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唯一连续性
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说到唯一性，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性，说到“特色”，这个特色是别人所没有的。
对于这一点，但凡有见识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承认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1]，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使印度历史呈现为彼此不搭界、零碎的拼贴，对于印度而言，伊斯兰占领它，它就伊斯兰化，蒙古人占领它，它就蒙古化，英国人占领它，它的官方语言就成为英文。
两千多年来，中东地区可谓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希腊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结果就是“马赛克化”，这里的历史和文明，与印度一样，都是断裂的。
伯纳德·路易斯是国际上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他所著《中东两千年》中对比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变体，中华文明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中国意识”。而与中国相比，中东则不过是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很不清楚。
与中华文明相对，地中海文明也有其发展的连续性。言及“言必称”的希腊，我们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其实已经换了主人，希腊文明在西方其实早已湮灭不存。唐宋之交，因为阿巴斯王朝的麦蒙哈里发对各种知识大感兴趣， 他在巴格达开了“智慧馆”，大搞翻译运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把希腊经典由古希腊文转译到叙利亚文，再由叙利亚文转译到阿拉伯文。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的希腊经典，又从托斯卡纳地区的文字，再转译为拉丁文。上述这个阿拉伯人主导的翻译运动，前后有300年以上，经过这个浩大的“跨多种语言的翻译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其中有多少加工、多少创造性发挥，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如果没有这个阿拉伯翻译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卢梭在《科学与文艺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淳朴》一文里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它“复兴”的其实并不是希腊文化，而是阿拉伯的文化，因为在当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夹着一个阿拉伯文明大规模的“跨语际翻译实践”运动。倘若没有阿拉伯文化的输入，西方人也就永远看不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修昔底德和希伯拉底究竟写了些什么，甚至永远也不知道“希腊”究竟是何物。所以，西方文明绝非一脉相承，如果有继承，文艺复兴继承的其实就是阿拉伯翻译运动。卢梭这个人，以“说真话”著称，而上述发现，就是他说的最大的“真话”之一。卢梭之横空出世，也就是因为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说中华文明不如埃及、两河文明悠久，这句话其实意义不大。据说埃及的卢克索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具体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谁也说不清。事实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文字早就死了，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但中华文明就不同了，就连续性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放在世界上说，那是“硬碰硬”，独一份。这就决定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乃是我们最好的传统。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
有人说，研究历史，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句话当然不错。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其中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篇文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讲到了“唯一的科学”，这便是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 不过，研究历史，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以思想引领，仅仅依靠掌握“科学方法”就够了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回应说：这个完全不够，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统领”历史，那不过是黑格尔的老办法，至于说到“科学方法”，那就有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的方法，这些都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危险恰恰在于：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那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回顾《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特别指出：研究历史，绝不能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如果非要讲求一种“科学的方法”，那么，只好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大概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考古的角度说，历史是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古代的社会结构，以变异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社会，这正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体解剖，为我们认识猴子提供了参照。
因此，马克思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而马克思的结论是这样一句话：“那种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3]
既然“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律，我们不能用“三代”的历史去套历代王朝，也不能用宋明清的规律，去批判秦汉唐。每个历史时期，因为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基于对“规律”的不同认识，便有不同的制度、便有了制度的变迁。
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方法，我想，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身体力行的方法。
制度
说罢历史，我们再来说说制度。
对制度的不同理解
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存在着对于“制度”的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制度就是刑名责罚，就是政府制定的一套激励-约束老百姓的机制，形之于文字，那就是法——当今中外所谓“制度”、“法治”，实际上都是基于上述理解。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对何谓“制度”的一种理解。
对于什么是制度，中国人还有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可能更为重要，它对上述第一种“何谓制度”的理解，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批判性。
按照这个理解，所谓“法”就起源于“律”，所谓“律”，则源自“乐律”，离开了“乐”，就不能理解“律”，离开了“礼乐之制”，就不能说明何谓“法”。
什么叫做礼乐之制？礼乐之制意义上的“制度”，就是指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而这种规矩，就植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老百姓所自觉遵循，日用而不觉，这种规矩便是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而不待政府的责罚与督促。马克思的说法，后者（衣食住行）便是前者（上层建筑）的基础，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清楚地把这二者分开的人是欧阳修。他说，按照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去办事，这叫“礼乐之制”，它作为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因此被称为“民治”，而与之相对的刑名责罚，应该叫做“治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把前者叫“制度”，那么，后者就只能叫做“治理”。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制度”与“治理”，所指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而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历史做出概括，恐怕以《新唐书·礼乐志》开篇的几句话最为犀利：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礼乐之制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欧阳修说“凡民之事，莫不出于礼”——意思就是，所谓“制度”，无非就是指老百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按照这些行为规范过日子，也就是所谓“民治”，欧阳修说这就是“三代”的情况。三代之后，制度就变成了“治理”，也就是国家的“治民”。“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而礼乐则“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是在正式场合搬出来用于“教民”的。“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有《礼乐志》，而且这一部分最重要。为什么？隋唐起于五胡乱华，宋则有夷狄环伺，这就使确立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主体性，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大问题。隋唐创立科举制、恢复礼制，宋又在“礼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最为积极，究其根源，就在于形势所迫。
具体说：如果天下的一切制度，无非是刑名责罚，那么，中华与夷狄在制度上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唐代强调制礼作乐，宋尤甚之，这就是为了彰显：礼乐之制，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夷狄的制度特色——而这当然就是为了强调文化的自信，凸显制度的自觉。
不过，在现实政治里面，究竟能否实行“礼乐之制”？对于这个问题，欧阳修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说：三代以后，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其实就是国家的“刑名责罚”，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那些规矩，通过“有司”不断地精细化、程式化，大概只对一个人重要，这个人就是皇帝。
这很短的一段话里，起码讲了两个深刻的道理：
其一是“制度”与“治理”的分离。三代以降，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其实是“两张皮”，所谓“制度”非但不是“治理”的基础，恰恰相反，政治的实质，其实就是“治理”，而“制度”（礼乐制度）则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其二，国家与百姓的分离。三代以降，治理的实质就是“治民”，手段也就是刑名责罚，而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老百姓是被动的，人民对建立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之上的“国法”，态度自然是消极的，他们遂以为政治就是“国家”的事，并不是百姓的事——由于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不但制度与治理，而且“国家”与“百姓”也随之沦为了“两张皮”。
我把上述这两个洞见，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欧阳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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