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当了两年教师。1984年，我离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师岗位，调入刚刚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走近薛老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北院工字楼办公。“工字楼”的名称是由于这座二层楼的形状像一个工字而来。我刚进经济研究中心时分在财经组，不久就被调去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做秘书。

院内的办公用房很紧张，薛暮桥和陶鲁笳共用一个两室一厅，这两位老资格的部长在一左一右对称的房间里办公，中间是我们两个秘书。

薛老和他爱人罗琼阿姨曾经在红霞公寓家中接见过我一次，薛老和我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算是面试吧。当时的印象中，薛老走路很快，笑眯眯的，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记得我进门时，是薛老的女婿李钧开的门。李钧的父亲李人俊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在华东局时和我父亲李人凤都是华东财委会委员（同时任某部部长），由于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列名单时总是排在一起，说起来，这都是缘分啊！

我虽然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就来到薛老身边，但当时已经32岁了，这是由于“文革”整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按照正常的学习年限推算，我应当22岁大学毕业。但刚刚毕业就能到薛老身边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早在1927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我能跟随他投身于崭新的事业，这真是机缘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成立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从事经济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薛老是中心的创始人，任中心总干事，主持工作。当时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是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牵头部门，两个部门合署办公，一个党委。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薛老从各机构抽调了一批长期在国家各经济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和知名经济专家担任各级负责人。除薛老和马洪外，还有吴俊扬、周太和、徐雪寒、季崇威，以及随后调入的吴敬琏、佐牧、吴凯泰、任涛等，还有田源、孟宪刚等研究能力较强的年轻学者。经济研究中心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和方案。

徐雪寒参加我们财经组的工作。徐老说话浙江口音特别重，我们几个年轻人听起来很吃力。有一次，他讲一个听起来像是什么“黑内党”的情况，这个词说了好几遍，我以为涉及哪里的地方黑势力，听得一头雾水，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徐老说的原来是“海南岛”的有关情况。

1985年6月，为了加强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咨询研究工作，中央决定将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并后的中心在对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带有全面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研究。薛老为名誉总干事。

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要领导先后还有马洪、孙尚清、刘中一、王梦奎、陈清泰等，他们都是资深的经济专家。刘中一主任是农业问题专家，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书法有很深造诣。王梦奎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著作颇丰，文字功底十分了得，是国务院出名的大笔杆，常年参与起草中央文件。清泰主任曾任二汽厂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对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深入研究。

在薛老身边工作，是我的幸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薛老的前任秘书贲纯是个很厚道的人，他认真细致地教我带我，使我尽快熟悉工作。交接工作中，薛老的文件和文稿是重中之重，老贲极为耐心地和我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整理了一遍，花费了很长时间。老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文稿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的确，文件柜中的所有资料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很高价值的文字，我感到当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管理好这些珍贵的档案。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巨大，已经载入史册。薛老一生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择其重大的说，上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政策主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经常陪老人家深入工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调研，以调研成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最后再动手写文章。薛老带着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不间断地探讨问题，完善和深化经济学理论，老人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边讲一边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并常常鼓励和引导大家开阔视野，不断深化思路。薛老研究问题从不随意迎合所谓潮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探索真理敢于冲破禁区，提出不同意见。

薛老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亲耳听多位老领导说过，他们最早读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是薛老写的。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知名经济专家。薛老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期的改革开放研究工作

研究制定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我跟随薛老经历了制定早期改革开放方案的部分过程。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全面制定实施方案的阶段，中央对于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改革路径是什么？如何推进？仍然充满了未知数，要探索，要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大思路，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和推进改革的牵头部门，承担着很重的责任。记得当时薛老时常组织一些务虚会，就是请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尽可能深入地探讨有关经济问题，为搭建改革方案的框架提供思路。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因此经常召集各有关部委开会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那时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安排也很紧凑，工作效率很高。通常由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通知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们来开会，有时也会由我以薛老名义打电话请部长们来参加会。那时请部长们来开会，都是召之即来，如果来的是副部长，一定会一再解释部长未到会的原因。与会者对经济研究中心召集的会议十分重视，其原因就是经济中心的会议议题很实、很重要，都是国务院正在抓的改革关键问题，往往上午开的会，下午国务院就发出有关实施文件。我常常上午刚开完会，中午顾不上吃饭，抓紧整理上午的会议记要，送薛老和有关领导签署后，有时由我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我们办公的工字楼离总理办公室步行只需两三分钟。价格、国企、外贸、金融货币改革以及通胀等问题，都是国家推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中心反复研究的问题。薛老和中心的各位负责人、专家与国务院领导沟通相当频繁，当面争论的情形亦时有发生，领导之间讨论问题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中南海工作有一个与外界不大相同的氛围，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以及司局长之间都称同志，不称呼官职。一名普通干部见了副总理也称呼某某同志。出了中南海之后，又恢复叫刘部长、张主任了。午饭后在海里散步，常碰到一些大领导，我们一行人无论是部长还是处长，打招呼一概很自然地以同志相称。

三次研讨会

1982年7月，以布鲁斯教授为首的7人经济体制考察团来我国做学术交流，这次考察是由世界银行组织的，由中国价格学会负责接待。改革初期，世界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时常与中国经济界联系和沟通，林重庚是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与担任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老时有往来。

考察团在莫干山开了一次研讨会，薛老、刘卓甫、廖季立等经济学家参加了座谈。这可能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时常提起的“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召开的研讨会，而这次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似乎鲜为人知。但实际上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交流。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次“莫干山”会议。

改革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听取经济工作者年轻人的意见。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批参与初期改革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经济学术研讨会，主要组织者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张钢等，许多后来知名的经济学者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孔丹作为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上山了解情况。几天的会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价格双轨制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劲夫是早期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也格外关心和爱护。他曾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工作上和我父亲有交集，曾是同事。劲夫同志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曾和我父亲在同一个部委工作。

1985年4月份，几个中央部门和主要媒体共同举办了“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学术讨论会”，就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财政金融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薛老为获奖优秀论文选《腾飞的构想》题写了“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字。《腾飞的构想》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中青年经济论文集，一批早期参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我在跟随薛老过程中写过数篇经济论文，有幸榜上有名。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领导，经常和年轻人一起长时间地深入分析改革中的难点，特别是当时的通胀问题，无形中带出了一批人才。薛老提到的“后继有人”事关我国改革的未来。

1985年9月初，一批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在长江乘坐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来自国外的学者主要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阿来克·凯恩克劳斯、布鲁斯、诺什·科尔奈、埃明格尔、巴伊特、林重庚、小林实等；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薛暮桥、马洪、安志文、童大林、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叔莲等到会，当时稍年轻的学者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也参加了会议，作为薛老的秘书我也有幸登上了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1984年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时6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得每天晚上游轮都有小型的舞会，年近70岁的托宾和夫人一起跳一种步幅比较慢的舞，两位长者动作很协调，使人体会到一句名言：任何年龄都会有自己的风采。托宾说：我们跳了很多年了，就靠跳舞来锻炼身体，因为喜欢跳，所以能坚持下来。曾任日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小林实是薛老的老朋友，瘦高的身材，很文雅，对薛老极为尊重，对薛老的经济观点，特别是价格主张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两个茶话会

我任薛老秘书期间，有幸参加了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50年和60年两个茶话会（座谈会），50年茶话会是1984年10月召开的，薛老80岁，薄一波、习仲勋、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等领导人和若干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60年座谈会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当时薛老已90岁。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很精彩的即席发言。参会的还有胡绳、陈锦华、马洪、孙尚清等许多专家学者。

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薛老参加过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许多部委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薛老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过若干重要建议，许多意见被采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陪薛老在大江南北进行了若干深入的调查研究，无锡的集体经济调研和义乌的个体经济调研，颇具特色，调研报告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我还曾陪伴薛老在各部委、总参、各省市以及大学作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报告。

我曾陪薛老会见过胡耀邦、薄一波、曾庆红、荣毅仁、陈翰笙、陆定一、费孝通、钱学森等，谈到若干经济问题和往事。我曾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制组，陪薛老和罗阿姨专程到无锡实地拍摄了专题片《心路历程》，1992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他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薛老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不朽的功勋。有幸在哲人麾下，是我一生的荣耀。

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此诗加下阙共八句，薛老用毛笔书赠于我，我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中。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使我备受启迪。

1984年10月，我陪薛老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休息时，钱学森到薛老房间聊天，说到经济模型如何运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随手将他们的谈话记在一张报纸的边缘处，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瞭望》周刊上，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的一次重要对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旅途。不久罗阿姨也驾鹤西去。两位老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延续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二老于2006年6月合墓于家乡无锡，正是“哲人难舍江南翠，二老相依月桂丛”。汉晋后始有月宫桂花树的传说，亦称“月桂”，二老墓前有七八棵桂花树，此处用“月桂”喻二老相聚仙境之意。我曾和薛老家人到无锡墓地祭拜二老，十月扫墓，适逢桂花香。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地走好人生之路，不辜负薛老的希望。

薛暮桥和他负责创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一路走来，应当说对于开启改革的航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济研究中心、体改办和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涌现出来的一批经济专家学者，是参与改革理论研究、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先行者。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数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成就了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第一位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这是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学习，进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多年从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并撰写多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著作，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进行演讲，讲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以及他如何将书本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上。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一句话，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是领导力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读书学习的典范。”陈晋表示，读书学习对毛泽东来讲，不是一种简单依靠兴趣来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阅读的动力来自生命和精神深处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

陈晋讲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虽然每个时代的阅读半径无法完全重合，但那些经典的书籍是不会过时的，而读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读书的精神是永恒的。

“广博且偏深”的阅读常态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党史博采》刊发的《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一文写道，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陈晋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读书广博且偏深。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中，两米多宽的床上一半睡人一半放书，甚至卧室的餐桌上也放着书。这就是他的生命中基本的生活常态。毛泽东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整理他留在菊香书屋和晚年故居中的那些书，最终整理出来九万七千多册，而且这些书还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和兴趣逐步积累起来的，他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晋认为，一个人的阅读半径有多大，他的精神空间就有多大，学习能力就有多大。毛泽东的阅读半径非常大，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不仅阅读报纸杂志，也读大量图书。但是，读书广博并不代表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集中在哲学、马列经典和文史三大类。

以哲学为例，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博览西方哲学著作。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他受到四个德国人的影响，分别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克尔。在谈到海克尔的思想观点时，当时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读过他的书。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读过海克尔的书，到50、60年代，他又让人重新翻译了这本书，书名叫《宇宙之谜》。2014年，施密特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一书，书中写道，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钟时间听毛泽东讲解了德国哲学史上海克尔的那点糟糕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陈晋特别提到，有人以为毛泽东只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而不注重读西方的书，这是一个误解。“除了马列经典，近代以来包括伏尔泰、卢梭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都曾花时间集中阅读。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熟悉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都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很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籍，并注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提到长江发源地到底是岷江还是金沙江的时候，他格外注意作者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及贾母爱吃一种用胭脂米熬制的粥。后来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此书在一处注释里详细介绍了胭脂米的产地、颜色及形状等。“这个注是用六号字排列的，字很小，毛泽东在这个注上画了很多道道，旁边还画了三角，说明他很重视这段考证。凭他的眼力，实际上是看不清楚六号字排的书，显然是用放大镜来看的。”陈晋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引用两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就是，吃药能够医治那些不会死去的病，如果一个人病入膏肓或得了绝症，他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他引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喻指做人的思想工作，只能对中间派和动摇派有用，他们不那么顽固，你给他讲清利弊，他可能转换认识，接受你的观点；对那些花岗岩脑袋和铁了心与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做思想工作都很难。这两句话出自《何典》一书，是晚清乾隆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人写的一本滑稽小说。今天很多读者都读过此书，很偏僻。

毛泽东阅读偏深还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问道，外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的政策都是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那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去旅行了。什么意思呢？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想象着从地球到月球修一条铁路，来回旅游居住。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部科幻作品来回答那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荒诞稀奇古怪的疑问。

“活到老，读到老”

“活到老，读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状态的另一大鲜明特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把很多领导干部送到延安各学校学习，针对很多领导干部想到前线而不愿在后方读书学习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要学习，我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学习，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我一定要学习九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晚年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当时的毛泽东已病重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要来一本《容斋随笔》。半个多月后的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去世，但当天的护理记录显示：9月8日，他看书看文件共计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可以试想，他当天晚上12点10分去世前，还看书看文件，他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阅读的？因为经常昏迷，而且全身插满了管子，他就让别人把书托着，工作人员根据他眼睛的移动来翻页。曾经有一次，毛泽东醒来后要求读书，工作人员习惯性地把上一次读过的书拿过来，他却伸出手来在床帮上拍了三下，后来另一个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关于日本政治家三木武夫的书，结果他果然是要读这本书。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1974年任首相，当时正争取在1976年底的选举中连任。为了了解三木武夫的政治观点和外交观点，我们就把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于1976年汇集成一本书——《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976年底，三木武夫在连任选举中失败。

陈晋说，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他的精神和思维仍然在活动、在思考，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毛泽东的阅读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且是读到死。”

不当书虫，读书要有方法

除了爱读书、勤读书，毛泽东对读书方法也颇有心得。在他看来，读书不能当书虫，要有方法，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望，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读、真思考。

经典的书反复读

经典的书要反复读，这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他都是反复阅读。

“一本好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你的发现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阅读，你的感受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你的体会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阅读，你得到的启发也不一样。”陈晋指出，因为经典的和重要的书蕴藏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次就发掘完了，真正的好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从中读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他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本书。1939年12月，刘英、曾志到他的窑洞谈事情，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忍不住问：“主席，这书我们从年轻刚入门的时候就读，到现在你还看？”毛泽东答道：“这本书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于是在1956年专门找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研读。

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红楼梦》《资本论》等经典书籍，毛泽东亦是如此，坚持在反复阅读中不断积累和学习。

在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1913年，在他20岁那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讲课目录中。1954年，有一次在杭州爬山的过程中，毛泽东问随行的医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读后有什么启发？随行医生回答，他读《红楼梦》的印象是贾府上上下下都特别讲卫生。毛泽东说，《红楼梦》要多读，起码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发现，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二十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背后的逻辑在于，他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读的，并且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新发现。他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甚至宗教关系、财产分配和土地流转等各个方面，只有读懂了读透了，才能知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对照读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习惯于将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换言之，相同的题材内容，他习惯于把不同的甚至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同样一种观点，同样一个传记，同样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只读一个人写的，还要读不同人写的，要通过对照发现背后的逻辑和真相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就类似一种研究性的阅读。

1957年，毛泽东读《楚辞》时共对比了十几种版本的注释；读拿破仑的传记，他分别搜集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三种版本。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喜欢读拿破仑？他研究拿破仑的战略，研究拿破仑怎么失败的，最后得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树敌太多。当时法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经常谈起拿破仑，而且谈得很细、很透，包括拿破仑是怎么死的，他的成名之战是哪一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都很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阅读各种版本甚至观点不一样的书籍，毛泽东其实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要读读蒋介石的书甚至那些反面的东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就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的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陈晋认为，这种研究式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你不同意的观点要去了解，不同意的事件要去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与自身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了对立面，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相和逻辑，对事物的认知方可更牢靠、更坚固。因此，毛泽东经常讲，如果你不懂唯心论，那么你的唯物论思想就是不牢靠的。

注重讨论式阅读

自年轻时起，讨论式阅读便是毛泽东格外重视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读书包括动眼动手动口——动眼睛看、动手写笔记、动口念，而讨论式阅读还要动耳朵，注重讨论式阅读，就是组织讨论小组，互相讨论。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于组织讨论小组；在延安时，毛泽东也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共同学习哲学和军事学，交流读书心得。例如，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每到周末晚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类是八路军的将领，另一类是延安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他的窑洞中，围绕书中的某一章节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进行总结发言。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又组织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而且号召全党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将毛泽东讨论这本书的谈话整理成笔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些笔记中选了4万多字收入《毛泽东文集》。

在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的很多观点闪烁着非常活跃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深刻，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起码要有100年。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提法非常相似，这就是讨论式阅读带来的启发。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100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架构。

