四要高度重视防范投资风险。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既有交易对手经营不善、丧失偿付能力、恶意违约拖欠等商业风险,也会面临战争、征收、汇兑限制等政治风险。企业的“一带一路”布局一定要选择能够把握得住的较好行业,知道风险和盈利空间、选择相对安全的国家、选择信用较好的合作伙伴或客户,有合理的风险管控方案,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保险方案去化解、转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参建“一带一路”的初步思路

接下来,中信集团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发挥金融助推作用。在哈萨克斯坦,我们收购了该国最大商业银行下属的阿尔金银行60%的股份,并与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共同设立了直接投资基金;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中信将发挥好这些金融机构的助推作用,有侧重地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能源、交通、金融和消费等行业中的企业和项目。

二是加大直接投资力度。我们将切实发挥中信农业、中信环境等企业的技术优势,积极投资相关项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进绿色发展。在缅甸,中信联合体中标了投资规模超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运用以往成功经验,加大推进力度,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合作。我们要本着开放的、国际的、全面合作的原则,整合内外部资源,在集团内部企业、国内外合作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国内外政府、多边双边金融机构及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搭建合作平台,与国内外更多的合作伙伴协同走向“一带一路”,从拓展海外业务公共关系、开展点对点合作等方面,务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信建设在海外开展工程承包业务时,注重构建东道国自主发展能力平台,进行属地化管理,在当地开设为项目配套的工厂,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出资创办职业培训学校,带动当地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举措加深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获得感与认同感,也是公司赢得所在国政府和合作伙伴长期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成功经验,在项目所在国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赈灾救灾、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慈善活动,积极回报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是注重人才培养。在开展对外投资中,人才需求是一个核心因素。我们将着力做好“人”的工作,既要培养自己的专业化管理人才,也要在当地发掘各类人才,通过吸纳和培养当地人才,建立属地化的人才队伍。这不仅可以为当地解决就业,还可以加速项目团队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保证团队能够在短期内到位,为项目执行降低时间成本,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各国加快发展的内在愿望,有助于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全球经济繁荣,有利于加强人文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信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也愿意携手更多的海内外企业、团体深化交流合作,共商大计,共襄盛举。   



*蔡希良,中信集团副总经理。

 

编者按:

    20169月,宝钢五位老领导谢企华、朱尔沛、张浩波、沈成孝、关壮民联名给时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写信,他们建议:把宝钢30多年来所走过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历程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向社会呈现出来,以此作为宝钢对当前中央深化国企改革的支持和贡献。徐乐江董事长对他们的建议高度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完成这项使命。宝钢人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全面深入分析、总结了宝钢的改革发展之路,载入宝钢人自己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

 

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19781223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开工典礼,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工程史上投资和引进规模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举世瞩目,举国关注。

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上下都急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正是在中国百废待兴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钢铁工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参加武钢一号高炉点火仪式时就指出:“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国曾尝试了不同的建设发展模式,积累了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引进了计划经济模式。1958年发动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未能成功。1960年,中国年产钢1866万吨,日本为2200万吨。到1973年,中国年产钢2522万吨,13年仅增加了35%;而日本达到1.199亿吨;中国仅为日本钢产量的21%。1978年,中国钢产量为3178万吨,人均产钢0.03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同期,美国人均产量为0.5吨,日本人均产量为1吨。差距还表现在,中国钢铁企业生产装备普遍老化落后,钢铁产品的品种结构、生产技术都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钢铁工业至少落后20年。

1977年,冶金工业部考察团从日本回来,提出应借鉴日本经验,要走新路,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977年年末、197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经过两次专门讨论,做出了建设宝钢的决策。1978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当即要求对方“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为适应经济建设要求,改变当时中国钢铁工业落后的状况,中央决策,在上海宝山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在我国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投资300亿元建设的特大型工程项目。

引进之初,宝钢建设方案曾经引发大范围的争论。怎样看自力更生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关系?有些人担心引进的技术装备难以消化掌握,外国专家一旦回国,机器就开不起来;担心靠进口铁矿石会受到外国人的牵制。当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冶金工业部长还受到了质询。中央领导,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支持宝钢的引进工程,他们对宝钢建设的问题亲自过问、研究、部署,亲临宝钢视察调研,在关键阶段果断决策,指明了方向,使得宝钢的引进与建设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黎明的“第一把火”

建设宝钢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5万余人组成设计、施工大军,奔赴宝钢建设基地。然而,项目的引进与建设并不顺利,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续建的曲折过程。1983年,时任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在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进度脱期三个月的困难时刻,被中央调到宝钢任职。在全国上下的关注下,黎明深知自己肩负的是千斤重任,背负着人民的期盼与嘱托。

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他在宝钢任职15年,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

黎明号召宝钢人“不忘300亿元建设投资,要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不辱使命,向世界展示展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他率领团队立下誓言,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要建好宝钢、管好宝钢。

如果沿用传统的建设工程的办法,宝钢的工程拖期很难得到解决。此时,国外专家普遍不相信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中国没有建设现代化钢铁企业的经验。宝钢这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由大量的单项工程组成,这些单项工程分为三级:一级项目有30个;二级项目230个;三级项目1150个。外方专家向冶金工业部提出,按照国务院正式宣布的投产日期——19859月来推算,工程实际进度已脱期3个月,此时距离“859”只剩下两年时间。

刚一上任,黎明就马不停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他检查了1223个工程项目,列出了七大危险工程,并迅速找出了工程难点。“病情”掌握了,“病根”到底在哪里?众说不一。黎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工程管理模式落后。在宝钢这个特大项目建设的诸多因素中,系统而科学的工程管理将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宝钢工程指挥部决定引入当时先进的“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并果断采取了两项关键措施:首先,公开脱期信息。通过《宝钢战报》(《宝钢日报》前身)把脱期项目、脱期时间和责任单位公布出来,从而增强了建设者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其次,按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流程,制定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工程总进度表,黎明要求建设单位务必牢记:投产并不等于工程竣工。

198310月,宝钢一期工程脱期信息公布之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方面纷纷打电话询问:脱期这么严重,能不能按时投产?是谁指示公开刊登的?竟然是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为何公开?而黎明认为,要把真实的困难告诉群众,只有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才能化险为夷。

到宝钢上任后,整整一个月,黎明没有公开讲过只言片语。他几乎走遍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月下来,整个宝钢就像一张清晰的立体地图刻在他的脑海里。红红火火的施工现场背后是工程脱期这一危机。黎明要工作人员拿施工网络图来看看,而施工网络图竟然拿不出来。“这么大的综合工程,没有一个全盘的网络安排,怎么能保证齐头并进、综合协调?

宝钢工程亟待科学有效的工程投资管理措施。“我们总脱不开战争思维,干什么都是大会战,拼人力财力,留下许多后遗症。为什么不能科学、冷静地按网络图施工?”黎明发火了。公布工程脱期情况,是黎明来宝钢后的“第一把火”。他要让干部职工明白真实的工程进度,唤起大家的危机感。在黎明率领的宝钢工程指挥部的科学指挥下,宝钢建设者们齐心协力,不但抢回了拖后的3个月工期,还提前半个月实现投产,而且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实现了“工期确保、质量提高、投资不超”的目标,在我国钢铁工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全方位一次性投产成功。

宝钢创造了“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当时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属重大的管理创新。这一工程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首先,现场施工管理把确保总进度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项目决策按合理、先进的原则确定工程建设的总进度,各项工作围绕总进度开展,设计、设备等都按总进度的要求确定交图交货进度。其次,对总进度必须进行过程跟踪和动态控制,使之始终处于有效受控状态,从而对各个环节起到相互协调的作用。最后,在组织架构上,采用“指挥部——项目组——施工队伍”三层级控制。改变单一的以完成投资为依据的传统考核方法,既考核投资完成情况,又重视考核工程的实际进度。核心是确保总进度“后墙不倒”。

在特大型工程建设中积累经验

质量是宝钢工程的生命。宝钢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是全员参与的全要素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活动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在宝钢一期建设工程中,投资全过程目标管理模式助力宝钢走出了一条“建设高水平—产出高效益—资本高积累”的投资管理之路,也为实现特大型工程建设过程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宝贵借鉴。

