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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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若干思考(上)

李若谷 来源: 2020.09.11 10:26:33



 

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8.5%TFP增速对应为2.8%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8%,当年的TFP增速为2%0.3%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TFP增速暴跌到-3.6%1999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7.2%1951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1] 资料来源:袁志刚、余宇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72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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