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的阅读生涯中，“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他一直坚持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来读书，绝非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之所以善于读书，是因为他的阅读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终身阅读，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在陈晋看来，终身阅读的人不少，读有所得的人也不少，但是把读书所得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比较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读书所得知识的人就更少了。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土壤学》，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干部学习，让他们关注书中讲到的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后来，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逐渐归纳出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耳熟能详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改良土质要好，要施肥，合理灌溉，优选粮种，还要合理密植等等，这是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1963年，毛泽东读了我国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气象学论文之后，感觉自己的“农业八字宪法”好像还有不足，于是邀请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一起聊天。聊天过程中，他对竺可桢说，受到你的启发，我的“农业八字宪法”还要加上两个字——光和气，光就是光合作用，农业增产要靠太阳；气就是气候，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种什么农作物，是有规律的。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思考规律和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了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做到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要当“两员”，即联络员和评论员，要用联系的方法看待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以致用。

顾名思义，当联络员就是学会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书中的人物、事件，比较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的关系。比如《史记》，你读刘邦的高祖本纪的时候，一定要读读项羽本纪。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评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自己的历史结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这样才能拓展视野，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波澜壮阔的阅读人生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程，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阅读史。“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而读书可以获取未知的知识，毛泽东将读书作为实现精神成长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以一生尽量填充未知的空间。”陈晋指出，在一场场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中，除了思想境界的提升，还实现了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

读书要为天下奇

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阅读目的完成了从修学储能到寻找真理的转变。最初，毛泽东说他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1917年，他说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寻找大本大源；1918年以后，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读书目的又变成了寻找主义。

在陈晋看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是不断深化的。青年时代，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毕业后干出更好的事业，这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一样的。第二阶段，他要寻找大本大源和终极真理，大本大源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朱熹认为世界是有本源的，做人也是有本源的。五四运动后，他要寻找主义，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和信仰工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个外号叫毛奇，对此来历一个说法是青年毛泽东特别崇拜一个德国军事家毛奇，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经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陈晋归纳，毛泽东年轻时读的奇书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个时期比较偏好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作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介绍西方的著作，有助于跳出中国传统思维看世界、看中国；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书；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陈晋特别提到，毛泽东读过德国康德学派的哲学家鲍尔森的《人类学原理》，这本书是蔡元培翻译的，共有11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批注就超过1.2万字，其中就提到了精神上之利己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这种观点进行深化和升华，他把信仰理想可以深化出的道德理想、人格进行凝练，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了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革命时期实践家的阅读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即宣传家和实践家的阅读。

1933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专门到漳州的一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很多书运回中央根据地，其中两本书非常有启发。他读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把它推荐给彭德怀。此后，他又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看了之前那本书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1948年，毛泽东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提醒大家必须消灭实际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在陈晋看来，这就是实践家的阅读，读后就可以用于实践当中。

延安时期的两大跨越

阅读是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高峰。20年没写日记的毛泽东从1938年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从保存下来的7页纸的读书日记看，1938年2月，他读了850多页涵盖社会学、军事、逻辑学等领域的书籍。

陈晋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科学理论，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延安时期窑洞里的阅读，毛泽东成为了领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

在延安时期，通过大量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写了很多总结中国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著作，例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和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经济上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进而成为全党的理论权威，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有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这使得他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三级标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阅读和运用变得更加丰富。有一次外出，他带走了很多书，从书单看，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10多种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及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没写出书名、只写出作者名字的包括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里叶等，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还带走了十几种有关老子的书籍。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转变为文史方面的书籍，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和心境有关。

致敬经典  精神永恒（二级标题）

陈晋认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如今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必要按图索骥，但我们要体会他读书、编书、鉴书、讲书的一些特点、理念和方法，弘扬他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

陈晋建议，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那个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书籍之外，一定免不了回过头来阅读一些经典，包括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等等，不知道巴尔扎克，不知道莎士比亚，不了解肖洛霍夫，不知道苏联文学，你怎么能有文学素养、文学情怀，因为经典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阅读半径，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经典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经典，而我们应该向几千年中外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致敬！”

（编辑  宋斌斌）

多种迹象表明，全球秩序正在出现危机。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防疫反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的态势，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国际体系表现出合作性趋弱和更多的脆弱性。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危险性，以及他力主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

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就经常批评北约等国际间联盟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并支持欧盟的解体，而且主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他还质疑美国将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置于核心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零和交易政治策略，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放弃其促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承诺。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应当尝试恢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所建立和成功维持的国际秩序，这就有机会可以扭转当下这一局面。如果特朗普后的美国能够重拾全球大国的责任，那么这个时代出现的乱局将是暂时的畸变，而不会成为美国迈向永久混乱的一步。

然而，关于美国衰落和国际秩序转变的评论先前就出现且不绝于耳，但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分析家曾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消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美国面临来自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西德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前苏联也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如日中天。但是，到1991年年底，前苏联解体，日本进入其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代价高昂的一体化进程消耗着统一的德国。与此同时，美国则经历了十多年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以及出人意料的高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单极时刻”。

但这一次的情形确实不同。过往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力量，如今正在推动美国霸权的解体。 可以说，三种发展态势成就了冷战后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地位。首先，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再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重大意识形态。第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其机构和伙伴关系的基础架构也被瓦解，弱小的国家为了获取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除了转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别无选择。第三，跨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运动都在传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如今，同样的推动力已经将美国逆转，并形成一个侵蚀美国力量的恶性循环，而不再是曾经强化美国的良性循环。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崛起，使全球出现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转向那些可以替代美国的支持力量，而不再继续依赖西方世界。总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处于退缩状态，而且正在瓦解。这种退缩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的。

正在消失的“单极时刻”

此时，谈论永久性的衰落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其身后七个竞争对手的总和，另外美国还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外军事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军事力量在建立和维持美国优越的国际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扩展可靠的安全保证。但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与国防预算的关系并不大——实际上，美国军费在90年代是减少的状态，只在“9·11”事件之后才出现激增——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更重要：作为竞争对手的前苏联因解体而消失，美国军方从不断增长的技术优势中获利，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二线国家选择依靠美国，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显现出单极优势主要归功于前苏联的解体，那么在随后的10年中，这种单极性的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亚洲和欧洲盟国对美国的领导力量表示满意的结果。

而对单极时刻的讨论会掩盖构成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关键因素。前苏联解体，意味着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对垒的国际化体系关闭了大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的跨国基础架构和相关机构（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和前苏联本身）及其运作和关联体系都随之崩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准则和规范的主导框架就只剩下在华盛顿扎根的自由主义国际联盟和机构。

在这个单极性时期，美国及其盟国（简称为“西方”）共同享有着事实上的垄断性互惠。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西方为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成为政治支持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无法用转向莫斯科来威胁美国，也不能冒风险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国内将不得不进行改革。西方势力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决策者开始相信自由主义将获得永久的胜利，而大多数政府看不到其他可行的选择。

在没有其他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各国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更有可能遵守对方所开出的条件。那些被美国认定的“独裁国家”面临着严厉的国际批评和由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严厉敦促。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美国国内的“民主”力量也在持续保护某些“独裁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使它们免除国际组织的束缚。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本身也在违反有关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国际准则。比如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酷刑和特别引渡。但是，即使这些虚伪的违规行为也在加强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因为这些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美国官方继续表达对自由主义准则的承诺，从而进一步重申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网络（通常被称为“国际公民社会”）支撑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型架构。这些团体和个人通过广泛散布自由主义准则和实践，充当了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崩溃，吸引了大批西方顾问和承包商，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市场改革，其中一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同时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寡头阶层，这些人把以前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财富帝国。国际金融机构、政府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起精英共识，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公民社会”团体试图引导这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西方的专家团队就新宪法的设计、法律改革和多党制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国际观察员中大多数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监督着那些遥远国家的选举活动。倡导扩大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与那些情投意合的国家和媒体结成联盟。跨国活动家、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自由主义综合体。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力量的助力下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建立在美国全球持久霸权之上的自由秩序已经无懈可击。而这种幻觉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

大国复出

今天，其他大国对全球秩序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并吸引了许多小国的领导人。西方不再是提供援助的垄断力量。新的地区性组织和跨国网络在争夺美国的影响力。全球经济的长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形成这些发展状况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199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淡化或否定这类挑战，认为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言辞。他们的辩解是，中国仍然致力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准则和规范，而且中国是现行体系中的获益方。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俄罗斯越来越坚决地谴责美国，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观察家们仍然认为，俄罗斯无法召集到任何重要的盟友并获得支持。西方的分析人士还特别怀疑，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克服数十年来所产生的不信任和竞争关系，联手反对美国所塑造和维持的国际秩序。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霸权的鼎盛时期，这种怀疑论是有道理的，甚至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这种怀疑仍然站得住脚。现在看来，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就像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中重新安排国际政治秩序的蓝图。在相关机构和论坛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展开正面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通过设立新的机构和场所来建立一个可替代的秩序。

例如，在联合国，中俄两国经常就投票和倡议进行磋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协调一致批评西方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它们都否决了西方提出的有关叙利亚问题提案和对委内瑞拉和也门实施制裁的提议。在2006年至2018年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和俄罗斯投票相同的比例达到86%；而在1991年至2005年之间，两国在投票协议中达成一致的比例为78%。相比之下，自2005年以来，中美两国只有21%的比例是达成一致的。中国和俄罗斯还在引领联合国的倡议，以促进形成新的准则，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领域，这些准则主张国家主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制约西方所赞助的人权决议。

在创建新的国际机构和地区论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也一直站在前沿，这些机构和论坛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金砖集团（BRICS），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自2006年以来，这个集团一直比较活跃，积极讨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问题，包括在互联网治理、国际支付系统和发展援助等领域建立能够替代目前西方所控制机构的方案。2016年，金砖国家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

中俄还各自推动了一大批新的区域安全组织，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四方合作协调机制，以及区域经济组织，包括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海合作组织（SCO）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倡议下于2001年成立的安全组织，负责促进各国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并监督进行两年一次的军事演习。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最终结果是，全球治理出现了平行结构，与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竞争局面。

批评人士经常将金砖国家集团、欧洲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评论为“谈判商店”，暗指成员国在这些机构中几乎无法实际解决问题或进行有意义的合作。但大多数其他国际机构也都大致如此。即使实践证明它们很难解决集体问题，但区域组织也可以让其成员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并提高组织者的国际地位。它们使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密，这反过来又促使这些成员国更容易建立起军事和政治联盟。总之，这些组织已成为国际秩序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新的非西方组织已经将跨国治理机制带进了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与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是脱节的状态。自2001年以来，大多数中亚国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EAEU、AIIB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BRI）。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向由美国及其盟国主控的传统地区推进。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打造“17+1合作”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在拉丁美洲召开中拉政党论坛（China-CELAC Forum of Political Parties）。这些机构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模式正在挑战西方集团传统的治理架构。

中国和俄罗斯似乎成功地发展了它们的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合作与那些它们将无法容忍彼此合作项目的预测背道而驰。即便在某些双方利益分歧可能导致严重紧张局势的领域，双方合作的进展也算顺利。尽管俄罗斯控制着中亚地区，但仍坚决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的基调已经从谈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明确划定的“势力范围”，转变为拥抱“更大的欧亚大陆”。中国所主导的投资和一体化与俄罗斯摆脱西方影响的努力相吻合。2015年，中国首次提出组建亚投行时，最初俄罗斯财政部并不支持，但随后俄罗斯还是改变了心意，宣布加入亚投行。

中国也愿意兼顾俄罗斯的关切和敏感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事件中，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一样投了弃权票。此外，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给了中国更多的理由去支持俄罗斯开发替代方案的努力，取代由西方控制的SWIFT国际支付系统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以削弱美国的制裁制度在全球的影响力。

垄断性援助关系的终结

并非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创造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世界秩序，且对美国的霸权不满。相比西方所提供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可能会破坏西方旨在鼓动各国政府接受自由改革的援助活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中国国有银行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开设了大量信贷额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那些无法进入或被排除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的国家获取重要贷款和紧急资金的来源。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向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以及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发放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能源交易贷款。

中国并不是西方援助的唯一替代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曾向埃及提供贷款，这使得埃及避免在动荡时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在国际援助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显得最为雄心勃勃。AidData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总额达到了3540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3950亿美元。此后，中国的对外援助还超过了美国的年度援助支出。可以说，中国的援助打破了西方传播自由主义准则的企图。西方的评论认为，中国的资金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但也助长了腐败和政权庇护。在诸如尼泊尔、斯里兰卡、苏丹和南苏丹等摆脱战争困境的国家中，中国的发展和重建援助通常流向了获得胜利的一方，使其免于国际竞争压力，而西方评论认为，这些国际竞争压力可以让这些国家建立更为自由民主的模式。

西方为世界提供援助的垄断地位正在终结，西方世界担心那些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就此崛起，比如匈牙利总理奥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们驳斥西方对本国主权的无端干涉，强调与中国和俄罗斯构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日益重要。以菲律宾为例，美国取消了菲律宾官员的签证，而杜特尔特最近宣布，退出与美国签署的长达20年的军事协定。

当然，在美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具体挑战中，由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领导人的个性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援助项目会一波三折。但“替代选项”的不断扩大——不一样的援助方、机构和政治模式，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之一。即使某些国家不主动转换援助方，这些新的力量也有可能为各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由此，中国和俄罗斯有了与美国争夺霸权和构建替代全球秩序的空间。

内部产生的离心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冷战后单极时代的结束。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衔接在一起的那些跨国“公民社会网络”，不再享有它们曾经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与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不同的竞争对手，正在许多领域挑战它们。而其中一些离心力正是源自美国和西欧国家本身。例如，美国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在2005年成功击败了巴西提出的安提贡公投，并与其国内右翼政治运动建立了联盟；十多年后，巴西的杰尔·博尔索纳罗正是利用了这个网络来帮助自己成为总统。世界家庭大会最初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于1997年成立，现在成为跨国网络，召集了数十个国家的著名社会保守派人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反对性少数群体（LGBTQ）和平等生育权的组织。

威权政权已经找到了方法，可以限制甚至消除自由主义的跨国宣传网络和具有“改革”意识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本世纪的头十年，所谓“颜色革命”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让各国政府感到震惊，作为回应，这些政权削弱了与外国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接受外国资金援助时，各国政府都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防止外国援助借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

有两个事态发展加速了西方自由主义准则的转向：2008年的大衰退和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在总体上挑战了西方内部的建制共识。西方一些团体和人物，对继续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机构是不是有好处提出了质疑。西方评论还认为，许多西方世界的右翼运动都得到了俄罗斯的财政和道义支持。

这些发展态势与过去“反秩序”运动加速霸权国家衰落的方式相呼应。跨国网络在维护和挑战先前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新教网络协助削弱了西班牙在近代欧洲的势力，尤其是它在16世纪支持了荷兰的独立运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运动，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下，对破坏欧洲联盟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欧洲联盟试图在19世纪上半叶管理欧洲大陆的国际秩序。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权力斗争。“反秩序”运动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取得了政权，导致这些国家脱离或试图破坏当时的国际秩序结构。即使是不太成功的“反秩序运动”，仍然可以破坏霸权国家及其盟友的凝聚力。

并非每个反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自由运动或右翼运动，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转向俄罗斯，将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范。尽管如此，这些运动正在推动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两极分化，削弱运行这种国际秩序的相关机构的影响力。其中一个甚至已经占领了白宫，那就是特朗普主义，对其最好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反秩序运动，具有跨国影响力，并以美国霸权的核心联盟和伙伴关系为目标。

维护美国体系

大国力量复兴、西方援助垄断性地位的终结，以及反对自由国际体系的运动的出现，都在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在许多方面，新冠肺炎的全球疫情似乎在进一步加速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侵蚀。在特朗普政府试图寻找替罪羊，并撤回对公共卫生机构的资助之后，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加。中国和俄罗斯扮演了紧急物资和医疗物资的援助者，包括向意大利、塞尔维亚、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甚至向美国提供援助。尽管美国仍在全球享有军事霸权地位，但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尤其不适合应对这场全球危机及其连锁反应。

即使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仍然保持稳健（主要由长期存在的亚洲和欧洲盟国组成，并基于冷战时期制定的准则和制度），即使许多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认为美国和欧盟还可以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的综合优势，但事实是，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秩序。再多的军费开支也无法逆转美国霸权瓦解的进程。即使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总统大选中能够击败特朗普，或者共和党最终否认特朗普主义，这种瓦解趋势仍将继续。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场美国霸权地位逐步瓦解的危机将蔓延到多大程度。核心盟友会与美国的霸权体系脱钩吗？美国金融和货币的主导地位能维持多久？最有利的结果是美国明确否定现行的特朗普主义，并承诺重新建立核心的“自由民主体制”。