在宝钢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摸索出“四结合”的新鲜经验。“四结合”就是设计、施工、设备和生产四个方面相结合,是一种合作体制和管理方法。宝钢通过实践的经验积累,创造性地提出将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和生产“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力量统一到工程建设上来,形成完整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四个目标一致、广泛协同、取长补短、优势叠加、共同进步。这既是宝钢工程建设实践的一项创新,也是宝钢一贯制管理思想的发展,体现出国有企业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在宝钢三期工程建设中,由于投资主体发生根本转变,“四结合”进一步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系统,并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四结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市场为纽带,以合同为基础,建立了规范的合作关系,进而以建设精品工程为载体,以实现双赢、多赢为共同目标,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四结合”的协作模式还加强和改善了国内设备制造单位与施工、生产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的同步发展。

以往钢铁企业扩建,通常是单独建新厂,老厂、新厂管理班子互相独立。这种做法不但增加了岗位定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产进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工程项目的生产准备。黎明充分总结老钢铁企业扩建工程“一厂变两厂”的教训,决定在宝钢三期工程推出“老厂管新厂”的管理模式。就是新建一个与既有工厂同类(或类似)的工厂,依托既有老厂的人员、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另起炉灶建一个新的运营管理班子,由一期、二期老厂管理新厂,这在当时的钢铁业内是一个创举。黎明认为,老厂管理新厂,使老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能够使宝钢三期工程尽快做好生产淮备,尽快掌握新技术,尽快培训新员工,最大限度地精减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把老厂的经验教训带到新厂。得益于“老厂管新厂”的管理创新,以及生产人员的提前准备和“新老混搭”,宝钢三期工程生产准备更加充分,有条不紊。

宝钢工程建设投资管理的思想精髓是,推行工程项目总投资全过程的目标管理,以控制项目总投资为目标,在工程项目全过程实施全方位投资控制。宝钢三期工程建设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为623.4亿元,除国家进口税返还外,其余资金全部由宝钢自行筹措。黎明领导团队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了投资控制目标,实际投资额比总概算节约了4%以上。这标志着宝钢已经形成了自筹资金、自我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和能力。

 

引进、消化、创新三部曲

    自主集成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

宝钢的建设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成套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20年。

国内很多引进项目往往免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现象。国家投入巨资,引进当时最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是希望宝钢能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高起点创新”。19842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为宝钢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到建成千万吨级钢厂的15年间,宝钢始终立足高起点的“引进—消化—跟踪—创新”,并建立了一整套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

1985年,黎明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引进消化、跟踪移植、开发创新”的宗旨,他提出,要真正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就必须引进世界一流的,代表当今技术发展潮流、成熟可靠的新技术。引进二流技术或过时技术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得到一些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不能提高技术能力,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宝钢不能重复引进。高起点引进正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高速赶超世界先进企业,最终达到世界一流。这是宝钢后发制胜的战略抉择。

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是日本、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流派技术的综合,是当时国外钢铁企业一流水平。其冷热轧加工、钢铁冶炼、炼焦化工等全部技术建立在当时的电子、液压、传感、控制、计算机和通信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包含着数百项专利使用权和技术秘密。

宝钢坚持自主集成创新、努力提升设备国产化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套引进。“在建设初期,我们对当代冶金装备、工艺尚知之不多,还没有形成掌握现代钢铁企业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生产力量以及社会上的协作力量。因此,我们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引进。”黎明道出了此阶段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宝钢工程的雄心不止于提升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还肩负着协同促进中国冶金设计、装备制造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

第二阶段是成功地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实现部分国产化。二期工程,冷轧是中外合作制造的,热轧、连铸依托中外合作设计和合作制造,高炉、烧结、焦炉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设备国产化率一期工程为12%,二期工程达到61%,尤其是机电设备的自主安装和调试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工程设备安装精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连铸机的安装精度甚至超过了外方标淮。

第三阶段是逐步形成自主集成创新机制阶段。在三期工程建设中,工程设备以国内设计和制造为主,对国外技术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择”引进,将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至80%以上,达到了“以我为主、兼容全球先进技术”的工程建设模式。

在第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努力追求集合世界冶金行业最先进技术,以“点菜式”搭建各国钢铁设备供应商同台竞技的舞台,吸引他们拿出最好的技术装备,以经济合理的价格参与竞争。三期工程建设,宝钢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243项,其中属世界领先水平的就有158项。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不仅保证了宝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也为宝钢实现“高效益”提供了前提,为宝钢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国外先进技术,宝钢不但敢于引进,而且善于引进,在确保技术先进的前提下,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引进过程中吸取老企业的教训,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引进技术软件(专利和技术秘密),让外商承担总承包责任,投产初期进行严格的设备功能和工艺参数考核,达不到要求的,对方必须赔偿。仅一期工程,宝钢就向供应商累计索赔人民币1600多万元。三期工程建设恰逢国际技术市场不景气时期,于是宝钢在对外采购谈判时,要求对方无偿转让制造技术和专利技术,获得了一批最新技术成果。

宝钢在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1978年至1991年,宝钢的一期工程引进专利155件、技术秘密416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钢管等方面的技术;二期工程引进专利108件、技术秘密748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化工等方面的技术,为技术的自主集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对于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宝钢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期工程成套引进后,在投产前,宝钢建立了消化引进技术的责任制,实行从对外谈判、消化资料、出国培训、安装调试到投产验收都有专人负责的“一贯制”。为消化引进技术,共组织了81个科研攻关项目;各生产厂、部、处根据本单位关键课题确定了620个科研攻关项目。结合宝钢实际,制定各种技术指导资料和规程,真正吃透和掌握先进技术,保证了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达产和达效,并为后续工程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黎明一直强调,引进的东西要吃透,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创新。

1988年2月,宝钢开始着手科研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科研经济效益提成奖励”为主要内容的科研承包办法,从多方面鼓励科技开发。198810月,随着钢铁研究所的成立,宝钢对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消化吸收和开发的进程逐步加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备件国产化达到47071项,国产化备件使用金额占全部备件消耗金额的56%,标准件中的轴承国产化率达到62%。

20世纪90年代初,宝钢进入改进提高、跟踪移植阶段。黎明强调,宝钢要跟踪国外新技术,特别是萌芽技术、刚开始研发的技术,不仅理论研究要跟上去,而且在实践中要移植过来。

为跟踪国际钢铁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宝钢设立了信息研究所。随后在原来钢铁研究所的基础上,增设了自动化研究所、设备研究所、信息研究所和前沿研究所等,成立了宝钢研究院(宝钢技术中心),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加大投入,向建设宝钢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了宝钢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团队的建设;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宝钢产销研和产学研的结合,基本形成了以宝钢技术中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装备的能力。

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后,宝钢在跟踪发展、移植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宝钢一期工程88%的设备是引进的,二期工程在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对一期工程的技术进行了移植和创新。通过合作设计或合作制造,使冷轧、热轧、连铸三大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44%;通过以我为主的设计和制造,使高炉、烧结和焦炉三大项目的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一批最新技术得到应用。在二期工程的二号高炉上移植了新日铁20世纪80年代才采用的无料钟炉顶技术,将三座300吨顶吹转炉改造为顶底复吹转炉,使宝钢跟上了世界钢铁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为宝钢的技术创新奠定了雄厚而扎实的基础。到1994年,宝钢共开发创新先进技术165项,取得重大科研成果237项。

黎明说,宝钢科研分三个阶段:一是消化、引进;二是跟踪;三是超前,就是别人还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做。不管是装备还是工艺,宝钢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1992年,宝钢成立科技推进委员会、《宝钢中长期(至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组织了国内17家科研单位,成立专家组,进行规划的编制。1995年,宝钢组织制定了《宝钢1996-2010年科技发展战略》。1996年,宝钢召开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内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参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宝钢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发展规划,宝钢加大了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开发,开展了包括钢铁短流程相关工艺技术研究、高炉喷煤工艺及技术开发、转炉复合吹炼、真空循环脱气精炼处理工艺及装备研发、钢管水淬工艺技术研发、渣处理工艺技术及装备开发等重要科研项目。一些重要产品如X系列管线钢、油井管、汽车板、热轧集装箱板和桥梁用钢等产品开发成功。宝钢的技术创新由过去的局部创新(点)开始,向更广的范围,向二次创新和集成扩展。

黎明强调,“开发新产品就是开发市场”,“制造新产品就是制造市场”;“现代企业的兴衰关键在于技术,要想保持第一流,必须有新的设备,新的工艺出现”。在他的推动下,宝钢提出“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先后试制了超深冲IF钢、高合金芯棒钢、耐大气腐蚀钢、高强度焊接结构钢、电子工业用特殊钢板、X系列管线钢等新钢种;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钢、压力容器钢、造币钢等一系列产品可替代进口。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上半年即达到66.9%。为宝钢产品,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

