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与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与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和-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和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和8.5%，TFP增速对应为2.8%和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和8%，当年的TFP增速为2%和0.3%。

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到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和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和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的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和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和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和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年TFP增速暴跌到-3.6%和1999年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的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的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的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和7.2%的1951和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和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自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