美国决策者能做的是为全球霸权后的世界做计划。如果新的力量有助于维护美国体系的核心，美国政府就可以确保美国在一个拥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中领导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而不是在新的国际秩序格局中的大部分竞争领域处于落败地位。为此，美国应该重振饱受困扰、人手不足的国务院，重建并更有效地利用其外交资源。精明的治国方略，将使美国能够驾驭一个由利益竞争和联盟转变所定义的世界。

要确保某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愿景作出承诺是不可能的。一些国家和政府已经开始将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视为对其治理国家的威胁。即使在“单极时刻”的巅峰，美国也并非事事都能如愿以偿。现在，为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能够保持足够的吸引力，美国必须首先整顿好自己的乱摊子。不过中国在建立一个替代系统方面也面临自身的障碍。一个重振旗鼓的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即使在失去全球霸权地位的情况下，也应该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但要想取得成功，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而且不会再回来了。

（编译  杨利红）

新冠疫情加重了美国中下阶层由于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沮丧感。特朗普政府成功地将白人底层群众的愤怒转向了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草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

美国的非洲裔人和拉美裔人由于他们超高的感染率、死亡率和得不到及时救助，将他们在200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喷发——平抑的、对种族主义的愤恨再次集聚起来，因弗洛伊德被跪杀事件而喷发，至今尚没有彻底平抑。

反种族主义运动打开了美国的窗口

美国这次声势浩大和长时间持续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被冠以两个口号，一个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一个是“我不能呼吸”。其实后者更能代表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能代表全世界都受美国压迫的现实。但就像以前一样，这场被白人基本群众所激起的反种族主义的运动，最终会以民主的名义被压制下去。

这场运动再次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民主成为占多数人的种族压制少数人种族的一个工具；也让我们看到民主是怎样为少数精英所操纵，民主成为白人掩盖内部矛盾，对外实行扩张和战争的工具；民主在少数精英操纵下，让中下层的乌合之众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愤怒转移到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愤恨上，从而保护了少数精英的统治地位和财富。

民主受少数精英操纵，成为种族主义和对外战争的激发器，成为一个保护少数精英利益的“政治正确”的外壳，这三重作用早就被西方的政治学家所系统阐述过，但这种理论阐述被西方统治精英系统的宣传和教育掩盖了。我们所看到的民主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完全被扭曲的理论。

正是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民主框架中，美国社会中阶级矛盾最终总是被种族矛盾所掩盖，这场运动将矛头对准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对于揭开美国一个最大的谎言具有重要意义。

这场运动的三个愤怒指向，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头面人物的雕像以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方，一个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总统山上的4位总统雕像。

警察代表着美国政治、美国法律和美国权力结构中系统的种族歧视，它说明种族歧视在美国的国家结构中已经被制度化了，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南方领袖则是公然维护奴隶制的人物，他们在美国的文化中仍然被尊崇，说明公开或不公开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群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他们多数人可以以民主和自由为保护外壳，推行和延续种族主义。

而反种族主义的矛头指向美国开国元勋，则唤起了一段在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外壳下所掩盖的被久已遗忘的美国历史，分析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拨开西方知识分子所制造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迷雾。

西方的实质、美国的实质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如何强大的，它的强大与它所宣称的所谓制度优越到底有何关系？第二个是，美国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普世性吗？第三个是，美国的本质和美国的制度是如何体现在它的世界愿景之中的？美国所宣称的普世性的本质是什么？

美国因何强大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前者是说美国曾经伟大过，后来不伟大了，现在特朗普要让它再次伟大；后者是说，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利益纠葛时，美国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压缩其他部分的利益空间。

美国曾经伟大是美国人文知识分子制造的第一个谎言。美国确实强大，但美国并不伟大。强大指的是实力，是物质力和动物性的体现；伟大指的是价值观具有突出的卓越性，是精神力和人性的体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公元前416年，米洛斯岛的人民不堪忍受民主的雅典的统治发动起义，雅典执政官告诉米洛斯人说，他们只能选择或者战死或者投降，米洛斯人回答说自己是为自由而战，雅典人的回答成了历史名句：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只能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最后，雅典人杀死该岛所有男人，将妇女沦为奴隶。

雅典强大吗？毫无疑问。雅典伟大吗？不。雅典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是无耻和残暴。米洛斯强大吗？不。自然禀赋使它不可能强大。米洛斯伟大吗？是的。它表现了人类在脱离动物趣味后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美国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神话，说美国实力的强大来源于美国价值观的伟大，美国的强盛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好制度，这是用强盛来推导价值观，不但不合逻辑，而且扭曲了美国历史，也扭曲了对美国创始者的认识。美国强盛的初始原因和根本原因，是数量很少的殖民者通过屠杀和掠夺，夺取了原住民的大片土地资源。在1890年殖民者占领美国全境时，美国只有5000万人。美国与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当，已开垦耕地面积是我们的1.2倍，水资源与我们相当，但按照人均计算，超过我们的四倍多。此外，中国已没有可开垦的耕地，而美国尚有近20亿亩可开垦农用地。它两面是海，北面国家人口稀少，南面的国家原住民太多，殖民者与其发生多次严重冲突，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不但无法威胁美国，反而被美国多次夺取土地。

殖民者占领美国的过程是全世界都还处于农业时期的尾声，土地是主要财富，美国又处于温带最适宜农业耕种的地方。英国殖民者是在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城市流氓，他们在英国一贫如洗，但是到了美国就可以得到300英亩，相当于1800中国亩的土地。广袤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源源不断来到美国，同时被带到美国的还有不断在欧洲进行发明和改革的技术。美国早期的烟草技术和纺织技术就是完全从英国移植过来的。摩根的父亲是英国资本家，而摩根利用在英国筹到的资本在美国发的财比他父亲多得多。

“要想富、先修路”，英国发明了铁路，但在英国那个弹丸之地没有多大用处，美国的土地为国家所垄断，政府划拨了大量土地用于修铁路，铁路沿线成了工业发展重镇。1900年的时候，美国土地已经多到政府都不知道干什么用，于是把一些土地封存起来变成国家公园，或者作为资源保留地禁止开发。

由于美国地太多，人太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并且无法强迫欧洲移民进行奴隶劳动，所以从非洲劫掠了大量黑人做奴隶，南方白人完全靠黑奴劳动，获得了大量财富。

通过种族灭绝获得的巨量土地财富，使美国迅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大国，同时通过奴役劳动进行财富增值，这是美国获得财富的根源，也是美国强大的出发点。它同时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来源。

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白人殖民者几乎人人都有财产。

普选式民主对富人是不利的，相反它有利于通过某种程度上剥夺富人来支付公共支出，也就是有利于穷人。如果穷人太多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将形成所谓的多数暴政，对富人形成剥夺。

事实上后一种多数暴政，也就是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的暴政，已经存在并持续了200多年；多数暴政也就是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

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富人的民主理论，对前一种暴政总是讳莫如深，对穷人推翻富人统治后所产生的政权，总是直接冠以“多数暴政”的名头。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民主都是“多数暴政”。

所谓的“多数暴政”，指的是新政建立起来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框架，这个经济制度框架通过累进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实现了对富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夺，通过各种补贴制度实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经济补贴，通过各种监管制度对天然具有巧取豪夺倾向的资本实施了严格的监管。正是这一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挽救了因强盗资本主义而陷入大萧条的美国，并且延续了美国的强盛，带领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这一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仅仅实施了不到50年，就在20世纪8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的暴政扭转了方向，带领美国走向衰落。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暴政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在财富方面，它延续了美国强盗主义的传统，实现了少数富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致使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种族方面，它延续了多数白人种族对少数有色人种的暴政。

在美国250多年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贫富差距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显然美国的民主没有能使穷人对富人形成剥夺，或者穷人和富人处在一种相对公平和均衡的状况，相反，少数富人在大多数时期都对大多数穷人形成了剥夺。美国的另一种多数暴政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当中，这就是多数白人对少数有色人种的种族暴政。而这个暴政确实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

美国民主是种族主义多数暴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四卷本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自第一卷于1986年问世以来，就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好评如潮。美国社会学权威杂志认为，曼的这部巨著直承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宏大叙事传统，表现出惊人的广博、罕见的深刻、理论的雄辩。

2005年，迈克尔·曼的另一巨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出版，这一著作从根上挑战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政治制度优越论。但是这本书在西方学术界得到的评价是极其谨慎的。一方面，迈克尔·曼的学术地位以及他在这本译成中文后仍长达近800页的著作中所引用的大量实证，使其观点无法撼动；另一方面，他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民主制颠覆性的论述，与西方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框架相去甚远，使得评价这些观点非西方学术界能力所及。

曼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自我反省道：

“我以前的著作忽视了人类行为当中的极端行为，所以我对善恶就没有给予太多考虑。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容易把它们归入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别，同时也将它们与日常生活完全分开。在探究了种族清洗问题之后，现在我已不那么肯定了。虽然我无意要在道德方面模糊善恶边界，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确是相连的。恶并不是从我们的文明之外，从另一个独立的我们很想称其为“原始”王国那样的地方来的；恶乃生于文明自身。”

曼书中的一些重要摘录：

我们往往把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视为启蒙理性的化身。实际上正是他以文明进步的名义，宣称美国印第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

一个世纪以后，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体面的现代人，当说起印第安人时也持同样态度，“根除最终是有益的，一如其不可避免”。

又40年后，第3位领导人说，“是伟大与崇高之神发出的诅咒，让德国必须踏过死人的尸体，以创造新的生命”。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但他与他的同僚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说仅仅是在追随美国人的脚步。

蓄意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我不想否认民主是一种理想，我赞同这种理想。然而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只有当民族主义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

稳定的按制度化运作的民主制政权，要比正在进行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的政权较少可能实施蓄意谋杀性清洗。……但是过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高尚正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施行了足够多的种族清洗，才有了今天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公民实体。往日，清洗与民主化曾携手同行。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

欧洲人当中的阶级妥协、代议制统治以及宽容等形成在针对庞大非己团体的可怕暴行之上。最坏的情形，在美国与澳大利亚发展出迄今为止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清洗，他们是由殖民者民主政体（国家）完成的，先是事实上的，然后是理论上的。

1788年，第一支舰队到达澳大利亚以前，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很可能刚好超过30万。到1901年只剩约9.3万人。最低是1921年，此时大约存活着7.2万人。一个世纪损失几近80%！

在美洲，有着大量殖民人口的地区，失去了90%的当地人口。在整个大陆总的前哥伦布人口可能在6000万到1亿之间，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去（斯坦纳德，1992；74-75，81-87.118，146，266-268）。在现为美国人占据的地区，前哥伦布印第安人口估计数一般在400万至900万。在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时，印第安人口只有23.7万，至少损失了95%。最让我们确定发生的根除，是在加利福尼亚。据西班牙传教士估计，在他们1769年到达这里之时，应当有31万当地人。截至1849年，即淘金热开始的那年，人口已经减为一半。在这之后随着居留地的扩张，这一数字甚至掉得更快。到1860年，在建州1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口数字只有3.1万了——仅12年后损失率就高达80%！第三帝国也存续了12年，杀掉了欧洲70%的犹太人。

看一看20世纪前最著名的5位美国总统。当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站在一起时，华盛顿和杰斐逊就忘记了启蒙运动。华盛顿指使他的将军向易洛魁人进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该地不仅是被占领，而且是被摧毁”，以及不要“在全部毁灭他们的居住地实现之前去听和平的序曲”。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在1783年9月7日华盛顿写给James Duane的信中，华盛顿说，“印第安人和狼都是要猎杀的野兽，他们只是形状不同而已”。华盛顿的部下们从易洛魁人的死尸上剥皮，他耐心而熟练地亲自上手示范：“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优质而修长的长筒靴来。”杰斐逊还支持白人攫取土地。在其任总统期间，有20万平方公里的印第安土地被他的执行官夺得。……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知道两位总统都蓄奴，然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凶残则极少有人知晓。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投票权被延及所有白人男子，然而他却是以一名印第安人杀手著称。……他宣布……“我认为我应当踏平他们的村庄，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掉他们的战士，抓捕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吹嘘说：“我已保存了我在所有场合杀掉的人的头皮”。……他敦促他的士兵杀死妇女和儿童。……一旦上任，杰克逊就撕毁了印第安条约并发起强行驱逐行动。……1万名克里克人，4000名切诺基人和4000名乔克托人在恶名昭彰的眼泪小道上死去了。

林肯……批准了军事远征和明尼苏达的土地强占，这激起1862年的苏人起义，军队进行了镇压，抓获了309名叛乱者。……林肯……同意仅仅处决39名印第安人……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处决。在19世纪末，当轮番的种族灭绝几乎已结束的时候，第五个伟大的民主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已不再需要为它增添什么了。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不过他确实宣称“根除最终是有益的，正如它不可避免”，以及在所有战争中最高贵的就是对野蛮人的根除战争。

这些总统中有多少在今天会因为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战犯法庭起诉？四个，我认为——除了罗斯福，他的言辞没有配合以行动——尽管林肯的判决会较轻。

迈克尔·曼已经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讲了这几点：

第一，西方的现代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的历史。有关种族清洗和西方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才能完成的。

第二，种族屠杀、种族清洗是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产物，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道德基因。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民主制是为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服务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实行暴政的政治框架，也为这种暴政提供了政治正确和道德美化。

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西方现代的早期历史和美国的大部分历史，就是一个假民主之名，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实行暴政的历史。

美国强大但不伟大，而且从来没有伟大过

无论在对待穷人上，还是对待少数种族上，美国都不但不伟大，而且很卑鄙。这是因为美国的统治精英做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承诺，但是在美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都越来越大，美国的少数种族都受到了屠杀、劫掠和歧视。

即使在那少数时间，也是由于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的统治精英迫切需要内部的安定而做出的贿买性的让步，一旦外部威胁消失，内部威胁也被镇压，美国统治精英的真面目就会再次显露出来，这就是1980年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所缔造的美国社会真相。

美国总是用一套假惺惺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来遮掩他们的恶行。这是自美国建国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一种传统。当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句子时，他难道不知道他拥有600个奴隶，并且使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吗？难道他不知道他曾经强奸黑奴，并且使其黑色后代都成为奴隶吗？当这些黑色后代知道真相后，都非常愤怒，根本不承认这个先祖。

小罗斯福总统指出：“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为富人谋得多少福利，而在于如何对待穷人。” 这句话还应该加上，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它为占多数的种族谋得了多少福利，而在于如何对待少数种族。

19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指出，美国奴隶制度和自由承诺相结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与人类最邪恶的罪行相连接”。美国的历史说明这个所谓的美好希望完全是假的，它是为掩盖罪行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群要有多么扭曲的心理，才能把这两者连接起来。

这就是美国的道德基因，占美国人口60%多的白人中的70%，拥有这种道德基因，他们通过民主这种多数统治的方式，以一种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的面目来实施他们的这种道德基因。

美国确实很强大，但美国从来不伟大，因为它的相当一部分人——用迈克尔·曼的话说——很邪恶，而它的文化和制度是这种恶的体现。这种恶就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实行基于种族清洗的暴政。他们通过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实施帝国暴政。

（编辑  季节）

被全球自由主义媒体塑造的香港“反修例事件”

发生于香港的2019年“反修例事件”被解读为一次媒体化运作事件，抑或是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是2019年度甚至近年记忆中最突出的全球媒体事件。Mary Hui的研究表明，本次“反修例事件”乃是人类历史上被直播最多的一场社会运动，直播的传播速度又极大地增加了运动本身的现实效应及直观感受（Hui 2019），并得到了“全球自由主义阵营”及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明确支持。