硅钢被公认为是“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尤其是作为电力行业战略性基础材料的取向硅钢,更是被誉为现代钢铁业“皇冠上的明珠”。1997年,宝钢建设硅钢实验室,20085月生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122000卷取向硅钢顺利下线。历经10年艰辛,终于掌握了代表钢铁业顶级制造能力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目前,宝钢已实现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牌号的全覆盖,并出口至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2009年,宝钢成功研制核电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成为继法国、日本、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该项材料的企业。世界各国核电站使用的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属于核一级部件,代表着世界特殊钢发展的顶尖水平。实现该产品的国产化,不仅有利于我国摆脱长期以来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保障我国核设备长期有效运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商用大飞机“一类关键件”起落架的300M钢,是我国大飞机国产化材料中研制难度最大的一种钢铁材料。由宝钢自主研制的300M钢已获得合格供应商资质认证。宝钢成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项目A类钢种供应商。

围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宝钢持续开展工艺创新。黎明经常说:“技改工作是宝钢进步的象征,不抓紧改造,明天的宝钢就是今天国内的老企业!”宝钢每年都要投入15-20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对落后技术和设备及时改造和淘汰。一期工程是从日本引进的,为70年代水平,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当时的先进水平也必须不断改造。一期工程投产后,宝钢实施完成了300多项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大多数属于设备、工艺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高效率的技术学习、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确立了宝钢“高效益”优势的可持续性。

宝钢一、二期工程投资建成了年产671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黎明则认为,世界级钢铁企业的合理规模应该在1000万吨以上,国家每年仍需要大量进口电工钢、汽车板、镀锡板等高级钢材,为了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宝钢应该在一、二期工程基础上,以我为主建设三期工程,工程设备以国内为主进行设计、制造。19938月,国务院批准了宝钢自筹资金建设三期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三期工程至20006月全部建成投产。工程总体规划和设计全部由国内承担,国产化率超过80%(一期、二期工程的国产化率分别为12%61%),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冶金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宝钢致力于企业科研机构建设。1989年,宝钢已有包括厂、部及设计院、钢研所在内的1200人左右从事科研工作。宝钢对国内沿袭数十年的生产和技术两套体系分立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把科技工作纳入生产指挥系统,在多层次的科技管理体系中实行一元化领导。19977月,宝钢被上海市经贸委确定为全市首批9家技术创新试点单位之一,8月,又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首批6家“全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成为首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宝钢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与国内知名院校共同组建多个工程研究中心和实验基地,联合开展高水平和超前性技术研究,还积极开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走出去,引进来,与澳大利亚四所大学共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启动宝钢—伯明翰大学研发中心建设。所有这些举措,大大加快了宝钢技术创新的步伐,使宝钢总体技术装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一流。

宝钢实现了自主集成创新,装备自主化、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不仅带动了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和装备制造的同步快速发展。宝钢三期工程对国产设备的需求带动了国内各大重型机械制造厂和成千上万家中小型工厂,也提升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立足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国家建设宝钢不是为了生产“大路货”,宝钢人追求的也不是与国内企业对比,而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企业看齐。宝钢必须生产国家急需的、国内其他企业难以生产的、能与世界先进企业产品媲美的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

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档次建筑钢用材比重过大,高档次的板管材比重太小。20世纪80-90年代,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钢材品种中,50%以上国内企业不能质量和数量上满足需要。

 

攻克国家急需的产品,替代进口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行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任务下达后,造币厂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造币钢,只有从国外进口。1991年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后有了自己的冷轧厂,立即组织攻关造币钢。从炼钢到轧钢,经过一系列试验,国产造币钢研制成功。199261日,中国人民银行用宝钢生产的造币钢发行了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钢材生产硬币。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发达国家,油气管线运输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手段。由于运输安全要求极高,对管线钢制造要求非常苛刻。当时,国际高等级管线钢市场由日本、韩国等国的极少数钢铁企业把持,国内生产的管线钢只能用于低压输送。1990年,宝钢开始自主研发X系列高等级管线钢。1995年,宝钢生产的高等级管线钢首次实现了大规模替代进口。2007年,宝钢成为世界第四家成功试制X120高等级管线钢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西气东输等输油气管线工程,并在印度、苏丹、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重大工程中中标。

20世纪90年代末,宝钢开发出新产品171个牌号,转产112个牌号。其中IF钢(无间隙原子钢)、芯棒钢、彩电用钢等35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压力容器钢、S级钻杆等50个新产品实现了以新产品开发顶替进口,X系列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造币钢、汽车用钢等11个系列产品实现了部分替代进口。这些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制和生产,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相关上游、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造船、家电、桥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宝钢从起步就定位于生产世界一流的精品钢材。然而,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差异化产品结构,不断进行新产品开发,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从1993年开始,宝钢对生产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重点增加“双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宝钢生产出了汽车板、镀锡板等国内市场上的紧缺产品,使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优化,冷轧“双高”产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不仅支持了我国汽车、石油、电子、家电等重点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宝钢经受住了国内外钢材市场急剧波动的市场考验。当国内钢材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有些钢铁企业由于中低档产品过多,产品滞销,处境艰难,而宝钢凭借开发的“双高”产品,产销两旺,供不应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出品种结构的优势。

    05级冷轧板起步

所谓05板,是德国国家标准《冷轧低碳钢板和钢带》的质量等级代号。05级冷轧板,是生产轿车用钢板的最高级别,其对深冲性能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主要用于冲压高级轿车的车门、车顶盖等8块外壳。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日本新日铁、德国蒂森、韩国浦项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能生产。国产、高档轿车用钢板大多依靠进口,轿车面板更是100%依靠进口。宝钢决策层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汽车工业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黎明开始斩钉截铁地推进05板的生产,要求宝钢人抢占先机。

轧制05板,需要炼铁、炼钢、钢坯浇铸、热轧、冷轧环环相扣,既考验一个钢铁企业各个单元的工艺装备水平,又考验各个工序的综合管理能力。宝钢虚心向样板厂德国蒂森钢厂技术专家请教,制定了酸洗、五机架主轧机、罩式退火炉、平整、剪切五大工序的工艺质量责任制。1990年,宝钢向上海大众供应了150005板,虽然只占冷轧厂全年生产计划的1.9%,但是由此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只能提供卡车或轿车内部用材的历史。

上海大众首先成为宝钢05板的主要用户,全国各大汽车制造厂也相继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紧接着,宝钢又成功开发出高强度含磷冷轧汽车板、汽车轮辋轮辐钢、汽车大梁钢、高强度镀锌板、热轧双相钢等汽车用钢,填补了轿车国产化的多项空白。此后,宝钢高等级汽车板的研发、生产不断登上新台阶。199912月,宝钢汽车板获得英国BSI(英国标准协会)颁发的QS9000认证,达到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著名汽车公司的供货标准,实现了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跨越。随后,国内所有中外合资汽车厂,包括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外合资企业,都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2004年,宝钢自主研发汽车板高强钢。2013年,宝钢第三代高强钢全球订货。现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每两辆国产轿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宝钢生产的冷轧板。

 宝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战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显现。2005年,在宝钢投产20周年的时候,宝钢汽车板已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并具备了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的能力。高强度石油钻杆、油井管被国内各大油田普遍采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50%25%%以上,并出口到中东、欧美等市场。家电用钢、塑模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高等级管线钢广泛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西气东输工程中宝钢以66%的供货量成为最大的管材供应商;在苏丹管线、土耳其管线等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工程的国际招标中也屡屡中标。宝钢造船板通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挪威、意大利、中国7家国际船级社的质量论证。宝钢钢制易拉罐成为市场宠儿,占据国内易拉罐市场20%的份额,是国内唯一生产两片罐包装用材的钢铁企业。宝钢钢帘线盘条得到世界最大钢丝制品生产商贝卡尔特的认可,成为其战略供应商。宝钢高等级建筑用钢用于我国建桥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技术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特大型桥梁工程——世界第一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获得斜拉索用钢全部供货合同。

制定宝钢的最高标准

黎明说,“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并不一定能保证用户使用的满意。到底什么是“宝钢标准”?在宝钢曾经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宝钢人得出了一致结论:“用户满意才是宝钢的最高标准!”

