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深入研究中美关系变化 把握解决问题时机

李若谷 来源: 2020.01.15 09:22:56

 

2018年我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后来又在《经济导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当时我就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过是导火索,是手段;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

    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5年以后,美国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研究美国问题时,对这些变化没注意到,或注意不够。

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美国这4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下降到50%(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有的是50%以下,有的是51%52%左右),大概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中产阶级年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4000美元。

美国最富有的人口,在40年前统计是540人,这些人拥有资产4800亿美元。最近这两年,最富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800人左右,所拥有的财富达到2.4万亿美元,增长了数倍。

美国国内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蓝领阶层对华盛顿的政治、对建制派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再看移民问题。据美国人说,墨西哥有一项政策,就是多生人口,然后都往美国跑,因为墨西哥国内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墨西哥人向美国跑,把新墨西哥州重新占回来,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大约6000万。我去过美国的南部地区,到那里的小店去买东西,你说英语他们不懂,他们只说西班牙语。那些小店就是为当地的西班牙语系的人服务的。这些拉丁人大体都信奉罗马天主教,而美国主流宗教是新教。虽然两者都源于基督教,但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派系。信仰不一样,又不说英语,所以美国人有深切的担忧,担心将来他们要分裂成两个美国,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国。这种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正在形成。

其实美国早就要对付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年前从小布什总统开始就将矛头针对中国。由于9·11和金融危机,它延缓了20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的不符,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它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原来说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如果再不扼制中国,中国就要彻底挑战美国的权威了。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由于我们没有特别清晰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一些迹象,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投资谈判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当时这个谈判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例如负面清单等问题,我们还希望保护的时间长一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就强调Last chance,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斗而不破嘛。

201411月奥巴马访华,然后就开展双边谈判。经过100天的谈判没有形成实际成果,美国立刻将六个谈判的渠道全部停掉。

美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变化。美国过去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支持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来发挥作用。现在变成美国优先政策,把多边主义变成单边主义。所以它的表现是退群,要重构国际关系体制,变成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体制。引用美国一些外交人士的评论,特朗普想回到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国际关系。是不是这样,还要观察。

是不是特朗普下台以后,美国的政策会发生逆转?不太可能。美国国内无论什么派、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他们目的不同。

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讲,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但是很少讲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就是说,我们应当了解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了解它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极为困难的。

邓小平同志讲,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外部因素。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香港,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大问题。香港动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有外部支持的,有人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只要采取了,美国马上可以把特殊关税区、美国对香港的一些现有政策全部取消。

现在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从经贸领域上升到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贸易战是切入口,未来肯定要扩大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非常清楚,他没有讲中国,而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这还不清楚吗?还蒙在鼓里?还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是否想好了怎么去进行长期的斗争打算!

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和西方合作,西方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包括技术方面的合作。现在美国就是要脱钩,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要脱钩,经贸脱钩有些困难,但是它也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掌握解决问题的时机。香港问题,如果我们早点采取措施,问题的严重性会轻许多,他们的借口会少许多。

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谈判,大家都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请来的人大多数是不赞成特朗普政策的人,所以我们对特朗普想法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基辛格已经说到有可能发生热战,处理不好就要发生武装冲突。我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所谓底线思维,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对策方面,毛主席早就讲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外开放?20194月份的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像德国这些不打贸易战的国家,我可以对你开放,让出一部分利益。金融开放我们早就承诺了,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上,但是口头上是承诺了的。每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都提这个问题,金融开放、互联网黑客问题等等,希望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跳到外线去作战。外线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和欧洲搞好关系。美国现在力量有限,它掌控不了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后者不一定跟它一条心,所以怎么做好欧洲、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国家的工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跟你对着干。

过去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做敌人和中间派的工作,是化敌为友。在香港重点拉住几个大资本家、大商人做统战工作,有什么用?不是说不要去做,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广东话都不会说,你怎么进入居民社区?怎么去了解基层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天天关在办公大楼里不出来,你怎么了解情况?怎么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

我们要做当地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干部有多少人有周总理那种人格魅力?1955年,韩素音跟周总理谈过一次话,从此以后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才叫初心不改,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如果去做统战工作,去争取中间派,拉过来一些敌对派,这样我们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编辑  季节)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相关阅读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20年01期

总期号:250期

2019年12期

总期号:249期

2019年10期

总期号:2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