与本次事件相比，2014年的“占中”运动或“雨伞革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既没有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与世界其他欠发达或“次重要”地区发生的示威运动相比，该运动已获得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也没有得到大陆媒体及共产党的足够重视及反馈。从本次“反修例事件”的全球轨迹及其直接取悦西方媒体的能力（本次事件领导者直接飞往美国，以赢取美国国会中反华“鹰派”人物的支持），再对比2014年占中的情形，可知事件背后的反香港特区政府、反中央力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支持该派别的人口很可能在香港市内占据了多数——尽管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绝对多数”(Bradsher 2019)。抛开其实现特首的自由选举诉求不谈，这完全超出了香港政府的权限（完全违背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方针政策又会规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1997年7月1日生效。）——这次风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首先，他们实现了《逃犯条例》的暂时搁置，继而强迫特首公开撤回了该条例。他们没能推动针对所谓警方施暴的“独立”调查，却成功强迫香港特区政府开启了一项专门调查，逼迫政府承认其在某些事件中犯了错误或滥用了权力。此外，在“反修例事件”几个月中，因参与示威而遭到逮捕的大量人群也将使暴动罪行的定罪（这使得运动的另一项诉求即对全体示威者免于追责）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尽管“反修例事件”取得了全球大量媒体的支持，尽管运动在制度/选举层面（不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一场民主运动，我们却不能因此判定这场发生于2019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且为之推波助澜）的全球媒体事件对香港及全球带来了积极的发展 (Vukovich 2019；Chan and Pun 2020； Solomon 2020)。这场风波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混杂性，一方面由暴力冲动所驱使，另一方面被明确的反共/反华冷战媒体思维所左右，同时又自始至终追求特区行政长官的直接提名及一人一票选举制，并且对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满足其诉求表达愤怒之情（这也集中表现了运动所谓的“民主性质”）。除此以外，运动却还寻求实现一种自治乃至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香港人的普遍诉求（大约40%的选民实际上倾向于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定位）；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已经和大陆紧密相连，而且这一纽带将来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抛开政治理念上的混杂性不谈，这次事件为我们审视当前的政治及政治事件媒体化（我将其定义为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带来了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本次事件中，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不仅表现为全球媒体在事实上为其反政府/反北京诉求推波助澜，还表现为这些参与者寻求并最终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法案为其声援。与此同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应对本次运动之影响的能力——通过简单地拒绝回应，中央政府有效回应了港独引导的“自由化”或“民主化”诉求。除却表面上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香港泛民主化阵营对权力的追逐，这场运动中裹挟的复杂政治背景因素，令人很难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媒体的力量一如既往的强大，甚至借由新技术的繁衍以及各大媒体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时所构建的统一战线得到了极大增强；另一方面，经历了西方媒体化的强烈冲击，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大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强大依然如故。

香港及国际媒体化浪潮

自2019年6月以来，“反修例事件”在港独主导下，已经从一场针对现已撤回的《逃犯条例》的大型和平游行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力性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不仅如此，通过一系列暴力对抗行动，企图将本次运动与传统的泛民主党派运动（致力于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推进选举政治）以及与香港传统市民社会实行无缝衔接。这一点实际上并没能躲开公众的注意：在过去几个月里，香港街头随处可见汽油弹造成的火焰和催泪弹造成的烟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警察逮捕示威者，示威者袭击警察，还有示威者对所谓与大陆相关的商店、地铁站和交通信号灯的蓄意破坏。后来，甚至发展到针对说普通话的路人的袭击，针对反对游行者的袭击（这也导致了运动中出现的唯一死亡事件），三合会成员对游行者的袭击等；最近，警方甚至破获了一系列恐怖炸弹制造及军火走私的案件。示威者武装占领（并破坏）了两所大学，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特别是在特区选举中，新加入了一大批反对当权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之后，暴力及大型示威活动已基本平息；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再次出现炸弹威胁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游行运动。

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全球以及香港媒体（即全体非中国大陆媒体）的大肆鼓吹和驱动，人们很难想象这次事件会引发到如此规模并持续如此之久，甚至上升为一次全球性的划时代事件（被有些人称作“香港的最后一战”）。参与者运用（且不止于运用）了各类社交（及全球）媒体和技术：类似于reddit的LIHKG论坛，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以及无处不在的直播等等。和大多数香港游行一样，运动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场由媒体驱动的上镜式的民众运动：从挥舞美国国旗及特朗普宣传海报，并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集结，到焚烧中国国旗，喷涂种族主义涂鸦，并蓄意破坏香港中联办及立法会综合大楼，再到Cosplay风格的美学应用（在示威人群中，除了明显模仿日本“忍者”的黑衣黑面具“激进分子”，还出现了“蜘蛛侠”），香港的示威者显然熟知如何运用镜头并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正如让·鲍德里亚和居伊·德波曾警告我们注意媒体和奇观（spectacle）的诱导能力，我们也要警告那些职业媒体工作者和评论员——透过手中的镜头和录音笔所选取的录制对象，他们正在操纵观众。这些示威者可以直接获取全球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的注意，他们深知自己是“天选之子”——作为来自中国的自由民众，他们所发出的关于暴政和“共产主义殖民”的信息将被广泛接受。这显然与政治上的东方主义相关，也彰显了西方势力在冷战及殖民主义时期给香港留下的印记。

除此以外，关于香港取得国际媒体及知识-政治文化界关注的方式，还存在一些其他学者较少论及的方面。众所周知，香港市内高楼林立，窄小的街道多如牛毛且行人如织，交通堵塞频发。这意味着游行人群从A点步行至B点（通常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位于金钟和湾仔的政府大楼）耗时颇长，也使得人群数量统计变得非常困难。由高楼大厦和窄小街道构成的“峡谷”极易被填满，导致人群的规模被夸大，并且看起来远比实际多得多（参考Reuters, 2019和Scar et al., 2019）。不仅如此，对旁观者而言（即通过屏幕观看者），香港的市貌还为游行人群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深度和广度。在“黄马甲”运动期间，众多西方媒体毫不迟疑地采用法国警方对游行/暴动人群数量的估算；香港“反修例事件”中，同样一批西方媒体却选择直接采用事件组织者对人群数量的计算。

另一个全新的现象是，街头出现了大量业余或平民“摄影记者”，他们身穿标有“记者”字样的反光马甲，随着人流的行进不停地拍照或直播游行过程、大学占领及警方回应的实况。很多时候，这些“记者”（姑且称其为记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游行的人群数量，更远超警察的人数。这也是某些游行“老手”的阳谋——伪装自己以躲避警方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香港的运动在很多方面混淆了参与者/游行者以及与记者/旁观者间的界限，对于这一现象众多媒体并未予以披露或反思。

在这里，我并不想悲叹新闻行业内专业水准及从业资格的缺失。媒体/新闻的“大众化趋势”自有其民主化的潜力。然而，正如社交媒体和新技术并非天生具备进步性或解放性，我们必须去追问此类媒体奇观——数以千计挥舞着相机的参与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记者/示威者——所实际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对游行进行报道的时候，这些人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样，不免带有某种观点，并代表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有意忽略中国大陆对香港所拥有的不可置疑的主权；也包括故意抹黑中国大陆通过边境对香港市民所传达的友好信号；还包括对香港警方形象的有意塑造——警方被妖魔化为释放催泪弹的可怕士兵，而不是一群被抛投汽油弹的港独“激进分子”所包围却严令禁止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人。

香港“反修例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也许）被拍照及直播最多的政治事件，却并不因此而自动具备民主性质，也不是代表真实的“人民之声”。虽然大量使用了“民主”或反殖民主义的修辞，但主导者实际上更多地应和了一种反华、反移民，同时兼具种族主义或仇外主义的国际政治潮流，其内核具有深刻的反自由或反动性质——时下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英国脱欧运动便是明证；除此以外，还有美国防止墨西哥涌入移民的边境墙修建，以及借“让XX再次伟大”之名对移民进行的驱赶（事实上，本次运动中也有人提出了“让香港再次伟大”的口号）。当游行者们高唱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时，大众媒体不会告诉民众，该口号实际上发源于一个受到仇外主义及美国特朗普主义茶党运动启发而创立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组织。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大多出身中产阶级的游行者们不仅见证了自身组织的演进和变化，还一直经历着理念及政治上的混杂性（Sum 2019）。

除此以外，本次运动中“赤纳粹”和“支那”（日本侵华时代对中国的蔑称）等种族主义词汇的频繁使用，白人至上主义仇恨符号“佩佩蛙”的出现，以至于针对说普通话人士及反游行人士所出现的暴力行动，大都被上述媒体有意忽略或忽视了。当然，仇外主义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并非新生事物；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身份政治矛盾同样根深蒂固，并且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争论——即香港人究竟是否能“真正”算作“中国人”。虽然经过众多媒体的政治性/反华立场的粉饰，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香港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仇恨情绪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这一切尚需时日。当下，针对本次事件的报道和叙述，大多将其标识为一场追求自由、投票及民主的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维度却避而不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佩佩蛙的图案，而在于整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它不仅反对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大陆移民以及“大陆式”的观点。此事件暴力行动还破坏了许多公共交通设施及本地企业，原因仅仅是他们与大陆有联系抑或拥戴中央政权；换句话说，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游行者及其斗争方式的不认同。只有在视而不见这些极端反动因素的前提下，香港民众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赞美和拥护。

中国的香港问题及回应

总而言之，关于香港及国际媒体如何通过迎合反华/亲美/帝国主义政治阵营来驱动修例事件游行运动，以及上述媒体如何以种族主义的话语来重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治理，同时又避谈本次运动及其策略中事实存在的仇外主义及种族主义现象，至今仍少有学者进行探究。上文提到的FAIR报告触及了前一个问题，即针对香港示威运动的海量报道——相较于委内瑞拉等国发生的同类事件而言，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霸权及利益，并符合美国所推行的对华贸易战及遏制战略。

在黄之锋、何韵诗等人的全球游走呼吁下，港独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对美国甚至英国出手干预的恳求——被划入了西方政治势力的外延范围，并成为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所发动的“遏制战争”之一部分。我之所以指出本次运动及其媒体化运作中存在的诸多丑陋事实，并不仅是想要揭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媒体偏见问题；中国是一个稳定存在且未受到任何致命威胁的政治实体，而时下，针对中国的政治双标现象却屡屡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将香港的反送中/反政府运动及其“本土”问题和危机，绑架或裹挟入宏大的中美对抗之中，对各方（尤其是香港自身）而言都极为不幸。从公共关系或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次香港“反修例事件”可以说既机智又成功；然而，香港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最终仍然不可能通过媒体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鉴于本次在香港发生的全球媒体事件/示威运动的规模之大，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某种形式做出的回应，却被香港一些媒体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包括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并资助香港暴乱的长篇评论抨击，也包括对特首林郑月娥及香港警方的坚决支持。除此以外，大陆政府还再次重申了对于界定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本法》系统（一国两制）的支持。另外一些来自大陆的报道则分析了香港的总体局势，并呼吁给予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住房及福利救济（新华社 2019）。其后，作为对本次危机的间接回应，特首林郑月娥也出台了一系列小型经济及社会政策措施（包括放宽按揭贷款期限、提供教育补贴、下调公共交通费用等）。

鉴于大陆政治系统的强大与稳定，外加本次媒体及游行运动从6月到秋季一直由反华阵营的香港身份政治集团所驱动，可以预见，这种运动很难跨越边界去动摇大陆的经济稳定，抑或改变大陆不予回应的姿态（不少人对此抱有期待）。也许，在中国政府强大政治体系下，媒体反制的力量无法对基本制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却能够复制并强化某些政治理念和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对香港事件及其造成的媒体所给出的政治/宣传/沟通回应非常简单——静观其变不予对话。与同时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所吸引的关注相比，哪怕是针对香港事件中帝国主义外来干涉的批评都显得异常平静。

大陆对本次事件的回应或拒绝回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霍布森式的选择（Hobson’s choice）——于毫无选择余地之际，选择静观其变：如果大陆在行动层面或修辞/理念层面出手干预，则必然要被扣上那顶早已戴了多年的大帽子：干涉内政、殖民主义、越俎代庖，至少也是侵犯了《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所谓完全自治权（香港其实从未被赋予完全自治权，然而这一点早已被人们所忽略）。然而，如果大陆选择拒绝干预香港事件，遵守《基本法》原则框架，同时对相关的全球媒体事件几乎完全视若无睹，这对于所谓媒体化浪潮的力量又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大陆的回应简洁而有力地验证了新媒体文化批评者的观点——从塔希尔广场到华尔街，从北京到香港，事实证明新媒体浪潮不过是披上了包容与机遇的民主外衣，实质上并不具备推动政治进步与改革的能力。  （编辑  季节）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这次疫情是二战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不仅带来新的冲突，而且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矛盾，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新孤立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经济领域战略协作至关重要。为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与科技合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于7月23日联合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俄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的线上研讨会。围绕加快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俄经济协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中俄科技教育协作长期化制度化等话题，专家们提出了真知灼见，共同助力疫后中俄战略关系行稳致远、历久弥坚。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俄战略协作中心主任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主导的世界旧秩序正在坍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命题。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多极化新秩序，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就开展两国科技、金融以及区域合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考虑提出建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设想。

谈及未来中俄加强战略合作的潜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直言，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而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同时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表示，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构建空间足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俄战略协作中心高级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建议，后疫情时代，中俄应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同时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人类发展理念的创新上有所贡献。而中俄合作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通过产业链的互补和重组，构建规模足够大、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国对俄投资潜力巨大

战争、灾难等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催化世界格局的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不亚于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后疫情时代，中俄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孔丹认为，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世界大国，对涉及当今和未来世界的诸多问题已经有广泛的共识，这是我们深化战略协作的坚实基础。中俄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巨大，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世界性意义，必然对相关国际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强中俄关系，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

从经济安全角度看，中俄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等国的安全压力：俄罗斯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多年，美国极力与中国经济“脱钩”和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中俄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改变经贸结算受制于美元支付系统（SWIFT）的被动局面，加大本币结算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二是增加中俄两国对世界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避免某些掌握定价权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为获取暴利而制造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三是加强科技合作，打破西方封锁，将西方国家可能断供高科技产品的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加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外部势力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经济危机的图谋。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俄作为世界新兴大国，都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两国经济体量大、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应尽快形成覆盖中央和地方、各个领域和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务实合作新格局。建议重点开展以下合作：

一是联手抢占科技、金融等经济制高点。科技和金融实力是赢得国际分工体系高端地位的关键。今年是2020-2021中俄科技创新年的开局之年，借此契机，两国可以推动科技研发机构的合作再上新台阶。中俄都是有一定科技实力的大国，俄罗斯有很多科技应用成果被束之高阁，中国可利用自身制造业配套体系、市场规模庞大以及对外投资能力强等优势，支持俄罗斯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研发与产品的市场实现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始终位居全球第二名或第三名，但对俄投资潜力还远未被充分挖掘。投资风险控制是制约中国对俄投资的瓶颈性问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在研究通过设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使俄方优质抵押物成为撬动中俄投融资合作的杠杆，以机制创新促进两国之间的大型项目合作。

二是两国应坚定地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反对动辄经济制裁。按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联手搭建区域经济秩序，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加强多边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

三是完善以“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模式。中俄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的引导作用，形成大规划、大企业、大项目的良性互动，并带动双方中小企业合作。两国经济合作应当本着开放、透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高技术手段，实现互利共赢。

中俄战略合作应按下快进键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俄罗斯的防疫情况也在持续好转。但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很多国家还在深受疫情之困，而且不排除会有第二轮疫情暴发。

在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看来，虽然疫情让全世界暂时停摆，但是我们现在不仅要按下启动键，还要尽快按下快进键。

“任何危机都是对中俄双边关系稳定性的考验，但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有很大的冗余度。”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今年两国领导已经四次通话，并且互致信函；今年下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在俄罗斯的峰会以及中俄政府首脑第25次定期会晤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俄彼此支持，实施人道主义帮助，在疫情高峰期间，中国几乎成为俄罗斯一些医疗防护用品的唯一供应国。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俄间经济交往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一。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2%；虽然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量有所下降（中方估计下降5.6%），但总体情况比较稳定。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中俄双边贸易也会逐渐恢复，到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预计达到2000亿美元，这是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的目标任务。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去年卢布在中俄贸易中结算的比例达到9%，人民币占到7%，欧元占到46%，而美元是39%。可以预见，深化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前景非常广阔。

中俄未来金融合作潜力巨大。去年12月，亚投行批准了俄罗斯的一笔5亿美元贷款用以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给予俄罗斯27亿美元贷款，同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在绿色能源方面提供信贷合作。俄罗斯正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不仅如此，双方在欧亚地区的投资合作还有很大潜力，目前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还没有成为中国投资的重点方向。未来这种状况应该逐渐得到改变，要更好地吸引中国的开发机构、大的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来参与这些项目。

众所周知，俄罗斯今年担任了金砖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其目标是加强多方面合作，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共同应对现在迫切的国际挑战。俄方主张，成员国之间要保持团结、应对挑战；国家间尽管有一些分歧，但大家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中俄联系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安德烈·杰尼索夫强调，俄罗斯支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内所采取的举措。这个倡议已经超越了经贸协作与基础设施的框架，它不仅加强了人文交流与数字领域的合作，还提升了各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同时，俄方建议进一步推进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加快欧亚一体化进程。