 关于“宝钢标准”,黎明还强调:“要彻底消除‘出口转内销’的观念,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词汇。”他说,在不少企业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产品分外销标准和内销标准。在宝钢不要再提什么“出口标准”,产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用户需要。这是衡量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其他的都没用。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宝钢了“信誉高于一切”的准则,按合同组织生产、交货,坚定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好钢,找宝钢”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在用户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黎明就说: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能比国外产品的效益高,那么宝钢存在的价值就不大。当各行各业都在做“入关”准备时,宝钢要做的准备也很多,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财会制度等。无论做何种准备,目的就是一个:贸易与国际接轨。一旦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国的地位,面对国内外竞争激烈的市场,宝钢怎么办?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国的钢材涌入中国市场,而是应该设法将我们的钢材打入国际市场。

在“入关”前,国内市场钢材紧俏,宝钢却千方百计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去销售,让各国用户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人想不通,认为是自讨苦吃,黎明则认为,走入国际市场,多经受一些严格的批判和检验很有必要。为了缩短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在当时钢材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宝钢自1990年起,坚持每年拿出10%左右的产品(其中30%以上是“双高”产品),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国外最挑剔的用户的检验,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找差距,这已成为宝钢的经营惯例。宝钢决策层认为,决不能满足于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业绩,必须把宝钢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才能快速成长。

随着产品档次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宝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日益提升。1994年,宝钢出口钢材首次突破100万吨。1993-1998年,宝钢累计出口钢材696.54万吨,用户遍及世界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销往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占出口总量的70%以上,创汇数十亿美元。

宝钢的海外经营是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出发的。从1993年开始,宝钢就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从事钢铁产品、冶金原料贸易及远洋运输、工程装备等业务,到20世纪末,已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美洲设立18家海外公司或办事处,用户遍及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构筑了稳定的全球营销服务网络。进入21世纪,宝钢实施“从中国到全球”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建立靠近用户的钢材剪切加工配送中心,进一步完善钢材海外营销服务的市场布局。为确保进口优质铁矿石的稳定供应和成本优势,2001年、2002年,宝钢分别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巴西淡水河谷两家著名铁矿公司合资办矿。宝钢还加大多元产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力度,不断提升多元产业的国际化能力。

 

历史需要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将“宝钢”和“黎明”这两个名字紧紧相连。认识黎明,这个宝钢创业和建设的领军者,就能从更深层次认识宝钢,真正了解什么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宝钢,他一干就是15年,直至1998年以72岁高龄从宝钢集团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黎明担任宝钢“一把手”期间,宝钢经历了“上马、下马、再上马”的一波三折;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和续建”;在建设、生产并行阶段,宝钢又经历了产品价格从国家统一定价到“双轨制”,到完全市场定价,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很快融入全球市场竞争,在世界同行中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分子,进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黎明及其领导的团队,带领宝钢创立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闯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持续创新的“宝钢之路”。他们用宝钢模式和“宝钢之路”印证了伟人邓小平视察宝钢时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之路”为中国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提供了道路自信的实证案例,宝钢的成功为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历史证明。宝钢的发展使那些动辄将国企冠以“低效”“垄断”帽子的论调不攻自破。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创业历程和成功实践,特别是宝钢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一路摔打成长的故事和经验,是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也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宝钢的发展路径,展现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宝钢如何从零起步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领袖,展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自信。

 

(编辑  高梁)



¨ 本文由季节根据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20179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编撰。

 

 

农民要像“城里人”那样生活,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实现农村的城镇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已经使一些农民成为大城市中缺乏尊严的一个群体。在全球的许多大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群缺乏尊严的“新市民”。

1998年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次经历,给我造成强烈心理冲击。当时,我到马尼拉主持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1028日,主办方安排我访问了马尼拉的“华人义山”,即华人公墓。“华人义山”像一个公园,也像一个市镇,被一堵高高的墙围了起来,墙外就是拥挤破败的贫民窟。墙内,居住着往生人,富丽堂皇,一些豪华的墓园还安装了空调,仅仅是为了扫墓人偶尔休息的时候用一下。而墙外居住着在世者,许多人家依托公墓的高墙,用塑料板搭起一些简易棚户,低矮,破败,泥泞,杂乱。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不会接受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述的“历史终结”,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使部分人丧失尊严的“终极世界”。

20131026,我专程走访了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我看到周家庄的农民不仅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持了尊严,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我亲眼目睹了周家庄所取得的成绩,深受鼓舞,深感振奋。仔细研读有关周家庄发展历程的资料,[1]引起我关于城镇化的许多思考。

 

最后的人民公社

许多媒体在报道周家庄时,都称周家庄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与中国的多数农村不同,周家庄一直坚持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1951年开始建立合作社至今,周家庄人一直秉持着“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受罪、不让一人掉队”的信念。

周家庄乡有6个自然村,分为10个生产队,全乡土地18046亩,4567户,13564人。2015年工农业总收入101123万元,纯收入24541万元,上缴国家税收2788万元,留公共积累3819万元,社员分配17934万元,人均年终现金分配13189元,人均纯收入18048元。集体公共积累52291万元。周家庄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晋州市、河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周家庄向社员提供多种福利,包括免费供水,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等。

周家庄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第三产业占3.1%。周家庄办有阀门厂、印刷厂、纸箱厂等多个乡办企业。阀门厂的产品品牌属于“中国驰名商标”,市场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海外。乡里大量种植了葡萄、梨等经济作物,乡奶牛场饲养着1100 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2007年,周家庄开始经营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至今已经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周家庄的社办工厂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工厂的经营目标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承担着解决社员的就业和生计的责任。这是周家庄社办工厂独有的特色。

由于实现合作化的脚步比较快,周家庄早在19542月就建立了拖拉机站,是河北省继饶阳五公村之后的第二个拖拉机站。今天,周家庄已经拥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种农业机械几百台,达到了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周家庄一直是集体分配口粮,根据各家人口状况确定应分的口粮数量,各户分到的口粮可以自行处理,吃不完的口粮可以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

各个生产队根据社员的身体状况和条件,具体安排生产事宜。村民择业自由,可以干集体,也可以干个体,个体干不下去了,还可以回集体。周家庄乡第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翟振军曾对《南风窗》的记者说:“只要是我的社员,我就得让他吃饱饭。比如有去外面打工的,受了伤了,生了病了,年龄大了,返回到生产队,我照样吸收,而且还要让他们生活好。现在我们队有七八个这样的人。五保户,困难户,我们都管……所以,周家庄极其稳定,这么多年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刑事案件,没有上访事件。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没有什么烦心事儿,没有后顾之忧。”

据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周家庄顾问刘国运同志介绍,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家庄的粮食也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未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

 

“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

周家庄乡曾经是周家庄人民公社,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4312日的《河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晋县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实行“包工包产”的?》的6000字长文,详细介绍了周家庄的“包工包产”的做法。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说:“‘包工包产’的办法有效地克服了窝工浪费的现象,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另一篇题为《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件计工的办法》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周家庄“按件计工”的做法。

周家庄没有搞过“大锅饭”,从来都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他们从1954年开始探索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到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或节约成本有奖,造成损失惩罚)”和“定额管理”这样比较成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还编写制定了大量相关的规章制度,将这些管理办法明确为有规矩可循的书面制度。

周家庄的劳动定额项目划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强度,对应不同的劳动日计酬标准。

定额项目的划分综合考虑了劳动内容、生产工具、土地条件等多重因素,比如同样是机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机完成27.5亩的耕作面积,计1.1个工作日,而使用1820型拖拉机完成22亩的耕作面积就可以计为1.1个工作日,以此方式体现耕作工具不同对劳动效率造成的影响。

周家庄的定额管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根据作物品种、土地条件和生产工具等因素的变化,公社对劳动定额不断进行调整,以使其能够真实合理地反映不同劳动内容所包含的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定额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充分依靠社员群众,发扬民主,全员参与。社员对于定额如果有意见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讨论,努力使公布施行的定额标准能得到社员最大程度的认可。

时至今日,周家庄仍保持着“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基础之上的“工分制”,工分多少仍是社员收入的基本依据,而工分分值的高低仍是社员们关注的焦点。

 

坚持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媒体将周家庄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在1962年和1982年,周家庄曾经两次成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两度成为反潮流的“异类”。

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927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2]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工作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

1961年冬,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统一布置学习张家口地区郭二庄的经验,贯彻《农业60条》,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要求将核算单位控制在20户到30户,克服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在各个生产队之间体现出差异性。这与周家庄当时所实行的管理方式不同。周家庄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雷金河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周家庄已经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但这种做法显然违反《农业60条》,不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对此,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相关领导非常生气,省、地、县的各级领导都督促周家庄尽快按照中央精神下放核算单位。于是,雷金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陈情信,说明了继续坚持周家庄管理办法的理由。周总理看到了雷金河的信后,指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同志到周家庄了解情况。彭真召见了周家庄公社的干部雷金河、曹同义、雷造银和曹孟祥四人,当面听取了雷金河的陈情。雷金河对彭真说:请不要给周家庄人民公社判死刑,请对我们的死刑缓期执行。如果两年后我们的效果不好,不如其他的公社,再对我们执行死刑。

