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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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国情

胡鞍钢 来源: 2019.08.22 13:22:55


 

郑京海教授一直在推动如何把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今天,他的讲座报告就是为今年九月在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主旨报告。这是一次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又是对中国学者的总结和评价。

同学们做博士论文时,如何选择题目和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就使我想起30多年前,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做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中国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问题,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我国人口经济系统,此后出版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青年经济学者》丛书,1989年版),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和长期性分析研究,同时也指出对有些变量(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未能予以考虑;我与邹平(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了《人类·发展·前景·抉择》(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口与耕地、粮食、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变动历史的关系,定量的分析了当代人口生育机制转变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共进的新人口论,作为未来中国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国情依据。为此,马世骏学部委员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称这是对“人口发展协同共进”的理论命题的重要探索,是大胆的尝试。

我的国情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因为我所面临的对象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主要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集成论的启发和影响,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他倡导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和定量知识、理性和感性知识,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航天部710所组织“系统学讨论班”,他提出了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等重要概念,其中社会系统可以称作特殊的复杂巨系统了。系统方法论反映了钱学森系统综合集成思想。[] 我当时参加了研讨班,深受启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国情研究思路和方法论。

钱学森力图把“两弹一星”系统科学的成功做法,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他曾提出国家应当设立经济体制改革总设计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设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计16个部分、60条、336项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系统设计、长远设计的改革思路。20141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3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决策机制。

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国情?可以按照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此外,中国巨系统又与国际巨系统相关,确实是巨大的复杂系统。国情研究对象就是这一巨大的复杂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发展、共同进步。这也成为我们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位一体”(包括社会现代化)、“五位一体”(包括绿色现代化)、“六位一体”(包括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来源,也为我们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提供重要思路和政策建议。例如,只有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能源等消费增长的弹性才能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下降,同样的是主要环境污染物才能与经济增长脱钩,空气质量才能有所改善。这都反映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国情国策,使之产生决策体系的正面影响。

在经济系统内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概念,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就中国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我们把中国三十多个地区可以根据人均收入、人类发展指标(HDI)等重要指标将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发展变迁。

这就需要做出实证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非常务实地研究中国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社会巨系统。讨论发展的初始条件,如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研究建国之初的初始条件,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条件比较,包括发展起点、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等,还专门讨论了初始选择。因为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混合经济,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中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背景和初始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也涉及到邓小平的初始选择,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与毛泽东当初的初始选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创新。因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时代是无法解决占世界1/4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必须创新中国之路,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上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才能够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超过了上亿登记户,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的就业规模,达到7.8亿人,比印度高出2.8亿人。

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去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需要复杂系统经济思维。复杂系统理论本身就是系统科学中前沿方向和焦点。钱学森先生对复杂系统的认识,[] 又加了一个关键词,即开放型的复杂巨系统。[] 这为我们认识更开放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提供了重要思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外而言,从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全面开放,对内而言,从内部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再到全国一体化。

开放系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这涉及到现代化要素:能量、信息、数据、科学、技术、知识、各种物质等交换和转换。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现代化要素,特别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有效利用全球现代化要素。

不同的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研究经济系统,就要考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为何要绿色发展,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就会有巨大的生态代价,如何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例如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时,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系数将会大幅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随之下降,再加上发展绿色能源,煤炭发电清洁化(目前已有80%火力发电机组属于超低排放),中国已经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今后有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下降期,这不仅对中国是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有可能因中国,世界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进而进入下降期。这也反映了中国系统与世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中国是如何应用复杂系统思维和有效方法来开拓和创新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方法论。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经济增长率高达9.2%,中国GDPPPP1990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4.5%提高至5.5%,而且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经过长达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从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从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在认识处理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方面极为成功的案例,也解决了拥有14亿人口内部差异甚大的中国,如何通过五年规划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道路”,大踏步的赶上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在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

作为中国学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原则,总结和阐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下来,让历史证明,让实践检验。郑京海教授从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了中国学术。

(编辑  季节)



¨ 此文系作者201965日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的郑京海教授《从“流浪地球”说起:复杂系统经济思维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讲座的评论稿,耿瑞霞整理,作者又作了修改和补充。

*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于景元.从系统思想到系统实践的创新——钱学森系统研究的成就和贡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12):2993-3002.

[②]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③] 钱学森. 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11, 12(6):52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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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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