谈及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新冠病毒的蔓延不仅是对各个国家，也是对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稳定性的考验。在疫情面前，中俄两国应协调行动，扩大卫生领域合作，对疫情的威胁做出迅速反应，共同克服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俄合作重塑疫后世界经济地理

王湘穗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来遇到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化进程，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和未来走势。在后疫情时代，中俄两国亟需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特别是要强化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要和正在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一是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趋向瓦解。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关贸总协定（WTO）、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础上的全球性产业分工、自由贸易、跨国投资的经济体系。如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认为，是现有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金融危机并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开始毁约退群，挑起贸易战，破坏国际现有秩序。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美国已经退出12个国际组织。在疫情中，美国更是认为现有产业链危及美国安全，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断链脱钩，滥用美元霸权，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陷入混乱，美式全球体系濒临瓦解。

二是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美国政客推行“产业分工泛安全化、贸易意识形态化、金融工具武器化”为特点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全球产业链受到剧烈冲击，原有全球分工的“长链”变成“短链”，开始向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三是欧亚大陆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在美式全球体系瓦解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形成有15亿人口的紧密、全面合作的经济共同体核心（其中有5亿中等收入人口，与欧盟相当、超过北美），加上欧亚联盟国家和东盟将会形成一个23亿人口的经济合作圈；再加上东北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人口合计接近40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50%、接近经济总量的50%。如果进而与欧盟、非盟国家合作，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从资本全球扩张早期的殖民地时代以来，世界被海权国家控制，世界经济命脉在海上，跨大西洋国家联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美英保持对世界经济、全球政治权力的垄断，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对决定经济地理的距离、密度、阻隔的三要素产生积极改变，通过现代新技术改变距离、通过区域规划调整密度、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合作打破阻隔，构建起有足够空间、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加强中俄经济战略合作的建议

第一，加强在基础建设特别是新基建领域的合作。未来5-10年，中国将大量投资新基建，建设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仅5G的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人民币，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再如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约2-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达到万亿级。此外还有与新基建结合的传统基建，如铁路、电力、管道、光纤等，中俄应该加强合作，在5G商用、数据中心（冷源、能源）等领域，形成紧密联系的新产业链。

第二，加强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货币金融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金融集中体现了当代国家的利益。上次冷战的起点，是凯南电报对苏联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的分析——货币体系是区分我们与你们的关键。中俄目前都面临美国金融霸权的制裁，美国借乌克兰问题、北溪2号项目等制裁俄罗斯，借香港国安法以及新疆问题制裁中国。中俄应该加强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打破美国金融制裁。中俄还应谋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保障。最近，前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发表文章，指出多国央行滥发货币是在制造更大的问题，建议创新货币投放机制。中俄应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上加强合作。

第三，加强航空航天领域合作。航空航天产业可以拉动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目前全球航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形成寡头垄断。中俄有航空航天工业基础，国土辽阔。中俄可以合作形成自己的空中客车公司，推动形成欧亚大陆经济圈的产业核心。现在两国在CR-929和格洛纳兹-北斗项目上有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向全产业链延伸，通过产业互联网，利用数字技术，把两国空天产业的各要素、各环节全部实行组合，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使空天产业成为两国高端产业合作的支柱。

第四，加强基础科研和科技创新合作。俄罗斯的一位数学天才曾帮助华为解决了重大难题。俄罗斯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雄厚，人才素养好。中俄可以合作建设基础研究院、联合实验室，互派研究人员，共享成果。

第五，加强军民融合领域的合作。军事力量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国长期保持全球最高的军费开支。美国有1万多枚核弹头还嫌不够，加紧升级和扩产。中国的应对战略和策略是推进军民融合，把军事需求与民用产能结合起来，把军民间的壁垒打通，实现军民技术双向流动、相互促进。在这方面中俄也可以加强合作，争取以更低的安全成本、更好的制度化设计，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针对有媒体提出的“中国速度”和“俄罗斯速度”的比较问题，王湘穗认为，近年来中国科研投资和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俄罗斯的科研基础更为深厚、扎实。希望未来两国的合作模式是“中国速度”加上“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科技界有不少世界领先的独创成果，值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好好学习。

“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欧亚一体化

今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打击。据预测，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下降6%，明年可能增长4%，经济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下降了近10%，但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俄罗斯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维诺库罗夫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可行性非常高的倡议，现在相关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性质的，也包括欧亚这片广袤地区的很多国家，它对加强欧亚地区一体化非常重要。

维诺库罗夫表示，欧亚一体化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欧亚大陆不仅需要一体化，而且对其中一系列负面因素要给以打击，比如跨国毒品贸易、病毒细菌的蔓延等等，进而避免导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

为此，他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

第一，把“一带一路”看作一个长期的战略性倡议。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完全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我们应该往前看，要有长远的目光。

第二，要高度重视债务和财务的稳定性。按照“一带一路”倡议，要关注那些贷款接受国的债务状况和财务稳定，国际金融开发机构在其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亚投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等等。俄方针对各国情况开发了一套监测债务和预算状况的模型。由于疫情，目前这些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未来4-5年内，债务稳定性问题应该成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三，目前，经过前苏联地区的跨欧亚集装箱专列（中国的中欧班列），每年可以达到惊人的40万-70万标准集装箱。据了解，中国对这些集装箱班列提供了补贴，希望中方在未来1-2年内不要取消这些补贴，帮助中欧班列度过这两年的困难时期。同时俄方也在考虑用自己的补贴扶持班列运行。

第四，建议加强与邻国尤其是中亚国家的合作，消弭当地的一些负面因素。比如，一些国家由于货币流动性减少，可能会发生系统性危机，从而威胁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中俄应共同遏制并降低这些负面因素，这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联合重塑新的疫后体制

新冠病毒的袭击，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人类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近些年，中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战略合作不断深入。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李若谷认为，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中俄更需要谋划好疫情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现存的战略合作关系。

第一，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肆虐，暴露了人类社会在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时缺乏应有的应急机制和统一的应对策略，各自为政，导致疫情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建议中俄认真研究今后再次遇到这类情况时如何做好协调、联合应对，同时与愿意参与这一研究的其他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

第二，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全球化的发展及公平、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障碍。我们要用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政策来改革它，而不是回到各自为政、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使之成为更加公平、透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

第三，人类社会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中俄应该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例如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和制造，以及生命科学、医药、环境治理等等。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将给人类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也有助于阻止那些反对全球化、反对合作的势力。

第四，人类的发展理念需要创新，中俄两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目前人类社会围绕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使地球这个空间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星球越来越不安全，包括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对人类本身产生了伤害。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以及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同时结合西方发展理念中的优秀元素，开发人类发展的新理念。

第五，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传统的人们所组成，发展有先后，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但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成果。这次疫情暴露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巨大差异。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其他各方，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恢复发展动力。

第六，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中俄两国应该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联合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能支撑全球化发展需求的货币及支付体系，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不受个别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公开、自由、开放的环境。

中俄应勇敢捍卫共同的利益

马斯洛夫认为，世界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尽管这些贸易和全球化合作的理念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建立的，但一些旧的全球化因素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模式，目的就是不让中俄和其他国家继续享受这一模式给贸易、科技、信息等领域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全球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和开放性。“如今中俄两国都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们都没有被打倒，我们要开出自己的药方，即在被隔离、被孤立、被制裁之下，我们该怎样生存和发展下去。”

关于如何推进中俄两国在科技和信息领域方面的深度合作，马斯洛夫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加强科技金融方面的合作，中俄要提出全新的货币体系治理模式，如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和银行间的结算合作，这一体系的稳定运作需要很强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第二，需要有新的人才联合培养体制。现在中俄两国间有莫斯科大学与北理工合作的深圳分校项目、圣彼得堡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的新建大学项目，但这些新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联合学术期刊等重要平台，而这些恰是推动深层次科技合作和研发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建议两国在这些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包括联合制定工业4.0标准、科技和教育标准，形成研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平台和产学研合作空间。

第三，加强面向企业的信息服务。去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俄中两国各有关行业的企业都认为，影响两国企业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相互不了解、相关信息太少，亟需建立一个开放的企业数据信息库和平台。两国政府要鼓励和引导科研教育机构建立和运行这样的数据库。

第四，在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制裁下，中俄有必要共同提出一个系统的愿景，包括科技、教育、社会经济和地缘战略等方面，明确表述两国的共同愿景，勇敢地捍卫我们在全球的共同利益。

关于美国加强制裁是否会催化中俄之间更多的合作机会，马斯洛夫提醒说，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比如应对美国制裁的短期应急考虑，这会让两国合作缺乏系统性和总体性。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比如，如何发展中俄之间的非大宗产品贸易，如何建立高技术农业生产合资企业，如何布局两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合作项目等；同时要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编辑  宋斌斌）

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与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与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和-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和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和8.5%，TFP增速对应为2.8%和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和8%，当年的TFP增速为2%和0.3%。

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到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和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和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的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和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和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和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年TFP增速暴跌到-3.6%和1999年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的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的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的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和7.2%的1951和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和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自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

2020年7月20日，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7月12日，北京高风险地区“清零”……

新旧年之交，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对于北京这座首善之都而言，6月11日疫情“复燃”更显意外。面对疫情，首都北京并未“乱了手脚”。自上而下，党员干部、社区、志愿者等各主体拧成一股绳，最终交出一份战疫的圆满答卷。这是一次精准高效的战疫，是一场有准备的战斗，更是一次众志成城的坚守。

榜样的力量：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在北京这一轮京疫情突发之前，虽已连续50多天无新增病例，但疫情防控之弦始终没有放松。6月10日，家住西城的唐先生因间断发热赴宣武医院就诊。6月11日凌晨，病例样本送至市疾控中心复核，4小时后，四种试剂复核结果一致——阳性。

疫情一瞬间“复燃”，间不容发。

6月11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6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29次会议召开，要求相关部门从严从快开展病例流调溯源。第二天一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专题会，通过应急视频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赶赴月坛街道以及新发地市场等地现场检查。

6月11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第112场新闻发布会上，西城区副区长缪剑虹、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西城区确诊病例及流调情况，回应市民关切。

6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明确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一办十组”的基础上，增加专项工作组，形成“一办十七组”。

关键时刻，党员靠前——市、区、街/乡下沉5.8万名干部投入疫情防控。在新发地市场周边重点地区，从市级机关和国企抽调360名干部，丰台区组织了2200名骨干力量全力下沉支援；北京的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近10万名基层工作者投入战疫一线。在最吃紧的关头，各领域党员迅速行动起来。北京天坛医院距新发地市场仅3.5公里，在紧急之时，一度处于疫情“震中”。置身于此，80后党员、检验科主治医师刘淑静，在10平方米的PCR实验室，穿着防护服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党员不仅会与病毒狭路相逢，更需要与病毒赛跑。接到核酸检测任务后，首都儿科研究所迅速增开P2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端午节当天，医护人员7个小时共采集11450人次检测样本。“歇人但不歇机器！”首儿所病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孙宇和4名检测人员，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所有样本检测。

而在社区，则处处呈现着这样一种景象：社区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动员退休党员、居民党员、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形成了良性循环。“我们手中有一个‘金哨子’，根据需要吹响就行。”通州区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杰说，社区一吹哨，各方党员来报到，其中就包括很多非公企业党员。

下沉到社区的党员干部同样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线，与社区干部、志愿者共同构筑守护生命的坚强防线。6月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窦江涛，刚从社区撤回到本职工作岗位。随着北京疫情再起，院机关党委下达再次下沉的命令后，大家无一人退缩，纷纷在微信群回复“若有战，召必回”，主动请缨出征，最终全员返岗。“再次下沉，我们第一次穿上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在摄氏三十七八度高温的户外工作。每天核酸采样结束后，大家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但没人叫苦喊累。” 窦江涛说。北京市直机关工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建强，则带领团队两次下沉一线战疫，“几个月来，我们下沉干部几乎没有节假日，累计排查节后返京人员1317人，入户服务居家观察人员1025人。”

不仅如此，在社区封闭之下，12345市民热线数量激增，部分居民情绪激动。对此，党员干部同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城市副中心北苑街道京贸国际城社区居民刘丽娜，在疫情暴发之初致电12345热线，反映小区未实行封闭管理等问题。让她颇感意外的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静在接到诉求件后，即刻主动找上门了解详情，并协调物业在短短两三天之内完成了整改。刘丽娜还因此与张静成为朋友。

不仅是京贸国际城，全市各街乡镇、社区（村），只要接到和疫情相关的市民诉求，都将其置于最高优先等级，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办理。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丰台区花乡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郭丽娟每天睡前都要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以免错过12345的投诉电话。

可以说，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疫情期间一件件原本容易激惹情绪的大小事都得到平稳解决，同时获得了居民的理解。在疫情面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影响了基层社区成员对待疫情防控的态度。社区成员如果对疫情防控工作预期的后果抱有乐观的态度，那么他将很有可能参与进来；而如果其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结果产生了负面预期，则会减少执行工作的可能性。在疫情传播刻不容缓的局面下，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社区成员的积极态度，会对具体的防疫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严守社区“堡垒”：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动员能力

7月20日零时起，北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下调至三级。在两个潜伏期——28天内，北京以战时状态在全市织密疫情防控网，实现确诊病例零增长。事实上，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在发生变化的，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恰能从这一实际出发，组织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社区动员。

6月13日凌晨3时，北京新发地市场对面的天伦锦城小区随着东门彻底封闭，正式进入封闭管控状态，期颐百年、天骄俊园等11个新发地周边小区同步实行封闭管控。摆在85后社区党委书记钱诚面前的难题是：“20栋楼，近万人足不出户，生活怎么保障？”天伦锦城小区紧邻新发地，小区内有近5000人从事与新发地相关的工作，问询声此起彼伏；钱诚迎向大家，思索着如何安抚聚拢而来的群众：“西瓜还在车上呢！”“我能出去看一下吗？”“咱这儿有确诊病例吗？”[1]

基层社区的动员方式直接影响了疫情的防控，需要按照疫情发展的程度不同，有针对性地设计防疫的社区动员方案。与2020年初第一轮疫情时的表现不同，按照北京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北京这一轮疫情要“十个手指弹钢琴”，改变风险分区分级标准，防控单元更小些、更准些，尽可能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作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前线，基层社区承担了很多防疫工作的具体执行任务。在战疫的一个多月内，新发地附近的基层社区在上级部门统一部署下，自发地迅速动员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安排党员工作在一线；开通4部固定电话，公布10个工作人员手机号，24小时接受居民的问询；下沉干部奔向医院，为居民代开药品；志愿者奋战一线，派发生活物资。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了基层社区高效的动员能力，帮助每一位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具体工作，提升了基层社区应对疫情传播的能力。

高效的动员能力何以影响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上，早在多年前对“非典”的调查中就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基层社区的应对效能能够显著体现社区成员实施保护行为的意愿，高效的社区动员能力可以显著促进个人预防行为的实施意愿。围绕疫情信息的传播学研究发现，应对效能在风险面前发挥着一种“压力缓冲”的作用，可以补偿和缓和风险对个体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应该致力于阐述某项健康行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只有让公众充分认识到执行某项健康行为可能得到的益处之后，社区成员才会亲身实践和尝试该种健康行为，以此应对流行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基层社区的动员力量是北京本次疫情防控的基石，是保障经济社会稳步运行的基础。北京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同时打响的这场“战疫”涉及每一位社区成员的安危：北京市近10万基层工作者一户户摸排，密接者全部居家观察；在统一部署下防疫工作切小、切细防控单元，按街道、社区甚至楼宇，实现精准防疫；同一个小区，分类施策采取“14+14”天、“14+7”天和14天等不同的隔离观察措施。

在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中，迅速、高效、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工作也有赖于基层社区的高效动员。随着新发地休市，岳各庄市场等临近地区压力陡增，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势在必行。在充分的基层动员后，北京全市实施了大规模集中核酸检测，采样总人数已超过1200万。在基层社区人员密切往来的实际情况下，覆盖全员的核酸检测对于迅速发现控制传染源、有效阻断传播链条、防止疫情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7月18日，新发地附近天伦锦城小区除1个单元外，95个单元已解封。7月20日，经过全市7000多个基层社区行政村齐心协力的奋战，北京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这一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基层社区的作用，对于每一位社区成员而言，社区工作人员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在疫情来临前，人们容易受到他人影响，会认为自己如果不去执行他人推荐的行为，周围的人可能会对自己产生看法。而这些重要的他人主要是指自己的家人、熟人和朋友等。透过北京“战疫”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邻居、熟人和亲朋好友的行为，可以对个人的行为意向产生正向的影响。因此，邻里亲朋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嘱咐在疫情期间显得十分重要，对社区成员实施预防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志愿者在行动：灵活激发基层社区防控疫情潜能