在接见了雷金河等人后,彭真同志在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不要搞一阵风,一刀切。周家庄的办法有一定历史条件,不一定适合其他的地方,但不妨让周家庄试一试,试一段时间。

于是,周家庄与众不同的管理办法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包产到户大潮坚持“不分家”

20年后的1982年,周家庄面临了更严峻的挑战。80年代初,农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还是不分?周家庄组织各队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进行了民主投票表决。多数人表示不同意实行“大包干”,不同意分田。至今,在乡纪念馆中还收藏陈列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社员张锁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刘国运介绍,当时周家庄人干一天活能分55毛钱,而晋县其他地方的农民干一天活只能分1块零7分钱,周家庄人是晋县农民平均收入的5倍。

在雷金河同志的带领下,周家庄的社员们齐心协力,又一次顶住压力,自主选择了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事求是的态度

杜润生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是,对于周家庄,他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

1987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35年(1952-1987年),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满天领衔,20多位作家、编辑、记者合编了关于周家庄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集《乡歌》。杜润生同志欣然接受编者的邀请,为《乡歌》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周家庄乡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建立起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各项福利事业也发展很快……注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进行改革。这一点,值得重视,……一部分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较为巩固的乡村,选择了专业承包、包产到组或者‘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形式,同样获得了极大成功。周家庄就属于这一类。……35年来,周家庄的干部与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出前人不曾有过的业绩……出现在周家庄的一代新人新事,其他地方也将相继出现。”

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周家庄算是办得好的一个。”

2002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50年,河北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原副所长刘增玉等人编写了《周家庄之路——中国农村唯一创办50周年的合作社》一书,杜润生同志为该书题词:“小农经济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是一个大趋势,但联合应该多种多样。周家庄选择了集体经营和个人分包相结合的体制,只要经济发展,群众满意,就应坚持下去,并不断进步。”

杜润生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

 

结语

周家庄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去总结,包括坚持了共同富裕,不弃贫寒和不弃孤寡残疾,科学的激励机制,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社区文化的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和保护环境,等等。我想强调的是,周家庄人在自己的家乡实现了有尊严的城镇化,完成了从农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周家庄人在生活中有主人翁的意识,有主人翁的尊严。

周家庄的劳动力实现了本地就业。于是,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由于社员们都住进集体统一修建的住房,也没有“建房竞赛”。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生活保障,使社员享受了一种有安全感的生活。这里没有特别暴富的人,也没有特别贫困的人,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攀比心理。

19903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 我们看到,周家庄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实现了“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编辑  杨利红)

 



* 谢小庆,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

[1] 参考资料:刘增玉等编著:中国农村唯一创办50周年的合作社:周家庄之路(续集),2003年;周建明:从周家庄看“四个自信”。观察与交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第168期,2017210日;杨琪:周家庄调查,中国老区建设,2013年第1期;李长江:周家庄,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梁赛玉等:“定格”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新华每日电讯,20146235版;王琳等:周家庄新型人民公社的合作之道,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12期;卢晖临: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与启示,南风窗,2016年第7期。

[2] 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常委等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566页。

[3]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5页。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白庄村发展历程中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白庄村正式踏上了“工业强村,产业富民”之路。经过两代人的奋斗,这个昔日落后贫穷的小村庄在工业化的带动下逐渐崛起,全面跨越。到2014年末,完成工农业总产值5.2亿元,缴纳利税1780万元。

 

初破冰,百年贫穷现曙光

白庄村隶属于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全村共有村民242户,784人。共有耕地3400亩。这里由于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加之土地盐碱化严重,几百年来农业收入无法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贫穷的帽子多年扣在白庄的头上摘不下来。有点能力的人纷纷外出务工、学手艺,外出讨饭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1963年,原仁村管理区主任白树安担任白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一干就是27年,贫穷的白庄迎来了真正的领路人。新的领导班子大胆破除“单一农业”的固有思路,从集体仅有的一点微薄资产开始,办工厂,搞副业,走以工促农的道路。先后建起木匠铺、鞭炮厂、建筑队、缝纫组等多种副业,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后又兴建木工机床厂、铸造厂、木器厂等企业,带领白庄人民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迈出了“工业强村”的第一步。

 

借东风,工业兴村民富强

1988年,白庄同新加坡李照机械工业公司合资组建了“金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建起了占地300亩的白庄工业园。到2002年,该公司实现产值2.2亿元,上交税金600多万元,按全村人口计算,年人均纳税近万元,这在沧州乃至全省的农村中屈指可数。2003年规划建设了500亩白庄工业园,2004年先后与台湾聚亨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1.2亿元的聚金公司球化线材和干壁螺钉项目,与河北五矿合资组建的海鑫五鑫制品公司焊网项目全部达产达效。自此,白庄的工业发展道路迈上新台阶。

白庄本地的沧州金丝小枣和红枣有种植优势,在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形成“东边苜蓿西边粮、南北都是枣树行”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在实现村庄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白庄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投资193万元推进农业项目开发,购置农业大型机械、打机井、铺管道,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投资150万元规划建设千亩冬枣观光园、千亩苜蓿观光园、千亩植物观光园,农业发展向花园观光模式推进。

白庄在持续发展思想的统领下,以工强村,以工富农,投资3000万元实施“平改楼”新民居工程建设,共建别墅楼24栋,住宅楼5栋,全村108户村民告别了平房搬进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小日子。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民全面迈向小康的成功之路。2011年,白庄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白庄村创造的成绩得到了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的高度赞许。  

 

立潮头,乘风破浪竞风流

201412月,黄骅市委市政府正式命名白庄工业园为“黄骅市白庄台湾工业园”,并成为市级园区。目前,白庄台湾工业园区内,进驻6家企业,为园区奠定了专业化、外向型、高起点、大手笔的坚实基础。企业固定资产投入近6亿,员工1200余人。生产线材、焊网、金属钉、木工机械和小五金等200多个品种的五金制品,同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并有100多家外包企业为园区加工服务。2014年,园区实现产值5.2亿元,营业收入5.1亿元,年上交税金1780万元。

2015年以来,随着北汽集团和北京现代入驻沧州,白庄台湾工业园打开新局面,启动了白庄台湾工业园的二期开发建设,园区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思路,加快“盈金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建设,促进五金产业提档升级,形成完整产业链条。这里将建设华北最大的金属表面处理中心,以吸引长三角汽车五金企业为目标,努力打造汽车紧固件及京津产业转移项目的优秀服务平台。

2017年以来,白庄率先打造黄骅市第一个工业旅游美丽乡村示范村,在白庄小学建设了塑胶体育场,让孩子们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体育活动条件。新建了学校西游园、修整了白庄村公园,建设了防腐木凉亭3座,铺设了2000平米绿化草皮;种植各类绿化树木2000余株,修建新的道路,完成了黄辛公路白庄段绿化景观隔离带。在进行村庄建设的同时,白庄村还评选出“孝老敬亲典型”,建设文化墙,打造文化一条街,使村民在享受村庄建设的同时也接受文化的洗礼,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编辑  迟晨光)



*白志营,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白庄村党支部书记。

 

 

 

叶盛镇五星村地处著名的黄河灌区,在青铜峡市北部,与永宁县接壤,辖10个村民小组,6882862人,耕地7328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00元,位居叶盛镇之首、青铜峡市前列。近年来,村党支部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促和谐惠民生”的责任意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机制为突破口,团结和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农村经济,走出了强村富民的新路子,先后荣获全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村”、“民族团结示范村”等多项称号。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支部班子建设

五星村是传统的农业村,主要以粮食种植和奶牛养殖为主,多年来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窄。村集体没有创收项目,没有经营积累,历史欠账多,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村“两委”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系列讲话精神,以实施基层党建“强龙工程”为契机,在完善土地经营权上找路子。

2009年,叶盛镇为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规范化生产,推动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租给经营大户和公司,租期3-5年。全镇5万多亩土地,多数采取这种流转模式。土地流转后,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一些承包大户不能履行所承诺的义务,如大户愿意找自己的亲戚熟人帮干活,本村农民失去了务工耕作机会(本村农民还有三分之一留村)。国家扶持三农资金下来后主要向规模经营户倾斜,各项优惠政策也多向大户或公司倾斜,难惠及多数群众,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另外,前两年粮食收购价降低后,一些大户说撂下就撂下,没等土地承包到期就走了,原有耕地因土质下降,群众也不接,问题推到政府头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2014年,村集体牵头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800亩种植优质水稻,年底除兑付农户每亩800元土地流转费外,合作社实现纯收入16万元。虽然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决了村集体增收的问题,但农户普遍从土地上再次获得收益的难度较大,参与集体经营管理积极性不高。为此,村“两委”积极探索,在保证农民土地流转收益标准不降的前提下,借助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既要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要二次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的新路子,成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两委”班子内部达成了共识。