如何才能有效动员每一位基层社区成员，自觉实施并坚持执行预防保护措施？这自然离不开对健康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探查。在健康传播的学术领域，有些研究常常采用理论模型去解释影响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因素，预测公众采取预防保护行为的情况。在实际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公共卫生部门在传染病疫情中制定怎样的疫情防控计划和基层动员策略，都可能会面对执行难的问题。志愿者相对于基层社区成员的距离更近，很多志愿者本人甚至就是基层社区的意见领袖，因此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志愿者工作的形式也更为灵活。

6月28日晚上9点，在新发地附近的居民区里，来自中建二局的志愿者小熊拿着手机敲下一句话：“二组五人全部返回住地休息，兄弟们，明天继续战斗！”这一天，他已经连续工作6小时，配送了近300斤的物资。和他一样的，还有中建二局7家下属单位的12名青年党员和志愿者。

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志愿者工作的灵活性很好地弥补了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不足。他们中有的在医院参与预诊分诊，有的在参与救援物资的转运分发，有的在募捐筹集医用物资，有的在社区宣传排查、分流引导、照顾隔离人员、配送生活物品，有的在线参与心理辅导。[2]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各有专长，在社区动员工作中具有很好的感召力。

志愿者莫纪龙是一名退伍军人，因为长时间戴着塑料手套搬运物资，双手肿了两圈。“小伙子，我又不认识你，这个信息填了不会泄露吧？”家住天伦锦城小区的王阿姨眉头紧锁，面对穿着防护服的莫纪龙有点紧张。“阿姨，别担心，我们是下沉干部，这个表就是社区来核实情况和发放物资的，您放心。”话音未落，莫纪龙赶紧把一箱鸡蛋递给了王阿姨，又把需要填写的表格内容逐项讲解清楚。

与莫纪龙和他的志愿者“战友们”不同，还有一群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服务着社区居民。大兴区医院接诊室护士宋宝艳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她也是北京战疫期间一名特殊的志愿者。通过电话线，宋宝艳为“看不见”的来访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抚慰他们的不安。

灵活的社区志愿者服务、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激发了基层社区成员防控疫情的潜能。在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中，公众的自我效能感不仅可以预测其实施预防行为的意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的实施。在未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社区与志愿者们应该多设计一些有利于唤起社区成员自信心的材料，激发每一位社区成员疫情防控的潜能。

志愿者服务也可以很好地顾及社区内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在抗击疫情期间，老人、残疾人和儿童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家住迎风西里小区的刘慧娟是风之彩慈善义工服务分会会长，在小区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刘慧娟发现，小区里的老人担心免疫力低下，害怕特殊时期感冒而不敢下楼，经常攒上几天的垃圾一起倒，对社区的环境维护非常不利。为此，刘慧娟和她的志愿者朋友们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对小区里的老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帮助物业人员对楼梯和垃圾桶进行消毒。

志愿者在本次北京防疫的工作中功不可没。据统计，6月11日以来，北京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坚守防疫战场，其中通过“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发布相关志愿服务项目7683个，招募注册志愿者22.8万人次。[3]基层社区人员往来密切，只有每一位社区居民都做好了防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出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行政力量驱动，还需要发挥基层社区的优势，组织志愿者、整合基层社区资源，拧成一股共同抗击疫情的合力。

（编辑  杨利红）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继2013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之后，又于2020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2019年出版）。此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前现代世界各国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会，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的转变；第二部分讨论西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遗产，包括英国解放加勒比海奴隶时为赎买奴隶主的奴隶财产权而发行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第三部分讨论所有权社会在20世纪前70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的局部改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即21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本文仅就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进行评价。

“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C.Lakner和B.Milanovic两位学者于2015年提出。皮凯蒂根据他和全球100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80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 

在1980到2018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买力有60%-12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买力有80%-240%的增加，而收入中端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两端人群的增加值。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下端50%人群的收入增长。这一曲线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即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收入则增加较少甚至下降。皮凯蒂进一步给出了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

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中国是41%，俄罗斯是46%，美国是48%，撒哈拉非洲是54%，印度是55%，巴西是56%，中东是64%。

“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况的描述，而全球财产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表示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凯蒂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1780-2015年间的演变情况：

这一段时期，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50%，受益者处于财产分布在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产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或者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到嘴”，储蓄增长很慢，离他们能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婆罗门左派”

综合全球收入分布和全球财产分布的情况，人们会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最低端的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这就涉及皮凯蒂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凯蒂用此概念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8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1950-1980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他提供了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当时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收入与财产也较少。但199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成为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婆罗门左派”），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皮凯蒂发现，这种现象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例如，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况也是如此。

在1948年，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换言之，在1950-1980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一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最高的人群。

皮凯蒂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间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本性造成的。皮凯蒂认为，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68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美国南方大量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从民主党争取过来。皮凯蒂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况且在欧洲很多没有美国那样明显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也出现了，可见这种长期社会结构演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与公共教育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他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代表了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

皮凯蒂特别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参与式社会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凯蒂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建立“混合经济”

皮凯蒂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实行“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15%-30%左右，但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大规模私有化，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2013年，西方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2019年，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值。图2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1978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30%左右。

皮凯蒂强调，净公有资产为零或为负，加上“新自由主义”给富人减税（例如，里根1986年把1932-1985年间对富人的联邦所得税率从86%降到28%），导致西方国家主要靠发行公债来维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而欧盟发行公债又受到1992年欧盟成立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的限制。2012年，欧盟达成“预算条约”，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这里的3%和0.5%，都是指“二级赤字”，即给公债付息后的赤字。皮凯蒂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债等于该国GDP的100%，利率是4%，那么它就需要相当于GDP 3.5%的初级预算盈余才能满足2012年预算条约的0.5%规则”。这将严重限制国家履行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的能力。例如，2018年意大利无法承受0.5%规则，最终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达成妥协，同意意大利的赤字定在GDP的2%，但这仍然需要意大利维持0.5%-1%的初级预算盈余，而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资增加两到三倍。这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互动的情况下，国资为负值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削弱的一个例证。

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 “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在世界不少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和实验阶段。皮凯蒂提出“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则进一步提出需要“公民资本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他提供了全欧洲财产分布的演变：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这一“小改善”主要为财产分布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底层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5%-10%。皮凯蒂认为，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50%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西方推崇的“机会平等”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凯蒂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20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万欧元。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

皮凯蒂建议，“公民资本禀赋”的资金来源是累进年度财产税（占GDP的4%）和累进遗产税（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来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发放额相应（按较低比例）减少。经过计算，皮凯蒂认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30%，用当年GDP的5%即可以发放。至于税率，皮凯蒂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80%-90%。

发展“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

皮凯蒂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关于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出现于1945-1951年间，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有关经济民主化条款。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11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败后的德国，重返家园的很多士兵生计无着，很多企业主逃跑，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不少企业。“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存在6个月，但“经济民主化”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按照《煤钢共决法》的规定，当企业工人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对等共决制，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工人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即：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如果出现各占50%的平局，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定。

皮凯蒂建议，“准对等共决制”应从两方面改进。第一是“公民资本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工作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超过企业总资本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职工参与企业发展方向性讨论的民主权利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较德国为弱的“劳资共决制”；英国工党首相Harold Wilson在1978年建立了研究“劳资共决制”的委员会。2016年，英国工党纲领中正式写入了一些学者起草的“12点劳动法宣言”，其中包括大企业董事会中，职工董事占20%和全部董事由股东和职工的“混合代表大会”产生。

为何法国和英国的“劳资共决制”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相对滞后？皮凯蒂认为，原因是从二战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一直把国有化作为主要纲领，而忽视了大企业内的经济民主问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放弃了“国有化”纲领，重点发展“劳资共决制”。从皮凯蒂既注重“公私混合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括中国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尽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和“婆罗门化”，他在“经济民主”纲领上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会的公平化

皮凯蒂认为，西方左翼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有着密切关系。 

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结束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针对上图所显示的法国公共教育投资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16岁就结束学校学习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离开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凯蒂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标准应该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凯蒂希望他提出的初步教育改革设想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公共讨论。

用公民“民主劵”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皮凯蒂深知，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他的上述改革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劵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支出限额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获得个人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个人超过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图民主劵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规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额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具体哪个党的总统获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是用公共资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重要进展。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严重漏洞。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很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超过35%的纳税人这样做；第二，尽管竞选支出限额是必要的，但美国规定的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费用不断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而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判决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这样，从2012年以来所有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世界各国建立选举公共资金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 (Julia Cage) 教授在《民主的价格》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实行“民主平等化劵”的设想，这类似于19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公共资金，法国公民在年度报税单上有打钩的选项，但在打钩时明确将7欧元的民主平等化劵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同时严格限制或禁止私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皮凯蒂完全同意这个设想，认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劵，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一定等4或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地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意见。

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凯蒂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上文提到，他主张利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产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凯蒂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2014年，一群国际记者发布了“卢森堡解密”（LuxLeaks）,揭露卢森堡政府建立避税天堂的种种隐蔽做法，同一批记者两年后又发布了“巴拿马文件”。在1995-2013年间任卢森堡财政部长和首相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间担任欧盟最高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目前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欧盟的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决定，需要55%的成员国同意，且其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由于“一致同意”原则，欧盟各国共同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这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欧盟都未能发行共同债劵可以明显看出。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很多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如果不建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发展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凯蒂等人发表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公约”（http://tdem.eu/en/manifesto/），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对公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公约”提出建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议员。“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重要的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产税和碳税，从而克服避税天堂对“参与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许可欧盟成员国的子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组成“三国公民代表大会”，征收三国范围内的四项“共同税收”，由此逐步过渡到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税收。“共同税收”的用途可有两种：一是将50%的“共同税收”返还给各成员国用于削减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是将另50%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科研，教育，环保。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凯蒂认为，完全可以建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共同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

   以上是对皮凯蒂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容概括，有的读者可能觉得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革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效率的降低。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皮凯蒂说，他的改革设想的出发点类似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这个“差异原则”非常直接：不平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超越“在贫困中的平等”。皮凯蒂的定量研究则证明，一个世纪以来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没有变化，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凯蒂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和1930-1980年英美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本文从近年来大众文化中流行的中国叙述文本切入研究，并将这股新伤痕书写的精神脉络追溯到上世纪的“伤痕文学”，论述重点是“伤痕文学”这样“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仍有回归的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新时代中国叙述的紧迫性。

关键词：历史的终结  中国叙事  伤痕文学

在当下，大众媒体中的中国故事与故事中的中国，以及故事所讲述的年代，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崛起时代需要建立足够的文化自觉基础，以中国为主体，立足中国实践，融会贯通中西方文明，形成中国叙述的新价值，正如贺桂梅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1]

“中国叙述”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中处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近年来，大众文艺从小说《软埋》到电影《芳华》，再到热播的电视剧《风筝》，乃至于青春电影《无问西东》均属于这一模式下的产物。尽管这些作品分属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文艺种类，但它们均从个体主义的叙事立场来对大历史进行简单的伤痕式呈现。由于认知与格局的偏差，它们无法对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与重大议题做出真正的回应，无法承担溢出文艺本体之外的功能。究其原因，这些作品是带有“伤痕”底色的“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

当代中国面临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能不能在欧美霸权下开创出新世界文明秩序的问题。而上述“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同处于历史巨变期的中国现实是相互脱离的。社会意识层面再次显示出其延宕的特点。那么这种“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会有存在的土壤？

伤痕书写与消失的大历史

 “伤痕文学”的出现，根源在于中国处于变革时期复杂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时期，以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为代表的一类作品，使得“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艺潮流出现，“伤痕文学”关注的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人命运曲折，展现知识分子、艺术家、老干部、知青个人在错误路径下的艰难经历以及“文革”时代的荒谬性。代表善良、美好的主人公在“文革”中成为被批判、被迫害的客体。在这种将个体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的悲情之中，以个体悲剧展示时代阴暗面的方式来揭示宏大叙事的压抑性，并在解构“文革”过程中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叙事成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新时期的文化人在催泪与反思热潮之中以伤痕、被耽误的年华、不堪回首的岁月等方式，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中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其发挥着告别“文革”、迎接“新时期”的功能作用。

正如刘复生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只有一个文学思潮，那就是‘伤痕文学’思潮”。他所指的“伤痕文学”包括了“文革”后期的知青民间创作一直到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等文学样式，经历了最初将“文革”与“文革”过程分开，发展到后来“走向对一切革命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否定和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拥抱”。 [2]这种演绎为广义上的“伤痕文学”，将狭义“伤痕文学”步步推进的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型：传统“伤痕文学”以反思“文革”之名试图挣脱政治工具论之际，中国的文艺被认为是对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解冻文学”的重演，实现向另外一种“告别革命大历史”的转型，呈现出“对个人的命运 、情感创伤的关注 , 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 的寻找的自觉”[3] 的特点。

问题在于，建立在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基础上的个体化叙事，对体制同样构成挑战。尽管不缺原则性指导，但现实政策落实困难重重。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早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期及时结束思想混乱。正如后来学者所观察到的：“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完全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4]

这种政治原则层面的规定性，在今天看来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中国再次融入世界过程中，文艺可能再次成为新的意义赋予的媒介：尽管文艺的创作者的表达都是真实的，但真实的内容却在无意识中被裹挟进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生产的场域：有研究者指出，“伤痕文学”的命名并非中国原生、而是美联社文章经《参考消息》转载后被中国接受；据此来阐释这套文学话语背后的帝国主义文化政治的全图。[5]

从文艺社会学角度来看，“伤痕文学”也绝非是简单情感宣泄。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处理的是当时的现代性转型议题，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再次占据社会中心位置所发挥的作用。而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延续至今的文艺创作思想，本身只是一种“他者思想”内化的通俗体现而已。由于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因而“历史的终结”就只能在“告别革命”，以个人、人道主义、人性等名义，完成对革命的质疑乃至审判，方才能让转译过来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着地。“告别革命”之后，诉诸情绪的“伤痕文学”也积极将同时代的思想、文化讨论成果融入到创作理念中。这一潮流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文学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艺样态；另一个方向是文学脱离社会与政治，越来越向个人化书写、纯文学书写的方向发展，形成所谓“现代派小说”。这两个方向均将舶来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变成新的书写价值标准，在政治无意识中将“历史的终结”以去政治化方式内化。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文艺作品中的中国社会走上了汪晖所言亚洲版的“历史的终结”。[6] 历史的复杂性变得粗糙起来，变成了归来的“右派”的故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变成了“文革”十年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受迫害的开明干部、秉承良知的知识分子等个人伤痕与情感的宣泄。它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定位问题的时候，客观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另外一种重新政治化的功能。作为对当时文化危机所做出的一种政治回应，邓小平提出了在组织上全面整党与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7] 然而这个过程，却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大历史叙述被放逐和不断衰落、日益成为“问题”的过程；文化界所崇尚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纯文学与告别革命等意识形态和观念无法撑起中国宏大的革命历史；大历史被日益小资化的表达排挤了。

“新伤痕”与历史蒙太奇

 “新伤痕”书写是在中国崛起、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伤痕。“新伤痕”书写在精神内核上并没超出伤痕文艺范畴，内容更加空洞和教条化了。面对这种陈旧的中国叙事，多数质疑者试图在舆论界一度失去历史坐标的今天重新回归历史语境。然而，在各种“戏说”与伪历史作品充斥的当下，在“旧伤痕”叙事的成规面前，这种回击一般都显得乏力。年轻一代对“旧伤痕”可能并不熟悉，但在“新伤痕”书写者那里，“文革”以及对“文革”的清算本身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新老精英将市场经济中被放大的利己主义作为他们裁剪历史精神的原则。此时，个人主义或他们口中的“人性”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伤痕文学”所追求的面向当下的和解，“新伤痕”则试图将这种伤痕债务化与扩大化，将所谓“浩劫年代”的叙述扩展到了新中国的建立：《风筝》中是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惨不堪言；《无问西东》中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及“文革”前夕的1962年，人性颠覆；在《芳华》之中，改革开放初的对越战争也成了“新伤痕”。可见“新伤痕”的中国叙述，已经不再停留在“文革”，而是扩展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清算史；而中国崛起之路也成为一个历史债务缠绕与内部矛盾淤积的历程。