万事开头难。以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上一经公开,一些群众就担心“回到大集体,村集体把土地收回统一经营,影响自身收入”,还有一些群众对搞土地股份合作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不配合。为此,“村两委”组织在全村开展“解放思想、深化土改”讨论活动,村干部挨家挨户向农户讲解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机制和运营模式,讲入股合作社是一项一举多得的益处,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同时,村干部带头将自家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协议,领取股权证,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在村干部的带动下,部分农户将自家土地入股合作社。

 

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农民集体双增收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由物权转变为资本,以股份的形式确认,入社农户除享受自身承包土地股份的保底一次收益(地租)分配外,还享受村集体资产和合作社(土地)经营收益带来的二次浮动分红。2015年,合作社首期入股农户218户,设置总股权1746股,股本金额144万元。入股分两种形式:一是社员股,以入股农户为单位,股份份额以入股农户土地面积确定,每亩为1股,折价830元,股权数为800股,股本金额66.4万元,占股权总数的46%;二是集体股,入股数946股,股本金额77.6万元,占股权总数的54%。集体股由财政部门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村集体“三资”和机动地、社会帮扶资金等构成。

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的多元化,不但盘活了农村土地、村集体“三资”和各级支农资金,还把农民从一家一户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农户既不担心种地、又不担心收入,放开手脚从事其他产业,年轻力壮者外出务工,年老体弱的就地在合作社务工,大大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2015年底,合作社盈利18.3万元,兑现股东红利14.5万元。农户入股土地收益加二次分红达到每亩913元(保底收入地租830元,每股分红83元),村集体收入累计达到110万元。农民就地务工,收入增加,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农业机械耕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过去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下,先进的农业机械下不了地。通过集体经营、大户经营,现在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股份合作社成立之后,村两委跟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看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效益,201650户群众主动找到合作社,要求将他们的530亩土地也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入股土地面积累计达到1330亩。随着集体收入的提高,已有70%80%的群众提出要将自己的承包地加入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有的农户流转合同还不到期)。尽管目前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有限,但我们预计5年内,全村70%的土地可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

入股土地面积增加了,种什么就成为关注的问题,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方式经营,收益是有保障,但效益不高。为此,合作社和村“两委”深入思考、认真谋划,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效农业。建设育秧大棚50栋,种植优质富硒订单水稻1200亩;投资100万元新建大弓棚100栋,栽种反季节韭菜;投资80万元建设占地面积6000平米的粮食晒场及储粮仓和农机服务为一体的服务中心,成立村农机服务公司,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50万元,入股社员每亩土地收益924元(地租840元,每股分红84元)。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既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有了积累,就可以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村上将集体“三资”入股收益的90%用于投资建设村级道路、渠道维护、阵地建设等村级公共设施和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建立了党内关怀基金,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缴纳医疗保险,为留守儿童建设“七彩小屋”。村里依托合作社建立了规模化农业园区,形成连片优势,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事一议”等项目,对村级沟渠田林路进行了全面整治,彻底解决了群众十多年生产、排灌难的问题,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村支部又把精力转向民风建设上,坚持农村发展推进到哪儿,“思想政治工作就跟到哪儿”,让群众既物质富裕又精神富有。村支部利用冬闲和节假日开展“道德讲堂、好邻居、好婆媳、好家庭”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和评比活动,在全村营造了崇尚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现在,村里外出打工的多了,闲在家里赌博的少了;学科技学技术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孝敬老人的多了,吵架拌嘴的少了;参加村集体活动的人多了,对村集体的怨气少了。

 

加强民主管理,增强村级组织公信力

群众不怕有差异,就怕不公开、不透明。合作社完善了治理结构,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负责制订和实施合作社发展计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审定合作社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财务报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监事会人员与董事会成员和财务负责人不能相互兼任,监事会负责检查监督合作社社务、财务和经营活动。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群众不怕吃亏,最怕不公平,尤其是对低保救助、惠民政策补贴、义务工出工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别关注。为了保证决策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还成立了村代会和村监会,严格按照“八步议事法”开展工作。2016年,对申请办理低保的118户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公开进行评议和投票表决,最终让10名真正困难的群众享受了低保救助,杜绝了人情保和关系保。开通了手机短信平台和党员微信,将本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告知,规范了以党务、村务、财务为主要内容的“三务”公开,对村组干部的履职情况定期进行考核通报。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由村干部包揽村务的做法,把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变成了村代会的决议,使群众真正成为了当家人。土地入股合作社,群众有盼头,村干部有干头,集体有赚头,把日渐疏离的群众和村集体紧紧联结在了一起,村民的人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村集体的公信力强了。3年来,32人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最小的23岁,最大的60岁,12人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你追我赶、争当先锋的可喜变化。村支部连续多年在全镇考核中名列第一。

 

几点体会

“三权分置”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合作社,符合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精神。从农业供给侧结构的起点入手,以股权形式把分到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流转到合作社,实现了从“统”到“分”再到“统”的良性循环,既维护了土地集体所有属性,又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股权化、股权货币化的目标。

“地权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30多年前的“大包干”将农村集体土地按农民家庭人口进行了平均分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股份制以“地权”变“股权”,不论贫富11股,农民、股民、社员“三位一体”,按股分红。依靠群众的土地,通过集体资源和资产折股经营,集体收益公平分配,农民没有怨言,从根本上体现群众的意志和群众的主体地位。一部分农民因婚丧嫁娶、老弱病残等原因成为弱势群体,土地股份制实现了这些农民依托经营承包地来增收的愿望,确保不让一名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集体生产的模式更好地解决了农村谁来种地,土地怎样流转,怎样实现规模化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小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的大问题。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这是我们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

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村党支部领办的,党支部支持和保障合作社按章理事,村党支部书记以股东身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理事会并兼任合作社法人代表,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村里的各项惠民政策都是通过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实施的,群众既是社员又是监督员。五星村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必须突出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有依靠基层党支部,才能把群众的力量聚拢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

(编辑  迟晨光)

 



* 徐建平,宁夏青铜峡市叶盛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

 

中国蔬菜第一县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位于山东西部,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说。莘县历史悠久,春秋时即为卫国莘邑,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称莘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伊尹曾躬耕莘野,郑板桥曾任范县县令(治所在今莘县古城镇)。莘县还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次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

过去,莘县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莘县确定以发展瓜菜菌作为主导产业的方向,历届县委和县政府坚持这一发展思路,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已取得了成效。莘县交通优势明显,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丰富,优质瓜菜菌产量全国领先。2016年,莘县蔬菜经营面积已超过98万亩,产量达到487万吨,被中国蔬菜农业协会授予“中国蔬菜第一县”。

莘县之所以能抓好蔬菜瓜菌产业,发展成为中国蔬菜第一县,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建立了完善的合作社体系,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把合作社做实,使之真正发挥示范、带动、服务的作用。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莘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体,也是莘县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主力军,在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057家,其中种植类1550家,畜牧养殖类396家,水产养殖类10家,林业类60家,农机服务类41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抓规范,促合作,全面提升合作社综合竞争力。

规范管理。在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期,因发展速度过快、数量多,导致管理相对粗放。莘县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省里的有关条例,加强宣传引导,引导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流程。

指导服务。县直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和指导。涉农部门从2016年以来,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100余期,培训各类骨干2万人次;培育了从国家级到省、市、县各级示范社345家,家庭示范农场150家。工商部门认真落实合作社登记注册和年检政策,开展回访、巡查工作,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机构,完善制度,规范行为,防止出现“空壳合作社”问题。

推进合作。引导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合作成立联合社,尽快形成行业优势。莘县众联农机联合社由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而成,拥有各种农机200多台,服务规模迅速壮大。莘县蔬菜种苗合作社联合社,由9家合作社联合组成,合作社80%以上的蔬菜种苗经联合社销售,销售遍及全县及周边县(市、区),年销售收入4000多万元。莘县供销社牵头成立了莘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吸纳20个农资专业合作社参加,增强了服务功能。

二是多扶持,重创新,全力支持合作社发展。

争取各级财政扶持。通过财政、农业、林业、水利、发改等部门,为全县60多个合作社争取各级财政扶持资金1500多万元。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参与国家支农建设项目,把“生态农业示范县”项目支持资金向合作社倾斜。