问题在于，这种债务叙事事实上是精英基于利己主义立场编织的：文本采用历史蒙太奇编织起一个个精致的叙事--即将个人从大时代裁剪出来，并以此为中心而非特定历史情境来重新组织材料，甚至不惜夸大、编造。八十年代引起争议的“伤痕文学”作品，到九十年代后在文学商业化、市场化浪潮下，演变成一种文学的叙事“成规”和“惯例”：《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实际上是要将革命的历史以“伤痕”、“纯文学”之名再颠倒回去，其遵循的依然是八十年代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逻辑——“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 [8] 尊重“人”的价值、采取人性叙事等，将八十年代以来价值的逆转加以固定化，变成新的教条信仰。

这种“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的经过裁剪的叙事中，那些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未必是主流文化期待的历史主体。在颠倒的价值判断下，历史蒙太奇赋予个体主义叙事合法性。在电影《芳华》中，小说作者与编剧严歌苓个人曾经的情感经历被包裹在冯小刚温情脉脉的小时代“旧青春”叙事之中，而新时期的对越反击战，成为同一战壕中战友因爹不同命运殊途的“新伤痕”。[9] 柳云龙执导、主演的电视剧《风筝》更是以谍战剧、职场剧、国共剧等多种影视文本杂交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解构，国共的角色在以信念与人性之名的叙事之中出现了大崩盘：而国民党军统特务则被描写成重情义、富有人性的群像。电影《无问西东》则更是将各种错乱时空之中的事情混合剪辑在一起。为了达到对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控诉，更是将沈阳某医学院扒坟的事件挪到了清华园，硬生生让清华来背负这笔“债务”。影片之中，以清华校史之名串联起来的后现代碎片叙事结构，替代了真实历史发展真相与历史的叙事。有研究者指出：《无问西东》说到底不是电影技术表达的问题、不是讲故事的技巧问题，而是讲述历史的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叙事（historia）的问题。只就影片自身的故事层面上去争辩它的好赖，就说不到点上。影片本身的问题是，对于它所要处理的那个时代缺乏最起码的感知，一任自己沉浸在神话里，“特别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故事段落，彻底暴露了影片创作者对历史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的对那个时代的诬蔑。”[10]

这种缺乏历史的“寻根”“反思”，以个体主义之名完成了对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掏空。尽管“新伤痕”文艺的叙事年代各不相同，其“寻根”的神话表述更多指向的是今日共和国之根。《风筝》之根则追溯到了革命战争时期；《芳华》在指向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同时更是指向了改革开放初期之“根”；《无问西东》寻的清华“新根”是民国的传统。这种“寻根”的神话表述，用一个人、一个机构的历史蒙太奇替代了整个大时代的叙事。

整个思想界，在八十年代尽管是真诚的，但是大家基本上还是认为外来和尚会念经，虚心学习先进国家，通过他者认识自己，因而才有了“河殇”叙事。在这种被戴锦华总结为“反认他乡为故乡”的过程中[11]，中国逐步在情感层面以自我憎恨的方式告别过去，在知识层面积极和世界接轨，快速将现代化逻辑内化。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文艺的群众性衰退，越来越出现江湖化态势，人民文艺衰退成为精英文艺与都市文艺。作家、文艺工作者在强调独立、自由创作过程中高扬个体主义价值，商业因素越来越渗透到整个文艺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再次完成了缙绅化，视野日趋局促，距离作为整体的现实、时代与人民越来越远，体验社会生活机制的缺乏使得文艺视野越来越局限在作者的个人意识之中。文艺越来越停留在作家、文艺工作者个人的意义表达层面，这种文艺与人民、真实生活世界的断裂恰恰是通过“伤痕文学”这种催泪与煽情的方式遮蔽的。在这种历史蒙太奇的裁剪之中，时代与历史对于主体的“孽债”被以伤痕的方式显现与表述。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完成了“纯文学”“纯电影”等转变的时候，文艺长期脱离人民、脱离社会实践，也就丧失了言说中国社会变迁中工人、农民生存的真实经历的可能。与此同时，顶替文艺功能的是更为蹩脚的叙事产品——黄色新闻[12]。

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领域市场化与商品化改革，使得八十年代以一种窄化、教条化的文化形态延续。时髦的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强化的是冷战终结前另一方的文化霸权。美国基于中产阶级读者偏好的通俗文学与好莱坞叙事，替代了新中国长期影响作家情感结构的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以及苏联的文艺形态。革命史中被贬低的王侯将相再次被抬升到政治家、民族英雄、先知等位置；而农民起义被贬化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曾经构成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与洋大人则成为现代化代表，最现代化的是十里洋场上海。历史书写完成了民国对共和国的“不战而胜”：该叙事中民国即便在动乱中也延续现代化的追求，唯独在共和国政治运动中中断了现代化，使得知识分子颠沛流离，倍受摧残。历史蒙太奇再次衔接上的是1978年现代化重启，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作为异质性的历史被剪掉或忽略全球化的向度，使得来自全球霸权中心的价值成为历史衡量的尺度。单向度的现代化逻辑，使得前三十年成为难以言说的历史，历史的蒙太奇变成了一种学术与文艺的事实。新伤痕文艺以后现代大杂烩与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形成一个个逻辑自洽的衍生文本，使得书写者以“纯文艺”之名成功绕过审查的环节。《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莫不是以家族史、生命史的方式来对大历史进行历史蒙太奇的处理，这也成了新伤痕文艺延续的微观个体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传统”。

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政治之中，曾经在革命文艺之中作为人民对立面的阶级被赋予的新意义：这些曾经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被视为逝去的精英、无辜受害者，在革命的逻辑被抽离被现代化逻辑替代后，再一次粉墨登场。他们的形象也在频频的翻案史学的支撑下变成依靠劳动致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先进阶级”。叙事在这里发生逆转，敌我关系模糊了。那些被打成“敌人”的人，或是早期革命队伍成员、积极分子，或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功臣，或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开明绅士。然而，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最后成为了个人悲剧命运的来源。“新伤痕”书写则将这种洗白的逻辑通过历史蒙太奇的方式“自然化”。

中国叙述的债务：“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二级标题）

在今天无论是“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均成为某种不得不正视的历史债务，是今天中国叙述不得不承担的。当下崛起的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何为现代中国的问题，以生成新的中国现代文明与中国叙述。

在经过了漫长的“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后，思想界与文艺界并没有做好中国叙述的准备。新伤痕文艺的创作者中不少原本是体制内培育的歌颂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有的甚至在行业中身居高位，结果居然创作出脱离现实、质疑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文学作品。

问题同样严峻的是媒体领域。新伤痕文艺在风行一时的过程中，媒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数。在历史终结之时，商业逻辑主导了今天的媒体：尽管不少媒体号称官媒、党的喉舌，然而到底有多少喉舌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则一直是大写的问号。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市场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今天，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债务本身已经结出了果实。如果说生于50年代的一些作家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扩大了伤痕叙事的范围，形成“新伤痕”叙事的话，那么“七五”后的李芳芳则以《无问西东》向老一代伤痕作家们致敬：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话语本身的繁衍性以及置之不理将会使得这套话语“道成肉身”，变成某种社会事实的叙述。而在今天这个传播渠道众多、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历史事实本身的社会性由于传播不足反倒不如那套漏洞百出的叙事话语。作为新一代“伤痕”书写的继承者，这位成长于改革年代的“七五”后比她的前辈更加国际化，也比这些前辈更具有“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典型性。李芳芳采访中坦言，她从小接受的是中美教育，“家里人希望我得到中西方最好的教育，对此他们竭尽所能。”[13]这种所谓中西方最好的教育以及经历导致她本身的政治无意识：在她的认知之中，中国更多是蜗居台湾的国民党在冷战期间形塑的“文化中国”概念。这种价值与理念，导致她真正想表达的清华，事实上是接过西南联大名士风流与精英主义衣钵的台湾新竹清华，[14]而非曾被人民革命改造过，拥有“人民的清华”传统的清华。

在表达技巧上，《无问西东》的导演娴熟地将老一辈的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她选择了能够体现买办性与精英主义的历史时段，做足了影像修辞。影片中，买办的清华被用今天想象的充满全球化色彩的民国范与民国精英替代了[15]；人民的清华则被妖魔化的“文革”时代群氓暴力替代了；她甚至移花接木将发生在沈阳某医学院的故事嫁接到清华大学，从而来表现大时代之中，处在暴力逻辑之下的可怕，以形象塑造的方式对历史的逻辑进行解构与替代。

在这种表达中，二十年代的清华风流名士、四十年代的精英子弟都以某种“去男性气质”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片中最有男性气质的是趾高气扬的美国教官，中国的学生、教授与飞行员相反是孱弱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在充满男性气质的西方殖民者面前，中国的形象就是一个“女性”，或空有颜值而无男性气质的精英。因此，沈母反对儿子投笔从戎之际说那番“你还没享受生活”，除了徒添几分悲情外，同时也传播了当下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念。这同样也不符合国民政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的精英价值表达。尽管有文章曾经批评她采用了国民党的文宣[16]，但须指出的是，她对国民党价值表达同样是“去历史的”：美国飞行员教官高大勇猛成为了价值评判的标准，而中国的飞行员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柔软的主体性”；在同日军作战之中，只见中国作为受难的客体与反抗的牺牲者，而不见人民斗争——这方才是真正的抗战主流；在表现中国飞行员的飞行与空战段落，则大量平移了日本走红电影《永远的零》之中对日本零式战机的表现手法与技巧。而真正代表中国脊梁的陈鹏奔赴沙漠研制原子弹的段落，却放在小时代小确幸三角恋之中——而这源于创作者缙绅化的处理方式：故事之中从梅贻琦到张震这个脉络下来，推崇的要么是被西方文化接纳的泰戈尔[17]，要么是西化的价值。“无问西东”事实上要遮蔽的恰恰是政治无意识层面的“一路向西”。这种 “一路向西”的价值表达，将“西”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然而，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实践经验正如汪晖所言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是真理”[18]——这也是影片中中国为何如此柔弱之所在。

在经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伤痕电影洗礼之后，作为情感结构上的伤痕文艺之子（女）以及价值上完全接纳了冷战另一边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长期以来文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加上电影工业属性，造就了这样一部“一路向西”的清华献礼片。这导致她越是真诚、越能煽情，离真正清华精神就越是南辕北辙，越是陷入某种单向度的现代性幻觉中不能自拔。

重建中国叙事，走出历史终结的迷雾

今天新时代文艺真正的纠结点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那时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19]如果说刚打开国门，国人还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那么今天中国全面复兴的新时代，则到了反思这个亚洲版“历史的终结”的时刻了。

在新时代，真正问题是中国历史并没有终结，但是却被伤痕文艺的叙述话语裹挟进了历史终结的困境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反被国内某些精英共享且唯一的“彼岸想象”即美国想象管起来的世界想象，帝国主义与殖民秩序以某种文明、发展主义的叙事形态重新归来。这正是八十年代“伤痕文艺”的遗产与历史债务。在九十年代以来，这种遗产延续着，扩大的新伤痕书写是在市场环境带来的主体多元化与表达多元化背景下完成文艺的重新政治化。原本多元化的目的是以多元化的实践加强党的领导，丰富文艺的形态。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叙述与宏大叙事在实践层面行之有效的引导，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原本过气的“伤痕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复活了过来：严歌苓多部作品拍成电影及电视剧，继续影响年轻一代观众的情感结构，同时也在向我们这个时代索讨历史的债务，在叙事之中向我们显示彼岸所携带的“自由民主”与优越感，以阴暗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历史中伤痕与荒谬之际[20]，国内的文艺界却不断用八十年代以来那套所谓“纯文学”的“人性”的话语遗产来为之辩解。

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实践正在冲破这种颓废式、教条化知识体系与叙事的牢笼。这个过程正如汪晖所言：“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我们很难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开放出来，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代世界中重建我们的价值取向。”[21]

“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使得我们从个体主义伤痕叙事框架中跳出来，正视作为整体的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重新叙述中国经验的时刻。中国叙述需要从这种伤痕叙述与债务式叙事中走出，重新打开唯西方本位的历史的终结屏蔽掉的历史可能性。[22]这也是寻找创造打开新时代中国叙述的关键所在，是一个重新发现真正中国脊梁的过程。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分析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和路径，有助于中央企业准确把握全球技术创新与发展大势，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的同时，带领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为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分析

技术创新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当前，跨国公司和国际领先研发机构越来越注重研发的质量，致力于追求技术创新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采用专利总量、专利授权成功率、影响力以及全球性四项指标来跟踪各机构的创新活动，于2020年2月19日发布了《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该报告指出，百强机构呈现出对高质量发明日益关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这些百强创新机构拥有大量的包含多个授权专利的“专利家族”，且这些专利后续获得了其他发明的高频引用，拥有更广阔的潜在市场和促进未来发展的潜力。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报告指出，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有90%对投资回报感到满意，而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仅有24%对投资回报感到满意。创新企业和机构技术创新战略的重大调整，既是提升创新价值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内在需求。

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

全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跨国公司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抢占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和优势。普华永道2018年11月发布的《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表明，2018财年[1]全球创新1000强的研发支出总额同比增长了11.4%，达到7820亿美元。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1000家上市公司，其研发支出总额占到全球研发总支出的40%，其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创历史新高，达到4.5%。科睿唯安在《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中指出，32家连续9次入围全球创新百强的机构，每年可以创造高达2.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它们在各个行业中均保持着领先地位。这32家机构平均已经存活了一个多世纪，它们正是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企业全面创新发展，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下屹立不倒。由此观之，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持续的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长期保持良好的业绩。

表1  2018财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2]

新数字化时代开启企业变革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旺盛，新一轮技术浪潮汹涌而至，企业已跨入“新数字化时代”。埃森哲《技术展望2019》报告指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深入地发展，新一轮变革的转折点近在眼前，数字化成为企业构建业务体系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成为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突围的破局点。埃森哲调研了包括411位中国企业领袖在内的全球6600多名业务和信息技术高层管理者，近五分之四（7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企业已经不再孤立地应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社交、移动、数据分析和云技术），而是将数字技术视作企业核心技术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数字化时代，领先企业已随时准备为个体消费者量身定制产品、服务乃至生活场景，满足其从生活到工作的各方面需求。例如，国泰航空旗下奖励计划“亚洲万里通”应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交易记录安全透明。中国平安陆金所推出了采用AI算法模型的智能化理财产品，基于用户的真实投资与决策行为，了解用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与偏好态度，为其推荐个性化的理财方案。这意味着，新数字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企业创新将着眼于发展数字技术，实时满足客户需求，并在恰当的时机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

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路径分析

技术获取型并购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产业、技术资源的并购整合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一些跨国公司为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利用强大的资金优势，直接并购技术创新企业，快速进入新兴产业并抢占市场份额。普华永道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为2644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下降18%，创过去十年来最大半年度降幅，但高科技行业并购交易量仍处于领先地位。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17年并购报告：科技并购的复兴》认为，通过科技并购，公司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急需的科学技术，实现多赢的局面。该报告分析2012年至2017年的并购交易数据后指出，每5起交易中就有一起与技术有直接的联系，这些交易的价值在整个市场交易价值中所占比例更大。自2012年以来，技术并购交易在每个产业领域所占份额都有明显提升。可以说，技术获取型的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

多元化创新成为拓展优势经营领域的主要路径

随着全球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全球企业的创新领域呈多元化趋势，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核心业务领域，很多跨国公司沿着多线条多渠道展开创新活动。科睿唯安的数据表明，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研发投入和技术专利申请十分多样化，其主要创新集中在半导体与电池技术、信息传导技术（无线电、电视和远程通信）、数据处理技术（包括云计算和电子商务）以及医疗设备和制剂等领域。同时，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在不断探索新兴领域，并形成多领域创新体系。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评选出的“最聪明的50家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司都拥有多项技术，形成多样化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多元化创新的形成和发展，既有企业寻求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在物联网、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背景下，一些传统产品功能已经无法满足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消费需要的因素，从而迫使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创新拓宽经营优势领域、不断培育企业新动能（详见表2）。