创新金融支持。多家银行对合作社开展了信用评定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蔬菜大棚抵押贷款。县人行定点对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评定试点。县农银采取社内3户联保方式对若干专业合作社贷款,等等。

引进工商资本,注入合作社,建基地、带产业、活流通。近几年,合作社先后引入工商资本11亿元,建设了60多处面积达3万多亩的标准化基地,拉动农民投入4亿多元,带动农户1.6万户。其中,中原现代农业建设了高标准温室,返租周边农户经营,有效解决了群众前期投入问题。首鲜蔬果有限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自建生产基地1500亩,合作基地3000余亩,带动农户516户,平均每户增收2-4万元。

三是抓产业,促提升,切实增强合作社示范带动功能。

发展生产基地。规模化、基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充分考虑群众意愿、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加快合作社基地建设。目前全县43家合作社建设种植基地58处、12万亩;13家合作社建设养殖基地16处。全县冬暖式大棚发展到28万座,拱棚20万亩,其中200亩以上的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130处,成为全国最大的香瓜生产基地,著名的无公害蔬菜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全县小肉食鸡年出栏3亿多只,生猪年出栏130多万头。无论新建还是改造整合,都按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实施成方连片开发,按照高标准建造。

提升产品质量。部门监管和合作社自律相结合,合作社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本县的具体生产标准,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措施,规范农业生产。在基地管理上,严格准入制度,实行“十有五统一”标准(“十有”:有龙头带动、有技术负责人、有管理制度、有技术操作规程标准、有生产记录特别是用药记录、有产品品牌、有包装标识、有速测设备并开展自检、有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有电脑能上网、有标志牌;“五统一”:统一种植、统一生产技术规程、统一化学投入品采购供应、统一基地产品认证、统一产品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优先物理防治,辅以化学防治,推广使用高温闷棚、粘虫板等物理防治措施,禁止使用高毒农药。

打造产品品牌。鼓励合作社开展品牌认证,实施品牌经营,以品牌开拓市场,促进产业升级。全县有600多家合作社实行了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标准,181家农产品获得“三品”认证,195家拥有注册商标。在合作社带动下,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256个,“三品一标”认证品牌176个,认证总面积45万亩。

拓宽销售市场。全县已有115个合作社与超市或流通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年销售蔬菜4000多吨。每年举办多次瓜菜节、展销会及洽谈会。加强市场建设,全县占地面积50亩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有22处,年交易额50多亿元;专业运输车辆1200多部,运销大户、经纪人5000多人。产品销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是北京市确定的果蔬供应重要基地,产品抽检合格率一直保持100%。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线上交易、农产品定制、直供直销等新模式。先后引进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商城、邮政买卖惠,建成了“云农场”服务平台、中国北方瓜菜菌网、淘宝特色馆、京东特色馆,与国内40余家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合作社+基地+超市+电子商务”新型农村电商模式。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4家,其中拥有自建网络平台的90家,依托第三方网络平台实施销售的96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成效

一是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大部分都有专职的供销人员,奔波于城乡各地,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并起到引导生产的作用,让农民抱团闯市场。如惠民粮食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联成一体,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粮食种植的组织化程度。该社在乡镇相继成立了分社,联系从事农产品流通的能人,共享市场信息,使粮食生产能够及时调整,提高了市场占有率。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生产、购售的服务模式,定期为农户提供菌种信息,推广优良品种;协助社员集中采购生产物资;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组织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社员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加入到合作社的农户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是加快了品牌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为推动“一村一品”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商标注册、包装、加工、销售等问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莘县丽艳瓜菜专业合作社,从山东农科院引进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聘请专家现场指导,生产富硒香瓜,按无公害生产操作规程,统一组织生产,统一销售。该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富硒香瓜已注册了“丽艳”牌商标,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亿康乐”食用菌,受到福建、青岛、大庆、北京等地客户的青睐,产品远销加拿大、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地。

三是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技术服务,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了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莘县合力养猪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养猪新技术,组织社员学习环保养猪法,既节约了饲养成本,又减少了污染。

四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组织提供信息、农资、技术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统一组织农产品销售,降低了交易成本;统一按照无公害等技术规程组织生产,提高了农产品品质,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有的合作社通过推广发展新产品或扩大生产规模,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增强“造血”功能,壮大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是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强化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税费改革后村级收入减少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我们按照“强组织、建项目、抓产业、富群众”的目标,把提升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创新课题,依托产业优势,通过强力帮扶、考核激励、示范带动等措施,不断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24个镇街中,有18个镇街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增加了20%,群众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组织保障

一是配强村级班子。村级班子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其素质高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把配强村干部队伍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结合村“两委”换届,扩大选人范围,重点在大学生、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选拔干部,将那些年纪轻、能力强、素质高、有活力的人员充实到村“两委”队伍中,不断优化农村干部结构,使村级领导班子真正成为带领农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强集体。开展合作社带头人和村支部书记“双向培养”。一方面,采取“干部访、群众荐”的方式,将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合作社带头人,纳入选拔视野,为其成长搭建平台;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支部书记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为其提供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县委党校、农村干部远程教育等载体,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村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经营管理服务水平。针对村产业特点,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现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组织优秀村支部书记到外地参观学习,邀请全国知名村支部书记为全县村支部书记传经送宝。

三是加强考核奖惩。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级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目标考核的主要指标,与村干部补贴报酬、评先选优挂钩。每年评选出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对特别优秀的,经过严格考核,按副科级干部标准落实补贴报酬。对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村级经济发展乏力的村支部书记进行调整。

坚持因地制宜,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莘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扬长避短,不搞“一刀切”,实施典型示范带动。

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确保安全公开透明

一是加强村级财务监管。实行村账“双代管”,全县1116个村全部开设了公用账户,集体经济收入都及时、足额存入公户,并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管理制度,确保村集体资产不缩水、不流失。二是开展强村(居)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全市率先实施村级审计,建立村级工作督查制度试点工作,组建专职队伍,逐村开展审计活动。三是坚持民主决策。在选择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确定经营方式上,坚持民主决策,让群众广泛讨论,集思广益,科学论证,防止少数干部盲目决策,给集体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加大帮扶力度,保障正常运转

对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对贫困村,在省市选派31名第一书记,从县直部门抽调26名素质高、熟悉基层的人员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对63个空壳村,选派后进村整顿工作组进行帮扶,实行全覆盖。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吃住在村,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优势,帮助村班子制定“产业兴村”规划,确保每个村都有1-2个主导产业。古城镇徐楼村工作组帮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土地443亩,发展洋葱、辣椒种植,目前徐楼村已成为露地菜种植示范村。

在产业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为主线的工作中,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激活力、凝动力、补短板、强素质,进一步提升农业组织化保障水平。

(编辑  迟晨光)



* 高志国,中共山东省莘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特别关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业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近两年来,受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实体经济回报率走低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著。

金融脱实向虚的不良后果

2014 7月,政府首次提出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提出要促进金融信贷资金归位。金融“脱实向虚”导致两种不良后果呈现:一种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是进行套利活动不能进入实体经济,或是流转链条拉长,虽然最终可能还会进入实体经济,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种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过程中出现配置错位,主要表现是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不进入制造业,从而加剧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金融“脱实向虚”主要表现为“三个背离”:即金融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背离、货币与经济运行背离、金融资产收益与实体经济利润背离。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提出并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进程的加快,实体经济正在逐渐企稳,经济效益有所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性增长有所缓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金融与实业相脱离的内在因素

金融“脱实向虚”,既有金融市场建设及发展不充分、低利率和资产荒加剧等原因,也有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面临较多困难、对金融吸引力下降等原因。

从金融理论看,通常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向分离,是因为金融资产价格依靠信用来支撑,不存在边际产出递减倾向,而实体经济则由于不具有金融这些特征而容易陷入增长困境。这种增长的剪刀差加快了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的速度。

当前我国存在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属于金融发展过度产生的背离,即由于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发达过度,逐步脱离于实体经济。其内在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发展越快,其自身所要求的交易方式越灵活、周期就越短,这是实体经济所不具备的特征;二是金融的逐利本质使得过于发达的金融业可以将力量延伸至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并优先选择回报率高者合作,而实体经济部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其发展通常呈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因而与金融逐利的本质要求相悖;三是金融快速发展中,所经营的产品具有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所要求的收益需要与承担的风险匹配,而实体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为此,要促进金融“脱虚向实”,需要从金融、实业两方面采取措施,促进金融与实业的和谐运行和有机融合,形成良性循环共生共荣的关系。