表2 部分创新企业“多元化创新”发展情况

“全球化布局+技术创新联盟”成为主流合作模式

创新资源加速在全球布局，世界开始进入以创新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与之相伴的是，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和各类创新要素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许多跨国企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科技协同创新，实现自主创新与技术外包的高效结合。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

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在分析了几十年来近千万份专利和科学出版记录后得出结论，近年来创新活动合作日趋紧密，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该报告指出，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越来越复杂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更多更专业的研究机构合作，而这有赖于国际合作。以5G产业为例，2019年中国联通宣布其与西班牙电信集团等8家国际运营商共同成立5G国际合作联盟，旨在与联盟各伙伴共同开发5G技术，推进5G发展速度，助力中国自主品牌5G终端走向全球。可见，各国领先企业在全球布局科技创新中心的同时，也着重打造“强强联合”的技术创新联盟，以国际化合作和创新合作为支点，迅速抢占技术制高点，提升企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股权激励是推进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对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持续加大，对技术人员的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并辅以相应的监督及评估体系，激发员工的创造才能，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从连续9次入围全球创新百强的32家机构来看，均采取了多种有效的薪酬激励组合计划来吸引、激励和留住员工，通过管理发展和薪酬委员会设立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单元计划、业绩股票单元计划、长期业绩奖励计划、递延薪酬计划等多种激励计划，实现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激励和推动了企业的科技创新。

“容错机制+科技创新保险”是科技创新的主要保障

科技创新是高风险活动，创新成功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竞争力，一旦失败将面临较大损失。2016年，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古维尔在论文中提出，新产品的创新失败率高达47%。《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0月援引的数据表明，企业95%的创新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为此，全球百强创新企业从内外两个层面建立容错机制，保障科技创新。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创造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如英特尔、通用、3M等；另一方面，采取引入外部机制分散风险的做法，如针对信息技术公司、医药生物公司及研发机构可能遭遇的创新失败风险，购买科技创新保险，寻求风险规避与损失兜底服务，让科技创新能够“一帆风顺”^[3]。

表3  部分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容错环境”建设情况

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逆全球化浪潮抬头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国家对我国调整进出口政策、我国境外合作项目开展和人员设备物资的通关入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海外市场和国际合作对接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变化的新形势下，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本要靠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中央企业作为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当肩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国家实施科技创新重大战略打好主动仗。

立足国家创新战略，加大创新资源优化整合力度

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与国际创新机构和企业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的差距，在自主创新方针指导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要，集中攻克“卡脖子”技术瓶颈；广泛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从过去的“各自为战”向“集团军作战”转变。一方面，要加快提高中央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整理力度，形成各类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势配置，实现“专业技术”+“跨界融合”=颠覆性创新，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围绕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明确中央企业在创新型国家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明确中央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规划和发展路径，将中央企业优势科技资源集中到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上来，充分发挥“国家队”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努力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需求链，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价值

此次疫情暴露出许多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短板，一旦供应链运转陷入困境，企业便难以开展正常生产经营。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时代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充分发挥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继续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联动，有效融合产业链、创新链、需求链，集中突破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有效带动各关键技术的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形成梯次联动的创新格局，构建全产业链乃至跨行业的创新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无可替代的重要参与者。

注重创新协同发展，开拓科技创新发展新路径

中央企业要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及路径，通过“多元化创新”“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集成创新”“技术联盟”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并调动创新资源。一是加大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的投入力度，有效集聚并利用全球领先的创新理念、技术和知识，逐步培育自身创新优势；二是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以及跨行业的协同创新，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开放式合作机制；三是加强各类“技术创新联盟”运营模式和机制研究，特别是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盟，要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大产业技术攻关及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主力、主导地位和作用，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把握新数字化时代的机遇，探索全新的数字化发展方式

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数字化能力高的企业受冲击小、动员能力强、恢复速度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互联网+”“智能化生产”，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正快速发展。中央企业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立足创新进一步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国产化替代步伐，有力助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理，让供应链形成一张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神经网络，以有效应对国际分工调整和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的态势。与此同时，“数字化竞争”已变成商业竞争的基础逻辑，中央企业要尽快优化自身的数字技术，转变管理及生产方式，提升管理决策和业务运作效率，在商业模式和运营效率上收获更多增长空间，推动数字业务化。

充分发挥员工创新能动性，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中央企业要借鉴国外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成功经验，建立和完善企业科技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使企业员工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利益主体、风险主体、研发主体甚至决策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内部创新活力，为企业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之源。同时，通过内外结合，选拔和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队伍，推动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建议持续跟踪分析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新趋势、新模式和新路径，让企业家们及时掌握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新动向，以更加开拓的国际视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更快更好发展。

探索建立中央企业“创新保险”，完善创新内外环境

当前，全球性科技企业建立了内外双重容错机制，内部的容错环境使得创新主体不会因面对潜在的超额损失而畏手畏脚，外部的科技保险及兜底机制又将创新失败的风险进行了转移。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在创新容错机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步伐。一是在内部环境上，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制定量化创新容错指标体系，限定容错项目个数、项目金额等，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允许中央企业和科技人员大胆试错，营造出包容失败的内部容错环境；二是加强科技创新金融平台建设，逐步构建多层级创新发展基金体系，支持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和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三是研究探索建立“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保险公司”，以市场化机制为中央企业提供创新失败的风险规避途径，有效分散和化解科技创新风险，最大限度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能动性；四是研究探索建立“中央企业技术创新集团公司”，整合全国优势创新资源，在战略前沿技术、重大基础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等领域进行重大突破，支持并参与中央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研发，努力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编辑  宋斌斌）

中医药（含各少数民族医药）积淀了泱泱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反复检验、持续完善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是中国对人类和世界特有的原创性生命科学体系的重大贡献。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所具有的特效作用。然而，要真正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还任重道远。

让中医药在国内振兴并积极稳妥地走向世界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曾为卫生部抑制、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而震怒，为此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副部长被免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我国中医药事业。2020年6月2日，他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1]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2019年10月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在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大会；次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后四版都有中医治疗方案。2020年4月2日，国务院决定对过去制定但已被上位法废止或被其他法律规定所取代的10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包括200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特点并振兴、发展中医药。上述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表示：与抗击“非典”相比，中医药介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疫情之初，相关管理部门和某些地方没有强调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作用。有的省份在总结前段抗疫阶段性工作时，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给了西医，而事实是这个省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医药都起到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张伯礼所担心的那样，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就又要遗忘中医药防疫抗疫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甚至直接间接否定全国奋斗在防治疫病一线广大中医药人员的重要贡献。

我国中医药事业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运用和持续发展，除了国际医药、金融、传媒集团有计划地联手，长时期、全方位对中医药原理方法进行污损，对中医药产业（尤其是“老字号”企业）和中成药经典品种进行多方围剿外，与国内一些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持有的偏见也有很大关系。

有人认为，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才能治病。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如下指示：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多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2]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一指示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0年4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明确表示：“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目前已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4月12日0时，在收治的1262例患者中，已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3] 治疗费用低也是清肺排毒汤参与临床救治的一大亮点，两个疗程费用在200元，而用西医方法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元左右。参与一线抗疫的仝小林院士介绍一组对比数据：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医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4]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医药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学的前现代医学。中医药在人类文明卫生健康史上是唯一能与西医药相并列的医药体系，且是远比西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知识宝藏与医疗宝库。

中医药从本源上、整体上防病治病、强身健体，能有效应对众多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危急重症和重大传染病，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西医则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西医发展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整体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正如钱学森所指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5] 邓铁涛国医大师则指出：“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超前了。”[6]

我们赞成如下观点：“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7] 这是因为，中医药绝不仅仅是法、术、器的范畴，而更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类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医药事业是关涉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医药不可替代的作用，纷纷要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对其援助。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的成功实践，在国内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走向世界，已经万事俱备。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大业必须要做之事，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面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毫无疑问，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应该相济相补，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从总体上说，这些年来，仍然是西医排斥中医，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严重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机制体制上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才有可能确保中医药在国内振兴、走向世界。

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尽快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并把目前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科技部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岗位职数编制的全数或大部（除职能衔接必须对接岗位外），划归拟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这样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使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既有统筹计划规划，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药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印度为了在国内和全世界推广瑜珈，专门成立了瑜珈部，这样做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中西医药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会在卫健委的具体工作中有所展现，但我们从来都是靠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而前进的，国家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框架下展现出新的风姿。

各省市县都应落实中西医并重这一根本方针。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投入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上都应有明确规定，并把能否发展中医药作为考核其绩效的一个指标。建议各级卫健委尤其是中医药管理部门的专家组，选择坚持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领导和相关医学及预防专家担任主管职务。

在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要采用包括法规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多种方法，明确调整中西医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解决中西医药在职称评定、服务收费、科研成果认定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遵循中医药基本规律的原则下，应立足于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并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发掘、整理、研究、继承、开发中医药这一瑰丽宝库。

要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认知中医，继承好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另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类医学新的创造与发展。在整合中西医的基础上，创造出毛泽东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新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中医药主要是发掘、整理、继承、提高的问题，中医药与西医药应该并重、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反对一部分医务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把中西医相结合，也不能主张所有医务工作者均能做到中西医兼通。我们认为：国家现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指在坚持党的十九大重申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医药业界“遵循中医药基本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西医药各自发挥特色优势，实现两种医药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同时，我们提倡有的医务工作者探讨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路子，决不是主张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律要变成中西医药“两个半瓶子水组合”的新医学工作者。

为中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废止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医药的高等院校、研究所、药厂，设立了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其中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实行医保后，由于医院被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运营管理，加上定价机制不合理，一些中医院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2006年，中国拥有的中医医疗机构为3009家，比2002年减少了792家。

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少数民族医生不能合法行医，中医人员不增反降，1990年底中医人员共54.3万人，到2013年底降至52.3万人，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全国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的13.7%。从最近中医药进入新冠病毒防控工作遇到的阻力可以看出，中医药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国家制定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这一学历要求人为中断了延续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照搬西药标准对中药进行鉴定审批，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药理和疗效，甚至使真正能够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行医用药的合格的中医师，变成了非法行医者和销售“假药”的罪犯。

由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分拆、修订、组合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西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药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中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管理法》。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中药师职称、设置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对中药生产、供销实行管理时，尤其要注重解决民间中医准入和传统中药开发问题，同时解决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刮痧、蜂疗、食疗等多种非药物治疗手段濒临失传和边缘化问题。要培养扶持一支合格的强大的中医师和中药师队伍，经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在相应行政区划地域内合法行医用药资格的人员，可以备案开设中医个体诊所或合作开设中医联合门诊部。恢复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允许并鼓励民间中医带徒弟，恢复师带徒制度。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及其他理疗师可以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带徒。

依法建立有别于西医药的中医药评价审批体系。在制订评价标准时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标准审评中药，而非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国家药监部门制定《中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指导意见》，应有相应中医专家参与。需要指出的是，《指导意见》中一些条文还是照搬了西药化药评价体系标准，比如在提到必要的证据和数据时，所举例子均以动物药效学试验为标准，为此我们询问了几位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家，他们认为“凡中医药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证据及数据，均不应当以动物药效学数据作为主要甚至惟一判定依据。首先，应以临床使用数据为主要或首要的判定依据；其次，中医药历史文献也应当作可以被采信的证据，然后结合动物药效学试验数据。”又如，征求意见稿“涉及毒性中药材的发明”部分，中医药专家们认为也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要鼓励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藉、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切实改变当前部分业界人士仅从西医西药的科学理念、理论及方法来理解和改造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错误做法。应把中医机构的院内制剂当作自主研发的中药原始创新初级产品对待，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应把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当作宝贵的创新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优先考虑合理安排持有人合法行医用药资格，促进民间宝贵资源服务更广大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开发传统中药，鼓励中医在医疗实践中研发中药，尤其注重收集整理鉴定民间良方良药，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造福国人，惠及世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医药卫生体系和国家安全（防疫）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同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医院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西医药医院。根据现行《执业医师法》“按照注册类别”执业的规定，仅持有西医师执业资格者不应开中药方剂和中成药，同时可鼓励纯西医医院设中医科室。二是纯正的中医医院。中医医院不设西医科室，可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医院混用西医西药和输液等疗法，切实改变现在部分中医只会“借西医技术诊断、开中药处方甚至中药西药混合处方治疗”这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三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医师必须同时持有中医和西医执业资格方可跨类别行医用药，否则只能按照本人所持有的执业资格类别行医用药，不得跨类别行医用药，让病人亦即市场来选择医院。

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在“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鼓励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交流，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特的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生命科学学及其战略产业，为人类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大贡献。

把中药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实行专管专营制度

现在，国内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样迟早会毁掉整个中医药材种养殖业。另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就地粗加工后的原料药，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超过1亿美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让中药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要从中药产业链第一环入手。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确保中药的国宝技艺和国宝药品不改本色、不失传续。秉承“先饮片、后成药；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的方针，开展中药大数据分析、预测、调配等工作，保证国内外供需安全和结构平衡。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的比例红线；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国家和企业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人民健康保持一致。

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经过几十年不断驯化和繁育，上述动物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国家应对药用动物养殖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并制定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配套政策，统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濒危珍稀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允许有专业实力和技能的驯养单位购养犀牛、麝、穿山甲等种源进行科学研究和繁殖；恢复犀角尤其是人工按年反复限量磨取的犀角粉在救治危急重症的经典特效中药品种里的定向利用，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科学繁育的技术扶持，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繁育研究所，对如犀牛、林麝、梅花鹿、穿山甲、海马等动物进行系统的养殖繁育研究，动用国家科研力量解决这些动物的繁育问题。当前，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梅花鹿、犀牛和黑熊已经成为家畜，未来穿山甲、赛加羚羊等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科研和养殖投入，也会成为与猪马牛羊类似的规模化饲养家畜，和人类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药教育和科研体系

现在的中医药教学存在许多问题。中医药学院普遍存在学生看不懂古医书，并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盲目照搬西医药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以及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基本诊治方法。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传统型中医老师不能管理住院病房，仅在门诊看病。住院部病人的治疗实质上是以西医药为主流，中医药仅是摆设，这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的理解明显偏离正确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不会用药。

应严格遵循传统中医药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改革课程体系，纠正中医药教育西化的倾向，培养大量具备传统中医药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中医药人才。按照“调课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的中医人才培养经验，设立纯正中医临床专业、删减无关专业，增加对汉语、古汉语、中医药经典和跟师临床等课程。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改革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招生办法，中医药教学中，应把中医药基本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课以《易经》《难经》《针灸大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濒湖脉学》为主。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效果要求。医药一线的中医师在评定专业职称和提升管理职务时，务必特别强调和考核临床实践水平。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增加和硬化师承教育的要求和比重，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科研要以“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为目的，用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医药基本原理方法作为科研基本方法，做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不是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和原理方法来破解、改造中医中药，实质变成用西医西药研究中医。科研成果评价和科技职称评定要坚决用中医中药原理方法为标准，而不是西医西药的原理方法为标准。

现在的中医药院校必须开设西医药基础课程，而西医药院校却不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对中西医教育应一视同仁，西医药院校亦必须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只有从教育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利于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

对中药方剂和中药加工炮制技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制度

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为提升业绩，把自主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提交外商、寻求国际合作。另外，许多外商正加紧搜集研究分析我国民间大量散落在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的中药秘方、偏方，甚至在我国抢先申报中药专利。

2015年11月16日，新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规定：“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技术或者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需要确定为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向批准准入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请定密。”对于中药企业拥有的保密产品，不再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审批，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定密和延续保密的审批部门。《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级的保密品种、国宝级的精品良药，很多优秀的中医药产品制作工艺、核心技术及处方极具保护价值，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

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由于中药保密品种未能按时申请保密延期，一些中医药上市企业屡遭投资者的质疑，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建议政府从依法维护企业乃至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履行职能，尽快解决中药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问题；对于国宝中药的保密产品、非遗产品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列入国家医保、优质优价、在等级医院无需药事会议直接入院药房等，更好地保护国宝中药保密品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的传承和发展。

坚定不移地把中医药推向世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世界抗疫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形势异常严峻。经抗疫战斗淬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备受各国关注，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提供支援。在中国的抗疫方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无疑是核心内容，也是该方案之中国特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总结、发扬和全球推广。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未有特效西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历史上对付瘟疫的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成为最好的特效药，参与了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并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主力军。此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历史契机。特别是在加强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必将推动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医药标准等诸多方面的阻碍。我们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交流播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良好体验价值、健康价值，在所在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假以时日，必将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文化中国形象。

（编辑  季节）