保险业与实体经济发展高度融合

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始终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建设为己任,在政策制度制定、市场发展引导、实践业务操作、行业规划目标等方面,持续保持着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促进。

从保险业务端看,到2016年,我国保费收入达到3.1万亿元,先后超越德国、法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7年预计保费收入达到3.5万亿元,有望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保险业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2373万亿元,是GDP32倍。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巨灾保险实现突破,农业保险持续拓展,商业税优健康保险正式启动,商业税延养老保险即将试点,全方位扶贫保障体系初步建成。2017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1.16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3%;支付赔款100.9 亿元,同比增长37.9%1083万户次贫困户和受灾农户受益,增长43.7%。责任保险为安全生产、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密切关系公众利益领域提供风险保障96.8 万亿元,同比增长76.5%。保险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减震器和推动器,为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市场增长、社会稳定提供重要安全屏障和助力支持,发挥着风险补偿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功能。

从保险资金运用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通过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对实体经济间接融资,截止20176月底,保险机构在银行存款超过2.16万亿元,其中多为长期协议存款和定期存款,成为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二是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对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截止20176月底,保险资金投资各类债券和股票合计超过6.76万亿元,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三是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方式对实体经济项目融资,截止20176月底,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产业基金、信托计划、私募基金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超过4万亿元,投资领域涉及交通、能源、市政、环保、水务、棚改、物流仓储、经济适用房、工业园区等领域,如京沪高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上海市博、粤东西北产业投资基金等重大项目,都有保险资金的身影。特别是保险资金在支持国家战略实施上也做出积极贡献,截止20176月底,仅从项目融资看,投资一带一路”6994亿元,投资绿色金融5923亿元,投资长江经济带2351亿元,投资棚户区改造1241亿元,投资京津冀协同发展1120亿元,投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亿元。保险资金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成为价值的发现者、引领者和创造者,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强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两个维度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要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本,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之本。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应该对振兴实体经济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可以说,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密切联系、互促互生的。因此,金融业需要继续锚定正确方向,发展国家、人民和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事业,成为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助推器。就保险业而言,要从两个维度继续强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一要继续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核心功能,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保险姓保”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农险、巨灾险、企财险等险种,发挥损失补偿功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发展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校园安全、地震巨灾等领域的责任保险,创新公共服务,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健全以科技保险、保证保险、专利保险等为重点的创新支持体系,为创新提供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同时,要大力发展长期寿险、意外险、健康险等能够平滑居民生命各阶段支出的人身保险险种,减轻社会公众意外事故和疾病带来的财务负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优化社会治理的作用;继续推动保险业在大病、健康、养老等领域深耕细作,为社会公众改善民生质量、做实风险保障、提高生活品质提供优质服务。

二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优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稳定性高且运用灵活的独特优势,已经成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要继续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建设以及军民融合、《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战略实施;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股债结合、资产支持计划等形式推进直接投资,提升金融体系投融资效率;积极参与医疗、养老、健康等产业投资,探索投资长期护理和老年用品领域,提高社会公众健康养老水平。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最高目标,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需要。金融业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监管部门的系列文件精神,在国家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市场发展、民生民需保障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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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云,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内容提要: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监管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按照风险和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的灵活性。金融行为的监管,要以金融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为基础;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等行为的监管。重点讨论了对财富管理市场的整理和完善金融立法的问题。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金融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同时,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完善金融立法,强化协调和金融监管,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金融立法的思路和理念

有些人提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立法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法制的轨道,我个人认为,立法上需要做两方面的改进,第一个就是更加强调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人大常委和各部门代表委员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有限,可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由人大常委会主导,同时邀请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立法的小组、团体,这样既可以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也有利于民主立法。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立法过程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加大法律修改的频度,不要每次都是对整部法律的修改。其实,其他国家经常对法律进行修改,凡是条件成熟了的条款就可以进行修改,这有利于法律及时跟进形势。在金融立法过程当中,除了及时修订相关法律之外,把一些基础的理念、基础的思想可以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让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简单讲几个关于金融立法与监管的想法。

首先,金融是一个具有强外部性的行业,因此必须监管。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将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性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有金融相关的立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一定要实行强监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证券法》在少数范围内是有一定豁免的。例如,面向合格投资人的一些证券活动可以豁免向证监会注册。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中,标的金额在20-30万元的民间借贷并没有纳入到金融活动当中,尽管上述行为已经建立了资金池,但是由于它的负外部性较小,所以并不纳入到强监管当中来。

其次,金融是人们财产权的应用,要按照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基础性法律中对此得以确认,就可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可扩张的灵活性。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大家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信用货币的创造;二是价值跨期转移的契约;三是时间错配的风险管控。信用货币的创造就是货币政策。所有的金融活动,不管是投资、融资还是支付,它都是有一个价值的延迟转移,都要缔结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非常重要;因为是价值的跨期转移,所以它有时间错配的风险,而最核心的是管控风险。

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有四项,第一是金融机构(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债权关系),第二是证券机构作为融资中介的功能(债权或股权),第三是保险机构在大数法则下的经济补偿功能(互动关系),第四是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功能(信托关系)。

上述金融功能是由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实施的,而它所运用的这些产品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债权债务关系。它的本质就是承诺保本付息、还本付息、投资人要承担债务人风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花衣服,只要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属于同一个种类的金融产品。由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发出的承诺是存款和贷款,而由非金融中介发出了这样承诺就是债券和固定收益产品。

第二类是权益关系。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相结合,投资人要承担投资风险,只要具备了收益权和管理权的结合而且要承担投资风险的,都属于这种法律关系。它表现形式是股票和各种权益凭证。

第三类是经济补偿关系。保险就是大数法则下的互动关系,投保人承担保险机构倒闭的风险。

第四类是信托关系。即以受托人名义为委托人管理财产、收取管理费用,委托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的法律关系。

再次,金融立法就是要明确行为的准则、监管的边界和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条件和方法。相同的法律关系的产品要按照同一规则运行,并按照同一标准监管,这是行为监管。另外相对于机构而言,就是功能监管。有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目的出发谈行为监管。而我认为,行为监管的基础是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机构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买卖、投资金融产品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应该基于该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这一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所有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都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行事,这就是行为监管。

机构监管,是对一个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这一系列行为的监管。而功能监管并不完全局限于监管当局颁发牌照的机构,即使有牌照的机构,当它从事了另外一个功能和具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时,它必须获得那个监管当局的许可,这是功能监管。基于这一原则,行为监管就应该做到,你有牌照的我要按照相应规则进行监管,没有牌照的人从事这一个金融行为,我更要监管。我们过去金融监管混乱,就是因为监管当局只管自己发了牌照的机构,而社会上还有很多没有经过许可就做金融业务的人,却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监管当局遵守行为监管的原则,即谁从事了我监管的这种牌照所指的行为,不管他获没获得有效牌照我都要去监管,获得牌照的要严格管,没有获得牌照的更要去监管,只有建立这样监管的理念,才能够让我们的监管具有全覆盖性。

从资管市场看金融立法的完善

资管市场是目前最重要的市场,但认识不统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从资管的立场来谈立法的完善。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最乱的是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应该说是大资管中最重要的市场,但是也是认识最不统一的市场。

我们现在资管规模有多大?我们是一个间接金融的国家,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大概106.6万亿,而资管银行表内、表外的理财产品,还有在做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再加上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各项资管计划合起来大约有102.1万亿。从余额上来说,基本上是和我们的人民币贷款余额相当,除掉当中的重复计算,有人估计我们的资产管理的产品是60万亿到70万亿,可见规模之大。

我们国家的社会财富、个人财富的积累促进了中国财富市场的发展。2016年底,单位的定期存款大约是30.8万亿,按照瑞士信贷的测算,2016年中国的中产人数达1.09亿。在控制社会杠杆率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背景下,财富市场的发展作用更加重大。盘活存量、增加直接投资数量是新形势下融资的方向,由专业机构进行集合融资更有利于提高投融资的效率。

当前资管市场争议最大的,是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看法。在102万亿的资产管理当中,银行基本上占到了三分之一,即30万亿元。集合投资计划的本质特征,一是按照份额供给资金,二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为委托人利益投资,三是投资人承担风险享受收益,四是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合伙型私募基金还可以按合同分享部分利润。这都是信托的管理特性,而且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

这些理财产品即集合投资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区分金融产品主要是看投资的风险承担和收益的分配。银行存款的特征是由银行承担风险,投资人及存款人享受固定收益,因而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已由监管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